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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金融助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
金融助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金融助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金融是现代市场经济核心。“十三五”期间，我国金融应着力于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充分服务实体经济；中央银行、商业银行和资本市场都应践行创新发展的理念，发挥各自作用，形成合力，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发挥重要作用。
发展直接融资、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对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特别是在创造新供给、改造老供给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上市公司再融资和并购重组，有利于传统行业结构调整。在发展新兴产业、培育新供给方面，多层次资本市场也能部分解决创新创业企业的融资问题。
创新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工具
首先，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因时而变。我国货币政策正由过去单独运用数量型政策工具，逐渐向同时使用数量型工具和价格型工具过渡，由直接调控向间接调控转变。货币政策最终目标将转向以价格型工具为主、数量型工具为辅。目前，货币政策已进入盯住利率和汇率的“双锚”时代。资金价格由利率和汇率表现出来。利率是人民币对内价格，汇率是人民币和其他货币的相对价格。从利率角度看，目前存款利率市场化改革已经取得实质性突破，但是基准利率体系还不完善，特别是还没有形成连续、光滑的国债收益率曲线，货币传导机制不通畅，因此，价格型政策工具效果打了折扣。这决定了目前我国中央银行还必须以数量型工具调控为主要调控手段。
其次，综合使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目前，即便数量型政策工具也存在一些问题。通过外汇占款投放基础货币已经不灵了，过去主要通过提高金融机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把人民币升值导致投放过多的基础货币回笼到中央银行账户上。现在要反其道而行之，人民币对美元出现贬值，资本出现外流，导致外汇占款越来越少，这就客观要求采取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为市场提供流动性，以保证经济发展对货币的合理需求。目前经济下行压力大，保持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尤为重要。“十三五”期间，经济增速可望保持6.5%-7.0%，相应的广义货币供应量M2增长就不能太低，近期有必要保持在13%左右。随着经济增速趋缓，M2增长将同步下降。货币政策在保持稳健的同时，其灵活性、前瞻性、针对性要充分体现出来，要综合运用多种政策工具，综合考虑国内和国际两个方面影响因素，保持流动性相对稳定，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和局部性金融风险底线。
第三，创造条件通过资本账户逆差主动向外输出人民币。随着我国FTA战略扩大实施，主要伙伴可使用本币结算。应充分发挥香港离岸市场的枢纽作用，扩大海外人民币支付结算网络覆盖面和金融机构网点布局。短期内，我国不会出现经常项目逆差，通过资本账户逆差输出人民币将是必然选择。人民币在亚洲地区已被广泛接受，我国与韩国有较大贸易逆差，可优先扩大使用人民币。十年前，我国推出了由国际机构发行、以人民币计价的熊猫债券，一直以来发展缓慢。一是由于当年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增加了融资成本；二是境内外市场存在较大利差。现在，人民币对美元温和贬值，美联储开始加息，而人民币利率走低，上述条件都在改变，“熊猫债券”的春天正在来临。这里特别要强调的是，“熊猫债券”是人民币直接走出去，这与美元流出有着根本不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应抓住有利时机发行人民币债券。
第四，货币政策同时关注国内和国际两方面的影响因素。以前，我国货币政策无需考虑境外人民币流动性，但是现在情况变了。我国货币政策调整须及时准确把握境外人民币需求，减少负面溢出效应，要加强大国宏观政策协调，与全球市场进行有效沟通。随着人民币国际化和资本账户进一步开放，我国应有前瞻性的风险防范措施，全面提升风险管控能力。人民币加入SDR标志着人民币国际化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未来五年，人民币将超过英镑和日元，成为全球第三大货币。到2025年，人民币将成为国际主导货币之一，发挥和中国经济地位相适应的国际作用，但不会改变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我国应审慎、积极应对各种挑战，国际社会包括美国也应予以人民币国际化更多支持，这有利于全球金融稳
定和减轻美元的国际责任，是一个多赢的理性选择。
第五，稳步推进资本账户对外开放。未来几年是加快资本账户开放的关键时期。上海是在岸国际金融中心，香港是离岸国际金融中心，双子星座，遥相呼应。鼓励经贸伙伴使用人民币，在全球扩大布点，形成离岸人民币业务中心网络，扩大推出与人民币直接交易货币种类，加快香港人民币离岸市场枢纽建设，发挥香港作为人民币离岸业务“一传手”角色，发挥新加坡、悉尼、首尔、台北、伦敦、法兰克福、多伦多等“二传手”作用，在海外形成市场化的人民币利率和汇率指标体系，为央行汇率政策提供参照。做大亚洲债券市场，完善海外人民币支付结算体系，发挥中央银行主导作用，利用东道国现有银行体系，包括信用卡和互联网等手段，促进人民币在国际市场广泛流通。建立强大的开放型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推动人民币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主导作用。
第六，预防和化解潜在金融风险，特别对外汇市场波动予以高度关注。一是稳定外汇市场预期，防止出现羊群效应和踩踏性事件。摒弃“大幅贬值促进外贸出口”的想法，承诺人民币盯住一篮子货币保持汇率基本稳定。二是协调推进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增加债券交易品种，完善国债期限结构，形成平滑的国债收益率曲线，疏导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扩大外汇市场参与机构类型，拓宽市场深度和广度，适度扩大人民币兑主要货币汇率浮动区间，使汇率更有弹性。推出外汇平准基金，平抑市场异常波动。有序推进境内人民币利率、汇率与境外利率、汇率的接轨，适当扩大债券市场参与主体范围。考虑吸收国际开发性金融机构，包括符合条件的商业银行机构和其他金融机构进入上海银行间市场。三是加强对跨境资本流动监管。适时开征金融交易税，增加短期资本跨境流动成本，抑制短期资本跨境频繁流动。完善跨境资本流动的风险监测预警指标体系，健全外债和跨境资金流动管理体系。做好压力测试和情景分析，防患于未然。四是在上海推出人民币期货交易，掌握人民币汇率定价权，为人民币币值稳定、控制汇率风险提供保证。
最后，要完善金融分业监管体系，加强中央银行综合监管职能，发挥央行应对金融危机的主导作用。随着混业经营不断深入，流动性风险将取代信用风险成为最重要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在向市场提供流动性、恢复市场信心方面，充分发挥央行最后贷款人作用，加强央行与银监会的信息共享和协同行动。完善现有金融监管联席会议制度，强化央行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监管。
团金融助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二)
互联网金融助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互联网金融助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发布时间:2016-07-15编辑:德秀 手机版
所谓“供给侧”，即供给方面。国民经济的平稳发展取决于经济中需求和供给的相对平衡。中国经济的增长迈入
了泥潭，供给侧的改革登上了舞台。此次中国经济的下滑已经不再是周期性的波动，而是一场结构性的危机。
当前中国经济从短缺经济进入到过剩经济阶段,经济新常态要求加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传统产业要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的背景下,如何让人们日益增长的新需求得到有效满足,比如说很多老百姓到境外买马桶盖、高压锅等等,说明我们的供给侧没改革还没有完全跟上需求的变化和消费的升级。
对此,中央财经大学教授、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黄震认为,在当前深化改革过程中,供给侧已经出现很多新的机会。供给侧结构性的改革要从供给端发力,而互联网金融正应该助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互联网金融在其中具体能做什么呢?黄震认为以下几个方面值得关注: 互联网金融本身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容
黄震认为,互联网金融本身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容,属于提供新供给的一个增量改革空间。现在老百姓的需求正在变化,很大的变化就是过去钱包里没有钱,拼命地用劳动力挣钱,现在有了一点钱,需求发生了变化,希望钱包里的钱能保值增值。中国老百姓“钱多的烦恼”已经出现,不知道谁能提供服务的供给,让老百姓有实现保值增值的投资方式。这个需要的满足必须增加新的金融服务供给。
传统的金融机构在这一块的服务没有及时地调整跟进,仍然在服务传统的产业和大企业。对居民投资理财的需要,虽然有所反应,但是总体还是未能满足人们的需求,所以需要用新金融,特别是用互联网金融的方式来提供服务的供给。曾几何时,老百姓自发地通过民间借贷的方式提供一种供给,温州等地甚至出现“人人放贷”的现象,但是这种方式太古老,并且经常出现周期性的风险事件。民间金融成为非法集资乃至集资诈骗屡次发生的温床,如何将民间金融引导到阳光化、规范化和专业化的途径上来,成为一个时代性的课题。
黄震认为,过去我国金融在供给侧没有满足需求,没有匹配居民的需求,所以才进一步引进P2P借贷、股权众筹等这些互联网金融的模式。由于强烈的需求激发供给增长太快,导致膨胀式、爆炸式的发展。P2P网贷平台的数量在三四年的时间里增长到注册超过三千家,现在可能生存一两千家。这种情况都是说明需求是旺盛的,居民投资理财的需求还没有得到充分的满足。但当前出现这么多问题平台甚至违法犯罪现象是金融服务在供给侧出了问题,一些金融服务的供给是劣质的,甚至是伪创新等问题。因此,金融供给侧改革依然要加大创新力度,服务于居民的投资理财的需求。对互联网金融来说首先本身就是供给侧的重要内容。
互联网金融要帮助供给和需求精准匹配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要改变过去大规模的工业化高污染、高耗材、高耗能的状态,把这种机器化的大生产变成精准化、个性化、定制化的生产,满足我们日益增长的高品质的需求。所以从过去大规模生产转变为订制化、个性化的生产,必须要有一个精准的数据服务和互联网金融。通过网络支付的发展大家可以看到,现在的支付跟以往的支付最大的不同就是,以往的支付只是货币出现了转移,现在的支付在货币转移之外产生了支付的数据可以沉淀和挖掘。现在第三方网络支付的价值在于这个交易完成之后,交易的数据得到进一步的沉淀挖掘之后产生了新的价值。从而能够为以后的商家服务提供精准营销的决策依据。
有了这样的金融服务之后,帮助生产者进行有效的供给,优质的匹配到我们的需求上面来。所以互联网金融在过去提高供给侧的质量和提高精准营销的方面已经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供给侧改革是一种结构性的改革,结构性的根本就是要实现匹配的精准化,所以通过互联网金融已经在阿里巴巴的电商平台、京东的电商平台上实现了这一方面的功能,让营销更加精准,数据能够实时动态地进行调整,优化供给侧的匹配。这是对于消化库存和消化现在的产能产生的作用。
为供给侧增加新供给提供金融支持
更重要的是供给侧要增加新供给。对于日益增长的新的需求,老百姓的需求产生了需求结构的改变,与之匹配的新供给要跟上,需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发现这些需求,满足这些需求,增加新的生产和服务。在这种创新、创业的过程当中,谁来提供金融支持?我觉得互联网金融是在供给侧改革增加新的供给的服务和生产等活动之间提供新的金融支持的手段,尤其是以真正的P2P、众筹为代表的模式是能够实现金融资产和我们的需求之间的优质匹配、精准匹配的,从而提供支持创业者金融需求的满足方式。
大规模的生产不能满足个性化的需要,只有创新、创业者从非常小的切入口发现我们的各个需求,并有效地提供快速的、便捷的服务才能够实现我们的需求得到满足。这需要金融支持,这种小微的创业的需求往往被传统的金融正规体系所忽略,这是急需要用创新的小微的金融服务,包括P2P借贷、众筹、股权众筹等方式支持创业创新活动。【团金融助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互联网金融要为制度供给探索新路
供给侧的改革呼唤互联网金融进一步的创新和规范,目前互联网金融需要制度供给的改革。贾康教授讲到过土地、资本、人力等生产力要素的变量因素不是很大,但是技术和制度是非常关键的要素。中国互联网金融现在发展到了一个瓶颈期,过去蓬勃发展的过程当中主要是资金推动、市场推动和需求推动,但是我们的制度供给没有跟上,导致互联网金融领域重演了“一放就乱”的市场怪圈,我们不希望再出现“一管就死”的监管困局,所以我国需要加强制度创新,探索互联网金融的规范之路,使互联网金融不仅是服务于实体经济、小微企业提供增量,还要在制度供给方面也探索一条新路。 互联网金融是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个试验田,如果我们能够在互联网金融领域中找到制度供给的一种创新模式,也许将来可以移植到整个网络空间,甚至更大的空间来探索我们国家的治理现代化。
不过,黄震同时表示,互联网金融助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与此同时,互联网金融呼唤制度供给能提供新的动力,互联网金融并不需要很多新的法律,只要把现有的这些打击非法融资规范,各种融资活动,以及惩罚诈骗做到位,就可以清理好互联网金融继续发展的环境。这些法律制度的落实也就能够助推互联网金融持续健康发展,并助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通过改进制度的供给,助推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以及助力整个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条行之有效的方法。
团金融助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三)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从提高供给质量出发，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更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1]
2016年1月26日下午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二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落实好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从生产领域加强优质供给，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使供给体系更好适应需求结构变化。[2]
面对中国经济当下的困局，仅从需求侧着手已经很难有所突破，供给侧与需求侧双侧入手改革，增加有效供给的中长期视野的宏观调控，才是结构性改革。[3]
中文名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团金融助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外文名 Reform of the supply side
概念提出 习近平
提出时间 2015年11月10日【团金融助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改革要点 供给侧改革
改革目标 降低企业融资成本
改革目标 增强金融对实体经济支撑能力
改革目标 进一步简政放权，助力创业创新
改革目标 搞活微观，增强企业竞争力
改革目标 减轻企业税费负担
根本目的 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
改革背景
在计划经济时代，央企的生产力取得了一定的发展。自2003年后，央企生产力变革变得很缓慢，主要原因就是央企的体制与机制很陈旧。第一是央企的机制缺乏活力，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第二是政企不能分开，尤其是所有权与经营权牢牢捆在一起；第三是央企的发展以扩张型为主，造成目前严重的产能过剩；第四则是央企被内部人控制严重，腐败加重。国企改革应该从解决过剩产能入手。
钢铁、煤炭、水泥、玻璃、石油、石化、铁矿石、有色金属等几大行业，亏损面已经达到80%，产业的利润下降幅度最大，产能过剩很严重。截至2015年12月初，几大行业的生产价格指数（PPI）已连续40多个月呈负增长状态，这几大行业对整个工业PPI下降的贡献占了70%—80%。
由于产能过剩的企业占据着大量人力、资金、土地资源，使得生产以及运营成本居高不下，制约了新经济的发展。因此，势必要建立有效的过剩产能退出机制。“僵尸企业”不退出，企业转型就不可能实现。
“僵尸企业”都普遍处于一种按兵不动的“熬”冬状态，或在等待来年形势转好，或想把这种情况拖下去移交给下任解决。而领导层则希望其能够腾“笼”换“鸟”，这其实是很困难的事。
供给侧要通过产业的调整，通过创新，来提高生产率，来适应市场需求的结构变化。通过结构性改革调整，应该对2016年经济的增长有一个乐观的预期。[1]
中国供需关系正面临着不可忽视的结构性失衡。“供需错位”已成为阻挡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最大路障：一方面，过剩产能已成为制约中国经济转型的一大包袱。另一方面，中国的供给体系，总体上是中低端产品过剩，高端产品供给不足。因此，强调供给侧改革，就是要从生产、供给端入手，调整供给结构，为真正启动内需，打造经济发展新动力寻求路径。[4]
传统的先增长后治理、追求增长忽视公平等发展方式失去了可持续性，必然走到尽头。 新常态下，结构调整是一种大逻辑、大格局、大趋势，是中国无法回避、必须进行的一场变革。
结构性改革是改革的重头戏，也是考验中国经济能不能转型升级的关键。积极发现培育新增长点，需要结构性改革来推进，需要在需求结构、投资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产业结构、分配结构等方面发力。
国际金融危机后，各国为维持经济可持续增长，普遍认识到推动结构转型、改革原有经济运行模式势在必行。[5]
中国过去主要采取需求管理政策，拉动投资、消费、出口这“三驾马车”来推进经济增长。虽然取得了一些经济增长效果，但也带来了一些副作用和后遗症，以至于中国不得不对这些前期政策进行消化。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为了保增长或稳增长，中国采取了一系列主要针对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宏观调控政策，如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和政府投资政策。这些政策确实起到了保增长或稳增长的效果。
但是，宏观调控政策的边际效应在递减。虽然连续多次采取了稳增长措施，但GDP增速自2010年一季度达到12.1%的高度之后，一直在震荡下行，直至2015年三季度的6.9%，而且尚未扭转下行趋势。这就使得中国不得不重新思考：为什么抚平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宏观调控政策达不到预期效果，其核心原因恐怕是没有完全找对病根，没有对症下药。中国经济的主要问题是结构性问题，而非周期性问题。针对结构性问题，不能用解决周期性波动的宏观政策去应对，而要采取结构性改革去化解。[6]
存在问题
中国的结构性问题主要包括产业结构、区域结构、要素投入结构、排放结构、经济增长动力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等六个方面的问题。[6]
这六个方面的结构性问题既相对独立、又相互叠加，需要通过结构性改革去有针对性地解决。
1、产业结构问题
产业结构问题突出表现在低附加值产业、高消耗、高污染、高排放产业的比重偏高，而高附加值产业、绿色低碳产业、具有国际竞争力产业的比重偏低。为此，需要加快推进科技体制改革，促进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产业的发展；需要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为绿色低碳产业发展提供动力；需要通过金融体制改革、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等去淘汰落后产能和“三高”行业等。
2、区域结构问题
区域结构问题突出表现在人口的区域分布不合理。目前，我国城镇化率尤其是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偏低，且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大大低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此，需要加快户籍制度改革、福利保障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等，推进农民的市民化进程，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
区域结构的另一个问题是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公平。例如，有些地方享有很多“特权”政策，有些地方发展严重滞后。为此，需要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财税制度改革、区划体制改革等，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市场，解决不同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使人口和各种生产要素在不同地区自由流动、优化配置。
3、要素投入结构问题
中国经济发展过度依赖劳动力、土地、资源等一般性生产要素投入，人才、技术、知识、信息等高级要素投入比重偏低，导致中低端产业偏多、资源能源消耗过多等问题。为此，必须要加快科技体制、教育人才体制等改革，优化要素投入结构，更多地实现创新驱动。
4、排放结构问题
中国排放结构中废水、废气、废渣、二氧化碳等排放比重偏高。这种不合理的排放结构导致了资源环境的压力比较大。为此，必须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制度改革，特别是推进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自然资源用途管制制度、资源有偿使用制度、生态补偿制度，以及用能权、用水权、排污权、碳排放权初始分配制度等方面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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