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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通商，意在武夷山茶”——晚清五口通商以来福州茶叶贸易兴衰与社会变迁(一)
五口通商时期的对外茶叶贸易
五口通商时期的对外茶叶贸易
摘要：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被迫打开广州、厦门、宁波、福州、上海这五个通商口岸，即开启了著名的“五口通商”时代。在五口通商当中，最初以广州作为出口茶叶的主要城市，继而上海作为通商口岸之一，以其自身的发展优势取代了广州的地位。后期一些外国人在我国开设茶叶贸易机构，国内相当数量的茶庄、茶肆等成为茶叶出口贸易的中介，基于以上发展情况，我国的茶叶贸易获得较快的发展。在茶叶出口贸易的发展进程中，曾一度出现“繁荣期”，同时也出现过“瓶颈期”。但最终在历史上创造了对外茶叶贸易的黄金发展时期，其对现今对外贸易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五口通商；对外茶叶贸易
历史上有名的“五口通商时期”，主要分布在广州、厦门、宁波、福州、上海几个地方。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茶叶的出口对于整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其中英国获利最大[1]。在五口通商口岸中，广州由于在地理位置、运费等方面的优势成为当时重要的通商口岸之一。
一、广州由胜而衰的茶叶经商之路 继而上海成为茶叶发展的新高地 当时广州成为我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缔结经商茶叶的一个重要枢纽，茶叶产地主要是以华东为主，但是华东与其他地区的辐射距离比较远，不能满足茶商们多样化的经营需求，因此上海就成为我国对外茶叶贸易的重要通商口岸。
时下，上海具有卓越的地理优势，它与江苏、浙江等地方相邻，从上海向其他地区运送茶叶到国外，具有一定的运输成本优势。比如说宁波靠近上海，在该地生盛产的茶叶就成为不少外商的首选货源[2]。而相比较来说，厦门和武夷山虽然盛产茶叶，但由于其地理位置的局限，导致交通不便，在很多商户看来在此进行茶叶交易，会大大增加成本，降低自身的经营效益。所以很多茶商会选择经过上海进行茶叶交易。
从广州的由胜而衰再到上海的盛极一时，我们不难发现，在对外贸易的过程当中，最大的优势在于地理位置，它是后期茶商获得利润创收的关键所在。在当[1]胡乐伟.一口通商后广州港茶叶贸易的盛衰变迁及其影响[J]，农业考古，2011（4）. 俞其坤,宿迷菊.清代茶叶贸易兴衰初探[J]，中国茶叶加工，2007（2），P43-47. [2]
时我国的茶叶对外贸易当中，与上海相邻的一些城市为了能够获得更大的创收，相继通过上海进行茶叶交易，可见地理位置优势在对外贸易当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在五口通商时期，再进行对外茶叶贸易时，还需要考虑海关的问题。鸦片战争之后，道光二十二年，中英两国签订《南京条约》，其中规定开通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处通商口岸，其余四口只征收华商民船货物关税。而在重新通关之后，五处海关开始普遍收取贸易的各种关税，比如说各类商税、华税、常税，对外征收的夷税，或者洋税。故而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五口通商时期的对外茶叶贸易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也成为时下茶叶销量下滑的主要原因。
此时清朝的海关有新关与旧关的称谓，新关是指洋关，指海关中由税务司管理，随后进行管理出口税务的机构。而旧关则是由海关监督管理民国国内贸易的机构。
二、外国人进入中国市场之后的茶叶发展情况
当时由于我国的茶叶纷纷进入国外市场，国外茶商大佬们纷纷进入中国市场，这样一来便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例如语言交流障碍、饮食水土问题、茶叶经营贸易制度等[3]。由于当时两国在茶叶经营贸易制度上的不同，在交易的过程当中产生了很多分歧，加上语言交流障碍的问题，使得彼此的沟通交流陷入了僵局，这些因素成为制约当时我国茶叶贸易发展的主要因素。
在这样的一个发展形势之下，国内的茶行成为外国机构的中介，主要负责翻译，在茶叶经营贸易制度上逐步改良，对于各项贸易制度进行修改以符合当时的茶叶贸易方式，满足当时茶叶对外贸易的发展性需求。国内一些中介机构为外国人提供各种技能服务时，还包括在茶叶的经营管理、对茶农技能的培训，茶叶的分拣与加工等多个方面，从而满足外国机构在我国进行茶叶经商的需求。
三、五口通商时期的一些发展的优点与不足
3.1 五口通商时期发展性优势
在五口通商时期，由于茶叶的销量逐步增加，广州、上海、宁波、福州、厦[3][4]胡刚.近代福建茶叶对外贸易的盛衰[J]，中国经济问题，1985（1），P89-93.
曹英.论五口通商时期香港与内地贸易制度[J]，湖南商学院学报，2010（3），P32-36. [4]
门五个通商贸易口的销量逐年递增，对当时国内的经济贸易、文化交流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茶叶创收收入成为我国经济创收的重要来源，一些茶商大佬们搭上茶叶对外贸易的经济快车，不断地增加自身的创收，因此这些茶商们成为当时第一批先进的民族创业者[5]，对我国民族商业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
国内在开辟了五口通商贸易之后，我国的茶叶给国外茶佬们创造了一条有效的致富之路，当时的茶叶销售到世界各个国家，我国成为世界上重要的茶叶出产国[6]。这样的一个茶叶对外贸易证明了我国茶叶的对外贸易与世界上的一些国家的经济发展是互惠互利的，这是对外贸易的一项重要基本准则。而这一重要基本贸易准则，成为现今贸易准则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3.2 五口通商时期的发展性不足
在五口通商时期，虽然茶叶的销量处于不断上升的阶段，但是在其发展的过程当中也存在着一些不良因素：一是我国茶叶对外贸易是在国内进行，但是遭到了美国、英国等茶商机构的垄断[7]。英国、美国从中赚取的利润降低了我国从事茶叶贸易的利润来源；二是当时我国的对外贸易制度与发达国家存在着很大的差距整个茶叶市场不够完善，故而部分茶叶的收入跟不上茶叶价格的上涨空间，很多茶农、茶商创收效益每况愈下；三是虽然茶叶对外贸易收益不断上涨，但是当时清政府施加了各种赋税，这在无形中增加了茶农的经营负担，导致了茶叶销路开始下滑。
3.3 外国商户进入中国的一些利弊分析
外国商户进入中国，促进了当时国内贸易的发展，中国与其他国家不仅在经济上相互促进，还在文化上相互交流融合，形成了一种互惠互利的关系。
但是就当时国内的贸易形势而言，无法为茶叶的贸易之路开创一个更为繁荣的发展环境，很多进入国内的茶商们开始撤回，一些茶商们在“赚得一笔”之后[5]林日杖 .五口通商时期外商在华经营策略述论[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1），P114-118.
[6]刘少明.五口通商至清末时期福州港茶叶贸易变迁与启示 优先出版 [J]，海关与经贸研究，2016（5），P65-73.
[7]郑乃辉,杨江帆.论五口通商至清末福建茶叶的发展与进步[J]，2006（5），P89-93.
开始观望其他的创富机会[8]。茶叶的规格化、批量化发展并未形成一个发展热潮，这与当时的社会发展、经济贸易体制是分不开的。
四、五口通商贸易时期对外茶叶贸易对现今我国贸易发展的启示
4.1 对外贸易需要从交通地理位置优势层面考虑
不管是从广州兴起的茶叶销量提升亦或是到后来上海盛极一时的茶叶对外贸易，其中最为关键的一点在于地理位置优势，地理位置在我国对外贸易当中起到了独特的发展性作用。站在茶商的角度来看，减少交通运输方面的成本支出，能够更好地增加茶商的创收效益；站在外国贸易商户的角度来看，交通便捷可以更好地提升彼此沟通的顺畅度，减少各类交通运输带来的成本支出；站在彼此合作的层面来看，交通位置便捷，能够有效地完善彼此的合作关系，为彼此经济创收效益的提升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
4.2 贸易体制的独立是确保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重要政策
在五口通商贸易时期，由于当时美国、英国对我国茶叶市场的垄断，使得我国在茶叶经营方面的创收效益逐步降低。当今的对外贸易的发展而言，其必须要保持自身贸易体制的独立性，这样才能够促进我国对外贸易尽快进入全球对外贸易发展的行列中，获得一个重要的位置。在贸易发展进程中，要加强政策发挥的作用，提升贸易环境的稳定安全性，完善法律法规的合理有效性，确保当下的贸易发展进入良性的发展轨道。
结论
在五口通商时期，我国在茶叶销量提升这一方面，具有很大的市场增长空间，这与当时的市场环境、经济发展环境是有很大的关系的，现今依然值得我们加以借鉴：保持自身贸易的独立性，改善贸易体制；专业规格化加强茶叶的精细加工程序，根据客户的需求量身定制各类茶叶配套服务，在茶艺、茶叶种类、茶叶产地等方面加强茶叶的创收效益；逐步细化合同条款，确保彼此合作的顺利展开；针对于各类变动事宜，可以进行逐步逐项调整。
随着我国贸易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每个人都可以参与到市场的发展当中来，通过自身的努力获得最佳的经济利润。而在对外贸易的过程当中，地区因素、语言因素、沟通发展因素等，都成为对外贸易发展当中的重要影响因素，而解决[8]戴一峰.五口通商时期的福建对外贸易[J]，福建论坛（文史哲版），1988（1），P54-60.
这些要素，是提升我国贸易发展水平的关键所在。
参考文献：
[1]胡乐伟.一口通商后广州港茶叶贸易的盛衰变迁及其影响[J]，农业考古，2011（4）.
[2]林日杖.五口通商时期外商在华经营策略述论[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1）.
[3]胡刚.近代福建茶叶对外贸易的盛衰[J]，中国经济问题，1985（1），P89-93.【“福州通商，意在武夷山茶”——晚清五口通商以来福州茶叶贸易兴衰与社会变迁】
[4]曹英.论五口通商时期香港与内地贸易制度[J]，湖南商学院学报，2010（3），P32-36.
[5]林日杖.五口通商时期外商在华经营策略述论[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1），P114-118.
[6]刘少明.五口通商至清末时期福州港茶叶贸易变迁与启示 优先出版 [J]，海关与经贸研究，2016（5），P65-73.
[7]郑乃辉,杨江帆.论五口通商至清末福建茶叶的发展与进步[J]，2006（5），P89-93.
[8]戴一峰.五口通商时期的福建对外贸易[J]，福建论坛（文史哲版），1988（1），P54-60.
[9]（清）刘锦藻：《清续文献通考》，第144卷，职官考30，民国景十通本。
[10]赵尔巽：《清史稿》，卷20，本纪20，文宗本纪，民国十年清世纪馆本。
“福州通商，意在武夷山茶”——晚清五口通商以来福州茶叶贸易兴衰与社会变迁(二)
马尾船政影响下的福建社会变迁
马尾船政影响下的福建社会变迁
摘 要：本文以近代福建地方社会为考察对象，重点分析马尾船政对福建
区域经济、社会、文化的影响，力图还原船政活动与其所处的社
地理空间的互动图景，总体把握和反思福建社会的转型过程。
关键词：船政、福建、经济、社会、变迁
福建马尾船政局（又名福州船政局）是清季洋务运动中唯一专门造船的大型官办军工企业，也是当时远东规模最大的近代船厂。船政的兴衰不仅与洋务运动本身的命运息息相关，也折射出整个近代中国的历史图景。本文试图跳出洋务运动的内部视野及其与国家政治军事斗争的纵向联系，把这一近代企业的历史进程还原到它当时所处的社会地理空间之中，以近代福建地方社会（以船厂所在的福州地区为中心）为考察对象，重点分析船政活动对福建区域经济、社会、文化转型所产生的影响。经再三考虑，笔者在题目中没有使用“近代化”（或“现代化”）一词概括这一转变的过程，目的就是为了避免以后人的蛮横为历史强加一个“趋势”和“前景”，因为这可能抹杀那个时代的人们所经历的创伤、梦想和奋起的意义。
本文的最终目的是探究洋务企业与所在地区经济社会的互动关系，之所以选择马尾船政局作为研究对象主要出于以下两点考虑：一是其规模之巨、声势之大、延续时间之长为其他企业所难以望其项背；二是福州地区虽开埠通商较早，但由于种种原因，外国资本直接入侵较浅，兴趣基本限于茶叶贸易，外国工业企业始终未成规模，这就便于突出船政作为主要社会变革力量在当地的影响，而上海、天津等外资入侵较深的地区就很难孤立出这种影响。
传统观点认为甲午战争标志着洋务运动的破产，但考虑到战后船政局仍有造舰活动，且清廷亦有整顿复兴船政之举措，所以本文断代的下限截止到1907年船政局暂时停办。至于北洋军阀政府时期的船政局、国民政府时期的海军马尾造船所，以及新中国成立后延续至今的马尾造船厂，虽与清朝马尾船政局一脉相承，但性质已不属于洋务运动范畴，故不在本文考察之内。
一、船政前夜的福建——自然与经济 福建位于我国东南沿海，全省大部分属中亚热带，闽东南属南亚热带。境内峰岭耸峙，丘陵连绵，河谷、盆地穿插其间，山地、丘陵占全省总面积的80%以上，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称。地势总体上西北高东南低，横断面略呈马鞍形。因受新华夏构造的控制，在西部和中部形成北（北）东向斜贯全省的闽西大山带和闽中大山带。两大山带之间为互不贯通的河谷、盆地，东部沿海为丘陵、台地和滨海平原。陆地海岸线长达3000多千米，以侵蚀海岸为主，堆积海岸为次，岸线十分曲折，岛屿星罗棋布，优良港湾众多，自北向南有沙埕港、三都澳、罗源湾、湄洲湾、厦门港和东山湾等6大深水港湾。闽省东北部的福州海口，岛礁密布、两岸山峰夹闽江而上，蜿蜒数十里，形势险要。江北马尾一区，“地隶闽县，距罗星塔之上流，三江交汇中间，港汊旁通长乐，福清、连江等县，重山环抱，层层锁钥”[①]，“水清土实，为粤、浙、江苏所无”[②]，是建立船厂、军港的理想基址。
福建矿产资源分布广、储量小，叶腊石（造纸、陶瓷、印章）、高岭土（陶瓷、造纸）、石英砂（玻璃）、钨的储量较为丰富，煤、铁资源相对贫乏。相比之下，福建省渔业资源十分丰富，素有“闽者海为田”之说。福建林区是我国三大林区之一，尤以闽江流域为最，盛产马尾松、杉木、樟木，开发历史悠久，再造能力较强。
由于人均耕地占有量低且土质较差，福建粮食生产不能自给，鸦片战争后，62县中缺粮县达35个。但以茶叶、甘蔗为代表的经济作物种植较为发达。农业生产方式基本为传统小农生产，但在货币地租下出现了经营地主和永佃制。
福建自宋元以来即为我国工商业较为繁荣的地区，其棉纺织、印刷、造纸、制糖、伐木、造船、漆器、陶瓷等传统手工业部门均有一定规模，许多手工业品、工艺品在全国享有盛誉，甚至通过广州十三行畅销海外，但总体来看，各行业发展程度仍处于资本主义萌芽或更为初
级的小商品经济阶段。
鸦片战争之后，福州、厦门辟为通商口岸。这一方面导致外国商品在不平等条约的庇护下对传统手工业造成冲击，特别是鸦片倾销，荼毒社会，但另一方面，在这场历史悲剧的夹缝中，福建却获得了一个难得的发展机遇。这主要是因为福建是当时世界有特殊需要的大宗产品——茶叶的生产基地，1844年福州开埠之后，原本通过广州出口的武夷山红茶得以直接沿闽江而下，在福州港交易、装船，畅销欧美。19世纪60年代初，仅茶叶贸易一项，每年就为福州带来价值190余万英镑的出超，这构成了当时中国原始资本积累的重要来源。[③]此外，繁荣的茶叶贸易还促进了闽江流域农业生产的专门化和商品化（这时出现了种植园），包买主商业资本向农村和生产环节渗透，政府通过抽取茶税厘金扩大了财源，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洋务运动。但这种贸易很大程度受洋行、买办的控制，农民生活也并未因此改善，且19世纪末，受印度、锡兰红茶的冲击，这项贸易逐渐衰落下去。
在切入正题之前，本文用如此长的篇幅交待船政前的福建概况，主要是为了给下文描述社会变革搭建一个平台和背景。如上所述，洋务运动前的福建仍是一个传统的中国小农社会，但是她独特的自然地理条件、悠久的手工业传统，以及茶叶贸易的顺差优势均为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和社会整体转型提供了某种潜在的机遇。可以说，福建这时已经站在了现代化的历史出口上。
二、船政对区域经济的影响1. 创办船厂的经济考虑
从源头来看，左宗棠创办马尾船政局的目的，除了出于直接的海防装备需要之外，还具有相当深远的战略经济考虑。他敏锐地观察到五口通商以来，外国轮船对民族商业的打击：“自洋船准载北货行销各口，北地货价腾贵。江浙大商以海船为业者，往北置货，价本愈增，不能减价以敌洋商。日久消耗愈甚，不惟亏折货本，寝至歇其旧业。滨海之区，四民中商居十之六七，坐此阛阓萧条，税利减色，富商变为窭人，游手驱为人役……是非设局急造轮船不为功。”[④]
面对危机，左宗棠也看到了沿海地区利用海洋资源实现区域统筹发展的巨大潜力，他明确指出：“窃维东南大利在水而不在陆。自广东、福建而浙江、江南、山东、直隶、盛京，以迄东北，大海环其三面；江河以外，万水朝宗。无事之时，以之筹转漕，则千里犹在户庭；以之筹懋迁，则百货粹诸厘肆。匪独鱼、盐、蒲、蛤足以业贫民，舵稍水手足以安游众也。有事之时，以之筹调，发则百粤之旅可集三寒；以之筹转输，则七省之储可通一水。”[⑤] 基于这种战略分析，左宗棠寄希望于船政事业，希望国家优先保障的重工业成为拉动经济发展、改善人民生活的发动机，进而把军用和民用、自强和求福整合为有机的统一体体。他设想：“以机器制造机器，积微成巨，化一为百……由此更添机器，触类旁通……铸钱、治水、有适生民日用者，均可次第为之……轮船成则漕政兴，军政举，商民之困纾，海关之税旺。一时之费，数世之利也。”[⑥]
2. 船厂创造的经济需求及影响
恩格斯指出：“现代军舰不仅是现代大工业的产物，而且同时还是现代大工业的缩影，是一个浮在水面上的工厂”[⑦]，它的制造“取决与经济力量，即冶金工业的高度发展，对熟练技术工人核对煤矿的支配。”[⑧]而中国近代军用造船业是在缺乏任何基础工业支持的前提下建立的，这就决定了船政局的整套技术设备和主要材料全靠从法国引进，包括机床、蒸汽机、铁条、铁板以及水泥等。此外，由于开采和运输技术落后，我国在拥有丰富煤铁资源的情况下，依然需要进口洋煤洋铁满足工业需要。由于闽江上游杉木“不足以耐风涛”，而台湾樟木，“港狭山深，出运迟滞”，所以船政所需木材也大量从南洋进口。[⑨]由此可见，船政局在创办初期，福建乃至全国还没有能够满足其生产需求的经济基础，因此它与国内经济体系是脱钩的。
后来，由于进口成本上涨，船政局开始重视自开煤铁矿，曾创办邵武煤务局、建安黎山煤矿
和古田铁矿等民族矿业，但由于储量小、品位低、产地交通不便、运输成本高，福建矿业成效颇微。中法战争后发现的穆源铁矿矿苗极佳，但由于清政府和商人都不愿出资，开发计划流产。台湾基隆煤矿储量丰富，在沈葆桢的推动下，我国第一个机器开采的近代煤矿与1878年正式投产，产煤供应船政局和轮船招商局，可惜甲午战后，随台湾一起割让日本。此外，为加强与台湾的情报联系，1886年，以船政学堂学生为主力架设了福州川石至台北沪尾的电报水线。
另外，福建一些民族资本主义企业虽与造船工业没有直接联系，但受到了洋务运动官倡劝业的影响。1884年夏，左宗棠以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大力倡导和支持商办民用企业。他派人赴美国学习制糖之法，购小机器和洋工数名回国试制，先垫官款首倡，再招商承办，这样“官督商办”性质的福州糖厂建立起来，并联带了一家面粉厂的创办。在左宗棠的努力下，福州附近气象一新，但好景不长，1885年左病逝后，失去强势官僚保护的商办企业因困难相继倒闭。
如上所述，船政局所创造的经济需求对闽省上游基础产业的带动作用十分有限，主要原因是：
1）中国没有近代工业基础，起点低，传统生产方法不符合造船要求，很多基础工业活动如冶铁等，都只能依靠外国或在军工企业内部进行，没有辐射出去，形成一种“飞地”经济；2）福建腹地狭小，且资源相对匮乏，作为早期近代化主力的棉纺织和面粉业由于福建棉花和小麦产量低也没有发展前景；3）船政局的官办性质限制了它与民间的经济交往。
3. 船厂提供的服务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船政活动首先是服务于清朝整体的国防利益的，这就决定了马尾船政局的性质是清政府中央直属的官办企业，脱离市场，生产不面向利润，实质上是国家计划性、指令性生产单位。但这里的问题是，中央财政对其的支持力度相当有限。船厂开办费用由按结解缴户部的闽海关四成洋税项下共拨银40万两，随后经费由名义上归本省使用的闽海关六成羊水向下每月拨银5万两，不足部分从福建厘税中支用。这也就是说，船政活动长期赖以维持的造船、基建、教育、粮饷、赏赐、技术引进费用，甚至养船费用，更甚“台湾危机”、中法战争的军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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