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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护士小赵(一)
秘书眼中:江青在钓鱼台
杨银禄，1967年10月调任江青机要秘书，是江青秘书中任职时间最长的（近六年），他对这一时期江青的了解是别人所不能及的。 附庸风雅又吝啬
1970年春季的一天，江青突然提出到北京市宣武区新华街荣宝斋去看看。江青说走马上就走，容不得我们事先去探路线。荣宝斋这个地方是康生告诉江青的。因为康生喜欢舞文弄墨，经常到荣宝斋看文房四宝。
荣宝斋的工作人员看见江青来，十分惊愕。因为“文革”期间江青名声显赫，红极一时。江青那天比较高兴，便主动自我介绍说：“我是江青，你们不要紧张，我是来看你们的文房四宝的，如果我认为需要的话还可能选几件带回去呢。”
这时，有一位工作人员赶紧叫来了他们的领导，陪同江青参观挑选。
江青看了明清时期的砚台，清朝的御墨、毛笔、高级宣纸，还有各个朝代书法家与画家的字帖、名画等。江青对这些东西很感兴趣，看看这件舍不得放下，看看那件爱不释手。她指着这些宝物说：“这个我要，这个我也要。”
我们几个陪同人员你看我，我看你，都暗暗地自言自语：她每个月只有200多元的工资，全吃光了，没有几个存款，买得起吗？但是谁也不敢提醒她少选几件。结果她选了有10件左右装上汽车。
坐到车上以后，我壮着胆子对江青说：“你刚才选的这些文房四宝可能要不少钱吧？据说这些东西挺贵的。”
她听后瞪了我一眼，不高兴地说：“我喜欢这些东西，如果我的钱不够的话，我可以向主席要嘛，主席有稿费，你这是多此一举嘛！”我无言。
第二天，江青见到我，对我说：“我中午饭后休息时，你去荣宝斋问问我昨天挑选的文房四宝需要多少钱？”
我遵江青的吩咐去了荣宝斋，看到他们已经拉了一个清单，上面写有品名、单位（数目）及价格，合计600元整。他们对我说的金额是降了价以后的价格。
那个时候买东西不砍价，卖方说多少钱就是多少钱，况且人家说是降了价的，我不能再说什么了，立即拿回那张清单给江青看。
江青看了清单以后，皱着眉头想了好一会儿，才说：“我不要了，马上给我还回去。”
她看了看我又说：“我不是买不起，是我不需要这些东西，快给我立即送回去。”
她喘了几口气说：“也太贵了嘛，就这么几件破东西，就值六七百元，他们这是敲我的竹杠，我可没有这么多钱，又不好向主席开口要钱，算了，退回去吧。”
我们很快把这些东西退了回去。荣宝斋的同志看到我们把江青挑选的宝物退还时，顿时紧张起来了。
一位老者忙说：“这件事，我们没有办好，真糟糕！”他带有歉意地问：“你们看，怎么弥补一下呢？”
我安慰他们说：“没有事儿，什么也别说，麻烦你们了，谢谢！”
有一年，坦桑尼亚的国家元首来华访问，送给江青一个精美的象牙盒，25厘米长，15厘米宽。我交给她时，她兴奋地端详了半天，说：“这东西还是蛮不错的，我特别喜欢象牙制作的艺术品，可怎样谢谢人家呢？”停顿了一下她说：“你给总理的秘书钱嘉栋打一个电话，请他给外交部说说，叫外交部转达我的感谢之意。”
我准备按照她的意见给钱嘉栋打电话，刚刚走开几步，江青就说：“小杨，你回来，你找人给我做一个小木盒把这个象牙盒装进去，摆在大客厅，陈列起来。”
我说：“做一个小盒是可以的，钓鱼台的木工孔祥淼师傅手很巧，一定会做。但是，怕做得不精美，如果做得粗糙了摆在客厅就不好看了，好像一个漂亮的人穿了一件破衣服，还不如裸摆好看。”
江青没有听清楚我说的是什么意思，问：“你说什么？什么叫裸摆？”
“我是说不做木盒，直接摆在客厅，让象牙盒裸露。”我回答。
江青说：“我明白了。对了，木盒如果做得不好，好像骨灰盒似的就糟糕了。”想了想她又说：“这样吧，把这里面一层用银子镶一镶，不就更好看了吗。”
我说：“银子很贵吧？这样大的一个象牙盒，可能用不少银子，再加上手工费，可要花不少钱呀。镶上银子的话，象牙盒就不是原来的样子了，是不是不镶为好？”我这样说完完全全是出于好意。
这时，江青不高兴了，竖眉瞪眼地训斥道：“我要干什么，你都要干涉，对我的指示，不是表示‘是’，而总是表示‘不’，以后只许你说‘是’，不许你说个‘不’字。银子很便宜嘛，镶上一层银子花不了几个钱，况且又不是花你的，你怕的是哪门子，说那么多废话，岂有此理！”
我说：“江青同志，你别生气，我没有别的意思，我是怕你花钱多了浪费，你坚持要镶银子，我可以马上找人去办。”
江青稍微平静了以后说：“凡是我喜欢做的高兴的事，花多少钱都不叫浪费，包括我自己的钱或者公家的钱。对党来说，我高兴了，健康地工作比什么都重要，这是用金钱买不来的。”她一挥手，说：“快去办吧。”
我把毛主席和江青的管理员吴连登从中南海请到了钓鱼台10号楼江青的住地，我根据江青的意图向他交代装饰象牙盒的事，这位管理员很快就领会了江青的意图。
我们从我办公室出来，我问他：“江青同志还有多少存款？”
他说：“基本上没有存款，大概只有二三百元吧。”
我们俩商量，决定用最少的代价装饰盒子。因为装饰费超过江青的存款就不好办了。
他说：“装饰这个东西有什么必要呢？纯粹是浪费，她的钱没有地方花了。”
我说：“你别说了，我刚才劝她不要装饰，她还批评了我一顿，好心不得好报。”
他说：“那我拿走了，装饰完了，如果她不满意的话，咱们共同承担责任。”
我说：“好，就这样。”
二十天以后，管理员吴连登把装饰好的象牙盒拿了回来，送给江青看，她看后认为比较满意，问：“花了多少钱？”
我说：“花了250元。”
她立刻翻了脸：“什么？花了250元，我不相信！我的印象银子很便宜嘛，这么一个小东西，里面镶一层银片就花那么多钱，我怀疑有问题，你拿来发票我看看。” 我立即把发票拿给她，她摘下眼镜仔细看了又看，她看了小写的250元以后，吃惊地说：“你看‘25’后边这个‘0’是有人后来添上去的，依我看花25元是客观的。”
我说：“是花了250元，你看发票的下边有大写的‘贰佰伍拾元’，没有错，发票上还注有‘成本费’三个字，不会错的，值250元，这银片镶得还是蛮厚的。你用手掂一掂，挺重的嘛。”
当她细心地看了大写的“贰佰伍拾元”以后，额头上冒出了汗珠，霍地立起身来，大声说：“我没有让你花这么多钱嘛！我要是早知道花这么多钱，还不镶呢，真没有想到！你是想到了，你为什么不坚持你的意见？你当秘书的有的时候就要为领导把关嘛，你是有责任的。吴连登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她已经后悔了，我也不能再说什么了。
江青的锁骨断了
1971年7月29日，邬吉成和我为要到青岛休息的江青打前站，听当地的负责同志说，毛主席的前妻贺子珍也在青岛避暑疗养。
我们知道，江青特别忌讳和贺子珍同时在一个城市居住，更怕碰面。我们感到这个问题很棘手。如果把贺子珍住在青岛的事告诉江青，江青会把贺子珍赶走的，这样会惹出麻烦。如果瞒着江青，到了青岛以后，万一江青知道了贺子珍也在青岛，问题就更大了，她非给我扣上“欺君之罪”的帽子不可。回到北京以后，经过反复考虑和研究，决定由我向周总理请示报告，听听总理的意见。
我要通了总理的电话，简明扼要地把我们到青岛给江青打前站的情况以及贺子珍在青岛休养的事向总理作了汇报。
总理听完我的汇报之后说：“贺子珍同志在青岛休息是个问题，我的意见是这件事不能瞒着江青同志，必须叫她知道，她去不去她自己决定。此事你就不用管了，让我跟她说。”总理把这件难办的事主动揽了过去，我们从内心对总理非常感激。
然而我们的担心是多余的。当江青知道贺子珍在青岛休息的消息以后，对我说：“一个姓贺的在青岛怕什么？她休息她的，我休息我的，井水不犯河水。就是偶然碰了面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当然啰，尽量避开就是了，我告诉你们，谁也不能阻止我想要去的地方。”
江青既然表示了坚决去青岛的态度，我们只好积极做出发前的各项准备工作。但是，有一件东西需要作详细说明，因为它和本题有关。
江青有一把特制的能移动的专门外出用的马桶椅子。其形状似一把靠背扶手椅，在坐板中间挖了一个椭圆形的洞，在洞下25厘米处钉有木板，木板上放上便盆，便盆的外面用三合板包起来。为了防止歪倒，四条腿的底部钉了一块金属片，每块金属片各打了两个眼，用螺钉固定在地板上（江青住的房子地板大都是木制的）。江青每次到外地，这把不起眼的马桶椅子是必带之物。不知为什么，这次外出，江青特意提出不让带它。护士赵柳恩再三请求，江青坚持不让带。她说：“我觉得我现在身体不错，有劲儿，解大小便能蹲得住，不用你担心。”
江青白天开心地游玩，时间过得很快，可是，晚上的时间过得就慢了，最难办的是她上床前的大小便。第一天晚上就遇到了这个困难，她在痰盂上蹲了不到一分钟就坚持不住了，于是，就直接坐到了痰盂上，坐了一分钟，就喊叫屁股硌得疼，叫护士找了一个小游泳圈放在痰盂上，屁股坐在小游泳圈上。由于游泳圈是充了气的，所以，坐上去特别不稳，前后左右摇晃，护士左扶右扶，好不容易帮助她解完了这次大小便。
第二天，我们给她找了一个小方凳，方凳的面是用藤条编织的，我们把藤面剪掉，改成了一个便凳，周围靠上软沙发，江青看了比较满意。前几天晚上，她坐在便凳上注意保持平衡，没有出什么事，时间一长思想就麻痹了。
8月12日晚上，江青上床前，三次安眠药下肚，由护士搀扶着解大小便也算顺利。当她睡了一觉，自己从床上起来，迷迷糊糊地坐在便凳上解小便时，一不小心歪倒了，左锁骨撞在便凳上，疼痛不已。
13日，她起床以后，打铃把我叫到她的办公室。一进门，就看见她在沙发上，披头散发，两眼无神，右手托着左臂。
她见我进去，慢条斯理地对我说：“小杨啊，我估计我的锁骨坏啦，疼呀！我觉得这里有鬼，没有安全感呀！你赶快给总理打电话，说我想马上回北京，在这里再也不能待下去了，多待一分钟就多一分钟的危险。”
江青在青岛时，锁骨是不是骨折尚不清楚，她的精神并不怎么紧张。回北京后，当她听说真的骨折了，顿时变得面色苍白，浑身发抖，坐卧不宁起来，此时，她想发火，但是又不敢发大火。她很清楚，发脾气会影响治疗，会影响愈合，虽然心里烦躁，没完没了地唠唠叨叨，心中有火也发不出来。
几十天过去了，摔伤的部位基本上好了，也不用治疗和锻炼了。
江青的锁骨完全愈合后，有一天，她把我叫到大客厅，她正在看一册线装本《红楼梦》，见我进去，她把那册书狠狠摔在地上，质问我：“你明明知道贺子珍在青岛，为什么不直接向我报告，还叫我到那个鬼地方？我到那个鬼地方以后，为什么不把她给我赶走？叫我们两个水火不相容的人住在同一个城市里，这不是有意捉弄我，出我的洋相吗？你居心何在？贺子珍是什么东西，她有什么资格在青岛休息？我是政治局委员，一直在‘文化大革命’中冲锋陷阵，叫她和我平起平坐，是你杨银禄有意安排的吧？你在这里面扮演了一个什么角色？”
她说到这里，稍微停顿了一下，她可能觉得这样说我有点过分，又补充说：“当然啰，你安排我们两个同时住在一个城市里没有这种能力，我怀疑这种巧妙的安排是一个大人物搞的鬼。”
江青虽然自己解释说我没有能力安排她和贺子珍同时住在一个城市里，但是为发泄她的不满情绪，还是追问道：“你难道不知道我和姓贺的是什么关系吗？我再问你一次，她在那里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这样做究竟想达到什么目的，难道不是想出我的丑吗？这件事被外国记者知道了，会被当成丑闻传播的，你知道吗？”
我心想，江青又要借题发挥整人了。每当这个时候，我们越解释后果越糟，她想怎么说就怎么去说吧，反正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实在不行了我再报告总理。 江青节外生枝的第二个问题就更没有道理了。
有一天，她质问我们说：“你们明明知道我晚上吃了安眠药以后站不稳，大小便时坐不稳，我去青岛，你们为什么不给我带上马桶？你们是合计好了把我摔伤的呀！”她质问护士小赵：“把游泳圈放在痰盂上的办法是那个周淑英教你这样做的吧？”
我听了以后实在憋不住，忍不下去了，就解释说：“你到青岛之前，你说你觉得身体不错，有劲了，解大小便能蹲得住，不叫我们带马桶。我们尊重你的意见，才没有坚持带上它，结果你被摔了，我们也后悔没有带上马桶，今后，我们一定会接受教训。”
江青用手推了一下镜框说：“接受教训？你倒说得轻松。教训，这可是血的教训啊！我在精神上和肉体上受到的痛苦和折磨谁来赔偿？这是一件政治事件。不是你们如何接受教训的问题，而是要把这次事件的后台揪出来的问题。只是一个小小的小周，没有那么大的胆量，是有后台指挥的呀！既有现场指挥，又有遥控指挥，里应外合配合得不错呀！我看在青岛是有人把你们给收买了。”
关于查出幕后指挥者的问题，她对所有在北京的政治局委员都讲遍了，但是，没有一个中央领导同意她的说法，他们听了只是一笑了之。她看没有人同情、支持她的说法，也就冷了下来，以后一遇机会，又旧话重提。
“九一三”事件以后，有一天，江青把我叫去，对我说：“我总觉得我在青岛摔坏锁骨有问题。你小杨是这里的党支部书记，又是组织上派到我这里来的秘书，你的政治立场可要站稳呀，在阶级斗争尖锐复杂的情况下，不要迷失方向，放走一个坏人。我问你，我被摔坏锁骨的那天早晨，我刚刚起床的时候，李作鹏是不是到我住的那栋楼里去了？”
“他是去了。”我实事求是地回答。
“他在那个时候干什么去了？”江青进一步追问。
“他那天早晨问我：江青同志今天有什么活动，我们好作准备。”我说。
“不对吧，哪有那么巧合？我刚刚被摔坏，他就跑去了，他显然知道那天晚上我要出事，我怀疑是他亲自指挥你们把我摔坏的，我身边的工作人员中肯定有内奸和特务，我要把他们揪出来！这件事，我要请总理出面调查清楚。你知道内情不说也没有关系，等我调查清楚了连你一锅端。要么你是直接参与者，要么你是知情不报。在我身边的人员中，无论哪一个有问题，你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江青狠狠地说。
江青看我对她的说法没有反应，就大声质问：“你对我的话为什么不表示意见？我看你是有顾虑，有难言之隐，我说得对不对？你说，你说呀！”
“你今天说的话，我认真地听了，但是，我没有掌握任何证据，确实表示不出什么看法，这件事可以请组织上调查。”我平心静气地解释。
“那好吧，我会请组织上派人调查的，我也相信会调查清楚的。如果经过调查，真的发现有问题，有人把你或者在我身边的什么人供出来，你到那个时候吃不了兜着走，你去吧。”江青又推了推鼻梁上的镜片生气地说。
我能说什么呢？我只能悻悻地走出门外。
栈桥事件和照相事件
江青是1971年8月5日下午到达青岛的，入住青岛市委接待处9号楼。第二天一早，她就提出要到鲁迅公园、栈桥和浴场游玩。我们工作人员再三劝说：“现在你最好不要到这些地方去，因为我们还没来得及准备，万一出了安全问题，我们不好交代。”江青根本不听劝阻，执意非去不可。
到了鲁迅公园，游览的人不是很多，人们也没有发现江青。我们进入园内碰到从中央警卫团调到青岛警备区工作的老战友任吉臣，我们俩多年没有见过了，能在这个地方见了面，心里高兴，但不敢当着江青的面走近握握手。因为江青的怀疑心颇大，江青不认识他，他如果和我握手，江青一定会怀疑我与他有什么问题，麻烦就大了。任吉臣做警卫工作很有经验，江青在公园内散步半个小时，没有遇到任何“麻烦”。
到了栈桥，有几个群众发现了江青，高喊：“毛主席万岁！”等口号。群众听到口号声，团团将江青围住。
江青高兴得手舞足蹈，一会儿招手，一会儿问好，并拉着长长的声音：“向同志们学习！向同志们致敬！我代表毛主席向你们问好！”江青的这些举动使围观的群众越来越多，造成了交通堵塞。警备区的领导怕出问题，调来数百名解放军战士搭成人墙，好不容易才把江青从人山人海之中弄了出来。
回到住地，江青兴奋地问我：“今天这么多群众，是有组织的，还是自发的？”
我说：“今天你到栈桥，事先没有做任何准备，群众可能是自发的吧。”
江青说：“那好，那好，今天我最高兴了，就喜欢这种场面，有两年多没有见到这样的场面了！”
8月7日上午，江青在吴法宪、李作鹏的陪同下，在海上照相。为了拍军舰，一会儿要舰艇排成这个队形，一会儿又要排成那个队形，使旗语兵忙得满头大汗，舰艇被指挥得穿梭忙碌，吴、李二人有劲使不上，急得直冒汗珠。
江青得意地拍照，玩得很高兴，不怕海风吹，不怕骄阳晒，照相机的快门咔嚓咔嚓按个不停。
照完相，江青十分感谢吴、李的陪同，感谢舰艇上的官兵，并叫旗语兵用旗语告诉参加今天拍照的全体指战员说：“同志们好，同志们辛苦了！”
8月7日中午，江青要求到薛家岛上去看看那里的民兵和海岛风景。
江青下了军舰，坐上吉普车爬山。路坎坷不平，弯弯曲曲，很难走，她坐在车里东摇西晃。我问她：“怎么样？能不能坚持？”她笑着说：“不要紧，挺好玩的。”
上岛以后，江青与那里的解放军官兵和民兵有说有笑，在岛上吃了西瓜、照了相。我们很少看到她那种高兴劲儿。
在回来的路上，为了显示她“愿意接近群众”，一会儿又叫打石头的人和正在田地里劳动的人们来照相，有的群众没有来得及放下劳动工具，拿着镰刀、锄头、锤子跑过来。江青看到这些汗淋淋满手泥土的农民们，又是握手，又是问好，又是拍照，忙得不亦乐乎。
这一天，江青叫我打电话给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请杨司令把济南军区的政治部保卫部部长叫来，江青说：“我有话跟保卫部的部长说，我找他有什么事不需要你知道。”等了不到10分钟，那位部长来了。他向我自我介绍说：“我叫晋国强，是济南军区政治部保卫部的部长，江青首长找我？”我说：“是”。我把他领进去，就退出来了。
晋国强出来以后，当着我的面小声对邬吉成（中央警卫局副局长）说：“江青同志叫我到她的老家山东诸城去看看，看样子她想回老家去看看，你们看怎么办呢？”邬吉成说：“你先照她的意思办，去诸城了解一下情况，不要透露她要去的任何消息，然后，按你所了解的实际情况向她汇报就行了，别的不要说。去不去，由她自己决定。因为江青同志给你单独交代的任务，我们不好说什么。你也不要向江青同志透露我们知道这件事，她原来就不想叫我知道这件事。”邬吉成问我：“老杨，你说呢？你还有什么意见？”我说：“老邬讲得好，就这样办。”
晋国强去了诸城了解情况回来以后，向江青作了汇报，但是，后来就没有下文了。可能是她一时心血来潮，过后也就忘记了。晋国强给江青带回了她家乡的两盒煎饼。煎饼烙得薄薄的，酥酥的，叠成长方形，好吃又好看。江青吃了一块，说：“我又吃到家乡的美食啦。”其余的叫我们从北京来的工作人员吃了。
8日，江青下海游泳，她游完泳，洗完澡，换了衣服，坐在沙滩一块礁石上，往事涌上心来，她说：“我小的时候，家境不好，父亲是个木匠，脾气很坏，母亲和我都经常受他的气，挨他的打。后来，我到济南读书，离开济南后，就到了青岛，在青岛的时候，我经常来到这里，到这块礁石上玩。再后来，我又去了上海，就是从这里走的。这里就是我的第二故乡，这里是我走向革命的发源地，我很喜欢这里，我这次来青岛是故地重游，所以，我很高兴。”
一个月以后，林彪反革命集团彻底垮台了。江青为了表示和他们划清界限，她把游览栈桥时群众围观说成是林彪指使人精心策划，妄图在人多的时候谋害她，是什么“栈桥事件”；把薛家岛给农民照相，说成是林彪的干将组织坏人手持作案凶器企图谋害她，是什么“照相事件”。在审查这些“事件”的过程中伤害了不少无辜的人，有的还丢掉了性命。【江青护士小赵】
江青护士小赵(二)
专职厨师程汝明谈 江青(上)
【江青护士小赵】 李讷说的“你们不要狗仗人势”这句话很简单，也不中听，但细细品味，含义十分深刻 郑仲兵（简称郑）：我也叫你程师傅吧。你在江青身边工作了十几年，今天我们想请你谈谈关于江青的一些事情。
程汝明（简称程）：好。从哪里说起呢？今天阎秘书（整理者按：指阎长贵）、杨秘书（整理者按：指杨银禄）在，我就从他们说起吧。我想他们的事情你们也知道了。阎秘书走的时候我挺难过的，我真不知道他走。阎秘书被江青赶走（整理者按：指被江青诬为“坐探”，投入秦城监狱，关押7年多）了，那天李仁庆值班，他说起这个事。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后来我们聊起来就说，他完全是无辜的。杨银禄、周金铭走（整理者按：周金铭曾任江青警卫员，他们被江青诬为“反革命”，要总理抓他们，他们受到总理和毛主席的保护，去了五七干校）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事后我才知道。当时就小李子（整理者按：指看门、搞卫生的李执清）在楼门口警卫值班，说杨秘书被汪主任叫走了。当时我们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江青身边的工作人员，在挑选的时候，都是左挑右挑，都是德才兼备表现最好的，可以这样说，如果有一点儿缺陷和毛病都绝对进不来的。江青身边的工作人员是经受住了考验的，是被人们公认的好同志。有件事不知你们听说过没有？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央办公厅就“四人帮”身边工作人员的表现问题，专门派人到钓鱼台国宾馆向领导和群众进行了解，问哪个楼里的工作人员最好？普遍认为十楼（整理者按：江青住的楼）的工作人员最好。说他们作风正派，谦虚谨慎，不盛气凌人，办事规规矩矩。怎么说呢？我们确实没有什么邪的歪的。对有的首长身边的工作人员反映挺大，对我们这儿没这种反映。我们对江青既不打她的什么旗号，也不占她的什么便宜。李讷在我们面前常说：“你们不要狗仗人势！”她这句话对我们刺激挺大，教育挺深。这完全是胡说，我们谁也没这样。不过她这样说，虽然听着逆耳，但也能鞭策我们老老实实做人。
郑：李讷还说过这样的话？
程：是啊，她常说这句话。当时的李讷，真不喜欢那一套，包括江青，她也不喜欢。李讷病病歪歪，心情不好，和他妈的关系也不好。她和她妈一样，不断地折腾工作人员。我们都不跟她一样，看在主席的面上，对她还是尽量地体贴、照顾。
江青批评起工作人员来，不分时间和场合。1975年到大寨去，江青叫电影明星秦怡给她拍照，她也给秦怡拍照，她还给其他人拍，她还叫她身边的人去拍。这是第一天。第二天，江青继续给人照相，江青身边这个工作人员又主动去照，江青就火了，声色俱厉地说：“我这是工作，你干什么？你这是抢镜头！”弄得这个工作人员下不来台。回来以后她跟我说这件事，我跟她说：“是啊，我说有些事儿她让你去你就去，避免着不去也可以。像你说的照相这件事，如果不是她讲话，最好别抢着往前去。”
杨银禄（简称杨）：我们在中央公办厅工作了十多年，总结了两句话：一个是知道的越少越好，第二个是离得越远越好。比如，人家新华社摄影师一照相，一拍，你赶快离远一点儿，别往里挤，越远越好。
程：刚才杨秘书讲的这个，我很赞成，在很多情况下，就要这样做，而且还要把工作做好，你去就是组织上派你去，就是要求你把工作做好。而在江青身边怎么做好工作，可真不容易。
杨：受宠不要若惊，更不能若狂。她喜欢你时，即她高兴那会儿，她什么都跟你说，你可千万要注意，千万要警觉。你还是要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不能大意，否则就坏啦。
程：用过去咱们大老粗讲过的话来说，就是：“你不知道自己能吃几碗干饭？”你乍一听李讷说的“你们不要狗仗人势”这话很简单，也不中听，但把这句话细细品味起来，其含义十分深刻。作为领导身边的工作人员一定要摆正自己的位置。看到现在有些领导人的秘书和其他工作人员，耀武扬威，称王称霸，这就是“狗仗人势”，实在是一种低级趣味。我们江青身边的工作人员，既不仗着江青或打着她的旗号做什么事，也没沾过她什么光。
“我是铁道部专运处的人，不是中央办公厅的人响”
阎长贵（简称阎）：跟江青大概没一个沾光的，倒霉的倒不少。
杨：倒大霉的就是老阎，倒中霉的是我，小周（整理者按：江青护士）霉倒得也不小。
程：实事求是地说，在江青身边的工作人员没有一个沾光的。你看小周在江青身边吃了多少苦。粉碎“四人帮”江青被抓，我们工作人员进了花园村学习班暂时不能回家。小周很担心我老伴的身体状况，因我老伴几年前曾因病半身不遂。当时我家已搬离原来的地方，小周边打听边找，找到我家看望安慰我病中的老伴。
李（简称李）：工作人员都给抓起来了？
程：实际不算抓，进学习班软禁起来了，不准回家，不准打电话，不准写信，还不准什么？反正有这几个“不准”。
杨：你在学习班呆了多长时间？
程：我在学习班一个多月，没等结束，我就提前出来了。为什么呢？这里有个插曲。王自开是警卫局交通科的机动司机，粉碎“四人帮”前几天张春桥的司机家里有事，派王自开去替班，那是正常地替班，结果把他也弄走了，也进了花园村学习班，他在学习班有半个多月不到一个月，向学习班领导提出来，说我是替班的司机，叫我老在里头呆着干什么？最后就让他回去了。当我在学习班一个多月的时候，我就想王自开能回去，我怎么不能回去啊？我是铁道部专运处的人，我不是中央办公厅的人啊！
李：您是铁道部专运处的人？您的组织关系、档案一直没转过来？
程：没转过来，但是党的临时的关系在这边儿。
李：拿工资还是在铁道部拿？
杨：对，对，张玉凤（整理者按：毛泽东的机要秘书）也是，他们是一个单位的。
程：我为什么在铁道部拿啊？铁道部的工资高，并且奖金多。这样我要调到中央办公厅以后，我一个月就亏好几十块钱哪！我的工资那时候是相当高的，99元，有副处级的那么高。
李：那您这个工资还加上几十块钱补助？ 程：是啊，工资和其他补助加在一起，一个月最少也得150多块钱。
李：那您那时候比他们二位（整理者按：指阎长贵、杨银禄）都有钱。
程：那时候可能比他老头子（整理者按：指郑仲兵父亲）恐怕还拿的多。
杨：在江青身边工作人员中，那时候工资老程第一，我和大周第二，我们是70块钱。
程：最后我一想，我不是你中办警卫局的人，我是铁道部专运处的，干嘛也让我呆在学习班？于是，我就打电话给高成堂，要求回原单位。
杨：高成堂是汪东兴的秘书。
程：高成堂很快回了电话，告诉我：汪主任同意你的意见。还让我选择“留警卫局服务处，还是回铁道部专运处”，后来我经过考虑，我说我回专运处，不去服务处。怎么呢？从学习班出来我回到家，我那个老婆哭得厉害，就是把我弄到学习班以后，到10月份不是天冷嘛，我老婆叫我儿子去送棉袄，给我往钓鱼台国宾馆送，钓鱼台的工作人员说没这个人。又过了几天，说不行啊，天冷了没有棉袄哪行啊？我老婆又拿棉袄叫儿子往中南海去送。到中南海西门又说没有这个人。那这一下子完啦，找不到人啦！也不知道到哪儿去了。因为当时我们在学习班，规定不让写信，也不准往家打电话。同家里完全失去了联系，家里找不到我，当然十分着急。一想到这些事，我老婆就坚决反对我再去中南海工作，我自己也不愿意去了，所以从学习班出来就又回到了铁道部专运处。
“你技术也不怎么样，但是我就合你”
杨：程师傅是当时咱们中国唯一既通晓中餐又通晓西餐的双料特级厨师，全国就他一个。
李：是啊，我看到一篇文章，题目里就称您是“国宝级烹饪大师”。
程：我原来在铁道部专列上当厨师，从1954年起，毛主席乘专列外出时，我经常给毛主席做饭。1956年，毛主席在《水调歌头・游泳》诗词中说：“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这“武昌鱼”就是我做的。1956年我从铁道部专运处调到毛主席身边任厨师。1961年之前，我一直给毛主席当厨师。之后，一直到粉碎“四人帮”，我一直给江青当厨师，偶尔也为毛主席服服务。
江青是最难侍候的，给她当厨师，有的干一天就离开了，有的干长一点，也干不了多久，就得被换掉，但我却给她当了16年的厨师，直到她倒台为止。不是说我技术多高明，江青她自己就亲口跟我说“你技术也不怎么样，但是我就合你”。我就觉得怪可笑的，她说她就合我。
李：她还有点儿将就的意思？
程：哎，她就那个意思。不谦虚地说，在厨师行业，我应该算是合格的。在做人方面，凡是接触过我的人，都对我评价不错。不论对谁，我都坚持一视同仁的原则。
杨：程师傅看问题很有见解，是诸葛亮。我常到厨房找他聊天。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三位将军飞来横祸之前，叶群像走马灯一样往江青那儿跑，跑了四五天，以后不跑了。正跑的时候程师傅就跟我说：“你看吧，中央又快要出事了，你看这个叶群跟走马灯一样往这儿跑，不知道谁要倒霉了。”哎哟，没几天，杨、余、傅就完了。林彪逃跑后，程师傅又跟我说：“江青这个人哪，将来肯定没有好下场，她整人整得太多啦！”
李：您怎么知道林彪这事跟江青会有关系呢？
程：其实我在厨房里头根本不了解他们互相之间的问题，有些事情仅凭叶群那个人的表现来判断。一般老百姓讲“无事不登三宝殿”，叶群要是没事的话他绝对不会突然地往江青那儿跑，人家休息她也打电话问，人家不是办公的时间她也要见，这都不是正常现象。
郑：叶群一般不往人家里跑？
程：江青是毛主席夫人，又是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当时即使有将军想巴结她都难见到，不是说随便就能见面的。
郑：叶群过去也不是老到江青那儿去吗？
杨：江青要不允许她去，她一般不去。
程：那时候叶群没少去江青那儿，江青要不在的话，她去了跟工作人员说话客气着呢。
阎：叶群确实对我们非常客气，就是给人的印象显得有点猥琐，她不注重打扮，经常披着个毛衣，个子也不太高，后来看到不少材料说她工于心计，这是我当时没有想到的。
江青怕风怕光线。她每次乘车都要用一个大绿塑料布罩在整个汽车上
李：程师傅，江青这人平时你觉得怎么样？如果不把她当成一个大人物，你觉得她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人啊？
程：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时候，江青不像到了“文化大革命”那段时间那样。作为她个人吧，不缺这个，又不缺那个，什么都不缺。你说你那么大的一个人物，要在过去来讲也是个皇后了，但是一遇到事她那个性格相当的暴躁。我心里曾想过，她为什么那样暴躁，是不是更年期啊？是我自己这么想，当然谁也没在下边议论过她更年期的事。
郑：江青五六十年代不是那样，她那个时候也没有很高的职务。您是1956年到毛主席家的吧？您当时是不是觉得江青还好？
程：在当时来说能过得去。为什么呢？她一般没什么要求，挺节省的，会计划，吃东西一般也是按主席讲的去做，不是大吃大喝的主儿。你看她穿衣服也是那样，比如今天你见她穿的是一身旧的长布拉吉，她明天就能找个裁缝把这个布拉吉，按照她的点子，改个式样，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刚做的新衣服。她手挺巧的。据说在延安的时候，毛主席穿的毛衣啊，都是她织的。她跟我们也常说，在延安的时候，毛主席许多书稿和文章，都是她抄的。江青的字确实不错，李讷的字也写得挺好。李讷平时也讲，家里没有学校，主席没有时间教她，妈妈教她。服务科有个姓周的，叫周少林，老头子，长征的老干部，他原来是给主席做饭的。周少林就是个厨师，最后让我们给顶替下去了，后来他不做饭了，就当管理员了。他说我那时候给主席江青他们一家做饭的时候，我自己给他们买粮买菜，买回来我再给他们做。他说江青那时候生活条件也挺苦的，我蒸好的馒头她揣上两个，连菜都不要，就出去搞宣传去，一天不回来了。
江青跟林彪的习惯有点像，林彪怕风，江青也怕风，外边要是有风，敞着窗户不行。怕声音，他俩也一样。她怕的东西跟林彪怕的都一样，怕风怕光线。江青有一段在上海的时候，坐的是个吉斯车，你猜怎么着？她当时在锦江饭店办公，锦江饭店对面有个俱乐部，本来不远的路，她每次都得乘车到那儿去，并且要用一个大绿塑料布罩在整个汽车上。 李：整个汽车都罩上啦？
程：罩上啦，除了挡风玻璃。那个司机基本上就能看到前边的道儿。不罩上不行，当时她怕阳光怕到那个程度。
李：那是哪年啊？
程：大概是1958年、1959年。
杨：这我还是第一次听说，汽车用布罩上开着走。
程：是罩上，她在上海兴国路住的时候也是这样。
“江青不整我，一方面是我凭着我的手艺，一方面是否与我整过她有关”
李：那时候她脾气坏吗？
程：没像后来表现的那样，但是那时候有些护士也不大好对付她，好像有的护士她挺喜欢，护士对她感情也挺好。但她对有的护士就不怎么好。
李：那时候的江青还好侍候是吧？
程：哎，那时候要比后来好侍候得多，但到最后，即到1974年、1975年以后，我看她对生活上要求也不那么太苛刻了。
李：她可能心思也不在这上面了？
程：哎，不在这上面了，什么吃啊穿啊住啊，她不考虑或考虑得少了。她那时候只想当官了。她不提这些生活上的东西，与她想当官有直接关系。那时候，她的关注点是什么呢？比如，主席病重的时候，她有时也守候在游泳池，毛主席逝世之后，中央提出要建毛主席纪念堂，保存毛主席的遗体，供人瞻仰。江青却提出，主席有遗嘱啊，说死后要火化，骨灰放到西山上去。她不赞成建毛主席纪念堂。
郑：江青不赞成建毛主席纪念堂？
程：是这样的。
李：这还是第一次听说。听说您比较了解江青的脾气，还经常跟江青斗斗智慧什么的，比如在做菜问题上，您给我们讲讲。
程：徐涛，也就是毛主席的护士长吴旭君的丈夫，曾经是江青的保健医生，以后被提为解放军305医院的院长。他在担任江青保健医生期问，江青为一点小事，把他赳得直哭。我知道后，就给他做工作。江青赳你几句，这算什么事儿？你这么大人了，为这点事哭不应该。我说你看我哭过吗？告诉你她有时候也赳我，她说今天的菜咸了，我说好，我叫你喊咸。下一次我给你做一个合适口味的菜，其他的菜不给你放盐，我叫你吃。她要说淡了，我就给她多放点盐。我真给她这样做。这样整她几次，她就不会鸡蛋里挑骨头，轻易喊咸或淡了。
李：您不害怕啊？不怕她整您啊？
程：她还真不整厨师。
李：您觉得她为什么不整你啊？
程：谁知道她啊！她是不是担心整了厨师，厨师一撂挑子，没人给她做饭、吃不上饭了？她是不是这样想的？这只是估计。
李：不会吃不上饭，很可能是吃不到可她口的饭。
程：我担任江青专职厨师前，是一个姓廖的老师傅，跟着她将近10年。我跟她是最长的，16年。江青不整我，一方面是我凭着我的手艺，认认真真地给她做饭，一方面是否也与我整过她有关？比如她说菜咸，我就给她弄一个口味合适的，其他的菜不给她放盐。她品了这些菜，叫服务员拿着到下边去叫大家尝，有时候沈同值班，有时候孙勇值班，他们都是警卫啊，他们尝完了，又送到厨房，对我说“江青同志叫你尝尝这个菜”。他们都知道这里面的缘故。江青直接找我的时候少。原来跟江青的那个廖师傅，几乎没有一顿饭不挨江青批评的。
“一切以她的要求为原则，这样做，她就抓不住我的毛病”
李：您说的什么时候？
程：在我之前，廖师傅没有一顿不挨江青批。她不是嫌这个菜咸了，就是怨那个菜淡了。江青不吃葱、姜、蒜，这是真的。但是一碰到烧鱼的时候廖师傅偷偷摸摸地往里面放葱。看到这种情况，我就给廖师傅做工作。我说，这你就不对了，首长提出来了不吃这东西，你就别给她往里面放，那又不是你吃，是她吃，你何苦呢？她吃着没味儿，你再给她往里面放也可以啊――她也没提出说没味儿啊？人家就要求那个嘛，你要按人家的要求办。江青辣椒不吃，羊肉不吃，狗肉不吃，鳝鱼、泥鳅不吃，甲鱼不吃，葱、姜、蒜不吃，这些人家不吃的东西，都要好好记住，不吃就不给她做，不给她放嘛，这样才行。
我给江青做饭，经常好几个星期得不到休息，家里碰到点急事也得不到及时处理。有时管理员也请来外边的厨师顶替我一天，让我回家休息休息，处理处理自己的私事。但江青吃惯了我做的饭菜，对于顶替厨师做的饭菜一吃就能知道不是我做的。所以非特殊情况，我不会同意请别的厨师顶替我。韩阿福师傅是给毛主席做过几十年饭的有经验的高级厨师，有一次管理员让他顶替了我一天，江青一吃感到不对，说“今天的饭不是程师傅做的”，她下来一问知道是韩师傅做的，就说“以后别让韩师傅给我做了”。有一次管理员将北京饭店的名厨师陈师傅请来替我一天，江青一吃，就说“这不是程师傅做的”，“以后别让他做了”。有时候管理员想请人大会堂的师傅替我一天，但他们了解江青，都不敢替我，怕挨训。鉴于这种情况，我想算了，以后我也不休息了，也不用请别的师傅顶替我了，我家里不就一个老婆、两个孩子吗，事情也不多，即使他们有事，也让他们尽量自己解决，尽量不用我处理。有时家里来客人，来就来吧，能见就见，不能见就算。有时家里碰到困难，就自己解决或克服吧！否则，请外来厨师顶替我的次数多了，江青非得发火不可。我在给江青做厨师的长时间里，白天、晚上都在她工作的驻地休息，时时坚守在厨师的岗位上，保证随叫随到。
我给江青做饭掌握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凡是她喜欢吃的东西我就给她做；她不喜欢吃的东西，我就不给她做；她喜欢吃清淡的口味，我就照她要求的清淡口味做；偶尔她有特殊的口味要求，我就按她特殊的口味要求做。总之，一切以她的要求和满意为原则。这样做，她就抓不住我的毛病。
郑：你主要给她做中餐还是西餐？
程：中西餐都做，那时候我给她做好多东西啊！她吃的那个点心挺难做的，一般的厨师不大会中西点心，会中点的厨师啊不一定会西点，会做点心的厨师又不一定会做菜，我不仅会做菜又会做点心，我不仅会做中餐又会做西餐，我学的面是很广的。西餐的做法跟中餐不一样。西餐要转下来，什么叫转下来？会做汤，会做菜，凉菜、热菜都要做，还要去做面点心，转一圈，都得会了。中餐没有转的，中餐学的炒菜就是炒一辈子菜，其他的不会。中餐与西餐的路子不一样。 郑：江青喜欢吃什么？
程：江青喜欢吃的东西一是清淡，二是南方口味。比如说她吃小鸡，她就喜欢吃拳头大小的雏鸡，很嫩，你怎么给她做她都吃，什么面条鸡啊，铁扒鸡啊，她都喜欢吃。我随江青到海南岛去，我还给她做过椰子鸡。海南岛的椰子很多，给江青做椰子鸡，必须上午8点以前摘树上嫩椰子，8点以后太阳晒过的椰子，味道就变了。只有摘嫩椰子，里面的肉才能吃。我每次做椰子鸡，都是请人摘两个嫩椰子，先将两个椰子用厨锯锯开，把其中一个椰子里的水倒在锅里，将椰肉挖出来放在容器中，再放上黄油，用西餐的方法搅拌均匀，将洗干净的小雏鸡放到椰子水的锅里煸好以后，再将鸡和椰肉都放到另一个锯开的椰子里去，用锯下的那段椰子盖好，然后放蒸锅里蒸两小时，这道椰子鸡荤菜就做好了。这椰子鸡的味挺香的，她一个人就全报销了。毛主席和江青吃东西都不浪费，都不是大手大脚的。一个椰子鸡这个荤菜就可以了，再做两个小菜。她吃的那小菜很少，一点儿。虽然量少，这样的菜却不大好做，为什么呢？既要叫她吃饱，又要叫她吃好，这点儿数量限制你，挺费劲的。
郑：主食江青主要吃什么？
程：一般她一天能吃一顿米饭，带点心的东西吃的多一些。喜欢吃甜的，但是你不能给她做太甜了。点心类的东西、布丁类的东西都可以吃。一般来讲，晚上这顿她必须吃米饭，每天第一次起床她吃麦片粥啊，那时候她就喜欢吃麦片。那时候咱们中国老百姓还不大懂那个。为什么我懂呢？因为我从小学的西餐，这些东西都有。过去，江青早晨起来吃的这一套东西就是稀米粥啊麦片粥啊，现在不都是这个羹那个羹，这个酪那个酪的。
郑：江青啥时间吃早餐？
程：江青吃早餐的时间，每个阶段不同。在“文革”期间，她的作息时间，在很大程度上是随着毛主席转，晚上办公，上午或下午休息。因此，她的早餐时间，上午下午都存在，但上午7至12时吃早餐的时间居多。
李：每次现吃现做？您不可能做好了等着？
程：主席和江青都是现通知现做，你半个小时一定得把饭菜给搁到餐桌上来。焖饭半个小时挺紧张的，就这么点儿时间，必须得提前将能早准备的工作都准备好。江青吃的那个鸡，是很费事的，一个小时都做不出来，必须得早做准备。
郑：她还有什么特别爱吃的东西吗？据说，她喜欢吃那个大鲫鱼。有人讲大鲫鱼供应站就给她和总理吃，别人谁也不给，是这样吗？
杨：鲫鱼没有大的，一斤多重的都很少。
程：大鲫鱼不好找。“文革”那时候说北京中山公园有个水洞里头老有那么大的鲫鱼，一捞就捞上来了。一般的说，北京巴沟渔场里，那么大的鲫鱼很少，小鲫鱼多。我用北京的烹调法子酥好了，做成凉菜给她吃，她也可以吃，吃的还不少。
李：她有没有哪顿饭吃高兴了，说“跟程师傅说说，今儿这饭真好”？
程：高兴的话，她一般也不会说“这饭真好”，因为她在吃饭前，已经吃了安眠药了，在吃饭过程中，大脑逐步趋于高度抑制状态，她哪还有兴趣评价你做的饭菜好与不好啊！
郑：江青除了爱吃鲫鱼还喜欢吃什么？
程：江青除了爱吃鲫鱼、小雏鸡外，一般地讲吃点儿烤鸭也可以。烤一只鸭子，她一个人吃不了。你一买就得买一个鸭子，买半只鸭子的时候也有。有一次我到供应科订了半只鸭子，那时候供应科也很注意节省啊，我订了半只，那半只供应科最后卖给了警卫局局长张耀祠了。到了晚上江青提出要请客，我一看这鸭子不够了，我就赶紧打电话给供应科。我说你别把那半只鸭子处理了。供应科那时候自己绝对不敢吃，他们说哎哟，糟糕，那半只鸭子卖给张耀祠了，刚送走，要不要追回来？我说算了，你送去以后再跟人要回来不合适。最后我想出了一个法子，多做点儿小菜应付过去了。
郑：蔬菜她喜欢吃什么？
程：她吃蔬菜也分年代和季节。“文革”时有那么一段时间她大便干燥，她就喜欢吃那个菠菜泥儿。做菜泥儿时，我将奶油黄油搁里头，菠菜泥儿啊胡萝卜泥儿啊这些菜她都喜欢吃，素菜她一般喜欢吃油菜、芥菜，带叶的菜她吃的少一些。以前主席家里带叶的青菜不少，什么苋菜啊空心菜啊都有，但她吃的不多。过去这些菜市面看不见，都是从南方买的种子，在北京农场特别种的。
郑：江青喜欢吃的那些菜也是专门种的吗？
程：是专门种的，有个农场。
杨：北京玉泉山有个8341部队农场，西郊还有个巨山农场。
程：玉泉山农场生产的粮食、蔬菜、水果实际就是专供中央书记处的，够他们吃的。
“供应科的人员都是经过严格挑选，全心全意为中央领导服务的优秀人员，不可能有投毒问题”
李：民间有一个说法，大概是自古以来就有，说皇家吃的食品过期没过期啊，坏没坏啊，有毒没有啊，必须用银勺儿试试，有这回事吗？
程：没用这个检验方法，实际上也不需要。因为江青吃的东西，我都是前一天订货，当天从供应科买回来。供应科供应的东西，比如猪肉，是当天杀的，鱼都是活的，鸡是刚宰的，不可能存在质量问题。再说，供应科的人员都是经过严格挑选、全心全意为中央领导服务的优秀人员，不可能有投毒问题啊！
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叫供应科，现在叫供应处，就是科成了处了。最早的时候供应科的特供范围是常委以上的中央领导人啊，江青属特殊照顾，就包括在内，后来供应范围扩大到政治局，她更没问题了。部以上的领导人，北京市有一个供应站，在东华门。
程：包括北京饭店这些大的一些宾馆都可以到北京市供应站订货。
李：总之和市面上没关系，自己内部循环？
杨：对，什么钓鱼台啊大会堂啊，都到那个供应站去买。
阎：老母鸡，江青光喝汤不吃鸡吗？
程：对，有时候是这样，我从供应科订半只老母鸡煮汤，煮汤之后的鸡肉一般的再退给供应科出售给本单位食堂。再有的时候捞出来，搁点儿酱油一拌，给江青身边的工作人员吃了，实际上江青不知道给他们吃了。
李：要知道了她会怎么样？
程：可能会批评――不过还没发生过这种事情。
李：江青很在乎这个吗？
程：她很在意。因此，我们都在工作人员食堂吃饭，唯恐“说不清”。即使这样，有时江青还突然检查一下我们吃的是否简朴。例如，在上海时，有一天吴阶平大夫、邬吉成副局长我们几个工作人员正在工作人员食堂吃饭，桌子上有肉、有菜，还摆着西瓜，突然护士小周给我打电话，说江青向我们工作人员食堂走来了。小周挺精的，她打电话的目的是提前让我们有个思想准备，该回避的回避，免得节外生枝。我接完电话后，立即将两盘好菜搁进橱柜里头，一盘西瓜也搁进去了。她来到食堂进门一看，饭桌上没什么吃的，扭头就走了。大伙就笑“程师傅太了解江青这个人了”。
李：她干嘛要来看你们吃什么啊？
杨：我估计她是怕当地官员把我们收买了，吃得太好。
程：嗨，最后她走了，我把这两盘菜拿出来，一盘西瓜也拿出来，他们说你真逗啊。我说不回避一下不行啊，你叫她看到了吃那么好，她真火儿。弄得大家都不痛快干什么啊，是吧？
江青护士小赵(三)
江青墓葬现京郊
江青墓葬福田 北京西郊福田公墓东南隅。祭台前的青白石碑被塑料鲜花簇拥，碑文简洁，“一九一四年一一九九一年，先母李云鹤之墓，女儿女婿。外孙敬立，二零零二年三月”。一支燃尽的“哈德门”香烟插于祭台右侧，祭台左侧，则插着一支产于湖南的香烟，环绕烟嘴的“芙蓉王”小字，手写毛体潇洒磅礴。18支短香还未燃尽，分成数堆，供于祭台之中。显然，拜祭者离开不久。
李云鹤是江青的曾用名，碑文所记载的生卒年也恰与其吻合。日前，大陆作家舒云据此与江青的专职秘书阎长贵与杨银禄核实，得到的答复是，江青确实葬于北京西郊的福田公墓。不过，近日本港媒体报道称，杨银禄谢绝向媒体透露江青墓地的更多情况。报道引述杨银禄的话说，李讷（毛泽东和江青的女儿）希望他对此事保密。
福田公墓内所葬名人众多，清王朝最后一位摄政王爱新觉罗・载沣、近代国学大师王国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一钱玄同、中国装甲兵之父许光达大将，以及现代核物理学家钱三强等人均长眠于此。
公墓始建于1930年，北依燕山龙脉，西邻八大处，南抱永定河引水渠，东望京城，因近邻福田寺得名。北京方面曾于1992年划定福田公墓安葬范围为文艺界、科技界、知识界具有高级职称人员，特殊对象由殡葬管理处批准。但这一范围决定在两年后就被自行废止。其间在八宝山革命公墓调整骨灰寄存范围时，将县团级干部骨灰调至福田公墓存放，目前此处的干部骨灰堂寄存的骨灰超过400份。
掩映于名人墓区中的江青墓葬并不惹眼，但体例罕见。这座朴素石碑的前方并无其他墓葬遮拦，低矮灌木前，成排的石碑在江青墓葬正前方恰好留出一块空地。这成为这片墓地区别于其他的最大不同。
在被关押于秦城监狱的岁月里，江青曾抱怨监舍10余平方米的放风空地不够大，她要求前来提审的时任中纪委委员汪文风，给她换一间有60平方米的房间。
以“李云鹤”之名终老
江青1914年出生于山东诸城，取名李淑蒙，父亲李德文在县城以经营木匠铺为生，母亲李栾氏是李德文的二房。据相关传记记载，1921年夏入小学时，校长因其江青材高挑，双腿细长，故为其取学名为“李云鹤”。
其后江青辗转济南、青岛、上海，曾用名“张淑贞”。在上海滩进入电通影业公司时，江青改名“蓝苹”，不过这个名字她也只用了28个月。“七七”事变“后她在1937年8月到达延安，遂取《湘灵鼓瑟》中”曲中人不见，江上数峰青”之意，更名为“江青”。
“文革”中，江青也不断给别人改名字，秘书杨银禄称这是她的一个“不大不小的乐趣”，而改名的理由则从有“封建味道”到充满“资产阶级铜臭味”，不一而足。
1991年的3月15日，江青为自己换了最后一次名字。此时江青已被保外就医她在住院单上化名“李润青”，“这再一次表明她对自己和毛泽东婚姻的怀念之情。“润”是毛泽东早年使用的字，‘李’是江青的姓，‘青’则是江青的‘青’”，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教授R・特里尔在《江青全传》中写道。
1991年清明节，江青向上级表达了去毛主席纪念堂的愿望，并希望允许李讷能在看望她时带来一卷白纸，好让她可以给毛做一个花圈。最终她的这两项要求都未被批准。
1991年5月13日，江青在当天的《人民日报》头版位置潦草写十个字：“历史上值得纪念的一天”――25年前的这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江青被任命为文革领导小组负责人。
1991年5月14日凌晨3时30分，一名护士发现江青已自缢于卫生间浴盆的上方。曾经集演员、政治家。文艺女皇和毛泽东妻子于一身的江青，在她77岁时身亡，死前两日，江青还拒绝了李讷夫妇的探访。
上世纪30年代，因与第二任丈夫唐纳发生纠纷，江青曾想到过自杀。1976年被捕后，绝望使江青再次产生了自杀的念头。1984年9月，因拜谒毛主席纪念堂请求未被批准，江青曾把一根筷子插入喉咙。1986年明，因对处境不满，江青曾用几只袜子结成一个绳套，套在自己的脖子上。
江青的遗体在解放军总医院太平间停放了10日，化名“李梓”――这已经至少是江青的第8个名字，也是她自新中国成立后唯一一次被人更改姓名。储存其遗体的冰柜被贴上封条，有关方面还安排了武装人员看守。其后6名公安人员奉命取走江青遗体，送往八宝山火化。火化之时，李讷并未在场，江青与毛泽东的其他亲属亦无人到场。此时，全中国和全世界对江青的去世还一无所知。
1991年6月4日晚23时，新华社公布了江青的死讯。公告没有概括江青的生平，亦无对她曾经的政治地位进行介绍。如果是学校的孩子读到这则刊登在《人民日报》第四版角落里的消息，他们不会想到这个女人曾是毛泽东的夫人
12年后入土为安
有关江青墓葬选址一事，江青老家山东诸城曾经流传着各类传说。“文革”中北航红旗手戴维堤曾在其回忆录中写道，江青自杀后，其骨灰无处存放。康生死后，骨灰盒从八宝山被扔了出来。这时，纯朴的诸城老乡有人说，康生、江青无论怎么说总还是诸城人，既然死无葬身之地，何不让他们落叶归根？于是就有人打报告给中央。建议把康生，江青骨灰运回诸城，按平民百姓待遇埋于凤凰岭之上，每个墓前立个小碑，上书“反革命集团首犯某某之墓”。结果当然是没有下文。
据江青秘书杨银禄曾经的回忆，江青在监狱里曾有遗嘱，希望死后葬回山东老家诸城。1996年江青秘书阎长贵去诸城时，向市委书记说明此事，诸城方面让他转告李讷，诸城老家有凤凰墓地，可以接受江青骨灰，可埋坟，也可立碑。并说人已死了，如李讷同意，也不必通过办公厅他们去车拉回即可。阎长贵回京后把诸城市委的意思转告给李讷。李讷表示还不是时候，恨江青的人还很多放在那里，又不能去守墓，如果被砸，子女岂不更为不孝，此事因此作罢。
据境外媒体报道称，中共十六大后，一位中央领导人在谈及江青安葬之事时对李讷说“不要葬回老家了吧？不大合适，万一有个什么事，也没有人照应。“报道称，李讷随后提出将江青葬于北京的建议，这一建议最终被批准。李讷随即开始筹办江青的墓地安葬事宜。
李讷以局级干部的身份退休，由中办秘书局管理。爱人王景清是军队副师级干部，家境并不富裕。但作为江青唯一的女儿，为了让母亲入土为安，李讷自掏腰包，花了五六万元丧葬费。至此到2002年3月下葬之时，江青骨灰入土一事，在其自杀身亡12年后，才得以完成。
江青的墓地，在一片果树之下。远处树枝上有两只鸟窝，墓地上空不时有鸟呜叫掠过。江青所在的墓穴左右相邻的石碑上，落着早已风干的鸟粪，似久无人打扫。而江青石碑的碑身则显得光洁干净。碑文名号并没有用其一生最响亮的名字“江青”，而在她的石碑之后，空无一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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