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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华妻子(一)
高华：告诉你一个真实的长征
高华：告诉你一个真实的长征
关键词：高华,长征
早在上世纪30年代，长征就已中外闻名。苏联和共产国际知道 它，宣传它，英美世界也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西行漫记》）一书的广为流传，对之也很熟悉。1950年1月，出访莫斯科的毛泽东特别指示，对外发布 任命张闻天担任中国驻联合国代表的新华社稿件，需标出张闻天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
“长征”闻名天下，和它的成功有极大关系。当时，还有一个由巴西共产党领袖普列士得斯参与领导的巴西农民的长征，也很有名，但他没有成功，巴西共产党没有开创出新局面，以后更没有夺得全国政权，人们就忘记了它。
长征的叙述在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解释体系中占据了特别重要的地位，其作用之巨大和影响之广泛，犹如“英雄创世纪”。“长征”成为一个骨架和桥梁，把1949年前中国革命的两个历史阶段：瑞金时期和延安时期，联结了起来，它对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高华：南京大学历史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著名的现代史、党史研究专家。1954年生于南京，文革期间曾做过八年工人；1978年 考入南京大学历史系，获历史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主要从事中国现代史、民国史、中国左翼文化史、以及当代中国史的研究。曾任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客座教 授及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客座教授。
壹、号召回忆长征的最初目的
红军到达陕北后，困难重重，外有国民党军队的围剿，内部财力物力又极为短缺，陕北地瘠民贫，很难养活几万人的军队和干部，到了1936年的前几个月，情况更加艰难。
1936年下半年，毛泽东就开始号召写红军长征的回忆，直接起因是很现实的，就是争取外国人对红军的物质援助。本来，在长征结束后，党的领导人就有计 划，向参加长征的同志征集有关个人日记等，但因1936年上半年东征等军事紧张，此议就被耽搁下来。到了下半年，全国的形势有新的发展，两广发起反蒋运 动，周恩来等对张学良的统战已见成效，陕北的局面出现转机，1936年7月初，燕京大学美国讲师、记者斯诺在上海中共地下组织和宋庆龄的联络和安排下前来 陕北采访，这是一个向外宣传红军和争取外部援助的极好机会，这样，征集长征史料的工作就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8月5日，毛泽东和军委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联署，向参加长征的同志发起征稿：“现因进行国际宣传，及在国内和国外进行大规模的募捐运动，需要出版《长 征记》，所以特发起集体创作。各人就自己所经历的战斗、行军、地方及
部队工作，择其精彩有趣的写上若干片段。”“文字只求情通达意，不求钻研深奥。写上一 段即是为红军作了募捐宣传，为红军扩大了国际影响。”【高华妻子】
经三个月的努力，到10月底共收到稿件200余篇，约50万字。恰著名左翼作家丁玲此时已到达陕北，她和另一个著名的左翼文化人，参加过长征的成仿 吾，一起参加了文稿的编辑工作，而全部工作则由军委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徐梦秋负责，最后由徐梦秋统稿，并撰写《关于编辑的经过》，至1937年2月22日 完成，由朱德题写书名，共收有回忆文章100篇，歌曲10首以及附录等，是为《红军长征记》（又名《两万五千里》）。
斯诺著《红星照耀着中国》的许多素材皆取之于这些稿件。1937年7月，安排并陪同斯诺进入陕北苏区的董健吾，以化名在国内著名的时政文化杂志《逸经》上发表的《两万五千里西引记》，成为在国统区发表的第一篇介绍红军长征的文章，其内容也是取之于这份书稿。
贰、徐梦秋这个人
说起《红军长征记》这部最早的有关红军长征的历史记录文本，就不能不说到它的总编辑徐梦秋。他就是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多次提到的那个“红色历史学家”，可是他却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
徐梦秋是安徽人，于1923年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后被派往苏联学习，1930年回国进入江西苏区，曾担任红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和红军总 政治部宣传部长。徐梦秋在长征过雪山时冻坏双腿，到延安后锯掉，这在参加长征的领导同志中，特别是文职领导同志中是唯一的。众所周知，年近六旬的徐特立和 五十多岁的董必武、林伯渠、谢觉哉等“四老”，也没有一个不是安全到达陕北（“五老”中的另一老吴玉章当时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没有参加长征）。 所以毛泽东和周恩来等领导同志对徐梦秋特别疼惜，很快就安排送其去苏联治腿。
徐梦秋的妻子李玉南，是四方面军的红军干部，1937年，组织上安排李玉南和徐梦秋结婚，之前，两人互不认识。李玉南初不愿意，后组织上对其进行劝 说，要李玉南“为革命作更大贡献”，才和徐梦秋结了婚，并随丈夫一同去了新疆。到达迪化（今乌鲁木齐）后，徐梦秋听闻苏联正在进行大肃反，不少中国同志也 被害，曾一度打消去苏联医腿的念头，留在了新疆，化名“孟一鸣”，担任新疆教育厅副厅长、代厅长及新疆学院院长，和陈潭秋、毛泽民等一同工作。
1941年4月，李玉南陪同徐梦秋去苏联安装假肢。后苏联方面因其伤重，又将其送往德国准备安装假肢，行至边境时苏德战争爆发，1941年冬天，徐梦 秋全家辗转经哈萨克回国后滞留在迪化，1942年，盛世才反共，徐梦秋被捕，毛泽东指示要重点营救徐，但徐已投降盛世才。
解放初，徐梦秋在重庆向政府自首，即被长期关押；政府给了李玉南一笔钱，让她带着三个孩子回到四川通江老家。李玉南同徐梦秋离婚，她告诉孩子们“父
亲 是个坏人，要跟他划清界限”。李玉南从此一直单身，其子徐维陶虽然成绩优秀，但因其父的历史问题“不能升入高中”。“文革”中，全家几次躲进山里，也不知 道徐梦秋是何时去世的。
李玉南说过一句话：“长征是自由的，从此就不自由了。”
叁、最真实的长征记忆
《红军长征记》整理完毕后，一直未能正式刊行，直到1942年11月20日才作为“党内参考资料”，由总政治部付印，并要求“接到本书的同志妥为保存，不得转借他人，不准再行翻印。”
这本长征的回忆文本的文献价值最高，因为它最真实，最质朴，是迄今为止，所有有关长征回忆的最初形态。它的主题是革命的英雄主义，没有反映党内斗争和“路线斗争”。
通常回忆录都有一个缺陷，这就是写作时因年代久远，事主对当年发生的事件等已记忆模糊。但是，这本书的写作时间就在长征刚结束不久的1936年，作者 都是长征的亲历者，又大多是年轻人，对刚过去的事记忆犹新。主编徐梦秋也是长征的亲历者，完整经历红一方面军长征的全过程，协助他编辑的成仿吾也是长征亲 历者，他们的编辑工作基本上是在文字技术性方面，就是删除重复，文字精炼等。更为重要的是，这本回忆录的作者在写作时，思想上没有受到条条框框的限制，不 似后来的各种叙述已受到各种有形无形的写作要求的影响。
这样的叙述和编辑方针，即使在今天看，也是正确的。
肆、外界是如何知道长征的？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离开中央苏区，向西实行战略转移，中外报章都有报道，远在莫斯科的王明就是从日本新闻社的报道才获知红军突围的消息的。
1936年3月，已在莫斯科的陈云，以“廉臣”的化名在巴黎的中共刊物《全民月刊》上发表一篇《随军西行见闻录》长文，假托一名被红军俘虏的国民党军 医，细致叙述了中共和红军的政治纲领，以及红军长征至四川阶段大量生动的事例，文中以“赤军”和“南京军”分别指代“红军”和“白匪军”，此文很快在莫斯 科出版了单行本，和《救国时报》一样，再通过巴黎—上海的海路，流传到国内，成为最早向世界和国内介绍和宣传长征的重要文献。而董健吾为了适应国统区的言 论环境，甚至借用了国民党诬称长征的“西窜”一词，却丝毫没有减低他那篇文章的重要价值。
这是中共和红军自己对长征的叙述，这在当时，外界是不知道内情的，没多久，国内局势发生重大转变，国共在抗日的旗帜下，再度合作，国人通过《西行漫记》和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知道了更多有关长征的史实。
抗战初期，大批左翼青年到达延安，许多是被红军长征的英雄事迹吸引而来的，参加过长征的人，除了“红小鬼”，都被这些后来者尊称为“老干部”，不少在 白区坐过国民党监狱，正接受组织审查的同志，更对自己缺少这一段长征经历深感遗憾。从此，参加长征的同志有了很高的荣誉感和自豪感，而在这之前，到达陕北 的同志彼此都是参加过长征的，没觉得自己有什么特别。长征的英雄事例也开始作为训练干部的思想教材。
伍、被删去的长征日记
以后有关长征的叙述就如历史学家顾颉刚所说是“层累的堆积”。
随着中国革命在1949年取得全面胜利，党和政府从政治的高度开始了对红军长征事例广泛的宣传。红军纪念碑、纪念馆、烈士陵园，戏剧、电影、歌曲、舞 蹈、美术，更重要的是中小学教科书，使全国人民对长征史都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概念。笔者至今还记得小学时读过的两篇课文：陆定一的《老山界》和吴华夺少将 的《我跟父亲当红军》。
可是徐梦秋主编的《红军长征记》却长期没有公开出版。1954年，中宣部党史资料室将此书更名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在内部发行的《党 史资料》上分三期发表。这一次的刊印，最重要的变化是删除了何涤宙的《遵义日记》、李月波的《我失联络》、莫休的《一天》等5篇。1955年，人民出版社 出版了选本《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仅收入了1942年版的51篇，也没有收入何涤宙的《遵义日记》等5篇。
被删去的主要原因，是依着那个年代宣传工作者的思维逻辑，发现当年参加长征的红军干部的某些叙述和已成典范的叙述程式有不吻合之处！
在人们的认知、记忆和印象中，参加长征的同志每天冒着枪林弹雨，食不果腹，被迫吃草根、啃树皮，而遵义会议则是决定红军和革命前途命运的一个划时代的 转折，可是何涤宙的《遵义日记》，却写了干部团（红军大学）的几个红军干部在1935年初进入遵义城后的十天里，经常去饭店点菜吃饭，而店主因生意太好， 炒辣鸡的质量越做越差；作者还利用空闲时间，把组织分配的打土豪获得的一件皮袍送去裁缝店改做皮衣，被贪小利的裁缝偷工减料，生了一肚子的气。对遵义会 议，反而没一字的描写。
可是这能成为删去这篇文章的理由吗？
红军长征艰苦卓绝是事实，特别是过草地的那一段，红军战士牺牲最多，在川西北藏区，也是红军粮食极度短缺的最艰苦的阶段。但是长征途中，红军大部分时 间是行进在汉区，一路革命宣传，发动群众，一路打土豪，补充给养；过贵州，畅饮茅台酒，进云南，大啖宣威火腿，时时有胜利的喜悦。
当年的红军将士绝大多数是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全身充满活力，洋溢着革命的乐观主义，有记载说：“离敌人很近，或穿过堡垒线，则夜行军很肃静，不准
点火 把，不准照电筒，不准抽烟，不准谈话。无敌情顾虑，则大扯乱谈，甚至可以并肩而行，有时整连整队半夜高歌，声彻云霄。在总政治部行列中，潘汉年、贾拓夫、 邓小平、陆定一、李一氓、李富春等同志竟然扯出个股份制的‘牛皮公司’，专事经营古今中外的笑谈美谈和奇闻逸事”。
何涤宙的《遵义日记》详细写到他在遵义的十天，既有去学校进行革命宣传，又写到红军干部和遵义学生打篮球比赛，跳舞联欢，处处真实可信。遵义是贵州省 第二大城市，也是红军长征中占领的唯一的中等城市，为了给遵义人民留下美好的印象，张闻天特别要求红军战士和干部在进城前要穿上鞋子。何涤宙的文章虽然没 一字提到遵义会议，却是十分自然的，因为作为一般的红军干部，在当时完全不知中央上层的分歧和斗争，要深刻理解遵义会议的重大意义，还得在这之后。
陆、长征叙述的转变
在“文革”十年，长征叙述完全被纳入到“两条路线斗争”的框架，并演变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成为鼓吹个人崇拜的工具和迫害老革命家的棍子，在“文革”的高潮中，竟出现了伪造历史的毛泽东和林彪并列在遵义会议的油画。
“文革”后“拨乱反正”，对长征的叙述发生了重大的影响，1979年12月，斯诺的《西行漫记》在建国后第一次在国内公开出版。1986年，得到中央 领导同志支持，美国记者索尔兹伯里的《长征：闻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也正式出版，广为发行。这两个美国人一前一后写的这两本有关长征的名著，提供了红军长征 史的丰富细节和场景感。
以1981年问世的《彭德怀自述》为代表，一大批老同志出版了他们的个人回忆录，较为全面、真实地反映了长征的真貌，把过去受一定历史条件的限制而被遮蔽的历史真相揭示了出来，而有关张闻天等老革命家的历史文献的出版及相关研究，又丰富了有关长征历史的叙述。
例如：过去说中央红军“仓促转移”是不完全确切的。
1934年4月28日，中央苏区的门户广昌失陷后，转移已成唯一出路。6月25日，共产国际来电同意转移，随即成立了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 团”，着手物资准备，猛烈扩红和加紧训练干部；1934年9月29日，张闻天发表了《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的文章，已就战略转移一事，向中央苏区的干部吹 风。
10月中旬，中央红军从南线出发，因周恩来，朱德、潘汉年、何长工等和广东军阀陈济棠谈判成功，彼此商定“互相借道”，对方让出一条四十华里的通道， 即第一道封锁线，还有意留下一批弹药和军衣给红军，对这个当时的最高机密，广大指战员并不知晓、中央红军突破一、二、三道封锁线都没有打大仗，从而保存了 实力，只是到了强渡湘江时才遭到重大伤亡，长征出发时的8万6千人只剩下3万余人，还有许多新兵和挑夫逃跑，但是主力部队全都过江了。
高华妻子(二)
建国初期高干夫人是如何参政的
建国初期高干夫人是如何参政的【高华妻子】
“高干夫人”是如何参与政治的？
已故的南京历史大学的高华教授以独特的历史敏感，提出，“在毛时代，特别是在文革中的1966至1971年的特殊时期，“高干夫人”深度参与政治，却是常见现象。
众所周知，中共革命是以男性为中心的，从建国后的十大元帅、十大将军、五十七上将中无一是女性。但是总有一些女性能够凭借丈夫身份参加军队最高领导机构，比如叶群。
究其原因，恐怕是因为革命不分性别，而且出于保密的需要，首长夫人被认为政治可靠，于是从江青开始，到省级军政领导人，担任丈夫秘书的夫人比比皆是。首长夫人最爱担任的角色就是“办公室主任”或者“领导秘书”，这两个角色为高干夫人干预政治大开方便之门，其中分寸，全靠首长掌握。比如，江青是毛泽东的生活秘书，叶群是林彪的办公室主任，许世友夫人田普是许办主任，杨成武夫人赵志珍曾任杨代总长办公室主任，陈伯达妻子刘叔晏是其秘书；康生妻子曹轶欧为康办主任；黄永胜夫人项辉芳为黄办主任„„此制度在文革前还是局部现象，但到了文革时期，特别是在1967初实行全国军管之后已失控，军队中大军区级以上的高干夫人参政已非个别现象。
最典型的两位高干夫人：江青与叶群【高华妻子】
谈到最著名的“高干夫人“非江青和叶群莫属。高华曾指出两人的相同点：两个人都有野心，都有文化，当她们跟夫君结婚以后，都还增加一个新特点，就是作风霸道，本来不霸道，但与权力接近了以后就霸道起来了。这两位都会说话，一方面这两人都会讲意识形态的大话，江和叶是一样的，都会说，满嘴大话，同时又有农民革命女寨主的风格。
江青在1980年接受审判是，说自己为“毛主席的一条狗”，应该说是她最准确的自我定位。江青在文革中做了很多坏事，比如迫害文艺界人士，比如迫害自己秘书、保姆，利用毛发动“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氛围和环境抬高自己的地位。
但正如她自己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的：从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以来，也就是中共中央通过重要的通知，发动文化大革命以来，到毛泽东主席逝世，我没有什么自己的纲领，我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执行捍卫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指示和政策的，是执行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
“我就是毛主席的一条狗”。这话虽不雅，却是江和毛关系的真实写照。毛对这条狗在”文化大革命”中是充分利用了的，并且很是爱惜——惺惺相惜。而江作为毛泽东的“狗”，她一方面常常“狗仗人势”，同时，她也始终忠诚于其“主人”，直到她1991年自杀都没有说过一句不利于毛的话。
但叶群就不同了。林彪出山以后，叶群成了毛家湾有权势也是最忙的人。她要参加御前会议，奔波钓鱼台，协调中央文革小组议政。军委开会，她要代表林彪表态。各军兵种的大事、小事，都要由她躬亲，汪东兴找他、总理找他，各大区领导工作请示也找她。
更重要的是叶群能控制林彪所接触到的信息，并且能给林彪的意见和批示“把关”。 所有的文件都一定要等叶群看了以后才能送给毛主席。虽然林彪看起来是个当家的，但所有指示都要经过叶群。
高华曾这样形容：江青不可以当毛的家，但叶群可以当林彪的家。虽有此差别，但两人的命运还是牢牢跟丈夫绑在一起。或者鸡犬升天，或者一起下油锅。
高层夫人们之间的争斗
“夫人参政”这一现象最开始还得追溯到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曾任刘少奇秘书），王光美和刘少奇在四清运动中的“桃园经验” 使得毛泽东随后启用江青作为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先锋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1967年在清华大学上演了一场“智擒王光美“的闹剧。此时的刘少奇已经成了批判对象，随着丈夫地位的一落千丈，王光美也不再是光鲜亮丽的”第一夫人“。在文革中，她被红卫兵戴上了乒乓球穿成的“项链”进行羞辱，并被诬为“特务分子“，关入秦城12年。
王光美遭此劫难固然有与丈夫落难有关，但更于“夫人“江青有关。作为第一个走向台面的”夫人“，江青对王可谓是极度妒恨，尤其是在王进行农村改革的时候，江正在进行戏剧改革。这在江青看来简直就是一场较量，或者说是对台戏，是不可容忍的。
丈夫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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