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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鬼吹灯看网络小说对当代文学思潮的影响(一)
”网络小说对当代文学的影响“演讲稿 (精选)
网络小说对当代文学的影响
文学与计算机网络的结合，首先是改变了文学的流播渠道和生存方式，实现了文学的载体革命，将其由传统的纸介质媒体转变为现在的电子媒体。当网络文学还不能以质量赢得信任，以成绩得到尊重的时候，对它的价值和前景产生疑问不是没有道理的。
很多人将“网络小说”和“文学”以对立面的形式放在一起，其实这一观点是非常片面的。网络对文学有多层面的积极影响。
第一，创作主体的平民化。传统文学的作者一般都具有良好的文学素养和较高的写作水平，其中有不少是职业作家，具有丰富的社会阅历和写作经验。回顾近当代的著名作家，我们不难发现，传统文学的门槛太高，发表太难。文学创作成了一部分人的专利。那些作品对于一般人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即的。这打击了不少文学爱好者的创作热情。而网络小说的兴起，为现在的文学爱好者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创作平台，甚至有可能是走向成名的道路。比较成功的例子有《盗墓笔记》、《甄嬛传》、《鬼吹灯》等。只要你愿意在电脑上敲击键盘，你就可以发表属于自己的作品。网络写作的这种自由是前所未有的，它是真正走向民间的，面向大众的。
第二，创作过程的灵活性。相比传统的纸质文学，网络小说的创作过程就更灵活一些。网络提供了较好的创作与互动的平台，作者可以从读者的评论及时了解他们的感受，回应评论。而且作者还可以边创作边发表，适时根据读者的意见来调整写作的内容、风格，甚至修改前文。
然而，网络小说独有的开放性也带来许多问题。
首先，因为网络文学没有门槛、没有障碍的优点，越来越多的网民们参与到了创作队伍中。但是，网络创作者们大多未受过语言方面的专业训练，是一群地道的大众网民，其写作水平保持着真实的原生状态。与其说他们是“作家”，不如说是“网络写手”，这也就导致了网络小说质量的良莠不齐，大部分作品内容肤浅，缺乏文学作品应有的深度，只适合消遣用。这些作品不够隽永，像方便面，可以吃却没有营养。【从鬼吹灯看网络小说对当代文学思潮的影响】
而且，一些网络写手们写作纯粹是为了名利，为了吸引眼球，于是开始效仿一些热门的网络小说。本该是极具多样性的网络文学题材变得千篇一律。打开一个小说网站，看到的关键词总是那么几个。这些作品内容上苍白无力，艺术形式单调而且重复，真正独特的个性色彩并不多。
网络文学开放性、即时性、互动性的特点，多少为传统文学带来了一些新气象。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了创作队伍中来，为文学发展注入了新血液，提供了新视角。我们不能因为网络文学刚起步时的幼稚而打击它，也不能过于夸大它的某些优点。也许微笑的对待才是最好的鼓励，因为即便是自由，也要有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才能让其健康地发展下去。只有这样，网络文学这多奇葩才可以茁壮成长，才能让文学走向多元化，让网络成为文学的载体之一。
从鬼吹灯看网络小说对当代文学思潮的影响(二)
”网络小说对当代文学的影响“演讲稿
网络小说对当代文学的影响
文学与计算机网络的结合，首先是改变了文学的流播渠道和生存方式，实现了文学的载体革命，将其由传统的纸介质媒体转变为现在的电子媒体。当网络文学还不能以质量赢得信任，以成绩得到尊重的时候，对它的价值和前景产生疑问不是没有道理的。
很多人将“网络小说”和“文学”以对立面的形式放在一起，其实这一观点是非常片面的。网络对文学有多层面的积极影响。
第一，创作主体的平民化。传统文学的作者一般都具有良好的文学素养和较高的写作水平，其中有不少是职业作家，具有丰富的社会阅历和写作经验。回顾近当代的著名作家，我们不难发现，传统文学的门槛太高，发表太难。文学创作成了一部分人的专利。那些作品对于一般人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即的。这打击了不少文学爱好者的创作热情。而网络小说的兴起，为现在的文学爱好者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创作平台，甚至有可能是走向成名的道路。比较成功的例子有《盗墓笔记》、《甄嬛传》、《鬼吹灯》等。只要你愿意在电脑上敲击键盘，你就可以发表属于自己的作品。网络写作的这种自由是前所未有的，它是真正走向民间的，面向大众的。
第二，创作过程的灵活性。相比传统的纸质文学，网络小说的创作过程就更灵活一些。网络提供了较好的创作与互动的平台，作者可以从读者的评论及时了解他们的感受，回应评论。而且作者还可以边创作边发表，适时根据读者的意见来调整写作的内容、风格，甚至修改前文。
然而，网络小说独有的开放性也带来许多问题。
首先，因为网络文学没有门槛、没有障碍的优点，越来越多的网民们参与到了创作队伍中。但是，网络创作者们大多未受过语言方面的专业训练，是一群地道的大众网民，其写作水平保持着真实的原生状态。与其说他们是“作家”，不如说是“网络写手”，这也就导致了网络小说质量的良莠不齐，大部分作品内容肤浅，缺乏文学作品应有的深度，只适合消遣用。这些作品不够隽永，像方便面，可以吃却没有营养。
而且，一些网络写手们写作纯粹是为了名利，为了吸引眼球，于是开始效仿一些热门的网络小说。本该是极具多样性的网络文学题材变得千篇一律。打开一个小说网站，看到的关键词总是那么几个。这些作品内容上苍白无力，艺术形式单调而且重复，真正独特的个性色彩并不多。
网络文学开放性、即时性、互动性的特点，多少为传统文学带来了一些新气象。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了创作队伍中来，为文学发展注入了新血液，提供了新视角。我们不能因为网络文学刚起步时的幼稚而打击它，也不能过于夸大它的某些优点。也许微笑的对待才是最好的鼓励，因为即便是自由，也要有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才能让其健康地发展下去。只有这样，网络文学这多奇葩才可以茁壮成长，才能让文学走向多元化，让网络成为文学的载体之一。
从鬼吹灯看网络小说对当代文学思潮的影响(三)
网络文化对当代文学的影响
网络文化对当代文学的影响
李 敏【从鬼吹灯看网络小说对当代文学思潮的影响】
摘要：方兴未艾的新媒介让自由表达心声并被迅速传播分享成为可能，不断发展的网络文化以其鲜明的时代特征影响着人们的一言一行，其在不断丰富我们的文化生活的同时，也对我们的传统文化和当代文学造成一定冲击。本文将深入分析这种现象及其影响。 关键词：网络文化 新媒介 当代文学 影响【从鬼吹灯看网络小说对当代文学思潮的影响】
为了解网络文化，先了解什么文化。文化是以人类物质创造为基础的一类精神创造，这类创造用技术的和美学的理念表达，以物质的时空存在方式存在。文化的发展受到人类社会物质发展的影响，同时超越现实的物质存在方式。
所谓网络文化，是新兴技术与文化的综合体，是指网络上的具有网络社会特征的文化活动及文化产品，是以网络物质的创造发展为基础的网络精神创造。网络文化拓展了文化的存在领域,不仅在形式上,也在内容和实质上推动了文化自身的发展。
网络文化与传统文化比较有其明显特征——“网络的衍生性决定了网络文化必须具有很强的继承性特征；网络文化的人际传播性决定了网络文化的非中心性特征；网络文化的集群性决定了网络文化的多变性特征；网络文化的信息化决定了网络文化的即时性特征；网络文化的民俗性决定网络文化的反理性特征”。
互联网是巨大的虚拟空间，且具有巨大的吸引力，人们在其中毫
无顾忌的大胆发表自己的意见，并互相交流、互相帮助、获得尊重和友情，自我价值得以实现，而在现实生活中是很难有此机会的，因此
可以说网络文化是补偿性文化，它具有“补偿性”的特征。
网络文化有着群体极化效应，人们普遍有着从众倾向，并希望自己表现地更加突出，于不知不觉中把原有的观点推向极端化。也可以说网络文化是极端性文化
网络还具有实时性、互动性和开放性，使得在极短时间内、数量巨大的人群卷入讨论之中。
网络对中国当代社会的全面进入已是不争的事实，网络甚至成为一个时间段文学（比如80后文学）重要的特征。按照媒介理论权威马歇尔·麦克卢汉“媒介即信息”的理论来看，媒介不再仅仅是媒介，它决定了人类社会及人的思想、行为等等。
谁也无法预测，如今的网络将给整个社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和震惊，频频出现的网络事件让我们应接不暇。这其中，木子美事件是强力冲击波之一。这个网名为木子美的南方女子，在一夜之间让天下人看到了她的无所畏惧和胆大妄为，她敢于暴露隐私的举动，让一向含蓄的中国人瞠目结舌！木子美借助于网络这个传播方式最大限度地表现了自己，也让人们对网络传播有了更深的认识甚至惊惧。网络传播的特殊性，造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度。木子美事件的意义恐怕还不仅是用道德的标准去评判她的性爱日记，而是她发表作品传播个人信息的方式，她借助网络这种新媒体达成了在传统传播中所不能达成的目的。木子美的文字无疑会对当代文学创作产生影响，使更多的人
敢于突破禁区，表现自己的个性，对于生在网络时代的年轻写手也许影响更大，因为他们年轻不羁的情感更希望用一种放肆的文字得到释放。
“芙蓉姐姐”是又一个以暴露个人隐私引起网络冲击波的人物。不同于木子美的文字作品，“芙蓉姐姐”的作品是展示其“S”形身材的照片。照片并无多少美感可言，但敢于暴露及超乎寻常的自恋使这些照片带上了某种娱乐性质。网络这一新的传播方式恰好具有将大众传媒娱乐化特性放大的趋势，网络作品不是更多地在乎审美而是更多地在乎娱乐。因此，“芙蓉姐姐”那些可以娱乐大众的照片自然就受到网民的追捧。这一现象也表明，网络时代，哪怕一些作品看上去水平不高，内涵不深，甚至就像是个笑话，但它够胆量，够自信，能娱乐，在网络中就会受到注目。这种娱乐态度同样表现在网络写作中，使人们对写作的敬畏感大大消解。“馒头事件”成为网络作品再次造成强力冲击的又一典型。一个在网上司空见惯的搞笑行为，由于事件双方对“恶搞”的认识差距而迅速升级为法律事件,《无极》的故作高深其实不知所云成了胡戈“恶搞”的最大突破口。
中国传统讲求“文以载道”，文章乃千古大事，文人安身立命之所在，立德、立身、立言之维系。又一向认定为意识形态的一部分，虽有性情消遣娱乐一支，但总非主流，主流就是“道”。除了那些名人博客，他们背后有商业目的之外，绝大多数的网络写手最初上网写作的动机都是比较单纯的，抒发情感、倾吐心声、缓解压力、寻找知音等等，这都是他们上网的动力。
由于网络传播会迅速地在网上形成类似“文学沙龙”的社会群落，如在前文中提到的因韩剧《加油，金顺！》在中央电视台热播而在百度贴吧形成的“花痴楼”，文学的神圣光环迅速被平民化的真实取而代之。
随着以网络媒体、手机媒体和数字电视为代表的新媒介的不断发展，中国当代平民作家特别是自由作家也不断涌现，其所具有的独立思想，通常在作品中以令人恐怖的真实表现出思想的光芒。在批判现实主义基础上开创了一整套独立特行的现代美学与完整的思想价值体系，为中国当代坚持探究思想之源的文学巨匠的群体，同时也是具有非凡忍耐力和巨大牺牲精神的真正的作家群体，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新媒介的开放性为作家的创作和文学生产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网络媒体的普及运用，引起世界传播方式的革命。它打破了时空的界限，以其直接性、平等性、开放性、及时性为各民族作家的相互学习、相互交流与对话提供了现代化的最佳平台。在这种环境里，作家的话语权逐渐被网络消解，创作不再是少数文学精英垄断的市场，文学回归民间。在网络世界里逐步演绎成声势浩大的大众文化运动．文学活动从创作到批评全方位地贴近大众。盛英认为“到了网络传播时代，网络技术很大程度上消解了文学传播在台前幕后的绝对权威。使文学传播成了一种物质层面的作者和读者之问的交流与沟通的渠道。传播者很难因为自己的经济利益和政治要求而对文学活动进行过滤，文学传播的内部由传播媒介的根本变化最终使传播者进行了自
我解构．文学活动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网络媒介和影视媒介的普及使得人们的思想很快得以表达，喜怒哀乐都可以任意表达，作为文学替代品的影视文化也可以满足社会各阶层人们的精神需要。
不可否认，网络文化产生了许多优秀的当代文学作品，如近期火遍中国的脑瘫诗人余秀华的发表了《穿过大半个中国区睡你》迅速在网上蹿红，她的作品质朴、感情浓烈，其对爱情和生命的独特诠释引得万千网友转载热评，后来受到《诗刊》杂志的关注并接受央视采访，其本人和作品被更多的人关注，作品迅速被两家出版社结集出版成了《摇摇晃晃的人间》以及《月光落在左手上》。但在这浩如烟海的网络文学作品中，更多地充斥了纯娱乐性、媚俗、无聊，甚至低俗、烂俗的文学作品。文学生产的商业化越发明显。在文学生产过程中，当一部能满足读者各种需求的作品生产出来，便广受欢迎。可观的利润使出版社、发行商、书店、网站等文化工业部门大批量的生产发行这部作品和类似的作品。而丰厚稿酬的吸引让许多写作者泯灭了良心和廉耻，抛弃文学的“人文精神”，去争先效仿，甚至有意创作一些低俗、烂俗、无聊的作品以满足一些消费者的需求。于是文学市场看上去一片繁荣景象，数量和种类繁多的作品，大量的读者、生产者，包括文化工业企业和作者获得丰厚的回报。这繁荣景象的实质却是大量媚俗，甚至低俗、无聊，模式化、类型化、批量化的文学作品占据着文学市场，使人的个性、创造力、想象力、批判热情、现实精神变的萎靡，甚至消失殆尽。它进一步扩大和放纵了消费者想要获得感性愉悦、感官刺激、消遣娱乐的欲望。而这欲望的进一步扩大和放纵的后
从鬼吹灯看网络小说对当代文学思潮的影响(四)
浅谈后现代主义对德国当代文学的影响
摘要 德国文学界关于后现代的讨论始于费德勒“为后现代辩护”的发言，而最终逐渐获得德国文学界的普遍认可的是韦尔施阐述的多元性。后现代主义在德国文学中接受着质疑，也凭借自己的方式留下了痕迹。本文以后现代主义的内涵、特点及德国当代文学的发展、特点为脉络，充分讨论了后现代主义对德国当代文学的影响。 关键词：德国当代文学 后现代主义 多元性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德国文学思想走向现代的重要历史时期为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这一历史时期，随着德国古典哲学、美学向后现代主义哲学、美学的转型，德国文学迅速走向现代。及至20世纪60-70年代，费德勒“为后现代辩护”的即时发言引发德国文学界关于后现代主义的批判与吸收。从后现代主义进入德国文学界至今几十年里的发展里，德国文学中的后现代主义，一直承受着怀疑的眼光，但一批批优秀作家的作品，又证明着后现代主义在德国的存在与发展。最终，获得德国文学界普遍认可的是韦尔施阐述的多元性后现代观念。德国文学思想中后现代主义的特点主要在于民族意识性、象征符号性、非理性化，与现代主义文学有着本质不同的后现代主义文学日益影响着当今的德国文学世界。
一 后现代主义思潮及其特点
1 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
后现代主义是20世纪40-50年代发轫，80年代盛行的一种文化思潮，到了90年代，后现代主义开始与媒体结合，渗透到美学、文艺、哲学等众多领域，也渗入到绘画、小说、戏剧、音乐、诗歌、电影、电视等日常生活之中。
在后现代主义者的理解中，“现代”，从历史上界定，是指文艺复兴开始，从启蒙运动到上世纪50年代，整个人类社会进行大范围城市化、商业化和理性化的过程。现代化充满了发明创造，它体现了理性的精神，它坚信科学的不断进步、道德的不断提升、人类历史的不断发展最终走向解放。但是，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现代化，人类对旧社会生活方式却充满了怀念，因为现代社会道德的败坏、人类的异化、生态平衡的破坏……让我们对现代工业社会进行反思。后现代主义就是在现代主义内部的反叛中发展起来的，它对现代主义及其价值取向等方面进行了激烈的反叛和解构，对打开西方社会发展及进步之窗的启蒙思想和成果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批判与质疑。
2 后现代主义思潮的特点
后现代主义是对现代主义在反思基础上的继承，从而超越现代主义甚至可以说反叛了现代主义。现代主义理性至上，坚信科学，而后现代主义在以下方面有着截然不同的特色。
（1）推崇非理性
后现代主义认为，目前人类面临的困境究其原因，便是持续的理性泛滥。因此，后现代主义推崇非理性主义，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真理的非理性解释，后现代主义者认为真理不是先天存在的确定形式，而是我们的信念，帕斯卡尔说“真理为真，不是真理本身，而是我们认为其为真”，把真理置于非理性世界；二是反对以理论为中心，它认为理论、理性会与它所推崇情感、直觉、创造力、想象力等非理性因素相悖。
（2）不确定性特征
后现代主义者们反对普遍和同一性，推崇差异与多元化、不确定性，强调个人的感受。其一，后现代者们关注独一无二、举世无双的事物，而不关注一般性或重复出现的规律；其二，后现代者提出了在思考方式和方法论上的多元化观点，主张打破权威，毫无拘束地以自我的方式进行思索；其三，反对主体的观念，推崇不确定性的主体。
（3）反对基本主义
基础主义，指人类总是努力地为自己的认识和行为寻找一种确定的绝对基础，由美国哲学家罗蒂最先提出。罗蒂认为，传统和现代西方哲学都透露着这种基础主义。他们都努力为我们的世界寻找到一个确定的基础，以之作为人类行为准则。而后现代主义者反对这种基础的存在，因为这样会导致“权威话语”占领垄断地位，导致用“一”取代、统摄“多”。譬如，现代社会常利用真理的名义讲话，认为真理对其他话语有着绝对的优先地位，将真理置于知识金字塔的最高点，而后现代主义的观点是给予真理优先就是霸权主义，阻碍了人们自我的观念。因此，后现代主义者推崇消解基本主义。
二 后现代主义在德国的争论、吸收
后现代主义对德国文学发展具有明显的影响力，它成为影响德国文学家的意识和角度的一种尺度。
1 后现代主义最初在德的争论
在德国文学史上，专家们认为将后现代主义引入德国文学界之人是美国的小说家莱斯利・阿・费德勒。1968年6月，费德勒在弗莱堡大学文学研讨会上所作的“为后现代主义辩护”的即席发言指出艾略特等现代经典作家的时代已经过去，新生代作家的时代正在到来。费德勒同时将其发言整理成文在《新文学的时代》上发表，文章认为，“现代派”的艺术小说已经被时代淘汰，现代派也已经走向衰落，后现代主义文学已经存在，文学未来的发展在于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混合。该文章发表后在德国文学界引发激烈争论，而当时激起的最初反应就是后现代主义这一新的文学形态，正在与亚文化一起，借由大众文化的名义对精英文化发出挑战。
起初，后现代主义概念在德国普遍受到抵触，费德勒后现代主义在德国受到否定。因为二战后，德国思想、文学界普遍认为后现代主义是新保守主义的代表。而当时，批判传统理论占主流地位，批判传统理论与后现代主义同样是对启蒙大加批判。所以，后现代主义被认为是法西斯压制文学传统的运动，二战时期身居异国的德国文学家、艺术家的作品被认为是反法西斯的。这也就不难理解当后现代主义从美国向欧洲扩散时，德国文学家不承认后现代主义在德国了。
2 后现代主义在德的吸收
德国文学经历过政治化后，却在70-80年代没有转向通俗文学，而是选择了内心世界，真实地描写自我以及个人的痛苦。布林克曼等新生代作家们倾向于在通俗文化中追求精神解脱。他们拒绝现代主义，并通过翻译作品、编文集等方式将后现代主义带入德语文学界。 但是，在米兰・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和艾柯的《玫瑰之名》等小说取得巨大成功并被迅速席卷德国文学界之后，后现代才开始在德国文学中真正建立起声誉，与此同时，德国文学产生了如长篇小说《香水》和《年轻人》等有后现代主义特色的最初文学成果。
三 后现代主义对德国当代文学的影响
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和推动了德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它对德国当代文学发展新的思维模式和叙事话语具体的影响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促使文学的多样性
韦尔施所阐述的后现代，深受利奥塔关于“元话语”消解和“两套宏大叙事”失效观念的影响，是最接近德国的后现代概念。在德国，后现代主义的文学家们推崇意义与行动模式等方面的多元性，放弃传统文学中对整体、统一、中心和意义的追求。
从引起了批评界和读者们关注的汉德克、博托・施特劳斯和聚斯金德可以看到后现代中多元化特征留下的痕迹。前者在《骂观众》（1966年）和《卡斯帕尔》（1968年）中以“四・七社”所代表的审美意识和写作状态为对象，淋漓尽致地表达了他对语言和游戏语言的编码方式激烈批判的态度。《短简于长别》以第一人称叙事者叙述的旅行经历，戏仿了歌德和凯勒，表现了主体和外在世界间的失谐，开创并发展了教育小说的诸多因素，一直被看做汉德克早期语言意识和形式实验的终结作品，是他“在经过解构传统叙事模式和语言形式阶段之后再一次转向重建”。而后者深受福科等人的影响，也与阿多诺精神渊源甚深，比如：1975年《威胁的理论》，切断小说本文的客观指涉，被视为后现代小说的典型，然而，1984年的长篇小说《年轻人》更具备成为后现代德语文学作品范例的资格，小说以莱昂・普拉赫特走向幻灭的艺术发展道路为叙事脉络，将浪漫主义想象和多样性的后现代观融为一体。
2 重视个体生命体验
后现代主义主张生活本身即艺术，改变了德国写作硬化成结的局面，它无节制地表现了马尔库塞所称的爱欲潜能及感官享乐情绪。正如桑塔格所说：“我们的生活需要一种艺术欲望，而不是对艺术进行阐述的学问。”在她看来，“逃避解释”是后现代主义的基本特征，这不同于现代艺术总指涉的隐于字词背后的意义，所以必须得到解释与理解。换而言之，后现代主义是生命的体验本身，而不具体指涉什么，因为解释会把人引导至抽象的智性层面或既定的文化语义，这与生命本体体验不相符。
在这种熏陶下，重生命、重体验、反理性、反形而上学、反文化影响了德国文学界的一批人。昂茨教授首先指出，文学的后现代化在80年代“以明显相异性，对虚构、审美距离、形式意识、美和游戏性的再度重视而取代了新主体性文学”。而奥尔特海尔对“后现代文学特征和流变过程的探讨”将德国文学的“后现代”提前至70年代后期，在他看来，当时德国文学受到“外国文学的后现代刺激”越来越大，艾柯、博尔赫斯和昆德拉等作家“彻底告别现代主义”便是佐证。此时的德国文学正在“向着一种无度的画面性、向异所产生的吸引力、向熟悉之物的文学性殖民化形式敞开”，人们“重拾起想象、魔幻，以及由运用种种熟悉的风格手段而形成的戏仿性突变，和场景的反讽性破坏（技法）”。
如必须谈及具体的作品，可以用《埃德蒙特：渴念的故事》为例子，它讲述了一对偶然相识的男女感官体验上相互享用、精神上也彼此扶持，但始终坚持独特的个性的故事，小说深刻地揭示了他者不可抵达的主题。
3 消除中心，反叛传统
后现代主义是完全不同于传统观念的一种思维方式，它批判僵化的个性和既定的等级制度，对板滞的等级秩序提出质疑。德国的后现代主义者们表现出一种叛逆性和价值选择性，这种选择指涉出一种存在状态的多元性和艺术审美的宽泛性。批判性正是后现代主义的可贵之处，后现代主义对以往的一切以及不同于自己的一切无情地进行了批判和解构。
后现代主义将德国文学界引向了“以消解中心性、秩序、权威独尊性为出发点”。如法国哲学家利奥德所理解：“后现代是一种精神，一套价值模式。消解、去中心、非同一性、多元论、解一元话语、解一无叙事；不满现状，不屈服于权威和专制，不对既定制度发出赞叹，不对已有成规加以沿袭，不事逢迎，专事反叛；睥睨一切，蔑视限制，是它的表现方式。”他们否认世界是一个相互依赖的整体，否认事物具有同一性，认为世界是碎片的组合，事物的联系是偶然的，事物的意义是不确定的，因此文本是没有同一性的，其意义也是不确定的。对此，巴尔特也曾有一个形象的描述，他形象地描述说文学作品象一个葱头，从表面上看来它是统一的，其实它由许多层构成，里边到头来并没有心，没有内核，没有不能再简约的本原，这正是后现代主义的本原所在。
四 结语
德国文学中通俗主义的界定影响着德国后现代文学明确的定义与解释，甚至有时候格奥尔格・克莱的《利比第斯城》也被划为通俗文学。但尽管通俗文学与后现代文学紧密相连，后现代主义还是在德国文学中走出了属于自己的路径、范畴。它孕育了一批重要的作家和成熟的文学作品。另一方面，虽然有部分人从德国文学的角度质疑后现代主义文学在德国文学写作中的存在，但显而易见的是，后现代主义虽没有替代现代主义成为德国文学的主流，其队伍却在不断庞大中。
参考文献：
[1] 魏善浩：《西方现当代文化“荒原”上长出的“恶之花”――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学评析》，《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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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周飒：《浅谈后现代主义与德国当代流行文学》，《吉林华桥外国语学院学报》，2008年第6期。
[4] 王歌：《德国后现代主义作家博托・斯特劳斯》，《外国文学》，2001年第3期。
[5] 张玉能：《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德国文学思想走向现代――马克思主义文学思想》，《青岛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
[6] 叶倩：《美学视野下后现代主义西方文学的思考》，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年。
作者简介：胡丹，女，1985―，浙江绍兴人，硕士，助教，研究方向：现当代德语文学，工作单位：越秀外国语学院西语学院。
从鬼吹灯看网络小说对当代文学思潮的影响(五)
论五四文学精神对新时期前期小说中孝文化内涵的影响
摘要：非孝与启蒙是五四文学精神的具体表现。非孝催生批判父亲或父辈的“弑父叙事”，启蒙导致审视父亲或父辈人格精神的“审父叙事”。文学的“回归”与特殊的时代背景决定了新时期前期小说向五四文学精神的皈依。“弑父叙事”使父亲成为封建专制主义与宗法文化的象征，因而父亲的能指化事实上构成对孝或孝道的拒斥，导致部分作品的孝文化内涵空缺。“审父叙事”凸显父亲或父辈的保守、愚昧、委琐，“父范”的消解及前喻文化威权的丧失阻遏了新时期小说孝文化内涵的生成。 关键词：五四文学精神；孝文化；弑父；审父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3）09-0050-05
孝，是一个古老而内涵丰富的概念，其核心内涵是“善事父母”、“尊祖敬宗”。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历程中，其内涵不断丰富。例如，“移忠作孝”就是孝的重要附加内涵之一。孝，有理论（孝思）与实践（孝行）两个层面，这两个层面合起来就是孝道——孝的道德准则、礼仪规范、行为标准。孝道与中国特有的文化相结合，形成了“孝文化”。孝文化即关于孝的观念、规范以及孝的行为方式的总和。孝，自古以来就是重要的文学创作资源，从先秦的《诗经》到清代取材于“二十四孝”的杂剧，富含孝文化内涵的名作层出不穷。文学作品的孝文化内涵建构，主要来自演绎孝观念、表彰孝事迹、搬演孝史实与孝故事等“创作行为”。然而，进入20世纪之后，文学与孝文化的关系变得复杂起来：作品中孝文化内涵的丰薄与时代背景密切关联，诸多时代因素影响到作品孝文化内涵的多少。在诸多因素中，五四文学精神对文学与孝文化的关系的影响最大。在小说创作领域，五四文学精神对孝的否定主要表现为“非孝”和启蒙——反对封建专制文化的“非孝”直接反对孝道，以根除“国民劣根性”为主要指向的启蒙审视、挑剔“父性文化”，间接地对孝道进行了颠覆。于是，非孝催生出批判父亲或父辈的“弑父叙事”，启蒙导致审视父亲或父辈人格精神的“审父叙事”的盛行。这两种叙事范式直接影响了新时期前期小说孝文化内涵的生成。
一、“非孝”与“弑父”
康有为、谭嗣同等是率先对孝道发难的学者，其洪波出现在五四新文化运动阶段。在这一阶段，吴虞、李大钊、陈独秀等新文化运动先驱首先在理论层面向孝道发起进攻，紧接着鲁迅等作家在小说创作中对包括孝道在内的封建礼教及专制文化进行全面讨伐。从鲁迅的《狂人日记》、冰心的《斯人独憔悴》等“问题小说”到巴金的《家》，再到路翎的《财主的儿女们》、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五四文学精神流脉不断，它们揭示封建文化与封建道德的腐朽、批判宗法文化、揭示封建家长制的弊端，成为一股创作潮流。众所周知，随着中国封建文化的成熟，孝的负面影响日趋明显。例如，孝从伦理出发，强化了封建社会的“家国同构”特征。从而在伦理层面巩固封建统治；移孝作忠进一步巩固了中国的封建专制主义：三纲五常等以孝为核心的伦理道德愚化民众、钳制民众思想、戕害妇女，等等。于是，对孝道的批判和对孝文化弊端的揭示，成为五四文学的重要叙事行为，“非孝”成为五四文学精神的内涵之一。刘保昌认为：“五四时代是个性解放、反抗传统的狂歌猛进时代，非孝成为当时作家书写孝道时的主流化选择。”“非孝”，在小说创作中有着十分具体的表现，由否定父权文化而批判封建专制主义、揭示封建道德的腐朽及宣扬民主思想与个性解放，是五四小说的普遍叙事策略。既然孝文化的起点是“尊父”、“从父”，那么五四小说就从批判父辈入手，于是“弑父”就成为一种创作倾向。
“弑父”叙事的主要表现是通过塑造专制、冷酷的父亲形象而否定父亲的精神人格。例如，《伤逝》中的“父亲”和“叔子”、《家》中的高老太爷、《财主的儿女们》中的蒋捷三等人物就是“父亲”的代表。利用封建特权压迫子辈、压制乃至戕害叛逆的子孙，是这些“父亲”的共同行为，专横、冷酷、虚伪、腐朽是“父亲们”的共同性格。在作品中，这些“父亲”是一种具有特殊能指作用的文化符号，他们往往是家族文化或父权文化的象征。“弑父”叙事的另一表现是塑造封建卫道者形象。这些封建卫道者一般为中老年男性，这些人物的共同特征是思想落后腐朽、极力维护封建礼教与旧的社会秩序。《祥林嫂》中的鲁四老爷、《阿Q正传》中的赵太爷、《风波》中的赵七爷是这类人物的代表。这些封建卫道者既是落后保守的父辈的隐喻，又是封建文化的象征。《礼记》反复强调：“父为至尊”，因而“弑父”就是对孝的亵渎。“弑父”叙事事实上在两个层面向孝道发起进攻：作家们既以挑战的形式表达对孝的不恭，又直接将传统的孝道置于被审视被批判的位置，揭示孝道的负面影响，因此，作品的孝文化内涵空缺。
五四文学精神是新时期前期小说创作的重要价值支撑——中国当代文学在经历“工具化”或“武器化”的颠沛流离之后，回归到文学的轨道上时，作家们寻觅到的第一种思想资源就是五四文学精神，于是五四文学思潮未竟的事业得以延续。事实上，在新时期前期文学面对的现实与五四文学面对的现实存在着诸多相似之处，因此，五四文学精神成为新时期（尤其是新时期前期）“现实主义”小说的重要精神支撑。五四小说的思想资源被新时期小说“共享”，五四小说的思维方式、叙事手法等许多创作因素被新时期小说所传承，也因此，由“非孝”思潮烘托的“弑父”叙事在新时期得以延续，从而影响到新时期小说与孝的关系。
五四文学精神的“回归”使“父亲”再次处于被批判被谴责的地位。由于时代的原因，新时期前期的“弑父”带有浓郁的政治色彩。周克芹《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中的许茂，既是值得同情的受害者，又是被批判的对象。评论家们达成一种共识：导致许茂个性的畸变的主要因素是“四人帮”的倒行逆施，但许茂自私、冷酷、粗暴、专制的个性与传统文化不无关系。对于四姑娘许秀云等九个女儿而言，许茂不是应该孝敬的父亲，而是专横冷酷的暴君。在张承志的《北方的河》中，父亲遭受了更猛烈的攻击：“我”认“黄河”为父亲，而“我”的生身之父则是丑恶委琐的“狗东西”。 随着时间的推移，“弑父”文化意味逐渐变浓，父亲或父辈的隐喻意味日趋浓郁。张炜一直严厉批判父亲或父辈。从《我的田园》、《秋天的思索》、《秋天的愤怒》到《古船》，父亲或父辈几乎一直是被鞭笞的对象。李芒、老得、隋氏兄妹等子辈，要么“无父”，要么与父亲或父辈尖锐对立。在子辈的眼中，父亲或父辈往往是专制、狡诈、歹毒的代名词，是恶魔的化身。《古船》中的四爷爷赵炳具有典型性。“毒人”赵炳是专制文化的象征，作品通过对这一特定人物的真实描写而揭永丫打上红色烙印的宗法文化的腐朽性与反动性，控诉了专制主义的罪恶。赵炳之所以40年来在洼狸镇为所欲为，靠的是专制性的政治实权，来自于革命身世的精神地位，还有宗法特权与专制政治结合之后生成的淫威。赵炳是洼狸镇人共同的父亲，大家都恭恭敬敬地称呼他“四爷爷”，但这一尊称中隐含着虔诚、敬畏、惧怕、痛恨等不同的情愫。饱受凌辱的少女隋含章最后握着利刃刺向亦人亦神亦兽、大儒大雅的“干爹”赵炳，这一行为富含深沉的隐喻意义。显然。四爷爷赵炳不是被孝敬的父亲，而是被批判的靶的。
张石山的“弑父”显现出更浓郁的文化韵味。其《仇犹遗风录》系列小说总字数多达50万，他“把纯朴的远古文化、风俗民情与现代生活的骚动集于一体”，作者尽情地渲染了族长锁爷的神圣和“奶奶”的威严，但这种渲染将封建专制的罪恶暴露无遗，众多青年女子的婚姻悲剧无情地颠覆了子辈们对锁爷和“奶奶”的尊敬。
一个东方农耕大国的社会转型决定了“弑父”叙事的普遍性，各种类型的“弑父”充斥于新时期文学之中，这种源自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弑父”独具特色。新时期小说的“弑父”，既有历史的传承，又有新的开拓。大致相同的思想资源，决定了新时期“弑父”叙事与五四“弑父”叙事大致相同的思维方式与叙事方式。同五四“弑父”叙事一样，父亲是具象化的父权，而父权又是封建专制主义与宗法文化的缩影，但叙事对象的变化也带来叙事内容的变化：新时期“弑父”叙事主要指向“近史”（主要是特定的当代史），父权及封建专制主义在特定历史时段的表现、现代子辈的精神磨难，是叙述的重心。但新时期“弑父”叙事与五四“弑父”叙事有着大致相同的叙事效应：“弑父”意味着对孝或孝道的拒斥。事实上，依托于五四文学精神的新时期小说延续了五四阶段的非孝思潮。“非孝”对孝或孝道的否定，必然会导致部分新时期小说中孝文化内涵的空缺。
“弑父”有着重要的政治学文化学意义。封建道德认为，“小孝”是孝亲、顺亲、敬老及“报本返始、慎终追远”；“大孝”是移孝作忠——忠君，所谓“以孝事君者则忠”。历代中国封建君王都强调由社会个体的“小孝”升华到“大孝”的重要性，把孝或孝道当作巩固封建统治、强化中央专制集权的工具。五四新文化运动先驱们正是利用了封建文化“由小及大”的建构策略，由对父权的颠覆而达到否定整个封建文化及专制主义的目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五四文学的“弑父”更侧重于其文化目的——先驱们将“立人”、“发见人”摆在第一位，希冀通过对封建礼教的颠覆而改变封建子民的生存现状，而新时期文学的“弑父”则带有更明显的政治目的，将清算历史、反思历史、针砭一种特殊的政治文化放在更重要的位置，因为一个刚刚结束的时代留下了太多由政治所致的创伤与记忆。因此，与五四文学的“弑父”相比较，新时期前期文学的“弑父”少了一些演绎、表演、张扬的成分，多了几分痛楚、滞重与沉郁，被“弑”之“父”的现实内涵远远大于历史内涵。也因此，新时期前期小说与孝文化的距离更遥远，依傍五四文学精神的新时期小说几乎根绝了容纳孝文化内涵的可能性。我们可以从三个层面看待这一问题。首先，新时期前期小说“弑父”的叙事指向特定的政治文化学目标，而不是偏向伦理文化的孝道；其次，“弑父”这一行为本身就是一种叛逆行为，就是对孝或孝道的反动：第三，新时期前期小说的“弑父”是一种矫枉过正的文学/文化行为，它对包括孝文化在内的整个封建文化进行了颠覆。总之，在依傍五四文学精神的“新时期前期”小说中孝文化内涵空缺，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二、启蒙与“审父”
启蒙，即以理性光芒启迪蒙昧者，开启大众的蒙昧心智。启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核心内容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说，五四文学承担了启蒙的主要任务。众所周知，启蒙者的主要思想资源是来自西方的民主主义思想与人道主义精神，在外来文明之光的烛照下，父辈的精神痼疾与人格缺陷显露出来，某些被父辈视为圭臬的东西变为糟粕，因此，启蒙者获得了评判父辈的话语权，“审父”成为一种常见的叙事模式，“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成为流行的叙事心态。鲁迅站在现代文明的立场上以文化先知的身份审判传统文化，其审父叙事具有典型性。在鲁迅小说中，九斤老太等人物的精神被男性化，阿Q、闰土、七斤、华老栓等人物的人格被“父性化”，这些灵魂麻木的“国民”成为剖析的对象。由人物个性透视国民性。深挖“国民”的“沉默”与封建专制文化的内在关联，这种叙事模式为后来的国民性审视提供了一种思路，一种范本。
在新时期前期，当文化精英们自诩为文化先知，担当起“二次启蒙”的历史重任时。他们继承了以鲁迅为代表的文化先驱们的文化思路。当然，作家们向五四文学皈依，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对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的反思，呼唤“启蒙”，而“启蒙”必然会导致作家们皈依五四文学精神。正如沉风等人指出的：“在70年代末，自命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继承者的文化人继承了五四精神，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开放精神、创造精神、反叛精神极大地鼓舞和启迪了当时的文化人，‘德先生’和‘赛先生’以及人道、博爱精神，又一次重现在文化人的精神旗帜上。”
同“弑父”一样，新时期前期的“审父”也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乔典运的《冷惊》是“审父”的代表作。王老五是“窝窝囊囊的庄稼人”，他样样不如人，可今年种的韭菜却长得特别好，他既舍不得吃也舍不得卖，但菜却被别人偷割了。王老五气昏了，壮起胆子骂了几句话，可没想到新上任的李支书找上门赔礼道歉，说是他老婆偷了韭菜，临走还硬塞给他五元钱。王老五害怕了，他认定李支书一定会狠狠地报复，就诚惶诚恐地上门赔罪。乡里来了干部，王老五就认为是李支书找来整他的；村里丈量土地，他认为这是设计把他的好地换掉；治安员在路上没跟他说话，他认为这是“整人”的前兆。王老五惶惶不可终日，精神错乱，最后病倒了。解铃还得系铃人，王婆哀求李书记上门把王老五“整一下”。李书记上门骂了一通，王老五如释重负，恢复了健康。作品的主题分支之一是揭示“中国农民中的一种消极落后的心理”和他们对权力的“本能的恐惧”。显然，这一主题分支的思想支撑与五四文学的“审父”叙事关系密切：作品揭示了封建专制文化对父辈的驯化及父辈在特定时代背景中表现出来的驯顺、麻木、委琐，在老农王老五的身上我们看到了闰土等人物的影子。 很多作品在更开阔的视野中审视父辈，部分作品的“父子互动”情节引人注目。《永不回归的姑母》、《苦寒行》等作品是这一方面的代表作。王祥夫的中篇小说《永不回归的姑母》以“我”的眼光观照“老鬼父亲”、“邪恶的大爷”（伯父）等父辈，谴责了父辈在一个饥饿与政治高压相伴而行的时代的所作所为，通过父辈们对姑母的出卖而展示了父辈的自私、愚昧及人格的委琐。“我”是历史的见证人和道德的审判人。何士光的中篇《苦寒行》的深刻之处在于：不仅揭示了父辈病态人格与传统文化的关系，而且还揭示了病态人格与世代相传的懒散生存方式的关系。这一作品虽然花费许多笔墨描写子辈朱老大的懒散无能、盲目自大、麻木愚昧，但同时也揭示了父辈朱二爷的行为方式对子辈的影响，例如，朱二爷不断逃离那个家徒四壁、躺在床上能透过房顶看见星空的家，朱老大也像父亲一样不断逃离；朱二爷经常在破旧的小茶馆里玩纸牌，朱老大的口袋里也经常装着一副“花花塌塌的纸牌”；朱二爷有了钱就摆阔，朱老大一有钱就花掉。梨花屯的夜空经常飘荡着母亲们妻子们“穿透着人的心肠”的“呼唤”，小茶馆里不断进发出“来自远古”的“喧笑”。梨花屯人的麻木、怠倦、慵懒等禀赋代代相传，人们安于现状，得过且过，他们的灵魂在“苦寒”中麻木、猥琐。
同“弑父”一样，“审父”也消解了子辈对父辈的敬畏与恭敬。然而，被“审”之父不同于被“弑”之父，因为被“审”之父一般没有太大过错，不是被谴责被批判的对象。尽管被“审”之父值得同情，但他们都不是被尊敬的对象，而是被愚化的封建子民的缩影或代名词。他们的品格或禀赋决定了他们成为被评判、被考究的对象，他们的人格特征与禀赋消解了他们的“父范”，因而也阻遏了作品中孝文化内涵的生成。例如，在那些有着“父子互动”情节的作品中，子辈或因父亲的委琐而低看父亲（如《永不回归的姑母》中的“我”对父辈的态度），或因父辈品格的传承带来子辈的窳败，以致父辈威仪与尊严尽失，从而不再享有受尊敬的资格（如《苦寒行》中的朱二爷），因而指向父辈的“孝敬”不可能发生。新时期是一个充满反思与反叛、日趋理性的时代，这个时代拒斥盲从与愚孝，“子不言父过”、“为长者讳”等孝道教条至少在文化层面对子辈不再具有约束作用，因而父辈委琐的人格不能激发子辈的孝敬之心。
事实上，“审父”涉及到一个人类学层面的问题，五四新文化运动先驱们对父辈的反叛关联着这一根本性的问题：前喻文化权威的丧失与后喻文化地位的急速提升，导致子辈对父辈的失敬，也导致新时期部分小说的孝文化内涵缺失。美国学者玛格丽特·米德认为，前喻文化“是指晚辈主要向长辈学习”，而后喻文化“则是指长辈反过来向晚辈学习”，前喻文化来自数千年的文化积累，带有“野蛮时代人类社会的基本特质”。前喻文化是在前辈教育后辈、后辈模仿前辈的语境中生成的文化，后喻文化是在后辈为前辈示范、前辈向后辈学习的语境中生成的文化。前喻文化使长辈受到重视。是因为“他们知道的最多，并且对许多事情完全能够胜任”。然而，时代在飞速发展，随着工业时代与后工业时代的到来，年轻一辈迅速地接受了许多前所未有的知识，因而他们“在对神奇的未来的后喻型理解中获得了新的权威”，在崭新的时代里，前喻文化的传统性、经验性受到了后喻文化的科学性、实证性、新颖性、现实性的挑战，二者的冲突在所难免。父子冲突是两种文化冲突在文学中的投影。新时期小说承接了五四小说父子冲突的基本模式，但内涵发生了变化：在五四阶段，父子冲突主要在文化观念层面发生，但新时期的父子冲突则融入了经济因素，因为在这一阶段，工具理性日益张扬，而工具理性张扬的主要动因是经济的变革与发展。文学是现实生活的反映，在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这段时间内，依傍五四文学精神的小说有一种典型的父子冲突模式：面对经济的变革，父辈彷徨犹疑，裹足不前，而子辈却大刀阔斧，勇往直前。《鲁班的子孙》（王滋润）、《苍生》（浩然）、《土地》（田中禾）等作品是演绎两种文化冲突的代表作。这些作品的共同之处是：揭示老辈农民的保守、狭隘，肯定新一代农民的开拓精神，将年轻人脱离土地的行为看成是冲破习惯势力的羁绊之举。这些作品的基本结构模式是：父辈阻挠子辈开拓——子辈坚持探索——子辈获得成功，父辈最终妥协或认输。例如，在《土地》中，父亲福成老汉信守“金饭碗，银饭碗，都不如泥饭碗”的人生信条，认为苦做节俭是立身之本，但高中毕业的宝宝接受了新潮的发家致富理念，坚持外出经商获得成功，最后福成老汉不得不承认儿子道路选择的正确。依傍五四文学精神的父子冲突模式，是“审父”叙事的特殊表现：通过父子冲突而展示不同思想观念，从而展示父辈的守旧与落后。在父子冲突结构模式中，前喻文化的优势尽失，后喻文化的权威性消解了父辈的至尊地位。对孝进行了无情的颠覆：由对文化的承载者及其所承载的文化的有用性的否定，进而否定承载者的权威及其所承载文化的地位，从而消除对父辈的崇拜之情与恭敬之心，亦即消除了“孝敬”之心。
三、余论
新时期的“弑父”与“审父”存在一种泛化现象：将中青年人物父性化、父亲化——赋予中青年人物以农耕父亲气质或封建专制的家长人格，将人物当作父亲或父辈进行批判或观照。“农耕父亲”一般具有在封建专制主义语境中生成的委琐人格和同于农耕经验的智力水平与认知能力，保守、狭隘、愚昧是这些人物的共性；“专制家长”大多持有传统文化所孕育的僵化思维方式，享有依傍于宗法文化的权威，固执、暴戾、专横是这类人物的共同性格特征。《拂晓前的葬礼》中的田家祥、《桑树坪纪事》中的金斗、《李顺大造屋》中的李顺大、《陈奂生上城》中的陈奂生等人物是父性化、父亲化的典型。毫无疑问，“弑父”与“审父”泛化在更大范围内阻遏了孝文化内涵的生成。“弑父”与“审父”的泛化现象还包括“母亲”的男性化与父亲化：赋予“母亲”以男人的粗野、雄放，让“母亲”行使父亲的职责，扮演封建专制家长角色，使“母亲”成为封建正统观念的化身。刘子成的《青纱帐，母亲》中的“母亲”、周大新《紫雾》中的老五奶奶就是“母亲”男性化、父亲化的典型。例如，在《青纱帐，母亲》中的“母亲”“拎着大烟袋，甩着解放脚”，是“黑土地上大当家的”。正统观念极强的“母亲”“以爱的名义”粗暴地扼杀着年轻人的幸福。“母亲”的男性化与父亲化，在更深层次上阻遏着新时期前期小说与孝的结合。
五四文学精神也是新时期后期小说创作的重要依傍，但在文学语境的变化（如大众文化的勃兴）、形形色色西方文化思想的涌入、其他本土思想资源的出现、文化精英们启蒙激情的淡化等因素的作用下，五四文学精神对小说创作的作用力开始降低，影响的范围也不如先前集中，这种变化主要表现为：以“弑父”叙事或“审父”叙事作为主要叙事方式的文本出现的频率降低，在更多情况下，“弑父”或“审父”作为叙事元素与其他元素组合，或者融入其他叙事方式之中。然而，无论出于哪一种情况，“弑父”与“审父”都会阻遏作品的孝文化内涵的生成。
我们有必要说明，在整个新时期阶段。出现了由不同思想或理念支撑的、形形色色的“弑父”或“审父”之作。例如，西方哲学观念促使余华的先锋作品对“父慈子孝”天伦进行颠覆。“新写实”的创作理念决定了王朔《我是你爸爸》等作品对父辈的恶谑，女权主义思想激励陈染等作家挑战父权，还有五花八门的前卫观念支撑“我”揭示“我爷爷”、“我父亲”羞于启齿的隐私，这些创作行为也影响了孝文化与新时期小说的结合，然而，其影响范围、作用力度、作用时间的持久远远不及由五四文学精神支撑的“弑父”与“审父”对孝文化内涵生成的影响。因为，五四文学精神源远流长，与之相伴的是一个农耕国家的现代转型，这种精神与那些短暂的风潮、时髦的理念有着本质区别。
当然，新时期文学的发展呈现出多元化趋势。因而在新时期小说创作中并非仅有阻遏孝文化内涵生成的“弑父”叙事与“审父”叙事。而是还有促成孝文化内涵生成的“悯父”叙事与“敬父”叙事。我们将另立专题予以讨论。
作者简介：周水涛，男，1956年生，湖北天门人，文学博士，湖北工程学院文学院教授，湖北孝感，432000；江胜清，男，1966年生，湖北孝感人，湖北工程学院文学院教授，湖北孝感，432000。
（责任编辑 刘保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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