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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吉诃德精神和阿Q精神(一)
阿Q和堂吉诃德“精神胜利法”之比较论文
阿Q和堂吉诃德“精神胜利法”之比较
摘 要：《阿q正传》与《堂吉诃德》这两部经典文学作品中的主人公都有着“精神胜利法”的典型特征，但因两位主人公各自所处的社会地位不同，使其存在着程度和性质上的差别。对于阿q和堂吉诃德的形象，将采用比较文学中的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相结合的方法，研究其成因。
关键词：阿q；堂吉诃德；精神胜利法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7-0255-02
一、关于可比性
阿q与堂吉诃德是有联系的。虽然鲁迅和塞万提斯年代相距甚远，但“堂吉诃德20世纪初来到中国。大约1908年，鲁迅与周作人在日本读到了《堂吉诃德》的德文本，对它爱不释手。直至1928年，他还约请郁达夫将屠格涅夫的《哈姆雷特和堂吉诃德》从德文转译过来，发表在他们合编的《奔流》（创刊号）上。鲁迅与塞万提斯的关系当然不止这些，就在林纾等人出版译作《魔侠传》之前，鲁迅已经发表了《堂吉诃德》式的小说《阿q正传》，这两部世界名著在很多重要的方面具有相似的特征，这中间不能说没有某种影响关系。”“《堂吉诃德》作为一个外在因素和外部条件促进了鲁迅完成自己的艺术构思，形成主人公的美学性格，以及运用讽刺艺术手段；从鲁迅对塞万提斯和《堂吉诃德》的评论中可以发现他对塞万提斯及其名著的深刻理解。”也就是说，鲁迅在阿q的创作前，无
堂吉诃德精神和阿Q精神(二)
堂吉诃德与阿Q的形象对比
湖北大学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本科毕业生论文评审表
论文题目：堂吉诃德与阿Q的形象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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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9 月 20 日
湖北大学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办公室印制 (助学班/独立本段)【堂吉诃德精神和阿Q精神】
堂吉诃德与阿Q的形象对比
摘要：中国作家鲁迅的《阿Q正传》和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两部著作都是世界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作品，他们以丰富深刻的思想内涵、精湛感人的艺术魅力赢得了中外读者的高度评价和热烈赞赏；其塑造的文学典型阿Q和堂吉诃德更是世界文学殿堂里不朽的形象，他们具有丰富鲜明的民族色彩和民族意识，虽阶级出身、社会地、生存环境、教育程度、情感信念等有着明显的差异性,但在这两个完全不同的艺术典型中,却存在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本文运用比较的方法，将二人的经历和结局及其悲剧原因作了分析。 关键字：精神胜利法 堂吉诃德 阿Q 形象分析 对比
目录
标题《堂吉诃德与阿Q的形象对比》【堂吉诃德精神和阿Q精神】
前言：关于阿Q和堂吉诃德的比较，在80年代就有学者采用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想结合的方法，对阿Q和堂吉诃德德思想行为、美学品格方面的相似点进行了比较，并结合两位作家的世界观、美学思想与创作方法，探讨了导致这些相似点的深层成因。但中国与西班牙分别属于东方和欧洲两个不同的文化圈，它们各有自己独特的语言、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将阿Q和堂吉诃德放在一起加以研究，而异质文化之间文学的比较应从求其同出发，进而辩异，并深究其成因。只有通过寻根究源，得到两者的全貌，才能达到异质文化之间文化的互证、互补、互识。在这里，我们根据阿Q和堂吉诃德的生活经历和结局进行对比和分析。
1、《堂吉诃德》与《阿Q正传》背景分析
《堂吉诃德》小说全名《奇情异想的身世堂吉诃德·德·拉·曼却》，主要描写一个瘦弱的没落贵族堂吉诃德因迷恋古代其实小说，竟像古代其实那样用破甲驽马装扮起来，以丑陋的牧猪女作美赛天仙的崇拜贵妇，再以矮胖的农民桑丘·潘扎作侍从，3次出发周游全国，去创建扶弱锄强的骑士业绩。以致闹出不少笑话，到处碰壁受辱，被打成重伤或被当做疯子遣送回家。小说中出现的人物近700个，描绘的场景从宫廷到荒野遍布全国。揭露了16世纪末到17世纪初正走向衰落的西班牙王国的各种矛盾，谴责了贵族阶级的荒淫腐败，展现了人民的痛苦和斗争，触及政治、经济、道德、文化和风俗等诸方面的问题。小说塑造了可笑、可敬、可悲的堂吉诃德和既求实胆小又聪明公正的农民桑丘这连个世界文学中的著名典型人物，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有机的结合起来，既有朴实无华的生真实，也有滑稽夸张的虚构情节，在反映现实的深度、广度上，在塑造人物的典型性上，都迈上了一个新德台阶。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评论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时是这样说：“到了地球的尽头问人们：‘你们可明白了你们在地球上的生活？’那时，人们便可以默默地把《堂吉诃德》递过去，说：‘这就是我给生活做的总结。你们难道能因为这个而责备我吗？’”
堂吉诃德作为西方文学的的一个人物形象，同时他又是塞万提斯笔下一位骑士的代表。塞万提斯所处的当时封建统治者欲用骑士精神鼓动贵族，并大力提倡骑士文学。而当时的统治者需要用骑士文学宣扬忠君护教维护统治，并抵制人文主义文学。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骑士文学风靡一时。塞万提斯憎恶骑士文学，所以试图创作一部以“骑士”为主人公的作品，达到讽刺骑士文学的目的，塞万提斯为了反对骑士小说，模仿骑士小说写作《堂吉诃德》。将骑士道的有害性放大给人看，让读者在笑声中与骑士小说告别。
塞万提斯在小说前言说：“我的愿望无非要世人厌恶荒诞的骑士小说。堂吉诃德的真人真事，已经使骑士小说立脚不住，注定要一扫而空了。” 很显然作为西班牙绝后的一部骑士
小说塞万提斯的作品是成功的，在他笔下所塑造的堂吉诃德成功的为他所用，尖锐的指向了当时的封建统治阶级的残暴和社会的黑暗。
而处在同样社会黑暗的鲁迅也把他笔下的人物刻画的淋漓尽致，直指矛盾。郁达夫是这样形容鲁迅的文字的：“鲁迅的文体简练得像一把匕首，能以寸铁杀人，一刀见血，重要之点，抓住以后，只消三言两语就可以把主题道破。”作为鲁迅小说《阿Q正传》中的中心人物-----阿Q，就与堂吉诃德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阿Q正传》以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农村为背景，描写末庄流浪农阿Q，虽然干起活来“真能做”，但却一无所有，甚至连姓名都被人遗忘了，悲惨的地位使他倍受凌辱，而他却自轻自贱，用精神上的胜利来掩盖实际上的失败和呗奴役的地位。后因向赵太爷的女仆“求爱”，赵秀才打出门外。为讨“生计”，被迫进城入伙偷盗。辛亥革命波及末庄时，他从县城返回，虽一向反对“造反”，但见百里闻名的举人老爷对此惊恐万状，于是也不免对革命“神往”起来，正当声称“造反”，并沉浸于幼稚而糊涂的幻想之中时，摇身一变为“革命党”的假洋鬼子扬起“哭丧棒”，不许他革命，赵家遭抢后，无辜的阿Q又突然被“革命党”抓进县大牢处决了。
中国文化及其顽固自大的维护者们水到渠成地对堂吉诃德和阿Q执行了近乎一致的宣判:一个是执著的出击丑恶却又陷入“错误的打法”;而另外一个则是“农民式质朴”的老实人,但却浑身洋溢着“国民的劣根性”,因而只能“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堂吉诃德与阿Q这样一对精神兄弟,生辰和国籍均不相同,一个诞生在17世纪初期的西班牙,一个诞生在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时隔300余年,地跨欧亚。无论是所处的社会环境、流露的感情特色,还是各自的经历、爱情意向乃至结局都不尽相同他们身上的这些民族意识、民族特色的不同,造就了各自形象的特殊及不可替代性。尽管如此,其相通的共性依然无法掩盖。堂吉诃德与阿Q均耽于幻想,脱离实际,生活在自我缔造的幻想世界里不能自拔,使得主、客观严重分离,最终走上失败的共同命运。这两个大唱“精神胜利”凯歌的“英雄”表面上都显得十分滑稽、可笑实际上却是典型的悲剧性人物,令人同情,发人深省。黑格尔曾经说过:“假如一个人能见出当下显而易见之异,譬如,能区别一支笔与一头骆驼,则我们不会说这人有了不起的聪明。同样另一方面,一个人能比较两个近似的东西,如橡树与槐树,或寺院与教堂, 而知其相似,我们也不能说他有很高的比较能力。我们所要求的是要能看出异中之同,或同中之异。”
2、《堂吉诃德》与《阿Q正传》的对比
堂吉诃德精神和阿Q精神(三)
阿Q正传与堂吉诃德比较
一、活在虚拟、幻想中的人
读过鲁迅的《阿Q正传》的人都会对阿Q自欺欺人的“精神胜利法”留下深刻的印象。阿Q的原形是封建旧社会放浪的社会底层人物，是旧社会中被压迫、剥削、孤立、闭塞的人群。作品中，阿Q没有姓名、地位，甚至不配姓赵，而且常常遭人嘲弄，导致了阿Q在心理上战胜对方的“精神胜利法”，这么一来，未庄那些欺负他、瞧不起他的人都成了他的儿子或虫豸，于是阿Q就成了“人上之人”。由于长期的自我蔑视，他对自己的猥锁早已麻木，以至于别人对他的嘲弄当作是对自己的欣赏，而这些又是他能生存下去的精神依托。
在辛亥革命时，阿Q因听了革命的“好处”，为了在未庄人面前耀武扬威，不知革命是什么的阿Q也要“革这伙妈妈的命，太可恶！太可恨！„„便是我，也要投降革命了。”他狂热地投入其中，在思想上他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在行动上他又是人的丑陋性的大发作，只有这样，他才能给自己以精神的慰藉。虽然形式上的胜利保驾他渡过无数次精神危机的难关，但长时间的精神上的压抑导致阿Q智光灵气的退缩，形成了病态的人格。
阿Q是深受封建社会的侵蚀与毒害，带有小生产者的狭隘保守特点的落后、不觉悟的农民、愚昧无知、思想不觉悟，更突出的表现在他对“革命”的态度和认识上。起初，阿Q“以为革命党便是造反，造反便是与他为难”，所以一直是“深恶痛绝”。但是当现实的阶级压迫将他逼到绝境，辛亥革命的浪潮又波及到未庄时，他的行动更是可笑和丑陋，只有这样，才能给予自己精神上的慰藉。外表由精神胜利法支撑着，长时间的精神上的压抑导致阿Q睿智的退缩，形成了文学界中普遍认为的落后不觉悟的、带有精神病态的农民形象。 同是沉迷于幻想，堂吉诃德仿佛陷入更深，再现实的东西，也会被他的幻想变得荒唐不堪。他疯狂地崇拜骑士道，而自己行侠仗义的愿望在现实中得不到满足，于是只有在幻想中寻找希望。在这一点上，阿Q与堂诃德在“魔法师把巨人变成风车，来剥夺我胜利的光荣。可是到头来，他的邪法毕竟敌不过我这反剑的锋芒”。的此类想法，其实都是固执地不肯承认现实。也阿Q相比，堂吉诃德还竭力美化自己所崇拜的对象，丑化自己厌恶的对象，而很少考虑事物的两面性。例如，堂吉诃德认为他的意中人杜尔西西内娅是个绝代美人，她的“眼睛是太阳，脸颊是玫瑰，嘴唇中珊瑚，牙齿是珍珠„„”事实上杜尔西内娅不过是一个乡下姑娘，长得像男人一样，“身子精精壮壮，胸口还长着毛呢。”可见堂吉诃德对于现实已觉得不那么重要，他对幻想的依赖已不能自控。
阿Q和堂吉诃德不切实际的幻想和实践，无论在人类发展的什么时候，这种人类的劣根都会存在。这也成为了其永恒魅力的另一个不大被人重视的侧面【堂吉诃德精神和阿Q精神】
二、精神胜利法
同样是幻想，堂吉诃德的幻想比阿 Q要进步的多。阿Q的“精神胜利法”是封建社会的压迫、剥削与反抗精神相冲突下而产生的，而堂吉诃德却把每次的失败、打击当作是自己行狭仗义的道路上应有的考验。他的这种“幻想法”起码做到了将其与自己的理想相结合，而不是单纯的愚昧的精神胜利法，是对自己理想的执着信念和信心的问题了，所以，我们说他的“幻想法”稍高于阿Q的“精神胜利法”。
阿Q的精神胜利法是自取其辱、自轻自贱、自我潮解、愚昧无知而又自我陶醉与欣赏，是一种“盲目的精神胜利法”，表现了内心的无知与糊涂。堂吉诃德在磨练中，觉悟到了自己的愚昧，而阿Q到死还蒙在鼓里，让人悲恸。
三、揭示出社会的背景
生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阿Q，社会动荡，表现在其身上的特点是那个时代的产物。一：他是深受统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受苦最深；二：是自我堕落，以及自然落后的生产方式，导致他们的愚昧无知、孤立，使其不能正确认识世界。而精神胜利法也反映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如：封建宗法社会的等级制度及愚民政策导致了人们的麻木，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使革命成了一部分人眼中的“抢劫”行为等等。所以鲁迅要通过他的文章来提高农民的觉悟。
而《堂吉诃德》这部书反映的是16世纪封建社会后期西班牙所特有的社会背景，堂吉诃德的性格正反映了中世纪封建制度的衰败没落，资本主义正在兴起这样一个新旧交错的历史转折时期的矛盾。作者以犀利的讽刺笔锋对西班牙的上层统治阶级进行了无情的鞭挞和嘲讽，为我们在那黑暗腐朽、贫富悬殊的社会里塑造了一个“不畏强暴，不恤丧身”立志扫尽人间不平的堂吉诃德。阿Q和堂吉诃德作为世界文学史上的不朽人物形象，既有共性，又有各自的特点，他们都是时代的落伍者，他们身上所体现出来的时代烙印，在文学大家的笔下被表现得淋漓尽致，这也是《阿Q正传》和《堂吉诃德》这两部伟大的时代作品具有永恒魅力之所在。
堂吉诃德精神和阿Q精神(四)
《阿Q正传》与《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创作艺术比较
摘 要：《阿Q正传》与《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是两部不同时代的经典作品。本文通过人物性格的典型性、幽默和讽刺的艺术表现手法、人文主义精神的关照三方面来对比分析这两部作品，试着揭示出它们的艺术特质。 关键词：《阿Q正传》 《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 人物性格 幽默讽刺 人文主义
鲁迅的代表作《阿Q正传》，被称作“五四”以来最杰出的小说，创造了阿Q这个不朽的文学形象。《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是美国著名作家马克・吐温的传世名作，充分体现了马克・吐温无与伦比的艺术造诣。阿Q和哈克贝利・费恩是两个虚构的人物，但他们不仅活在书本上，而且也在生活中流行，成为人们称呼某些人的共名，同时也成为我国和美国文学史上著名的原型人物，这两部作品是如何达到如此高的艺术成就呢？本文就以《阿Q正传》和《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创作艺术的比较，探讨这两部作品取得成功的关键。
一、人物性格的典型性
文学上的典型与生活中的人物一样，性格总是复杂的、多方面的。阿Q是一个偏僻农村中无家可归的雇农，一个受人嘲笑、欺辱和残酷剥削的对象。《阿Q正传》中阿Q性格的主要特征是“奴性”，小说中主要通过“精神胜利法”表现出来。“精神胜利法”是打开阿Q典型性格的钥匙。阿Q总是夸耀自己，“我们先前――比你阔得多啦！你算是什么东西”。阿Q忌讳自己的癞疮疤而又只能骂别人“还不配”。阿Q还依据等级观念欺凌更弱者。他认为王胡的等级是在自己之下的，所以敢于欺负王胡。在遇到柔弱的小尼姑时，阿Q便欺凌了她一顿。阿Q喜与人吵架，口讷的他便骂，气力小的他便打，在他打架吃亏时，总是说“我总算被儿子打了”，他觉得自己是第一个能做到自轻自贱的人，和状元一样占了“第一”，还颇为沾沾自喜。在“精神胜利法”完全失去效用时，就用力抽打自己的嘴巴，仿佛是打了别人一般。阿Q的性格从头到尾都是统一的，阿Q的卑劣、胆怯、狡猾、夸大狂、糊涂以及“精神胜利法”构成了体现当时中国人一般弱点的阿Q精神。阿Q是中国人各种劣根性的结晶体，却不是任何的个人，所以阿Q是现实的，但同时也是概括的。
与阿Q一样，哈克贝利・费恩也是一个具有典型性格的人物。哈克贝利・费恩是美国文学史上著名的富有正义感和叛逆精神的儿童形象。他是一个聪明、善良、勇敢的白人少年，在养母道格拉斯的监督下，每天学习文明规矩，但是哈克贝利过惯了自由散漫的流浪生活，为了追求自由，逃亡到密西西比河上。在逃亡途中他遇到了黑奴吉姆，在和吉姆一起漂流历险的日子里，他们成了忠实可靠的好朋友，直到最后吉姆获得了自由。哈克贝利是一个通过内心矛盾冲突成长起来的文学典型，他起初受着种族歧视的毒害，怀着白人的优越感，觉得不该帮黑奴逃亡，但是吉姆善良无私的性格使他改变了自己的偏见，形成了黑人与白人平等的观念。
鲁迅和马克・吐温塑造出来的经典人物――阿Q与哈克贝利的性格有很大的差异。阿Q以幻想代替现实，以主观代替客观， 把失败当做胜利；哈克贝利则是现实主义者，他相信自己的经历而不是看到或听到的。鲁迅写《阿Q正传》旨在暴露国民的弱点。阿Q是鲁迅观察了许多中国人的病症而概括集合出的一个艺术形象。马克・吐温笔下哈克贝利自由散漫的背后包含着勇气、正直、毅力和胆量。阿Q和哈克贝利之所以能成为不朽的传世经典人物形象，皆是与作者潜心挖掘人物的典型性格以及对现实生活中普通大众性格共性的提炼概括密切相关的。通过典型人物形象对丑陋的现实进行猛烈的抨击，对人类的美好未来怀有强烈的憧憬，是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的关键所在。
二、讽刺与幽默艺术
在《辞海》中，讽刺被解释为：用讥刺和嘲讽的笔法描写落后的事物，有时用夸张的手法加以暴露，以达到贬斥、否定的效果。作家用这种表现手法揭露生活中消极落后、腐朽的事物，突出的它的矛盾所在或可笑之处，使其无可隐蔽。幽默则是英文humor的音译。通过影射、讽喻、双关等修辞手法，在善意的微笑中，揭露生活中乖讹和不通情理之处。讽刺是对于黑暗、丑陋的社会现实的愤怒的表示，是一幅人生善与恶的扩大图。一味地进行讽刺，只会让人感到失真，感到作者对否定对象持有极端的成见，幽默则是治疗讽刺不足之处的良药。在《从幽默到讽刺》中鲁迅说道：“‘幽默’既非国产，中国人也不是长于‘幽默’的人民，而现在又实在是难以幽默的时候。于是虽幽默也就免不了改变样子了。非倾于对社会的讽刺，即堕入传统的‘说笑话’和‘讨便宜’。”讽刺和幽默是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中一种重要的表现手法，它以辛辣、锐利之笔，直刺向否定的对象。
《阿Q正传》是一篇典型的讽刺小说。现实与主观臆想的矛盾是讽刺的基本特征，作家把这种矛盾暴露出来，就使人感到可笑。阿Q的“精神胜利法”，很集中地体现了他那幻觉中的主观自足性与现实残酷性的矛盾。阿Q挨打，遭受恋爱悲剧，现实中遭受的种种失败，都被他转化为精神上的胜利。幻觉和现实的矛盾导致他最终走上绝路，甚至连他最后画押上刑场没把圆圈画好，还想着“孙子才画的很圆的圆圈呢”。鲁迅在《再论雷峰塔的倒掉》里面说“……喜剧将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讥讽又不过是喜剧的变简的一支流”。从这里来看，讽刺和喜剧本是一个东西。阿Q的人生理想很简单，只是金钱、物质、女人。阿Q参加革命不带有任何崇高的动机，只是看到革命使百里闻名的举人老爷那么害怕，便向往起革命。革命中的混乱和抢劫、投机和吹牛以及各派上演的丑剧是悲观的鲁迅对辛亥革命的讽刺、嘲笑。《阿Q正传》中的人物，从赵太爷、假洋鬼子、王胡、小D到吴妈、邹七嫂以及未庄的闲人，刑场的看客无一不精神麻木，没有个性。鲁迅有意识地夸张了这些人的精神麻木旨在让人们嘲笑别人的同时激起普通大众的觉悟。
同样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也是一部讽世名作。马克・吐温通过塑造哈克贝利这一形象，讽刺了美国的宗教、教育和种族歧视，并否定了陈旧过时的资本主义制度。而这部小说的写作手法却是运用了艺术夸张的手法，形成了明显的喜剧效果。通过哈克贝利，小说展示了一幅19世纪美国社会生活的广阔画卷，对上层的道格拉斯寡妇、华森小姐以及下层的“国王和公爵”两个骗子逐一进行讽刺。华森小姐告诉哈克贝利只要做祷告就要什么有什么，哈克贝利为了要钓鱼钩做了三四天的祷告，还是没有得到，他甚至请华森小姐替他求上帝，最后他终于悟出“没有那么一回事”。在营救吉姆时，原本可以直接简单地将吉姆救走，哈克贝利和汤姆确照搬书上的办法：挖地道、锯床腿、做绳梯，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甚至差点丢了性命。国王和公爵（两个江湖骗子）堂而皇之地在众人面前做了戒酒的演说，而他们确用赚来的钱喝个酩酊大醉。书中这些荒唐可笑的情节不胜枚举，马克・吐温通过该书对当时的社会准则进行了深刻而又辛辣的讽刺。 阿Q与哈克贝利都是既可笑又可叹的人物，鲁迅和马克・吐温在他们寓世深刻的讽世小说中，用幽默的笔尖寄托了作者自己的人生态度和社会理想。
三、人文主义精神
人文主义作为一种思想体系，起源于文艺复兴时期，提倡关怀人，尊重人，以人为中心。所谓人文，是指爱护人的生命，关怀人的幸福，尊重人的人格和权利的道德。《阿Q正传》与《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在对社会现实进行无情的讽刺，同时也传递了人文主义的思想。哈克贝利与阿Q身上的某些人类的共性及个性，也揭示了人文主义的内涵。
鲁迅在《坟・灯下漫笔》中说：“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阿Q虽然对美好生活有过朦胧的向往和追求，但他的思想却一直停留在封建时代。他牢记“男女之大防”的清规戒律，当他看到一男一女讲话时便疑心“一定要有勾当”，为惩治他们便在冷僻处掷一块小石头。中国社会的等级观念和等级心态也深植于阿Q心中，对于他被自己看不起的王胡打败而愤愤不平。在《阿Q正传》里，鲁迅从人文主义思想出发，对阿Q这种愚昧落后的农民怀有“哀其不幸”的深切的同情。正如他的好友许寿裳所说：“他的一支笔，从表面看，有时好像是冷冰冰的，而其实是藏着极大的同情，字中有泪的是。”阿Q作为一个人，本应拥有生存权利、社会地位，可这些基本的生存需求被社会无情地扼杀；而另一方面，对于阿Q的蒙昧、自虐和保守，书中又有“怒其不争”的轻蔑。小说中阿Q种种可笑、可叹、可怜的言行，寓意着鲁迅关切农民，希望能唤起农民的思想觉悟，重新认识自己的“人”的价值的人文主义思想。
人文主义主张个性解放和个人自由，反对愚昧的神权、等级特权。马克・吐温写作的目的是消灭蓄奴制和种族歧视，使美国从种族主义的锁链中解放出来。哈克贝利这一人物寄寓了作者的爱憎和希望。哈克贝利头脑清醒，聪明勇敢，言行举止都张扬着人文主义精神。他向往自由自在的生活，因此逃出道格拉斯家，又拒绝莎莉阿姨的收养，坚持自己独立的思想。
他在帮助黑人吉姆逃跑的问题上同自己良心的斗争，在看到吉姆身上的高贵品质后，他“打定主意去向一个黑人低头认罪”，并说“我相信他惦记着家里人，也和白种人一样”，哈克贝利的思想认识有了一个全面的升华，最终认识到人的贵贱不在于出身或者血统，而在于个人品德的高尚或低劣。正是通过哈克贝利这样一个追求自由、挑战现行价值观的艺术形象，马克・吐温赋予了小说一种人文主义的同情心和正义感。
《阿Q正传》与《哈克贝利》是两部属于不同时期但人物形象都极为突出的小说。鲁迅和马克・吐温采用了幽默讽刺的艺术手法淋漓尽致地抨击、嘲笑了当时所处的病态社会，同时作品中散发出强烈的人文主义精神，使两部作品各自成为中国文学史和美国文学史上不朽的丰碑。
参考文献
[1] 鲁迅. 鲁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2] 马克・吐温.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M].张友松，张振先，译.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5.
[3] 辞海编辑委员会.辞海[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
[4] 许寿裳.怀亡友鲁迅[A]//鲁迅回忆录[C].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5] 李志斌.堂吉诃德和阿Q形象之比较[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
[6] 白逸欣，蔡宏宇.《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的写作特点和人物形象[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0.
（作者单位：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本文来源：http://www.zhuodaoren.com/fanwen297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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