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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期间西德外交政策(一)
冷战前后美国外交政策的改变
冷战前后美国外交政策的改变
作为一个超级大国，美国的外交政策对世界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随着世界政治经济的变化而不断做出适时的调整，但其根本目的都是为了其世界霸主的地位。而冷战前后美国对外政策的转变，是其综合实力不断提高的重要表现，也使美国谋求世界霸主地位的野心昭然若揭。
自二战结束后，美苏由合作的盟友走向了对抗的敌人，拥有强大经济和军事实力的美国，为了争夺世界霸权，确立在世界的领导地位，把遏制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作为对外政策的重中之重。“杜鲁门主义”的提出，正是这一思想的重要体现，也成为整个冷战时期美国外交政策的指导原则。在此影响下，美国为了在经济上限制社会主义国家的扩张，扩大其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影响力，提出了援助欧洲的“马歇尔计划”；为了进一步拖垮苏联，美国依托强大的经济和科技实力，提出了“星球大战计划”，以期将苏联拖入军备竞赛，拖垮其经济。而在军事方面，美国为了对抗苏联，成立了“北约”组织，并通过一系列小规模局部战役，成功限制了苏联的军事扩张。
冷战结束后，美国虽然成为了世界的霸主，但也面临更多新的威胁和挑战。一超多强格局的形成，恐怖主义的抬头，不断恶化的环境问题以及美国国内的问题，使美国政府把外交政策的核心由军事转向经济的发展，并通过其在经济领域的影响力，扶植和培养亲美势力，以扩大其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巩固世界霸主的地位。
美国的外交政策虽然有强大的军事和经济作为后盾，但其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的理念，同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主流思想背道而驰。美国作为世界的一部分，还会不断调整政策，以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和潮流。
冷战期间西德外交政策(二)
冷战后美国外交政策
冷战后美国外交政策
讲 义
第三单元：美国的帝国梦及其破灭
一. 新保守派的来龙去脉
1. 新保守派
A. 来历：左翼知识精英
B. 主张：美国优越论/使命论；意识形态外交；实力外交
C. 特点：激进，进攻性强，注重思想宣传，精通（反）革命
2. 崛起：里根年代初露锋芒
3. 蛰伏：克林顿时期伺机再起 （1992，1998，2000，2002）
4. 昙花一现的鼎盛：小布什任内的复兴与衰败
二. 9.11—“美国新世纪”的天赐良机【冷战期间西德外交政策】
1. 美国犹太势力与被劫持的美国外交政策
2. 问：“他们为何如此憎恨我们？”
3. 答：“任他们恨去，只要畏惧我们就行。”
4. 以恐怖建立秩序：美国的反恐困境
“帝国梦”单元思考题
1. 什么是“（小）布什主义”？它的来源是什么？
2. 美国新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外交主张有哪些异同？
3. 9.11为什么会发生？美国应当如何应对？美国是如何应对的？
4. 国际社会为什么迄今未能就恐怖主义的定义达成共识？这说明了什么？【冷战期间西德外交政策】
5. 国际恐怖主义有哪些表现形式？它的根源在哪里？如何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
6. 美国入侵阿富汗是否出于反恐需要？伊拉克呢？
7. 如何评价美国反恐攻势的成败得失？【冷战期间西德外交政策】
8. 小布什的外交战略在多大程度上是受主观因素影响？在多大程度取决于客观因素？
冷战期间西德外交政策(三)
冷战期间美国外交战略
冷战期间美国外交战略
【摘要】：由于二战苏联在乘美国实行战略收缩之机大规模扩充军备和在世界各地扩张，严重危及美国的霸权地位。美国全面调整外交政策：增强实力，＂遏制＂苏联的扩张，推行＂和平演变＂战略，其结果恢复了美国的实力，扭转了美苏攻守态势，加剧了美苏＂冷战＂气氛，但同时也加深了美国自身的困难。
美国的外交战略面临新的抉择。
键词】：遏制战略,冷战 美国外交政策 难民政策.
一. 美国遏制战略
一 美国遏制战略的重要目标：在维护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和价值观念的根本前提下，为美国垄断资本开辟市场、攫取商业利润服务，维护美国经济安全和繁荣
二 美国遏制战略的基本手段：针对前苏联、东欧以及西方盟国，诱压结合，综合运用经济遏制或经济援助，以服务于美国遏制“共产主义扩张”的大战略 (一)经济遏制。遏制战略作为冷战时期美国的大战略，它强调采取除战争之外的一切手段并综合运用国家的各种力量去实现战略目标，其中，贸易管制战略就是遏制战略手段的具体化。贸易管制战略是杜鲁门政府制定，之后美国历届政府都实施的一项重要经济遏制战略。
(二)经济制裁。美国实施的经济制裁战略加剧了前苏联的困难，延缓了前苏联的发展。的。它不像法国和日本那样在重商主义道路上走得很远，美国的商贸一直与开放市场为伍，开放的市场又和政治自由相关联，政治自由则伴有民主，而民主还连同有和平。”[
三 美国遏制战略的实现条件：以经济实力为依托，在外交上孤立前苏联的同时，迫使前苏联展开军备竞赛以拖垮其经济，从而最终导致了前苏联的解体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一是冷战时期美国外交战略作为美国外交传统的延续，对经济和商业利益的追求和维护是其重要目标。二是经济手段作为冷战时期美国外交战略的重要工具，对美国而言，既保持了其政策的灵活性，又成为了遏制前苏联的有效工具.
二.美国的难民政策与冷战外交
对美国来说，难民政策的核心问题是选择问题，即接纳什么样的人入美的问题。一般而言，难民的流动标志着人心向背。而社会主义国家的人逃亡，起到了毁损社会主义国家的形象、削弱其凝聚力的作用。接纳难民入美，则可以提高资本主义制度的吸引力，加强美国国内的凝聚力，树立美国是“人心所向”的自由国度的形象。因此，利用难民的象征作用、宣传价值，打击共产主义成为美国制订难民政策的指导思想，反共意识形态主导了冷战时期美国对难民的选择。随着冷战的加剧，美国对共产主义的敌意加深，难民问题的意识形态色彩更加浓厚。
杜鲁门先是呼吁美国承担起“领导世界的责任”。 艾森豪威尔政府对东欧国家推行的“解放政策”是其扩大强权政策的具体表
现。美国企图通过对东欧国家进行敌对宣传. 然而，美国在慷慨接纳古巴难民的同时，却对逃离亲美反共的杜瓦利埃独裁
政权的海地难民表现出冷漠和吝啬。古巴革命胜利后，一方面，美国担心海地成
为第二个古巴从而引起社会主义影响在拉美的扩大；另一方面，美国在拉美的战
略也需要海地的支持。例如，海地在“美洲国家组织”中投票赞成将古巴开除出
该组织，在“古巴导弹危机”中提供港口和机场供美军使用。考虑到海地在美国
对外战略中的作用以及双方的友好关系，美国没有抨击杜瓦利埃的残暴统治。所
以，在所有前往美国的古巴人都被美国视为“逃避共产主义迫害”的难民的同时，
逃离海地前往美国的人则从未被认为是通过“用脚表态”反对本国独裁政权的人。越战结束后，美国由于国力衰弱，被迫实行战略收缩，转而推行维持强权政
策。总的来说，美国并未始终一致地在难民问题上表现出人道主义精神。因此，说冷战时期美国推行难民政策是“以力假仁”似乎也不为过。
冷战期间西德外交政策(四)
简论1949―1989年间德国汉学研究的当代视角
摘 要：1949年至1989年的东西德汉学研究接受了来自两种不同意识形态的制约与影响，从而呈现出不同的发展面貌。东德汉学并未借助来自学术或文化方面的动力，并不是以19世纪以来汉学研究中把以语言和哲学为主的倾向作为其发展路向，而是转向对于现代中国的关注。而西德则秉承了欧洲中心主义的立场，以相异的意识形态背景来审视中国的变化及发展，汉学发展和演变同样也与政治和经济有着较强的关联。所以东西德汉学研究在出发点和着眼点上有迥异之处，在其现实发展中汉学研究的侧重点亦有所不同，但对于现代中国的关照都有所强化。 关键词：东德；西德；意识形态；当代视角
中图分类号：K207.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4）05-0194-03
德国汉学相对于美、英、法等国来说起步较晚，但是近代以来德国汉学发展较快，在欧洲较有影响。德国汉学从着重于古代中国研究开始，直到近年来贴近现实的当代中国研究，更加注重当代中国时事政治、经济、商业贸易的观察和研究，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与阶段特征。
1949年，德国分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是中国与东西德在政治形势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1989年柏林墙倒塌后两德统一，德国汉学合流。在这期间，东西德国或是出于自身研究需要，或是受苏联、英美及法国等大国的外缘影响和政治渗透，随着中国和两个德国政治关系的正常化以及经济上日益密切的联系，汉学研究重心均从对于传统中国文化的研究逐渐向现代领域转移。
这可以说是一次汉学研究从中国历史传统文化为主的研究型汉学向以中国现代社会经济、当代文学和现代汉语为主的实用型汉学的转型，这种转型似乎是二十世纪初德国汉学教学和研究倾向的某种回归。当然，窥见1949年至1989年的两德汉学还是要在与德国传统比较的基础上进行，当代视角转向并不意味着德国汉学传统的丢失。
一、当代中国问题研究的加强
东德从建立之初就有着比西德更多的对现代中国的关注和研究。中国文化大革命之后，东德领导人在中苏关系夹缝中决定重新推动汉学发展，深化对于中国在社会、经济、文化和意识形态上的认识。为此，汉学发展计划被写进了由东德中央委员会制定的“五年计划”之中。汉学计划还对汉学、中国历史、中国经济、中国哲学等四个方面的教授职位以及中国历史、汉语、中国文学、中国的国情和法律、中国的社会学等领域的讲师人数进行了规划，旨在增加这些领域的研究规模和教学力度。尽管这一计划并没有得到完全落实，汉学系的教授职位和讲师数目却得到了明显的增加。
在东德1973年制定的“当代中国研究计划”中，可以看出各个研究所的重点和工作分配：其中包括关于“工人阶级的发展”的研究、“毛泽东思想的本质”的研究、“当代中国的政治结构”研究、“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毛泽东主义者的分裂活动”的研究、“中国领导人的欧洲政策”研究、“同反动的资产阶级汉学理论，特别是联邦德国和西柏林的汉学理论的争辩”研究等。
此时期东德汉学的侧重仍是“政治论题”的研究和讨论，以东德政府汉学计划中提到的五篇博士论文为例：《列宁和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的主观性》、《传统的社会理想国》《对内政策的争论》、《关于工人阶级的阐述》，无一不是有效印证。东德汉学一些重点论题还参与到东欧国家合作的汉学项目中，比如：阶级和阶级关系；中国和社会主义国家；批林批孔运动；意识形态的批判和毛泽东思想；当代中国思想和理论进程等，这不仅反映了东德汉学研究的阶段特征，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该时期东欧国家整体汉学研究的某些特点。
在1975年东德高等和专业教育委员会制定的有关东亚、南亚和东南亚政策的15年计划中指出：
随着国际领域事务的日益扩展，新生力量的培养闲的尤为迫切。它导致了新生入学人数的增加，这种趋势一直延续到了1990年。（……）干部的挑选具有严格的标准，入选者必须保证在培训结束后能够从事外交工作，并且具有绝对的服从性。入选者除了学习地方志、语言学和翻译学外，还应学习国情和法律、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哲学、文化和文学。
在此后几年中，完成的硕士和博士论文也有一定增加，从70年代的42篇增加到80年代的82篇。汉学扩建是和严格地挑选汉学学生联系在一起的，政治因素依然被放在了首位，而且成为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据科学院一位东南亚学着介绍：
新生入学有专业、政治和思想意识方面的限制。70年代在官方提供的学习专业中是没有地区经济这个专业的。当时许多学生通过熟人找到了在当时的民主德国想当重要的关系，从而直接向大学申请入学。许多学生是所谓的政府官员，他们被未来的工作单位所选中，并提前签订了工作协议。任何有西方亲戚或政治上有污点的人，将来都不能到外交领域去工作。因为按照民主德国的观点，这个领域及其敏感，国外的生活有可能为他们被判共和国提供有力的条件。
不管是建立之初就对现当代中国的研究兴趣，还是文化大革命后的再次深化，东德汉学始终都在努力摆脱以往的传统汉学的思路和研究模式，可以说是跳出了当时的欧洲中心主义，但是这种发展是处于中苏政治关系的夹缝中的，其发展轨迹在政治和经济利益之间摇摆，并被当时的东德政府所利用和控制。西德汉学虽然在一定意义上摆脱了这种政治的束缚，但也只是相对意义上的独立发展，在无法被忽略的政治大背景和经济利益的驱使下，西德汉学的当代视角也逐渐形成。
由于西德和中国之间敌对政治关系的制约，汉学研究中存在着“当代研究的禁区”。沙尔平（Thomas Scharping）甚至还提出了“制造了冷战和汉学中对当代畏惧情绪的真空”。在1967年西德所有13位汉学教授中，只有一位执著地努力研究中国的当代问题。这不仅仅应该归因于政治上的真空，还与汉学研究者认为来自“红色中国”的文献大多是一些宣传性文章，根本没有研究价值有关。
二战结束后尤其是六十年代以后，西德汉学研究颇为外界因素影响，中国文化大革命运动及西德学生发起的学潮运动对其汉学研究也颇有影响。学生纷纷罢课游行，要求改革西德大学的教育制度。追根究底，西德学潮运动爆发的内在因素是东亚及中国研究所学生不满意学校的授课形式、课程设置及授课内容。当时西德每个讲座教授都有独立的人事与经费，大研究所设有数位教授者，教授之间不能合作。不仅缺少竞争，还常使年轻学者不能有所作为，在人事上得不到提拔，这种情况使年轻的助教讲师及学生都极不满意，因此要求对此进行改革。 很多大学的东亚或中国研究所学生运动极其激烈，汉学系当然也涵盖其内，柏林自由大学和慕尼黑大学充当了“先锋角色”，大学生们要求教育改革，一度占领研究所，极端行为将教学工作推到了瘫痪边缘。西德政府大力扶持的波鸿鲁尔大学东亚所也在经历短暂的蓬勃发展之后出现中落趋势。该校东亚研究所学生在时常罢课，教授成为学生和讲师批斗的对象。学潮运动使原本发展前景良好的洪波鲁尔大学东亚所陷入一蹶不振的状况，汉学教授如著名汉学家葛林等也纷纷离开。
西德政府最后顺应学生要求对教育制度作出大幅度修改。体现在汉学研究领域，如西德政府毅然取消讲座教授制度，增设副教授，汉学课程实现多元化等。汉学学生人数也逐渐增多，研究所规模扩大，中国或东亚研究逐渐跻身于大系行列。此外，设立汉学学生学习两年之后必须参加中间考试的新制度，这样既督促汉学学生更加勤勉学习，要求也更加严格。这些改正工作和积极态度不仅为八十年代汉学转型和呈现出的极度兴盛盛况奠定了基础，也有指向作用。
此次学生运动 “推动了对现代中国的研究”，使汉学摆脱了传统东方学的束缚，转向当代中国研究。汉学研究所在1975到1979年之间，完成的或者是正在进行的研究中国的硕士、博士以及教授资格论文，有一半都涉及现代和当代主题。这一发展和转变也不应该完全归功于学生运动。早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政界、科学委员会以及德国研究联盟就已经提出过对当代中国进行研究的要求，学生运动促进了这一要求的落实和发展。
学生运动对于汉学研究的要求不仅是在内容上要贴近现代中国，还要从研究方法上彻底改变当前固有的汉学传统，开放中国学科，用历史学的、社会科学的以及文学的方法，以此打破传统汉学的考证研究限制。当时中国研究或东亚研究所的课程也在调整后变为多开设较现代性的课程，如中共经济、政治、历史写作法、中国科技史等，有关中国近现代研究的课程大增，会话及白话文的时数亦有所增加。当时有不少学生受中国热影响，把学习中文与政治、经济及社会学，甚至医学、考古学的结合，有的将学习中文视为谋生或探索其它学科领域如医学的工具，或者为了认识了解中国而学习中文，不论目的如何，都使德国的汉学研究与过去的汉学研究传统愈行愈远。这种发展趋势一直持续到八十年代末，在中共天安门事件时达到顶峰。
二、两德汉学研究的当代视野
纵观德国汉学发展的历程，其汉学研究的发展取向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和中国的政治状况与经济形势紧密相关。两德汉学研究同样也无法与政治剥离，尤其是东德汉学研究受中苏关系影响很大。西德对于中国则是资本主义阵营与社会主营阵营意识形态的分歧体现，在西德汉学发展中政治因素也依旧贯穿其发展始末。西德汉学在外缘因素影响之下文化研究成为一种研究视角，并且渗透到对于中国文化相当宽泛的领域之中。
这种政治因素的渗透可以从德国汉学的源头开始追溯。德国汉学从建立之初就带有明显的政治功利性，并且是在官方的鼓励和推进下进行的，正如德国著名汉学家马茂汉所说：“回顾德国一百多年的汉学历史，在许多情况之下，汉学的兴旺并非得到来自学术或文化方面的动力”，而是“为了帝国的需要”。如德国第一所设有中文专业的柏林大学东方语言学院的建立，就是由当时帝国总理府、教育部、税务部以及财政部从帝国外交和财赋出发，共同建议成立的。柏林大学东方语言学院成立后，除了语言方面的训练之外，更把了解亚洲国家国情、风土作为教学重点，特别是宗教、民俗、地理方面知识，历史方面则以近代史为主，为政治经济服务的导向非常明显。
由于政治的干涉，汉学研究不能发挥其本身内在的文化导向作用，汉学研究机构虽然是作为学术研究组织存在，但在国家控制下不得不发挥政治宣传的功能。二战结束以后，这种汉学研究的悲剧状况在西德得到一定程度地缓解，但是在东德又重新上演。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中心委员会（ZENTRAAL）的前任主席君特・巴特尔（Günter Barthel），曾在1993年强调了亚洲学每个专业的不同作用，并特别强调了汉学研究的特殊性：
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学的所有专业都是党的政策哺育下的孩子，散布这种观点是毫无理由的。当然也有一些靠牛奶喂养的孩子，他们确实得到了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的资助，例如柏林的汉学研究。在这样的情况下，期间存在着非同一般的关系。
政治的敏感因素造成了东德汉学研究的复杂状况。汉学研究和汉学家培养的规模大幅度地缩减，许多汉学系的学生最终离开了汉学这一领域，而且对许多留下来继续攻读汉学的学生也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影响。据德国学者坎鹏（Thomas Kampen）的统计：从1945年两德分治到1989年两德统一的45年间，东德学者出版的汉学方面著作为240多册，只相当于西德波鸿大学一个专业刊物或一个北威州的汉学出版物数量。直到八十年代后，中国和东德关系解冻，汉学研究和教学才开始复苏，但随着1989年两德统一，东德汉学家又一次成为政治的牺牲品，他们因为曾经的历史原因而不被西方世界信任，许多人因此甚至找不到工作。
直到60年代后期，东德的汉学研究机构才开始进行当代中国研究。随着一批在中国学习过并掌握了现代汉语，对新中国有所了解的汉学系毕业生归国，奠定了当代中国汉学研究的人员基础。但是在最初几年，只有莱比锡大学和柏林大学的汉学培训计划中固定开设了现代语言课程，但这确实促进了对东德一批有能力的汉语语言学家的早期培训。
即便是东德的汉学研究相对于西德来说更具现实意义，并在东欧国家中处于领先地位，但东德关于中国的出版物，特别是专题论著很少。东德的汉学研究不能满足民众对中国的兴趣，而且在政治形势影响下没有真实客观地反映显示中国，如1967年一篇专题报道指出：
中国学的研究必须日以满足增长的培养从事汉学作品和中国历史、文化的翻译人才的需要，以便让民主德国的民众了解一个真实的中国，这个国家在国际政治中有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和苏联甚至是一些更小的国家相比，民主德国在这方面做得还不够。令人惊讶的是，民主德国的民众要想借助民主德国的出版物来对中国有所了解，是几乎不可能的事。 虽然汉学研究与民众需求之间存在鸿沟，但在1986年东德制定的社会科学总体研究计划中，中国作为唯一一个亚洲国家，被明确列入计划之中，而对其他国家只是做了一个概括性的介绍，充分体现了汉学研究意义。80年代，东德较大规模的汉学研究机构及大学中的汉学系是50年代的三倍多。在80年代完成的论文中，政治占据了首要位置，绝大多数学生都是为党政机关培养的。在80年代完成的37篇博士论文中有19篇是涉及政治这个论题的，而在这19篇涉及政治的论文中有10篇是关于外交政策的，研究内容包括了军队、军备和缓和问题，中国在印度支那和中东冲突中所起的作用，以及西德、德意志帝国和台湾的关系等，基本都是关于当前问题的。
随着1986年中国与东德两党关系重新实现正常化，东德开始实事求是、客观地研究中国，汉学家和研究者们对于如何在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前提下，修改和讨论经济和政策上表现出了极大关注。具体表现在内部资料的发表上，关于中国纲领性文件的翻译有了越来越大的空间。
在德国汉学中似乎总能看到政治的影子，西德也不例外。首先是在中国“文化大革命”影响下，德国汉学研究中产生了一些反对传统汉学的所谓“改革派”。他们主张汉学应当注重现实和实用性，应该注重学习和研究中国当代的政治状况、社会现实和文化思想等，而不是依旧专注于古典汉学或纯粹的汉学研究。伴随着西德经济的飞速发展和中德外交关系的恢复，两国在社会、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得到不断加强，这就促使西德需要更多熟悉汉语和了解中国国情的人来进行交流。这种政治状况和经济形势的转变直接导致了两德汉学的再度转向：由关注于中国历史文化和古典文学转到关注中国的现代社会经济和当代文学，并注重现代汉语等实用性专业，对中国当代的时事政治、经济和商业贸易的观察和研究成了研究和教学中的热门论题，在此期间产生了大量与之相关的博士论文。
相对于美、英、法等西方大国而言，不管是东德还是西德，总体而言仍侧重于坚持传统汉学路线的研究，尤其是其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深受中国正统文学观念的影响，在研究方法上多重视文本，精研细辩，多从社会学角度去思考问题，德国汉学总体上走的也是中国传统的治学思路。如果说东德汉学的政治取向更加明显的话，西德汉学研究的文化视角则表现得更为突出。相当一部分汉学家在正视并适应汉学研究现代转型和变化的基础上，关心并参与研究当代中国状况和现实之中，又能坚持和发扬固有的汉学传统，继续在自己学术领域内潜心研究并卓有成就。如傅吾康教授在研究明清史的同时也关注近代史的研究，两方面皆有著作问世。莱比锡大学的中国古代史研究，汉堡大学的中国史研究特里尔大学的中国古典文学、现当代文学研究，波恩大学的中国古典文学、现当代文学和中国古代史研究，明斯特大学的中国古典语言和文学研究，哥廷根大学的中国传统文化研究，慕尼黑大学的中国历史文化研究，海德堡大学中国古近代史、中国传统文化研究，蒂宾根大学的中国文化史研究等，都分别在各自领域对古代中国和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进行了不懈的坚持和努力。
尽管如此，此阶段的两德汉学研究，尤其是在东德汉学研究中，中国古典汉学研究并不能与当代政治研究平起平坐。所以在1949年-1989年间的德国汉学在现实发展中更多的在政治和经济利益之间游走，因为意识形态和政治背景的影响，最终形成东德汉学的政治视角和强烈的当代中国关照，西德汉学研究则偏于功利性和文化视角的呈现。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课题“20世纪西方的中国文化研究与中国形象”（项目编号：2009JJD750005）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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