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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娜回忆录；小说】曼娜回忆录；小说(一)
张爱玲认祖“公案”
【曼娜回忆录；小说】 “张学”研究领域，有一道无形的坎，横亘在研究者面前。虽说它既不高且不宽，但总是难以绕开，迁延至今也未彻底解决，几乎演成了一桩“公案”。 事情始于那个多事之秋。一九八九年七月二十六日《新民晚报》副刊“夜光杯”，发表周劭（黎庵）的千字短文：《张爱玲“数典忘祖”》。文中周氏娓娓道来，回忆近半世纪前与张爱玲的一次会面，却声称张错认其祖。犹如一石激起波澜，争讼由是引发：
经人介绍，承她下访，那时的交往，初面必先询问家世，现代人这一套是不时行了。她顿时敛起面容，黯然地说：“先人虽做高官，但不幸惨遭刑戮—”云云。我听了很觉奇怪，按她的容貌和语言，全是北地燕赵而非南国闽粤，而清季张姓大吏遭刑戮的，只有南粤而无北籍其人。原来她以为她的祖父是张荫桓，广东南海人，清季曾任驻美钦使，回国后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外交部），以参与戊戌变法遣戍新疆，庚子时追论前罪，正法于兰州。于是我说：“你不像是广东人。”她说：“我原籍是河北丰润。”一听，我知道她是自幼在海外，家庭的事不大清楚，是数典忘祖了。于是我用另一角度探问：“你的外曾祖父知道是谁吗？”她立刻回答：“听说是李鸿章。”我说：“既然你的外曾祖父是李鸿章，那么你的祖父决不是广东籍的张荫桓，而是直隶丰润籍的张佩纶，他并未曾遭刑戮，而且还是李鸿章的女婿。”这样，她总算有些领会，说要回家去问问她的姑母，看她怎么说。她家住在常德路愚园路转角的一座高楼公寓里，姑侄两人大概都是时装设计者。
张爱玲之所以“数典忘祖”，原因是上了曾孟朴《孽海花》小说的当，曾的这部历史小说是写真人真事的，他把人的姓名用谐声或同义的字更换一下，算是小说而不是历史，兼可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两张都是《孽海花》书中重要人物，他把张荫桓字樵野的，改成庄焕英字小燕；张佩纶字幼樵的，改成庄佑培字仑樵。张爱玲对上代的知识虽不得于家庭，却得之于小说，她对《孽海花》这样的名著一定是看过的，对两张名字中的“樵”字和“纶”字，实在难以搞得清楚，于是长时期成了“数典忘祖”的人，这也无可归过于她。
《新民晚报》读者众多，辐射面很广。此文见报后，便因其中几处令人诧异的提法，遭张爱玲在沪亲友的质疑。很快，张的姑父李开第找到他在九三学社的同事黄伟民，于《环球文学》杂志一九九○年第一期发表《张爱玲的身世与生平》（发表时作者误作“王惠民”），对周劭文中所述张爱玲“幼年侨居海外”、“认祖”等多事，分别辩诬。今天，普通的“张迷”也都知道，张爱玲幼年在国内生活，只是后来去香港读了三年大学。至于“张爱玲认祖”，黄文亦举证：
张爱玲长期和她姑母生活在一起，她（原误“他”—引者注）姑母藏有张佩纶的十五卷《涧于（原误“子”—引者注）集》，张爱玲自然很清楚自己的身世，怎么会有疑问呢？
一九九三年十一月起，张爱玲生前最后发表的作品《对照记：看老照相簿》在台湾《皇冠》杂志分三期刊载，旋由一九九四年二月五日《文汇读书周报》部分转载，其中有：
我弟弟永远比我消息灵通。我住读放月假回家，一见面他就报告一些亲戚的消息。有一次他仿佛抢到一条独家新闻似的，故作不经意地告诉我：“爷爷名字叫张佩纶”，“是哪个佩？哪个纶？”“佩服的佩，经纶的纶，绞丝边。”
此处“弟弟”，即张爱玲的胞弟张子静。敏感的读者应能发现，这段文字也恰是对前述周劭文章的反驳：张爱玲早在圣玛利亚女中住读时即从弟弟口中知晓了祖父的名讳，而此时最晚也在她和周黎庵晤谈之前几年。张子静的回忆（《我的姊姊张爱玲》，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更为详细：
我听到父亲和朋友闲聊《孽海花》，就是在一九三一年一月三集出版之后。那年我已经十岁，才知道我祖父叫张佩纶，外曾祖父叫李鸿章。后来我就把《孽海花》找来看，从人名索引里知道“庄仑樵”就是影射张佩纶；“威毅伯”就是影射李鸿章。姊姊放假回到家，我立刻把这本书拿给她看，她如获至宝，读得津津有味，对于我第三祖母（李鸿章的女儿）嫁给我祖父的那段轶事，尤其好奇，一直缠着我父亲追根问底。
经两度澄清，事情似应告一段落，但争议远未停息。不难猜想，由于此事是周劭的亲历并印象深刻，所以之后他仍不依不饶，继续老调重弹。
一九九五年周另撰《晚清奇才张荫桓》，一九九六年再撰《尴尬奇才唐景崧》，分别刊于《文汇读书周报》，依旧咬定张爱玲错认祖父。上述两文，结集于《文饭小品》（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版）、《一管集》（山西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类似的，还有先后刊于《文饭小品》和《葑溪寻梦》（古吴轩出版社1999年版）里的文章：《魂兮归来，张爱玲！》。
影响所及，其他学者也随声附和。
唐振常说：“周劭先生有文章谈张荫桓（文见《文汇读书周报》），言及张爱玲曾误以荫桓为她的祖父，周纠之。这真是数典忘祖。”（《张佩纶徒事空谈》，载1995年9月27日《新民晚报》）
金性尧道：“由于她家里从来不提祖父，所以她会把张佩纶（字幼樵）和张荫桓（字樵野）误混为一人。”（《关于张佩纶》，载1995年10月28日《文汇读书周报》）
韩石山亦认定：“直到二十多岁，张爱玲还以为她的祖父是南海张荫桓，而不知是丰润张佩纶（字幼樵），还是一次谈话中，周黎庵先生（现名周劭）帮她纠正过来的。”（《也谈张爱玲与胡适》，载1998年9月26日《文汇读书周报》）
直到二○○七年，李福眠著《疏叶陈林》（山东画报出版社），尚有一文：《周黎庵〈张爱玲“数典忘祖”〉教我淘得〈涧于日记〉》。可见其影响之深远。
平心而论，关于张爱玲祖父是谁，看似简单，但早年间信息不发达，远非今日之唾手易得。一九九二年安徽文艺版《张爱玲文集》所附《传略》提及张的祖父是张佩伦（原文如此—引者注）。在一九九七年张子静《我的姊姊张爱玲》出版前，别说普通读者未必知晓，就连一些研究者也并不了然。
例如，台湾学者水晶的《读张爱玲新作有感》道： 她的祖父—猜想是张之洞，或者李鸿章；如果系后者，严格说来，应该是外祖父……她家中在父系这一边，想必和安徽人的关系很深。（发表于1968年，引自《替张爱玲补妆》，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版）
而上海的随笔作家素素不知受谁误导，在文章《来易来，去难去》中竟称：
张爱玲的祖父张荫恒。（原文如此—引者注，引自《就做一个红粉知己》，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版）
鉴于争议双方的说法都系于多年后的回忆，而回忆录之类，局限性极大，如不借助日记或客观史料，不可尽信。争执的两端，一是文史大家，一为著名作家，谁更可信呢？
好在几经查检，找到周氏早在一九四三年即发表的类似文章。仔细对照，却与几十年后的版本存在显著差异：
近顷有以女作家名海上者，有张爱玲女士，吾友《万象》主者平君襟亚揄扬甚力，尝见平君之文于报章，谓女士南海人，方返自香港，其先人为《孽海花》说部中人物云云。晚清政局粤人而张姓者，舍张樵野侍郎荫桓无他人，即《孽海花》中庄小燕（焕英）。侍郎为清季外交界中特出之人物，出身佐贰，扬历八座，虽严谴新疆，卒致祸戮，然其人才学，实出侪辈，盖绍通中西文化，侍郎之力居多。张女士返自天南，又夙攻西学，遂信侍郎继起有人，不知南辕北辙，相去竟不可以道里计也。
既而某小姐介张女士来谒，贶《古今》以数文，均清丽可诵，询其家世，初颇茫然，仅谓先祖父母在《孽海花》中颇有一段Romance云。余大疑，南海侍郎于《孽海花》中初无恋爱事迹可稽，有之，其唯丰润。乃询其籍贯，则河北也；询其父之外家，则合肥也……
女士求学于香港大学，战后方来沪，其母则与父仳离，近方浪迹南洋，不通音讯，女士与姑居于沪，仅恃鬻文自存云。
女士又言，其姑盖即丰润仅存之女，颇悉丰润合肥两家故事，思与能知天宝故事者一谈，亟盼余过其所居。而余尘事鞅掌，竟未一践夙诺，颇为恨事……（周黎庵：《〈孽海花〉人物世家》，《古今》1943年37期）
引文开头“近顷”二字十分关键，表示事情刚发生不久，发生记忆差错的概率极低。
显然，误认张爱玲是南海人的，乃《万象》创办人平襟亚。先误信张爱玲是南海人，进而推断张爱玲祖父即南海张樵野的，不是别人正是周先生自己。
对话中，张爱玲自谓祖父母在《孽海花》里有一段爱情史，祖父是河北人，祖母是李鸿章之女，在在表明她在对话前早已认知祖父是小说第五回里的“丰润庄仑樵”。谈话的结果对于周氏，是打消了他先前的误解。同时张爱玲还邀其与姑姑再晤，以进一步明晰张佩纶与李鸿章两家的往事。
可叹造化弄人，几十年后，调皮的记忆女神Mnemosyne的灵光一闪，却让整件事奇妙地颠倒过来：晚年的周氏显然错得离谱。
虽说张爱玲不至于答错“祖父是谁”的简单问题，但具体到“祖父做过什么事”，她小时候倒真的是相当“茫然”的。其例证，见于张的多次自述，尤其集中于《忆胡适之》：
我们家里从来不提祖父。有时候听我父亲跟客人谈“我们老太爷”，总是牵涉许多人名，不知道当时的政局就跟不上，听不了两句就听不下去了。我看了《孽海花》才感到兴趣起来，一问我父亲，完全否认。后来又听见他跟个亲戚高谈阔论，辩明不可能在签押房撞见东翁的女儿，那首诗也不是她做的。我觉得那不过是细节。过天再问他关于祖父别的事，他悻悻然说：“都在爷爷的集子里，自己去看好了！”我到书房去请老师给我找了出来，搬到饭厅去一个人看。典故既多，人名无数，书信又都是些家常话。几套线装书看得头昏脑涨，也看不出幕后事情。又不好意思去问老师，仿佛喜欢讲家世似的。
祖父死的时候我姑姑还小，什么都不知道，而且微窘的笑着问：“怎么想起来问这些？”因为不应当跟小孩子们讲这些话，不民主。我几下子一碰壁，大概养成了个心理错综，一看到关于祖父的野史就马上记得，一归入正史就毫无印象。（《张看》，皇冠出版社1976年版）
原来，由于父亲不耐烦，姑姑认为不民主，自己年幼看不明白线装书，又矜持不想问老师，这种种原因导致幼年张爱玲的印象里，只剩野史里的“假爷爷”，不见正史中的“真祖父”。小说毕竟虚诞不实，因此长大后当旁人问及，她便谈不出更多的，只有茫然以对了。
很久以后，关于祖父和家世，张爱玲的认知也未显著增加，如《对照记》中她写道：
我祖父出身河北的一个荒村七家岮，比三家村只多四家，但是张家后来也可算是个大族了。世代耕读，他又是个穷京官，就靠我祖母那一份嫁妆。（花城出版社1997年版）
这一叙述并不准确。张家发迹，起于佩纶之父印塘。他在镇压太平天国时，已官居安徽按察使，并与李鸿章交厚，“曾共患难”。而确如张爱玲所评“我弟弟永远比我消息灵通”，张子静在《我的姊姊张爱玲·家世》中的记述详尽而准确。个中原因并不难理解：在于他握有祖父的《涧于日记》、《涧于集》等第一手材料，而这些却是张爱玲年幼时读不明白，以后身在海外又难以企及的。
—不过，“身世茫然”与“认他人作祖父”能相提并论么？
至于平襟亚何以会误认张爱玲是南海人呢？试举一例：
民国初年，刘体智著《异辞录》刊印于世。书中《讥张佩纶三联》中第二联：
后先判若两人，南海何骄，北洋何谄；督抚平分半子，朱家无婿，张氏无儿。（此据中华书局1988年版）
此处的“南海”显非南海张荫桓，而指代主持福建马尾对法海战的张佩纶，为与“北洋”李鸿章对举，才作此别扭称呼。当时，这些对联很可能四处传布，如若轻率失察，会不会由此误人？
老作家舒湮曾在《写回忆录之难》一文中感喟：有的回忆录，引用档案材料，资料丰富但可读性不高；继而笔锋一转，指出：“回忆录首贵真实，传主必须当老实人，说真心话。”真可谓一语中的！但如真欲达此目标，文献查核极有必要。视此例，即令是文史大家，如光凭记忆而信笔涂抹，出现错愆的几率也真不小。
俗语言：“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假如周劭先生在撰《张爱玲“数典忘祖”》之前先翻查一下早年文章，此“公案”还会发生么？很遗憾，这就是历史，它容不得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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