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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人民版][课件1]》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第二篇:《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PPT》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第三篇:《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的原因》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的原因
摘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结果。必须指出，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看，促成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的诸多因素中，中国国内的因素和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努力实践是第一位的。每个国家都有其国情，马克思主义思想之所以能在中国广泛传播是由当时中国的国情性质决定的。并且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一种必然的趋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 时代化 社会主义
一、 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传播背景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之初，就充满了生机和活力。人们在透视这段早期传播史时，所获得的不仅仅是历史知识，而且将得到有益的启示。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一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实际上就是一部马克思主义如何与时俱进、不断进行理论创新的历史。“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不断地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是继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之后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所具有的基本点看：它突出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的重要地位，注重先进文化对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强调不断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归根到底都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不断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说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既要坚定不移地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又要赋予它们鲜明的时代精神和实践要求。“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同坚持党的先进性联系在一起，并上升到党的性质、宗旨和指导思想的高度，对党的性质、宗旨、任务进行了新的理论概括，赋予党的指导思想以新的时代内容，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
1919年5月，五四运动爆发后，马克思主义得到广泛传播，各种宣传马克思主义，或者带有社会主义倾向的社团、期刊纷纷出现，形成了以宣传马克思主义
为主流，包括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的思想解放运动。一些较早接触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先进分子也纷纷宣传马克思主义。《新青年》1919年5月出版了《马克思研究》专号，至中共成立前，共发表介绍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文章130多篇。在李大钊的帮助下，北京《晨报》副刊开辟了“马克思研究”专栏，陆续刊登过马克思的《雇佣劳动与资本》等译文。9月，李在钊在《新青年》上连续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长篇论文，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之后，他又相继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进一步宣传马克思主义。
1920年5月，陈独秀发表了《劳动者的觉悟》、《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等文章，通俗地宣传了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学说，揭露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真相。在《谈政治》一文中，突出地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阐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必然性。
杨匏安是华南地区最早的马克思主义宣传者，1919年10月，发表《社会主义》一文，介绍了各家社会主义学说。在《马克思主义》一文中，对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历史和内容作了详尽的介绍，与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相呼应。1920年8月，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全译本正式出版。一大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相继被翻译出版。李达在1920年前的留学日本期间，就已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五四运动前就翻译出版了《唯物史观解说》、《马克思经济学说》等书，以后又发表了一系列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李汉俊也在《新青年》等刊物上发表60多篇译著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1920年，毛泽东创办“文化书社”，组织“俄罗斯研究会”，对推动马克思主义传播起重要作用。周恩来也先后主编、出版《天津学生联合会报》、《觉悟》月刊，宣传马克思主义。这一时期，一大批先进知识分子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孙中山和国民党指导、支持的上海《民国日报》副刊和其它刊物，也刊登了不少介绍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的文章。客观上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打破了封建专制制度一统天下的沉闷气息，让思想冲破牢笼，民族精神获得极大振奋。李大钊为宣传马克思主义而写的诸多热情洋溢的文章，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那样：“他的遗文都将永在，因为这是先驱者的遗产，革命史上的丰碑”。 在他的教育和影响下，很多青年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走上了坚决的革命道路，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更大范围的传播。
二、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国情的结合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要求，又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客观需要。首先，任何一种理论，都不是万能的“教义”，都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是指贯通于马克思主义各个组成部分的一般原理，即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于各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所领导的革命与建设事业是普遍适用的。但是，马克思主义概括的是世界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一般规律，而每个民族与国家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是千差万别、各有特色的。各国的无产阶级政党只有把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同本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形成符合本国社会发展规律和民族历史特点的理论和路线，即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使马克思主义成为本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从事革命和建设的思想武器，才能领导本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取得胜利。马克思主义并不直接提供解决各国革命或建设中具体问题的现成答案，而是提供认识规律、掌握规律、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它是一种认识工具和行动指南。其次，在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进行革命和建设，必然遇到许多特殊的复杂问题。靠背诵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和照搬外国经验，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中期，中国共产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曾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中国共产党要想中国革命得到发展和取得成功，就必须实现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问题，依据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在革命斗争实践中形成自己的理论，并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制定适合中国实际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实践性，也是它能够在中国广泛传播的因素。
马克思主义能够科学地解释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国的先进分子接触马克思主义后，纷纷为其科学性所折服。马克思主义又有很强的实践性，中国的先进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后马上把它付诸实践，用于指导发动工农，开展革命斗争。
从1920年开始，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在酝酿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同时，就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开始革命实践。李大钊组织北京的革命分子深入人力车工人中调查工人生活状况，邓中夏、张国焘等向长辛店铁路工人宣传，建立劳动补习学校，成立工人俱乐部，把工人组织起来。陈独秀等组织上海工人举行纪念五一劳动节，年底建立起中国的现代工会———上海机器工会及印刷工会。武汉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革命分子首先深入人力车工人中了解工人疾苦，启发工人觉悟，建立工会，领导罢工斗争。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具体领导下，武汉党组织领导了粤汉铁路工人的罢工斗争。毛泽东、李立三等发动安源路矿工人建立工会，进行罢工斗争。王尽美、邓恩铬等在济南、青岛，以及胶济、津浦两路开展工人运动。李振瀛，韩麟符等在天津等地工人中活动。邓培、梁鹏万在唐山铁路工人中开展工作。阮啸仙、刘尔崧等深入广州各行业工人中宣传组织活动。在他们的努力下， 1922年初到1923年2月掀起了中国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全国各地罢工斗争100多次，参加工人达30万以上。同时，沈定一等在浙江省萧山衙前、彭湃在广东海丰、刘东轩和谢怀德在湖南衡山岳北等地开展农民运动，很快将广大贫苦农民发动起来，组织农会，开展减租减息斗争。这是中国现代工农运动的开始，它以活生生的事实证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实践性，是指导革命斗争的锐利思想武器。反观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合作主义和基尔特社会主义等其他社会学说，尽管在五四时期曾经风靡一时，为许多人所“青睐”，信仰无政府主义的人在全国各地都建立团体，出版刊物进行宣传；信仰新村主义和合作主义的青年知识分子在北京、上海、南京、武汉、长沙和广州等地成立“工读互助团”进行实验。但这些活动不是很快失败就是慢慢销声匿迹，根本原因在于这些学说缺乏科学性和实践性。这些学说构建的改造社会的蓝图就像可望而不可及的海市蜃楼。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也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努力宣传和实践活动分不开。从五四时期开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以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以高度的献身精神，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努力传播马克思主义，努力实践马克思主义，使革命运动逐步发展，使中国共产党不断成长壮大。革命运动的发展和中国共产党的壮大又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所以马克思主义能在中国广泛传播是一种必然的结果。
参考文献：
《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一章 胡绳主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
《五四时期的历史人物》胡华主编，中国青年出版社1979年版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
《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第四篇:《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各种新思潮的涌现
经过五四爱国运动，中国人民有了新的觉醒。特别是青年中的一批先进分子，以救国救民、改造社会为己任，重新考虑中国的前途，探求改造中国社会的新方案。他们纷纷撰写文章、创办刊物或成立社团，以介绍、传播和研究国外的各种新思潮。当时，鼓吹新思潮的刊物如雨后春笋，先后出现400多种。这些刊物的绝大多数都宣称以改造社会为宗旨，有的还在文章中提出各种各样的改造中国社会的方案。
由于巴黎和会打破了人们对于帝国主义列强的幻想，更由于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渐次扩大，因此，五四爱国运动后中国思想界出现一个明显特点，就是有相当一部分人在否定封建主义的同时，也开始怀疑以至放弃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转而向往社会主义，认为“社会主义是现时和将来的人类共同的思想”。社会主义学说开始成为新思潮的主流。
新思潮来势汹涌，冲破传统思想的禁锢，使中国人民的思想得到一次大解放。当然，潮流涌来时难免泥沙俱下。五四时期被中国人当作新思潮传播的社会主义学说十分庞杂，既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又有各种各样被称为“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流派，如无政府主义、无政府工团主义、互助主义、新村主义、合作主义、泛劳动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伯恩施坦主义等。这时的情况是，“帝国主义压迫的切骨的痛苦，触醒了空泛的民主主义的噩梦”，“所以，学生运动倏然一变而倾向于社会主义”[1]。但绝大多数的进步青年对社会主义只是抱着一种朦胧的向往。他们对各种社会主义学说的了解，如同“隔着纱窗看晓雾”[2]，并不十分清晰。对这些主义和学说，他们正在进行分析、比较和选择，希望能从中找到挽救民族危亡和改造中国社会的良方。
北京、天津、南京、上海、武汉、广州、长沙的一些进步青年，在1919年底曾经兴起工读互助主义的实验活动。他们遵循工读互助主义的学说，按照“人人做工，人人读书，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组织互助社一类小团体，过起“共产的生活”，并希望把工读互助团逐渐推广到全社会，从而实现“平和的经济革命”。然而，这种工读互助团的试验好景不长。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这类组织都因遇到种种无法克服的困难而解体。
与实践“工读互助”相类似，一些青年知识分子模仿日本九州的新村、美国的劳动共产村的做法，也在中国进行“新村”试验。同工读互助团的命运一样，这些中国的“新村”也是昙花一现。
“工读互助”和“新村”试验的失败，对热衷于空想社会主义和改良主义的人们，是一次非常实际的教育。许多参加“工读互助”和“新村”活动的青年开始认识到：“社会没有根本改造以前，不能试验新生活”；“要改造社会，须从根本上谋全体的改造，枝枝节节地一部分的改造是不中用的”[3]。他们很快抛弃不切实际的空想，转而寻找改造社会的“实际可循”的途径。这就为一批进步青年认识空想社会主义和其他类似的改良主义思想的谬误，最终选择科学社会主义作为自己的信仰，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李大钊与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
五四运动后，在新思潮大量涌现、诸多学说流派争鸣斗胜的形势下，马克思主义以其高度的科学性和革命性逐渐吸引着越来越多的进步青年。
早在清末民初，一些来华的外国传教士、中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中国无政府主义者就在报刊上对马克思、恩格斯及其理论作过零星的介绍。但他们对这一科学理论的了解和认识是非常肤浅和片面的，他们的介绍一直没有引起人们的特别关注。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4]十月革命后，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先进分子开始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
李大钊是中国第一个传播马克思主义并主张向俄国十月革命学习的先进分子。1918年，他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论述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与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本质区别，指出：“俄罗斯之革命是二十世纪初期之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同法国大革命预示着世界进入资产阶级革命时代一样，俄国十月革命预示着社会主义革命时代的到来，是“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他在同一年写的《庶民的胜利》和《Bolshevism的胜利》[5]两篇文章中，热烈地赞扬十月革命，指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世界历史的潮流。什么皇帝、贵族、军阀、官僚、军国主义、资本主义，“遇见这种不可当的潮流，都像枯黄的树叶遇见凛冽的秋风一般，一个一个的飞落在地”。他满怀信心地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1919年10月、11月，李大钊分两期在《新青年》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该文充分肯定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地位，称其为“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与以往一些文章对马克思主义所作的片断的、不确切的表述不同，李大钊的这篇文章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该文的发表，不但表明李大钊完成从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而且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进入比较系统的传播阶段。
除李大钊外，留学日本期间接触和研究过马克思主义的几位进步青年，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也起过重要的作用。李达于1918年在日本学习时，曾经阅读和研究马克思主义著作。一年后，他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先后发表《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目的》等文章，指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不同的”，“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是不同的”[6]。从1919年秋到1920年夏，他翻译了《唯物史观解说》、《马克思经济学说》和《社会问题总览》三部著作，寄回国内出版。这些著作对马克思主义的各个组成部分作了比较系统的阐述，对国内传播和研究马克思主义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杨匏安从日本回国后，于1919年10月至12月间连续发表文章，对各派社会主义学说的要点及其创始人的生平进行了介绍。他在同年11月至12月发表的《马克思主义》一文，对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作了比较全面而简要的阐述。这是中国人所写的又一篇比较系统地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此外，李汉俊回国后也发表了一批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1919年7月和1920年9月，列宁领导的苏俄政府两次发表宣言，宣布废除沙皇政府同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放弃在中国的特权[7]。苏俄政府对华宣言受到中国人民的热烈欢迎，而且也吸引更多的中国先进分子关注苏俄的内外政策。这对扩大十月革命在中国的影响和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在此前后，《新青年》、《每周评论》、《民国日报》、《建设》等一批报刊纷纷发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据统计，五四时期在报刊上发表的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多达200多篇，其中很大一部分是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译文。这样集中地介绍国外的一种思想理论，在中国近代报刊史上是罕见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每周评论》在摘译《共产党宣言》第二章的内容时，编者还加了这样一段按语：“这个宣言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先最重大的意见。他们发表的时候，是由1847年的11月到1848年的正月，其要旨在主张阶级战争，要求各地劳工的联合，是表示新时代的文书。”[8]
到这时，五四运动前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已发展成为以传播马克思主义为中心的思想运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有人描述这种情形说：“一年以来，社会主义底思潮在中国可以算得风起云涌了。报章杂志底上面，东也是研究马克思主义，西也是讨论鲍尔希维主义(即布尔什维主义――引者注)；这里是阐明社会主义底理论，那里是叙述劳动运动底历史，蓬蓬勃勃，一唱百和，社会主义在今日的中国，仿佛有‘雄鸡一鸣天下晓’的情景。”[9]
在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过程中，中国南北方各形成了一个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中心。北方是北京，南方是上海。在北京，1920年3月，由李大钊主持，成立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著名的“亢慕义斋”(“亢慕义”为英文Communism的音译，意为“共产主义”)就是这个研究会的办公室和图书馆。在上海，陈独秀等于1920年5月发起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这两个中心，先后同湖北、湖南、浙江、山东、广东、天津和海外一批受过五四运动深刻影响的先进分子建立联系，从北京、上海分别向各地辐射，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
在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还有一条特殊的渠道和一支特别的队伍――五四运动前后出国勤工俭学的青年知识分子。从1919年初到1920年底，全国各地赴法国勤工俭学的青年就有1600多人，还有一些人去了英国、德国和比利时。这些有志于改造中国的进步青年，直接接触到产生马克思主义的欧洲社会，在那里认真学习和探求真理。他们到工厂做工，亲身体验工人阶级的生活，思想感情逐渐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许多人经过反复的比较和推求，最后作出自己的抉择，走上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中的一些人还通过通信等方式，向国内思想界传播马克思主义。同时，一些原来由学生和华工组成的以“工读”、“互助”等为信条的勤工俭学组织，也转向信仰共产主义。其中在勤工俭学励进会的基础上成立的工学世界社，于1920年12月底召开大会，表示要以马克思主义和实行俄国式的社会革命为宗旨。
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先进分子比较详细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各组成部分的主要观点。在唯物史观方面，他们介绍了社会的发展根源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矛盾运动等观点。在阶级斗争学说方面，着重阐释了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定义，阶级的划分和阶级之间的斗争是基于经济利益的不同的观点，以及国家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无产阶级必须掌握政权，建立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政等基本思想。在剩余价值理论方面，着重围绕资本的本质，介绍了剩余价值是资本家通过生产过程无偿占有工人劳动的一部分，是对无产阶级的剥削，是资本积累的重要组成部分等观点。此外，中国先进分子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的描述也进行了介绍。
中国先进分子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各个组成部分的观点及其相互之间联系的介绍，使人们对这一科学理论有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认识。同时，他们又认真地把马克思主义和其他社会主义思潮进行比较，使人们认识到它们之间的联系与区别。他们的介绍和传播，引起了中国思想文化界特别是进步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极大兴趣。
中国先进分子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明显特点，是他们传播的主要目的不是单纯为探求学理，不是在玩弄新的词藻，而是为了正确认识社会发展的规律，认识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为担负起改造中国的历史使命在寻求和掌握革命的科学理论。因此，他们特别重视传播阶级斗争和社会发展的学说，并把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看作是联系马克思主义其他原理的一条“金线”。虽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没有条件直接阅读外文版的马克思主义著作，没能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和研究中国的实际情况，因而存在着理论准备不足的弱点，但他们在学到马克思主义一些基本观点后，就积极投身到实际斗争中去，努力用这些新观点观察和分析中国社会的诸多问题。他们深入到工厂、农村进行社会调查，了解民众的疾苦，并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
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迅速而广泛的传播，为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创建准备了思想条件。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的成长
五四时期是中国先进分子思想发生急剧变化的时期。经过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以及“与劳工为伍”的实践，一批先进分子相继从激进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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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批先进分子中，李大钊在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
初期新文化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陈独秀在五四运动的推动下，逐渐否定过去信仰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开始转向科学社会主义，并组织和领导工人运动。1919年12月，他在《告北京劳动界》一文中指出，18世纪以来的民主，是资产阶级向封建阶级作斗争的旗帜；20世纪的民主，乃是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作斗争的旗帜。陈独秀过去主张仿效欧美，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这时抛弃了这种主张，认为“共和政治为少数资本家阶级所把持”，“要用它来造成多数人幸福，简直是妄想”。1920年5月，他在上海积极组织工人举行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的集会。9月，他发表长篇论文《谈政治》，指出：“若不经过阶级战争，若不经过劳动阶级占领权力阶级地位底时代，德谟克拉西(即英文Democracy之音译，意为‘民主’――引者注)必然永远是资产阶级底专有物，也就是资产阶级永远把持政权抵制劳动阶级底利器。”“我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这些言论和活动表明，他已经把立足点移到无产阶级一边，主张改造中国必须走马克思主义指引的道路。
毛泽东在五四运动的推动下，由激进民主主义者逐渐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1918年4月，毛泽东与蔡和森等人在长沙发起组织新民学会，从事革命活动。同年，他在第一次北京之行期间，受到俄国十月革命的思想影响。五四运动后，他主编《湘江评论》，热情歌颂十月革命，认为这个胜利“必将普及于全世界”，“我们应当起而仿效”。1919年12月他第二次到北京，热心阅读关于十月革命的书籍和马克思主义著作。1920年4月，他从北京到上海，一直逗留到7月，同陈独秀探讨马克思主义以及如何开展湖南的革命活动等问题。在北京和上海这段时间里，毛泽东的思想迅速发生变化。到1920年冬，他从理论到实践上已成长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周恩来在五四运动爆发后不久，从日本回到天津，主编《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和《觉悟》，以宣传群众，指导天津的学生运动。他作为天津学生的代表，两次进京请愿，与北京学生一起进行斗争。1919年9月，他发起成立觉悟社，介绍和研究新思潮。在1920年1月29日为抵制日货所进行的请愿斗争中，他遭到反动当局的逮捕。在被拘留期间，他向难友们作了五次介绍马克思学说的讲演。其内容有：马克思传记、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和阶级斗争史等。1920年11月，他前往欧洲留学。【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文章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出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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