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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论分析与思考(一)
“中等收入陷阱”：成因、理论解释与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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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收入陷阱”：成因、理论解释与借鉴意义
作者：郭正模
来源：《社会科学研究》2012年第06期
〔摘要〕曾经和现在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都有着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多方面原因。“中等收入陷阱”产生的原因往往具有综合性，其中既有资源配置方面的原因，也有制度转型障碍方面的原因。“中等收入陷阱”可以纳入经济增长的理论框架进行分析。探讨“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目的是认真吸取其他国家的前车之鉴和经验教训，从而避免出现经济增长的不合理减缓甚至停滞现象，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迈向高收入国家行列。
〔关键词〕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增长理论；中国经济增长方式；发展中国家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12）
06-0021-
一、 发展中国家普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因
“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的概念由世界银行在《东亚经济发展报告
（2006）》中最早提出，其基本涵义是指：鲜有中等收入的经济体能够成功地跻身高收入国家。这些国家往往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000美元以后便陷入经济增长停滞期，既无法在工资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尖端技术研制方面与富裕国家竞争。与此同时，世界银行也提出了“东亚奇迹”的概念，对东亚一些国家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验加以肯定。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通过比较分析成功跨越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两类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社会特征，选取一些国家来分析其在经济增长、技术创新、人力资源、收入分配、社会发展、对外依赖等方面的差异性，归纳出之所以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
1.未能及时调整经济增长模式而失去模式转换的机遇。一些依靠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发展中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传统产品成本增加和需求发生变化，却未能及时调整产品结构和培育出国内市场需求，从而导致外贸逆差和经济大幅度减速，典型的如马来西亚等国家，主要依靠初级工业品和传统资源性产品出口，难以继续增加外贸收入和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有的国家长期通过牺牲环境实现经济增长，到中等收入阶段便陷入环境危机，需要支付巨额的环境治理费用从而影响经济增长和收入增加，如印度尼西亚长期大量出口木材，使本国的热带森林资源受到严重破坏，资源枯竭危机日趋严重，而新的替代性出口产品却难以形成规模。
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论分析与思考(二)
对中等收入陷阱的思考
对中等收入陷阱的思考
摘要：那些曾经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因素，已经不能再继续作为推动力；中国现代化的过程和机制，涉及很多无法回避的问题，这就是中国取得高速经济发展所支付的巨大社会成本；以及经济发展模式转变所带来的阵痛。当前中国经济处于经济增速换挡期、经济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阶段。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加大初次分配调节力度。鼓励第二产业由低端制造业向高技术产业、装备制造业转型升级，从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产业向技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产业过渡，以进一步拉动第二产业比重的上升，从而尽快实现工业化，并为本世纪中叶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奠定良好的工业基础。
关键词：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特色主义 现代化道路
一、引言
当前中国经济处于经济增速换挡期、经济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阶段。必须面临经济下行的压力，楼继伟说如果我们在下大力气进行结构调整，也就是经济学上的结构改革，中期增长有可能达到6.5%—7%。这是一个需要努力奋斗去实现的比较乐观的前景。但是，我们也有另一种前景，即今后的五年十年，滑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是非常大，我甚至觉得是五五开。那么什么是中等收入陷阱，我们国家如何能顺利跨越过中等收入陷阱呢？
二、我对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解
“中等收入陷阱”并不是一个新奇的经济社会现象。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在经济起飞过程中被称之为“进步时代”，同时也被称之为“最坏的时代”，曾经出现过经济危机周期性爆发、社会贫富两极分化、政治腐败十分普遍、阶级矛盾冲突的现象。其他发达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也有类似的过程。这实际上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即为什么世界工业化已经进行了250年，而近200个国家中只有少数发达国家？为什么很多国家不能从发展中国家变成发达国家？为什么很多中等收入国家长期在中等收入阶段徘徊，迟迟不能进入高收入国家，常常“跌跟头”、“忽上忽下”，甚至可能出现经济停滞或倒退呢？二、中国发展前景的两种“可能性”通常来说，一个国家发展一般要经过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低收入到中下等或中等收入阶段，也是经济起飞阶段，总体上这一经济发展模式是由要素驱动的，表现为要素高投入、空间低集聚、贸易低附加值、自然资源高消耗与环境高污染。利用后发优势和对外开放优势，比较容易实现一段时期的高增长。第二阶段，从中下等收入到中上等收入阶段，这一阶段为重要的经济社会转型期，这是欠发达经济体成为较发达或发达经济体的关键阶段。这一时期有三种可能性：如果转型成功则经济保持持续增长或经济起飞，顺利进入中上等收入；如果转型不成功，则停滞在原有的水平上；如果转型失败则可能中断经济起飞，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第三阶段，向高收入或发达经济体过渡，表现为知识和技术创新驱动，生产要素高度空间集聚，产品高附加值，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中国自1995年之后就从低收入阶段进入中下等收入阶段，目前正处于这样一
个关键时期。政治与社会不稳定因素激增与一国的经济发展阶段有关。尽管中国一直保持政治稳定，但社会不稳定因素不断增加，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以治安案件数、刑事犯罪案件数为例，自1990年以来都是持续上升的。
实际上，温家宝总理在2004年就提出了中国发展前景的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是顺利实现工业化、现代化，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另一种可能性就是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经济社会发展长期徘徊不前，甚至出现社会动荡和倒退。这充分表明，党中央早已充分意识到我国目前出现的各种社会矛盾、社会问题是与我们所处的发展阶段有关，也是与当前阶段的发展特征紧密联系的。对此党中央及时提出了“五个统筹”的治国方略。这是一个十分典型的“挑战—应战”模式，也是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基本思路。
三、可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因素
长期以来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使我们忽视了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进而走入今天的经济发展困境模式。中国模式在创造着经济发展奇迹的同时，其自身存在的结构性缺陷也日益显露出来；主要表现在三方面，那些曾经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因素，已经不能再继续作为推动力；中国现代化的过程和机制，涉及很多无法回避的问题，这就是中国取得高速经济发展所支付的巨大社会成本；以及经济发展模式转变所带来的阵痛。
1、消失的经济增长推动因素
中国经济增长由10%减至7%已进入刘易斯拐点即人口红利消失转折点，2015年中国农民工首次出现零增长、负增长，农村劳动力纷纷返乡，劳动力供给不足，机器替代人工有限，传统技术进步放缓，导致中国经济生产力下降。中国如今依然是世界第一人口的国家，但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呈下降趋势。劳动力短缺、工资上涨快于生产率增长、以及内陆农村地区农民工外流大幅放缓的迹象越来越多。一个国家到达“刘易斯拐点”后，经济增长通常会减速。 中国在进入21世纪后出台了一系列刺激性经济政策，出口退税政策拉动中国外贸增长、开征利息税来刺激消费、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推出4万亿投资计划等。国外的很多经验证明了，刺激性经济政策会引起通货膨胀、通货紧缩和金融市场的混乱。放弃使用这种方式，通过更多的通过盘活存量、用好增量来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才是从根本上起到调整宏观经济的作用。李克强说，要兼顾当前和长远，稳定宏观经济政策。在中国经济下行时，用短期刺激政策把经济增速推高，不失为一种办法，但权衡利弊之后，刺激性经济政策显然是无助于深层次问题的解决。然而新一届领导班子上任后，中国经济仍然在一个内生式的成长通道里运行，但中央政府利用货币和利率政策进行宏观调控的能力已大大减弱。
2、发展过程中导致的问题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我们的特殊国情和对有些问题考虑不足或是无暇顾及，虽然我们的社会也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是在经济转轨过程中也存在不少问题。首先，由于我们特殊的国情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采取了城乡、地区区别对待的政策，加上邓小平同志的“先富论”和分配制度，在带来中国经济腾飞式发展的同时，也造成我们的城乡差距、地域差距的巨大，社会成员贫富差距不断拉大，据国家统计局有关资料显示，我国的基尼系数已远超过了4%的国际警戒线。其次，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我们某种程度上牺牲了广大劳动者，特别是廉价劳动力和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社会保障权益，导致我们的社会保障制度严重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另外，还存在失业问题、教育问题、住房问题、通货膨胀、腐败问题、环境问题、国民幸福感不强等诸多影响社会和谐的问题。尽管这一系列问题在经济转型过程中都是不可避免的，或者说它的出现也是正常的。但是，这些问题已经并且将更为严重的影响经济的发展。
长期以来，我们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一直是“三高”（高投资、高消耗、高污染），“两
低”（低质量、低效益），“一依赖”（能源与矿产资源依赖于国外）。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中国每年由于环境污染和恶化造成的损失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的8%—12%。在出口方面，我们国家的出口产品多是一些高耗能高污染的资源型产品。虽然我们的自然资源储量总量丰富，但是由于人口众多，人均占有量很低，在整个世界的排名处于下游。煤炭我们的人均可【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论分析与思考】
开采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53%，石油为15%，天然气为10%。加上一直以来的高消耗的发展模式，导致我们的资源对外依赖度大，而且这种依存度随着经济的发展在迅速上升。据有关资料显示，目前我国的石油进口占消耗的比率为40%，预计到2020这一数据会上升到60%，中国正在超速度地向石油进口第一大国迈进。这一系类数据表明，目前我国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对我们走可持续的发展道路是极为不利的，经济能否持续快速增长和长期繁荣是值得我们考虑的。
3、经济发展模式转型【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论分析与思考】
就像楼继伟所说，当前中国经济处于经济增速换挡期、经济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阶段。经济增速换挡是必然的，中国经济的关键驱动力——固定资产投资在今年头四个月同比扩张12%，这是自2000年以来最慢的步伐，而且低于第一季度13.5%的同比增幅。这在很大程度上可归因于重要的房地产行业投资和建设不断下滑，该行业正遭遇供应过剩和需求乏力。中国的总体房地产投资在今年头四个月同比增长6%，相比第一季度的8.5%出现急剧减速，而且是自2009年5月以来最慢的增速。4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0%，仅略低于3月的10.2%，但却是9年来最疲弱的月度同比增幅。今年中国几乎可以肯定将录得25年以来最慢的经济增长，政府要达到其已经下调的“7%左右”的增长目标将有难度。
当前中国产业发展失衡和部分产能过剩，产业结构如何实现转型升级，已成为中国经济能否顺利找到新动力的关键。而中国一直以来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于两方面，政府支出建设基础设施和军备支出；制造泡沫，有研究显示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来自资本增长的在50%以上。然而这种经济增长的模式是不可持续的，一个健康的经济体必然是内生动力性的，即由消费来拉动增长。
前期的刺激性政策导致产能的急剧扩张，以至危机后我国产能过剩问题更加突出，现已暴露无遗。以去年国务院重新确定的我国五大过剩产能行业即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船舶制造为例，其产能实际利用率均在70%~75%之间。这当中，除了船舶制造业主要系由危机前国际船舶市场的过度膨胀所致之外，其余四项均与危机后国内强力推动的巨额投资政策有关。其次短期内快速推高了中国的整体负债率水平，直接导致中国经济出现明显的泡沫化现象。这不仅体现为政府融资平台公司数量及其债务规模的成倍增长上，还造成实体企业及个人总体负债率水平也迅速上升（主要由房地产泡沫引发）。而且，这种泡沫化现象至今未能有效抑制，以致中国整体负债水平仍处于不断的上涨之中。
四、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我们认可也承认西方经济学对中国经济发展道路以及出现的困境的预言，然而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必须采用西方经济学中的方法去解决这些问题和规划中国现代化道路未来的方向呢，我觉得并不尽然。从上一届中国的领导人，中国开始信奉凯恩斯主义，运用一系列刺激性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来拉动中国的经济增长。事实上这样的增长不仅不可持续并且造出了巨大的泡沫吞噬了老百姓的钱。那要想实现走出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而不至于落入拉美陷阱。该怎么做呢？我觉得主要有以下这几个方面的措施可以采取。
1、释放农村劳动力
最近几年，我国无论是沿海还是内地，工厂集中的地区频频出现“招工难”，工厂招不到足够的工人，一些企业没办法开工。工厂的老板猛然发现，要想招到足够的工人，就必须大幅度提高工资水平，因为，这时候他需要和其他工厂争抢工人，而不是只给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工资就可以了。对工资水平从停滞不动到陡然上升的转折点，一些学者惊呼，“刘易斯拐点”已经来临。与“刘易斯拐点”相对应的是“人口红利”，由于年轻人口数量增多形成的廉价劳动力，提供给经济发展相对便宜的要素价格。对于很多发展中国家而言，廉价劳动力是发展的一个重要要素，这一点，在我国的经济增长模式中也表现得较为明显。而“刘易斯拐点”与“人口红利”之间似乎有一种正相关的关系，前者的显现，往往是“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的一个前兆。人口红利的消失必将导致中国经济增长的放缓，然而农村仍存在许多农民无事可做，坐在村口打麻将的情况，即使除掉非劳动人口，仍然数量可观。因此如何释放这部分富余劳动力来为现代化做贡献是一个意义重大的命题。
首先改革农业，我们应该减少对价格的干预性补贴，可以对勉强耕作的农地退耕还林、还草、还湿等生态恢复的活动给予补贴，而对农业生产应回到承包制时的种什么、怎么种、怎么卖、怎么用由农民自己决策。
现在的做法就是国家用所谓的经济杠杆直接配置资源，而不是市场配置资源，国家作为补充。怎么办呢？就是把价格放开，让农民根据比较效益自主决策。资源配置的结果，很可能是因粮食收益不高，出现耕地集中化经营。
放开价格，让市场配置资源，实际上是劳动力和土地资源的市场配置。按照三中全会确定的任务，农用土地的流转试点现在也已经开始了。还有集体建设用地的流转，与国有土地在同样用途管制的情况下，同等入市，也在选一些地区做试点。这些全部推开后，几百亩上千亩的大户就有可能越来越多。当然在WTO“黄箱”约束之内，我们仍可以适当地对粮食提供补贴，但是不要全过程补贴，应该实行后补助。所谓后补助就是设定一些标准，比如按农药、化肥残留标准。因为施用农药、化肥越少，产量越低，适度补贴后还可以卖高价，让农户自己选择。
通过对上述方面的改革，我们可以释放出农业劳动力、合理利用农地、提高农业生产力，农民的收入也可以增长。
2、实现由投资拉动增长向消费拉动增长的转变
我国当前存在着收入政策不合理和较高的社会储蓄率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使得居民消费力不足，难以起到拉动经济的作用。
一方面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在不断向政府、企业倾斜，基尼系数连续6年超过0.4的国际警戒线。居民是经济运行中的消费主体，居民所占收入比重在不断下降必将导致国家整体的购买力不足。同时在不同收入群体之间，我国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政策有利高收入群体，而不利低收入群体，而高收入群体比低收入群体储蓄倾向高，边际消费倾向低，而社会储蓄最终会转化为投资和净出口。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也制约了居民消费。福利制度多元化、低覆盖率、多种制度并存使老百姓难以放心大胆的去消费。老百姓的储蓄有相当一部分是预防性储蓄，过去十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平均每年名义增长率都在15%以上，可见消费本身的增长速度还是相当快的，但若与社会储蓄增长比就相对落后了。
同消费相比，投资是少数人决策，集中投放，短期拉动经济增长见效快。我国现有体制恰恰是在集中资源干大事、发动投资促增长方面具有明显优势，投资的特点和体制优势相结合，在投资增长有空间的前提下，让投资“冲锋陷阵”拉动经济增长易如反掌。这也使得很多人看不到想要形成一个健康的经济体，需要内生增长的动力。
而想要实现这样的转变，首先必须清楚扩大消费是调结构、稳增长的必然选择。当前我国扩大消费战略的落实首要任务应该是完善顶层设计，尽快制定全国扩大消费战略规划，使中国【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论分析与思考】
的消费政策从“一时一策”和“一事一策”的临时性措施向长期稳定的消费政策转变，逐步建立起扩大消费的长效机制。
同时建立、健全了全社会性社会保障，老百姓有所依靠，不需要存那么多钱，家庭储蓄就会减少，消费就会增加。
最重要的是要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加大初次分配调节力度。进一步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打破垄断和不合理的市场准入限制，支持创业，扩大就业，同时灵活运用财政税收政策杠杆，提高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分配的比重。建立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工资激励机制、工资保障机制以及工资集体协商机制，改变劳动力价格主要由资方决定的现状，提高居民收入增幅。这当然有许多步骤，但基本的想法是，政府政策应该有利于中国家庭收入增长，这可以有许多方法，可以从税收和社会保障的角度着手，也可以是某些长期的措施。例如在十八大三中全会提到的，从2020年开始中国国有企业要上缴更多的分红，这样就有利于政府增加对家庭的转移支付。从长期看，如果家庭收入和消费都增长，那么经济的性质就会发生变化，经济就会慢慢从依靠工业和制造业转向依靠服务业，依靠满足家庭消费的需求，这也是其他国家在收入增长阶段的路径，目前中国也正在沿着相同的路径发展，这也是健康的发展之路。
3、产业结构转型与升级
随着经济状况继续发展，30年的高速发展在某些领域逐渐地达到极限。人口红利的萎缩、更高的劳动力成本、环境问题以及许多行业逐渐成熟等，所有这些都在孕育着产业结构的转型，近来这种结构的转型趋势更是不可避免。而我们高兴看到的是中国政府的政策目标已经决心将中国从制造中心转变成高技术和创新的枢纽。“十二五”规划确定了7个关键领域，包括节约能源和环境保护、替代能源、替代推进技术、新材料、高端生产、新型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
根据国家统计局201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4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636463亿元，比上年增长7.4%，这是2010年10.6%的增长率之后，我国经济增长率第四个年头在9%以下运行，由此可以看出，我国经济增长从之前的高速转为中高速。在这一背景下，我国产业结构也发生了许多巨大的变化，2014年我国的第一产业增加值58332亿元，增长
4.1%，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9.2%；第二产业增加值271392亿元，增长7.3%，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42.6%；第三产业增加值306739亿元，增长8.1%，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48.2%。其中，第三产业比重自2012年首次超过第二产业以后，即45.5%比45%，有了一个飞速的增长。在当前国内产能过剩比较突出，工业生产价格持续下降以及企业生产经营困难等问题比较严峻情形下，以及在面临“刘易斯”拐点，即人口红利即将消失和环境承载力不断下降的约束下，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有一定的合理性，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应该是顺应了时代的要求。然而，与我国第三产业的强劲发展势头相悖的是，我国工业的发展与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匹配。
2010年中国的工业化水平综合指数已经达到66，这意味着2010以后中国进入到工业化后期。伴随着经济阶段的转换和经济增速的下降，在工业化后期会出现一些重大的挑战和风险。从范围上看，当前产能过剩的行业已经从钢铁、水泥、煤化工、平板玻璃等传统产业扩大到造船、汽车、机械、电解铝等领域，甚至扩展到光伏、多晶硅、风电设备等代表未来产业发展方向的新兴战略性产业。从产能过剩程度上看，从2012年3月起至2014年10月,我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已经连续32个月的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说明当前我国工业存在严重的产能过剩、长期维持高库存以及实体经济不景气的情况。
只有进行产业转型和升级是才有助于解决当前的产能过剩，消费不足等问题，以及克服当前面临人口、资源和环境等约束，实现经济稳定快速发展。应该为进一步鼓励第二产业由低端制造业向高技术产业、装备制造业转型升级，从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产业向技术密集型
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论分析与思考(三)
关于“中等收入陷阱及其克服”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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