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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人性,血性,党性(一)
党性和人性
党性和人性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广大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共产党员在践行党的宗旨、参与党的事业的过程中，讲的是党性；在参与社会活动、融入社会生活的过程中，重的是品行；在与人相处、服务社会的过程中，作的是表率。开展“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学习教育活动，就是要把作为党员的党性与其作为公民的人性有机结合，将公民的道德标准与党员的党性修养有效统一，以发扬人性的优点、保持坚定的党性体现党的先进性。
关于党性与人性的错位表现
人性是人最基本的权利要求，是人作为社会存在的属性，有善良、高尚、无私、勇敢等积极的一面，也有凶狠、低俗、自私、狭隘等消极的一面；党性是人性政治化的升华、原则性的规范，是对人性积极因素的张扬和对人性消极因素的摒弃。
曾几何时，一些人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把党性与人性对立起来，间隔开来，并由此导致一种错觉：似乎一讲党性，就是只讲政治、讲原则、没有人情、人性可言，使党性成为一个冷漠无情的名词。而一讲人性，就是只讲人情，片面强调人的本性、本能，把人性贬为低俗化的东西。
现实生活中，一些党员干部对党性与人性之间的关系认识不正确，言行不一致，表里不如一，导致在工作作风、工作态度、工作方法上严重损害党群、干群关系。有的党员干部嘴边常挂“为人民服务”，标榜自己是公仆，实际上是以主人身份居高临下，变成了人民为他服务；有的干部口口声声说转变作风，深入基层，实际上是走马观花，蜻蜓点水；有的干部在大会上大谈廉政建设、艰苦奋斗，背后则花天酒地，铺张浪费，甚至中饱私囊；有的干部遍地搞工程，美其名“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实际上是为自己树立“政绩工程”，劳民伤财；有的干部彰显自己爱民为民，实际上是一遇老百姓找他办事，不是躲着不见，就是动辄呵斥，扫地出门；还有的干部整天吹嘘改进作风，提高办事效率，实际上遇事拖拖拉拉，或推推挡挡，不给钱不办事，给多少钱办多少事；更有甚者，依仗权势，欺压百姓，形同恶霸……凡此种种，不但不具备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党性，甚至连最基本的人性都丧失了。
群众利益无小事。群众的一些事情虽小，但拖着不办，或不能办好，就可能变成大事。而一些党员干部往往不把它当一回事，没有半点同情心，不想方设法去解决。群众要求并不很高、经过努力可以解决的问题和困难，满足他们人性中最基本的权利要求。产生这种不正常的社会现象，原因就在于有的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严重脱离群众，漠视群众利益，不关心群众疾苦。说重一点，就是丧失党性，践踏人性。 关于党性与人性的正确认识
人性是党性的基础，党性是人性的更高层次；人性蕴含有党性的内容，党性提取了人性中最精华的部分，是人性中的最亮点。因此，党性与人性并不排斥，而是互相交融、共通的，党性中所蕴含的人性更真实、更纯朴、更动人、更高尚。
要坚持基本的人性标准，突出人性优点。在共产党员的身上，人性先于党性，党性高于人性。一个优秀党员，首先应该是一个优秀公民而又不仅止于一个优秀公民。古人认为，君子要有“仁、义、礼、智、信”五德，要有“温、良、恭、俭、让”五品等等，而且不同的阶级与时代，不同的国度与民族，对人性的要求都有所不同。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现实需要出发，最基本、最重要的人性标准，就是向善向上，诚实谦逊，心系百姓。向上，就是有一颗进取之心，追求进步，向往光明，好学上进，自强不息。诚信，就是有一颗坦诚之心，言而有信，说到做到，老老实实做事，诚心诚意待人。谦
逊，就是有一颗谦虚之心，自尊尊人，宽厚待人，谦虚谨慎，常思己过，见贤思齐。心系百姓，就是有一颗爱民之心，把人民当作自己的衣食父母，把百姓当作自己的“顶头上司”，以民为天，为民请命，体察民意，顺应民心，维护民利。
要以尊重人性为基础，强化党性修养。党员的党性是以人性为基础。鲁迅先生说：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谁说英雄的身上没有人性的温柔？ 孟子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一个连“吾老”不老，“吾幼”不幼的人，又怎么相信他会是一个优秀党员？每一个党员，基于人性共同特征的正当利益诉求，应该得到尊重与承认。因此，修订后的党章突出了党员权利的保障，重视党员合法合理的利益要求。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国家经济生活中 的确立，理性精神全面回归，“以人为本”成为共识，个体生命的尊严与价值得到尊重与张扬。与之相伴，党员的个体利益也同样得到了认同。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 提出，要充分尊重党员的主体地位，保障党员的基本权利，维护党员的根本利益。这些要求，是我们党从人性化的角度加强党员队伍建设，把人性升华为党性的具体 体现。
要从修炼人品起步，强化党性修养。共产党员讲党性，首先要具备优秀的人品和积极健康的人性。不打好这个基础，没有这个前提，再谈什么党性修养， 说什么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无稽之谈。只有奠定了优良人性人品的基础，党性才能更坚强，先进性才能更扎实有效、更长久地保持下 去。讲党性，应从修炼人性起步。缺乏起码的人性，根本谈不上具备什么鲜明的党性。当前党群、干群关系上存在的突出问题，向广大党员干部提出了在构建和谐社 会的历史进程中应该怎样坚持党性原则的问题。更广泛的党性原则，应该体现在服务群众的日常事务之中。当我们把党性作为最真实的人性去对待、去坚持的时候， 党性原则就会被赋予更真实、广泛的内容，更贴近群众、富于人情、体现人性，广大群众就更容易看得见、摸得着。
要坚持党性与人性的有机结合。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共产党员要善于把坚持党性原则与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有机地结合起来，急群众之所急，想群众之所想，从帮助群众解决久拖不办的问题和困难入手，实实在在地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从而让广大人民群众看到共产党员身上所体现的党性原则是那样充分而 又富于人性、人情，在他们眼中展现的是一个个有血有肉的普通而鲜活的共产党员形象。共产党员讲党性不是一句空话，要善于把党性原则融入无尽的为人民服务之中，让党性闪烁着人性的光芒。
关于人性向党性的升华渠道
坚持道德为先，宏扬“真善美”相结合的人性。修练人性的目的，就是要发扬人性的优点--如正义、善良、责任等等，抑制人性的弱点--如虚伪、贪婪、残暴等等。而这依赖的是道德的教育和约束，譬如我们从小接受的“五讲四美三热爱”，到胡锦涛同志提出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其实都是道德层面的要求。道德的要求是具有普遍性和共通性的，它是在法律和制度之外的，是对人的思想起约束作用。而要让道德的约束起作用，则依赖于宣传、教育和示范。中国传统文化 的特征就是重视道德教育，传承文明风尚。胡锦涛总书记以“作荣作耻”为主要内容的新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就是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我们开展道德教育的主题内容。其次要加强制度约束。要通过从技术层面上制定、规范和完善法律、制度和规则，规范行为，维护秩序。
坚持宗旨为本，强化“责权利”相结合的党性。锺炼党性的目的，就是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将共产主义信仰植根 于共产党员的灵魂，使之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自觉地服从和服务于党的事业。那些在革命战争时期面对敌人的诱惑和屠刀视死如归的烈士，支撑他们大义凛然 行为的，就是“共产主义必定会实现”的坚定信念。而要让一种“认识”上升为“信仰”，靠的是学习、修炼和引导，靠的是广大共产党员对实现阶段性目标的可见 性。党的组织对党员的要求，
是使之成为一个发扬“人性优点”的高尚的人，一个具有坚强“党性”的可靠的人，一个对党的宗旨践行始终、对党员的责任承载始终、对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利慎用始终的人。
坚持务实为要，突出“想说做”相结合的实效。要坚持把社会的道德要求内化为自身的主观要求，内化为自已的日常行为准则。唯有如此，才能在各种诱惑面前、在人性的优点与弱点的较量之时有足够的定力和惯性，作出符合人性优点，也就是符合社会道德规范的选择。要加强党性锤炼，对马克思主义真学、真信、真用，把马克思主义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上升为一个共产党人的坚定信仰。唯有如此，共产党员才能成为一个高尚的人、可靠的人。党的先进性从来都是具体的，是通过每一个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来体现。共产党员讲党性，要求每一个党员在工作、生活中时时刻刻体现出先进性，通过发挥出与众 不同的先锋模范作用，将党的先进性从理论上落实到个体的工作和生活实践中，从而实现所思所想、所言所行在为人民服务实践中的有效结合，体现人性与党性在共产党员身上的完美结合。【党员,人性,血性,党性】
人事讲党性、讲人性
人事干部是做人的工作的。在工作中围绕“人”字做文章，始终坚持以人为本，保持高尚的人格、坚守清正的人品、维护良好的人缘，对人事干部来说格外重要。因此，在各级人事部门开展“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活动，人事干部在做到带头讲党性的同时，也要讲人性。人事干部只有在人性的基础上讲党性，在党性的原则下讲人性，使二者相得益彰，才能真正做好工作，让组织满意，让干部职工满意。
人事干部要在工作中把握、处理好二者的关系，首先必须深刻认识党性与人性的本质内涵和辩证关系。
所谓党性，是一个政党固有的阶级本性，是阶级性最高和最集中的表现。共产党员所要讲的“党性”，是我们党固有的阶级性、人民性和先进性，是对每个党员的政治要求，是衡量党员阶级觉悟高低和政治立场是否坚定的准绳。共产党员讲党性，就是通过学习实践，把无产阶级固有的远见性、无私性、组织性、纪律性、革命性和先进性等一般特性，内化为一种自觉的思想和行为。
所谓人性，是指在一定社会制度和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人的本性，特指人所具有的正常感情和理性。所谓讲人性，是一种对人性的关爱和尊重，意味着人的生存权、生命权、劳动权、自由权、发展权得到最大限度的尊重和保障。我们所说的“以人为本”其实就是讲人性，就是尊重人的主体性、权利性和能动性，尊重人、关心人、爱护人、培养人，促进人的全面、持续发展。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认为，中国共产党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因此，对共产党员来说，党性与人性看似相互独立，实则相互统一，讲党性就是讲人性。讲党性是讲人性的根本保证和最高境界，离开党性的原则、规定和要求讲人性，就会使人性变得庸俗，成为我们工作中最忌讳的讲人情。讲人性是讲党性的前提基础和集中体现，离开人性的前提讲党性，只能使党性变成冷冰冰、硬梆梆的条条框框，令人敬而远之。因此，讲党性必须以讲人性为基础，讲人性必须以讲党性为原则，二者相互融合，不可偏废。
人事部门的工作，政策性、原则性强，同时又关系到干部职工的切身利益，正确处理好讲党性与讲人性的关系就显得尤为重要。如果说，讲党性是对人事干部的职业要求，讲人性则是对人事干部的素质要求。人事干部在工作中要切实把讲党性与讲人性统一起来，既要把讲党性放在第一位，也要把讲人性贯穿于为人处事、待人接物、选人用人的
方方面面，全面树立起人事干部可亲、可敬、可信、可靠的新形象。
人事干部讲人性，要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体现在做人方面。优秀的人事干部首先必须是一个好人，一个诚实、正直、善良的人。人事干部有善心、爱心、同情心，乐于助人，才能想他人所想，急他人所急，才能升华为“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先进性。
其次，体现在待人方面。合格的人事干部必须对己清正，对人公正，谦虚谨慎，平等待人。为人处事从公利出发，不为一己私利而偏移良心；待人接物从公正出发，不因个人好恶而失去公允。同时，由于人事部门工作的特殊性，各方面往往对人事干部比较尊重，“高看一眼”。但越是这样，人事干部越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越要谦虚谨慎，不断增强人事部门作为“干部之家”“职工之家”“人才之家”的亲和力。
最根本的是，体现在选人用人方面。尊重每个人自由竞争、平等发展的权利，是人事干部在工作中讲人性的最根本的体现。选人、用人要出以公心，实事求是，坚持原则，主持正义。要全面地了解干部，公正地评价干部，准确地推荐干部，合理地使用干部。要按照德才兼备的原则，不拘一格把那些有开拓精神、肯干事、能干成事的优秀干部选拔到重要领导岗位上来，同时也要合理使用那些长期勤勤恳恳、埋头苦干的“老黄牛”式的干部，不让老实人吃亏。
总之，人性包含在党性之中，党性体现在人性之上。人事干部只有以党性的力量感召人，以人性的光辉感染人，以党性的原则开展工作，以人性的温暖凝聚人心，才能把工作做实、做好，赢得干部职工的信赖和敬重。
党员,人性,血性,党性(二)
党课学习心得——人性与党性
学习党课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对党章，党的纲领，以及一名共产党员的党性都有了较深刻的认识。作为一名党校的学员，我也意识到自己原来对党的认识是多么的肤浅，对党员的了解是多么的浅薄，自己的思想是多么的稚嫩。 记得小时候看电影，最喜欢的电影片断是：在炮火纷飞的战场上，解放军战士抱着冲锋枪奋勇杀敌，与敌人浴血奋战。而当我上中学时，看新闻、听广播、读报纸，无论抗洪抢险，还是处理危险的突发事件，抑或抗击非典、扫除禽流感，走在队伍最前列的都是共产党员„„ 我不是什么理论家，更不是什么哲学家，一大堆的理论我不一定能理解。往往更多的时候感动我的是眼前活生生的现实例子。从小至今，无论是电影还是新闻，以及发生在我身边的一件件优秀共产党员无私奉献的事情强烈的震撼着我的心。在我的心里引出一次次的呐喊：我要入党，我要成为这一光荣团体中的一员。是的，我要入党！不过显然第一步我应该先从思想上入党，这就是我今天所谈的话题——人性与党性。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完美的人性，坚贞的党性，像两颗明星照耀在夜晚的天空中，而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是人性与党性的融合体。党性即体现出人性是夜晚天空中的一轮明月，何其亮也！对于人性，我不敢苟同于“人这初，性本恶”，也不完全赞同于“人之初，性本善”，我认为人性具体怎样，是与之成长的环境接受的教育分不开的。而在始今，我国市场经济体制这个大环境成长的人们产生一些利己主义是完全可以理解也是符合人之常情的。比如现在的各类公司、集团、企业、事业单位当然也包括学校等等都在提倡人性化管理。而我们的党也在抓人性化制党、人性化制国，这是好事，表明我们党在发展、在进步。而这更是考验我们党员的时候了，党相信我们，对我们放松要求，给了我们更多自主选择的空间的时候，我们更要严于律己、克己奉公，把身心投入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力的事业中去。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在危险的时候走在人民的最前列；而在利益、方便面前，又甘为人后。在当时，共产党员肯定不会去想：因为我是共产党员，所以我应该如何如何。而是很自然的发自内心的把困难留给了自己，把仅剩的方便让给了自己的战友。因为他们知道，奉献才是自己的人生追求，舍小我而成大我。真正的党员是这样做的，人性党性，互相交融，而达到精神上的另一种境界。在他们的眼里，只有真正的融入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事业之中。的确如此，思想入党比组织上入党更为重要。只有思想入党了，才能算真正的入党。组织上入党是为了能更方便的参加党组织的活动，能更多的接触到党的先进思想，能使自己的思想境界、理论水平有更进一步的提高与发展。再结合自己所处的环境与工作状况更好的投入到为人民服务的工作中去。 作为一名党员，他要做的事很多，他要奉献的很多。虽然我现在还不是一名党员，但作为党校的一名学员，我必须以党员的要求来约束自己、规范自己，以一名优秀党员的思想境界、理论水平为自己的追求目标。在思想入党的前提下争取早日在组织上入党，为自己做一名合格的党员打下良好的思想根基。 我现在是一名大二的学生。在大二同学面前我作为他们的同学，也是一个班长。在班里我也颇有人缘，同学们对在班里开展的工作也比较满意。这是对我的工作的肯定，也是对我以后班级工作的鞭策，本着为了全班同学奉献的精神更加努力的工作，把一名共产党员的党性融入到自己的人性之中，将奉献看成工作，全心全意的为同学们服务。当然自己也要努力搞好学习。在大一学弟学妹面前，我是他们的兼职辅导员，是学长也是老师。这也就对我提出了更为严格的要求。我必须在自己的言谈举止方面有更多的要求，而且在处理大一同学的事务中更要认真负责、公平正直、不偏不护。时刻牢记一名党员的行为准则。因为在大一学弟学妹面前，我的表现就是党的一个投影，我对他们对党的看法有着很大的影响。所以我现在要学的，要做的还有很多，很多。
党员,人性,血性,党性(三)
浅析党性和人性的辩证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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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党性和人性的辩证关系【党员,人性,血性,党性】
作者：张博闻
来源：《学理论·下》2014年第12期
摘 要：共产党员这样一个角色面临着两种价值标准的衡量评价，即人性和党性的双重限定标准对共产党员的要求。那么在看待一名共产党员党性和人性的关系上，我认为对于党性和人性的关系问题上应该辩证看待，人性是党性的存在基础而党性是人性在政治化方面上的升华。
关键词：党性;人性;共产党员【党员,人性,血性,党性】
中图分类号：D263.3 ; 文献标志码：A ;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36-0082-02
2013年12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三中全会胜利闭幕，在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中有这么一段话引起了我的思考“全党同志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重大决策部署上来，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全局和局部、当前和长远的关系，正确对待利益格局调整，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坚决维护中央权威，保证政令畅通，坚定不移实现中央改革决策部署。”在这一段文字中体现了党中央对于党员的具体要求，要求党员时刻要以大局为重，保持清醒的头脑，拥有正确的价值判断以及对于大是大非的问题的正确认识。这些义务责任都是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的价值观的体现，也是共产党员的党性光辉的闪耀。
共产党员这样一个角色面临着两种价值标准的衡量评价，即人性和党性的双重限定标准对共产党员的要求。那么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是应该如何看待党性和人性的关系？我感觉对于党性和人性的关系问题上应该辩证看待，人性是党性的存在基础而党性是人性在政治化方面上的升华。
一、党性和人性的内涵
（一）党性的内涵
“党性是蕴含和内化于党员思想深处的带有根本性的政治立场，是党的先进性、时代性和人民性的集中体现，是一个政党政治属性最基本最自然的反映。”[1]党性是一个党员自我觉悟的体现，一名党员的先进性就体现在党员在面对问题的时候是不是站在党、国家，人民、民族的立场来看待和分析问题和处理问题。在处理相关的问题时，时刻把党性发挥放在思考问题的首位，事情就能够得到更好地解决，从而体现了一名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和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刘少奇同志曾经说过，所谓党性就是无产阶级阶级性最高而集中的表现，是无产阶级本质的最高表现，是无产阶级利益最高而集中的表现。这是对党性的科学概括”[2]，党性的产生是党员自身对党的宗旨的崇高性理解，以及对于党章中对于党员规定的研究和思考。
（二）人性的内涵
党员,人性,血性,党性(四)
灵魂与血性(上)
德国著名的政治学家马克斯・韦伯说：“以政治为业有两种方式，一是为政治而生存，二是靠政治而生存。前者是以政治目标为追求的政治家；后者则是以政治为饭碗的食客。”他讲的是以政治为业的政治家，其实以军事为业的军人也一样，有些人是为军事而生活，有些人靠军事而生活。前者是真正的军人。后者不过是军队的食客，当兵不过是一个饭碗，从军不过千百种职业中的一个维持生计的职业，并非一种毕生的追求。马克斯・韦伯认为真正的政治家应该具有3种禀赋：一是对认定的价值目标的献身热忱；二是使命感与实现使命必需的责任伦理；三是超越感情的冷静判断和深刻洞察能力。他是对政治家的描述，但是反过来看，军人也是一样。你是真正的军人还是军队的一个食客？你真的具有献身热忱吗？真的有使命感吗？真军人与假军人的区别不是部队里是否有你的编制，而是你的灵魂是否驻留在军营。 塞耶校长、丹尼斯・马汉、米基教授被美国军事史并列为“西点三巨头”。丹尼斯・马汉1820年进入西点军校，1824年以全班第一名成绩毕业，28岁成为军事工程学及战争艺术教授。鉴于他在西点军校的杰出贡献，被评为终身教授。再“终身”，也有退休的一天。但他不愿退休。1871年9月，西点军校监察委员会对丹尼斯・马汉实施强制性退休。让人始料未及的是，得知这个消息后，丹尼斯・马汉扑向一艘航行在哈德逊河的轮船推进器，以自杀结束了生命。他觉得离开这所军校，离开军事教学，生活便毫无意义，生命也毫无意义。这是一位真正的军人。历史学家阿伦・米利特和彼得・马斯洛斯金在《美国军事史》中评价丹尼斯・马汉：“在他执教的40多年生涯中，他对军官职业从行业过渡到专业，留下了无与伦比的影响。”
丹尼斯・马汉被人们称为“老马汉”，是因为他有一个更加出名的儿子阿尔弗雷德・马汉――“小马汉”。小马汉后来成为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教官、成为著名的“海权论”创立者。老马汉的生命消失在哈德逊河里面了，小马汉的理论使美国从地区走向世界。
美国的强大仅仅是装备吗？没有几代军人无条件的献身，仅仅靠物质和装备，不会把一个国家的强大堆积出来。西方有这么一句话：
有一流的军队之前，先有一流的教官。
有一流的教官之前，先有一流的人格。
老马汉、小马汉尽管没有拥抱战场军功的辉煌机遇，却让他们的学员张开了双翼――潘兴、麦克阿瑟、巴顿、史迪威、布莱德雷、艾森豪威尔等都是他们的学生。
这就是一支军队从灵魂里锻造出来的强大基础。
我们的军队中也不乏这样的例子。
国防大学科研部副部长王三欣，战争年代是战场上的优秀指挥员，战争结束后进入军校，成为获得一等奖的优秀学员，后来又走上讲台，成为享誉全军的优秀教研人员。他在讲台一站就是30多年，呕心沥血，勤奋耕耘，一直到最后倒在了讲台上。他的夫人回忆：“他在医院里有时清醒有时糊涂，有时出现幻觉状态，还在想着教学，说话不清醒，还能说出来：‘张家港……演习……拿地图来……拿笔来……要红的。’他脑子里装的都是这些东西，家事一句没谈。”
这个被誉为“战争史活字典”的军人，最后时刻惦念的，仍然是他的教学。像王三欣这样的还有很多，他们留下来的学术成果，有些可能随着时代变迁、装备发展而时过境迁，他们留下来的由灵魂和血性浇灌的人格，比他们的学术成果影响更加深远，一直对我们这些后来人产生重大影响，让我们时时体验军人的灵魂与血性。
人性与血性
在讲到血性的时候，很多人以为血性与人性是对立的，好像人性、血性是两回事。其实从生命一开始，人性中就被注入了血性。人性代表人的最基本要求：生存，温饱，尊严。这3个要素无不包含血性的支撑。当原始人在森林里寻食求生的时候，没有血性，就只有饿死、冻死。尊严更要靠血性支撑。如果只有温饱没有尊严，人类与其他动物有什么区别？还能走出周口店的洞穴吗？一部社会发展史证明，不管是生存、温饱、还是尊严，人性中无不包含有血性。没有血性的人性，不是完整的人性，容易滑入放弃担当、仰人鼻息、逆来顺受的奴性。真正有血性的人性才是完整的人性，缺乏血性的人性，就是奴性。
一所著名大学的某著名教授讲过这么一段话：“有些汉奸如汪精卫并不是为了自己升官发财，而是为了减轻人民痛苦，作为抵挡日本人欺压人民的缓冲器。这样的汉奸非但没有错，而且是真正的英雄。反过来看，有些英雄拿几十万人民的生命做抵押坚决不投降，从人民利益的立场看，这些人不值得效法”；还说，“在败局已定的情况下，应该说投降是正确的选择”；“如果我们以这种观点看历史，几千年的历史可以改写”。你说他讲的还是人性吗？还有一点生命的尊严吗？这种一丁点血性都没有的人，戴着大学教授帽子，今天在我们的社会大行其道，以活着为第一要务，不行就屈服、就投降，投降了就要跟人家合作。他还说：投降了就要遵守人家的规定，不能胡来，投降了还胡来，别人就不按战俘公约标准对待你，你就得吃亏。我们中国人如果都变成他说的这样，这个民族还有希望吗？
按照他所说，在败局已定的情况下，投降是正确选择。有一个例子，东北抗日联军将领杨靖宇，抵抗到最后只剩自己一个人。但他没有像那位教授说的投降。他继续抵抗，直到生命最后一刻。
杨靖宇在牺牲前，与出卖他的保安村村民赵廷喜有过一段对话。见杨靖宇几天没有吃饭，脸上、手上、脚上都是冻疮，赵廷喜说：我看还是投降吧，如今满洲国不杀投降的人。赵廷喜哪里知道，岂只不杀，如果杨靖宇投降，日本人还打算让他出任伪满州国军政部长，利用杨靖宇的影响制服东北抗联。
只剩自己一个的杨靖宇沉默了一会儿，对赵廷喜说：老乡，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
这句话真是震人心魄。冰天雪地之中，四面合围之下，杨靖宇用周身沸腾的血性和整个生命，极大地表现出中国人惊天地、泣鬼神的人性。今天之所以还能有中国，就因为有杨靖宇这样的共产党人，在最黑暗、最困难、最无助、大多数人万念俱灰的时候，仍然在用他们的灵魂，用他们的血性，支撑着中华民族的脊梁。什么叫人性？什么叫完整的人性？看看共产党人杨靖宇就知道了。如果中国人没有这种由血性养育和浇灌的人性，怎么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前面所说那位大学教授讲的话，居然还有人喝彩。面对反对之声，居然还有国家级刊物发表社评，要求保护那位教授的“言论自由”。只有毒化民族心理的自由，没有反驳这种毒素的自由？一段时间以来，这种无原则、无条件、无界限的“人性”，成为一批人的旗帜，而且也确实取得了一些“成果”，例如汶川地震中的“范跑跑”，网上就有不少人表示同情。一些电视台还以“思想解放”为由组织“正方”、“反方”，在节目中激烈争辩。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来说，这种现象是可喜还是可悲？毫无疑问所有人都有维护自己生命的权利和自由，但你是教师啊，课堂里有几十个孩子啊，你就没有一点责任？你撒腿就跑，把自己的性命看得远远高于几十个孩子的性命，在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能够得到认可？如果说这种行为被我们一些人肯定为“人性”表现，那么这种“人性”与兽性又有什么区别？如果这类理论横行于我们的社会，我们又怎样避免20世纪初孙中山的感叹：“四万万中国人，一盘散沙而已！”
2014年3月1日21时12分，昆明发生暴恐案，暴徒持刀在昆明火车站临时候车室肆意砍杀无辜群众，最终31人死亡，141人受伤，其中40人重伤。有多少暴徒？最初传说是“十几个黑衣人”，后来说是8个，最后证实是5个，其中还有1个女的，被捕后发现有孕在身，只能判她无期徒刑。就这5个暴徒肆意挥刀砍杀，让31人死亡，140多人受伤，平均每个暴徒砍杀30人以上。在对方赤裸裸的血腥暴力面前，该怎么谈我们的血性？暴行发生后，网上到处是逃生技巧，保命举措，教人“不能激怒歹徒”，“见黑衣者躲避”，还有人教维语：“朋友，住手，自己人！”这还有一丁点血性吗？有200多人躲在一个小商店内，几位男士想冲出去拚，马上被拦：“谁都不许开门，谁开门砸死谁！”我们的媒体都在谴责暴行、祈福逝者，不去反思为什么失去了血性，不去讨论失去血性还有没有生命的尊严。你可以“人性”不离口，但如果失去血性，你的人性能保全吗？让无尊严的保命哲学流传开来，暴恐分子活动空间是越来越小还是越来越大？人们的精神状态没有血性与正义的提振，谁敢说抗日战争期间五六个日本鬼子带着百十号伪军就能把几万人赶得到处“跑反”、一把屠刀就能砍下100多中国人脑袋的所谓“百人斩”的局面未来不会重现？
建构主义鼻祖、美国人亚历山大・温特说：“一个国家在生存、独立和经济财富这三种利益之上，还必须加上第四种国家利益，那就是集体自尊。”我们有些人以为国家利益就是温饱，就是发展，就是韬晦与抓住机遇期，不知道集体自尊也是国家利益。为什么有些人 “提起筷子吃肉、放下筷子骂娘”？他觉得自尊受了冒犯，虽然我吃饱了，我有车、有房了，但钓鱼岛被占了，南海被占了，海外侨民被欺侮了，伤害了民族自尊，所以不满意，要骂人。这就是亚历山大・温特说的“集体自尊”。
中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农耕文明的国家，宁愿人来犯我，也不可我先犯人。“以和为贵”，儒家思想的影响根深蒂固。明哲保身，忍气吞声，忍辱负重。为了一己利益或苟活于世，什么都可以不顾。人的尊严，社会价值，是非曲直，真理道义，都在忍、隐、退的灌输下，变得无足轻重。活着就是第一要务，能攫取点利益则是第二要务。至于什么“尊严”，有没有无所谓。与此相适应，“人在屋檐下，哪能不低头”“识时务者为俊杰”“活麻雀比死老鹰强”等，在我们的社会大行其道。今天看来，唯有血性才能冲破种种过于精细的利益考量，彰显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做人的品德与生命的尊严。精细入微的利益算计，丢掉的恰恰是国家民族的品德和尊严。我们讲人性与血性，离开了血性，能有完整的人性吗？
理性与血性
很多人把理性与血性对立起来，好像有理性就不能有血性，有血性就失去理性。其实，坚实的理性从来以充沛的血性为前提，失去理性的血性可以说是考虑不周的鲁莽和冲动，失去了血性的理性则是懦弱与胆怯、顺从与屈服。
让我们看看如果理性中没有了血性，是一种什么样的“理性”。
一个非常关键部门的非常重要的司的司长，在一次内部招待的餐桌上就东海和南海问题讲了这样一段话。他说：打个比方你们就明白了，排队的时候，前面挤进来一个壮汉，你打不过他，怎么办？不如少说些话，让他加进去。
你看看他多么的理性。打不过这个壮汉，不如让他挤进来算了，吵吵嚷嚷有什么用。普通人说说这种“认怂”的话也就算了，但这是我们国家重要部门的重要司长，不说是政策制定者，起码是政策提出者，脑中充满这种没有一丁点血性的“理性”，能想出什么样的应对举措？我们今天的确还要忍耐，但决不是无原则、无节制、无理性的后退。我们今天也还需要争取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但却不是坐等别人恩赐，而应去积极主动创造，再拿出过往“以空间换取时间”的陈旧观念，会发现今天的空间一旦丢失，未来也很难回归。
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这个把美国从地区性国家带向世界大国的人，很多中国人对他颇有好感，因为他拿出八国联军侵华“庚子赔款”美国所得的一部分返还中国，办了“留美预备学校”即今天的清华大学，还办了协和医院等。西奥多・罗斯福对中国充满复杂情感。他仰望这个东方文明古国，内心又鄙视它。在《赞奋斗不息》一文中他说：“要是我们重蹈中国的覆辙，自满自足，贪图自己疆域内的安宁享乐，渐渐地腐败堕落，对外部事务毫无兴趣，沉溺于纸醉金迷之中，忘掉了奋发向上、苦干冒险的高尚生活，整天忙于满足肉体暂时的欲望，那么毫无疑问，总有一天我们会突然面对中国今天已经出现的这一事实：畏惧战争、闭关锁国、贪图安宁享乐的民族在其他好战、爱冒险民族的进攻面前，肯定是要衰败的。”西奥多・罗斯福以中国为警示，要求美国千万不要像当时的中国一样，因贪图安宁享乐、畏惧挑战而衰败。
2002年11月，我们在国防大学与美国丹佛大学代表团讨论中美关系，中午国防大学宴请。吃到高潮处，该代表团负责人法诺站起来高声祝酒。他说：“美国的装备世界第一，中国的餐饮世界第一，愿我们把各自的第一都保持下去，干杯！”他太得意了，太忘形了，一下讲出了内心所想但不该讲出来的话。当时全场尴尬，他也觉出自己失言了，坐下来很不自在，用了很多其他话来弥补，来缓解，想把刚刚讲的圆过去。十二三年过去了，法诺的话至今仍在我们耳畔回响。我们中国人，外国人来了，好吃、好喝、好玩、好住、好送，千方百计想给对方留下好印象。应该说这也没错，中国人好客。但关键是你在这些强悍的民族面前，留下“餐饮世界第一”的印象，是增加我们的安全还是扩大我们的危险？今天的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大国，仅仅凭大熊猫、兵马俑、万里长城、满汉全席、孔子学院等立足于世界，行不行？印度大文豪泰戈尔讲过一句话：“冲突与征服的精神是西方民族主义的根源和核心，它的基础不是社会合作。”这句话非常值得我们牢记。在强手如林的当今世界，不彰显中华民族的血性，就无法在世界民族之林中获取我们的一席之地。 党性与血性
什么叫党性与血性？就是说：党性必须依靠血性来支撑和捍卫。
对一个共产党员来说，党性就是党员的组织性、纪律性、原则性、战斗性。以血性支撑的党性，是党的生命力、战斗力的来源，组织性、纪律性、原则性、战斗性如果没有血性支撑，就成一纸空文。
开国将领张国华，1955年授衔的175名中将中，他是其中之一。在革命战争年代，在强手如林、战将如云的人民解放军内部，张国华并不很突出。他打仗不错，战绩也可以，但作战比他更加优秀、在战场上比他更加著名的将领还有不少。从这方面衡量与比对，他只能显得一般。他领导的十八军组建时间并不很长，在刘（伯承）、邓（小平）领导的第二野战军中，还没有进入主力行列。使张国华名声最后超过其他许多著名将领、真正名垂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册的，是什么？
是他坚如磐石的党性。
1950年初，中央决定提早进藏。毛泽东说：西藏人口虽少，但战略地位和国际影响极其重要，必须尽早占领。最初考虑这一任务以西北方面为主，西南方面为辅，因为当时西南战事尚未完全结束。西北方面彭德怀提出战线太长，兵力分散，战事虽然基本结束，但是少数民族地区广大，情况复杂，原有兵力本来就少，难以抽出太多兵力进藏，而且从青海格尔木方向进藏的道路多年破损，仅修路就需很长时间。毛泽东当时正在苏联访问，看到这个电报是不高兴的，随即指示：“由青海及新疆向西藏进军，既有很大困难，则向西藏进军及经营西藏的任务应确定由西南局担负。”
刘（伯承）、邓（小平）大军本来处于进藏的辅助方向，现在一下子变成了主要方向，而且不但“向西藏进军”，还包括“经营西藏的任务”，压力徒增。当时六十二军驻西康，距西藏最近，理所当然成为进藏部队首选。但刘伯承考虑六十二军来自一野，让他们进藏不妥，一野方面会说让我们的部队啃骨头，你们自己部队去吃肉。所以一定要让自己部队去，不能让一野配属西南的部队去。这是当年那一代人的领导风格：越是自己的部队，越是主力，越要承担艰苦任务。刘、邓最后商定：六十二军不进藏，调自己指挥的二野一个主力军承担进藏任务。但未料到的事情发生了：该军军长不愿进藏，未能谈通。
僵局就这样出现了，难以回避。毛泽东一直在等待西南方向的报告，种种原因又使刘、邓的选择被迫一变再变，给中央的报告也反复推迟。
张国华的十八军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领受进藏任务的。
十八军原定的任务是接管富庶的川南。军长张国华已经被定为川南行署主任，军政委谭冠三已被任命为自贡地委书记。1950年1月7日，张国华赴川南行署上任途中收到刘、邓急电：就地待命，军领导及各师一名负责人速赴重庆领受最新任务。
1月10日，刘、邓接见张国华等十八军领导。
邓小平第一句话：“今天谈话凭党性。”
张国华回答：“一切听从党安排。”
邓小平：“×××不去西藏，你指挥部队去。”
张国华：“坚决完成任务！”
单刀直入的几句话下来，张国华的党性光彩照人。
“今天谈话凭党性。”邓小平特别强调这一点。因为前面一次谈话没有谈成，人家不愿去。我们说真正的党性并不表现在平时滔滔不绝的政治表态，而是关键时刻敢于挺身而出的勇气和担当。坚强的党性就是坚决完成党赋予的任务。
军长同意、军领导班子同意，不等于全军都同意。十八军由去“天府之国”的川南突然改去高原高寒的西藏，部队一时转不过弯子来。谁不想去富庶的地方驻扎？很多干部还没有结婚，正要到川南去发展、结婚、建立家庭。突然一道命令要转而去西藏，部队逃兵数量猛增。严重的时候，一天一个班跑得只剩班长、副班长。连队干部夜里不敢睡觉，轮流把门，营团干部天天追问逃兵数量。跑的不仅是士兵，一些干部也出现动摇。十八军五十二师一五四团副政委刘结挺，张国华最欣赏、准备重点培养、重点使用的干部，也写信提出身体不好，不能进藏。张国华看着信气得手发抖。政委谭冠三说：把刘结挺绑起来！他不去，捆也要给老子捆进去！正是这句气话提醒了张国华。他后来要求：凡是逃兵一律不许进藏。他说：我们进藏的光荣决不能让这些逃兵玷污了！
在十八军的进藏动员大会上，张国华说：“你把西藏看成是不毛之地，可英帝国主义却从不嫌它荒凉，百余年来拼命往那里钻，现在美帝国主义又积极插足。难道我们对自己的国土反倒不如帝国主义热心？”“如果西藏真被帝国主义分割出去，我们的西南边防后退到金沙江，恐怕我们在四川也坐不安稳吧！”“进藏确实苦，可是西藏人民世世代代在农奴主残酷压迫之下生活，岂不更苦？人民解放军以解除人民痛苦为己任，我们怎能眼看他们受苦而无动于衷？”
这就是张国华的党性、十八军的党性。在革命已经胜利、大家开始享受果实、回避危险和艰辛的时候，张国华挺身而出，担起千钧重担。共产党员的党性，不仅仅表现在服从党的安排，更表现在以自己的牺牲去解除人民痛苦，真心实意为人民服务。
邓小平亲自坐镇十八军动员会，对张国华的讲话带头鼓掌，并给十八军将士题词：“接受与完成党赋予的最艰苦的任务，是每个共产党员、每个革命军人无上的光荣。”
1950年春，张国华以共产党人坚定不移的党性，率领十八军部队进军西藏。
人民解放军进藏，印度的尼赫鲁政府表示“不安”和“疑虑”，要求新中国政府“解释”。中国驻印度大使申健答复：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进藏是人民解放军的权力。毛泽东得悉，1950年10月28日做出批示：“周（恩来）并外交部：申健答得很正确，态度还应强硬一点，应说中国军队是必须到达西藏一切应到的地方，无论西藏政府愿意谈判与否及谈判的结果如何，任何外国对此无置喙的余地。”
毛泽东这段话让我们感觉到领袖大无畏的气魄，更让我们感觉到支撑领袖气魄的十八军将士大无畏的英勇。张国华坚定不移的党性，同样在构筑新中国的铮铮硬骨。 代价也是巨大的，张国华的女儿因感冒发烧，病逝于进藏途中。这是他视为掌上明珠、33岁才得的第一个孩子。张国华夫人晚年去世前弥留之际，口中反复念叨着这孩子的小名：“小难，我的好孩子……”旁边人无不潸然泪下。大家都以为事情过去半个多世纪，老人已经淡忘了，没有想到她一天也不曾忘记，只是长久地压在心底，生命的最后时刻喷涌而出。这难道不是张国华一家为进藏付出的巨大代价。
共产党人坚定不移的党性，不是表现在只让别人牺牲，而是表现在自己率先牺牲。
后来又发生所谓“五大部上书事件”。1957年3月，西藏军区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干部部、财务部5个部门给中央写报告，没有经过司令员张国华和政委谭冠三，一位军区领导到北京开会，把报告作为情况反映递上去了，主要内容是反映部队存在的问题，要求实行轮换。驻藏部队太艰苦了，能不能分批轮换，3年或5年，让干部们能缓一缓。这份报告没有不实之词，对存在的问题也没有夸张和夸大。参与报告的有副司令员李觉、副参谋长陈子植、政治部副主任洪流、后勤部政委李华安、财务部部长秦卓然、干部部处长方其顺、王达选、军区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郑震等。
报告上去后，总部有领导批示，指责这些干部“革命意志衰退” “不安心西藏工作”，有“右倾逃跑主义倾向”，要严肃处理。这些人都被调离岗位，有的还受了处分，被不公正对待。例如李觉是十八军为数不多的知识分子之一，原是西南军区作战处长，十八军进藏跟他并无关系，但他积极主动要求进藏，先后任十八军副参谋长、参谋长、西藏军区参谋长、副司令员。“五大部上书事件”后，李觉调离西藏军区，到二机部任核九院第一任院长，在大西北荒漠戈壁一待就是8年，为新中国核武器发展做出重大贡献；政治部副主任洪流调到藏北海拔4500多米的无人区杜加里，在极端艰苦的生命禁区带领工程技术人员和藏族民工挖硼砂，偿还新中国欠苏联的债务；副参谋长陈子植去中国与尼泊尔边境，在世界屋脊修建第一条高原国际公路。他们在1979年全部获得平反，恢复名誉、撤销处分、清理档案中的不实记载。在这件事情的处理过程中，张国华是有责任、有错误的，说李觉、洪流、陈子植等人“夸大坚持西藏地方斗争的困难，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确是左了、过了，对他们的处理也重了、错了。但张国华从始至终不是在跟哪个人过不去，不是想打击谁，报复谁。他觉得这个报告违背了毛泽东的指示，甚至还怀疑过军区政委谭冠三不够坚定，是否也参与了这份报告，产生过一些误会。他坚决把定一条：毛主席让我们守西藏，要走你们走，我死也死这里！
既使在犯错误过程中，也让人看见他坚如磐石的党性。
因为长期高原工作引发的心脏和血压问题，1972年张国华去世，时年不满58岁。骨灰空运北京，周恩来亲自到机场迎接。周恩来一生只为两位将领迎过骨灰，一位是多年患难与共的战友、黄埔一期毕业的陈赓大将，另一位就是虽然历史交往不多、但周恩来特别欣赏的井冈山司号员张国华中将。新中国175位开国中将，其中军事能力、作战水平比张国华高的不在少数，但名声像他这样响亮的，为数寥寥。历史就这样完成选择：关键时刻，张国华以共产党员的党性彰显革命军人的血性，铸起新中国西藏回归过程中千古不朽的时代丰碑。
习近平同志2014年10月底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说：“有灵魂就是信念坚定，听党指挥。不论何种艰难困苦的场合，坚决完成党赋予的任务，靠党指挥枪的原则，靠为人民服务宗旨，更靠由信仰和信念结成的唯一的彻底的无条件的不掺任何杂质的，没有任何水分的对党的忠诚。”什么叫“唯一的、彻底的、无条件的、不掺任何杂质的、没有任何水分的对党的忠诚”？张国华就是这句话的注解，就是走在这支军队前面的光辉榜样。
党员,人性,血性,党性(五)
论加强党员干部政治忠诚教育的重大意义与根本途径
习近平同志在全国培养选拔年轻干部工作座谈会上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概念，那就是“政治忠诚教育”，要求各级党委要特别加强政治忠诚教育，并将之排在道德情操教育、优良作风教育、党的纪律教育和拒腐防变教育的首位，这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政治忠诚教育”的高度重视。 一、政治忠诚的内涵解读
“忠诚之心，人之大德。”忠诚，是我国传统文化推崇备至的基本道德规范，也是衡量人们为人做事的基本标准之一。就其精神内涵来说，忠诚是在任何民族、国家社会都起着巨大作用的基本道德义务和重要道德规范。政治忠诚，是一切社会品德中的最高品德，是一切社会义务中的中心义务。
1.政治忠诚的科学内涵
忠诚范畴是现代汉语中广泛使用的概念，是在“忠”与“诚”这一对中国古代传统伦理范畴的基础上演化而来的。从词义上说，“忠”就是崇敬和恪守，“诚”就是言而有信、言行一致。“忠诚”就是真心诚意、尽心尽力，没有二心。
古代中国十分崇尚“忠诚”的道德价值观，这与历代封建统治者长期不间断地向人们灌输忠君思想有着极大关系。而中国共产党人所提倡的政治忠诚，与封建社会统治者提倡的忠诚有着本质上的区别，是忠诚于党、忠诚于国家、忠诚于人民与忠诚于社会主义事业的有机统一，主要体现为对党和国家的无限热爱、对人民群众的真挚感情和对社会主义事业的持续激情。
政治忠诚是一种认真负责的人生态度，是一种守信敬业的政治品质。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指出，评价干部“德”的标准，“重点看是否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所以，政治忠诚的科学内涵应当包括：一是忠于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地拥护和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二是忠于国家，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高于一切；三是忠于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四是忠于社会主义事业，在本职岗位上竭诚奉献，锐意进取，清正廉洁。
2.政治忠诚的基本特征
政治忠诚的内涵既有普遍性，是一种古今中外都认同的道德准则、行为规范，又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政治特色。中国共产党人所提倡的政治忠诚，主要具备以下四个基本特征。
一是政治忠诚具有信仰的科学性。忠诚与信仰共生。中国共产党是最先进的政治组织，马克思主义是最科学的理论，共产主义是最科学的信仰。因此，我们忠诚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的先进政治组织，本身就是对真理的忠诚，对科学的忠诚。在实践中能不能坚持马克思主义，坚定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这既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与一切宗教组织和封建迷信组织的根本区别，也是检验党员干部是否政治忠诚的根本思想标准。
二是政治忠诚具有宗旨的无私性。世界上任何政党都是一定阶级或阶层利益的代表，超越阶级的政党是不存在的。然而，只有以工人阶级为其阶级基础而建立起来的中国共产党，才能在代表本阶级利益的同时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我们党的根基在人民、力量在人民、血脉在人民，除了人民的利益，党没有自身特殊利益。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这一点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的无私性和群众性，体现了党的阶级基础的先进性与代表人民利益的广泛性。在实践中能不能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是检验党员干部是否政治忠诚的根本工作标准。
三是政治忠诚具有历史的时代性。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忠诚是建立在对时代主题和社会前进方向的科学把握之上的，是基于对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所肩负历史使命的清醒认识，具有鲜明的时代性特征。马克思主义是在与时俱进中不断发展的，在实践中能不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深入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能不能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忠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当前检验党员干部是否政治忠诚的重要时代标准。
四是政治忠诚具有行为的自觉性。“出自心意即为忠”，忠诚是“自觉”、“自愿”的倾心垒力。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忠诚是建立在对党的性质、宗旨、纲领和路线的坚定信念的基础上，建立在广大党员干部对党、对国家、对人民的真实情感的基础上，具有高度的行为自觉性。政治忠诚是在思想认同的前提之下，在实践中能不能自觉坚持党的领导，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能不能自觉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严守党的纪律，维护中央权威和组织形象，是检验党员干部是否政治忠诚的根本组织标准。
3.政治忠诚品质的一般形成过程
从行为心理学而言，政治忠诚品质的形成，是政治忠诚的认知、政治忠诚的情感和政治忠诚的行为等因素的相互作用、协调发展的结果。政治忠诚品质的形成过程，一般要经历依从、认同、内化三个阶段。
一是“依从”与政治忠诚认知的建立。这是一个从具体到抽象的过程。在学习、生活和工作实践活动中，首先是行为主体通过对关于政治忠诚现象的观察和政治忠诚榜样的学习，形成了政治忠诚的初步道德认知。在丰富的感性认识的基础上，通过抽象、概括，逐渐达到对政治忠诚现象及政治忠诚规范的本质特征的理解，进而开始以比较抽象的道德规范来评价政治忠诚行为的是非、善恶、美丑，并能在类似的道德情境中进行判断抉择。
二是“认同”与政治忠诚情感的激发。这是一个从理解到认同的过程。政治忠诚情感是在政治忠诚认知的基础上产生的，是伴随着政治忠诚认知的形成和发展而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行为主体产生忠诚行为和进行自我监督的一种内部力量。对政治忠诚的道德认识和理解，一旦上升为深厚而持久的情感体验，就会引发深层次上对政治忠诚的情感认同，而政治忠诚的情感又反过来强化着政治忠诚的认同。这种情感体验经常表现为联想某些有忠诚标志意义的人或事物的形象时，所激起的较为自觉的情感体验。比如想起了岳飞、文天祥、杨靖宇、刘胡兰、方志敏等英雄人物时，往往会产生一种对坚贞不屈、忠诚无私等高风亮节行为的敬仰之情，于是激情满怀，表现出政治忠诚的坚定性或自我牺牲的壮举。显然，这类体验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人们受到了生动的政治忠诚范例的感染，领会到其中的含义并铭刻在心的结果。 三是“内化”与政治忠诚行为的发生。这是一个内化到外显的过程。任何品德都要以道德行为及其效果来表现、说明。在政治忠诚的情感和政治忠诚的认知共同作用下，激发出政治忠诚的行为动机，产生推动政治忠诚行为的内在动力，实现忠诚行为的实施。行为主体将会按照忠诚品质的规范要求，积极地调节自己的心理活动，排除内部障碍和外部的客观困难，执行由政治忠诚动机引出的政治忠诚行为，或者当行则行、积极进取，或者当止则止、坚忍自制。在理想状态，行为主体所认同的政治忠诚理念和自己原有的观点、信念融为一体，构成一个完整的价值体系，其政治忠诚行为也会表现出高度的自觉性、主动性和坚定性。
4.政治忠诚的几个理解误区
当前，社会上对政治忠诚的解读不乏真知灼见，但也有一些不正确的认识偏差与误解。
一是政治忠诚不是对领导的“个人崇拜”。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忠诚不是对哪一个领导、哪一位上级、哪一个人的狭隘的忠诚，而是对党、对国家、对人民、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忠诚，共产主义事业就是国家的事业，是党和人民的事业。在共产主义事业的实践活动中，政治忠诚的对象自然就是国家、党和人民，这是高度统一的。“忠心耿耿”地替领导办事，而不是真心为党和人民着想，这种“忠诚”严重地偏离了政治忠诚的本质属性。
二是政治忠诚不是过时了的“愚忠”。有些人认为，时代发展到了今天，再提政治忠诚就是老一套，过时了。这种思想是极其错误的。政治忠诚的提法不仅没有过时，反而在时代发展中不断丰富着内涵，不断被赋予新的时代精神和新的含义。党和人民的事业在前进、在变化，但对党和人民事业的政治忠诚本质上并没有发生改变，也决不能改变。政治忠诚永远不会过时，与时俱进的政治忠诚才会被新时代所接受。
三是政治忠诚不是有条件的“小诚”。有些人认为现在是市场经济，强调付出与回报的对等，也有些人希望用所谓的“忠诚”换取个人的利益。这种思想是极其错误的。政治忠诚是完全的、彻底的、毫无保留的忠诚，是不讲价钱、不讲条件、不图回报的。政治忠诚在很大程度上，更多的是意味着一种归属与责任，一种身份与角色。
二、在党员干部中加强政治忠诚教育的重大意义
政治忠诚作为党员干部最基本、最核心的品质要求，既是党性教育的根基，又是党员教育的灵魂，还是党继续保持先进性的重要途径。加强党员干部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从根本上说，就是要加强党员干部的政治忠诚教育。
1.加强党员干部政治忠诚教育是应对国际环境风云变化的客观要求
当今世界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思想体系、不同价值观念并存的世界，国际敌对势力对所谓的“和平演变”、“颜色革命”等战略图谋从来都没有放弃过幻想。“苏东剧变”之后，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更是空前激烈，其手段也由一般渗透扩展到政治、经济、文化、外交、法律等方面的“全面入侵”。
和平年代，是使意志不坚定者远离斗争、忘却目标和庸俗思想泛滥的温床。当前的国际环境，不仅影响到了一般群众的社会主义信念，也影响到了一些党员干部的政治立场和忠诚意识。因此，很有必要进一步增强广大党员干部的政治忠诚意识，使他们能够面临各种环境始终坚定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在西方敌对势力的“分化”和“西化”阴谋面前不“迷路”，在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横行时期不低头，在社会主义遭遇挫折和困难时期不泄气。
2.加强党员干部政治忠诚教育是破解党建工作主要难题的迫切要求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目前党内存在不少不适应新形势新任务要求、不符合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问题。这些问题虽然不是党的队伍的主流，但会严重削弱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严重损害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严重影响党的执政地位巩固和执政使命实现，甚至动摇党的执政地位和基础，必须引起全党警醒，抓紧加以解决。
这些问题的出现，原因很多，但最重要、最根本的一条，应当归结为有些党员干部忠诚意识的缺失。没有了忠诚，也就丢掉了信仰，背叛了宗旨，忘记了党性就会腐化堕落，贪污腐败，就会利欲熏心，贪得无厌，严重毒化社会风气，败坏党的形象。这些人成为了党的肌体里的毒瘤，蛀蚀着党的执政根基。因此。很有必要进一步增强党员干部的政治忠诚意识，使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能够在任何情况和条件下坚守党性原则，牢记权力的真正来源，保持“公仆”本色，自觉践行党的宗旨。
3.加强党员干部政治忠诚教育是适应干部队伍发展变化的现实要求
党员是党的细胞，党的干部是党的事业的骨干。近年来，在中央的大力推动下，党的干部队伍构成发生了较大变化，新老交替步伐加快，一大批年轻同志走上不同岗位、不同层次的执政舞台，干部队伍的年轻化、专业化程度进一步提高。他们的共同优点在于学历层次比较高，知识面比较广，思想比较活跃，接受新生事物较快，敢闯敢试的劲头较足，改革创新的意愿较强。但不少年轻干部缺少严格的党内生活锻炼和重大政治风浪的考验。
年轻干部的健康成长，事关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因此，很有必要进一步加强党员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的政治忠诚教育，使他们自觉忠于党和人民，忠于社会主义事业，引导他们正确对待权力、地位和利益，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引导他们克服浮躁情绪，脚踏实地干事，把心思集中在想干事上，把目标落实在干成事上，把本领体现在会干事上，在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中建功立业、成长进步。
三、在党员干部中加强政治忠诚教育的根本途径
对党员干部进行忠诚教育，关键是加强反腐倡廉教育，核心是加强作风纪律教育，根本是加强能力素质教育，重点是加强宗旨意识教育。政治忠诚教育，必须做到“三个结合”，才能适应不断发展着的新形势、新情况和新任务、新要求。
1.政治教育与道德教化相结合
政治忠诚教育既要强调政治理论的灌输，也不能泛泛而教，必须把政治教育与加强道德修养结合起来。道德在深层次上规定着人们的言行与品质，崇高的理想和高尚的道德情操是忠诚品质的精神支柱。正因为如此，党章把“发扬社会主义道德新风尚，提倡共产主义道德”作为党员必须遵守的八项义务之一。 各级党校、干校要把政治忠诚教育列入必修之课，入党、提职之前要有专题政治忠诚教育环节。要让忠诚教育无处不见处处见，无时不有时时有。在政治教育过程中，要认真开展以政治忠诚为主题的教育活动，让党员领导干部时常保持畏惧天地自然、畏惧法度法纪、畏惧道德伦理之心，让党员领导干部坚守良知与道义、公平与公正、大义与大节、民主与和谐，始终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在道德教化过程中，要引导他们带头践行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以自己的高尚行为和形象，推动社会主义道德建设；要引导他们常修为政之德，积小德养大德，珍重人格、珍爱声誉、珍惜形象，增强道德责任感，明确是非标准与价值取向；要引导他们在思想境界上高人一档，在能力提升上胜人一筹，在作风转变上先人一步，在自我要求上严人一分，努力成为思想纯洁、德行端正的示范者，爱岗敬业、敢于负责的力行者，明礼诚信、遵纪守法的先行者，生活正派、情趣健康的引领者。
2.思想教育与情感教育相结合
政治忠诚教育既要着眼于打牢思想基础，又要提倡“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不能忽视人的情感体验。解决好同党、同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问题，是当前端正党风、纠正不正之风必须解决的核心问题。政治忠诚教育也是一种情感教育，即人们对于组织和事业的忠诚度教育。一种正确的价值观，即观念的东西，只有内化为人的情感，内化为领导干部的理想信念和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内化为对工作的强烈使命感和责任感，才能形成持久的工作动力。
要引导和帮助党员干部理解我党领导人民艰苦卓绝的奋斗历史和优良传统，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建立对党、对社会主义事业的感情；要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寓教育于日常生活中，寓教育于组织活动中，充分调动党员干部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要寓理于情、以情感人，通过非强制性、愉悦性、无意识性的情感教育，注重培养党员干部与党和人民的真挚感情，使党员干部思想境界潜移默化地得到渗透，循序渐进地得到提高和升华；要在重思想教育的同时多些情感交流，重纪律约束的同时多些宽容关爱，积极搭建党员干部反映合理诉求的桥梁，创造条件帮助党员干部解决实际问题，培养他们与党和组织的感情；要拓宽民意表达渠道，深入了解群众生存发展状况，为民务实，服务群众，维护好群众利益，进一步密切党同群众的感情；要加强为民用情的意识，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情感和真心实意对人民负责的态度，把群众呼声作为第一信号，把群众需要作为第一选择，把群众利益作为第一考虑，把群众满意作为第一标准，多为群众排忧解难。
3.理论教育与实践锻炼相结合
政治忠诚教育既要突出理论教育，也要注重行为训练，防止脱离实际，把理论教育与年轻干部的实践锻炼结合起来。政治忠诚教育也是一种行为训练，因为党员干部的忠诚度不是抽象的，必然要通过干部的行为表现出来，要影响群众，要转化为干部的工作绩效，才能给予客观的评价。有效地将政治忠诚教育贯穿于干部实践锻炼的全过程和各方面，把一种看似抽象的价值观教育转化为培训课程，才能将政治忠诚教育落到实处。
要在加强理论学习培训的同时，注重让年轻干部在实践中接受锻炼、经受考验；要把政治忠诚转化为党员干部履职尽责、干好工作的顽强毅力和强大动力；要把政治忠诚教育的成果放到为人民服务中去接受党和人民的检验，使之快速成长为党和国家的栋梁之材。在实践中锻炼、考验和提高干部，始终是培养年轻干部的一个基本途径。正因为如此，习近平同志才强调，越是有培养前途的年轻干部，越要放到艰苦环境中去，越要派到改革和发展的第一线去，让他们在实践锻炼中增强党性、改进作风、磨炼意志、陶冶情操、提升境界、增长才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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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庞 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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