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zhuodaoren.com--热点事件】
【白崇禧与女儿白先智】白崇禧与女儿白先智(一)
是非成败转头空――我的父亲白崇禧
【白崇禧与女儿白先智】 “新桂系”崛起
中国有句古话，叫“时势造英雄”。的确，如果不是那个时代提供了一个大舞台，像父亲这样的人物就不会脱颖而出。父亲1893年出生于广西临桂县山尾村一个回教家庭，祖父曾经商，但因早逝而家道中落。父亲从小比较聪敏，我的祖母对他寄予比较大的期望，让大伯、二伯都去当学徒，而唯独让父亲进私塾读书。他的学费也是祖母夜复一夜织鞋底赚来的，祖母晚年双目失明，也是因为年轻时灯下操劳过度所致。父亲后来对祖母也非常孝顺，直到祖母以90多岁高龄去世。
20世纪初，受当时思潮影响，各地纷纷推行“新政”。广西陆军小学是当地的“新政”设施之一，它模仿当时德国和日本的军制，由蔡锷任总办。1907年，父亲考入桂林陆军小学。当时全省有1000多人报名，只取120名，父亲的成绩是第六名。蔡锷是同盟会成员，鼓吹革命思想，所以陆军小学的学生也深受其影响，纷纷剪掉长辫子。虽然父亲后来因生病而从陆军小学退学，又考入广西省立初级师范学校，但革命思潮已经扎根。辛亥革命爆发时，父亲与陆军小学的很多同学都加入到广西北伐学生敢死队。家里长辈专门派人到桂林北门城口把守，想把他抓回家。父亲得知消息后，先把武器托同学带走，自己穿便衣从西门出城，然后再绕到北门城外与大队会合，随学生军一直行军到了革命大本营――湖北。他先是进入武昌预备军官学校，后来又进入保定军官学校学习，成为第三期学生。
我后来常想，父亲当年这一走，一步踏出广西去了武汉、又到河北，从南到北，他的胸襟和视野是全国性的。他不再拘于广西，也不是过去老军阀的眼界了。众所周知，父亲与李宗仁出身桂系，都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其实桂系有“旧桂系”和“新桂系”之分。旧桂系是以陆荣廷为代表，基本上还属于封建社会的旧军阀。经过1920和1921年两次粤桂战争，旧桂系元气大伤，自此一蹶不振。真正的现代化桂系，也就是“新桂系”是以李宗仁和我父亲为代表的，桂系的壮大也是从新桂系开始的。
父亲从保定军校毕业后，与同学被派回广西第一师第三团任见习官。时任广西督军的谭浩明甚感桂军缺乏训练，于是成立模范营，由马晓军任营长。马晓军本人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他也很希望像父亲这样的年轻军校学生加入到自己的队伍。模范营后来成为孕育广西革命武力的摇篮。
父亲在模范营中表现优秀，一路被提升。1923年父亲去广州拜见孙中山先生，更加确定他的革命思想。他与保定军校同学黄绍�在广西组成讨袁军，在征战中和李宗仁结成同盟，被称为“广西三杰”。李宗仁虽然比父亲只大一岁，但资历比较老，也是当时广西最有势力的人。李宗仁对我父亲非常赏识，他把我父亲提拔成他的参谋长，这也是他们后来20多年合作的开始。黄绍�军功并不算大，但他在政治上比较擅长，新桂系的三个人本来的排序是“李（宗仁）、黄（绍�）、白（崇禧）”，后来我父亲的地位渐渐超过了黄绍�，变成了“李、白、黄”。
其后，李宗仁、黄绍�与父亲这三个青年将领带领的军队，先后消灭陆荣廷、沈鸿英的主力，又击退唐继尧入桂的滇军，1925年底统一了广西全境。这让全国莫不另眼相看。在此之前，无论李宗仁、黄绍�还是父亲白崇禧，都是名不见经传的下级军官，也只有三十出头，可是他们的对手，如陆荣廷、沈鸿英、谭浩明、唐继尧等，都是轰轰烈烈的“老前辈”，没想到，不出三年，竟然被这几个青年人一一剪除。更难得的是，他们一反当时各省割据自雄的时势，而投入到北伐大业当中。1926年6月，蒋介石组成国民革命军时，李宗仁率领的桂系部队，被编入国民革命军第七军。
在统一广西的几次战争中，父亲已经显示出了他的军事能力，那时候就有人喊他“小诸葛”，大概也在这个时候引起了蒋介石的注意和赏识，所以他决定让我父亲出任北伐军总参谋长。这出乎很多人意外，当时父亲才33岁。甚至蒋介石在此之前征求李宗仁意见时，李宗仁还表示反对，认为父亲资历浅，年龄太轻。
蒋介石想提议父亲任参谋长，大概有几重考虑：一、父亲到了广州后，蒋介石觉得他精明能干，确实很欣赏他。二、在北伐各军中，以第四、第七两军战斗力为最强，李、黄、白本是一体，如果父亲出任参谋长，那他对第七军便可指挥自如。三、父亲是保定军校出身，那些北伐将领大部分是他的保定同学，我父亲出面可以笼络他们。
北伐军一路高歌猛进，先后攻克了长沙、武昌，给当时中国最强大的两大军阀吴佩孚、孙传芳以重创。1927年初，父亲出任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统辖各军进攻路线。3月21日，他率东部军第一纵队进入上海。孙传芳残部逃往长江以北，整个长江流域基本被革命政府所控制。不过就在这时候，北伐军内部开始内讧，汪精卫、唐生智在武汉宣布讨伐蒋介石，史称“宁汉分裂”。
孙传芳在江西败退后，心有不甘，他又去寻找新靠山。他亲自去天津拜访张作霖，认张作霖为义父。张作霖给了孙传芳一些接济，孙传芳趁革命军内乱之际，又组成联军，卷土重来。8月，蒋介石率领的北伐军在反攻徐州时被孙传芳打败。孙传芳号称有11个师1个混成旅，总数约5万人，他们渡过长江，占领龙潭附近要地，并企图攻克南京，彻底瓦解已经发生分裂的国民党政治阵营，割据华东。
此时正逢蒋介石下野，北伐军各部缺乏统一指挥，最终由以李宗仁、父亲与何应钦为主的军事委员会联合指挥。父亲指挥蒋介石嫡系第一军，与孙传芳部队在南京城郊龙潭，经过六昼夜激战，不眠不休，终于将孙军彻底击溃。龙潭之战打得十分激烈，6万余孙军，战死和淹死约4万人，被俘2万余人，孙的主力几乎消耗殆尽。显赫一时的五省联帅孙传芳从此一蹶不振。而北伐军在此次战役中，伤亡也不计其数，仅仅黄埔五期学生，阵亡就达500人之多，战况激烈程度由此可见。龙潭战役不仅显示了李、白的军事才能和桂系军队的战斗力，也为他们下一步问鼎南京最高权力提供了政治资本。
蒋桂大战
北伐后期，父亲任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率领第四集团军，挥戈北上。1928年6月11日，父亲带兵进入北京，成为第一位从华南一路领兵到北京的将领。父亲当年只有35岁，雄姿英发，登上他戎马生涯的第一座高峰。天津《大公报》主笔、著名记者张季鸾发表社评称：“广西军队之打到北京，乃中国历史上破天荒之事。”他后来又带领部队打到唐山、长城脚下为止，北伐的最后一场战役就是由他来完成的。
如果没有北伐，父亲也不可能这么年轻就到这么重要的位置上来。不过，在一般的史书里，我父亲在北伐中的位置也是模模糊糊的，虽然北伐中最重要的战役都是他亲自参与、最后一仗也是他完成的。不过幸运的是，那一段父亲还有一位专职的摄影师，而且这一时期的照片都还完好保存着。那些照片里有很多耐人寻味的细节――比如有一张照片是他骑着缴获来的大军阀张宗昌的一匹白马昂然过市；还有一张是他北伐完成后回到唐山，特别党部专门为他打出一个“欢迎最后完成北伐的白总指挥”的横幅；还有一张是北伐告成，北平市长何其巩献旗给他的照片……这些老照片也是对历史最好的说明。
众所周知，北伐这一段历史对国民党而言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北伐后国民党才开始真正掌权。可另一方面，随着北伐军的一路北进，桂系军队也一路从南到北，从镇南关打到山海关，桂系势力不但遍布广东广西、湖南湖北，甚至向北延伸到了山海关一带，给外界的感觉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广西王国”。除了中央军以外，广西的势力最大，蒋介石一定感受到了来自桂系的威胁。
按理说，我父亲是由蒋介石一手提拔的，他们俩最开始的关系很好，也很亲密，但是到了北伐后期，他们的关系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当北伐进行到一半、蒋介石与汪精卫发生分裂时，汪精卫下面的唐生智、张发奎等将领一再要求蒋介石下野。南京召开了一个军事会议，我父亲、李宗仁与何应钦三个军事巨头在场。据说当时有这样一番对话。蒋介石说：宁汉分裂怎么能行，那我下野好了――他的潜台词大概是很希望大家能挽留他，给他个台阶下。但我父亲“不识相”，按程思远的传记里写，他讲了一句：“那总司令离开一下也好。”在父亲看来，如果蒋介石不下野，宁汉分裂，北伐大业就受阻了。大概是这句话讲坏了。当然这是野史，现在无从考证。但是，下野后的蒋介石在日记里有这样一句话：“李宗仁、白崇禧通敌求全。”看来他确实感到受到了伤害。可能在蒋介石看来，白崇禧是他一手提拔的，可是在他困难的时候竟然“背叛”了他。
北伐胜利后，1929年1月，蒋介石召集各集团军总司令在南京召开编遣会议。除了中央军之外，比较有实力的还有广西军、川军、滇军以及阎锡山的山西军、胡景翼的西北军等等，当然比起来还是桂系势力最大。所谓“编遣会议”，蒋介石的主要目的是维持中央军，砍掉地方军，这当然引起各地方实力派的不满，会议不欢而散。桂系意见更大，他们觉得北伐是大家一起打的，为什么只裁我们？编遣会议加深了蒋桂之间的矛盾。
当时新疆正在闹叛乱，父亲带兵到新疆充实边防，所以没有参加这次编遣会议。他给蒋介石打了一个长长的电报说：自古以来皆是“裁兵容易裁将难”，一不小心，就会有兵祸。他认为眼下之急不重在裁兵而重在戍边――那时候新疆的宗教问题很严重，苏联也在煽动新疆独立。父亲认为打完仗这些士兵没有着落，去屯边是一个很好的选择。而他自己是回教，他向蒋介石请缨去新疆屯兵戍边。但是还没有等到回应，蒋桂之战已经爆发。父亲被迫连夜离开天津，从塘沽坐上一艘日本轮船仓皇逃走，还来不及通知在天津的母亲。
蒋介石接到父亲坐船逃走的情报后，密令上海卫戍警备总司令熊式辉：等轮船到上海时，即用武力检查将白崇禧逮捕。如果日轮拒绝检查，则令海军将其击沉。如果引起国际交涉，以后再说。所幸这一消息被上海市市长张定�所知，他在北伐时曾在父亲的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任事。他把这个消息泄露给了李宗仁的夫人郭德洁，郭德洁又托人把消息告诉了父亲，他后来在吴淞口外换了一条船到了香港，得以逃脱。李宗仁也从南京逃回了广西。他们两人后来在安南躲避了一段时间后，又回到了广西，联合了阎锡山、冯玉祥，共同发动了反蒋的“中原大战”。
在历时七个月的中原大战中，桂系又遭挫败。在中原大战后期，黄绍�对这些混战有些心灰意冷，逐渐脱离了桂系。黄绍�离开后，黄旭初又加入了，这两“黄”没什么关系，但巧的是，这样一来又形成了一个新的“李、白、黄”组合。
退回广西后，父亲痛定思痛，决定好好建设广西。广西向来贫困，许多人以马帮贩毒为生。父亲在广西大力推行教育，他聘请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政治学博士邱昌渭任教育厅厅长，当时广西所有学龄儿童都要强制免费入学，还开放夜校，让没受过教育的青年男女去上课，改掉赌博等恶习。最重要的是他一套“武化广西”的措施：从民间选出人才组织民团进行训练。这有双重原因，一是因为南京中央政府对广西的威胁――他们要打广西，也打过几次，但是后来不敢打，就因为广西武化了；二是“九一八事变”对我父亲刺激很大，他感觉到中日战争早晚要来到，广西现在就要开始练兵。后来，“七七事变”发生后，广西在两个月内就装备了四个军开赴前线，动员之速，全国之冠。而且在“八一三”上海保卫战中，广西军表现杰出，牺牲惨烈。1200万人口的广西，抗战时组织了300万民团，按人口比例，是当时全国各省投入人力最多的。著名学者傅斯年说过，广西的全省动员，该打“100分”。
那时候两广联盟，李宗仁在广东，我父亲在广西主镇。他的角色有点像是治理广西的总工程师，他提出想法，黄旭初去执行。经历了很多年的内战后，许多在外省做事的桂籍军政人才，也都返回广西。父亲还从日本、德国、英国请来了不少外籍顾问。这一阶段的广西，可以说是人才济济，气象一新。当时广西被称为“新斯巴达”，它的自治之路吸引了像胡适、徐悲鸿这样的文化人去参观。经过近七年治理，广西摆脱了过去贫穷落后的面貌。现在也有一些人在研究这一段时期的广西，还是蛮有意思的，因为它与中共在延安的建设几乎是同时的，而且很多方面也比较相像，比如组织民众、成立民团、土地改革等等。但是我父亲反对阶级斗争，没有斗地主这一套，实行的是比较温和的土改。抗战爆发后，李宗仁与我父亲都到中央参加抗战，广西的建设就停顿了下来。
共赴国难
尽管蒋介石与桂系之间争斗不断，抗战前夕，有感于外敌的压力，南京中央终于与广西议和，任李宗仁为第五路军总司令，父亲为副总司令。“卢沟桥事变”爆发后，蒋介石第一时间与父亲联系，表明希望放弃以往恩怨、共同面对敌人。父亲在1937年8月2日接到蒋介石召他去南京共商抗战大计的电报后，与李宗仁、李品仙、黄旭初等人商量，他们都反对他去南京，担心他一去被软禁。四川的刘湘、云南的龙云听说后，也提醒父亲不要轻易去南京，因为他们都曾吃过蒋介石的亏。父亲起初有些犹豫不定，回到家后，他与母亲商量。母亲平素虽不过问政治，但了解国家大事，只有她一人不反对父亲前往南京，给了他不少精神上的鼓励。父亲深知，此时以民族大义为最重。
8月4日，蒋介石派德籍飞行员驾驶水陆两用座机，亲自到桂林接父亲到南京，当晚还亲设晚宴招待他。我是抗战爆发那年在南宁出生的，出生那天正好是8月13日――我父亲此时已经被调到南京。不久，蒋介石任命父亲为副参谋总长兼军训部长。分裂了七年之后，他们终于又重新并肩作战。
1938年，最高军事会议在武汉召开，父亲提出“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以游击战辅助正规战，对日本做持久战”。他认为日本军备远优于中国军队，与日军正面作战，难以制胜；不必重视一城一镇的得失，使敌人局限于点线的占领，将敌军拖往内地，拉长其补给线，使其陷于中国广大空间，将其拖垮。父亲后来在回忆录里说，他是受到俄法战争中俄国人拖垮拿破仑军队受到的启发而提出此战略的，后来也得到蒋介石的认可。
抗战期间，父亲指挥过许多著名战役，比如徐州会战中台儿庄之战、武汉保卫战、桂南战役中昆仑关之战、长沙第一、二、三次会战等。其中，尤以台儿庄大战至为关键。日军相继占领南京、济南后，1938年春，板垣师团自胶济线南下，直逼临沂，矶谷师团沿台枣支线挺进，他们的战略目标是打通津浦线，在徐州会师，所以此役非常关键。台儿庄大战之前，蒋介石和我父亲一起飞到徐州，跟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一起视察陇海前线。他们这几位曾经在北伐中并肩作战的国民革命军领导，又共同站在了对日作战的第一线。蒋介石让我父亲留下来，协助李宗仁一起作战。
台儿庄战役前，父亲不但帮助李宗仁一起完成战略部署，而且因为第五战区兵力不足，父亲是副总参谋长，有调军的权力，所以他到各个战区去调兵遣将，川军、滇军、桂军……一军一军调过去，使第五战区里，不但有桂系，也有汤恩伯、关麟征的中央军，还有孙连仲的西北军。国难当头，军系对军系的界线已不存在了。台儿庄战役中，国军以3万人的代价击溃了日军进攻。当时因为川军军纪不严，第一战区司令官程潜和第二战区司令官阎锡山都不愿意接纳他们，还是父亲做工作，把川军调往第五战区。川军后来在台儿庄战役中表现也格外英勇。我父亲一直打到徐州会战结束才大撤退，几十万军队撤退没有损失，也很不容易。战争期间非常紧张，为了指挥作战，父亲经常连续几夜不睡，有一次竟然在马背上睡着了，走着走着摔到了田里。
台儿庄战役是抗战以来中国军队取得的重大胜利，当时武汉万人出街游行，卡车上面载李宗仁与白崇禧的巨幅相片，李、白成了国人心目中的英雄。不过很久时间以来，因为政治原因，台湾那边对台儿庄战役宣传得比较少。台湾“国史馆”里有一本官方关于台儿庄战役的书，里面有很多中央军将领的照片，唯独没有我父亲和李宗仁的。“国防部”有一本700页厚的中日战史，台儿庄战役只有区区几页，其中连我父亲的名字都没有提。父亲生前当然也知道这个情况，虽然有很多无奈，但他觉得历史就是历史，是抹煞不掉的。
随着武汉失守，抗日战场转到西南。1938年11月25日，蒋介石又令父亲兼任“桂林行营主任”，下辖四个战区――顾祝同的第三战区、张发奎的第四战区、余汉谋的第七战区和薛岳的第九战区。这四个战区几乎覆盖了西南半壁江山，那个时期也是父亲权位最高的时候。在这期间的几个重要战役，比如长沙会战、昆仑关战役和后来的桂南会战，他都亲自参与指挥。 提到这一段历史时，后人总是把父亲他们笼统地称为“桂系”，给人印象是父亲手下的兵都是广西人，其实不然。在一些大战中，他不但指挥那些广西将领，中央军、杂牌军他照样也指挥，而且指挥得动。在这一点上，父亲与阎锡山、冯玉祥这些只指挥自己的子弟兵的军事领袖完全不一样。在国民党军队非嫡系的将领里，能够去指挥蒋介石嫡系部队的人也并不多，父亲是这极少数中的一位。
与龙潭之战、台儿庄战役一样，昆仑关战役也是父亲终生难忘的一场战役。1939年11月15日，日军凭借强大的海空优势，在广东钦县登陆，然后兵分三路向南宁逼近，12月初占领昆仑关，企图切断国军从越南到广西的补给线。12月18日，蒋介石任命父亲为总指挥，调集大军全力反攻。因为昆仑关的战略地位极其重要，而日军在广西作战的主力第五师团号称“钢军”，参加过南口、忻口、平型关、台儿庄、广州等战役，是日本陆军第一流精锐机械化部队，屡次担任主攻任务。对此役非常重视的蒋介石特地把国军里唯一一个机械化军――第五军调来，配合桂军作战。
父亲当时制定了三方包围战略，两个月后成功击退了日军，但第五军伤亡惨重，必须退守补给。改由桂军接守后，昆仑关再度失守，直到1940年2月24日，国军才守住了昆仑关。杜聿明的第五军在昆仑关战役中打得比较惨烈，一共5600人死亡，1万多人伤；郑洞国的第五军荣誉第一师1.3万人参战，撤下战场的时候战斗兵只剩700人。但是日军也遭受重创，日军也有5000多人伤亡，旅团长中村正雄少将被打死。第五军这个王牌军被消耗得太厉害，这引起蒋介石的强烈不满。夺回昆仑关的第二天蒋介石即召开检讨会议，父亲由一级上将降为二级上将，以示惩罚。其桂林行营主任被拿掉，桂林行营不再指挥各部队，按战斗序列归第四战区指挥。因为不好意思只惩罚父亲一人，政治部长陈诚也由一级上将降为二级上将，后面还跟了一大长串名单，很多军长、师长都被撤职查办。这也是后来父亲和蒋介石的另一个心结，蒋介石认为父亲是有意消耗他的王牌军，而父亲认为蒋介石疑心太重，他们的矛盾又一次公开化。
内战硝烟
按大陆的说法，父亲一向在“反共”上比较坚定。父亲与共产党打交道比较早，早期他在上海参加过“清党”，后来在广西与共产党也交过锋，所以他晓得共产党的厉害，也有比较深刻的认识。早在北伐结束的时候，1929年，他有一次在北平的女师大对所谓的新女性们演讲时也讲到，共产党的军队不可小视，这个军队有组织、有信仰，还有国际势力支持，不是一支寻常的政治力量。
所以抗战胜利后不久，父亲敏感意识到东北地位的重要性。他曾提出，东北的补给线过长，部队入东北，孤军深入，乃兵家大忌，因此应该先巩固华北，步步为营，再作北上打算。他的想法与中国战区美军总司令魏德迈不谋而合。魏德迈曾向美国政府提议派遣美军七个师进驻东北，协助国军对抗苏联，但被美国政府拒绝。
1946年3月11日，苏联开始从东北各地撤兵，国共间争夺东北各大小城市之战由此展开。“四平街战役”――中共方面称为“四平保卫战”，是双方正面交锋的第一次大规模战役。正因为东北战略地位重要，双方对此役都相当重视。共产党方面是林彪率领的10万东北民主联军；国军派出的七个军中有五个军是美式机械装备，其中孙立人带领的新一军、廖耀湘带领的新六军是国军五大主力中的两支主力部队，可谓精锐尽出。另一支攻打四平的第七十一军也并非弱者，军长陈明仁毕业于黄埔一期，也是有名的猛将。而统领这三个军的“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众所周知是蒋介石的心腹干将。
当时，双方在四平街拉锯不下。5月17日，放心不下的蒋介石特地派我父亲去东北督战。早在1946年1月，父亲已被宣布出任国民政府第一任国防部部长。至少从名义上看，他是国军军事系统之最高决策人。
父亲抵达沈阳的第二天一早，就与杜聿明等人到达开原指挥所，坐镇指挥。此时前线战争异常激烈，在国军精锐部队三路包抄下，林彪部队开始往松花江北岸哈尔滨撤退。5月19日，国军进入四平街。
父亲见四平攻克，之后下令杜聿明继续进军长春，但是杜聿明不敢贸然前进。原来当时苏联红军主力虽然已撤出东北，但还有6000名苏联红军留在长春城内，获此情报的蒋介石因此密令杜聿明军队不准越过辽河、公主岭，担心引起苏联红军介入。
父亲看见杜聿明出示的蒋介石密令后问他：“你有没有把握把长春打下来？”杜聿明说：“有。”我父亲便说：“那你就负责去打长春；既然是我下令去打，责任就由我来负，南京那边我去报告。”
于是父亲连夜赶回南京当面向蒋先生报告东北局势，他认为应该乘胜而进，收复哈尔滨、齐齐哈尔、佳木斯等城市，把林彪部队“或追出国境，或予以歼灭”。蒋介石不放心，问他万一和长春城里的苏联红军发生冲突，该怎么办？父亲认为林彪部队已溃退，多6000红军，亦不济事；况且按撤兵规定，红军应已撤回，若红军再来，也是联合国的问题。蒋介石当时并没有表态。
父亲与杜聿明的关系比较有意思。杜聿明是真正的“天子门生”，蒋介石在东北给了他很大的权力。杜聿明也比较恃宠而娇，不大能服气别人。但是1939年父亲主持桂南会战期间，在昆仑关战役时指挥过杜聿明，所以他对我父亲是服气的。另外，父亲任军训部部长期间，对杜聿明及其第五军的训练颇为赏识，曾特别下令褒奖，所以他对父亲的命令还是服气和听从的。有了父亲的命令后，杜聿明放手部署，兵分三路以扇形追击，继续进军长春，并在追击途中，造成林彪部队重大损失。 1946年5月23日，父亲返回东北战场督战时，不甚放心的蒋介石决定和父亲一起到东北视察，同行的还有宋美龄及东北行营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张嘉�。就在他们的专机在沈阳降落的时候，蒋介石听说已攻进长春，也没引起国际纠纷，心情颇为愉快。国军进占长春后，随即继续分三路往北追击林彪部队。
5月30日，蒋介石与我父亲飞到长春，这时东北战事已到了紧要关头，杜聿明手下最好的新一军沿中长铁路猛追，已越过松花江，向哈尔滨逼近。此时，父亲力劝蒋介石要乘胜追击，把哈尔滨打下来，再拿下齐齐哈尔、佳木斯、满洲里这些重要城市，把东北稳住。
父亲当时还向蒋介石提出另一个计划，他希望把抗战结束后在东北的游击部队，和几十万的“满洲国”伪军组织起来，形成武装力量。他认为，用这300万民团可以对付共产党部队，等东北稳定以后，可以留少数部队布防，从其余兵力中抽调5个美械装备师到华北，帮助傅作义跟聂荣臻的部队打。
为了实现这些想法，父亲当时还向蒋介石表示，自己很愿意留在东北督战。可是蒋介石没有同意，他回答说：“6月1日国防部成立，你回去接事。你的意思，我交待杜聿明去做。”父亲后来向我们回忆说，他几次试图再游说蒋介石，但蒋介石一再坚持要他回南京主持国防部。也许蒋介石的想法是：当年广西那么偏远而又贫困，都被白崇禧建设得那么好，如果富庶的东北再让他去经营，岂不更控制不了了？那支东北的伪军部队后来被陈诚解散。共产党军队将这些训练有素的军队收编后，则如虎添翼。
此后，马歇尔八上庐山，进行国共调停。1946年6月6日，蒋介石颁发第二次停战令。此时孙立人的新一军已经追过松花江北岸，抵达双城，离哈尔滨不足100里。事实上四平兵败，中共中央大为震动，毛泽东于6月3日已电令林彪，准备弃守哈尔滨。当时哈尔滨城内的东北局已将物件装车，准备随时弃城出走。正在此千钧一发之际，第二次停战令下，新一军追击部队于是停止前进，采取守势，以待和谈解决。
蒋介石停战令的背后，固然有马歇尔调停的压力，更有蒋介石自己对形势的误判――他当时以为林彪已经溃不成军，国民党想打随时都可以击溃林彪部队。可是他低估了共产党的组织力量。蒋介石后来又应周恩来的要求将停战令延长了8天，林彪部队利用这次停战机会重新组织人马，很快整军反扑。
转过年来，东北形势发生逆转。当时父亲又向蒋先生建议：及早放弃吉林、长春，将主力集中于沈阳以南，打通营口及锦州之线，使补给不致中断，而进攻退守，亦可运用自如。可是这个建议也没被接纳。到了1948年，东北各孤立据点被共产党部队各个击破，47万国军精锐尽失。我认为国民党败的原因，就是过于轻敌，我父亲对共产党从来没轻视过，他知道共产党不是容易对付的一支军队。
四平街战役，是父亲最大的遗憾。他后来跟我们回忆说，他当时在飞机上看到国民党军队的追兵已经越过林彪部队追到前头。在他看来，如果蒋介石听取他的意见乘胜追击，打下哈尔滨，东北不会丢掉，国共内战的结果也很难讲，因为东北的影响实在太大了。林彪本来只有几万人的部队，后来发展成上百万人马，从东北一直打到海南岛，打败我父亲的也正是这支军队。父亲私下里对林彪也有评价。他说林彪是一流战将，非常杰出，打仗打得也非常灵活――国共这些将领们也很奇怪：互相打来打去，但心底又多少有些佩服。
这段经历，父亲生前跟我提过不下五六次，可见他心中始终耿耿于怀。蒋介石到了台湾后写了一本书叫《苏俄在中国》，里面说道：“第二次停战令之结果，就是政府在东北最后失败之唯一关键。”他平时很少承认自己错误，唯独这件事，他坦白承认自己对形势的误判。
分崩离析
从东北回来后，父亲回到南京主持国防部工作。抗战结束后，国防部被拆为两部分。除了国防部长外，还有一个重要的职位是参谋总长，军队的演习、人事调动的权力都在参谋总长手里；而国防部长只是审定参谋总长所提出的关于国防需要之军事预算及人员物资之计划，没有真正控制战略的军权。被蒋介石任命为参谋总长的是他的嫡系、浙江人陈诚。其实个中蹊跷大家都心知肚明：国防部长和参谋总长设置的背后，实际上又是蒋介石的中央系和桂系的争斗。随着国共内战的进行，父亲与蒋介石原有的裂痕不但没有弥合，后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反而使得这种裂痕越来越深。
1948年3月，中华民国召开国民大会，决定选举第一任总统和副总统。总统人选没什么悬念，关键在于副总统人选。当时蒋介石最希望当选的人是孙科，这也不是什么秘密。可是李宗仁不顾蒋介石的一再反对，坚持参选副总统。父亲起初并不赞成，他曾两次去信劝阻李宗仁。他说：如果你竞选失败，你自己会很难接受；如果你胜了，蒋介石和你的矛盾会更深。而且父亲觉得美国人介入进来后，会把事情搞得更复杂。而李宗仁为了说服我父亲，还专门飞到南京，在父亲大悲巷雍园一号家中，劝说父亲。据当时在场的军医署署长陈石君回忆，当父亲闻知李宗仁竞选背后有美国人支持，他认为不太妥当，与李宗仁当场还起了争执。
当时，不仅是李宗仁，包括黄绍�、李品仙、黄旭初等这些桂系背景的人都来劝说我父亲出面帮助李宗仁竞选。父亲考虑再三终于答应。父亲人脉很多，又以回教理事长的身份，为李宗仁拉到了西北回教地区的一大批选票，结果李宗仁出人意料地击败孙科当选副总统，桂系声势大振。而后来也果然如父亲所料：中央与桂系再一次分裂。
李宗仁竞选事件后不久，不知道算不算一种惩罚，1948年6月，父亲被解除国防部长的职务，蒋介石又给了他一个新头衔――“华中剿匪总司令”。无论北伐还是抗战，父亲在这一带作战很多次，父亲对徐州、蚌埠非常熟悉，他当时向蒋介石提出两个重要战略：一是五省联防，华中的指挥权要统一；二是大军应集结在蚌埠而非徐州，因为自古到今有一条军律：守江必守淮――在淮河那里据险而守，而徐州是平原，无险可据，易攻难守，离南京又近。
蒋介石起初同意我父亲的想法，可是就在他上任前，蒋介石突然临时变卦，在父亲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任命刘峙为“徐州剿匪总司令”，将指挥权一分为二，华东归刘峙指挥，而指挥中心却设在徐州，这与父亲的建议恰恰相悖。况且刘峙不是一流的战将，战绩一向不佳，底下人也不服气。据说一向骄横的邱清泉说：“徐州是南京的大门，应派一员虎将（指薛岳）把守。不派一虎，也应派一狗（指顾祝同）看门。今派一只猪，眼看大门守不住了。”父亲听到这个消息很是震惊。蒋介石的安排，等于把他的大计划全部打乱了。他直言不讳地跟蒋介石说：你这样把指挥权一分为二，这场会战会败的。于是他愤而出走上海。
抗战胜利后我被发现患了肺结核，那段时间正在上海养病，我记得父亲经常带我到上海虹桥疗养院检查身体，还带我去吃东西。我还暗自猜想父亲为什么跑到上海来，因为他之前从没这么闲过。后来才理解原来他是在托病，向蒋介石抗议。这是父亲一生唯一一次因为职位跟蒋介石起争执，其实最主要还是生气蒋介石不信任他。后来蒋介石派人多次到上海来敦促，父亲才勉强到汉口上任。
1948年9月下旬，济南失守，徐州的形势顿趋紧张。国共两军各60万人对峙，一场大战眼看拉开序幕。国民党高层也知道刘峙在徐州顶不住。国防部长何应钦和参谋总长顾祝同此时联名写了一封信，让郭汝槐专程送给蒋介石，提出还是让白崇禧来统一指挥华中和徐州“剿总”，主持局面，与共产党军队在淮海地区进行一场大会战。蒋介石同意了这个方案。
1948年10月30日，父亲飞到南京参加军事会议，听取国防部报告。据郭汝槐回忆，父亲当时看起来还很有信心。可是第二天重开会议时，父亲突然改变主张，拒绝接受统一指挥权，飞回了汉口。
我想这恐怕是父亲一生中最艰难的决定，也是蒋介石后来为什么不原谅他的主要原因。父亲生前跟我们讲过他做这个决定的来龙去脉。原来他到了那里一看，“徐州剿总”已把60万大军布置在毫无遮蔽的平原上，不但如此，兵力部署在陇海、京沪两条铁路线上，根本没办法移动，军队部署成了死十字，首尾不接，共军一来就会冲破。父亲判断大战略错误，败局难以挽回。更致命的是，当时共产党部队大兵压境，时间太迟，这时重新部署已经来不及。父亲向何应钦坦言：“‘徐州剿总’如此布置兵力，要想把它改变已经时不予我。”6天后，徐蚌会战开打。
父亲拒绝指挥徐蚌会战，还有其他原因。“徐州剿总”的部队将领，无论邱清泉、黄百韬还是李弥这些将领，都是蒋介石的亲信嫡系，在父亲以往的军事生涯中，他从来没有指挥过这些军队，也深知“外人”难以指挥动他们。既然此役是关键之战，父亲知道，蒋介石一定会跑过来插手的。父亲一向知道蒋介石动辄喜欢越级指挥，去不了战场也会打电话指挥。在长春战役时，蒋介石就是空中打电话越级指挥的，这场战役肯定也会如此――他说得果然没错，徐蚌会战中蒋介石再一次越级指挥，结果把军队弄得大乱。
当时的情势让父亲觉得这个仗已经没有办法打下去了，即便是他指挥也一定会失败。按他以往的性格，如果他觉得还有两三成胜算，也必然会去一搏。可是眼下败局已定，我揣测父亲心底肯定有很多怨言：最初你不听我的建议还要分我的权，等你把局面搞得一团糟的时候，又要叫我来跳火坑，等到失败的时候你又会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我身上……
当天晚上，父亲去了李宗仁住的傅厚岗。我后来揣测，父亲拒绝去指挥徐蚌会战，应该也是征求过李宗仁意见的。李宗仁那时候一直在南京，他对发生的情况也清清楚楚。我猜想那天晚上桂系的将领们一定是聚在李宗仁家，七嘴八舌，分析当时的情势，告诉他不能去。
关于父亲，还有一个流传甚久的说法，称国民党军队在淮海战役中失利，蒋介石嫡系部队损失几近殆尽，蒋数次命令白出兵救援，白“按兵不发”，“蒋愤掷电话筒、掀桌，痛骂粗话”。这是外界对父亲最大的误解。实际上，父亲当年并不会看着国民党死而不救，只是当时的情形实在没有办法。他第一时间抽调了黄维的12万精锐部队派到徐州，不料半路被共产党军队围堵于双堆集，黄维被俘。黄维被俘后写回忆录，也对父亲颇多怨怼。
父亲昔日的老部下程思远撰写了《白崇禧传》，讲到这一段时，用了这样一个词：“冷眼旁观。”程思远写父亲这本传记，大致可信，但也有不少不实之处。他人在大陆且身居高位，当然放大父亲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这个观点如今也被台湾不少年轻一辈引用，这是颇为遗憾之事。
覆巢之下无完卵。国民党垮了他也垮了，父亲岂不知这个道理？只是当时武汉方面，共产党军队已大军压境，华中最精锐的部队黄维兵团已被调走，剩下的军队，只有张淦所属第七军，仍有战斗力可以抵挡。保卫武汉华中，兵力已显捉襟见肘，根本没有余力再去营救分崩离析、已成败局的徐州战场。父亲为了徐州抽调宋希濂第二军陈克非部队，还与蒋介石起过争执。父亲的看法是，徐州方面战事既然已无法挽救，如果保住华中地区，也还可以撑住西南半壁。徐蚌会战国民党军队兵败，流言四起，将败因归咎于父亲在华中“按兵不动”，不驰援徐州。这当然是不实的谣言，父亲只是代罪羔羊。
父亲当年就向蒋介石提出过“守江必守淮”，必须把军力集中于蚌埠、华中一带统一指挥，五省联防。可是他的想法未被认可。后来国民党溃败后，主流意见不去追究领导层的战略失误，反倒归罪于父亲。而在大陆这边，因为宣传国民党内讧不断的需要，这些经历也被不断扭曲、夸大。这就是为什么这种传言会一直影响到今天的原因。
1963年，台湾“中央研究院”几位学者访问父亲，从当年2月一直进行到1966年父亲去世前8天，一共访问了128次，后来根据这些访问整理出版了一本《白崇禧回忆录》。遗憾的是，这本口述回忆录并没有写国共内战部分。并不是父亲不想提，恰恰相反，正是因为他觉得这部分非常重要，所以他本来的想法是把前面的经历讲完后，留下时间好好讲一下内战，没想到上天没有留给他这个时间。
落寞孤岛
1949年12月30日，父亲从海南岛飞到台湾。当时他可以选择留在香港，也可以像很多人那样远走美国，或者去中东回教国家，可是他最终选择去了台湾。用他的话说，这是“向历史交代”。1951年底，母亲带着我们10个兄弟姐妹也从香港到了台湾。
到了台湾，父亲被安排了一些闲职。他与顾祝同、何应钦等这些已经退出政坛、不在位的老将来往比较多。无论北伐、抗战还是国共内战，何应钦与父亲经常是正副搭档，所以两人虽然所属系统不同，但相处融洽。我的三哥白先诚娶了顾祝同的二女儿顾省生，父亲与顾祝同是儿女亲家。所以到了台湾以后，有军政活动，三位老将经常一起出席。 这样也有了许多时间和家人在一起。父亲喜欢下围棋，他时常自己摆棋谱，陷入沉思。他的另一个爱好是打猎，也许是因为他年轻时就征战沙场，到了台湾无处可去，所以只能以猎野猪、野鸡解闷。
1956年，父亲南下新竹、台南狩猎时，发现有一部军用吉普车一直在后面跟踪。回到台北后，他又发现，无论他走到哪里，无论赴清真寺礼拜，还是开会、访问朋友，那辆吉普车一直跟随他。父亲一下子明白，他已经受到情治人员的监控。父亲一向厌恶特务政治，他在广西主政时，就曾严禁中央特务在广西活动。而自己晚年却遭特务跟踪，他心中的愤慨，可想而知。
5月2日那天，父亲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信里，他讲述了自己30多年来为国家、为信仰而斗争的经历，质问为何要派遣情治人员跟踪监控。他把这封信交给与蒋氏夫妇关系甚好的张群，请他代为转交。与此同时，他也递了一份副本给陈诚――陈诚与父亲私交很少，但陈诚对父亲在礼数上却十分周到。陈诚收到信后，亲自向父亲解释说：“便衣人员是来保护你的，我也有人跟随。”父亲回答说：“你是‘副总统’，当然需要有人保护，我并无此必要。”
即便有了这样一番直截了当的对话，那辆吉普车仍然一直紧紧跟随，直到他离世的那一天，我们全家也牢牢记住了那辆阴魂不散的黑色吉普车15-5429。有一次，父母带我们一起去看京剧《红娘》。那天晚上下着大雨，又阴风习习，我们的车刚停在戏院门口，吉普车就紧跟着我们停了下来。母亲往车外瞥了一眼，叹了一声说：“真是辛苦他们了！”然后转过头来对我说：“你去买几张票，请他们一起进去看戏吧！”于是我买了戏票走到吉普车那边，把票递给车里的三个人说：“我母亲要请你们看戏呢！”三个人年纪都不大，一时有点不知所措，表情有点尴尬，不过他们最终还是拿了票，一起进戏院看了那场《红娘》。想来也不无讽刺，17年的人力，回想起来真的很浪费！
1955年冬天，父亲与杨森等一起去花莲寿丰乡山上猎野猪。他们坐轻轨车上山，没想到火车站信号错误，竟有另一辆火车迎面开来。父亲、杨森还有副官一起跳车，幸免于难，可是同去的寿丰乡乡长林意双却不幸被撞身亡。父亲早年当兵时右腿就受过伤，走路一直微跛，这次事故后，伤又加重，杨森面部也受了伤。打猎这个爱好后来也被迫中断。
这件事情就是一个意外。可是不知为何，最近几年，它演变成了一桩“政治暗杀”。起因是台湾一位退休的情报人员叫谷正文，有一次他在接受某电视台访问时称，父亲这次打猎出的事故，是他让部下推个石头下去造成的。为什么呢？他说部下向他抱怨：每天24小时看着白崇禧，累得很，不如把他干掉算了――这样的说法简直太可笑了，他怎么可有那么大本事、自己乱杀人？而且也不会有如此笨拙的谋杀计划，何况还牵涉杨森等人。按他的讲法，当时是蒋介石直接下令给他的。眼明人一看就有破绽：他的地位这么低，怎么可能见得到蒋介石？而且蒋介石即便真的要杀我父亲，也肯定不会直接下令给他，而会给一个特务头子，他怎么可能知情？谷正文现已过世，他接受采访时已经90多岁，我想他一定是有点老糊涂，把臆想当成了事实。
不过有一个事实的确是存在的：即便到了台湾后，父亲与蒋介石的关系始终没有修复。他在台湾的晚年过得并不平静，并没受到应该获得的尊重。
蒋介石跟我父亲两个人能共患难，遇到很重要的事，蒋介石要派他去的，在这些非中央嫡系的将领中，与阎锡山、冯玉祥、陈济棠、杨森这些人比，我父亲跟他还是最近。父亲北伐时当过他的参谋长，是最高幕僚；抗战时何应钦是总参谋长，父亲是副总参谋长，蒋介石都是听我父亲的多。我想父亲的能力蒋先生还是认可的，但是他们之间始终没有建立起完全的信任关系。李宗仁的回忆录里说过，蒋先生曾皱着眉头对其他元老说：“白崇禧是行，但是和我总是合不来，我不知道为什么不喜欢他……”
李宗仁的出走，也是父亲与蒋介石关系无法修复的一个关键因素。父亲与李宗仁在一起打了一辈子仗，非常默契，无论是北伐还是抗战，合作得都非常好。从李宗仁的回忆录可以看出，李宗仁在战略思想上对我父亲比较信任。我们在重庆的时候，就住在李宗仁家的隔壁，和他们一家都比较熟悉。李宗仁比较大度，基本上是一个职业军人、战将。可是到了后来，他们俩渐渐有了分歧。父亲当时不赞成李宗仁留在美国，但是他毕竟与李宗仁私交不错。李宗仁后来频频在国外发表不利于蒋介石的言论，夹在二人之间的父亲左右为难，也时常被李宗仁拖累。1965年，李宗仁从美国返回大陆，让父亲的处境更加尴尬。
但我父亲跟蒋介石的关系，跟李宗仁又不一样，李宗仁与蒋介石是针锋相对，最终公开决裂，而我父亲是蒋介石有意识要拉拢过来的；而且李宗仁是派到战场上，我父亲是被拉到中央来当中央官的。他们在国共内战期间，军事策略上未能同心协力、合作到底，是一大遗憾。父亲曾感叹道：“总统是重用我的，可惜我有些话他没有听。”
1962年，患高血压多年的母亲突然发病去世。母亲的去世，对我也是一次痛彻肺腑的分离，也让我第一次认识到人生的无常……
我的母亲马佩璋生于官宦之家。她成长于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年轻时拒绝缠足，又进入学堂读书。她参加学生游行时，她的奶娘提了水壶跟她一起走，怕大小姐中暑。母亲22岁那年嫁给比她大10岁的父亲。外公是兴安县令，因为父亲会有大出息而把女儿嫁给他，但自从母亲嫁给父亲后，就没过几天太平日子。他们婚后才8天，父亲便赴柳州迎战滇军，而广西老派军阀沈鸿英却乘虚进入桂林城，把外公一家抓去当人质，母亲躲在德国医院的地窖里才躲过一劫。
婚后第二年，北伐开始，母亲跟随父亲从南打到北。她还记得有一次陈洁如还亲手炖了燕窝给我父亲吃。在龙潭之战中，母亲在上海听说父亲“阵亡”，她与表哥海竞强马上开车赶往南京。路上遭遇乱兵围车，母亲下令表哥：“开枪！”两人还要爬战壕才冲过封锁线，头上的流弹，满天在飞。到南京见到父亲后，父亲大吃一惊：“你怎么到这里来了？”多年后，表哥提起这段往事，还竖起拇指称赞母亲：“女英雄！”
蒋桂战争爆发前，父亲仓皇乘船从天津逃走，来不及带走母亲，直到有人告诉我母亲，她还不知情：“你先生被通缉了，你还不走？”母亲才连夜雇车，怀中抱着在武汉出生的大姐先智，在大雪纷飞中，赶到塘沽，乘船逃到香港。同年中央军攻打广西，父亲与母亲流亡到越南河内避难去了。母亲命运的起伏，跟父亲的一生荣辱，息息相关。
1962年12月4日母亲走后，父亲一下子显得苍老许多。母亲过世后，按回教仪式，我走了40天的坟。第41天，我便赴美留学。那一天，父亲不但送我到机场，竟然破例送到飞机梯下。父亲戎马一生，喜怒轻易不形于色。可是这一次，父亲竟然在寒风中老泪纵横……那时，我满心期待着自己的未来，没想到这竟然是我们父子最后一次相聚。
1966年12月2日一早，父亲本来计划南下高雄参加活动，早上他的参谋吴祖堂到家里来时，才发现父亲已经卧倒不起。前一天晚上，父亲还到马步芳之子马继援家里赴宴，没想到，回家后大概凌晨时分突然病发逝世。医生诊断是心肌梗塞过世。父亲去世的噩耗，是三哥先诚从纽约打电话来告诉我的，当时我正在美国加州。我整夜未眠，在黑暗的客厅里坐到天明……
1966年12月9日，父亲的丧礼公祭在台北市立殡仪馆举行。公祭当天，第一位向父亲灵前献花致祭的就是蒋介石。蒋先生那天面露戚容，神情悲肃，我想他脸上的哀戚应该是真的。司马迁在《史记》中曾有一句话，“韩信之死，刘邦且喜且怜之”，我想这句话也可以用来为蒋介石与父亲之间40年的交情下批注。
父亲与母亲合葬在台北市六张犁回教公墓。从辛亥革命到北伐、抗日、国共内战……他的一生就在一瞬间成为过去。所有的起起伏伏，兴衰荣辱，最终都蕴藏在墓碑上他生前写的那句话里：“莫将成败论英雄”……【白崇禧与女儿白先智】
白崇禧与女儿白先智(二)
彭德怀家的座上宾
性情刚烈的彭德怀和下级很少有私交，但他对陈毅安烈士的儿子陈晃明、黄公略烈士的女儿黄岁新、左权烈士的女儿左太北却无微不至，视如己出，他们是彭德怀家的座上宾。 一、“无数战友在战场上流血牺牲，留下了年迈的父母和幼小的儿女，全靠他们的妻子照料和抚养，多么不容易啊！”
陈毅安是湖南湘阴人，1927年9月，年仅22岁的他参加了秋收起义，后随部到井冈山，任工农革命军第1师1团连长、营长，参加斗争。1930年6月任红3军团第8军第1纵队司令员，长沙战役中任前敌总指挥，率领一支300人的敢死队强渡浏阳河，与先头部队一起攻入长沙城内，与时任军团长的彭德怀并肩作战。8月7日，他在掩护军团机关转移时，壮烈牺牲，年仅25岁。其子在他牺牲后的翌年3月出生了，陈毅安遗孀李志强给他起名为陈晃明，母子二人艰难度日。
1939年秋，李志强向担任八路军副总司令的彭德怀写了一封挂号信，请求去延安工作，彭德怀回信表示欢迎，并寄来200大洋的路费。1940年春，李志强和幼子陈晃明启程奔赴延安。然而，在去车站的路上，母子双双被特务逮捕了。出狱后，母子二人在长沙顽强撑到了全国解放。抗战时，武汉各界慰问八路军，送给八路军总部800大洋（约今16万元）的慰劳费，彭德怀一分未取，把这笔钱一分为二，分别送给陈晃明和黄岁新。
1949年8月，长沙和平解放，李志强写信给彭德怀，不久收到他10月3日从兰州的来信，说：“你和晃明8月26日的信收到了，你们母子熬过10多年，艰苦生活，始终向往革命，这种精神是值得钦佩的。关于你们目前的生活、工作和学习问题，我已电告湖南省委黄克诚同志，请予关照，如有困难，可和他们面谈。”
1951年，彭德怀把他们母子二人接到北京，李志强在北京电信局工作，陈晃明上学的费用，由彭德怀的工资负担。1955年，陈晃明从北京工业学院（今北京理工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
1956年，李志强为了整理丈夫的革命事迹，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写了一封信给当时身为国防部长的彭德怀元帅。4月30日，彭德怀收到信后，对警卫参谋景希珍说：“我现在要上李志强同志家去。”景希珍还没来得及通知保卫部门，彭德怀已经扬扬手，大踏步走了出去。
彭德怀和李志强握过手后，在墙上挂着的陈毅安的遗像前站了好几分钟。接着，他向李志强讲起了陈毅安牺牲的经过。听到丈夫中弹身亡，李志强的眼泪夺眶而出。彭德怀没有再往下讲，他说，自己8岁时死了父母，两个弟弟被国民党杀害，他就是不哭，而是要报仇，引得大家都笑了。临走前，彭德怀再三嘱咐李志强，只要她不哭，关于陈毅安同志的情况，他再来谈十次、百次都是可以的。
1958年，彭德怀看完李志强呈递的54封陈毅安烈士生前写的亲笔信时，十分感慨陈毅安在建党初期和国共合作大革命中的进步思想与献身精神，责成时任中央军委秘书长的黄克诚将54封书信打印成册，命名《陈毅安烈士书信集》，并挥毫题字：生为人民生的伟大，死为革命死的光荣，毅安同志永垂不朽。
多年来，彭德怀一直关心着这个烈属家庭的生活。每逢佳节，他都要警卫员送来一些礼物，并在百忙之中接见李志强、陈晃明母子。
前苏联伏罗希洛夫元帅赠送给彭德怀一台三用电视机，可做电视机、电唱机、收音机，电唱机的唱针为红宝石，坚固耐用。当时中央电视台刚建成开播，北京城内的电视凤毛麟角。彭德怀考虑到自己已有一台电视机，就把这台电视机送给了李志强。他说：“无数战友在战场上流血牺牲，留下了年迈的父母和幼小的儿女，全靠他们的妻子照料和抚养，多么不容易啊！”1984年，陈晃明将这台三用电视机捐赠给了彭德怀纪念馆。
1959年庐山会议后，彭德怀移居北京西郊，直到1965年底赴成都参加三线建设任副总指挥，期间很少接见客人，但李志强和陈晃明，以及李志强的儿媳、孙子，一直是他的座上宾。
1974年11月29日，彭德怀含冤逝世。李志强、陈晃明带领一家人，在他逝世的301医院门前马路上徘徊很久，最后找到一处离停放他遗体最近的地方默哀。他们心潮起伏，想起彭伯伯和父亲的战友深情，以及他对自己一家无微不至的关怀，许久不能平静。
二、“国家现在还有困难，不要给组织添麻烦，我给你钱，就不要再向中组部要钱了。”
抗战时期，黄公略的遗孀刘玉英手捧彭德怀寄来的钱，对女儿说：“岁新啊！彭伯伯的钱来之不易啊，你要好好读书才不辜负彭伯伯对你的厚望啊！”1940年，黄岁新没有让关心他的彭伯伯失望，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岱山初小；1942年，黄岁新又毕业于池石一小，并以第二名的成绩考入湘乡县女子第一中学。
1949年8月5日，湖南和平解放。正在北京开会的彭德怀担心退守衡阳、宝庆的白崇禧部杀害我党干部家属，决心寻找刘玉英、黄岁新母女，并好好保护她们。乘会议间隙，彭德怀找来在中央警卫团工作的侄儿彭起超，要他随第4野战军南下，到湖南去寻找刘玉英和黄岁新。彭老总对他说：“这不仅仅因我和黄公略的私人关系，而是体现了党的关怀，十几年前毛泽东就派人寻找过。”嘱咐他找到后迅速把她们母女护送到北京。
找到了黄公略的妻女后，湖南省委金明书记派遣黄公略的族侄黄祖禹护送刘玉英母女到北京。
从黄岁新被送到北京时开始，彭德怀就代国家担负起了抚养烈士遗孤的责任。
刘玉英母女刚到北京，彭德怀就抽时间见了她们。他对黄岁新说：“小同志，到了北京就是到了自己的家，需要什么跟伯伯说就行了。”从此，“小同志”就成了彭德怀对黄岁新的爱称。
黄岁新刚到北京时，缺少衬衣，换洗有困难，彭德怀随即要警卫员把他自己已穿过的两件白衬衣找出来，并对她说：“拿去改一改再穿吧！”后来，黄岁新将彭德怀给她的旧衬衣改了，穿在身上，心里感到格外的温暖。
1950年，即将赴朝指挥作战的彭德怀在北京饭店又一次接见了刘玉英母女。刘玉英知道了彭总的情况后，提出：“让岁新给您当女儿吧。”彭德怀笑道：“你只有一个女儿，哪里舍得，做半个女儿吧！”说完又慈祥地看着黄岁新说：“你是革命的后代。现在党和人民送你上学，你要努力学习，不要辜负党和人民的希望！” 1952年，黄岁新考取了平原农学院，但她不想离开首都北京，便去找彭总，求他帮助联系北京的学校。正好那天朱德总司令也在场。两位长辈一起对她做了思想工作。朱德说：“革命的后代要服从组织的分配，可不能闹情绪呵。”彭德怀接着说：“想北京，放假就来玩，我这里就是你的家嘛。”彭总还取出40元钱和一块手表给她，说：“国家现在还有困难，不要给组织添麻烦，我给你钱，就不要再向中组部要钱了。”黄岁新思想通了，愉快地服从了组织的分配。1955年，因院系调整，黄岁新又回到北京，就读于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农机系。
1956年，黄岁新母亲因脑癌逝世。黄岁新想到自己从小没有见过父亲，现在又要失去相依为命的母亲，悲从中来，见到彭德怀后失声痛哭。彭德怀吩咐侄女彭钢接黄岁新来中南海永福堂小住。彭德怀对她说：“你爸爸牺牲得早，现在你妈妈又走了，我这里就如同你自己的家，以后你可以随时来，有什么困难尽管来找我。”黄岁新哽咽着说：“我知道，您这里就是我的家，您和浦安修阿姨便是我的爸爸妈妈！”
1957年春，黄岁新去东北牡丹江农垦局实习。黄岁新的体质较弱，初次去冰天雪地的北大荒工作，彭德怀放心不下，他给农垦部长王震打招呼：“黄公略的女儿黄岁新，身体很弱，现在去了北大荒，你管着那个地盘，你可要关照一下噢！”
大学毕业后，黄岁新被分配在郑州农业机械化专科学校任教。她牢记彭伯伯的教诲，满腔热情地走上了工作岗位。临行前，她向彭伯伯话别，他老人家很高兴，鼓励她要好好工作，创造新生活，还送给她一口皮箱，一本《列宁》画册。
庐山会议后，黄岁新听说彭伯伯出了问题，她怎么也不相信伯伯会反对毛主席。国庆节放假，她从郑州回到北京，想去中南海探望亲如父亲的彭伯伯。但卫兵不让她进，她急得要跳河。彭伯伯的去向呢？问谁谁都不知道。带着许多疑团，黄岁新精神恍惚地回到郑州。
1960年，黄岁新被调入北京工作，在中科院科学出版社当编辑。一回到北京，她找到浦安修，两人抱头痛哭了一场。浦安修把她带到吴家花园。
彭德怀见到黄岁新，虽然内心隐藏着难以言状的痛苦，但还是十分高兴。彭德怀领着她参观菜地和果树，一边询问她的生活和工作情况。黄岁新离开吴家花园的时候，彭德怀叮嘱：“下次把儿子带来！我想看看张忠这孩子。”
在三年困难时期，黄岁新常来看望彭伯伯，回去时，拎上一兜伯伯送给她的瓜果蔬菜。1963年初，黄岁新生下第二个孩子，是个女儿，起名张献华。彭德怀闻讯，让警卫员景希珍开车把黄岁新接到吴家花园坐月子。他天天早晨为孩子热牛奶，帮助黄岁新带孩子。看到伯伯抱着小献华在屋子里踱步，黄岁新忍不住掉泪。
1965年初冬，彭德怀打电话告诉黄岁新自己要去四川工作的消息，黄岁新兴高采烈，和丈夫领着儿子，抱着女儿，到吴家花园玩耍了一天。临走时，彭德怀一直送到村东的小石桥旁，黄岁新一家走出很远以后，再回头，月夜下，彭德怀仍然孤零零地站在石桥上。从此，黄岁新再也没有见到彭德怀了。
1978年12月24日，黄岁新作为彭德怀的亲属，参加了在首都隆重举行的彭德怀追悼会。人们都为我党失去了一位好党员、好领导而悲痛万分。黄岁新肃立在他的遗像前，泣不成声。
三、又一个女儿左太北
左太北，抗日名将、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的女儿。1940年5月27日，出生于山西省长治市武乡县砖壁村八路军总部。她是左权与刘志兰唯一的女儿，出生地武乡是太行山的一部分，叫太北区，其时正是彭德怀和他父亲左权策划组织“百团大战”的前夕，因为左权去外地办事，最早得知消息来看望左太北的不是父亲左权，而是彭德怀、浦安修夫妇。彭德怀以刘伯承的孩子叫刘太行，而建议她取名左太北。
3个月后，左太北被送到延安。1943年，彭德怀回到延安后再次见到左太北时，左权已经在1942年5月牺牲了。左太北的母亲刘志兰在陕北公学工作，因为住得较近，左太北常常会被放在彭家，因为除了彭德怀和左权这层特殊关系之外，刘志兰和浦安修也是老朋友，她俩是北京师大女附中的同学。
左太北再次见到彭德怀，已是近十年之后了。1953年春节前，在北京华北军区荣臻小学读书的左太北和母亲刘志兰一道，被接进了中南海，在那里，她见到了刚从朝鲜战场上得胜而归的彭德怀。
那天，彭德怀在永福堂请客，宴请他在湖南讲武堂读书时的老师李明灏。李明灏是左权的表哥。饭桌上，彭德怀给左太北介绍说，这是你表伯父。因为左太北和母亲都没有回过湖南老家，不太知道父亲的亲戚。
正是因为这种特殊的关系，1957年，当左太北的母亲刘志兰选择到内蒙古包钢工作后，左太北就被接到了彭德怀家里。
1957年夏天，左太北该上高一了。她上的中学就是北京师大女附中，现在的北京实验中学，在北京西城二龙路，离中南海很近，骑车十分钟就到了。这样，浦安修和刘志兰商量好，刘志兰一走，左太北就不住校了，就住到彭德怀家。
那年夏天，17岁的高一女生左太北，住进了中南海永福堂彭德怀的家里，和彭德怀的侄女彭钢住在了一起。一直到1959年10月，彭德怀挂冠而去，隐居挂甲屯。左太北在彭家生活了2年多的时间。
在左太北的印象中，彭德怀是一个重感情，重亲情，尊重妻子，喜欢孩子，和颜悦色，非常慈祥的一位老人，和他在一起生活没有任何隔阂和距离，就像生活在亲生父母身边一样。
1958年，左太北在学校餐厅吃饭，等左太北吃完晚饭回家的时候，彭德怀老两口有时候刚开始吃饭，有的时候还没吃呢。这样，往往他们吃饭的时候左太北就跟着他们一块聊天，就是大家谈谈今天的见闻，说的都是些琐事。
彭德怀夫妇吃饭就是两个素菜一个荤菜，中间总有一碗汤，一人一小碗米饭，吃得很简单。老两口吃完了，彭德怀就说，太北，把剩下的吃了吧，他就拿个碗，把那剩菜剩饭都弄到我面前。其实左太北刚在学校吃完，那时候十八、九岁嘛，正是长身体的时候，也没有什么减肥意识，每天回来她都呼噜呼噜一扫而光。彭德怀最喜欢看左太北吃饭了，看她吃就特别高兴。有时，他还批评她不吃早饭，吃东西挑三拣四的。
1960年夏天，左太北考上哈军大，兴冲冲地来到吴家花园，告诉彭伯伯。彭德怀祝贺她考上大学。左太北拿出日记本，请彭伯伯题字。彭德怀想了想，用钢笔工工整整地写下：“送给太北，希望你永远青年。”1962年1月，哈军大放寒假，左太北到北京，住进西郊吴家花园，看望彭德怀。假期快结束了，彭德怀把多年为她保存的烈士子女抚养费给了她。左太北心情沉重地返回哈军大。彭德怀是被严密监视的，她在吴家花园的一举一动，都记录在哨兵的警卫日志中。她回到哈军大后，学院政委谢有法代表党委和她谈话，叫她和彭德怀断绝来往，划清界线。那天晚上，左太北长吁短叹，辗转反侧，回想到在彭伯伯身边的那些幸福时光。她在心里说：“伯伯呀，您能理解女儿的心情吗？我永远不会忘记您的养育之恩，您就是我的第二个父亲，我永远爱戴您！”
本文来源：http://www.zhuodaoren.com/shenghuo368252/
推荐访问:白崇禧简介 白崇禧后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