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祥林嫂是以勤劳、善良、安分的劳动妇女换取低微的生活。林志浩(一)
祥林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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祥林嫂是以勤劳、善良、安分的劳动妇女换取低微的生活。林志浩(二)
背面的祝福
背面的祝福
摘要:《祝福》是鲁迅先生小说集《彷徨》的开篇，《祝福》这篇小说通过祥林嫂一生的悲惨遭遇，反映了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的社会矛盾，深刻地揭露了地主阶级对劳动妇女的摧残与迫害，揭示了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指出彻底反对封建的必要性。本文通过对祝福背后涵盖的三个层次的剖析，展现《祝福》反封建、追求自由、 向往光明的三重境界，进一步揭示了鲁迅先生对封建礼教这一束缚人们思想的精神压迫的强烈批判和坚决反抗，呈现《祝福》背后的含意。
关键词：反封建 追求自由 向往光明 适应生活
正文
一、“言正若反”——以祝福反祝福
文章以详细描述祝福活动为开端，到底祝福是什么样子的呢？且看文中这样写到：“这是鲁镇年终的大典，致敬尽礼，迎接福神，拜求来年一年中的好运气的„„五更天陈列起来，并且点上香烛，恭请福神们来享用，拜的却只限于男人，拜完自然任然是放炮竹，年年如此，家家如此”。由此可见，祝福作为一种封建仪式，已经根深于人们的思想意识当中，人们希望借此来祈福。但祝福的实质却是人们过多的把希望寄托在虚幻的神明上，这正是封建意识深重的表现。
纵观全文，我们却可以看到作者想表达这样一个主题：在如泣如诉的血泪中控诉对旧社会劳动人民的苦难，特别是对封建礼教给予了强烈的鞭挞，通过描写祥林嫂悲剧的一生，表现作者对受压迫妇女的同情，对封建思想封建礼教的无情揭露。这样一种封建思想浓厚的活动，却被作者借用来反抗封建礼教，以此而形成的强烈的反差，正是作者反讽手法的表现。这种以“祝福”反“祝福”的形式，远比直接揭露黑暗的封建社会更具明显的效果，其目的亦更为彻底深刻。
在这篇小说中，鲁迅以其深刻、深沉、冷峻的笔调表现了主人公祥林嫂悲惨而悲壮的一生。祥林嫂是一个勤劳、善良、安分的中国社会最底层的劳动妇女。用勤劳老实的劳作去换取最低微而起码的生存，是她一生最大的愿望，这是她的本质。但吃人的封建礼教和制度却不允许她这一起码愿望的实现。于是她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抗争。但每每以失败告终！强烈的悲剧性正是这部作品的特色，这个特色中所透现出来的悲剧美，是这部作品的艺术功力所在。同时，作者以祝福为引线，贯穿全文，仿佛是在描写鲁镇这一欢闹喧庆的日子，但深究其蕴含，以祥林嫂的死亡打破全文苦心营造的欢庆局面，这一强烈的对比反差亦将此文的悲剧美上升到另一高度。 小说起于祝福，结于祝福，中间一再写到祝福。每一次的祝福又都牵涉到祥林嫂，第一次的祝福中引出了祥林嫂的悲苦的形象，第二、三次的祝福则影射出祥林嫂悲惨的命运。这样欢庆的活动却总是跟她不幸的命运相牵连，而她又死在天地圣众“预备给鲁镇的人们以无限的幸福”的气氛中，这就更加体现了祥林嫂悲剧的深刻性，充满了讽刺意味。再者，文章开篇【祥林嫂是以勤劳、善良、安分的劳动妇女换取低微的生活。林志浩】
与结尾的喜庆的祝福气氛，都未曾因祥林嫂的悲惨遭遇而有所改变。相反的，人们还是一如既往的沉浸在节日的欢乐中，欢愉情绪未受到丝毫影响。反而以祥林嫂的死作为饭后茶余的热议话题。人们这种对祝福活动的热忱和对祥林嫂悲惨命运的漠然态度形成强烈的反差。这也是人们一种麻木不仁的“看客”心理的呈现，其悲剧性也是显而易见的。
鲁迅先生说过：“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即是说只有祥林嫂毁灭的这一悲剧结局才能将她生存的价值展现出来。
二、无意识反抗下迎来的自由
祥林嫂这一角色，在反抗与屈服中往来。在丧夫之后，因不堪忍受严厉婆婆的虐待而逃到鲁镇做工。祥林嫂这一行为是为决心做一个不依赖他人的、自立自守的“未亡人”。当然也有怕被婆婆同族人卖掉而不能保全名节的原因。对于暴力绑架，被强制嫁人，她做出了“出格”的举动，以致撞破了额头危急了性命。这种抵制的本意虽仍是为了守全封建里礼教中的名节，但她这样做完全是符合自己天性的，是她内心世界的自然流露。在另一层次，让我们看到了她潜意识里对逆来顺受、受人摆布的悲惨命运的挣脱。在再度丧夫并失子之后，祥林嫂又一次来到鲁镇做工。在外人眼中，她是一个“克夫克子”、“罪孽深重”、“名节不保”的人；在她自己看来，她是一个触碰封建礼教的不贞之人。她可以宣泄自己感情上的痛苦，却无法对自己过多的不幸做出任何反拨的行动来。只能以“捐门槛”这一封建迷信的行为，企图改变自己悲惨的命运。不过宗教迷信观念所给予她的虚妄的慰藉，并不能改变封建伦理制度对于她悲惨处境的苛刻的待遇。当她在捐了门槛后，坦然的举起鲁四老爷家冬至祭祖用的杯筷时，四婶依旧慌忙的制止了她，原来按照封建炉里制度的规定，祥林嫂这些悲惨的遭遇注定了是有罪的，任何改变自己命运的企图都将是枉费功夫，这既说明了封建伦理观念的无比残酷，也说明了宗教迷信所承诺的慈悲不过是一场欺骗而已，在鲁四老爷家的这个最后的打击，立即使祥林嫂的精神彻底崩溃了，她脸色发黑，丢魂失魄，终于在心惊胆战的情绪中成了一个木偶，既而彻底失去了生的意念。祥林嫂四次的命运的转变，虽体现了她不谙于现实的性格，但她的这种“不谙”的性格却仅仅是她无意识的反抗的体现。她虽然每次都有过抵制的行为，但这只是作为一个正常人自我保护意识的体现，且她种种的抵制行为并未持久，而只是暂时的一种反抗行为，这就说明在她的潜意识中，并没有要与命运相抗衡的意念。她虽渴望安静普通的生活，但她最终妥协于命运的安排，这是她恪守封建礼教而遭遇悲惨命运的根本原因。 “我”所代表的是受过启蒙的现代的知识分子。在“我”看来，人死后应该是没有灵魂的，但是面对祥林嫂关于“灵魂”和“地狱”是否存在的问题时，我的立场却动摇了，我不能肯定的回答她，只能用含混不清的话来肯定她的疑问。这看似无关紧要的举动，却给与了她绝处逢生的信念。于是她找寻到新的精神寄托，对“灵魂存在”这一说法深信不疑，所以她在面对死亡时，不再逃避与挣扎，终于她安然的死去。这时候，死亡对于她来说，已不再是恐惧，相对于现实的痛楚而言，死对她来说更像是一种解脱。人死了，但灵魂却得到了自由，身前所有的痛苦都已经化为乌有。她可以说是虽死犹生，甚或，对于祥林嫂来说，相较于现实的生而言，“死后生”更是她想要的。因而我们可以看出：死，便是她的再生。
我们通常认为死亡是生命的尽头，然而祥林嫂的死却是生命的另一种开端。死前祥林嫂对生的希冀已被残酷的封建现实消磨殆尽，她的生已是仅存的行尸走肉，空有一副生的皮囊，早已失去了灵魂。然而，死亡，成为一缕灵魂，坠入地
狱，却是她生命仅存的而有价值的事情。生前的祥林嫂种种无意识的反抗及对生仅存的希冀，仅仅是为了自己所追寻的生活与自由，但当现实摧毁生活，自由便是她极其渴望的。因而，对于祥林嫂来说，死，便意味着她获得了自由，在“祝福”这一活动中，是死亡让她得到了真正的祝福，开始了生命的另一种旅程。
三．祝福声中辞旧岁
“祝福”是一个“辞旧迎新”的象征活动，人们借此来告别过去一年生活中的不如意，祈求来年的幸福，即“答岁之安，祈新年之福”。
文章中人们以“祝福”来辞旧，而现实中作者却是借用这一寓意来表达自己对推翻封建礼教思想的强烈愿望。作者把文章故事发生的地点放在江南农村的一个叫做“鲁镇”的小镇。鲁镇便是当时中国农村社会的一个缩影。鲁死老爷、四婶、柳妈以及镇上的人们、山村的婆婆、卫老婆子、大伯、还有小说中的“我”，组成了祥林嫂生活的环境。在这个社会环境中，妇女没有丝毫的权力，男女不平等，人们以封建贞操观念歧视再婚妇女；在这个环境中，人心冷漠，没有同情，没有爱，祥林嫂只能听人摆布，竭力“反抗”也无济于事。鲁镇，旧中国村镇的缩影。这里世态冷酷，封建势力猖獗，封建迷信等旧俗盛行。鲁镇住满了吃人的，自己被吃又转过来吃人的人，他们组成一个浩浩荡荡的队伍，有的笑吟吟，有的流着泪，有的皱着眉，但全都闪着白历历的牙齿，对着牺牲者——祥林嫂，明中暗中咬她一口！祥林嫂就是在这种环境中遭遇了被吃的命运。由此可见，人们要辞去的不只是旧年，更应辞掉这于封建礼教思想统治下形成的恶习，与粗鄙之气。这篇文章写于1924年，时值辛亥革命的成果被窃取之际。帝制政权虽被推翻，但代之而起的却是地主阶级的军阀官僚的统治，封建社会的基础并没有彻底的摧毁，中国的广大人民，尤其是农民，日益困化。在这一时期鲁迅创作了小说集《彷徨》，而《祝福》作为《彷徨》的第一篇文章也正体现了作者希望辞掉这个黑暗的旧社会的心愿。
“辞旧”过后，紧接而来的便是“迎新”。对于新的一年，人们尚且不能预测其面貌，而在现实生活中，就更无法设想未来。因此作者取名这一时期的小说集为《彷徨》，也正是表达他内心的茫然与彷徨。但鲁迅毕竟是一个“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他绝不会畏缩、退避，而是积极奋斗，为崭新的明天而战斗。
祝福的背后有着无尽的心酸，背后的祝福藏着无形的戕害。透过祥林嫂，我们了解了“祝福”；通过《祝福》，我们认识了祥林嫂,也逐渐意识到生活是不公平的，但我们都要尽力让自己适应，适应充满压力的生活，适应残酷的竞争，努力让自己更强大。
参考文献：
1.《彷徨》
2.《鲁迅研究》第9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任务分配：
材料搜集：陈苗 陈佳 吴兴 撰稿：崔婷婷 马文清 打印：杨敏 校稿：沈芳
祥林嫂是以勤劳、善良、安分的劳动妇女换取低微的生活。林志浩(三)
浅析《祝福》中的祥林嫂形象
浅析《祝福》中祥林嫂形象的悲剧意义
鲁迅先生的短篇小说《祝福》写于一九二四年二月七日，最初发表在一九二四年三月的《东方杂志》上，后收入作者的第二本小说集《彷徨》中，是《彷徨》的第一篇，反映的是辛亥革命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前这一时期的社会现实。20世纪20年代，正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发展时期，新文化运动的口号是“民主、科学”，而阻碍中国进入民主、科学时代的最大障碍就是中国两千年遗留下来的腐朽、愚昧的封建思想。当时的统治阶级妄图继续用封建礼教和宗法观念来毒害人民，以维护他们摇摇欲坠的反动统治，而广大劳动人民仍然过着极端贫困、痛苦的生活，中国妇女则是中国封建思想最大的受害者。
我们知道，鲁迅是从一九一八年五月发表《狂人日记》而开始“呐喊”起来的，这第一声呐喊“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深刻揭示其吃人的本质，因而引起了极其深广的社会影响。随后发表的《我之节烈观》，可以说是从妇女的角度来“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在《彷徨》集里，以《祝福》为开端，鲁迅先生接着还写了《伤逝》等作品，都着重从妇女的角度来反映中国的社会问题，表现出作者对于被压迫妇女的真切关心和同情，以及对于中国社会政治问题的深刻见解，深刻地揭露了封建文化思想的流弊和余毒。
一、祥林嫂的人生悲剧
让我们先来回顾一下鲁迅先生在《祝福》中所展示给我们的主人公——祥林嫂的悲剧一生吧。
祥林嫂是一个勤劳、善良、质朴、淳厚的农村妇女，与中国广大农民尤其是妇女一样，她对生活的要求并不高，只是要用自己本分、勤苦的劳动，换取最起码的低微的生存权力。但是，就是这样可怜的要求，也被冷漠的社会所拒绝，她一次又一次地挣扎，得到的却是一次又一次的失败。
祥林嫂年轻丧夫，她的不幸也从此开始了。她在家也许是忍受不了婆婆的欺
凌，或者是不想象牲口一样被婆婆卖掉，于是逃了出来。她被介绍到乡绅鲁四老爷家做工，工作繁重，工钱不多，她反而很“满足”，“口角边渐渐的有了笑影，脸上也白胖了”，基本的生存条件得到满足，她已经感到非常幸福了。
在封建社会中，妇女是没有任何人身自由和权利的，一旦嫁了人，就成为夫家的奴隶。夫家要卖掉祥林嫂，给小叔子准备结婚的钱，这在现在是违法和不可思议的事，但在封建社会中，却是天经地义的。于是夫家公然把她抢走了，祥林嫂刚刚感到满足的一段生活，就这样在封建夫权的压迫摧残之下，昙花一现似的消逝了。【祥林嫂是以勤劳、善良、安分的劳动妇女换取低微的生活。林志浩】
祥林嫂被卖给了贺老六，她为了自己所谓的“贞节”进行了激烈的反抗，但后来却相反地又过上了一段舒心的日子。她“上头没有婆婆，男人所有的是力气，会做活，房子是自家的”，现实生活的满足使她暂时抛开了精神上的负担，“到年底就生了一个孩子，男的”，“她真是交了好运。”
两年之后，祥林嫂的丈夫死了。丈夫死了，虽然不幸，但是还有儿子，这是她的希望。封建思想的规矩是：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然而更不幸的是儿子又被狼吃了，祥林嫂没有了依靠，夫家要收屋,没有了立足之地，只好再次到鲁镇来寻找活路。
祥林嫂又在鲁四老爷家做工，但是她现在是“不洁”之人了，嫁了两个男人，死了两个男人。不仅对封建理学深有研究的鲁四老爷认为她是“谬种”，一般的平民百姓也对她倍加歧视。祥林嫂背负着这样的精神压力，疑神疑鬼，恐惧无比，在捐了赎罪的门槛后，还是不能洗脱自己的“滔天大罪”，祥林嫂精神崩溃了，带着满腔疑惑走向了生命的毁灭。
二、祥林嫂的死
祥林嫂的死，是《祝福》情节发展的主线，可以说《祝福》的整个情节内容都是围绕着一个“死”字展开的。
让我们来看小说的开头是怎样写的：“旧历的年底毕竟最像年底，村镇上不【祥林嫂是以勤劳、善良、安分的劳动妇女换取低微的生活。林志浩】
必说，就在天空中也显出将到新年的气象来”，这话从表面看似有语病——同义重复，其实它是有深刻的含义的。联系下面关于鲁镇年关祝福习俗的生动、逼真的描写，便可以使我们体会到这句话的潜台词就是：“封建制度统治下的中国城乡每一块土地，都是鬼神迷信观念牢牢统着的地方，而这一点，往往是在旧历的年底显示得最充分、最集中”①。祥林嫂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被鬼神迷信观念，这种为封建统治的合理性辩护的，极端野蛮、荒诞的意识形态残害致死的。她不幸生活在这样禁锢重重、腐朽愚妄的封建观念和习俗如此浓重、强烈的环境里，还有什么生路可言呢？她的死，是必然的了。
祥林嫂死了，而且在临死前，她的脑子里产生了对于鬼神观念的“疑
惑”——“这里的人照例相信鬼，然而她，却疑惑了”。可以说，这“疑惑”非同一般。千百年来，由于长期封建制度的野蛮统治，造成了中国劳苦百姓的麻木、愚昧。他们，尤其是其中的妇女，有谁怀疑过人类社会之上的那个在冥冥中主宰一切的鬼神世界呢？而这样的一位祥林嫂，竟对它表示“疑惑”了，这是破天荒的事。这一惊人的意念，从一个备受禁锢、束缚的劳动妇女的头脑中产生，谈何容易。可以说，祥林嫂是以她的整个生命，以她的死来换得这一可贵的“疑惑”的。
让我们再一次把目光投向祥林嫂的悲剧人生：祥林嫂是一个普通的劳动妇女，劳动已成了她的本能和习惯。当她在鲁家做工时，是“整天的做，似乎闲着就无聊”，“力气是不惜的”，“实在比勤快的男人还勤快”。她能劳动，也会劳动，被迫改嫁给贺老六后，她“打柴摘茶养蚕都来得”。她再一次到鲁家时，仍然默默地干活，并且在冬至时节“做得更出力”。祥林嫂不仅很勤劳，而且还十分淳朴，在鲁家的两次工钱，都没有花过一文。她没有任何奢望，只想用自己拼命的劳动维持最起码的生存。作为贫苦的劳动妇女——祥林嫂，她在遵从一切妇道条律的前提下，为自己能比较安稳地活下去，作了尽其所能的最大的努力，然而在那个黑暗的社会里，终于也没争得一个安稳地“活”的地
位。
统观祥林嫂的一生，她真算得上是旧中国千万劳动妇女中难得的一位了。她善良、本分，又能吃苦、耐劳，是个拼命劳作的女人。她又能思考，有勇气——丈夫死后，只身从婆家逃出来，在鲁四老爷家当佣人，为的是做一个不依赖他人的自立、自守的“未亡人”。对于野蛮的暴力逼嫁，她作了“出格”的反抗，“一路上只是嚎、骂！两个男人和她的小叔子使劲的擒住她也还拜不成天地”，然后她又“一头撞在香案角上，头上碰了一个大窟窿，鲜血直流”。这说明她不愿逆来顺受，不愿别人把她像牲口一样随意卖掉，同时也是为了维护她自己所谓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好女不嫁二夫”的“贞节”。后来，贺老六与阿毛相继离她而去，柳妈告诉了她地狱的种种，她在恐惧之余立即采取行动——到土地庙去捐门槛，为的是主动地去寻找生的权利，她不甘心被人轻贱蔑视，被认为是“不干不净”，她要做一个跟旁人一样的正常的人。
及至一切挣扎，苦熬都无济于事，最后还是被宣判为有罪，祥林嫂明白了，无论她怎样努力也不能“赎罪”。她的最后一线希望破灭时，一天之间“眼睛凹陷下去，连精神也更不济了。而且很胆怯，不独怕暗夜，怕黑影，即使看见人，虽是自己的主人，也总惴惴的，有如白天出穴游行的小鼠；否则呆坐着，直是一个木偶人。”面对无边的黑暗，这个倔强的女人终于绝望了。从鲁四老爷家被赶出来之后，祥林嫂陷入了彻底的困境，显然是无法再活下去了。面对死亡，面对死后酷刑的恐惧，她矛盾重重。在内心深处，她渴望与儿子阿毛的重逢，因而她希望人死后有魂灵，有地狱，一家人能见面，但是她却对柳妈所描述给她的锯刑满怀恐惧。她回首一生悲苦的经历，终于不能接受这“有罪”的宣判了。她也许在想：鬼神不是以慈悲为怀的吗？不是说捐了门槛就赎罪了吗？为什么自己捐了门槛却得不到赎罪的认可呢？为什么在自己经历了那么多不幸，做了那么多努力之后，还要这样不公的对自己，还要这样残忍无情呢？她从自己切身的痛苦经历中，终于引发出了对鬼神世界的“疑惑”。
钱谷融先生对祥林嫂的死曾做了精当的分析，他认为祥林嫂“主要是被程朱理学所崇奉的旧礼教迫害死的”②。
在封建礼教的统治下，妇女根本没有独立的人格。封建的“三从”观要求妇女“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妇女对于任何事情，任何处境，只能服从认命，不能有自己的选择。此外，封建思想的“贞节观”，这世上最“昏迷的强暴”③也在毒害着人们的思想。封建贞节观的口号是“存天理，灭人欲”，在这里，夫权自然是“天理”，而寡妇再嫁，就是以正常的“人欲”破坏了这个“天理”。他们要妇女守节，认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寡妇再嫁当然不可以。这种思想不仅在鲁四老爷这样保守的乡绅头脑中根深蒂固，而且深入到社会最底层，包括鲁镇的人们，也包括祥林嫂自己。
三、祥林嫂悲剧的意义
鲁迅先生在《祝福》中，借祥林嫂揭开了很少为世人所关注的生活一角——农村妇女创伤累累而又麻木愚钝的心灵世界，向我们提供了祥林嫂这个深受封建主义压迫与残害的悲剧典型，也使我们领悟到祥林嫂形象的思想意义。
祥林嫂是一个善良、朴实、淳厚的贫苦农村妇女，她平生最大的愿望，就是用自己诚实、勤恳的劳动，换取一种最起码的“人”的生活。然而，诚如鲁迅先生指出的那样，中国人民在历史上从来只有两种命运：一是“想做奴隶而不得”，二是“暂时做稳了奴隶”④。祥林嫂的一生，便始终在这两者之间浮沉。祥林嫂本是卫家山一家以打柴为生的农户的儿媳，当比她小十岁的丈夫死去后，为了逃避婆家的转卖，她逃到鲁镇，做了鲁四老爷家的女工。她食物不论，干活不停，“实在比勤快的男人还勤快”。到年底，扫尘、洗地、杀鸡、宰鹅，彻夜的煮福礼，全是一人担当，“然而她反满足，口角边渐渐的有了笑影，脸上也白胖了”，这在她，似乎是“暂时做稳了奴隶”。但“好”景不长，不久，她就被跟踪而来的婆家人抢走，捆绑着塞进花轿，以八十千大钱的价格卖给深山里的贺老六做老婆。绑架式的买卖婚姻， 以暴力强迫再嫁的遭遇，再次表明
祥林嫂是以勤劳、善良、安分的劳动妇女换取低微的生活。林志浩(四)
从祥林嫂到韩小水看农村妇女形象的转变
【摘 要】作家意识建立在作家对客体存在的体验、观察与领悟上，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既是艺术形象，也是生活原型的再现。鲁迅和贾平凹都成功塑造了一系列典型环境中的典型农村妇女形象，二者共同展现了一部农村妇女发展史。本文将选取鲁迅《祝福》里的祥林嫂与贾平凹《浮躁》里的韩小水作比，来窥视近代到当代，农村妇女性格、地位的发展与转变。 【关键词】婚姻；转变；自我发现；姐妹情谊
前 言
历史的发展就好比登山，要想走得快、走得远，不仅要有良好的身体素质，坚强的毅力，包袱还得轻。五千年的历史无疑给了中国深厚的文化积淀，但也遗留了沉重的思想负担。男尊女卑的思想，将女性禁锢在冰冷的“镣铐”上，时间一久，戴“镣铐”的人竟习惯性地把那“镣铐”视为了身体的一部分，这实为一种自我妥协的无奈认同。随着近代西方自由、平等及女权主义思想的引入，中国女性也迈向了自我解放与自我救赎的道路，地位得到提升，但遗留的包袱太重，女性要想取得和男性真正意义上的平等，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在农村，时间则需更长。有学者认为真正意义上的乡土文学始于鲁迅先生20年代的作品，而贾平凹又是当代乡土文学的集大成者，所以比较二者笔下的农村妇女形象对于研究农村妇女的境遇具有重要意义。
鲁迅作品中的女性角色是早期鲁迅“立人”、追求个人精神的表现体。面对广大愚昧麻木的群众，作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他恨这个社会，怒这个社会，但这恨与怒又源于爱。他用尖锐的笔杆画出丑恶的灵魂，揭露国民劣根性，以引起疗救的注意，呼唤人性，探求妇女的解放之路。在对每个不幸的叙写中都饱含了鲁迅先生对劳苦大众的同情和深深的忧患意识。由于有忧，其笔下的人物多为灰色的悲剧形象。祥林嫂无疑是作者塑造最成功的农村妇女形象，她有着中国传统妇女吃苦耐劳、任劳任怨的优良品质，却也麻木愚昧、思想封闭、奴颜婢膝、懦弱胆怯、顺从、迷信，死板，和她生活的时代一样是激不起涟漪的死水一潭，最后不得不在冷酷的社会中绝望死去。她以个体的形式浓缩了封建礼教下广大下层农村妇女悲惨的命运。丁玲说“祥林嫂是非死不行的，同情她的人和冷酷的人，自私的人，是一样把她往死里赶，是一样使她精神上增加痛苦。”许寿裳先生也曾说：“人世的惨事，不惨在狼吃阿毛，而惨在礼教吃祥林嫂。”在死亡面前，祥林嫂既害怕有魂灵的存在，又希望有魂灵存在，有温暖的阴间总比无温暖的人间要好，在阴间至少有阿毛相伴。
鲁迅先生以一个知识分子的眼光站在俯视的位置审视农民疾苦与品性，这种位置既利于全方位地观察，但也产生了距离感。贾平凹是地道的农民，与农民保持着血脉相连的关系，他站在平行的位置接触农民，对农民多了一层灵魂关怀和理解。其笔下的农民形象，充满了温情，承载了作者对乡土的挚爱之情。《浮躁》展示了改革开放给人带去的心理躁动，于担忧中予人希望。《浮躁》中的女主人公韩小水是个勤劳善良、年轻漂亮、活泼灵动、温婉可人的几乎完美的女子；是美的化身，善的模型，是作者心中理想的女性形象。她就好比是作者的梦中情人，对自己的“梦中情人”，作者舍不得将她摧毁，所以给了她一个幸福的结局，代表新时代女性的一个美好未来。但她却也有着和祥林嫂相似的不幸，两次丧夫。不同的是祥林嫂即使死也不能结束痛苦，韩小水却在第三段婚姻中得到了幸福。两个时代、两个女人、两种结局，从祥林嫂到韩小水，看似无关，事实上却反映了时代转变带来的某种必然性。
一、婚姻地位的发展与转变
封建社会的女子，一般十几岁便出嫁，且出嫁之前的一切都是在为出嫁做准备，她们的大半生都是在婚姻里度过的，因此要了解封建女子的社会地位必须从她们的婚姻地位着手。女性在封建时期主要从事家庭繁琐事务，政治权利和社会公共权利被严重剥夺：花木兰为什么必须乔装为男性方能入伍？历朝历代为什么都有后宫不得干政的规定？“乃生男子，载寝之床，载衣之裳，载弄之璋……乃生女子，载寝之地，载衣之裼，载弄之瓦……”。（《诗·小雅·斯干》）失衡的待遇，悬殊的地位，无处不写着男尊女卑四个大字。
在封建制度中，女人是男人的女人，她们在“未嫁从父，既嫁从夫”的从属关系中处于“被婚姻”状态，婚姻形式多为政治联姻，包办婚姻，买卖婚姻。以祥林嫂为例，她的婚姻没有爱情可言，只是作为他者利益的牺牲品。这种畸形的从属关系在当时被合法化且受社会认可，所以当祥林嫂受到压迫和人格屈辱时，有的不是援救者而是帮凶。
韩小水是个水一样的姑娘，“任何青春少年都视她是菩萨，又觉得她是一个可人的小兽。”伯伯韩文举曾有意将她许配给干部子弟，但他尊重小水的意愿，小水掌握着婚姻的自主选择权，这是女性独立平等的凸显。
女性主义的倡导者提出，一个人的社会地位是他社会关系的总和，婚姻地位也是如此。旧时代的未婚女子，只能待字闺中，足不出户，交际圈被严重局限，结识人少，更难谈遇到心仪的对象，因而只能由父兄代为选择。这既是对婚姻自主权的被动放弃也是主动放弃。到了新时代，女子的人身自由得到解放，由家庭走向社会，关系网络向外扩展，结识的人增多，有了可供选择的对象，也就有了争取自我幸福的渴望，不甘任人支配，自我意识增强。所以关系网络的扩展构成了女性婚姻支配权转变的因素之一。
其次，社会观念和主人公意识的转变也促成了女性婚姻地位的转变。
一个人的社会地位由其生活的社会认可度决定，必然要受到社会主流思想的影响。在封建思想的奴化下，男权霸权主义的社会意识形态贯穿始终，许多婚姻关系的维持不是爱情，是“从一而终”的伦理道德，这本质上是对人性的压抑与残害。“知君用心如日月，事夫誓拟同生死。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张籍的《节妇吟》）“妾当守空房，闭门下重关。若生当相见，亡者会黄泉。”（诗经《艳歌何尝行》）可见贞洁观在旧社会已然作为一种社会共识，规范着女性的行为，并为女性自身所接受。但也并不意味着贞洁观不好，贞洁是对爱情忠贞的表现之一，是妇女的基本道德表现，但前提是要有爱情在，若其婚姻本身并不存在爱情，那样的婚姻就真的成了一堵“围墙”、一座坟墓。 祥林嫂和韩小水都打破了“烈女不侍二夫”的传统，经历了两次丧夫之痛。不同的是，祥林嫂再嫁即使是被逼无奈，仍不被社会所接受，最终在广大社会舆论的鄙夷及自我的否定下，走向精神的衰竭，痛苦死去。小水再婚，虽不免受到一些“闲人”的指指点点，但更多的人对她是尊重与爱怜。一个人要想得到别人的尊重，首先得学会尊重自己。祥林嫂首先就从心里否定了自己，又怎能期望得到他人的尊重呢？小水也曾为自己是个寡妇而自卑，但渐渐坚强起来，走向了精神的自我救赎。她的第二次婚姻是主动争取的，第三段婚姻更是主体的主动性与主人公婚姻观念转变的集中体现：金狗一次婚也没结过，小水却已嫁了两次了，若在封建社会，势必会受到很多阻碍，不仅在于社会的阻碍，男性自身恐怕也得很难过心里的那个坎儿。
世俗对女性的偏见认为女人的天职就是生儿育女，操持家务，而男人们也不愿让自己的妻子在外抛头露面，于是就造成了女性社会公共活动的缺失。女性公共活动的缺席必然造成女性公共地位的缺失。但事实上，女性有优于男性的亲和力、理解力、沟通能力和感情细腻等优势，完全可以胜任社会公共活动和政治活动，武皇上承贞观之治，下启开元盛世，她统治的唐王朝，国泰民安，欣欣向荣，其成就丝毫不亚于历史上优秀的男性政治家；花木兰、穆桂英也是巾帼不让须眉。女性缺少的不是能力，而是展示能力的机会平台。马克思唯物历史学观认为社会发展的规律是新事物必然取代旧事物，封建社会的腐朽制度严重阻碍了社会的发展，符合社会发展规律，提倡人人平等、自由的社会主义制度应运而生，并取而代之，给女性提供了展示的平台，女性的价值在社会活动中得到一定认可。祥林嫂和韩小水、英英都曾离开家到城里工作，祥林嫂勤劳能干，在当代完全可以做其他工作，但在她生活的社会中却只能做卑微的苦力下人。英英和小水就不一样了，不仅有多种工作可选，还可以有和男性一样的工作机会。女性社会价值的体现，使女性产生了一定的成就感，重新认识了自己，促使了自我观念的转变。
综上所述，女性婚姻自由、女性独立自主意识都承载着一定文化和时代的痕迹，人乃社会文化之人，她鲜明地带有时代的气息。祥林嫂麻木、顺从、遵道而迷信，小水则独立、自主，这都是时代发展给予女性的进步。
但是情况并不乐观，女性的地位总体上虽有所提高，却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中国是一个受儒家文化影响深远的国家，三纲五常的伦理观念深入人心，已经在我们民族的灵魂上打下深刻的烙印。农村地区由于地理位置、文化教育、思想观念等因素，接受先进观念、文明意识的进程要远远落后于镇地区，这就决定了农村女性在争取自主、平等的道路上要走得更艰难、更曲折。”
林志斌、李小云认为从社会性别视角看，男女两性被赋予了不同的社会角色，男士处于公共领域，从事更有声望和经济价值的工作，女性处于私人领域，从事价值含量较低的养育及家务劳动，两者间社会地位差距显著，由此形成了性别从属关系，男性对女性进行有组织的统治。”[4] 所以不管是祥林嫂生活的时代，还是韩小水生活的时代，男权意识都具有很大影响，只是程度不同。女性的地位很大程度上是根据她所依附的男性决定。
祥林嫂之所以在两次丧夫后被逼迫致死亡，是因为她没有了可以依靠的男性。假如她嫁了第三个丈夫，那她的命运就可能得到转变。第一个丈夫死后，她的命运由代表夫权的婆婆决定，嫁给第二任丈夫，她拥有了一段短暂的算是幸福的生活。她的这种幸福是作为男性的丈夫带给她的。第二任丈夫去世后，她和儿子阿毛相依为命。等到阿毛去世，她便被代表族权的大伯赶了出去。试想，为什么阿毛在的时候没人赶她，阿毛一死就立刻被赶出贺家了呢？原因很简单，丈夫死后，她的地位转而依附也是唯一可以依附的儿子，儿子没了，她便没了可依附的男性，沦为人人可欺的丧家犬。韩小水和祥林嫂一样，经历两次丧夫之痛，而且被人扣上“丧门星”的名号。但是为什么没人敢像欺负祥林嫂那样欺负她？因为她身后有男人在支撑，伯伯韩文举，麻子外爷，朋友大空、福运，还有青梅竹马的金狗，他们都疼惜她，保护她。所以相对独立的小水也仍要依附于男性。
综上所述，女性的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提高，但是女性仍没从男权社会中独立出来，对男性有着强烈的依附性。
二、从自我否定到自我发现的转变
从祥林嫂到韩小水，经历了女性的自我否定到自我发现的过程。祥林嫂的自我否定体现在，第一，祥林嫂刚到鲁四爷家做工时，劳动力被严重剥削，她竟反满足。受到压迫而并不认为自己被压迫。要实现一个人的价值首先得认识他的价值，对自我价值认识的缺失，必然导致女性价值被忽视。第二，反抗是主体对外界施加的压迫和不公待遇所做出的抗争，是主体为维护自我权益而发出的行为，是自我意识的体现。祥林嫂和爱姑都有过反抗，祥林嫂的反抗是为了遵守所谓的“妇德”，爱姑的反抗是因为她在潜意识里认为被休是不光彩的节操问题，为了贞节，她宁愿回到孙家重受屈辱。她们的反抗都不是为了自己，而是出于对封建礼教的愚忠，她们在反抗中都带有明显的软弱性与妥协性。第三，祥林嫂给人最深刻的就是她的奴性特点。奴性主要表现为逆来顺受，听天由命的消极面世态度。森严的等级制度，像悬在头顶的铁锤，给人以强烈的压迫感和危机感。起初或许有反抗的俘虏，时间久了，就由主体的被迫接受变为主动接受，由俘虏变为十足的奴隶。奴隶对奴隶主的话无原则听从，而只有在人自我意志缺失的情况下，才会主动表现出无原则听从。祥林嫂的一生都在追求坐稳奴隶，当奴隶也不得的时候，她便走向了死亡。第四，当个体无法从内在获得认同，便转而向外界寻求寄托。祥林嫂自我意识的缺乏还体现在迷信和轻信。她错把迷信当做自己的信仰，又缺乏主见，盲目、轻信。由于迷信，她变得愚昧，由于轻信，她陷入了无法自拔的恐惧。她精神衰竭的原因不仅因为迷信鬼神，更是她认同社会强加给再婚女性的不清白“罪条”。她一直在按照他者眼中的的价值观生活，听信他者的言语，缺乏自我独立的思考，从没对他者进行怀疑，怀疑的只有自己，最后在他者的否定中否定了自己，直到生命的结束。 韩小水和祥林嫂有着相似的命运，却有着不一样的意识。小水和祥林嫂一样曾被加于莫名的“罪条”。小水结婚当天，丈夫昏倒，族长说是小水克到的，要求她倒骑毛驴在村里转一遭谢罪。不同的是小水并没有像祥林嫂一样“认罪”，她明白克夫是无稽之谈，谢罪更是无理要求，坚决表示了抗拒与委屈。其次，在遭到金狗“背叛”后，曾经矜持的她主动争取了福运，意识到了幸福需要自己争取，这是她主体意识觉醒的一次质变。“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使她们逐渐意识到她们不一定要受某种命运的摆布.她们可以主动地进行自我选择，自我完善”。小水虽原谅了金狗的背叛，但她不甘命运的捉弄，主动争取了福运。主体的主动行为是主体的意志驱动，小水由最初的被动接受到主动争取，不得不说是她自我的一个发现过程。她在生活中一直给人小鸟依人，需要人保护的形象。如果说曾经对田中正的勇敢指控，是有金狗在后支撑的缘故，那么在金狗被捕后为救金狗而表现出的果敢与主见，不得不让人刮目相看。
祥林嫂和韩小水，两人都经历过两次丧夫之痛，但为什么祥林嫂是在社会的否定中进行自我否定，而韩小水却在苦难中坚强独立呢？
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认为，环境对人的性格有直接或间接的作用，甚至决定着人的性格，每个人都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所在社会环境的影响。不同时代的人有着不同的时代气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封建传统文化对女性的定位，使女性处于集体失语的状态，完全丧失了精神意义上的自我和‘独立’。”“当一个社会与民族对亲手泡制的悲剧视为理所当然或视而不见时，这个社会已经病入膏肓了。”
在封建思想侵蚀的大环境下，个体想要脱离集体毒流实为难事，对接受奴化教育的农村女性更是难上加难。封建观念在人们脑中早已根深蒂固，新的思想、新的观念在其脑中找不到一处安身之所。加之起初的启蒙思想主要在城市活跃，农村地处偏远，消息闭塞，若想觉悟，实为难事。
改革开放后，人道主义逼五四时期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社会上普遍呈现出个性张扬、自由平等、尊重“人”的价值的气象。农民也由农村走向城市，接触到了时代的脉搏，思想得到了一次质的飞跃。
三、姐妹情谊
姐妹情谊是女性主义的一个范畴，女性之间“互相信任，互相支持，互相友爱，超越了种种传统的障碍。”“祥林嫂的‘不幸’并没有引起真正的理解与同情，却通过‘看（听）’的行为，转化为可供消遣的‘故事’：这些乡村女人们正是在‘鉴赏’他人（祥林嫂）的痛苦过程中，‘鉴赏’自己的表演（‘流下那停在眼角的眼泪’），并从中得到某种‘满足’（自我崇高化），同时又在‘叹息’、‘评论’中，使自己的不幸与痛苦得到宣泄、转移以致遗忘。而在别人的痛苦、悲哀‘咀嚼’殆尽，成为‘残渣’以后，就立即‘厌烦和唾弃’，施以‘又冷又尖’的‘笑’。”同为下层阶级，同为女性，却没有情感的共鸣，行为的互助，人人自私自保，不知命运相依。“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愚昧蒙蔽了你的‘窗子’，你屏蔽了自己的‘人性’。”（改编自卞之琳《断章》）人与人之间处于“看”与“被看”的二元对立关系中，而互为被看的人又作为“风景”被鉴赏着；愚昧使人自私，生发隔阂，“人性”被暂时搁浅，表现出旧时代冷漠的集体无爱意识，与姐妹情谊大相背离。
韩小水与英英曾因第三者（金狗）的介入而产生隔阂，但在之前，她们曾有段时间互相帮助，互相怜惜，彼此取暖。第三者的出现给姐妹情谊带来了裂痕，但同样第三者的削弱又连结了两人的姐妹情谊。英英性格张扬，做事过火，但本性不坏。大空被灭口，金狗被陷入狱，都激发了她的怜悯之情，主动摒弃前嫌，提出帮小水救出金狗。由于事后黑幕，未被小水接受，但其真诚融化了横在彼此心中的坚冰，重拾了姐妹情谊。
白香香是位寡妇，镇上有许多关于她的不好流言，实际上她是个坚贞的女性，为爱殉情。小水得知后，“一时联系到自己处境，流下两行热泪，夜到三更，偷偷去河边为那寡妇烧了一沓阴钱纸。”白香香生前，小水与她并不熟，却无条件给她帮助，将船送之。又托她给雷大空和金狗找媳妇。雷大空和金狗都是小水很在乎的人，她托白香香，一个有着不好名声的寡妇给他们找对象，潜意识里是出于对白香香的信任，而白香香也爽快地答应了。寡妇更懂得寡妇的苦处，相似的境遇，将二者连结，懂得互帮互助，互相信任，无形中建立了同境遇女人间的姐妹情谊。
姐妹情谊将女性这个弱势群体团结在了一起，并随着女性的自我觉醒和“人性”的复苏，逐步壮大。当一个群体由弱变强，形成一股力量时，社会便不能像对待个体那样熟视无睹，当这个群体于社会有益时，便会得到社会的认同。
结 语
从祥林嫂的卑微，无意识到韩小水独立、有意识，我们可以看到农村妇女身份地位和思想观念的成长与改变，但只是阶段性的提升，农村妇女要真正的独立出来，还必须得建立起完整的女性意识，做到真正意义上的男女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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祥林嫂是以勤劳、善良、安分的劳动妇女换取低微的生活。林志浩(五)
浅谈《祝福》中祥林嫂的死因
摘 要：鲁迅小说《祝福》中的祥林嫂是一个勤劳、坚强、善良的妇女，可是最后却被逼上了绝路。文中的鲁四老爷、“我”、柳妈和祥林嫂的婆婆等人都对祥林嫂的死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但这些“刽子手”们同时也是被迫害的对象。究其根本原因，蚕食当时人们思想的就是几千年来的封建礼教制度。这篇小说正是通过对祥林嫂悲剧命运的描述，强烈控诉了封建制度对人们的毒害。 关键词：祥林嫂 死因 封建礼教制度
《祝福》最初发表于1924年上海的《东方杂志》上，后收入《彷徨》，是鲁迅最优秀的短篇小说之一，其中的祥林嫂是为广大读者所熟知的文学形象之一。
祥林嫂是一个勤劳、坚强、善良的劳动妇女，但同时又是被践踏、被愚弄和被抛弃的典型，她最后的悲剧命运到底是由谁造成的呢？是谁把这样一个纯朴的劳动妇女逼上绝路的呢？我认为主要跟以下几个人有关。
一、鲁四老爷
他是剥削人民的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是封建礼教的顽固守护者，是迫害祥林嫂的元凶。他“是一个讲理学的老监生，大骂其新党，没有什么改变”。“讲理学”即信奉程朱理学，监生是指国子监生员，这类人极其保守，对于时代也极其隔膜，新党指康有为，表明其思想还停留在戊戌时代，对于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则毫无所知，可见其背时。
我们再来看他的书房布置，“极分明地显出壁上挂着的朱拓的大‘�’字，陈抟老祖写的，一边对联还在：‘事理通达心气和平’，一部似乎未必完全的《康熙字典》，一部《近思录集注》和一部《四衬书》”，从这里可看出主人的思想情趣和文化爱好。鲁四老爷的东西大抵和理学有关，陈抟虽说是个道士，但他的学说为理学大师周敦颐所赏识，所以挂个“寿”字。而那对联也是理气十足，据说上联是“品节详明德性坚定”，几本书可见其理学修养并不高。从书房的萧条、破败的气象也可以推知，鲁四老爷对自己所坚决拥护的理学态度和自身的素质可谓外强中干，而这在文章后面则表现得淋漓尽致。
祥林嫂死后，鲁四老爷大发其怒，毫无同情之心，骂之“谬种”，这与他所挂的那副对联格格不入，同时可以看出他毫无同情之心，忌讳却颇多，因为临近祝福，对祥林嫂的死用这样的隐语代替。《近思录》中“鬼神者二气之良能也”，读书是一回事，行动却又是一回事。听说祥林嫂是寡妇，四叔“皱了皱眉”，知道她可能是逃出来的“就一皱眉”，这与理学家是不相称的，可见他的心性修养还没到家。祭祀时不准她沾手，说她是“败坏风俗的”，不讲理学的四婶却有些同情，“把她赶到卫老婆子家”。理学家如此行事，则事理既不通达，品节也不详明。这些旧道德的提倡者们，不支持新学说、变法也就算了，如果他们真的能够精通国粹，通晓古文，于旧道德遵行不悖，也倒不失为一种主张，但是他们说一套，而做的却是另外一套，虚伪之极。中国封建制度下的教育体系仿佛是坚不可破的，培养出一大批尊古的大学者，然而，在这其中，却不乏这样一批外强中干的“伪学者”，这实在是一种讽刺，也是一种悲哀。鲁四老爷这位“伪学者”的所作所为，直接把祥林嫂推向了痛苦深渊的边缘，让她无所适从，对自己产生了怀疑，才相信了后来柳妈的鬼神之说，走向灭亡。他们在祭祀时不让祥林嫂碰酒杯、筷子等东西，第一次，祥林嫂疑惑地走开了；当祥林嫂捐了门槛之后，再次去拿东西时，四婶仍旧不让她碰，这次，祥林嫂像是受了炮烙似的缩手，脸色同时变作灰黑，也不再去取烛台，只是失神地站着。从此，祥林嫂的精神也更不济了。正是这位所谓理学家的迫害，摧毁了祥林嫂的精神。
二、看客
这些人是当时那个社会中最愚昧、最可悲的人。她们没有受过正统的教育，有的只是几千年来封建的思想，她们麻木不仁，不懂得同情别人，内心极度空虚，把别人的悲哀当做生活的调味剂、笑料， 她们的兴趣只在于赶热闹而已，要想从她们身上得到同情和帮助，自然是妄想。她们脑中全是三从四德的保守思想，对于祥林嫂的反抗嗤之以鼻，讽刺她“白撞了一下”，她们不懂得什么是反抗，只会服从于命运的安排，所以对别人的反抗不屑一顾。这类人在鲁迅的小说中有过许多次反映，他们占的比例是相当大的，也是造成这个冷漠的社会的主要原因。在《祝福》中，其中一个典型的代表人物便是柳妈，她同时也是给祥林嫂灌输封建礼教思想的人。她本身就是一个深受封建礼教思想毒害的小市民，她的本意是好的，她希望把祥林嫂救出苦海，她那些迷信的信条既给予了祥林嫂无限的希望，但同时又是摧毁她精神把她推向无底深渊的罪魁祸首。她告诉祥林嫂，只要去庙里捐一条门槛，就能赎清自己的罪。于是，祥林嫂就听从柳妈的建议，拿出自己几乎所有的积蓄，去庙里捐了一条门槛，她终于有了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神气舒畅，眼光也分外有神，高兴似的对四婶说，自己已经在土地庙捐了门槛了”。然而，事与愿违，她周围的人对待她的态度没有丝毫改变，就这样，祥林嫂彻底绝望了，她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从此，祥林嫂开始走向封建礼教给她设置的巨大的陷阱，并且越陷越深。
三、祥林嫂的婆婆
祥林嫂从夫家逃出来后，第一次来到鲁镇，大家都喜欢她，“口角边渐渐有了笑影，脸也白胖了”，她以自己的反抗为自己赢得了生命中短暂的春天。如果没有她的婆婆，她不会被逼再次嫁给贺老六，也不会再次经历丧夫、丧子之痛，也不会再次回到鲁镇去面对人们的冷嘲热讽，也不会忍受精神上的摧残，她的生活将会是另外一番景象。然而，这一切都被她的婆婆毁掉了，祥林嫂的婆婆之所以有这样强大的权利，还是源于封建礼教中“父权”的影响。在鲁镇，鲁四老爷应该是有一定权力和地位的人，作为自己家里的仆人，他是有一定的管制权力的。然而，当祥林嫂的婆婆来要人时，四叔只说了“可恶，然而……”后仍旧放走了祥林嫂，这正是摄于“父权”的强大力量。
四、“我“
在祥林嫂问及“我”灵魂的有无问题时，“我”支支吾吾答不上来，最后在祥林嫂的逼问之下，以“说不清”三个字结束了谈话，“说不清”是一句极有用的话，不更事的勇敢的少年，往往敢于给人解决问题，选定医生，万一结果不佳，大抵反成了怨府，然而一用这“说不清”来作结束，便事事逍遥自在了。“我”应该是一个接受新思想、新知识的知识分子典型，在别人看来应该是万事通达、明事理，能为愚昧无知的民众解答谜题、指明道路，引导他们勇敢面对人生的指路人。而实际情况却相悖，他们所学的所谓知识根本经不起实践的考验，不能解决任何问题，也只是纸上谈兵而已，每当遇到这种情况，他们总会选择逃遁。文中“我”两次“决计明天要走了”，在不祥的现实面前，逃遁是知识分子常用的手段，这些新青年，是这个万恶的旧社会中一股新生的、有远大抱负和强大生命力的力量，是社会的希望所在，是拯救蒙昧群众的启蒙者。然而，在现实面前，他们却经受不起任何考验，灰溜溜地败下阵来。我们的社会还能依靠谁呢？同时，“我”也不同于四叔，在得知祥林嫂死后，“我的心突然紧缩，几乎跳出来，脸上大约也变了色”，说明内心还是同情不幸的人们的，然而，在强大的对手面前，“我”的力量是渺小的、微不足道的，无力挽救现实，面对祥林嫂这样的“呼救者”，新青年选择了逃遁，祥林嫂想要在即将绝望的时候抓住一根救命稻草，希望能从这位新青年身上得到一些精神上的慰藉，为自己找到活下去的理由。然而这根救命稻草却抛弃了她，没有给予她任何活下去的勇气和希望，直接导致了祥林嫂最后的死。先进思想武装下的青年也不过如此，真是可悲。
从表面上看，祥林嫂仿佛是由以上这些人迫害致死的，但这些人又是被什么迫害的呢？归根结底，他们都是封建礼教的牺牲品，祥林嫂的悲剧命运，就是由封建礼教掌握下的夫权、父权、族权和神权造成的。这篇小说正是通过对祥林嫂悲剧命运的描述，强烈控诉和批判了封建势力对广大人民的毒害，从而引起读者的震惊和同情，以此来表现作者对社会的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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