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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符合民情的词语(一)
词语的选1
词语的选择—试论汉语外来词与汉民族文化心理
摘 要：外来语的产生是语言接触的普遍现象，词语的借用在各个时期、各个地方都是十分常见的。各民族在吸收外来词汇时，或多或少地都会以本民族的语言思维或语言习惯对之加以改造，实际上这是民族文化心理作用的结果。同时，语言也是文化的符号和载体，会受到民族文化的影响和制约。本文通过对现代汉语外来词的汉化特征、翻译方式、用字选择等方面的研究，揭示外来词所负载的文化涵义以及汉民族的文化心理，有助于人们更好地理解并认识汉语外来语同汉民族文化的关系。
关键词：外来语；汉化；民族文化心理；新时期
一、引言
税民族之间的贸易往来、文化交流、移民杂居、战争征服等各种形态的交往，都会引起语言的接触。只要有语言的接触，语言间的词语渗透就不可避免，表现在：或某种具有文化优势的语言凭借其内在张力向处于文化弱势的语言自然渗透；或某种处于文化弱势的语言出于自身需要，向具有文化优势的语言主动吸收；更多的则是某两种势均力敌的语言为了各自的客观需要而自觉不自觉地相互交流［1］。 为了满足社会生活和发展词汇的需要，任何民族都必须向其他民族借用一定的词语来丰富自己的语言。英语做为世界通用的语言之一，吸收外来词汇的能力特别强，借词在英语词汇总量中所占的比例超过了50%以上。日语的借词也十分丰富，仅从汉语借去的词就占了总量的40%。根据日本国语研究所的统计，日语词典里每10个词汇中至少有1个是外来词，一个普通日本人的词汇中至少有30%的外来词。［2］中国自有历史以来，所接触的民族非常多，像印、度缅甸、西藏、匈奴、突厥、蒙古、满洲、高丽、日本以及近代欧美各国都和汉族有过交往，每个文化潮流多少都给汉语留了一些借词。［3］汉语在吸收这些借词的时候是遵守了一定的原则的，本文将就现代汉语中外来借词的特点探讨分析其中所蕴涵的社会文化心理，谈谈相关的问题。
二、外来语的存在依据和历史回顾
（一）外来语的存在依据
外来语也叫借词，指的是从外族语言里借来的词，［4］而且是音与意都借自外语的词。［5］借词是不同民族在交往过程中，把对方语言吸收到本民族语言中来的效果，是世界各民族间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交流的必然产物。只要社会之间有接触就会有词语的借用。就像美国著名语言学家萨丕尔在他的《语言学》中说的那样：“语言，像文化一样，很少是自给自足的。”，“交际的需要使说一种语言的人和说邻近语言或文化上占优势的人生发直接或间接的接触” ，“一种语言对另外一种语言最简单的影响就是词的‘借贷’。只要有文化的借贷，就可能把相关的词也借过来。”［6］这里说的“借贷”，就是语言学上常说的对外来词的借用。当一种语言面对一种全新的事物或概念时却不能在本族原有的词汇系统中找到准确合适的语言符号来生动描述或阐述该事物或概念的时候，往往就会把外来语吸收过来表达该意义。
从语言学的角度来分析：语言是一套完整的符号系统，但这个系统并不是完美无缺的，而是存在一定的漏洞性，从而产生空符号。任何发达的语言都存在有许多空档缺位，即有客观的存在性，却没有相应的符号。语言系统的这种先天不足性，决定了语言系统必须经常不断地进行自我调节，才能达到动态的平衡。随着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社会日新月异的变化，许多新事物、新现象、新观念不断涌现，而传统的的汉语词汇系统又缺少与之相对应的表达符号，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个的表达空位。［7］除了内部创造之外，从外族吸收外来词汇也是解决这一问题的主要途径之一。
（二）汉语借词的历史
中国借词的历史源远流长，最早可以追溯到秦汉时期。从整体上把握，主要有三次高峰：一是延续
千年的汉唐时期（公元前206--907），二是从晚清到五四前后的近百年，三是我国实行改革开放的30年，该时期仍在延续和发展。［8］
汉语借用外来语的第一个高峰期是汉唐时期。此时中国的国力正处于鼎盛，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水平都居世界领先地位。随着张謇出使西域，开通了丝绸之路，大量的西域珍奇物产出现在中原人面前，表示这些事物名称的外来语也就自然而然地进入了汉语之中，如“葡萄”、“石榴”、“师子”、“猩猩”、“琥珀”、“祖母绿”等等。另外，魏晋时期佛教在中原地区的广泛传播和兴盛，也促使了大量佛教用语（主要是梵语）进入了汉语词汇系统。其中一些只能在佛经中见到，如“伽蓝”（佛寺）、“泥梨”（地狱）；而另外一些已经进入了现代汉语基本词汇，纳入了全民语言中，如“佛”、“菩萨”、“罗汉”、“和尚”、“塔”、“刹那”等等；至于“世界”、“烦恼”、“实际”、“平等”等词语早已经和汉语水乳交融，令人难察其源，完全看不出他们的外来身份了。
汉语借用外来语的第二个高峰期与前次相反，是在古老的中华民族处于最衰弱的时候来临的。1840年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禁闭已久的国门，随着西方列强的野蛮入侵，大量的西方文化也跟着进入了中国人的视野。当时的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将目光投向海外，他们当中有的走出国门，到欧美、日本去游历、留学。大量有关西方政治，经济，科学以及文学艺术的著作被翻译到国内，与之相伴的是相关外来词潮水般的涌入。这次外来词的借用在规模上,范围上还有数量上都是空前的。前后仅几十年的时间，汉语吸收的外来语就超过了历史总和。这些外来语所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如：德谟克拉西（民主，英语democracy）、普罗列塔利亚、(无产阶级,法语proletariat) 、爱康诺米（经济,英语economy）、沙文主义（狭隘的民主主义，法语chauvinisme）、马达（发动机,英语motor）、卡路里（热量单位，英语calorie）、白兰地（一种酒，英语brandy）、三明治（一种夹心面包,英语sandwich）、苏维埃（工农兵代表大会，俄语 совет）等等。
汉语中第三次大规模借词是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至今的30年。随着中国全方位的开放与改革的深入，各种新观念、新事物、新思想、新科技不断被引进到国内，而表达这些概念，意义的外来语也大量地被引进。新时期的外来语主要以英语为主，如因特网（internet）、电子邮件（e-mail）、卡拉OK（karaoke）、蹦极（bungee）、摩托罗拉（motorola）、愚人节（Fool’s Day）等等。这一时期的外来词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于前两次有所不同，呈现出了一些新的特征。这一点将会在下文中作更加详细的说明，在此就不赘述了。
三、汉语外来语与汉民族文化心理
不同民族的语言记录反映着不同的文化风貌，而词汇最能体现这一特点。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和风土民情以及人们的思维习惯和心理特征都会在该民族的词汇系统中得到体现。语言是文化的符号，外来语的存在和发展是两种不同语言融合的结果，同时也是两种不同文化相互融合的结果。外来语进入汉语的过程其实是一个重新被认识、被理解、被定义、被创造的过程。一种语言在吸收另外一种语言的时候总会有意无意地按照本民族的文化心理和语言习惯来对之进行改造。这是为了使外来词在形式和内容两方面都符合或尽可能符合主方语言（汉语） 的结构规律与文化规律，直至成为主方文化系统的有机文化部分。汉语外来语很明显地受到了汉民族文化心理的制约和影响。
（一）外来语的汉化与民族优越心理
同英语和日语相比，传统的汉语吸收外来语的特点是速度慢，数量少。在鸦片战争之前，外来词汇在汉语中所占的比例的微乎其微的。纵观历史，汉语吸收外来语，一般不是简单地照搬，而是要从语音、语法、语义甚至字行上进行一番改造，我们把这种改造称做外来语的“汉化”。只有经历了严格的汉化，适应了汉语的结构系统，符合了汉语言的文化规律，外来语才能取得汉语资格，真正地融入到汉语当中。一般说来，外来语的汉化有以下几个特征：
首先，汉语是一种声调语言，外来词的语音汉化主要经过加入声调，替换音素和增减音节三个环节。同时由于不同的语音系统之间的差别，又决定了外来语音位系统的汉化。而汉语词汇双音节的内部结构规律，造成外来语增减原词音节，这就是外来语音节的汉化。
其次，汉语属于汉藏语系，是孤立语的一种，而大多数外来词属于印欧语系。印欧语系的语言具有非常丰富的形态变化，比如性、数、格的变化，而这些在汉语当中都是没有的，所以进入汉语的外来语
要将自己在原来语言系统中的形态变化的属性去掉，才能适应汉语的语法特点。
第三，汉语对外来语在词义上的改造主要体现在尽量对之采取意译。因为大多数汉字的形体与意义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由汉字组成的词语也可以因形联想到一定的意义。所以，外来语必须尽可能带上汉字表意化功能的标志，才能进入汉语家族。［9］
萨丕尔说过：“语言的背后是有东西的，而且语言不能离开文化而存在。”［6］外来语在进入汉语之前之所以要经过那么多的层的汉化，除了汉语本身的语言结构特点之外，更重要的原因是汉民族的文化心理作用。
几千年来，中华民族以农业为基础、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十分发达，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组织结构也发展得十分充分和牢固，稳定安逸的生活使得中国人安于现状。［9］同时，古代中国所创造的辉煌灿烂的文化成就以及由此带来的极高的国际地位使得中国人产生了一种自我满足感和优越感。中国一向以天朝自居，对待外邦的态度是“内诸夏而外夷狄”，自己的东西就是最好的，不需要向外寻求什么，反正外面的东西还不如自己的好，由此也衍生了一种对本民族文化的孤芳自赏和对外来事物不屑一顾的心理。二者相互作用，就形成了古代中国人的封闭性、保守性、顽固性心理。这种心理反映在语言的接触上，就表现为对外来语言的排斥，拼音文字一定要转化成方块字才能被接受。而对于那些在外形上转换为汉字，但与汉语规则格格不入的纯音译词，中国人仍不喜欢。这类词在汉语中的地位很不稳定，一旦有合适的音译词或音义兼译词能替代，它们随时都会被淘汰。例如“德律风”（telephone）、“赛因斯”、（science）、“布尔乔亚”（bourgeois）、“水门汀”（cement）、“拉斯卡”（last car）等词，因为客观上不符合汉语双音节词占优势和表意性强的特点，最终只是昙花一现，被“电话”、“科学”、“资产阶级”、“水泥”、“末班车”等词代替。“电话”等词属于意译词，是用本民族自己的汉语材料和构词方法创造的新词，符合中国人的表达习惯，并且已经不属于外来词的范畴了。
（二）联想心理与归属心理
申小龙先生在《汉语人文精神论》中说道：“汉语的精神，从本质上说，不是西方语言那种执着于知性，理性的精神，而是充满着感受和体验的精神。汉语的语言思维，是一种具象思维，中国人习惯于用相应的具象使概念生动可感，而有所依托。”
汉字是一种表意体系的文字，表意性强是汉字的特点之一。中国人造字多是按照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四种方法（一般认为转注和假借是用字方法），所以汉字的形体与它所要表达的意义之间便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长期以来使用汉字的中国人在这种情境氛围之中自然而然就形成了一种“望文生义”、“依形辨义”的心理。［10］在吸收外来词汇的时候，汉语的翻译形式也多选择意译，纯音译词在传统汉语外来语中很少。对于那些不得不用音译的外来词汇，在用字的选择上，不仅要考虑其语音上的相似，同时也要尽力选用能标志其意义的词，使它符合汉字表音兼表义的特点。如：图腾（totem）、席梦思（simons）、霓虹灯（neon）、芒果（mango）。“葡萄”在刚进入汉语的时候有过多种写法，《史记》和《汉书》中作“蒲陶”，《后汉书》中作“蒲萄”，《三国志》和《北史》中作“蒲桃”；而“苜蓿”在汉朝时也过“牧蓿”、“目蓿”、“木粟”等多种异形体存在。［3］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最终选择了“葡萄”和“苜蓿”这两种写法，并流传至今。究其原因，是因为它们能够很好地将词语的音、义、形很好地结合在一起。除了能表音外，还能暗示自己的“身份”（草字头表明它们属于植物类），符合中国人的传统认知心理。
其实“葡”“萄”“苜”“蓿”这四个汉字在这两个词语出现之前是不存在的，它们是外来词借到中国之后，中国的文人们就着原来的译音，再应用传统的“飞禽安鸟，水族著鱼”的方法硬把它们写下来的［3］。类似的例子还有：“袈裟”（来自梵语kasaya）、“莳萝”（来自中世纪波斯语zira）、“茉莉”（来自梵语malli），而“蘑菇”、“喇叭”、“琉璃”也属此类。罗常培在《语言与文化》中把这些词语称作“新谐声字”。不光是古代，现代人也会采用这种方法，创造一个新的汉字给外来词一个“中国身份”。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化学元素周期表中各类化学元素的名称。如“氨”，“氧”，“氯”都加了个“气”字作为义符，表明它们都是气体。相似的例子还有“镁”、“钾”、“碳”、“硅”、“硫”等等。
从这些“新谐声字”的特点之中，我们还可以归纳出中国民族心理的另外一个特点，即归属感十分强烈。中国人的家庭观念最重，古代封建利益集团往往是都以家族为单位的。语言当中也有这样的“家
族单位”。翻开《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首页《部首目录》，上面共标有201个部首，这一个个部首其实就是一个个汉字“家族”的标志。大多数中国汉字都能从这201个部首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大家族”。如：“吹”、“吐”、“吞”、“呜”、“呵”、“啊”同属“口”部；“驮”、“驭”、“驾”、“驷”、“驶”同属“马”部，这同它们源头出处和所表意义是有联系的。
在吸收外来词汇的时候，对字词的选择也遵守这样一种“以家族为单位”的规则。如英语中的POUND一个词有两个意思，一个是重量单位，一个是货币单位。汉语在吸收这个词汇时将表示重量单位的POUND用“磅”表示，表示货币单位的POUND用“镑”表示。这两个不同形旁的形声字清晰地分辨了英语中完全表音的一词双义。二者分工明确，各司其职，不会相互混淆，产生歧义。这种绝妙的做法，大概也只有中国人想得出来吧？
在翻译外国人名的时候，这种归属心理的作用更加明显。同样是［si］的发音，用作女性人名时多写作“丝”，如“苔丝”“露丝”；而用作男性人名时又写多作“斯”，如“汉斯”“琼斯”。类似的例子还有“莉娜---利昂”、“莎丽—哈里”、“黛安娜—戴维”等等。一个外国男性名字的中文翻译中是绝对不会出现“娅”、“娜”、“嘉”等明显女性化用字的。说到底，还是归属心理的作用。
另外，中国人有时会在音译词的后面加上一个表示意义类别的语素，以标示它们的身份，这也是中国人的归属心理的表现之一。例如：吉普车（jeep）、卡车（car）、卡片（card）、啤酒（beer）、鸡尾酒（cocktail）、哈巴狗（peke）、柯利狗（couie）、踢踏舞（tap dance）、芭蕾舞（ballet）、爵士乐（jazz）、太妃糖（taffy）、比萨饼（pizza）、爱滋病（AIDS）等等。若是没有后面这些表示类别的语素，纯粹只是前面的那些音译词，简直叫人不知它为何物。这样，在音译的基础上加上一个提示的字或词，就能让人一目了然，不必看注释也能大概知道它所代表的是什么意思了。
（三）语言崇拜心理
语言可以反现实，同时也能够制造幻想。所谓的“语言幻想”是指把愿望寄托在语言构造的幻境中。语言幻想是每个民族都有可能有的，这是语言魔力造成的迷信效果，但汉人在这方面表现得特别普遍，执着。［11］中国人耽于语言幻想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对事物的命名非常重视：在心理上倾向于选取喜庆吉利的字眼或者通过谐音，词义联想等手段把事物的名称与美好的愿望联系起来。无论是什么名称，包括人名、地名、山水名、街名、商品名、事物名，汉人都是煞费苦心，把所能想到的“好”的意思，都包含在那小小的名称之上，使之成为一种价值和愿望的寄托，这是一种典型的语言崇拜心理表现。
外来语进入汉语需要被重新命名，中国人趋吉避凶，祈福向善的民族心理在这一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对音译词的用字，尽量选取美好的字眼，如“的确良”（一种涤纶织物，dacron）、“利比安”（一种用作针对剂的药品，librum）、苏福利”（蛋奶酥，souffer）、秀（表演，show）、“华尔兹”（一种舞蹈，waltz）、“保龄球”（一种运动项目，bowling）、“美利坚”（美国，American）等等。在对外国人名进行翻译的时候，特别是女性人名的翻译，用字多选择“黛”、“琳”、“莱”、“娜”、“丽”、“安”、“茱”、“兰”、“珍”，或表可爱，或表美丽。总之，都能带给人们一种美好，愉悦的感受。
当今社会是一个商业化的社会，各种各样的商业品牌到处可见，随处可闻。而中国人又特别喜欢讨口彩，各种外国商品名称的中文翻译把中国人的这种“语言崇拜”心理演绎得淋漓尽致。请看以下例证：可口可乐（Coca-Cola，碳酸饮料品牌）、高露洁（Colgate，牙膏品牌）、乐百氏（Robust，矿泉水品牌）、舒肤佳（Safeguard，香皂品牌）、奔驰（Benz，德产汽车品牌）、奔腾（Pentium，电脑品牌）、佳能（Cannon，数码相机品牌）、柯达（Kodak，胶卷品牌）、耐克（NIKE，运动品牌）、德芙（Dove，巧克力品牌）。
外来品牌在进入中国市场时如果能够注意到汉民族的这种心理特征就可能会大受欢迎，否则就会碰壁。从某种角度来说，语言似乎具有一种神奇的魔力。“被赋予一种它本身所没有的超人的感觉和超人的力量”，“能够给人带来幸福或灾难”，成了“福祸的根源”。 ［12］
（四）新时期历史条件下的中国社会文化心理
进入新时期，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人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国门开放的同时，人们的视野也随之开阔起来。电视媒体和互联网的普及，使得人们与世界的距离拉得更近，现代的中国人早已非昔日封闭时所能比。生活的丰富、思想的活跃、社会氛围的宽松、选择的多元化，激发了人们的创造热情，强化了人们过高个性化的追求，尤其是青年的一代，他们还没有形成固定的文化观念和思维习
惯，他们的心理还处在一种活泼多变的形态之中。他们不想循规蹈矩地生活，对墨守成规的生活方式不屑一顾。他们追求新颖、时尚、简单、独特和个性，强调“我的地盘我做主”。社会环境的变化，思想观念的转变，使得人们在吸收外来词的态度也发生了转变。新时期现代汉语外来词无乱是在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与传统外来词有很大的不同，出现了许多新的特征。
首先，从来源来讲，新时期的外来词以英语词汇居多。如肯德基（Kentucky），麦当劳（McDonalds）、迪斯尼（Disney）、迪斯科（Disco）、迷你裙（miniskirt）、波音飞机（boeing）等等，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自然同英语的国际地位不断上升脱不了关系。西方的强势经济赋予了英语在世界范围内流行的优势。英语早已成为世界“普通话”。同时也早已进入我国中小学至大学的课程之中。汉语对英语外来语的大量吸收是中国同国际接轨的标志之一。这反映了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华民族开始重新审视自己，正确地了解到自己的不足。对西方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表示认同，并采取一种主动积极地态度加以学习，体现了新时期中华民族前所未有的开放性，容纳百川的胸襟和气度。
其次，从内容上看，新时期的外来语所涉及的领域十分广泛，并且多是代表国际新潮流时尚。如电子网络方面：登陆（login）、点击（click）、鼠标（mouse）、光驱（CD-Room）、黑客（hacker）、比特（beta）、软件（software）、因特网（Internet）、聊天室（chat-room）；商业品牌方面的有雅芳（AVON）、宝马（BMW）、菲力普（Philllips）、诺基亚（NOKIA）、三星（SAMSUNG）、LG、SK-II、LV；社会文化方面的有：情人节（Valentine’s Day）、蹦极（bungee）、托福（TOEFL）、桑那浴（sauna）、NBA（美国篮球联赛）；自然科学方面的有克隆（clone）、厄尔尼诺（EL Nino）、DNA（脱氧核糖核酸）等。
第三，从形式上看，新时期的外来语出现了一个与传统外来语明显不同的特征，即字母词的出现。字母词指的是由英文字母或英文字母加汉字构成的词语。如：CEO（Chief Executive Officer，首席执行官）、CBD（Central Business District，中央商务区）、APEC（Asian-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OPEC（Organization of Petroleum Exporting Countries，石油输出国组织）、CPU（Central Processing Unit，计算机中央处理器）、OA（Office Autonmation,办公自动化）；卡拉OK、IC卡、SIM卡、word文档、 T恤衫、AA制。这些字母词大多是由各种各样的缩写形式构成，与它们在原来语言中的词形和相对应的汉语翻译相比，在形式上更加简洁直观，用起来既方便又经济。［13］
字母词的出现是语言频繁接触的结果。当今社会知识经济迅速发展，新概念、新事物、不断涌现，政治，经济，科学技术的变化速度不断加快。中国要紧跟国际潮流趋势，实现科技现代化，自然要引进大量的外来语。但面对一批又一批的外来语，人们没有充裕的时间来消化，而其中很多的外来语也等不及翻译成汉语，干脆就将英文词语直接引用。字母外来词比音译词更直接，形式简单但涵义丰富，更能适应信息化社会对语言的要求，缓和了大时间内翻译大量外来词汇的矛盾，符合语言的“经济原则”，同时也解决了纯音译外来词音义结合难的问题。［14］
从社会心理的角度来看，趋新求异本来就是社会中人们的一个普遍心理，特别是年轻的一代，对于新奇的事物总是有着高度的敏感和浓厚的兴趣。字母词所具备的形象、俏皮、幽默、时尚、国际化的表达效果，恰好能满足他们追求个性化和多样化的需要。有时人们为了显示自己的新潮和与众不同，甚至会有意识地积极使用字母词。由于语言使用中的趋同心理，字母词的使用往往从某个特定的领域开始，逐渐地被其他社会成员接受。
汉语在吸收外来语时，无论是借音还是借义，习惯上都是以汉字语素来表达的，但字母词的大量出现，打破了这一规律，使得汉语词汇系统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从只有汉字表达的词汇发展成以汉字表达为主包括少量字母词表达形式的词汇系统。［13］过去的单纯译法已不能满足外来语的汉化要求。这说明汉民构词心理在外来语的吸收上出现了新的变化，中国人正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开放，积极的态度迎接外来词，迎接新事物。在与外来文化的平等交流中，主动吸收其精华，并使之融入本民族文化，成为自身的有机组成成分，是一个充满自信，开拓奋进的民族应有的态度。从外来语中所体现的民族心态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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