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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四害1960(一)
1958年 “除四害”运动调查报告
关于1958年 “除四害”运动的口述历史 记者信息:
记者姓名: 学校:
院系:历史文化学院 班级:历史1102班
学号:
采访人信息:
采访人姓名：宋** 年龄：70多岁
现居住地：陕西渭南 居住时间：50多年 原居住地：四川成都 学历：小学毕业 采访时间: 2013年7月29日
采访地点:陕西省渭南市**中学家属院
解说:
“四害”由来已久。1958年2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 于除四害讲卫生的指示》。提出要在10年或更短一些的时间内，完 成消灭苍蝇、蚊子、老鼠、麻雀的任务。因此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剿灭麻雀的高潮。全国几乎所有的地方（主要是城市）都采取了全民动员、大兵团作战围歼麻雀的办法。北京市的指示是，从5月18日起，大战三天，„„男女老少，一齐上阵，连明赶夜，用“轰、打、毒、掏”的综合战术，给麻雀以歼灭性的打击。在此三天内，每晨六时前，参战人员必须进入阵地，大街小巷、院里院外、楼顶、墙头、树上，鞭炮齐鸣，竹竿彩旗一齐挥动，处处吆喝，强迫麻雀飞翔。政府和民众还组织火枪队分布市郊防线，阻击围歼，并在一定显明的空场施放
毒饵。中午傍晚进行掏窝搜索，不给麻雀以喘息的机会，使之累死、饿死、毒死、打死，以获全胜。渐渐的，“麻雀”被平反由“臭虫”代替。之后，由于社会生活的变化，“臭虫”又被“蟑螂”取代。因此现如今的“四
苍蝇对我们人类的危害是：“苍蝇身上带着无数的细菌、病毒,可 传播的疾病多达几十种。其中常见的有：痢疾、甲型肝炎、急性胃肠炎、食物中毒、砂眼、小儿麻痹、蛔虫、霍乱等。” 蚊子对我们人类的危害:传播疟疾、乙型脑炎、丝虫病、登革热、黄热病等疾病。 老鼠对人类的危害：偷吃粮食，传播疾病、还会破坏农田的环境。蟑螂对人类的危害：“咬烂食物、损坏原料、污染食品,且传播痢疾、伤寒、小儿麻痹、腺病毒、病毒性肝炎等疾病【除四害1960】
采访内容:
记者: 请您跟我们讲讲新中国成立后到文革发生的一些事吧?
宋**: 60年以前我还小，有印象的事不多，印象最深的就是除四害,
吆麻雀和逮耗子…….当时的什么“大跃进”“反右”离我们甚 远。但“除四害”却是轰轰烈烈，也是大跃进的一部分，叫“大 搞爱国卫生运动”，令人印象深刻。
记者: 请您跟我们讲一讲政府为什么要进行“除四害”运动?
宋**: 那个年代“洋房子”极少，都是泥瓦房.房子低矮潮湿，既老且
旧，很容易隐藏小虫子、小动物像臭虫跳蚤耗子之类的，加上那时生活条件简陋，冬天洗澡不容易，所以那时小朋友身上长个虱子臭虫、小女娃子头发里有两个虱子卵，正常得很，一般
也没人笑话.政府说要改善居民的卫生条件,养成好的卫生习惯.于是就开始除四害了.
记者: 那么都有哪四害?
宋**: 最初的 “四害”的是耗子、苍蝇、蚊子和麻雀。麻雀据说是
吃粮食，抢了大家的口粮，所以列为“四害”。后来据说有科 学家反映，麻雀既是吃粮食，也主吃虫子，所以由毛大爷钦点，才取消了麻雀的四害职务，改由臭虫—蟑螂充任。每人每天还要分类上报除“四害”的成绩。麻雀按只计算，老鼠交尾巴为数，苍蝇、蚊子要实事求是上报
记者; 你们都怎样进行除四害运动?
宋**:“除四害”主要是“秋”和“吆”。“秋”是用药熏。药是居委
会发放的，“六六六粉”拌以锯末，用纸裹紧如拳，名为烟幕弹，点燃后其味极烈。各家各户按要求的时间一起点燃放置在房内、墙角、阴沟的烟冒弹，房子则紧闭门窗，人站在空旷地带，此时，整个城市烟雾弥漫，一般要持续半小时左右，十来天内反复数次，可以说除人没“秋”死之外，不要说只有四害，就是有八害都“秋”死完了。耗子们除直接死在窝里的，大多数基本丧失行动能力，那几天到处都是死耗子，没有工作的婆婆大娘们就收集死鼠，拌石灰装筐运走。有时还用“滴滴涕”喷洒墙缝杀死残存的臭虫跳蚤虱子等等，经过大规模的扫荡,四害就很快几近绝迹，当然，树子上的那些鸟类经此一“秋”，也早就逃之夭夭，班鸠、乌鸦、雁类等大型鸟类的踪迹再也没
出现了，连被人们视为吉祥、益鸟的燕子，从此再也没有在成都的屋檐下筑巢。鸟类唯一未跑的是麻雀，那帮家伙经得整，不怕秋，所以我们只能吆它走。房子的屋脊上、大点的树上坐上人，手拿竹竿上缠布条、或拿上能发出响声的东西像铜锣小鼓，齐声吆喝，发出不间断的噪音，惊得那些麻雀乱飞而且无处停歇.不停地“吆”，麻雀无处落脚，年轻体力好的麻雀就飞到郊外不敢再回老巢了.而那些身体差些的、老的小的麻雀无法停下来也不敢停下来，要么“过劳死”要么吓死,从空中直接掉下来，被人们捡回去下酒。反正轰、打、毒、掏,大伙儿齐上阵，轰赶和打麻雀，用麦子、稻谷、苞谷面拌农药毒麻雀，大人用汽枪打，小娃儿用弹弓打。还上房、爬树掏麻雀窝。反正经过接连不断的驱赶，麻雀们包括其他残存的鸟儿在天空中彻底绝迹。
记者: 你觉得除四害运动对于我们来说有什么意义?
宋**: 除四害运动，消除了很多人的陋习，清除了很多落后的东西，
提高了成都人的卫生素养，使很多疾病不再发生或少发生，对人口密集的城市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只不过当时的人们也无法认识到环境保护与卫生的关系，也认识不到当时的那些化学品对人对环境的影响,后来据说六六六粉危害相当大，残留的时间相当长才禁止使用.所以,往往是吃了亏后才学到经验，也算是福祸相依吧。四害除了，目的达到了；但不该除的鸟儿吃了亏，人也吃了亏,后来的自然灾害真是害惨了人们.
记者: 最后,我们想请您谈一谈您在经历了“除四害”运动后的感悟. 宋**: 生活中我们要勤俭节约，不要乱丢废弃物，要爱护自然的一草
一木,要保护小动物,人要有爱心,要爱护我们的家园,不能破坏生态环境的平衡,否则最后受伤害的还是我们自己. 我们要给自己积德啊!
采访后的感想:
我想在经历过20世纪中期的人,不会忘记那场轰轰烈烈的"除四害"运动, 50年前那场空前绝后的全民"除四害"运动,在今天看来是多么的不可思议,在那些令人咋舌的"战果"数字背后,我们或许应该深深的思考一下”除四害”到底给我们带来了什么?
在当时的除“四害”运动中，麻雀应该算是最无辜的。一些有识之士确实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一些专家学者就曾向中央力荐“麻雀吃谷有限，吃害虫极多，实际上是益鸟！”试图为麻雀平反，但是在当时“全 国山河一片红”的狂热局面下，任何声音都于事无补。
而这次“除四害”中，麻雀目标也最大，最容易被发现，且比老鼠、苍蝇和蚊虫要好对付，于是，麻雀就成了人们重点消除的对象。白天大人们用枪打、网捕、毁窝等办法对麻雀进行围截追堵。晚上，大人拿着火把、电筒，孩子们则敲着铁桶、搪瓷脸盆，“咣、咣、咣”地把麻雀轰出窝。这场空前绝后的“剿雀大战”，真是战果显赫啊! 由于人们消灭了大量的麻雀,田地里引起了大量的虫灾,庄稼被虫子大量的毁坏,自然灾害给人们的生活造成严重的影响.这时一些人们开始意识到麻雀并不是害虫.从1955年冬开始,他们为麻雀的命运
除四害1960(二)
1955年灭四害郭沫若写诗咒麻雀
1955年灭四害郭沫若写诗咒麻雀：你真是个混蛋鸟
2012年08月19日 13:52
来源：炎黄春秋 作者：雷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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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4 月21日的《北京晚报》发表了郭沫若作的“咒麻雀”诗一首：“麻雀麻雀气太官，天垮下来你不管。麻雀麻雀气太阔，吃起米来如风刮。麻雀麻雀气太暮，光是偷 懒没事做。麻雀麻雀气太傲，既怕红来又怕闹。麻雀麻雀气太娇，虽有翅膀飞不高。你真是个混蛋鸟，五气俱全到处跳。犯下罪恶几千年，今天和你总清算。毒打轰 掏齐进攻，最后方使烈火烘。连同武器齐烧空，四害俱无天下同。”
本文摘自《炎黄春秋》2009年第2期，作者：雷颐，原题：《“麻雀”有故事》 不是“过来人”可能很难想象，在上世纪50年代曾兴起过一个轰轰烈烈的消灭麻雀全民运动；而“过来人”对这个“运动”的详情大多也不甚了了，更不知道其中一些人物的命运。麻雀遭劫，最终导致人的劫难。
1955年，毛泽东在 组织起草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即《农业十七条》时，决定将麻雀与老鼠、苍蝇、蚊子一起列为必除的“四害”。1956年元月经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最高国务会 议正式通过的《纲要草案》第27条规定，从1956年起分别在五年、七年或十二年内基本上消灭包括麻雀在内的“四害”。于是，消灭麻雀的运动正式兴起。 1956年1月6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富平县九万青少年两天内消灭七万多只麻雀”的新华社消息：“青年团陕西省委员会已经号召全省五百万青年和少 年开展一个‘消灭麻雀运动月’，要求在1956年内把全省的麻雀全部消灭。”
两天后，《人民日报》又发表了“北京市最近一周内将基本消灭麻雀”的报道，报 道中说，“火器营乡的麻雀就是在八天内被基本消灭了的”。
在这种形势下，许多科学家仍顶住巨大的压力，坦陈麻雀不是害虫，不应消灭。1956年秋，在青岛举 行的中国动物学会第二届全国会员代表大会还专门召开了一次麻雀问题讨论会。虽然不少人因为消灭麻雀运动是领袖和中央的决策而不愿意发言，但仍有几位科学家 公开提出不同意见。中科院实验生物研究所的研究员、副所长朱洗先生首先发言。他以历史为例，说明消灭麻雀的危害。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大帝非常讨厌麻雀，在 1744年下令悬赏消灭麻雀，一时间普鲁士的麻雀几乎绝迹。但不久就发生大规模虫害，腓特烈大帝不得不收回成命，并从外国运来麻雀。随后生物学家郑作新、 薛德焙、张孟闻、辛树帜、丁汉波、张作人等都以自己的研究为坚实的基础，公开反对消灭麻雀。他们退一步说，要定麻雀为害鸟起码是证据不足，建议在没有得到 科学结论之前要暂缓杀麻雀（薛攀皋：《为麻雀翻案的艰难历程》，《************》1998第12期）。
但这些生物学家的反对意见并未起作用，消灭麻雀依然成为“国策”。1957年1月18日《北京日报》发表了时任教育部副部长的生物学家周建人题为 《麻雀显然是害鸟》的文章，他断定“麻雀为害鸟是无须怀疑的”，“害鸟应当扑灭，不必犹豫”。他写道：“社会已经改变了，但旧社会的某些思想方法或观点仍 然会残留着。过去时代不少人把自己看作是自然界的顺民，不敢有改造自然的想头，当然也不敢把自己看作是自然界的主人。”“还有叫做均衡论的见解，也妨碍人 们改造自然的决心”，“均衡论只强调了静止的一面，忽略了生物的历史是一个过程”，“均衡论叫人害怕自然界如失掉均衡会闹出乱子。”刚刚经历过严酷的“思 想改造”的科学家们，当然明白“旧社会的某些思想方法或观点”、“均衡论”的大帽子意味着什么，而且，《北京日报》的编者按明确指出发表这篇文章是针对朱 洗等人的观点的。 1958年3月至5月，毛泽东在几次中央工作会议及八大二次会议上，都号召要消灭麻雀。在“大跃进”中，消灭麻雀的“群众运动”也在全国进入高潮。 从3月起，全国各地陆续成立了由地方主要领导担任“总指挥”的“围剿麻雀总指挥部”，各地都在“总指挥部”的指挥下发动了灭雀大战役，各地报纸作了连篇累 牍的报道，有时甚至是整版的宣传报道，许多报纸还发了消灭麻雀的社论。这些报道的标题几乎全是“军事性”的：“调兵遣将、准备武器、摩拳擦掌：灭雀大军待 命总攻”，“全市金鼓齐鸣杀声震天迫使麻雀纷纷落地”、“灭雀大军战果辉煌”、“准备武器、出动侦骑：三军誓灭小东西大敌人”、“阵地密如网、岗哨密如 林、小麻雀命在旦夕”„„
4月19、20、21日，北京市发起了连续三天的灭雀大战役，《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多次作了详细报道。从4月22日的《人民日 报》对北京的报道，亦可看到全国情况：“这三天，首都全城沸腾，由三百多万工人、农民、干部、学生、战士和居民组成的围剿大军连日向麻雀猛攻猛打。全市各 个角落都布满了手持‘武器’的战斗岗哨。六七十岁的老太太和五六岁的孩子手里也拿着各种响器敲打轰赶。”“根据麻雀飞行和耐饿力很弱的特点，首都人民采取 轰、毒、打、掏的综合战术，安排了作战的具体步骤和时间，每天清晨和下午四时到七时半，趁麻雀出窝觅食和回窝的时机，全市统一行动，集中轰赶。麻雀到处不 能落脚，吃不着食喝不到水，累的晕头转向，疲惫而死。大批的麻雀被赶到‘安静’的毒饵区和
火枪歼灭区，都中毒、中弹死亡。傍晚以后，漏网的麻雀进了窝，由 突击队进行掏窝、堵窝。”三天歼灭麻雀40万只。4月24日的《人民日报》又刊登了题为《一场轰轰烈烈的歼灭战》的报道，描述更加详细，文章最后写道： “这是一桩豪迈伟大的行动。它再一次证明：在党的领导下，群众的力量无比强大，因此在短时期内，就创造出了这样动人的奇迹。”4月21日 的《北京晚报》发表了郭沫若作的“咒麻雀”诗一首：“麻雀麻雀气太官，天垮下来你不管。麻雀麻雀气太阔，吃起米来如风刮。麻雀麻雀气太暮，光是偷懒没事 做。麻雀麻雀气太傲，既怕红来又怕闹。麻雀麻雀气太娇，虽有翅膀飞不高。你真是个混蛋鸟，五气俱全到处跳。犯下罪恶几千年，今天和你总清算。毒打轰掏齐进 攻，最后方使烈火烘。连同武器齐烧空，四害俱无天下同。”
当时还是中学生、家住北大的杨炳章回忆道：“有天下午我放学回来，正在‘红湖’附近玩耍。北大学生则在打麻雀，所有的高处，山顶上，亭子顶上，都站 着人。五彩缤纷的旗帜，锣鼓声和呐喊声，搞得非常热闹。据说北大占地辽阔，外面许多麻雀都跑北大后湖来了，于是得在后湖‘追穷寇’，其战略思想就是说麻雀 总是要飞的，不要让它有任何落足之地，就会给它活活累死。”（杨炳章：《从北大到哈佛》，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第46页）舒芜先生此时在人民出版社刚被 定案为右派第四类，留在机关监督使用，分派给他的任务是到机关大楼房顶坐着，有麻雀飞过便敲盆击碗，摇旗呐喊。后来停止打麻雀了，他“暗中还有些可惜，想 来以后不会再有‘守空待雀’这样轻松的活儿了”。（舒芜：《戴段钱王之妙》，2000年9月19日《中国图书商报》）
上海的《解放日报》4月26日发表了《全民动员围歼麻雀》的社论，号召说：“全市城乡各路的指战员们，一场伟大的战斗就要开始了，让我们立即动员起 来，做好思想上、组织上、物质上的一切准备，万众一心，英勇、机智、沉着地为保护庄稼、消灭麻雀而战斗吧！”据4月28日《解放日报》报道，上海仅27日 一天就“歼敌”25万。而12月13、14两日，上海再次发动“灭雀大战”。《解放日报》12月12日又发表了《给麻雀以歼灭性的打击》的社论，这两天共 灭雀44万只。12月13日是全市第二次统一打麻雀开始的日子，从凌晨起，全市的大街小巷红旗招展，房顶上、庭院里、空地上、马路上和农村的田野上布满无 数岗哨和假人，大中小学生、机关干部、工人、农民、解放军战士此起彼伏地呐喊。一般由青壮年负责捕、毒、打，老人和小孩守住轰赶岗位，在公园、公墓、苗圃 等处设了150个火枪区。沙叶新当时正随华东师大中文系在郊区农村进行“教育革命”，那天他和同学“分别爬在公路两边的一些大树上，不停地敲着锣鼓、脸盆 和一切能发出响声的东西，使疲于奔命、惊魂未定的麻雀绕树三匝，无枝可依，然后纷纷坠地身亡„„”
全国各地都大同小异，相当多的地方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济南市围剿麻雀总指挥部”发布的“总攻击动员令”“特向全市人民发布战斗命令”：“各区 指挥部暨全体指战员，必须整装待命，服从指挥，准时进入阵地，展开战斗”；“这次围歼麻雀的战役，是决定我市今年能否彻底歼灭的关键，为此要求我全体指挥 员、战斗员和我全市人民，人人奋勇，个个争先，猛打猛冲，不获全胜，决不收兵！”（1958年5月9日《济南日报》）据不完全统计，从3月到11月上 旬，8个月的时间中全国捕杀麻雀19．6亿只！为此，《人民日报》还专门发文热情讴歌。不过，“惩罚”自然之后，必然要受自然的“报复”。1959年春， 上海等一些大城市树木发生严重虫灾，有些地方人行道树上的树叶几乎全被害虫吃光。在这种情况下，生物学家更强烈要求为麻雀“平反”。
然而，1959年7月10日下午在庐山会议的一次讲话上，毛泽东再次提到麻雀问题，“他不无情绪地说：有人提除四害不行了，放松了。麻雀现在成了大问题，还是要除。”
面对庐山会议后强大的“反右倾”浪潮，朱洗、郑作新、冯德培、张香桐等几位科学家仍无所畏惧，继续为麻雀鸣冤翻案。中国科学院生物化学研究所的理论生物物理学家徐京华研究员十分天真地说，为麻雀翻案，比为曹操翻案重要得多。他不知道，此时史学界、文学界正闹得沸沸扬扬的为“曹操翻案”，并非发思古之幽情，而是大有深意（《为麻雀翻案的艰难历程》）。
所幸的是，他们的强烈反对意见此时得到中科院领导的支持，院方十分策略地决定以党组书记张劲夫的名义、以反映科学家不同意见的方式写了《关于麻雀益 害问题向主席的报告》，经胡乔木转报毛泽东，随《报告》还附送了一份《有关麻雀益害问题的一些资料》。《资料》共三个部分：一、外国关于麻雀问题的几个历 史事例；
二、目前国外科学家的一些看法；三、我国科学家的一些看法。扼要介绍了朱洗、冯德培、张香桐和郑作新四位生物学家反对消灭麻雀的意见。毛泽东很快 看到报告，这份附有大量科学依据和分析的报告终于打动了他，这个报告后来作为中央杭州会议文件之十八散发给与会者。毛泽东在1960年3月18日起草的 《中共中央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中提出：“再有一事，麻雀不要打了，代之以臭虫，口号是‘除掉老鼠、臭虫、苍蝇、蚊子’。”当然，并不能说打麻雀打错了。 4月6日，谭震林在 二届人大二次会议所作关于农业问题的报告对此十分委婉地说道：“麻雀已经打得差不多了，粮食逐年增产了，麻雀对粮食生产的危害已经大大减轻；同时林木果树 的面积大大发展了，麻雀是林木果树害虫的‘天敌’。因此，以后不要再打麻雀了„„”（《为麻雀翻案的艰难历程》）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辑的《中共党史大 事年表》记载：“五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指出，‘近两个月来，北京、天津、上海和辽宁省调入的粮食都不够销售，库存已几 乎挖空了，如果不马上突击赶运一批粮食去接济，就有脱销的危险。’为了解决日益严重的市场供应紧张问题，中共中央除多次发出指示，紧急调运粮食以支援最困 难地区外，还采取了减少民用的平均定量，降低城乡的口粮标准和食油定量，并提倡采集和制造代食品等多种应急措施。”（《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人民出版社 1987年出版第305页）对此，朱正先生评论说：“那时的情况就是这样：每一粒粮食都是多么宝贵啊！谭震林作报告的时候，正好在中共中央这一指示说的 ‘这两个月’之中，正是粮食最紧张，库存都几乎挖空的时候，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分管农业的书记，他不会不了解情况。了解情况还要说‘粮食逐年增产了’，是 为了给赦免麻雀寻找出一个站得住的‘说法’，有他的不得已吧。”（朱正：《赦免麻雀的‘说法’》，《随笔》2000年第4期）【除四害1960】
这种不能直接承认消灭麻雀决策错误、不能不采取这种“不得已”的“说法”堪称巧妙，也是中国的“政治文化”使然。不管怎样，麻雀的劫难终于结束，值 得称道。但是，在几年后开始的“文革”之中，却开始了人的劫难。这些科学家被扣上利用麻雀做文章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大跃进”，反对最高指示„„种 种罪名，受到残酷迫害。郑作新的罪名是为麻雀评功摆好，利用麻雀做文章，反对伟大领袖，反对最高指示，因此长期被关入“牛棚”，经常挨批挨斗，直到“文 革”结束后才被彻底“平反”。朱洗先生虽在1962年已经病逝，但此时仍被扣上把伟大领袖毛主席同普鲁士腓烈特大帝相提并论、公开反对毛主席的罪状，因 此，竟令人发指地受到砸碑掘坟、曝其尸骨的“严惩”！
面对他们的悲剧，不能不使人想到为麻雀翻案的艰难历程，想到在这之后的人的悲剧命运„„其中值得反省之处很多很多——为什么会做出这种明显违反科学 的决策？为麻雀“平反”与政治基本无涉，但其道路为何仍如此曲折？这反映出决策、纠错机制的什么问题？这些科学家在“文革”中为何会受到如此迫害？是何种 教育、思想灌输使那些原来的“普通人”能做出对死者鞭尸扬灰这种令人发指之事却还自以为非常“正义”？他们的悲剧，更使人想到，那些在艰苦条件下创造辉煌 业绩、建立伟大功勋的科学家现在终于得到了应有的荣誉和崇敬，而那些不顾个人安危防止灾难产生或扩大的科学家，其实也应得到同样的荣誉和崇敬，也应被后世 永远纪念。当然，他们当年“犯颜直谏”并未想过个人名利，但历史不应将他们遗忘。更重要的是，那种为真理不畏强权的嶙峋风骨，应该成为我们民族精神、文化 的基柱，成为我们民族的灵魂。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除四害1960(三)
六十年新闻史,六十年“进化”史
六十年新闻史，六十年“进化”史
宋曦曦
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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