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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的生成逻辑(一)
三个自信的逻辑关联
“三个自信”的逻辑关联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全党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要坚定三个自信，就必须深刻理解三个自信的科学内涵及其内在逻辑关系，增强理论自觉性和坚定性。
道路自信是指在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人们对于社会主义历史运动在当代中国路径选择的合理性自信。具体而言包括：对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多年伟大实践和辉煌成就的肯定和认同；在与改旗易帜后的苏联及东欧地区，照搬西方模式的某些拉美、非洲国家，陷于金融危机的西方国家等比较的基础上对中国道路优越性的理性把握；对走中国道路实现国家现代化和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充足信心。
理论自信是对科学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理论创新成果的真理性自信。既表现为对理论本源真理性的信心，深信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继承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获得了理论上的科学性和真理性；表现为对理论体系科学内涵以及严密逻辑的充分理解和自觉把握；还表现为深信这一理论体系可以正确指导我国现代化实践，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
制度自信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当代中国实现与创新的正义性的理解与认同。即坚信我们的制度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点和优势，可以保障人民当家作主，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等等；坚信中国的政治制度是世界政治文明成果的一部分，既内含社会
主义本质要求，又凸现中国特有的国情和历史情境，维护和促进了社会公平正义、民族团结、国家统一和发展进步；坚信制度选择的合理性，我们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扩大人民民主，推进依法治国，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个自信并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具有诸多内在的共性。第一，共同的世界观、方法论。三个自信都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问题、解决问题，都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自身的理论基础，都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都遵循科学社会主义关于理想与现实相统一。即党的最高纲领与党的最低纲领相统一的基本原理，都始终根植于、立足于代表人民利益的政治立场，都遵循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在本质属性和价值取向，这也是三个自信相互贯通、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的整体的根本依据所在。第二，共同的实践基础。三十多年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是三个自信共同的实践基础。“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实践的需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制度形成、发展的动力源泉，党的每一次重大的理论创新、每一次制度的发展与完善，都是基于道路的具体实践，基于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现实需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制度是适合中国国情和人民需要的，又
是切合时代特征和世界潮流的。第三，共同的目标指向。无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还是理论体系或制度都指向一个共同目标，即两个百年阶段性目标，“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建党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三个自信就是植根于对实现这一共同目标的各种压力、挑战和困难的充分精神准备。第四，共同的理论品质。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的理论品质，这一品质也集中体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理论体系的发展、制度的完善过程中。三个自信就是要毫不动摇坚持、与时俱进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制度，在继承前人的同时又能突破陈规，在排除各种错误倾向干扰的同时又能吸取各种失误的教训，不断解决新课题，开拓新境界，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
正是上述内在共性的存在，使得三个自信之间形成了紧密的逻辑关系，彼此有机统一、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第一，有机统一。三个自信有机统一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调方向性，道路强调实践性，理论体系强调指导性，制度强调保障性。坚定三个自信，就是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不动摇，正是由于“党领导人民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会有实现途径，有行动指南，有根本保障。第二，相互依存。道路自信是基本前提。道路的具体实践为理论体系和制度的形成、丰富和发展提
供了鲜活的素材；而理论体系和制度则以科学化的理论、制度形态表现道路。只有坚定道路自信，才能坚定理论体系和制度的自信，才能用理论进一步指导实践，用制度保障实践。理论自信是思想基础。理论自信论证了道路自信的合理性，论证了制度自信的合法性。坚持什么样的道路和制度，需要我们有坚定的政治信念，而政治信念的坚定取决于思想清晰，取决于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是根本保障。一整套相对完整的制度体系不仅解决了实践中的问题，而且集中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经验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成果，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点和优势，保障了党和国家的活力，激发了人民群众的热情。脱离了中国特色的制度自信，道路自信和理论自信就没有了保证，制度自信保障了道路自信和理论自信。第三，相互促进。 道路自信促进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鲜活的实践经验。道路探索中诸多理论或实践难题的破解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认识，对规律的科学归纳和提升进一步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制度的发展和创新，促进了人们的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理论自信强化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明确了道路的本质规定、价值目标和发展方向，为道路的拓展和制度的完善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的每一个关口我们表现出高度的理论自信，运用中国的理论和话语体系解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成果、制度成果，而这种对实践探索、制度完善的指导作用随着理论体系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更加显著地展
现出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的生成逻辑(二)
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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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
作者：葛启安
来源：《学理论·上》2013年第08期
摘 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信问题，实际上是解决理论不自信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理论逻辑和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并在实践中与时俱进。因此，理论自信就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实践坚定信念、科学性坚定信念和未来坚定信念。 关键词：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信；思考
中图分类号：D61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2-0011-0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的生成逻辑】
长期以来，国内外有许多质疑，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搞得好，但是没有系统的理论。认为一代领导集体搞一个理论，显得多而杂。这些观点都是缺乏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认识，缺乏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科学性、实践性和革命性的认识而表现出来的理论不自信。因此，本文着重探讨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信的问题。
一、坚定理论自信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科学理论体系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符合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
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科学社会主义是植根于社会主义运动又指导社会主义运动的科学理论体系，它以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制度作为理想，指引无产阶级为实现理想而不懈奋斗。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一是科学社会主义坚持理论和实践辩证统一的原则，恩格斯指出“要使社会主义变为科学，就必须首先把它置于现实基础上”[1]416，首先，马克思、恩格斯强调科学社会主义绝不是书斋里的学问，十分注重把社会主义置于现实基础上，注重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恩格斯明确指出，科学社会主义是“活的行动理论”，是工人阶级的伟大的认识工具。因此，它一经掌握群众，就会变成改造旧世界的强大物质力量。可见，科学社会主义是理论性与实践性高度统一的学说。其次，强调人的全面发展，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294三是坚持社会主义理想价值。恩格斯引用人类学家摩尔根《古代社会》中的一段话预言：“管理上的民主，社会中的博爱，权利的平等，普及的教育，将揭开社会的下一个更高的阶段，经验、理智和科学正在不断向这个阶段努力。这将是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复活，但却是在更高级形式上的复活。”[3]这是马克思、恩格斯把未来社会设想为一个自由、平等、公正和民主的社会。这些原则都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的生成逻辑(三)
三个自信的逻辑关联
“三个自信”的逻辑关联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全党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要坚定三个自信，就必须深刻理解三个自信的科学内涵及其内在逻辑关系，增强理论自觉性和坚定性。
道路自信是指在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人们对于社会主义历史运动在当代中国路径选择的合理性自信。具体而言包括：对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八年伟大实践和辉煌成就的肯定和认同；在与改旗易帜后的苏联及东欧地区，照搬西方模式的某些拉美、非洲国家，陷于金融危机的西方国家等比较的基础上对中国道路优越性的理性把握；对走中国道路实现国家现代化和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充足信心。
理论自信是对科学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理论创新成果的真理性自信。既表现为对理论本源真理性的信心，深信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继承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获得了理论上的科学性和真理性；表现为对理论体系科学内涵以及严密逻辑的充分理解和自觉把握；还表现为深信这一理论体系可以正确指导我国现代化实践，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的生成逻辑】
制度自信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当代中国实现与创新的正义性的理解与认同。即坚信我们的制度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点和优势，可以保障人民当家作主，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等等；坚信中国的政治制度是世界政治文明成果的一部分，既内含社会
主义本质要求，又凸现中国特有的国情和历史情境，维护和促进了社会公平正义、民族团结、国家统一和发展进步；坚信制度选择的合理性，我们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扩大人民民主，推进依法治国，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的生成逻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个自信并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具有诸多内在的共性。
第一，共同的世界观、方法论。三个自信都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问题、解决问题，都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自身的理论基础，都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都遵循科学社会主义关于理想与现实相统一。即党的最高纲领与党的最低纲领相统一的基本原理，都始终根植于、立足于代表人民利益的政治立场，都遵循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在本质属性和价值取向，这也是三个自信相互贯通、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的整体的根本依据所在。
第二，共同的实践基础。三十八年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是三个自信共同的实践基础。“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实践的需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制度形成、发展的动力源泉，党的每一次重大的理论创新、每一次制度的发展与完善，都是基于道路的具体实践，基于我国改革开
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现实需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制度是适合中国国情和人民需要的，又是切合时代特征和世界潮流的。
第三，共同的目标指向。无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还是理论体系或制度都指向一个共同目标，即两个百年阶段性目标，“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建党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三个自信就是植根于对实现这一共同目标的各种压力、挑战和困难的充分精神准备。第四，共同的理论品质。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的理论品质，这一品质也集中体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理论体系的发展、制度的完善过程中。三个自信就是要毫不动摇坚持、与时俱进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制度，在继承前人的同时又能突破陈规，在排除各种错误倾向干扰的同时又能吸取各种失误的教训，不断解决新课题，开拓新境界，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
正是上述内在共性的存在，使得三个自信之间形成了紧密的逻辑关系，彼此有机统一、相互依存、相互促进。
第一，有机统一。三个自信有机统一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调方向性，道路强调实践性，理论体系强调指导性，制度强调保障性。坚定三个自信，就是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不动摇，正是由于“党领导人民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会有实现途径，有行动指南，有根本保障。
第二，相互依存。道路自信是基本前提。道路的具体实践为理论体系和制度的形成、丰富和发展提供了鲜活的素材；而理论体系和制度则以科学化的理论、制度形态表现道路。只有坚定道路自信，才能坚定理论体系和制度的自信，才能用理论进一步指导实践，用制度保障实践。理论自信是思想基础。理论自信论证了道路自信的合理性，论证了制度自信的合法性。坚持什么样的道路和制度，需要我们有坚定的政治信念，而政治信念的坚定取决于思想清晰，取决于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是根本保障。一整套相对完整的制度体系不仅解决了实践中的问题，而且集中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经验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成果，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点和优势，保障了党和国家的活力，激发了人民群众的热情。脱离了中国特色的制度自信，道路自信和理论自信就没有了保证，制度自信保障了道路自信和理论自信。
第三，相互促进。 道路自信促进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鲜活的实践经验。道路探索中诸多理论或实践难题的破解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认识，对规律的科学归纳和提升进一步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制度的发展和创新，促进了人们的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理论自信强化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明确了道路的本质规定、价值目标和发展方向，为道路的拓展和制度的完善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在改革开放和现
代化事业的每一个关口我们表现出高度的理论自信，运用中国的理论和话语体系解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成果、制度成果，而这种对实践探索、制度完善的指导作用随着理论体系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更加显著地展现出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的生成逻辑(四)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
【摘 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就是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历史已经证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八报告中提出两个百年的奋斗目标，并提出为实现这样的奋斗目标全党要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从“三个自信”基本内涵着手，理清三个自信内在的机理关系，从“三个自信”的历史逻辑生成角度探讨其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价值意义，进而我们才能更加理智自信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奋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一、“三个自信”的内涵和机理关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以下简称“三个自信”），其内涵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的结晶，深入探讨其内在的机理关系，有助于我们研究“三个自信”的生成机制和理论运用价值。
1.1“三个自信”的内涵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党要坚定这样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三个自信”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的高度认可和思想认同，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高度自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反映出中国的发展道路，是被历史抉择并被实践证明了的，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探索走向民族富强的正确道路。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建设，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取得了一次又一次革命和建设的胜利。改革开放的伟大成果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历史抉择的必然。如今无论是完成两个百年的阶段性任务还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任务，我们仍需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信是基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功的理论创造。理论指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行动指南，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长期指导着中国的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并不断创新，这些中国革命和社会建设所取得的理论成果已经被实践证明。在继续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我们要坚持这些正确的理论指导，我们应当拥有这样的理论自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是从制度保障的高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已被国家改革和建设成功的历史经验所印证。我们只有坚持并不断发展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等为根本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才能确保我们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新中国成立百年时建立起繁荣和强大的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1]
1.2“三个自信”的机理关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途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行动指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根本保障，三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这是党领导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长期实践中形成的最鲜明特色。” [2] “三个自信”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之中，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建设的三个必备要素，缺一不可。
“三个自信”有着共同的历史前提、共同的实践基础和共同的思想动力。“三个自信”的历史前提是要对中国有客观准确的认识。只有真正对中国的历史事实和发展道路有了准确的定位和翔实的了解，才能在内心认同中国道路，坚定中国发展的自信。“三个自信”的实践基础就是要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和“封闭僵化的老路、改旗易帜的邪路”划清界限。中国特色社会主的伟大实践既不能重蹈覆辙也不能前功尽弃，要全面提高国家建设层面的民族自信，提高国家发展的科学化水平和人民生活的幸福感程度。“三个自信”的思想动力就是与时俱进的理论资源，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坚持与时俱进改革创新的驱动机制，才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不断丰富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充分体现了和马克思主义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发展的本质。一脉相承是发展的前提，与时俱进是发展的关键。[3]
二、从“三个自信”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持和发展
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是党的十八大提出的重要思想。习近平同志强调，“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走中国道路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要坚持“三个自信”。
2.1道路自信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持和发展
道路自信是对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带领全国各民族人民不懈奋斗历史事实的高度认可，是在历史唯物主义视角下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任和坚持。从太平天国到戊戌变法，从洋务运动到辛亥革命，无论是农民阶级运动、地主阶级运动还是民族资产阶级革命都没能改变当时中国衰败没落的历史命运。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各自都有着深刻的阶级局限性。农民阶级严重的小农意识决定了其不可能挽救中国于水深火热之中，地主阶级保守的思想、贪婪的本性同样也决定了其不可能成功开展救亡图存的救国运动。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妥协也只能将国家救亡图强的希望和转机毁之于千钧一发之时。
俄国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救国心切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效仿俄国革命的胜利经验，开展救国运动，但最终却遭到了各种势力的血腥镇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批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反对本本主义、教条主义，开辟符合中国实际的革命道路，最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初期，中国共产党人由于再次照抄照搬苏联经验，使国家发展、人民生活受到了重挫。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揭开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序幕，开启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开辟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沿着这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短短三十多年我国就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发展成就。经济总量跃居全球第二，人民物质文化水平均得到了大幅度提高，全国各族人民正热火朝天的向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挺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的生成逻辑(五)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与演进回顾
【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60年，先后经历了初创与改造、建设与发展、动乱与打碎、改革与开放等六个阶段的嬗变。尽管有过探索和曲折，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引下，经过一代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顶层设计和人民群众的实践，目前以“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统一在中国梦的框架内，日益显现出了中华民族的道路自觉和制度自信。 【关键词】社会主义道路 嬗变 历史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并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开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既是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有力指导的必然结果，也是一代代领导人的高瞻远瞩和运筹帷幄，更是广大人民群众艰苦奋斗、继往开来的成果。为了理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脉路，为十八大确立的“中国梦”提供理论和实践支撑，本文按照我国历史发展时序，简要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六十年嬗变历程作一归集和探讨，以此坚定社会主义信念，明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未来演变前景。
初创与改造（1953～1956）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我们党的开辟者选择了马列主义，并将共产主义作为党的最高奋斗目标。由于当时社会主义刚刚崭露头角，在世界范围内还没有形成一呼百应的气势，没有很好的机制可以借鉴，再加上中国革命斗争的残酷性，毛泽东等革命先驱，结合中国实际，探索出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在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上，逐步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国革命战争时期用鲜血炼就的发展理念和奋斗路径，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体系是一脉相承的，建构出了我国早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雏形。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人民也正式走上了属于自己的道路。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而对于党和国家领导人来说，如何尽快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到社会主义道路，则是当时首要的社会命题。基于此，在政权初步得到稳固、社会逐渐得到安定的基础上，从1953年开始，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通过“一化三改造”（即工业化，改造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来实现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到了1956年，这一任务基本完成，我国正式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也得到了全面建立。
在这个阶段中，新中国的缔造者展现出了强大的智慧和能力，初步设计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特别是在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过程中，我国成功运用“和平赎买”、有偿使用政策，改造了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消灭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同时，通过建立合作社，实行社会主义集体化，把农民和其他小生产者引导到社会主义道路上来，为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充分的实践准备。
建设与发展（1956～1966）
自1956年始，毛泽东同志提出了一系列著名论断，直指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并且指引当时的社会建设取得了显著成就。1956年4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针对当时完全借鉴苏联模式发展我国经济中出现的弊端，提出了独立自主的理念，以及将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进行“二次结合”，找出并找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随后，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名论断中，进一步校正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方向，努力构建当时特殊时期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路径。1956年9月，中共八大召开，会上将我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回归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层面，并明确提出了当时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要放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用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来解决当时的人民生活困难和国家困境。这种回归本质的发展路线，非常遗憾的是后来没有得到很好地贯彻执行，也没有发挥出良好的发展效能，但通过历史回顾和审视，我们不难发现中共八大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进程中的积极意义。1960年，党中央针对当时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大跃进”等问题，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这是我们党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一次重要转变。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早在1954年，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就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现代化的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其中存在一定的逻辑缺陷，也不够科学。1964年12月，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我国正式提出了具有崭新内涵的“四个现代化”（现代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基本涵盖了当时社会发展的几个重要维度，从而引领我国社会主义道路向纵深发展。①
不可否认，在这个阶段，虽然我国也遭到过严重挫折，比如“大跃进”，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仍然取得了很大成就，例如建立起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人民生活水平有了一些提高，文化、医疗、科技事业也得到了发展，我国国际地位和话语权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
动乱与打碎（1966～1976）
1966年，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警示意义的“文化大革命”爆发，将当时日益严重的“左倾”演化为“以阶段斗争为纲”，并在1969年中共九大会议上确定为我们党的基本路线。这是对我国社会主义道路的严重扭曲，并在很大程度上阻滞了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尽管在此阶段，我国在“两弹一星”和一些重要领域也取得了重大成果，但“文革”对我国国民经济以及人民生活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在国内外产生了较为恶劣的影响。
当然，毛泽东及其所开创的社会主义道路仍然瑕不掩瑜，尽管有曲折或错误，但客观地说，毛泽东及广大中国共产党人，在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后，其主流发展方向仍是社会主义建设。在此期间形成的一系列重要的理论创造，被赋予毛泽东思想总的理论体系，指引着我们党和国家在社会主义道路上持续前进，尽管其中遇到过重大的挫折，但仍然改变不了社会主义的本质。
改革与开放（1976～1992）
“文革”结束后，我国开启了改革开放新征程。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不仅给“文革”十年浩劫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也审时度势，结合国内外发展形势，以及人民群众的现实需求，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引入了新的历史阶段。在这个阶段，我国最重要的成就体现在：一是建立和发展了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系列理论；二是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逐渐摸索并步入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改革与开放（1976～1992）阶段，与邓小平理论和实践是一致的，是邓小平时期的重要历史成果。 在此阶段，有三个重要节点值得关注：一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创新和创造标签，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新的征程；二是党的十二大明确了市场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作用，开启了我国市场经济新发展模式；三是党的十三大提出了“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著名论断，并辅之“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以及“三步走”的发展路径，基本上勾划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基础框架和发展模式。②
在此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主要回答了两个时代命题：一是在粉碎“四人帮”后，是按照“两个凡是”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老路，还是全盘西化，走资产阶段的邪路？基于此，邓小平提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发展纲领，并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征程。二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发生的“六四风波”，以及九十年代前期的东欧巨变和苏联解体，再次给我国社会主义道路提出了严峻挑战。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后，用改革开放的实践成果有力地回答了“左”和“右”的干扰，提出了“发展是硬道理”，明确了坚持社会主义基本路线不动摇，从而为我国改革开放定下了发展基调。同时需要说明的是，在此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被赋予了“两个文明”的发展内涵，即坚持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完善与推进（1992～2011）
1992年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通过“三位一体”、“四位一体”等发展路径，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向前演进，创造出了世界经济史上的伟大奇迹，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积聚了巨大的物质和精神力量。
在此阶段，我国重点回答了三个时代命题：一是在一代伟人邓小平去世后，我国再次面临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问题，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摒弃“左”和“右”的争论，在党的十五大上，将邓小平理论写进党章，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明确了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总体架构，巩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方向；二是在世纪之交，针对党的建设和社会建设的各种时代问题，江泽民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此来强化我们党的执政基础，并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规律性认识推向一个新阶段；三是在进入新世纪后，我国面临着发展黄金期和矛盾凸显期并存的历史局面，特别是一些西方思潮的侵蚀，使我国再次陷入了走什么路的问题，胡锦涛创造性地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以及和谐社会理念，这既有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进程中的一些矛盾和问题的解决，也进一步深化并升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新的发展内涵和时代价值。③
在此期间，中国共产党共召开了四次代表大会：在党的十四大上，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进行了概括；在党的十五大上，通过将邓小平理论写进党章的历史形式，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大阶段性成果，同时还从执政党角度，提出了开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宏伟构想；在党的十六大上，明确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历史地位，着重提出了小康社会的发展愿景以及和谐社会的构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明晰了阶段性的发展目标和实现路径；在党的十七大上，首次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新命题，阐述了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和根本要求，科学地总结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时代性、规律性、创造性。④在此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两个文明”的基础上，在党的十五大上被赋予了“三位一体”（经济、政治、文化）的时代内涵，并且作为十五大、十六大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建设和发展的安排框架；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党中央将社会建设提到与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同等高度，提出了“四位一体”的发展路径，进一步夯实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深厚根基。
全面与深化（2012至今）
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给全中国人民展现出了小康社会、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蓝图，对新的时代条件下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作出了全面部署，特别是其中明确提出的“五位一体”，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方面着力，设计出了我国未来发展的大架构，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明晰了当前形势下的发展路径，赋予了与时俱进的新的时代内涵。
2012年11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及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顺应人民的期待，满怀信心地提出了“中国梦”，即到建党一百周年时，实现小康社会；到建国一百周年时，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⑤循此路径，我们不难看出，“中国梦”实际上勾划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愿景。至此，我们党和国家提出了近期目标（2021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期目标（2049年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远期目标尽管没有明确，但通过《党章》可以看出来，那就是社会主义的高级阶段―共产主义。
经验与总结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60年实践中，体现出了中华民族的道路自觉。一个国家发展道路的选择会受到诸多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的共同作用。经历过多年浴血奋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明白了，中国的道路必须自己来走，必须在坚持马列主义的前提下，结合中国实践，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此过程中，我国也经历了一些“左”、“右”之争，但最终排除干扰，走上了中国人民自己选择的发展道路。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六十年实践中，也体现出了中华民族的制度自信。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一跃成为社会主义社会，经历过建设初期的曲折，发展中的困惑，目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已经展现出了强大的魅力。在全球经济浪潮和政治舞台上，中国声音日益响亮，这是中国人民自豪的表现，也彰显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高度自信。我们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动摇，并一直沿着这条正确的道路勇往直前。
每个中国人都是中国梦的参与者、创造者，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践行者、实现者。当前，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部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已经进入了全面与深化阶段，这种带有自主、创新、发展等多种特征的中国特色发展路径，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广泛认同，也深受我国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期待。无数次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我国的应然选择。经过六十年的嬗变，经过科学理论与发展实践的互促互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正在熠熠生辉，并且在世界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可预期的将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也必将会引领并推动着中国梦的完美实现。
（作者为钦州学院法律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本文系钦州学院“党的十八大精神”专项科研项目“中国梦与地方高校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013SBD02）。
【注释】
①王建：“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演进与历史性经验生成”，《学术论坛》，2012年第8期。
②纳麒：“走向复兴的伟大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框架”，《云南社会科学》，2008年第6期。
③原丽红，张荣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六十年嬗变的轨迹”，《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
④李君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坚持和发展”，《党的文献》，2012年第6期。
⑤孟东方，王资博：“中国梦的内涵、结构与路径优化”，《重庆社会科学》，2013年第5期。
责编/张晓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的生成逻辑(六)
价值自在·价值自觉·价值自信
摘 要：社会主义是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价值问题是社会主义的“元”问题。近百年社会主义实践，对社会主义价值的认识经历了从价值自发到价值自觉的曲折历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统一，践行社会主义的价值规范，追求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建构社会主义的价值世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我们要以高度的价值自觉和饱满的价值自信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关键词：科学社会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价值自在； 价值自觉； 价值自信
中图分类号： G4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749（2013）04-0025-05
社会主义作为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政治思潮，早在四百多年前就已经出现了，一开始它受到一种道德义愤和主观幻想的支配。如果说这种乌托邦曾是社会大众为摆脱现实苦难而选择的一种精神表达方式，那么无论古代还是当代，其价值的合理性都是无可非议的。然而，一种实践的社会主义不会满足于任何理论的思辨和承诺，它要达到理想社会的目的，必然要摆脱乌托邦的遐想，从狭隘的、封闭的圈子里走出来，摒弃对社会主义僵化的、呆滞的甚至歪曲的理解，用一种历史的眼光、理性的思维和发展的角度，去审视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理想和社会实践的价值合理性，进而以高度的价值自觉和价值自信去探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意蕴。
一、价值自在：社会主义是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
从社会理想上讲，社会主义从西方古希腊柏拉图的“理想国”和东方中国《礼记》中的“大同”世界算起有几千年的历史；从理论形态上讲，社会主义从1516年英国人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一书问世算起，至今有近500年的历史；如果从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讲起，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发表《共产党宣言》至今已经有160多年；从社会制度上讲，1871年诞生的世界第一个工人阶级政权——巴黎公社，至今有140多年；1917年俄国发生十月革命，世界上出现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维埃社会主义俄国，至今也近一个世纪。通过价值感召、理论传播、社会运动、制度建设等多种形式，社会主义已经渗透到全球的每个角落。
19世纪末，恩格斯曾高度赞扬卡尔·考茨基研究“社会主义前史”，认为他“抓住了一个全新的题目”[1]。考茨基研究的“社会主义前史”就是从柏拉图的共产主义思想开始的。事实上，社会主义作为迄今为止人类最先进的思想，它的诸如社会平等的要求、财产公有的主张和民主的思想以及在这些基础之上所设计的理想社会都是千百年来人类社会优秀政治文化的历史沉淀和发扬光大，也是历代劳苦大众和社会精英建立一个公正、合理、自由、平等的社会理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无论是东方设计的“大同”世界和“太平”世界，还是西方希冀的“理想国”、“乌托邦”、“太阳城”，它们都有一些共同的价值诉求，即没有剥削压迫、自由、民主、平等。现代意义的“社会主义”（Socialism）一词最早出现于19世纪20～30年代西欧的一些刊物上，它源于拉丁文socialis（即“社会的”、“共同的”、“善于交往”等），意指以合作为基础、以大众的幸福和福利为目标的人类事物的集体管理制，强调的重点不在于“政治”，而在于财富的生产和分配，在于加强对公民的毕生教育中的“社会化”影响——教育他们在行为、社会态度和信仰方面遵守合作的而非竞争的方式。欧文、圣西门和傅立叶等主张建立一个没有资本主义弊端的理想社会，这些社会主义先驱的思想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的直接来源。对此，马克思指出，“在唯物主义的批判的社会主义时代以前，空想主义本身包含着这种社会主义的萌芽”[2]，恩格斯指出，空想社会主义“天才地预示了我们现在已经科学地证明了其正确性的无数真理”[3]。马克思、恩格斯不仅肯定了社会主义先驱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而且还肯定了他们对未来社会主义所提出的积极设想，如消灭城乡对立、消灭家庭、消灭私人营利、消灭雇佣劳动、提倡社会和谐，归根结底要消灭阶级对立等等。[4]
19世纪上半期，社会主义思潮在欧洲是最为时兴的，不论是什么样的政治色彩的人都纷纷打出了社会主义的旗号，从不同的角度来抨击资本主义和设计未来的社会理想。除了空想社会主义外，还有“封建的社会主义”、“基督教的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和“保守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等。在无产阶级已经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日益尖锐的情况下，这些社会主义流派的主张非但不利于无产阶级的自由解放，相反成为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阻碍。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马克思、恩格斯考察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和工人运动的发展态势，分析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动力和发展趋势，批判和继承了人类思想文化优秀成果，汲取和扬弃了空想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实现了哲学、经济学的革命性变革，创立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并把社会主义思想置于这两大理论基石之上，使它走出“乌托邦寓言的云雾”[5]，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科学社会主义不仅是一种合目的性的价值追求，更是一种合规律性的现实实践。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是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获得解放的社会，是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社会，是保证社会成员过上富裕文明幸福生活的社会。在这个新社会中，人们将把自己的“自由个性”“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人们将用这种“自由个性”取代迄今为止“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6]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将给所有的人提供健康而有益的工作，给所有的人提供充裕的物质生活和闲暇时间，给所有的人提供真正的充分的自由”[7]。在1848年《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未来的新社会“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8]。将近半个世纪以后，恩格斯仍然认为，只有这段话能够“概括未来新时代的精神”[9]，准确而又简洁地表达他和马克思关于未来的社会主义纪元的基本思想。由此可见，社会主义本质上是“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10]。社会主义所追求的伟大目标是“人道目标”[11]，而所谓“人道目标”就是要“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发展”，就是要让“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因而也就是使每一个人都能享有人所应有的幸福生活。[12]与资本主义的自发性相比，社会主义是人们自己自觉认识和利用社会发展规律，自觉创造和发展合乎自己目的性的社会实践活动。 社会主义，无论是作为一种人类永恒的社会理想，还是作为一种学说、思潮、运动和制度，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还是现实社会主义的实践，它都是合目的性的价值追求和合规律性的历史运动的统一体，它既具有受范导性和受制约性，又具有主体性和能动性；既遵循内在尺度，又遵循外在尺度；既符合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又切合人类社会的价值理想。而其中的价值问题是社会主义的一个“元”问题。因此，我们必须重视从价值角度认识社会主义，探寻社会主义价值蕴含，建设社会主义价值世界。
二、价值自觉：科学社会主义是生产力标准与价值标准的统一
社会主义的价值，是回答社会主义对于“实现人的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所具有的意义。人们对社会主义价值的不懈追求，构成了争取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动因。客观上讲，过去的社会主义实践运动重在强调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的成效，而较少观照社会主义社会价值属性的彰显；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也着力探究社会主义的真理性、科学性和合规律性，而较少关注社会主义的价值性、主体性和合目的性。
十月革命胜利后，社会主义由此在人类历史上实现了从理论到实践的巨大飞跃，实现了从理想到现实的巨大飞跃，社会主义的历史由此展开了新的篇章。但是，由于社会主义不是在西方发达国家而是在东方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首先取得了胜利。这样，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和它的实现基础之间的关系，也即价值与事实的关系问题，便成了每一位后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法回避的问题。列宁以极大的理论勇气和政治勇气在社会主义价值的发现历程中开拓了一个新阶段和新境界。他认同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最高价值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批判和拒斥考茨基的“科学的社会主义”，批判第二国际的庸俗经济决定论及在俄国的变种经济学派，强烈关注和追求着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和价值原则。列宁认为，社会主义不仅要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更要通过生产力的发展“使所有劳动者过最美好的、最幸福的生活”[13]。当然，列宁也认识到由于“我们的文明程度也还够不上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14]，强调应采取迂回的道路实现社会主义价值。从军事共产主义转向新经济政策，再到晚年对社会主义的新认识，表明列宁在经济、文化落后这一现实基础上实现社会主义价值的努力。
列宁逝世以后，斯大林在国内外形势错综复杂、十分艰苦的条件下，提出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论，领导苏联人民通过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把一个经济上落后的农业国建设成为先进的工业国，在20世纪30年代宣布建成社会主义，从而形成斯大林模式。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既强调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也重视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但是由于斯大林将社会主义实证化、制度化、模式化，把苏联高度集中的体制模式看作是社会主义的本义和社会主义的标准，忽视甚至漠视制度背后的社会主义价值意蕴，而且在很多方面出现了物役人的异化现象。对此，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B·A·梅德维杰夫总结得相当深刻：“现实社会主义模式”蜕变为“极权的官僚主义的社会模式，这种模式不是体现而是歪曲了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本质，并把它的某些基本原则推向反面。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变成了平均主义，社会保障变成了依赖他人养活，对社会过程的自觉调节变成了硬性的集中管理和全面的国家化，社会需求与个人需求的结合变成了对人的需求的压制。”[15]“现实的社会主义是一种反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公有财产和计划成了压制而不是解放人民的手段。”[16]这些论述，一定程度地揭露出斯大林及其继任者们注重以生产力标准去衡量社会主义的成败，而忽视从价值角度考量社会主义的意义，把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标准和价值标准对立起来，从而违反社会主义价值目标和价值原则，酿成了亡党亡国的惨剧。
中国共产党是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高纲领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时代背景的变化和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价值的认识经历了曲折发展并不断演进的历程。从“走俄国人的路”、“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到“以苏为戒”、“走自己的路”，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到“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社会主义论”。这反映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的价值认识。在此期间，生产力发展上的急于求成、生产关系变革中的急于过渡，追求“纯而又纯”的公有制，搞“穷过渡”，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否定个人价值，宣扬极端的集体主义。正如邓小平后来所说：“我们总结了几十年搞社会主义的经验。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17]当然，也就没有搞清楚社会主义的价值意蕴及其衡量标准和实现路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经过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纠正了以往的教条主义倾向，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通过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努力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中国共产党人逐步认识到：“贫穷不是社会主义”[18]，共同富裕才是社会主义；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超越阶段“搞不成社会主义”[19]，“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20]；“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21]，“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22]；“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23]；“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24]；等。江泽民根据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内在联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动实践，提出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25]的论断。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积极探索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进行新的理论创造，提出了“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与和谐社会的价值取向，指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26]，“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27]，“物质贫乏不是社会主义，精神空虚也不是社会主义”[28]，“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29]。 纵观一百多年的社会主义实践，是一个从过分强调生产力标准和忽视悬设价值标准到生产力标准和价值标准并举的过程，是一个对社会主义价值的认识从自发到自觉的过程。实践证明，社会主义价值的挖掘和塑造始终是一项基础性、灵魂性和战略性工程，什么时候科学地认识社会主义的价值、正确地实现社会主义的价值，社会主义建设就能健康发展，并能展现出较之资本主义的优势；反之，什么时候忽视甚至漠视社会主义的价值，社会主义建设就会失误甚至失败。
三、价值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统一
社会主义是一个开放的范畴，也是一个未来的事业，随着世事变迁，社会主义的概念内涵、表现形态和建设路径也在不断丰富和创新。但就其本质而言，社会主义不仅是一种理论体系、历史运动和社会制度，也是一种价值观。没有社会主义价值观，就没有社会主义，因而也就没有科学社会主义。之所以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为空想社会主义向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奠定理论基础后，社会主义依然出现着各种思想流派和运动，是因为社会主义有着丰富的传统和强劲的历史生命力。[30]正如霍布斯鲍姆所说，社会主义的价值证明，社会主义国家的垮台不等于资本主义的胜利。与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极右翼、种族主义相比，社会主义代表着理性、进步的价值以及伟大革命的时代。[3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是遵循着科学社会主义的价值原则、代表着人类社会发展的价值理想、饱含着亿万劳动人民的价值实践的一种主义、一面旗帜和一条道路。
中国共产党始终以高度的历史自觉和理论自觉，通过不断审视自身的社会主义实践和当代资本主义变化，不断开辟社会主义的新的发展道路和新的理论境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是根植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32]这条道路是实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目标、建成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世界的必然选择和必由之路。社会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因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进程理应既是奠定社会主义物质基础的过程，又是彰显社会主义价值世界的过程，也是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有机统一的过程。
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自信源自于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价值原则贯穿融通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创新、道路选择和制度设计中。科学社会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精气神。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理论创新、道路选择和制度设计的基点。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中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价值原则，又吸纳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又结合当时世情国情的特点和要求，具有独创性、深刻性和合理性，在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主张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念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体系的跃迁中起了重要的承启作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刻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借鉴世界社会主义历史经验，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深刻揭示社会主义本质，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明确提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以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的中央领导集体始终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价值原则，深入挖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意蕴，积极回应世情国情党情变化中的价值挑战，把科学社会主义的价值原则和中国的实际问题相结合，并把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原则贯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道路和制度之中，在实践中检验社会主义的价值原则，践行社会主义的价值理念，弘扬社会主义的价值愿景。特别是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大命题和十八大提出“三个倡导”以来，我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意义、原点理据、历史渊源、基本原则和建设路径有了更加明确的认识，从而也开启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自觉建构的新时期。
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自信植根于中国亿万人民的伟大的改革创新实践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中。实践决定着价值的生成、发展与实现，价值是实践的内在尺度和基本指向。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33]，未来社会主义“完全取决于人们将不得不在其中活动的那个既定的历史环境”[34]。也就是说，科学的社会主义不会满足于任何理论的思辨和承诺，它立足实践设计它的价值理想，建构它的价值世界。亿万人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的创造者、享用者和评价者，亿万人民的伟大的改革创新实践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实现的根基和彰显的源泉。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历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大转折和事业的大发展，我国经济总量跃升到世界第二位，社会生产力、经济实力、科技实力迈上一个大台阶，人民生活水平、居民收入水平、社会保障水平迈上一个大台阶，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国际影响力迈上一个大台阶，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都发生了新的历史性变化。人们公认，这30多年是中国社会经济持续发展、民主不断健全、文化日益繁荣、社会保持稳定的时期，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价值理想日趋丰满、价值共识日益凝聚、价值观念日渐积极、价值自信持续提升的时期。当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35]我们距离“真正的社会主义”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景是光明的，但路途是艰辛的，我们仍需以坚定的价值理想、饱满的价值自信，扎实的价值实践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 最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自信形成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社会主义运动的复兴道路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实践中。社会主义是思想体系、运动、制度与价值观的统一体，是一项“世界历史性事业”，关系到人类社会的前途命运和世界人民的自由幸福。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不仅仅是一种意识形态，它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遵循，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趋势的揭示，马克思、恩格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探究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发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是推动人类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人民群众是人类社会历史的真正创造者，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历史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蓬勃发展既与中国社会发展的要求相适应，也是与人类社会发展趋势相契合的。这个社会主义既坚持了马克思、恩格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与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社会主义不同，与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不同，它是符合中国实际、体现时代要求、具有鲜明特色的社会主义。它既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继承，又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同时也是渐进地、自觉地和开放地加入全球化进程的社会主义。全球化不仅客观上为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奠定了必备的物质和文化基础，而且为社会主义提供了宽广的理论视域和实践空间。全球化促使人类社会的总体进步，形成更为先进的生产力和文化，从而更加接近或符合社会主义的价值。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全球化的未来必定是社会主义。自20世纪末以来，社会运动处于低谷期，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却在全球化的进程中蓬勃发展，并且勇于借鉴西方资本主义的先进技术和经验，敢于与西方资本主义在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等领域竞争和发展，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了基础、提振了信心，也为全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树立了榜样、创新了模式。
总之，社会主义作为人类历史上的伟大探索，经历了从理论到实践的跨越、从蓬勃发展到遭受挫折又以异军突起的峰回路转，展现出辉煌而又悲壮的波澜壮阔、跌宕起伏的曲折过程。《共产党宣言》发表160多年来，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理论逻辑”已被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逻辑”所证明并且还将继续证明下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应以高度的价值自觉和饱满的价值自信，从社会主义未来发展的战略高度对中国现有复杂的价值要素、结构和功能分门别类地作出合理性评价，敢于坚持，善于批判，勇于超越，慧于建设。大力挖掘和精心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丰富价值内涵和深刻价值意蕴，通过积极提炼主流价值观念，构建核心价值体系，大力引导社会成员的价值认同，着力彰显中国价值的国际认同，指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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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俊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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