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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恩来感人事迹
09级电子系物理学 方艺梅 120091001130
周恩来感人事迹
一、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周总理的故事16 周恩来从小志高，12岁就发出“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誓
言。
1911年年底，周恩来在沈阳东关模范学校上学。这一天，魏校长亲自为学
生上修身课，题目是“立命”。当时正是中国社会发出剧烈变动的时期。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刚刚推翻了清朝政府，结束了中国两千年的封建统治。很多人，特别是年青人思想困惑，没有明确的理想追求，没有人生奋斗的目标。校长讲“立命”，就是给学生讲怎样立志。魏校长讲到精彩处突然停顿下来，向学生提出一个问题：“请问为什么读书？” 教室里静静的，没有一个学生回答。 “如果没有人回答，我就一个个问了！” 魏校长走下讲台，指着前排一同学说：“你为什么而读书？”这个学生站起来挺着胸脯说：“为光耀门楣而读书！”，“就是为了光宗耀祖。”魏校长又向第二个学生，回答是：为了明礼而读书。第三个被问的学生是一个靴铺掌柜的儿子，他很认真地回答说：“我是为我爸而读书的。”同学们听了哄堂大笑。 校长对这些回答都不满意，摇了摇头又到周恩来面前，问道：“你是为什么而读书？” 周恩来在学生中威信挺高，在以前不久，辛亥革命刚刚成功，他在同学们中第一个剪掉了长长的辫子，这是很不简单的一件事，因为满清政府规定，所有汉人男子都必须像满族人一样留长辫子，以表示忠于清朝朝廷，不留辫子就要杀头。周恩来是第一个剪掉辫子的学生，所以，大家都很佩服他。周恩来站起身来，教室里静悄悄的，大家都在等待他的回答。周恩来非常郑重地回答道：“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回答的多好啊！一句话，表达了周恩来从小立志振
兴中华的伟大志向。魏校长没有想到，竟然有这样出众的学生，非常高兴。他示意让周恩来坐下，然后对大家说：“有志者，当效周生啊！”意思是说，有志气的青年，都要向周恩来学习啊！同学们，你们现在是学生，你们有什么样的志向啊！我想，我们应该向敬爱的周总理学习，从小立志。立志就是树立一个崇高的人生目标，然后，为实现这个目标坚持不懈，奋斗不止，为人民，为国家做出贡献，这样一生才有意义。周恩来小小的年龄，为什么能有这样伟大的志向呢？俗话说，从小看大。周恩来小的时候就受过很好的教育，在后来的学习他又善于思考，加上他的家庭渐败落，尝到了生活的艰辛和社会的淡泊，也看到了那时社会的黑暗。他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实践，不断地思考，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人生志向，带领中华腾飞。
二、总理的不搞特殊自然使我们受感动，受教育。但对我触动大，感动不已的，还是他搞特殊化的时候。
周恩来夜间常在人民大会堂开会、接见、处理国际事务或国内大事。按当时
制度规定，夜里11点以后，可以吃夜餐。夜餐两菜一场，有夜餐补助，每级干部补助多少钱有明确标准，按这个补助标准，夜餐实际上可以不交钱。不到夜餐的钟点，在人大会堂就餐都应交钱，并且定有交钱的标准。高级领导人交8角，我们秘书工资低，交2角5分钱。 可是，总理在人大会堂吃夜餐，坚持照白天的标准，交8角钱。我们不好办，人大会堂也不好办，因为夜餐有补助，明文规
定了的，交钱也不好下帐。我去向总理汇报解释："总理，夜餐补助是明文规定的，你不要补助坚持交钱我们不好办。你一向反对特殊化，你这么做也是搞特殊呀。" "是有点特殊化。"总理点头承认，"这是因为我的情况特殊。我一般是白天休息夜里办公，人家是夜餐我是正餐么，怎么能享受夜餐补助？" "总理，我不能接受你这个道理。"我坚持意见，说："你睡眠那么少，一天只有三四小时。如果夜餐算正餐，那么白天就餐应该算夜餐了？那以后白天享受夜餐补助。" "白天怎么冒出来了夜餐？讲不通么。你不要给我搞特殊。"总理挥挥手，"你去吧，就照我说的办" "就许你搞特殊，不许我搞特殊……"我小声嘀咕着退出来。有啥办法呢？只好按总理的要求去付款。在我跟随总理的几十年中，这是总理唯一一次"强词夺理"地闹特殊。
三、 随着年龄的增大，总理工作量不减，饭量不减，但是变化还是在悄悄发生……
总理喜欢和群众一道吃饭。在田间地头，他与农民一道吃饭；在工厂矿山，他与工人一道吃饭；在招待所、饭店，他喜欢和服务员一道用饭…… 那是"文化大革命"中，总理陪外宾外出参观。那几天他吃饭很费力，吃得慢，吃得少。我认为这是睡眠太少，过于劳累造成的，心里很犯急。
记得是在参观大寨的前后，在一次行动前，我感觉他有什么事要说，但没最后拿定主意。想到他吃饭的费力，我忙问："总理，你身体不舒服吧？" "不，我身体很好……"总理说得肯定。但我太熟悉他了，我能感觉出那种看不见听不出的异常。"总理，你有什么事吧？" "嗯，"总理略一沉吟，望住我，用商量的语气说："这次活动，吃饭要一起吃。你看，能不能设法把我碗里的饭弄软一些？" "可以。饭都是盛好了才端上来么。" "搞特殊了。"总理笑了笑，有些不安和苦涩。他忽然轻轻叹出一口气："唉，我的牙齿已经全松动了……"
总理发出这声轻叹时，我看清了他变得灰白了的头发；曾经英气勃勃的脸孔已经血肉耗尽，脸孔和脖颈的皮肤松弛下坠，并且出现了老年斑；他那威武明锐
的双眼也深深地凹陷下去…… 我鼻子一酸，眼前模糊了，赶紧把脸转向一边。
“我的牙齿已经全松动了……把我碗里的饭弄软一些，”这就是总理犹豫再三才说出的“特殊”要求啊！我没有忍住泪，慌忙退出屋。我哭了。一个人悄悄地哭了……
四、周总理最后的日子
1972年5月，周恩来在检查身体时发现尿中有癌细胞，随后被确诊为膀胱癌，但他不仅继续担负着常人难以承受的繁重工作，而且承受着来自党内外巨大的政治压力，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在批判极“左”思潮、“组阁”、“反对经验主义”等重大问题上进行了顽强的斗争。他在毛泽东的支持下，逐步推举邓小平重新走上党和国家的领导岗位，成为自己的接班人，为中国今后的前途和命运作出了重大贡献。
到了1975年秋天，周恩来的病情有了新的发展，即由原来的“移行上皮细胞癌”转为“鳞状细胞癌”之后，恶性程度更高了，并很快扩散到盆腔内临近器官、腹腔内脏，继而转移到全身重要器官。他基本上处于卧床不起状态。大小便已开始在床上解决，进食主要靠鼻饲，偶尔在病床上喝一点汤汁及茶水。 从11月下旬起，他身体已十分虚弱，连躺在床上大小便也没有力气，要依靠别人将他身体托起把便盆塞进身体下面去才行。后来，消化道发生部分梗阻，由鼻饲管通过“蠕动泵”输入胃肠道的营养物质不能往下运转，引起腹部胀满不适，只得改为每天静脉输入抗菌素治疗药物，同时输入必要的营养物质以维持生命活动最基本的热
量需要。但是，大剂量的各种广谱抗菌素的反复使用，造成肠道菌群失调引起腹泻，大便量与次数明显增加。进而发生全身性霉菌病，导致持续高热不退，心脏和肾脏功能衰竭，使本已十分复杂的治疗工作变得更加艰难了。由于全身免疫系统功能已面临崩溃，抵抗力极度下降，癌细胞在体内更肆虐。它们每时每刻在吞噬着周恩来的五脏六腑、骨骼与肌肉，由此引起全身各处难以忍受的疼痛；镇静药物和止痛药品几乎已失去了作用；满脸胡茬，更显出虚弱憔悴的病容。那双令敌人望而丧胆、使同志倍感亲切的眼睛已不再炯炯有神。他的体力非常差，呼吸与脉搏也很弱；说话声音轻微，生命处在垂危之中。”
周恩来自1974年6月1日住院到1976年1月8日逝世，共做大小手术13次，平均40天左右要动一次手术。只要身体尚能支持，他仍继续坚持工作。这一时期，他除了批阅、处理一些文件外，同中央负责人谈话161次，与中央部门及有关方面负责人谈话55次，会见外宾63批，在会见外宾前后与陪见人谈话17次，在医院召开会议20次，出医院开会20次，外出看望人或找人谈话7次。 从1975年6月以后，周恩来由于癌症的折磨，身体极度消瘦，体重只剩下了30.5公斤。他清醒地估计到自己的生命“还有半年”的时间，但他依然继续顽强地工作着，同病魔、同邪恶势力进行着最后的搏斗。 从12月中旬起，终日卧床的周恩来已无法进食，所需要的食物由医护人员用管子直接灌入胃里。这时周恩来的身上插满了各种管子，进食、输血、输液、排液……以至连翻身都受到限制。为了减少周恩来的痛苦，医生不得已使用了安眠药和止痛针。但是，不时袭来的剧痛，仍使周恩来常常浑身颤抖，大汗淋漓。就是在这种状态下，他仍表现出高度的自制力。医生张佐良回忆：“总理用的止痛药，开头打一针可管上四五个小时，后来管两三个小时……他疼得实在不行时，就把我叫进去，说，我很疼，能不能哼一哼，叫唤叫唤。听到这里，我的眼泪都掉出来了。我说，总理，你现在愿意怎样就怎样吧!”护士许奉生说：“这时总理是很痛苦的，可他从来不哼也不叫。有一次他正睡觉，一下让病痛惊醒了，就问，我喊了没有?我们说，你叫叫没关系的，如果你疼，你就哼哼，就叫，没关系。他摇摇头。” 12月20日，生命已经处于垂危状态的周总理，向应约前来的罗长青询问台湾的近况。谈话不到15分钟，周总理就昏迷了过去。1月7日11时，周总理从昏迷中苏醒，用微弱的声音对身边的医生说：“我这里没有什么事了，你们还是去照顾别的生病的同志，那里更需要你们……”这是周总理生前留下的最后一句话。 1976年1月8日上午9时57分，周总理的心脏永远停止了跳动。
【二】:周恩来的工作习惯
周恩来的工作习惯
最近翻检我的旧笔记本，发现1972年10月5日有这样一则：“10月5日，总理接见最近出国的五个代表团全体成员，从晚上9时至夜里一时半。总理以充沛的精力向被接见的人（医生、自然科学家们）作调查研究，从针灸原理到老年气管炎，从心脏病到林县的食道癌，从‘三废’到大学的教改，给大家上了一堂如何作调查研究、坚持唯物论的反映论的课。遂后，总理就国际形势及主席的战略部署作了重要指示。”
“文革”后期，特别是林彪垮台、尼克松访华后，外事活动有所开展，一时相当活跃。1972年我从“干校”回到北京，后来接受任务，参加筹备出席恢复我合法席位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十七次大会的具体工作。大会将于1972年11月份在巴黎举行，高教部会同外交部组织了一个很大的政府代表团，团长由当时我驻法大使黄镇出任，副团长是清华大学的张维教授。我作为翻译组组长参加了代表团。 10月5日下午，我们正在高教部准备各项文件的起草、修订以及翻译等工作，上面传下话来：周总理当晚9时要在人大会堂接见将于近期出国访问的代表团，大家就在附近随便吃些东西不要回家了，因为晚8点要准时动身。大家听了这消息都非常兴奋，特别是再过四天就要登程去巴黎了，我的高兴心情更是难以言表，因为已很久没有近距离地看看周总理了。
我们的大轿车准时从大木仓胡同出发，到达人大会堂某接见厅时，发现已有不少人先到了。只见王海容忙前忙后地在张罗着。当时已是秋天，可是摆的还是一圈一圈的藤椅，围成半月形，正对面是一只茶几，两旁各摆了几把藤椅。渐渐地被接见的人都到了，共约二百人，大部分人我都不认识。
9时整，王海容走在略前侧位，陪总理从后面进入大厅，跟在后面的，我只认出了郭老。全体人员立时起立，热烈鼓掌。还未落座，总理发现了竺可桢老先生，遂连忙趋前问候，并说，竺老高龄，何必要来呢？竺老说，许久未见总理，有这个机会不能不来。总理连说，那坐一会儿就回去吧。竺老说，要听您讲话。总理转身看见了刚出任七机部部长的刘西尧，忽然厉声说：西尧！你来干什么？刘说要听总理讲话。总理说，我的话你还没听够么？你那个地方乱成那个样子，
不在那里坐镇，来这里何用？快回去！刘西尧只得提了手提包闷闷离去。这刹那间，大家还都站着，总理笑了笑，打个手势请大家落座。这一幕，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大家坐定，总理发现迎面的第一排藤椅都空着没有人坐，便问：为什么第一排没人坐？后面的坐过来嘛！众笑。见仍没有人带头去，便说：是不是我太官僚主义脱离群众，不愿意离我太近啊？气氛立时活跃起来，林巧稚说：总理这样说，我倒要坐到头排去了。一下打破了僵局，第一排很快便坐满了。总理见林巧稚穿了一件对襟中式小褂，便说：林大姐就穿这件去美国么？林说：怎么，不好吗？总理连说：好，好，服装早该换换样子了；哪里做的，我让邓大姐也做一件去。林说：改天我陪邓大姐去。
总理接过王海容递给他的接见名单。那次被接见的有五个代表团，除我们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的代表团之外，有医学代表团、教育代表团，还有两个名称忘记了。总理一边看着名单，一边开始提问。在这类场合，或会见外宾，总理的习惯和作风是先问问题，作调查研究，然后才讲话；问答之间只作简短插话。今天也是这样。
总理在名单上发现有河南林县来的一位女医生，便叫她站起来认识一下，说：林县患食道癌的人很多，为什么？是饮食问题吗？研究过吗？有没有预防措施？那位女医生说是由于水质问题。总理请她说详细些。女医生打开了话匣子，周详地讲起林县的水质成分，兼及源流所经水系的成分，并与燕山水系作了比较。女医生讲得冗长而琐细，滔滔不绝，总理很认真地听她讲，一点也不打断她，还不时提些小问题。女医生讲完后，总理表扬她工作深入细致，说：食道癌对林县人民的生命健康关系至大，一定要想出克服它的办法；如果有人（指外国人）问有无克服办法时，应怎样回答？她说：还没有治愈的办法，正努力研究。总理赞同地说：对，要实事求是。
见名单上有一位“针灸”医生，总理说，针灸治病是有疗效的，但怎样把原理说清楚呢？那个医生讲了许多穴位上的效应问题。总理说，朝鲜有一种经络学说，你觉得怎样？他回答说有些道理，但不能解决根本问题，接着又讲了许多技术上的问题。总理说：科学的事，不要轻易下结论，宁可多作些调查研究；针灸是我们的医学遗产，应该由我们给以理论上的、能说服人的解释，可是一直还没有，建国已经这么多年了，中西医应该努一把力取得突破。
接着一个问题是：针麻的效果到底怎样？那位医生说：有一定效果。总理问：谢部长（卫生部部长），你说呢？谢说，有一定疗效，要看患者是否“得气”。总理大笑：什么“得气”？我要的是科学的解释；到了美国，人家问你，你说“得气”，这像话吗？我过去说过，你们做针麻为什么不敢在首长身上做，而只在小战士身上做试验？你还没有把握嘛！回答问题一定要实事求是，恰如其分。
显然，总理翻到了教育代表团的名单，便问，听说“复课闹革命”以来学生的学习成绩仍是不好，有人问起，你们怎样解释？小谢（谢静宜）你说呢？谢说，学生的成绩还是逐年上升的。她举出一些数字，说明学习成绩并没有因为“闹革命”而下降，反而由于“经了风雨，见了世面”而在总水平上有提高。总理听了，没有作任何评论，只说了一句：要实事求是。
在谈到大学教改问题时，总理问朱光亚，怎样理解应用学科与基础理论的关系问题。朱光亚大概说他个人意见是，应用学科是重要，但是缺少基础理论的支持是不行的。总理提这个问题是有的放矢的，当时，周培源等一些知名教授发表意见指出，现在有一种只重应用而轻视理论的倾向，这对于科学和教育的长期发展是十分不利的。对于这种意见，“四人帮”和他们的御用工具，立即以很大的气势批判为反对“教改”、轻视实践的错误意见，上纲很高。总理说，这实际上是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理论产生于实践，又反过来指导实践，两者相辅相成，不要把它们对立起来。据我的印象，从此这场“批判”就止住了。
总理问的事情不止这些。以上是我印象比较清晰的一些问题。我记忆中最深的，是他在插话中几次重复“实事求是”这几个字。 总理好问，这是我们很熟知的，常戏称之为“考”。有谁被派去作接见外宾时的翻译，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告诉大家总理又“考”了什么，被“考”的人是否“烤糊”了。记得有一次某同志作翻译回来就大叫“烤糊”了。那次是总理会见尼日利亚的外宾，在外宾到前总理问他，你能否说出与尼日利亚接壤的邻国？他随口回答了几个，总理说不行，要从北至南一个接一个地说。然后就和他一起一个挨一个地数下来。
有一次我亲自在场。那是1972年8月15日，总理会见喀麦隆外交部长率领的喀麦隆代表团。在我的旧笔记本里也查到一条：“总理今天下午5时半至7时半会见了喀团。总理精神那样好，真令人欣慰。
总理在两个小时当中作了许多调查研究，特别是对非洲和喀麦隆的历史、地理、山川、河流、人口、交通、语言，涉及到国际关系中的许多问题，给我们作出了善于学习的榜样。听说总理还在会见喀团之前批评了外交部、外经部的负责同志在签订经济、技术合作协定时坚持要写上保护人身不受‘侵犯’等语是大国主义。”
会见时有过一段插曲。在谈到尼罗河的时候，总理突然问陪见的主管非洲事务的外交部副部长：尼罗河的发源地在哪里？这位副部长一时答不出，忙回过头问后排的亚非司司长，他也一时语塞。这时翻译没有翻，总理大笑，对译员说翻给外长听：我们主管非洲事务的副部长不晓得尼罗河的发源地，可见业务不熟。说着又笑起来，刹那间的尴尬局面就化解了。
被总理问住的时候是常有的，这几乎成了我们时常谈论的话题。一次在巴黎我驻法使馆，曾涛大使谈到他一次被问住的情况。大使回国述职，最怕的是总理发问，所以事前总要把驻在国的情况准备充足。一次曾大使回国述职，行前照例准备了各方面情况的材料，自以为足够了。不料总理提的第一个问题偏偏是曾大使没有充分准备的农业问题，“考试结果”当然未得满分。曾大使笑说，好像他专挑你没有准备的问题问。
“每事问”，是总理作调查研究养成的习惯。我这里只追记下零星的一些。我想，如果我们各级担任领导工作的同志，都能学学周总理的“每事问”，那就太好了。
【三】:周恩来的故事
周恩来的故事
周恩来在沈阳读书的时候，只是个十二三岁的少年。他学习非常勤奋、刻苦，常常和老师同学一起讨论自己在阅读书报时思考的问题。当时他们讨论得最多的是怎样救国和宣传救亡的问题。
周恩来在课堂上认真听讲，认真完成课外作业，尊敬老师，团结同学，有礼貌，守纪律。他特别注意课外阅读，来弥补课堂上学习的不足。他所读的书报，范围也比较广泛，除了社会科学的书籍外，自然科学和军事科学的书籍也是他喜爱的读物。他还能把几本书的内容对照起来阅读，加以比较，探求最科学的内容和答案。
有一天，东关模范高等学堂的魏校长把同学们召集起来，问大家：“读书为了什么？”
有的同学说：“为了给自己将来找条出路。”
有的同学说：“为了能发财致富。”
还有个同学说：“为了帮助父母记帐。”原来他的父亲是个商人。
魏校长问周恩来：“你呢，为什么读书？”
周恩来站起来，大声地说：“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就是说为了中华民族的强大兴盛，像巨人一样挺立在世界而读书学习。
能不能把我碗里的饭弄软一点？
随着年龄的增大，周总理工作量不减，饭量不减，但是变化还是在悄悄发生…… 总理喜欢和群众一道吃饭。在田间地头，他与农民一道吃饭；在工厂矿山，他与工人一道吃饭；在招待所、饭店，他喜欢和服务员一道用饭；在水库工地，他和民工一块啃窝头咸菜……
有一次，总理陪外宾外出参观。那几天他吃饭很费力，吃得慢，吃得少。工作人员心里很犯急。
在参观大寨的前后，在一次行动前，工作人员想到他吃饭的费力，忙问："总理，你身体不舒服吧？"
"不，我身体很好……"总理说得肯定。
"总理，你肯定有什么事吧？"
"嗯，"总理略一沉吟，望住工作人员，用商量的语气说："这次活动，吃饭要一起吃。你看，能不能设法把我碗里的饭弄软一些？"
"可以。饭都是盛好了才端上来么。"
"搞特殊了。"总理笑了笑，有些不安和苦涩。他忽然轻轻叹出一口气："唉，我的牙齿已经全松动了……"
总理发出这声轻叹时，工作人员看清了他变得灰白了的头发；曾经英气勃勃的脸孔已经血肉耗尽，脸孔和脖颈的皮肤松弛下坠，并且出现了老年斑；他那威武明锐的双眼也深深地凹陷下去……
黄埔军校
孙中山先生希望通过创建革命军，来挽救中国的危亡。孙中山在开学典礼上曾致词：我们开办这个学校，要用里面的学生做根本，成立革命军，诸位就是将来革命军的骨干，创立了革命军。我们的革命才能成功。
1924 伟人孙中山先生高瞻远瞩，视“教育为神圣事业，人才为立国大本”，在广州亲手创办了一文一武两所学堂 —— 国立广东大学（今天的中山大学）和黄埔军校。建校时的正式名称为“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因其校址设在广州东南的黄埔岛，史称黄埔军校。黄埔军校建立的目的是为国民革命军训练军官，然后其学员成为国民政府北伐统一中国的主要军力。1946年行宪之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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