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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格化治理(一)
网格化管理：精细化营销之路
网格化管理：精细化营销之路
随着电信市场竞争的白热化，当前的营销管理模式已经不能适应市场变化的要求，推行精细化网格化营销管理模式势在必行。 网格化管理，实质是通过自有渠道为一个地理微区域单元格的中心，进行服务营销的辐射，许多个单元格串联起来，形成无缝的管理体系，即为网格化管理，这种方式也可称为以自有渠道为中心的网格化管理。
为什么运营商要积极推行网格化管理
一是三家运营商竞争激烈，放号市场趋于饱和，促使市场管理由粗放型进一步向精细化转换；
二是运营商愈来愈重视多渠道协同营销策略，网格化管理有利于网格内多渠道协同的实践探索；
三是网格划分实现了无缝隙覆盖，服务营销区域清晰，既不会有市场盲区，又不会产生重复覆盖管理的人员浪费。
网格化管理内涵及意义
联通是三家运营商中最先进行网格化探索的，就以联通为例，简单介绍一下网格化管理的实践。
网格化营销的主要内容包括：1）合理划分网格；2）落实经营责任；3）实施名单管理；4）健全激励机制；5）加强系统支撑。 通过实施网格化营销管理，形成责任和权利对等的一线营销实体，网格化实施前后效果对比明显。
在营销单元上，经营地域范围更小、更贴近市场和客户；在任免权限上，区域权限加大；
在人员职责上，将2G\3G、固网、中小企业及营业厅全部落地营销服务中心管理；
在考核激励上，统一奖励模式、打破专业壁垒，奖励落实到人； 从系统支撑看，细化到网格，精细化程度提高、责权利分明。充分体现了其扁平管理、资源下沉、激发活力和提升业绩的好处。
网格化营销存在问题
网格化营销管理在探索过程中也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如营销模式不统一，网格内客户群定位不统一；营销末端管理方式粗放，任务、目标、资源未匹配到细分市场；有些社会渠道未纳入到营销末端管理，造成管理薄弱、服务支撑不到位等。
网格化营销的提升建议
1.建立网格化区域管理中心
2.分析网格化区域的竞争力
建议针对每一个产生的网格，进行单独分析。对网格的市场经营环境进行较为详细的分析，直接为各渠道如何改进其经营环境、采取适度的策略，优化竞争形势，提供了有力的参考依据和建议。
3.打造区域经理和网格经理的网格营销与管理能力
加大对区域经理、网格经理等人员的能力培养，提高其市场管理能力，提升网格片区竞争力。
网格化治理(二)
网格化管理工作职责
网格指导员、管理员工作职责【网格化治理】
一、认真落实街道网格化管理实施办法，完成所在网格内年度目标任务，以及网格各项职责任务；
二、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社区服务、为居民服务思想，指导协调网格内的党建、城管、安全、经济、文化、体育、文明创建、民生民计等各项日常工作,指导网格助理员开展相应工作；
三、负责网格内的厂企、小区、商业网点、娱乐场所、个体工商户、五小行业等的组织协调、沟通联系、管理服务、落实整改等具体工作。积极协助相关职能部门加强对建筑工地、公共广场、主次干道、公园绿地、公交车站、河湖水面、停车场、集贸市场等重点场所的管理；
四、熟悉本网格内居民的人口情况、治安情况、维稳情况、生活质量等综合情况；
五、热心协调解决网格内存在的难点、热点问题，关心居民实际困难，开展扶贫帮困活动，对确实难以解决的问题及时上报网格指导员，研究解决办法；
六、每天保证到网格巡查一次，每次不少于一小时。现场分析并妥善处理网格内各种社会矛盾与存在问题，力
争将矛盾化解在社区，问题处理在网格；
七、掌握网格内企业、商家等基本情况，整合有效资源开展活动，共创共建共享；【网格化治理】
八、充分发挥网格内党员、志愿者、居民骨干的积极作用，组织各种文体队伍，开展各类健康、有益、文明的群众性活动，及时宣传身边的好人好事，树良好风气、育传统美德，引导他们主动配合网格管理人员的工作；
九、每月召开一次网格助理员和服务群众专员会议，听取网格内工作进展情况及存在问题，帮助解决网格助理员解决不了的问题，并提出工作指导意见。
==社区【网格化治理】
2012.4.10
网格助理员工作职责
一、在网格管理员指导下开展工作。认真落实社区网格化管理实施办法，配合网格管理员的各项工作，以完成本网格各项任务、关注民生、提高服务群众满意度、提升居民的幸福指数为工作目标，努力协助抓好本网格内的日常管理工作；
二、熟悉网格内居民的人口情况、治安情况、维稳情况、生活质量等情况。帮助协调解决网格内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对网格内的重点工作加以指导，提出可行性计划和建议，并协助网格管理员及其他网格成员共同完成；
三、认真履行网格助理员职责，带领和发动群众积极开展系列平安创建活动，切实做好区域卫生、门前三包、防火防盗、安全稳定等各项工作任务；
四、针对网格内居民群众最关心的问题，加强各类资源整合，切实为民办实事，以服务促管理，赢得群众的支持；
五、每天确保到所在网格巡查一次，每次不少于一小时，掌握网格动态，了解网格内各单位及居民群众的需求，
及时帮助解决，对一时无法解决的问题要及时向网格管理员报告，寻求帮助解决，同时做好工作记录、信息反馈；
六、及时协助做好网格内居民就业、低保、维稳、计生等社会管理工作，关注弱势群体和困难群体。充分发挥网格内党员、志愿者、居民骨干的积极作用，引导他们主动配合网格管理人员开展工作；
七、组织网格内居民群众开展各种健康、有益、文明的群众活动。及时有效地宣传身边的好人好事，树良好风气、育传统美德。及时总结工作经验，发现典型，上报信息，不断扩大网格化管理的影响力；
八、协助网格管理员每周召开一次网格成员碰头会议，根据收集的各类信息，针对性的做出工作部署。
九、结合工作协助网格警员开展居民用电、用气、防火、防盗等安全知识宣传、教育活动，提高网格内居民的安全保护意识；
十、每周巡查一次，定期对本网格企事业单位、周边门面房及居民住宅进行安全大排查。协调企、事业单位持续做好消防安全建设，设立消防安全指示、警示标志； 十一、针对棚户区及其它重点企事业单位，尤其是生产经营危险化工产品、木器家具厂等企业或场所，帮助制
定和提醒落实消防安全措施，对存在重大安全隐患又不落实整改和安全措施的，要及时向网格管理员报告；
十二、定期开展消防安全宣传活动和消防安全知识的教育及培训，提高网格居民的消防安全意识和安全技能； 十三、协助上级部门调查和分析消防隐患和事故原因，并做好相关记录，协助上级有关部门做好灾情的善后处理工作；
十四、制定、完善和落实网格安全工作制度，制定本级安全应急预案；
==社区
2012.4.10
网格化治理(三)
什么是城市网格化管理？
什么是城市网格化管理？
所谓网格，就是将城区行政性地划分为一个个的“网格”，使这些网格成为政府管理基层社会的单元。
城市网格化管理就是将城市管理范围划分为若干责任网格，并将网格中的部件、事件数字化，譬如把一个井盖、一个消防栓、一颗树这些部件或者出现的乱设摊、跨门经营这样的事件，在网格中标上相应的代码（用代码来进行案件的识别、梳理、操作），同时指定派遣其相对应的责任单位和责任人来进行城市事件、部件等市容秩序的维护。网格化管理通过整合政府资源，运用先进数据信息技术，实现城市管理的精确、高效、快捷和全覆盖。
①责任网格——本区将网格化管理系统覆盖地区细分为单元网格，再将若干单元网格组成工作责任网格。
②部件——城市部件是指城市市政管理公共区域内的各项设施，包括：公共设施类、 道路交通类、 环卫环保类、 园林绿化类、 以及其它设施等。
③事件——城市事件是指人为或自然因素导致城市市容环境和环境秩序受到影响或破坏，需要城市管理部门处理并使之恢复正常的事情和行为。
网格化治理(四)
我国城市网格化治理的现状及走势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确定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创新的时代背景之下，“网格化”治理运用科层理念和全新治理技术，在打造“数字城市”、创新社会管理体制以及加强城市公共服务规范化等方面发挥了特殊功效，成为我国城市基层社会治理领域日渐流行的模式。我们知道，近年来伴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迅猛推进，城市管理体制机制创新日益成各级城市管理者关心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特别是顺应时代发展和与国际接轨的态势，建设数字化城市、采用高新技术手段治理城市成为城市“网格化”治理的主要内涵。从全国城市治理的总体情况看，尽管网格化治理早已引起我国理论界的高度重视，但在实践中，一些城市管理者仍未将其作为一种科学而有效的治理手段，仍未将其作为我国城市管理体制改革机制创新的重要举措。针对这些问题，笔者力图从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角度加以厘清和阐释。 一、对我国城市治理历程的简要回望和审视
城市是人类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产物，是社会进步的标志和人类文明的结晶，自从有了城市就有了城市治理的实践。要想比较全面深入地剖析目前我国城市网格化治理问题，其前提和基础是将这一问题置于建国以后城市治理模式形成及其演变的总体进程之中，探寻其发轫和流变的主要轨迹。
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起，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整个过程中，我国城市社会形成了“城市政府――单位――个人”三个层级的“总体性社会”治理结构，城市管理学界将“单位”最具本质意义的特征概括为特殊的“国家――单位――个人”的纵向联结动员和控制机制，即单位成员依赖于单位组织，单位组织乃政府实施社会动员和控制社会的基本载体，单位制是社会转型前中国城市社会治理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单位制在资源配置、社会动员、满足市民需求、促进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着核心功能。城市单位在存在之初就被赋予了全面治理企事业单位成员的职能和全面负责单位成员生活的义务，因而单位制虽然不是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上，但单位内部的角色扮演却类似于家庭组织，尤其在城市经济困难时期，单位不仅对职工的生老病死负责，还为职工的子女和家属的前途着想，换言之，单位外的社会化生活服务远没有单位内的福利生活来得实惠和富有人情味。在以单位制为核心的体制框架内，城市治理问题被最大限度地弱化了，大量社会事务由单位承担和办理，形成了“单位办社会”的局面。这里所说的“单位办社会”，并不简单地表现为单位为其职工提供福利待遇，而是具体表现为单位内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高度统一性和内部整合性。在单位体制下，每一“单位”，无论是企事业单位还是党政机关，都必须在完成本职工作的同时，承担“办社会”的职能，即处理好自己系统内的各种社会事务。虽然处理好上述工作也需要与辖区所在地政府、居委会以及相邻单位发生关系，但从总体上看，企事业单位基本上是在其体系内化解自身问题，而尽量不使之溢出单位门槛之外，也就是说，在单位体制下，城市与市民个人很少直接相遇，无论是源自政府的资源分配，还是企事业内部成员的各种利益诉求，均需要借助单位来加以输送、传导和解决。
20世纪80年代以后，城市改革全面推进，延续了30多年的单位制度开始发生巨大而深刻的变迁。特别是在城市化进程中催生了大量流动人口，迫使城市政府由传统治理模式逐步向现代进行转变。学术界一般将此种治理模式称之为“政府社会治理技术化”，其内涵主要包括两个层面：其一是现代国家通过引入新技术尤其是现代信息技术，更好地提升自己在公共治理和公共服务中的效能；其二是指国家在实现自身治理目标时，其治理技术、治理手段正在变得越来越“技术化”。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变，社会公共事务剧增，一些单位无力承担原有的社会职能，逐步将繁杂的社会职能还给社会，大量公共事务开始回归社会，同时越来越多的上级单位由于失去了占有和分配经济、社会资源的权力，开始让下级单位“断奶”，单位作为计划经济的附属物而遭到抛弃，长期居于国家和民众之间的“联结纽带”――“单位”开始走向衰亡。而作为现代社会基本单元的社区开始在城市治理中逐步显现。
在中国大陆，“社区”一词在20世纪30年代被引进，而作为一个广泛使用的社会实体始于1986年国家民政部兴办社会福利事业，当时称之为“社区服务”。1991年民政部为了开拓民政工作又提出“社区建设”的概念，1998年国务院关于政府体制改革方案确定民政部在原基层政权建设司的基础上设立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司，2000年11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由此推动了社区建设在全国城市中竞相发展。作为自治组织的社区诞生后，在我国城市基层社会治理领域的确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其局限性亦非常明显，主要表现在空间过大、居民过多、社区选举相对沉寂、居民参与度较低、对政府依赖性较强，难以成为独立的社会自治组织。
二、城市治理网格化模式的诞生及其功效
如前文所述，在单位制度走向消解以及快速城市化的背景下，政府城市治理的压力空前加大。城市政府必须寻找新的治理方法和治理模式，以应对日趋复杂的城市难题，实现由“总体性支配”向“技术治理”的转变。网格化治理正是作为城市治理的一种创新方法应运而生的。城市网格化是指依托统一的城市治理及数字化平台，将城市管理辖区按照一定的标准划分为单元网格，通过加强对单元网格的部件和事件的巡查，建立一种监督和处置互相分离的形式，其主要优势是城市政府能够主动发现、及时处理社会矛盾。首先，网格化治理将过去被动应对问题的治理模式转变为主动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模式；第二，网格化治理是治理手段数字化，这主要体现在治理对象、过程和评价的数字化上，保证治理的敏捷、精确和高效；第三，网格化治理是严谨密封的治理机制，具有一整套规范统一的治理标准和流程。正是由于这些特点和功能，网格化治理能够将过去被动、定性和分散的治理，转变为主动、定量和系统的治理。目前关于网格化治理，理论界和政府部门有着基本相同的理解：“以街道、社区为基础，在管理辖区内，以1万平方米左右区域为基准划分单元网格，建立城市网格化治理信息平台，对城市部件、事件实施管理，实现市、区、专业处置部门和网格监督员四级联动的治理模式和信息资源共享系统。” 作为一种新的社会治理技术，网格化治理模式以整合资源、沟通信息、强化服务为主要内容，主要关注的是在技术、资源及公共服务之间建立起嵌合关系，强调数字技术服务平台的建立，其主要功能在于：一是塑造了新的城市管理格局。网格化通过物理与逻辑的划分，“区―街道―社区”三级管理结构之下，增加了“网格”这一新的层级，变为四级责任体系，实现了“人、地、事、物、组织”等全要素信息的精细化治理，突破了一般性的管理和服务范畴，形成了新的城市治理格局。二是完善了城市基层治理体系。城市网格空间由“多元主体”构成，与单纯的政府组织和社区组织的内部构成不同，网格空间中存在着不同性质的多元行动主体，其中，因政府握有公共资源，在网格中居于主导地位，社区工作者则是网格中的主体力量，而其他社会组织和志愿者则扮演着辅助者的角色。三是引发城市基层社会关系的重大变化。城市网格化治理系统按职能划分为监督职能和管理职能，按纵向划分为“四层两体系”的层次架构模型，其中“四层”是基础设施层、信息层、服务层和应用层，“两体系”是安全保障体系和标准支撑体系。网格空间中不同性质的多元行动主体间交互作用，在打通城市治理纵向运行的障碍的同时，也意味着政府权力向地方社会的伸展，导致政府工作重心的下移。从积极的角度看，网格平台为政府与社区自治组织之间提供了“联结点”，营造了两种力量交互作用的空间，形成了“官民共治”的格局。而从消极的视角审视，由于政府力量的强力下沉，容易导致基层社会自治空间的萎缩和板结化，不利于社区自治力量的生长。
三、城市治理网格化模式的缺憾及改进对策
“网格化”治理并不意味着在日趋复杂的城市治理领域可以无条件地收到“一网就灵”的效果，还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克服一些主要缺欠。
一是降低网格运行成本并保持其持久性。城市治理滞后于快速发展的城市现代化已经成为世界上大多数城市面临的共性问题。特别是在我国，城市人口已排名世界第一，且有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涌入城市，所有这些都使得城市的承载能力越来越脆弱，城市治理方面的问题不断涌现。城市发展与城市治理的冲突，呼唤着一种适合我国国情的新型城市治理模式，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网格化管理应运而生。2004年10月，北京市东城区试点城市网格化治理新模式，突破性地将现代信息技术与政府城市治理结合起来，将精细治理理念注入其中，显著地提高城市治理效率，同时使得城市治理过程中信息的实时传递方式发生根本性变化，进一步解决传统城市治理中存在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强化了对城市治理的监督评价系统机能。但是网格化治理启动于社会群体性事件和个人极端事件频发的社会转型期，因而它的提出及运行实际上依托于网络技术和科层治理技术，是一种以权责明晰划分和监督考评为制度保障，将政府公共行政管理服务系统与基层社区组织结合起来的管控模式，带有一定的应急性，其运行也潜藏着行政成本膨胀的风险。
二是正确处理好网格化治理与社区自治的关系。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在城市社区治理中，实行自我管理是群众依法行使民主权利的重要方式。实践证明，实现社会有效治理，最高境界应是“自我管理”。笔者认为，扎实推进社区管理创新，当前应着力处理好社区“网格化治理”与“居民自治”的关系，实现组织架构、工作内容、队伍建设和运行机制有效对接。当然，在现阶段社区自治尚不完备的情况下，网格化治理的推进可能导致行政力量的强化、社区自我治理的弱化，从而对社区自治的进程产生消极影响。但笔者认为完全意义上的社区“去行政化”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社区是作为“政府”和“居民”之间的联结组织而存在的，以至于很难用简单的话语完全揭示其中的奥秘。
三是尽量化解网格化的“全能”问题。网格化是一项长效的城市治理机制，而不是一项临时性的整治活动。在当前城市社区治理工作中，许多整治工作本应纳入长效治理，但上级时常以突击性的、临时性的集中整治代替长效治理，导致网格化治理难以建立长效机制。一个好的制度在于其执行效果如何，而好的执行效果则在于该机制的可持续性和稳定性。社区网格化治理工作大都是重复性的，若都是以突击性的方式进行，所产生的治理成本将大大提高，对所开展的工作也将无法从机制上加以巩固。但随着网格化治理的推行，“网格化的功能与实施范围都被大大地泛化了，已经被泛化到可以解决任何问题的地步，似乎与党的系统和政府系统相关的所有问题都可以通过网格化来解决，网格化范围被大大泛化”。当人们确信一切依赖网格、一切通过网格来解决之后，势必形成严重的网格依赖症，其社会“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能力必然弱化，其直接后果就是将社会治理简单化。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形势下，城市社会治理正在发生一些重大而深刻的变化，具体表现在：城市治理的主体由单一的政府向多主体、多中心转变，城市治理的手段由平面向网络转变，城市治理的目的由工具理性向价值理性转变。我们应以理性客观的态度来看待城市管理的网格化模式，处理好“网格管理”与“政府治理”、“网格管理”与“社区自治”之间的关系，寻找“城市政府治理”与“社区自治”之间有效的联结点和平衡点，调适好城市管理者与市民间的利益距离，努力营造官民共治的城市社会治理新格局。
（责任编辑：赵静）
网格化治理(五)
城市社区网格化治理的困境与反思
摘要：社区网格化治理是一种具有代表性的城市基层治理的新模式，已有观点和相关媒体报道大多关注了其取得的成果及积极作用。但同时，网格化治理也面临着结构性风险与运行中障碍。其结构性风险体现在治理资源下沉增加了治理的复杂性、治理链条延长造成膨胀倾向、复制式模式忽视了社区特性；运行中障碍体现在漏斗式对应造成“选择性执行”、网格泛化致使权责边界不清、网格规划使得原有治理方式失效。需要逐步明确政府、市场与社会的权利责任与相互关系，以精细化的定位构建各尽所能的协同治理空间。 关键词：社区 网格化治理 结构性风险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体制改革的深化，一些深层社会矛盾逐渐暴露并激化。同时，随着经济利益的多样化、社会生活方式的改变、人口流动的频繁，使得当前我国基层社会治理格局和模式面临着诸多新问题。针对于此，一些城市基层治理的新理念和新模式应运而生，这其中，社区网格化治理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社区网格化治理作为一种新兴的基层社区治理方式。其主要做法是在街道和社区两个治理层次之下，划分若干网格单元，以实现基层社会服务与治理的精细化、集约化与高效化。北京、上海、浙江等地先后进行了网格化治理的试点，可以说这一管理模式在提高行政效能、维护社区治安以及基层社会稳定等方面确实具有一定成效。如有观点认为网格化治理“通过系统整合、信息集成、流程再造、绩效评价、合作治理和诚信管理等手段构建一种新型的、无缝隙的社会管理系统。[1]”这种模式是“对公共服务的流程再造，它提供了一种以公众需求为导向的、精细化、个性化和全方位覆盖的公共服务，并实现了对无缝隙政府的突破与超越。[2]”已有的媒体相关报道也多集中于对网格化治理取得成果的描述。
但与此同时，与许多新生事物一样，这一模式本身并不是尽善尽美的。现行的网格化治理并不是在充分的理论研究框架下提出建立再付诸实践的，就各地的实践情况看也并不完善。在社会力量尚未发展完全、城市社区仍处于新老交替的大环境下，网格化治理模式存在着一定的结构性风险。
一、网格化治理面临的结构性风险
（一）治理资源下沉增加了治理复杂性
科层制自提出之日起，就被认为是一个理性思考下的管理结构。科层制在精确性、稳定性、纪律的严明性和可靠性上都优于其他任何形式，因此在现代社会日渐普及[3]。但同时，层级的增加也会导致科层制的低效率与复杂性提高。网格化治理就面临着这种因层级增加造成的双向影响。在网格化治理的组织架构下，实现社区乃至基层社会治理的具体任务主要不是在以社区为主体的二级层级中，而是在由社区中的住宅小区、楼栋以及驻区单位等所构成的三级层级中。从表面上看，虽在最基层的三级层级中并未设立实质性的机构，但治理资源的下沉和以网格为单位的社区党建，事实上还是增加了治理过程中信息传递、诉求回应以及职能协调等方面的难度。
（二）治理链条延长造成了膨胀倾向
从社会治理体制以及基层政权建设的角度而言，网格化治理在街道和社区的组织构架基础上，增加了一个治理层级。在一定程度上，更加适应了以社区为主体的现代城市社会结构，深化了基层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双向互动，发挥了一定的治理效能。但同时，因治理层级的增加，必然相应地要增加人员。如一些城市设立了对社区网格化管理中的驻格员、网格员等的管理人员，以统一开展管理工作。这样，势必造成行政层级增多、机构膨胀等一系列问题。因层级增多、机构膨胀问题而导致的人员增加，又进一步加剧了财政负担，从而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三）复制式模式忽视了社区特征
网格作为一个较小的单位，在城市社区中势必是一个较大的数量铺开。如重庆渝北区将全区21个镇街的320个社区划分为2831个基础网格[4]；云南玉溪将全市75个乡镇（街道）、618个村委会、49个社区划分为5162个基础网格[5]。而为了管理的规范化，网格的设置、运行、结构、考核基本上是以同一个模式展开的。这种大范围内以复制的形式统一推进，并未充分考虑网格类型（如是居民区网格还是商业区网格）以及网格区域（如是城区、城郊接合部还是郊区）等因素对网格化管理的影响。这种通过标准化忽视治理对象内部差异的做法，不但会降低治理的效果，还可能增加治理过程的非预期结果。
二、网格化治理面临的运行中障碍
（一）“漏斗式对应”导致“选择性执行”
网格化治理的组织形式，从大体上看，是一种在基层范围内，由“条”变“块”的物理式重构与聚集。这种聚集使得基层工作的重心由垂直部门组成的“条”，转移到由街道社区范围内的“块”，工作的性质也从以往单一的市容管理、安全管理等，扩展至大范围的社会治理。这种组织模式的改变，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实现了“‘条包块管、以块为主’，打破了既有的体制分割，实现联勤联动。”[6]
但同时，组织形式的改变同时也加大了治理的复杂性。网格化治理并没有由于网格的设立而取消了“条”的存在，而是在“条”与治理对象之间，增加了“网格”这一形式，由网格与治理对象直接对应，“条”对“网格”具有一定的管理和指导作用。表面上是“条”与“网格”整体的对应，实际上却是多个“条”与各个单一“网格”的直接对应，垂直管理部门与单一网格间形成了一种“漏斗式”的对应关系。这种“漏斗式对应”造成了由“条”变“块”后的事务堆积，单一网格需要发挥以往多个“条”的作用，这实际上是难以完成的。于是，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各级网格会将弹性任务置于刚性任务之后来执行，而一旦资源、精力不够，弹性任务则有可能被忽视①[7]。
（二）网格泛化致使权责边界不清
有学者发现，网格化管理在初起阶段是以整合资源、沟通信息、强化服务为主要内容，关注的是在技术、资源及公共服务之间建立起嵌合关系，更强调数字技术服务平台的建立。到 2005 年后，网格化治理开始与以“维稳”为主要目标的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相结合，其应用范围不断扩大，开始扩展到党的建设、工会、妇联等领域，并延及其他行业的管理[8]。 各地网格化治理在实施过程中普遍强调所谓的“精细化、扁平化、一体化”，将安全生产、公共卫生、平安法制建设、社会治安、拆违控违、社区服务、民生改善、矛盾调处、高校园区建设、党建工作等诸多职能尽可能地纳入网格。这种试图在网格中解决城市基层治理的所有问题显然不切实际。另外，基层治理中的政府、市场和社会应该有各自的行为边界，理应相互配合、良性互动而不是彼此越位。然而“网格泛化”不仅模糊了多元治理主体之间的界限，还将原本可以由市场和社会来承担的一些公共服务与社会治理职能统统纳入政府范畴，这显然并非治理现代化的应然趋势。
（三）网格规划使得原有治理方式失效
抛开网格化治理引发的事务堆积而言，即使面对相同的基层事务，网格化在运行中也存在一些弊端。以往以社区居委会、物业等形式进行的基层管理，是基于共同生活的空间下，发挥了“熟人社会”在基层管理中的调节功能。而在进行网格划分后，特别是在一些新老社区交错形成的网格中，网格员无法如以前那样完全运用个人对于社区的了解以及熟悉的邻里关系参与到治理中。这使得原有的治理方式失效。
无论是由于结构性问题造成的治理风险，还是在运行过程中凸显的治理难题，这种后果出现的根源在于：网格化治理是政府自上而下主导推动的城市社区治理变革，因此，它不可避免地体现我国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体制发展变迁的制度惯性与路径依赖。实际上，只有在网格化治理中构建起政府、市场和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相互制衡、彼此增能的制度性权力关系，改变目前政府在基层社会事无巨细、大包大揽的治理思路，投入资源来培育社会组织以及引导市场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服务与治理，真正形成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格局，才能消除网格化管理非预期后果的负面效应、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体制。
三、结束语
社区治理的网格化，作为一种新型社会治理模式，作为社会建设的组成部分，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是一种由于多方面现实需求而推动的治理要求，体现了一定的作用。尽管通过分析，能够发现网格化治理并不是尽善尽美的，但这并不否认其在现代城市社区治理中应有的价值。社会治理作为一个系统性工作，是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需要逐步明确政府、市场与社会的权利责任与相互关系，以精细化的定位构建各尽所能的协同治理空间，使得如网格化治理等多种治理平台成为一个制度化的协作体系，以实现基层社会治理创新。
注释：
① 这里的“刚性任务”，指的是重要性远超过他者，甚至具有“一票否决”效力的任务，如维护秩序稳定。而与此相对应的“弹性任务”，指的是诸如社区服务等功能，具体参见刘安.网格化社会管理及其非预期后果――以N市Q区为例[J].江苏社会科学，2014（3）：106-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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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刘安.网格化社会管理及其非预期后果――以N市Q区为例[J].江苏社会科学，2014（3）：106-1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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