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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开发开放浦东与上海城市的发展》
开发开放浦东与上海城市的发展
转型作为中国社会经济相当一段时间内的重要特征与标志，已深刻影响和融入中国经济社会众多领域。城市的发展与转型始终是贯穿上海改革开放30年的一条主线，极大地拓展了上海现代化建设的空间。自1843年被迫开放门户后，上海是中国近代化起步最早、程度最高的城市。到20世纪30年代，上海已集航运、外贸、金融、工业、信息、文化中心为一体，综合经济实力居于全国首位。解放后，为了把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上海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工业基地、科技基地之一，也是全国最大的港口、贸易中心。浦东的开发开放不仅对于长江三角洲乃至整个中国的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更是对上海城市在转型期的活力再造和功能拓展提供了载体和空间。浦东的发展，成为上海现代化建设的缩影、中国改革开放的象征之一。
一、开发开放浦东的历史背景
1978年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新时期。全国上下呈现出生机勃勃的发展新貌。然而，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上海却逐步失去了在中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独领风骚几十年的地位。上海工业总产值、出口总产值、财政收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能源有效利用率、商品调拨量、内迁工厂与技术人员输出等10项曾经独占全国第一。
1982年，工业总产值占全国11.4%，财政收入占全国的17.9%，外贸出口总值占全国16.3%，内贸日用工业品省际调拨量约占全国45%，港口吞吐量占全国的38%[1]。然而整个20世纪80年代上海经济发展的总体速度仅为7.4%，低于全国平均9%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速度。其中，1985年至1987年，上海连续3年地方财政收入不断“滑坡”。到20世纪90年代初，上海年完成国内生产总值由第1位降到了第6位，落到了广东、山东、江苏、辽宁、浙江之后。
现代经济的全球扩张性要求必须占据便利的、通往世界各地的出海口，经济贸易中心有向沿海地区集聚的趋势。上海地处长江三角洲前沿，倚东海之滨，南临杭州湾，西与富庶的江苏、浙江两省毗邻，北界黄金水道长江入海口，正处于中国南北18000公里海岸线的中部，交通便利，腹地广袤，具备得天独厚的国际经贸区位优势与国内辐射优势，一直是中国生产力发展、内外贸易、进出口双向辐射的经济生长点，又是全国高等学府、科研机构最集中的地区之一，劳动力素质较高。在世界经济重心正向环太平洋地区转移、新技术迅猛发展之际，上海的发展问题倍加令人瞩目。
（一）开发开放浦东前上海城市发展的瓶颈 上海经济发展面临的严峻挑战，既有自身发展问题，也有体制机制、思想观念的约束。
1.经济结构的不合理开发开放浦东与上海城市的发展。开发开放浦东与上海城市的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上海城市功能逐步由多功能综合型城市转变为以工业、科技基地为主的生产型城市。上海具备了冶金、化工、机电、仪表、轻纺、石化、汽车、飞机、电站设备、新材料等门类齐全的工业及微电子、计算机、光纤通信、生物工程、激光技术等高科技产业。约有四分之一的工厂不同程度地参与出口产品的生产，许多轻纺产品、手工艺品等驰名海外，不少机械、电子产品以及钢铁、万吨级船舶等进入了国际市场。但是存在片面性和失误。产业结构不合理:突出了工业，忽视了工业以外其他产业的作用，工业结构内部（包括技术结构、产品结构、组织结构等）也不合理，基础设施严重薄弱，工业布局混乱。上海是个资源短缺型城市。多年来，由于粗放式经营，1949年至1979年，上海的工业增长25倍，同期能源消耗增长24倍，钢材消耗增长74倍，即产值每增长1%，能源需增长0.96%，钢材则需增长296%[2]。随着计划和物资体制改革的深入，指令性计划逐步缩小，国家统一分配给上海的物资不断减少。如国家计划分配给上海的煤炭，1984年占全市消费量的93%，1988年下降到78.1%；同期内钢材计划分配的比重由54%下降到30%；木材由66%下降到30.6%；其余的必须自筹。1987年上海工业生产的指令性计划任务，仅占工业总产值比重的20%，国家计划分配给上海的物资仅有17种。原材料、资源平价供给量的迅速减少，使上海工业投入成本不断提高，效益逐渐回落，也使地
方用于进口原材料的外汇支出大幅度上升。1981年地方进口原材料外汇仅0.45亿美元，1987年连同中央各部门转由地方进口的物资，地方外汇支出高达6.5亿美元[3]。上海工业设备陈旧、厂房简陋，在外地大量引进国外先进设备后相当部分产品丧失传统优势。产品结构水平低，尤其在出口商品结构上，轻纺产品占80%以上，重、化工产品不到20%，而且基本上都是中、低档和附加值低的产品，直接影响对外经济发展。对外服务功能不足。1952年上海第三产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为42.3%，其中商业尤为发达，其产值约占全市国民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一，以后逐步下降，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已低于20%。经济中心功能减退，缺乏活力和辐射、带动力。开发开放浦东与上海城市的发展。
2.空间布局的逼仄
上海历史上是典型的租界城市，英法美等帝国主义国家在租界中各自为政，使整座城市建设缺乏统一规划，杂乱无章、畸形发展，连管道运行、电话接口，等等，每个区域都是不一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虽有所改造，但因资金主要集中于工业化建设而难有根本改观。道路狭窄，工业、商住区域不分，市区人口密度、建筑密度过高，城市容量已达到超饱和状态。虽然城市作为经济和社会运动、发展的物质载体，因为集聚而产生较高的效益，然而这种效益并不会随着集聚程度的不断提高而得到相应的增长，在一定的空间范围内，其容量毕竟是有限的。对此，上
海曾经用扩大市区范围的办法，市区面积曾一再扩大，1949年为86平方公里，1958年开辟了若干个卫星城镇，扩大至127平方公里，为重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1981年再次扩大为149平方公里，1985年为261平方公里。由于生产的增长有增无减，在城市中采取“见缝插针”发展，不仅不能解决市区的超饱和状态，使工业布局更趋恶化。城市基础设施陈旧落后、道路交通拥挤、电力紧张、环境污染，电话、自来水、煤气等公用事业跟不上群众生活需要。20世纪80年代之初，上海人均道路面积、人均居住面积、三废污染、车辆事故、人口密度等方面居全国倒数第一，各种不安全因素不断暴露，对整座城市的生产建设和人民生活造成威胁。
3.体制机制的局限
上海发展外向型经济的难度在于开放度不足和财政上交任务重的双重制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上海成为经济生产、财政税收、文化教育都由中央控制、直接管辖的城市。1984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继南方四个特区之后进一步开放上海等14个沿海城市，政策环境虽然有所宽松，但正如邓小平后来所指出，那只是一般性的。由于上海上交中央财政数额巨大，对国家的财政收入贡献重大，中央对上海的开放必然十分慎重地加以把握。据《上海财政税务志》，从1949年至1990年，上海地方财政收入总计3911.79亿元。从1959年到1978年，上
第二篇:《浦东新区的规划与开发》开发开放浦东与上海城市的发展。
第三篇:《浦东开发开放讲演(2013.10.6)》开发开放浦东与上海城市的发展。开发开放浦东与上海城市的发展。
第四篇:《开发开放浦东与上海城市的发展》
开发开放浦东与上海城市的发展
转型作为中国社会经济相当一段时间内的重要特征与标志，已深刻影响和融入中国经济社会众多领域。城市的发展与转型始终是贯穿上海改革开放30年的一条主线，极大地拓展了上海现代化建设的空间。自1843年被迫开放门户后，上海是中国近代化起步最早、程度最高的城市。到20世纪30年代，上海已集航运、外贸、金融、工业、信息、文化中心为一体，综合经济实力居于全国首位。解放后，为了把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上海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工业基地、科技基地之一，也是全国最大的港口、贸易中心。浦东的开发开放不仅对于长江三角洲乃至整个中国的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更是对上海城市在转型期的活力再造和功能拓展提供了载体和空间。浦东的发展，成为上海现代化建设的缩影、中国改革开放的象征之一。
一、开发开放浦东的历史背景
1978年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新时期。全国上下呈现出生机勃勃的发展新貌。然而，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上海却逐步失去了在中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独领风骚几十年的地位。上海工业总产值、出口总产值、财政收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能源有效利用率、商品调拨量、内迁工厂与技术人员输出等10项曾经独占全国第一。1982年，工业总产值占全国11.4%，财政收入占全国的17.9%，外贸出口总值占全国16.3%，内贸日用工业品省际调拨量约占全国45%，港口吞吐量占全国的38%[1]。然而整个20世纪80年代上海经济发展的总体速度仅为7.4%，低于全国平均9%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速度。其中，1985年至1987年，上海连续3年地方财政收入不断“滑坡”。到20世纪90年代初，上海年完成国内生产总值由第1位降到了第6位，落到了广东、山东、江苏、辽宁、浙江之后。
现代经济的全球扩张性要求必须占据便利的、通往世界各地的出海口，经济贸易中心有向沿海地区集聚的趋势。上海地处长江三角洲前沿，倚东海之滨，南临杭州湾，西与富庶的江苏、浙江两省毗邻，北界黄金水道长江入海口，正处于中国南北18000公里海岸线的中部，交通便利，腹地广袤，具备得天独厚的国际经贸区位优势与国内辐射优势，一直是中国生产力发展、内外贸易、进出口双向辐射的经济生长点，又是全国高等学府、科研机构最集中的地区之一，劳动力素质较高。在世界经济重心正向环太平洋地区转移、新技术迅猛发展之际，上海的发展问题倍加令人瞩目。
(一)开发开放浦东前上海城市发展的瓶颈
上海经济发展面临的严峻挑战，既有自身发展问题，也有体制机制、思想观念的约束。
1.经济结构的不合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上海城市功能逐步由多功能综合型城市转变为以工业、科技基地为主的生产型城市。上海具备了冶金、化工、机电、仪表、轻纺、石化、汽车、飞机、电站设备、新材料等门类齐全的工业及微电子、计算机、光纤通信、生物工程、激光技术等高科技产业。约有四分之一的工厂不同程度地参与出口产品的生产，许多轻纺产品、手工艺品等驰名海外，不少机械、电子产品以及钢铁、万吨级船舶等进入了国际市场。但是存在片面性和失误。产业结构不合理:突出了工业，忽视了工业以外其他产业的作用，工业结构内部(包括技术结构、产品结构、组织结构等)也不合理，基础设施严重薄弱，工业布局混乱。上海是个资源短缺型城市。多年来，由于粗放式经营，1949年至1979年，上海的工业增长25倍，同期能源消耗增长24倍，钢材消耗增长74倍，即产值每增长1%，能源需增长0.96%，钢材则需增长296%[2]。随着计划和物资体制改革的深入，指令性计划逐步缩小，国家统一分配给上海的物资不断减少。如国家计划分配给上海的煤炭，1984年占全市消费量的93%，1988年下降到78.1%；同期内钢材计划分配的比重由54%下降到30%；木材由66%下降到30.6%；其余的必须自筹。1987年上海工业生产的指令性计划任务，仅占工业总产值比重的20%，国家计划分配给上海的物资仅有17种。原材料、资源平价供给量的迅速减少，使上海工业投入成本不断提高，效益逐渐回落，也使地方用于进口原材料的外汇支出大幅度上升。1981年地方进口原材料外汇仅0.45亿美元，1987年连同中央各部门转由地方进口的物资，地方外汇支出高达6.5亿美元[3]。上海工业设备陈旧、厂房简陋，在外地大量引进国外先进设备后相当部分产品丧失传统优势。产品结构水平低，尤其在出口商品结构上，轻纺产品占80%以上，重、化工产品不到20%，而且基本上都是中、低档和附加值低的产品，直接影响对外经济发展。对外服务功能不足。1952年上海第三产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为42.3%，其中商业尤为发达，其产值约占全市国民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一，以后逐步下降，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已低于20%。经济中心功能减退，缺乏活力和辐射、带动力。
2.空间布局的逼仄
上海历史上是典型的租界城市，英法美等帝国主义国家在租界中各自为政，使整座城市建设缺乏统一规划，杂乱无章、畸形发展，连管道运行、电话接口，等等，每个区域都是不一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虽有所改造，但因资金主要集中于工业化建设而难有根本改观。道路狭窄，工业、商住区域不分，市区人口密度、建筑密度过高，城市容量已达到超饱和状态。虽然城市作为经济和社会运动、发展的物质载体，因为集聚而产生较高的效益，然而这种效益并不会随着集聚程度的不断提高而得到相应的增长，在一定的空间范围内，其容量毕竟是有限的。对此，上海曾经用扩大市区范围的办法，市区面积曾一再扩大，1949年为86平方公里，1958年开辟了若干个卫星城镇，扩大至127平方公里，为重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1981年再次扩大为149平方公里，1985年为261平方公里。由于生产的增长有增无减，在城市中采取“见缝插针”发展，不仅不能解决市区的超饱和状态，使工业布局更趋恶化。城市基础设施陈旧落后、道路交通拥挤、电力紧张、环境污染，电话、自来水、煤气等公用事业跟不上群众生活需要。20世纪80年代之初，上海人均道路面积、人均居住面积、三废污染、车辆事故、人口密度等方面居全国倒数第一，各种不安全因素不断暴露，对整座城市的生产建设和人民生活造成威胁。
3.体制机制的局限
上海发展外向型经济的难度在于开放度不足和财政上交任务重的双重制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上海成为经济生产、财政税收、文化教育都由中央控制、直接管辖的城市。1984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继南方四个特区之后进一步开放上海等14个沿海城市，政策环境虽然有所宽松，但正如邓小平后来所指出，那只是一般性的。由于上海上交中央财政数额巨大，对国家的财政收入贡献重大，中央对上海的开放必然十分慎重地加以把握。据《上海财政税务志》，从1949年至1990年，上海地方财政收入总计3911.79亿元。从1959年到1978年，上海地方财政收入平均占全国的15.41%，最高时达17.49%(1960年)，而上海地方财政支出仅占全国的1.65%。上海地方财力仅能支持城市的基本维护，很难进行大规模城市改造和建设，以致削弱了经济中心的功能和对外对内枢纽的功能。上海对外开放无论是规模、程度还是速度、领域等方面都明显落后于南方城市。上海在1949年以前是人口流动率相当高的城市，大进大出。从1958年开始实行户籍管理制度，严格控制人口迁入，人口由频繁流动变为相对静止。这对于城市的活力，对上海经济、社会都产生了消极的影响。上海亟须作出新的战略决策，以重振雄风，发挥其在全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应有的作用。
(二)对上海城市发展道路的探索
1980年7月至9月，上海市委多次召开座谈会，听取市经委、农委、建委、计委、科委、财政局等相关单位关于十年规划的设想，讨论研究上海今后的发展方向、重点等问题。1981年至1982年，全市掀起了“上海向何处去，建设什么样的上海”的讨论热潮。1983年4月，在上海市《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外挤、内联、改造、开发”的方针。同年8月，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视察上海时提出:上海要充分发挥口岸和中心城市的作用，发挥经济、科技、文化基地功能，作全国四化建设的开路先锋[4]。
1984年7月，中共中央指出，上海、辽宁两个老工业基地必须振兴和改造。8月，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在听取了上海市委书记、市长汇报后，决定由国家计委牵头，与上海一起调查研究，提出改造振兴上海的战略方案。国务院改造振兴上海调研组分别听取了市政府19个委、办、局的汇报，开展了6个专题的调研，并与市政府联合召开上海经济发展战略战役研讨会，北京、上海和其他一些省市专家学者纷纷对改造、振兴上海献计献策。12月，市政府和国务院调研组联合向国务院、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上报了《上海经济发展战略汇报提纲》。《汇报提纲》提出，上海应当成为全国四化建设的开路先锋；要充分发挥对外开放和多功能中心城市的作用，力争在本世纪末，把上海建设成为开放型、多功能、产业结构合理、科学技术先进、具有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城市。为实现这一战略目标，请求中共中央、国务院给予特殊政策、灵活措施，重点支持。所要求的特殊政策关键的有两条:一是改革现行财政体制，建立上海一级地方财政。要求改变现行的“定收定支、收支挂钩、总额分成、一年一定”的办法，采取“核定基数，总额分成，六年不变”的体制，适当增加上海的支出基数，并在分成比例上给予照顾，以增强地方财力。二是给上海各银行增加基金，扩大融通资金的权限。上海银行可同全国各地银行发生横向联系，允许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向国际金融市场融资。其他还有扩大对外贸的经营权；对利用外资改造老企业实行更多的优惠政策；提高外汇留成比例等措施。
1985年2月，国务院同意《汇报提纲》，批示强调:上海在我国经济建设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改造、振兴上海不仅是上海市的大事，也是关系我国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大事。1987年底，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率中央各部委组成的工作组来沪，帮助上海制订了《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快上海经济向外向型转变》的报告并获批准。中央给予上海地方财政包干政策，财政上缴比例从87%下调到64%。此后上海上交中央财政的比例逐渐降了下来。
为了赢得疏解布局、调整结构、强化功能的喘息时机，必须拓展上海城市新空间。市委、市政府曾组织有关部门、专家对城市空间布局发展的北上、南下、西扩、东进等多种方案进行了探索。北上指往北部的吴淞、宝山地区发展，与建设中的宝钢连为一体；南下指向邻近江浙两省的郊县吴泾、闵行、金山等发展，一直到杭州湾；西扩指以中心城为点向西面扩展，逐渐扩大城市化地区，东进即是跨越黄浦江，开发浦东。西扩“摊大饼式”的设想很快遭到否决，因为改造旧区要比建设新区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更大，且世界旧城改造史上鲜有成功典范，建设新城区产业结构置换的空间地域成本相对低。所以东进浦东和向南北发展的意见成为主流。《汇报提纲》的提法是:上海的城市和工业布局“重点是向杭州湾和长江口南岸南北两翼展开，创造条件开发浦东”。【开发开放浦东与上海城市的发展】开发开放浦东与上海城市的发展。1986年上报中共中央的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中的提法是:“建设和改造中心城，充实和发展卫星城，有步骤地开发长江口两岸、杭州湾北岸和浦东地区，有计划地建设郊县小城镇”。三个开发中提到重点应是浦东，但目标主要集中于沿江城市化地区，主要以陆家嘴为中心，将其建设成为上海市中心的延续部分。那时的浦东开发概念主要是上海逐步改造老市区与积极建设新市区相结合方针实施中的关键一着棋，是城市突破瓶颈的发展战略。
(三)从城市发展战略到国家发展战略
中共中央、国务院十分重视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1986年4月，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方案》，指示:“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方案必须从长远考虑，高瞻远瞩，面向21世纪，面向全世界，面向现代化”；“还应当把上海建成太平洋西岸最大的经济贸易中心”。上海市委、市政府根据中央意见，对规划方案再次修改上报。10月，国务院批复原则同意，强调:“当前，要特别注意有计划地建设和改造浦东地区。要尽快修建黄浦江大桥及隧道等工程，在浦东发展金融、贸易、科技、文教和商业服务设施，建设新居住区，使浦东地区成为现代化新区”[5]。
上海是跨河型城市，黄浦江把它分成了东西两部分。浦东是长江三角洲东缘的一方扇形土地，东临长江主干道公海段，北扼吴淞口，处于中国“黄金海岸”与“黄金水道”的交汇点。早在1918年，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就提出以浦东为基地建设东方大港的设想。巴黎的塞纳河、伦敦的泰晤士河、波恩的莱茵河、布达佩斯的多瑙河，都是河两岸比翼齐飞，带动了整个城市腾达。然而由于历史上黄浦江两岸没有桥梁和隧道沟通，一江之隔使浦东迟迟得不到开发，除沿江部分区域，大部分还只是农村化地区。为了落实国务院的批示，1987年7月上海成立了由副市长任组长的开发浦东联合咨询小组，聘请原市领导以及一批专家任高级顾问、海外知名人士为顾问，对浦东开发进行大量的可行性论证。黄浦江市区段第一座大桥南浦大桥动工兴建。1988年5月，上海召开国内外14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的“浦东新区开发国际研讨会”，时任市委书记的江泽民从总结历史经验的高度，阐明:“上海作为全国最大、位置最重要的一个开放城市，应该更进一步改革开放，开发浦东，加快向外向型经济发展，建设国际化、枢纽化、现代化的世界第一流新市区”，并强调开发浦东要再造“上海经济中心功能和对内对外枢纽的功能”[6]。
1990年5月，上海市浦东开发办公室和上海市浦东开发规划研究设计院正式挂牌
浦东开发开放的真正启动是1990年初。邓小平、杨尚昆在上海过春节，听取上海关于开发开放浦东设想的汇报后，邓小平非常明确地表示支持。这既是出于他对上海目前困境和潜在优势的洞明，也是基于他对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变化的判断和对中国跨世纪发展战略的设计。上海的腹地是长江流域。而整个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沿岸地区的土地面积占全国的1/4，人口占全国的1/5，国民生产总值占全国近4/5。他指出:“要实现适当的发展速度，不能只在眼前的事务里面打圈子，要用宏观战略的眼光分析问题，拿出具体措施。机会要抓住，决策要及时，要研究一下哪些地方条件更好，可以更广大地开源。比如抓上海，就算一个大措施。上海是我们的王牌，把上海搞起来是一条捷径”[7]。他把浦东的开发开放作为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高潮的领头羊，要求在全国经济发展的重心地区拓展特区的经验，构筑面向21世纪的全方位、高层次开放新格局。指出:“开发浦东，这个影响就大了，不只是浦东的问题，是关系上海发展的问题，是利用上海这个基地发展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问题”[8]。他强调:“上海开发了，长江三角洲，整个长江流域，乃至全国改革开放的局面，都会不一样。”[9]此后又多次强调:“抓紧浦东开发，不要动摇，一直到建成”[10]。
上海于1990年2月正式向中共中央、国务院上报了《关于开发浦东的请示》。在邓小平的积极支持下，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开发开放浦东的战略构想，先后委派国务委员邹家华、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带领有关部委负责人进行实地考察，策划如何启动开发浦东，政策如何定。财政、外贸、计委、人行等部门调研后起草提纲，提出了“一二三四五”的政策:每年可利用外资一个亿美元；中央给上海每年二个亿的补助和三个亿的贷款；同意搞土地批租，免交土地批租的40%用于土地滚动开发，城市建设；浦东开发开放的第一个五年里的财政不上交。1990年4月18日，李鹏总理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在上海宣布了开发开放浦东的决策，指出这是中国为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作出的又一重大部署。6月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复原则同意上海关于开发浦东的请示，指出:“开发和开放浦东是深化改革、进一步实行对内对外开放的重大部署。上海有良好的政治经济基础，要充分利用上海的优势，有计划、有步骤、积极稳妥地开发和开放浦东，必将对上海和全国的政治稳定与经济发展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开发和开放浦东是一件关系全局的大事，一定要切实办好。”这样，浦东开发开放就从上海的地方发展战略变成了国家发展战略。
二、开发开放浦东战略的实施
浦东开发开放把上海推向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开发开放浦东是一项跨世纪的宏伟工程。要在短短几十年间从一片良田、滩涂上建起一座现代化新城区，使其成为未来上海城市功能实现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地域载体，必须推行超常的发展战略，快速推进城市化建设的进程。
(一)开发开放浦东战略对上海城市发展的定位
从20世纪80年代中至90年代初，上海市领导为筹划浦东开发，曾先后率代表团遍访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的高科技园区、新兴工业园区及自由贸易区，学习借鉴其成功的经验，组织大型中层干部团去广东、深圳、等地学习取经。通过比较、分析、讨论，逐步形成了上海浦东开发的思路，其核心是要抓住国际经济全球化的机遇，依托长江三角洲的地缘优势和人才资源，主动承接发达国家的产业梯度转移，并根据上海的基础与条件，把承接产业的水平定在“中高端”，从而可以把浦东新区建成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交汇点与聚合区[11]。上海市九届人大四次会议1991年4月通过的“八五”计划中确定了“开发浦东，振兴上海、服务全国，面向世界”的16字方针，明确浦东的开发开放坚持打“长江牌”、“中华牌”和“世界牌”。1992年中国共产党的十四大提出:“以上海浦东开发开放为龙头，进一步开放长江沿岸城市，尽快把上海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带动长江三角洲和整个长江流域地区经济的新飞跃”。这一重大决策不仅明确了上海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而且明确了上海在世界经济发展中应有的地位与作用，也指明了上海迈向21世纪的战略目标。1997年中国共产党的十五大要求浦东新区“在体制创新、产业升级、扩大开放等方面继续走在前面，发挥对全国的示范、辐射、带动作用”。2001年5月，国务院批准的新的《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进一步明确了上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和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之一的功能定位，为迈向新世纪的上海描绘了新的发展蓝图。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大明确指出:“鼓励经济特区和浦东新区扩大开放等方面走在前列”。中国共产党的十七大从改革创新的层面对特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更好发挥经济特区、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在改革开放和自主创新中的重要作用。”这些指示和定位要求为上海开发开放浦东的实践指明了方向。
浦东开发开放后，中央政府先后于1990年、1992年和1995年3次比较集中地赋予一系列特殊政策。1990年，中央给予了浦东开发10项优惠政策，给予65亿元启动贷款。1992年1月，国务院宣布扩大浦东新区部分项目审批权和资金筹措渠道，给予进一步贷款、发行债券和股票的政策支持。不久，又给予扩大5类审批权限，增加5个方面资金筹措渠道的优惠政策，给予上海更大的自主审批权。1995年6月，国务院颁发《关于“九五”期间上海浦东新区开发开放有关政策的通知》，赋予浦东一系列新的功能性政策，主要包括财政税收和资金、扩大市场开放度和准入度以及扩大审批权限等3个方面。这些政策充分体现了浦东开发开放在中国改革开放中的先行先试作用，使浦东成为全国对外开放度和市场准入度最大的地区之一。中国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始终关注、支持着浦东的发展，中共中央主要领导同志都到过浦东视察、实地调查研究和现场指导。江泽民曾先后19次到浦东考察工作，再三强调“浦东开发开放是从整个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出发提出来的，一定要集中力量把浦东开发这件大事办好”。2004年7月，胡锦涛视察浦东，指出“要继续搞好浦东开发开放，加快体制创新，不断提高外向型经济层次，努力在更高起点上实现快速发展”。2005年6月，国务院正式批准浦东新区进行综合配套改革试点，重点是要着力转变政府职能、着力转变经济运行方式、着力改变城乡二元结构。这是中共中央在新形势下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的重大战略部署，赋予浦东为全国深化改革攻坚探路的重要使命。所有这些指引着上海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的实践。
(二)浦东开发开放的历史进程
自1990年浦东开发开放以来19年的岁月大致经过了3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从1990年4月至1995年，这一时期特点是高起点作好开发浦东的科学规划，逐步推开软硬件基础设施建设。
建构党政管理体系。1990年4月18日，李鹏代表中共中央在上海宣布开发开放浦东的决策。当月，上海成立市浦东开发领导小组和市浦东开发办公室，负责浦东开发的规划、政策和组织准备。1992年11月，经国务院批准，撤销川沙县建制，建立浦东新区，其行政区域包括原川沙县全境，原上海县的三林乡以及杨浦、黄浦、南市3区的浦东部分，面积522.75平方公里，户籍人口156.2万人。1993年1月，中共上海市浦东新区工作委员会、上海市浦东新区管理委员会成立。同年3月，浦东新区同上述三区二县的社会管理职能交接顺利完成，“两委”开始全面履职。
编制修订完成规划。1990年5月，浦东开发规划研究设计院挂牌成立。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持对浦东发展规划进行全面的战略性研究，力求以高标准、系统化的规划指导浦东高起点开发。浦东新区总体发展规划经市人大常委会审定通过。规划明确把浦东建成集中央商务区、自由贸易区、出口加工区、高科技园区以及海港、空港、铁路枢纽于一体，城乡协调发展、具有高度文明和国际水平的现代化新区。总体规划编制完成后，浦东新区各职能部门陆续编制了各专业的详细规划，如环保规划、绿化规划、交通规划、水利规划等；各开发小区、街道、集镇也先后编制了本区、本块的各类详细规划，为新区从近到远的开发建设目标提供实施的蓝图。
开展基础设施建设。浦东开发后，上海集中力量进行新区道路、供水、供电、供气、通信等“七通一平”的市政基础设施和重点小区的基础开发。1990年9月，成立陆家嘴、外高桥、金桥三个开发公司，负责上述浦东三重点地区的综合开发和经营管理。以交通、能源和通信项目为主的“八五”计划第一轮十大重点基础设施工程及各项配套设施项目分别有:南浦、杨浦大桥、杨高路拓宽改建工程、外高桥港区、合流污水工程浦东段等，它们均提前完成，大大改善了投资硬环境。
初建市场规范环境。1990年9月，国务院有关部门和上海市政府发布了第一批浦东新区开发开放的9个法规等文件。【开发开放浦东与上海城市的发展】文章开发开放浦东与上海城市的发展出自
2.以开放促改革。浦东的开发开放正处于中国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时期，不可推卸地负有率先打破旧体制，创立新体制的历史使命。在中共中央支持下，浦东率先进行了外资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建立中外合资保险公司、外贸公司和零售商业企业等试点，把对外开放扩展到金融、贸易、电讯、会展旅游以及律师、会计、咨询、教育、医疗等服务贸易领域，积极探索符合国际通行惯例的经济管理方式。开放促进了改革。围绕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浦东率先构建了较为完备的要素市场。在浦东率先对国内开放人才、贸易、建筑、房地产和产权交易市场等。在全国率先试行“小政府、大社会”的管理模式，机构与职位的设置实行精兵简政，行政管理层次实行“两级结构”[12]，职能管理体系实行“系统综合”，发挥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中介机构的作用。在全国率先改革行政审批制度，经过四轮改革，行政审批事项由原来的724项减为220项，缩减近70%。浦东开发开放中曾探索尝试的保税区模式、出口加工区模式和高科技园区模式都已为各地所借鉴。
3.统筹兼顾协调发展。在科学发展观指引下，上海开发开放浦东坚持经济社会协调、建设管理并重、人与自然和谐，确保了浦东健康有序良好的发展风貌。针对浦东快速城市化、大量人口导入与社区建设、社会事业发展相对滞后的情况，上海大力推进社区建设和社区管理，对教育、文化、卫生等事业的投入力度，财政支出年均增长分别达到30%以上，高强度投入、高标准建设了一批教育、卫生、文化和体育设施，社会事业实现了超常规发展，基本满足了人民群众多层次的物质文化需求。在推进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大力推进以文明创建、长效管理、市民素质建设等为重点的精神文明建设，先后荣获“上海市文明城区”和“全国创建文明城市先进城区”、“国家卫生城区”、“全国社区卫生服务示范区”等荣誉称号，促进了市民素质和城市文明程度的提高。统筹城乡发展，加大对农村的教育经费的投入，改善郊区学校软硬件建设，基本形成多层次的教育体系。推进充分就业社区创建，对开发建设中产生的16万被征地农民，率先建立以市场为主导的就业安置机制。基本建立城镇社会保险制度，基本覆盖了城乡各类从业人员。
三、开发开放浦东对上海城市发展的影响
浦东开发开放18年来，实现了经济社会的跨越式发展，一个外向型、多功能、现代化的新城区巍然大成。巨大的变化表现为:一是经济总量，1990年浦东的GDP为60.24亿元，到2007年时，已跃增到2750.76亿元，增长了40多倍，占上海市经济总量的比重从约1/12上升到22.9%。二是财政总收入，1990年浦东财政收入不足10亿元，2007年已达到854.49亿元，增长了85倍[13]。三是人民群众收入水平保持较快的增长态势，到2007年底，浦东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43万元，农民纯收入达1.23万元，高于全市平均水平。开发开放浦东不仅使上海彻底摆脱城市基础设施老化、产业结构层次较低、总体经济实力相对下降的困难局面，而且也为上海这座百年老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再度腾飞发挥了巨大作用。
(一)奠定了城市功能拓展的重要基础
浦东开发开放之初上海产业结构不尽合理，第三产业的比重较低；第二产业中传统工业的比重较大，高加工度化和高技术化趋势不明显。19年来，浦东开发开放坚持以产业结构优化积极推动功能拓展和发展方式的转变，优先发展以金融为核心的现代服务业、以自主创新为核心的高科技产业，为全市产业结构合理化发挥了先导作用，逐步形成了现代化服务业和先进创造业共同推进经济发展的格局。第三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由开发初期的20.1%上升到2007年的52.3%，产业亮点主要集中在金融服务业、会展旅游业、现代物流业、房地产业、高新技术等产业，2007年底，中外金融机构总数已达493家，外贸进出口总额达到1280.52亿美元，新批外资项目1254个，吸引合同外资49.49亿美元，占全市总量的1/3；第二产业继续保持平稳发展态势，大量外资外技的进入，促进了上海的工业结构向高级化、集约化方向发展，带动汽车、通信和精细化工等行业的技术水平跨入世界先进行列，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新材料、光机电一体化等高新技术产业快速成长，包括高技术产业、软件产业和信息服务业、文化创意产业等在内的创新经济迅速发展，2007年，总量达到2700亿元，研发机构迅速集聚，已达到223家，市高新技术企业624家。2007年，跨国公司地区总部累计达到96家，总量占全市一半以上。开发开放为浦东农村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和发展空间，以现代农业、设施农业为基础的都市型第一产业初具规模，乡镇工业结构调整取得新的成效，农村经济总量在市郊区县名列前茅。
浦东开发开放以来，4个国家级重点小区的建设不断推进，为上海城市功能的拓展发挥了核心功能的作用。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张江高科技园区、金桥出口加工区、外高桥保税区已成为上海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和象征。陆家嘴作为国内金融机构最密集、金融要素市场最完备的地区之一，金融贸易区流量经济涵盖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物流网络遍布165个国家和地区，集聚着证券、期货、钻石、产权、石油等10多个国家级要素市场，以股票、货币、债券、外汇、商品期货、金融期货、黄金、产权市场等为主要内容的现代金融市场体系日渐成熟，基本确立了国内金融市场中心的地位。张江高科技园区建有国家上海生物医药科技产业基地、国家信息产业基地、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基地、国家半导体照明产业基地、国家863信息安全成果产业化(东部)基地、国家软件产业基地、国家软件出口基地、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等多个国家级基地。拥有多模式、多类型的孵化器，建有国家火炬创业园、国家留学人员创业园。引进国内一大批科研教育机构入驻，支持以企业体的产学研联盟实施重大共性技术攻关项目。张江正成为技术创新的示范基地；科技成果孵化与转化基地；科技创业人才、研发机构和科技企业的集聚基地；产学研一体化综合改革的试验基地，已吸引15家研究机构和70多家创新型企业落户，成为上海技术创新和发展自主知识产权的重要平台。外高桥保税区国际贸易、保税仓储、出口加工3大功能逐步拓展，引进了2000多家贸易公司和60多家世界著名跨国公司的物流分拨中心，加工贸易出口快速增长，物流分拨功能进一步增强，现代海运和港口经济稳步发展，已成为国内最大的保税区和新兴港口。18年来，外高桥保税区累计批准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9950个项目，其中世界500强企业中有130多家入驻保税区。区内贸易企业实现商品销售额4838亿元，占全国保税区的55%，成为国内举足轻重的贸易中心，来自长三角乃至全国各地的众多进出口企业从中获益。保税区的加工贸易、仓储分拨、商品展示和运输等多种功能已得到发挥。金桥出口加工区已成为上海外向型高新技术产业的重要基地之一，吸引340多家中外资企业落户，150个现代制造业项目相继投产，其高新技术和支柱产业在全市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中高新技术产品产值比重达到70%。先进制造业引领效应明显，世界500强企业中已有51家在金桥投资79个项目。
浦西以浦东为“龙头”推动产业的调整，取得互相促进，加速发展的效应。一批国有老企业和集体企业在浦东投资与外商投资经济嫁接，提升了产业能级，成为上海工业新高地建设的重要力量；一批国有企业在资本市场通过募集发展资金，改善资本结构，实现了产权制度改造；一批国有企业在要素市场上进行了多方面整合，规范了市场进退行为，逐步强化了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一批国有企业在产业升级中开始了有进有退的战略调整，构建了支柱工业的生产集群，各产业间技术进步的相互溢出效应，推动了工业整体进步。同时，一大批混合经济和非公经济迅速发展也为国有企业的改革调整提供了包括资本嫁接、产业结构调整、劳动力就业等方面的良好社会条件。通过浦东的辐射效应，消化吸收国际先进技术，创造国内技术领先产品，并推动了传统产业升级，上海的产业水平特别是工业的科技含量不断提高。随着金融保险服务功能的进一步强化，上海金融信息化进程加快，金融业务进一步扩大。资本市场在不断规范中继续发展。
通过浦东开发开放，上海城市的功能和性质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从相对单一的工业生产基地转变成了一个国际性的多功能中心。上海的产业结构、产业布局和整体经济结构得到了优化，进而全面提升了上海整个城市的运作效率和经济效益。实践证明，浦东高起点、高强度、宽领域、全方位的开放，为上海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奠定了重要基础。
(二)彻底改变了城市空间的布局
从传统上海工业的空间布局看，工业企业主要分散于市区，这既不利于城市功能的整体开发，也不利于工业企业及产品的配套和规模化。浦东开发开放提供了发展新空间。上海不仅按照科学规划把浦东新区建设成有合理的发展布局结构、先进的综合交通网络、完整的市政公用设施、便捷的通信系统，以及良好的生态环境的现代化新区，而且按照建设国际大都市的要求，对上海6300平方公里的城市空间作出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确定约5平方公里中央商务区为城市核心层，主要发展金融、贸易、信息和管理等高层次第三产业；第二层为约30平方公里的中心商业区，成为汇集全国名、特、优商品的主要商业区；第三层为约100平方公里的中心城区，以第三产业和居住为主，并保留一部分无污染的城市型工业；第四层约1000平方公里的辅城，重点发展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的工业，集中建设了9个市级工业区和一批大型居民住宅区；第五层约5000平方公里的郊区，主要发展第一产业和以制造业为主的第二产业，并形成若干个工业园区和旅游度假区，初步形成了支持多功能、高端化发展的城市形态布局。
浦东开发开放以相对自由的投资环境、优惠的投资政策以及完备的基础设施吸引了大量的外资，成为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连接的重要纽带。利用外资不仅成为结构调整、产业升级的主要杠杆，也成为城市建设和优化生产力布局的重要力量。据统计，在上海90年代的城市建设资金中，有1/6来源于外资，浦东更高达70%以上。上海旧区改造按以往政府正常拨款需100年左右时间才能完成，土地批租利用外资后10年基本完成。按照“延伸周边、辐射江浙、服务全国”的要求，上海抓紧建设航空港、深水港和信息港，加快建设城市高速公路网和轨道交通网，进一步密切浦东新区与周边区县及长江三角洲的联系，进一步强化浦东交通信息枢纽的地位。【开发开放浦东与上海城市的发展】默认分类 第五篇:《解放后上海城市发展转型的历史阶段及特征》 解放后上海城市发展转型的历史阶段及特征 上海城市的发展与转型始终是贯穿上海开埠以来100多年的一条主线。特别是上海解放以来60年间所呈现的发展转型，时间短、转型幅度大，充分印证了城市经过“发展――转型――再发展”的演进过程。从曾经的远东国际金融中心，到按照中共中央提出的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的要求，除旧布新、调整改造，使国民经济走出困境，上海适应社会主义工业化、现代化建设的城市转型由此开始。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上海在国家提出的优先发展重工业、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等方针的指引下，充分利用、合理发展工业和科技，建成综合性工业基地，上海完成了从消费性城市向生产性城市的转变。改革开放新时期，从发展第三产业，发挥口岸功能，“一个龙头、三个中心”，再到“四个中心”，上海城市发展进入到第二轮转型期。上海为推动城市功能从工商业城市向经济中心城市重大转变所制定的经济发展战略和城市发展规划，为城市的发展和转型指明了方向。正是60年来在发展中推动转型，在转型中获得新的发展，进而拓展了经济建设的空间、改变了城市形态的布局、丰富了城市的文化功能、促进了城市社会的进步。 本文力图在解放以后60年的历史时段中，以上海城市的结构、功能演变为主线，以上海城市发展过程中具有自身特色的重大实践为重点，梳理和检视上海城市发展转型的历史脉络，总结出可供今后促进城市发展转型的规律性内容，为更好地推动上海的城市发展提供借鉴。 一、上海城市发展转型的历史阶段 在解放后的60年间，上海在国家的统一部署下，从最初的变消费性城市为生产性城市，到推进“一个龙头、三个中心”建设，再到加快“四个中心”和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建设，总体来看可划分为:改造中发展(1949年至1952年)、建设中发展(1953年至1977年)和转型中发展(1978年至2008年)3个阶段。这3个阶段都有发展的成就和转型的特征，只是在第3个阶段即改革开放新时期的转型特征和发展成就更为显著。 (一)改造中发展:催生新上海 解放之初的上海，生产萎缩、百业萧条、物价飞涨、治安状况差。为在大上海建立起巩固的人民政权，中国共产党领导上海人民在顺利解放接管上海的基础上，采取政治、行政、经济等多种手段整治混乱的经济社会环境，建立国营经济的经济基础，使国民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上海成为人心安定、社会秩序良好、社会风气清新的大都市。 上海市民游行反对银元投机 1.控制稳定市场 作为旧中国的经济中心，如果上海市场一片混乱，将导致全国财经工作失去控制。为了控制和改造物价飞涨、金圆券货币体系崩溃的市场，使之摆脱严峻的困局，沿着正当的轨道前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在接管整顿旧金融机构的同时，发布《关于使用人民币及禁用伪金圆券的布告》，设立新的金融机构――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查封投机商操纵银元市场的活动中心――上海证券交易所，禁止地下钱庄及非法金融机构与金融业务，举办以相当于白粳米1升、12磅龙头布1尺、生油1两、煤球1斤的时价之和为“折实单位”的人民币“折实储蓄”，人民币在上海开始站稳脚跟。1949年6月下旬至1950年2月，投机资本转到大米、纱布、煤炭(俗称“两白一黑”)等生产生活必需品领域，先后又掀起3次大的涨价风。上海在中共中央统一领导和全国支持下，从各地调集物资适时抛售，开征特种营业税、货物税、娱乐税、印花税、契税等能起到紧缩银根的税收，取得“两白一黑”斗争的胜利，彻底打垮了投机势力。 1950年3月，历经涨价风考验的中央政府为了从根本上制止通货膨胀，稳定金融物价，决定对全国财政经济工作实行统一管理。上海综合采取经济、行政手段，积极配合中央实行统一管理财政收支、统一管理物资、统一管理信贷收支及货币发行的“三统”政策和财政收支平衡、市场商品供求平衡、信贷收支平衡以及三者之间的协调的“三平”政策。为加强税收征管，健全税收机构、加强稽查、反对偷漏税、实行民主评议，推动经营者实现依法纳税。成立全市公债推销委员会，动员全市各界人民完成3000万份的公债认购任务，吸收社会游资以紧缩通货。为适应全国统一调度物资的需要，将企业华东贸易部设在上海的各国营贸易专业公司改为全国总公司的华东公司，建立纱布、米、化工原料等主要物资的新型市场，使棉纱等物资交易走向供求相应和计划调节。此外，上海还建立了贸易金库，大量吸收存款，上海的市场环境出现根本性变化，货币流通速度放缓，市场利率下降，物价止涨回落，持续多年的通货膨胀得到遏制。 统一财经，稳定了物价，但也有私营工商企业因一时无法适应新的市场环境而关厂歇业，市场有走向萧条的迹象。上海按照中国共产党的七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在统筹兼顾的方针下合理调整现有工商业的要求，采取一系列措施促进工商业发展。扩大政府加工订货范围，根据各厂不同情况分别给予委托加工、订货，收购产品和配售原料等不同方式的扶植，帮助企业解决生产和销路问题。兼顾生产、运销、消费三者的利益，修订部分商品的地区差价，让私营工商业者有利可图。适当控制国营商业的发展，对有利于恢复、发展生产和保证人民生活需要的急需产品全部或部分免征货物税，调整了公私关系。根据劳资两利和民主原则，积极推动私营企业成立劳资协商会议，用协商的方法解决有关劳资双方利益的问题，维护劳资双方的合法权益。准备自备外汇，免除棉花进口税以及实行运价优待，协助外贸企业绕道天津、青岛搞转口贸易等，使上海的私营企业在海口被封锁的情况下，仍能获得生产所必需的原料，缓解了私营工商业的生产经营困难。市场随着有效供给的增加逐渐活跃起来，大部分工业产品的产量超过解放前的最高年产量。 2.建立国营经济的经济基础 建立国营经济，是迅速恢复国民经济的重要条件，特别是像上海这样由外国资本和官僚资本控制经济命脉、私营资本在经济中占有很大比重的城市，能否建立起坚实的国营经济的经济基础显得更为重要。上海建立国营经济的基础是从没收官僚资本开始的。1949年6月，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发布布告，凡国民党政府的国营事业、官僚资本与战争罪犯财产均收归国有，凡与国民党党政军特机关、四大家族及战争罪犯合资经营的工商金融业，须据实向财政接管委员会工商处报告登记。为避免企业受损失、尽快复工，采取“自上而下，按照系统，原封不动，整套接收”的方法，先后接管没收了157家官僚资本工厂，掌握了占全市41%左右的纱锭、1/3的机器制造设备、1/5的钢铁冶炼设备和小部分轻工业设备，10多个交通机构，40多家银行和10个贸易单位，50多处房产等等[1]。 对于外国资本，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愿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恢复和发展国际间的通商贸易关系、中国共产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关于允许外国资本暂存并加以监督和管制的精神，对分布在进出口、航运、银行、保险、造船、公用事业的910[2]家外资企业派驻军事特派员或业务联络员，实行监督。对一般外资企业，进行申报登记，与中资企业一样，核发营业许可证，按相应规章进行必要的管理。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对美英等在沪企业资产进行了清理。1952年又根据中央政府命令，征用了部分英资企业的全部财产。许多其他国家的在沪企业也由于特权的消失、国际形势的改变，业务日渐清淡，甚至久无营业，走向转让或歇业，成为国营经济的一部分。 改造对全市和整个国家的国民经济都有着重大影响的私营工商业，是上海建立和稳固国营经济的又一重要举措。根据中国共产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确定的利用、限制政策，上海在帮助私营工商业复工复业的同时，有计划地指导和支持私营企业组织各种形式的联营。最早成立的联营组织是上海市公私营纱厂联合购棉委员会，从1949年9月下旬正式开张，到10月底就从农村购得1500余吨棉花供应联营各厂。与此同时，成立的上海市公私营金融业联合放款处，形成了公私营经济在业务上的联合。1952年稳妥推进的“五反”运动，在消灭资产阶级危害国计民生行为的过程中，使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更加顺从于国营经济的领导。国营经济在全市生产总产值中的比重从1950年的13.2%上升到1952年的36%[3]。 3.整顿社会秩序 稳定的社会秩序，是恢复发展生产的基本保障。旧上海遗留下来的嫖娼、赌博、吸毒、黑社会势力等社会毒瘤，与因战争、自然灾害等原因汇集到上海的潜伏特务、散勇游民等新问题交织在一起，严重危害社会安定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上海采取既讲策略、又体现强大权威的政治措施逐一破解，在较短的时间里迅速建立起正常的社会秩序。 针对3万多国民党方面有计划留下进行潜伏破坏的特务和数以千计临解放前被国民党从监狱、看守所释放出的惯盗惯匪及其他犯罪分子频繁制造混乱、进行阴谋破坏的状况，采取先打击现行活动的特务再清理历史反革命的斗争步骤，从解放之日起到1949年底，共捕获特务分子1499名，沉重打击了特务的破坏活动[4]。由公安机关协同驻军围剿武装股匪，按照“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方针严厉打击盗匪头子，使盗匪抢劫案件逐渐减少。 针对已成为社会新的不安定因素之一的数以万计的灾民、难民、城市无业游民及溃散在上海的散兵游勇，采取救济、遣送、教育、安置、改造等多种方法妥善解决。1949年成立的“疏散难民回乡生产委员会”(简称“疏委会”)，专门负责处理灾民、难民的疏散遣送工作。后又根据华东地区自然灾害不断引发的大量灾民流入状况，设立44处临时庇寒所。1950年，为从根本上解决灾民生活问题，在原“疏委会”的基础上成立“上海市生产救灾委员会”，开展以生产自救为中心的社会救济，通过改造和教育，提高各种无业游民的生产能力，使他们转变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针对依然存在的黄、赌、毒等社会恶习，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整肃。扫除毒品工作在第一阶段着重宣传、局部打击的基础上，采取发动群众检举、统一组织部署、掌握处理尺度的办法，于1952年全面展开。上海发生的烟毒案从1949年的6873起锐减到1952年的861起，1954年更是减少到8起[5]。禁止赌博工作通过逮捕法办赌头赌棍、改公共赌博场所为文化娱乐体育场馆、集中开展打击生产销售赌具行动等，控制住了社会面上的赌博活动。禁娼工作从1949年6月责令妓院“重新登记，审核发证”开始，经宣告立即停业、集中取缔残存妓院、收容改造妓女几个阶段，使解放前司空见惯的卖淫女在马路上拉客现象销声匿迹。上海的社会秩序日趋安定，糜烂、腐朽的不良社会风气不复存在。 国民经济恢复期间，上海通过改造市场、改造企业、改造社会，实现了使私营经济符合国家宏观经济计划和社会发展目标的“节制资本”和将对外贸易控制在政府手中的“统制贸易”，初步确立起国营经济的主导地位，调动起私营工商业者和广大劳动人民的生产积极性，私营企业从1949年的20164家增加到1952年的25613家[6]。上海经济迅速从战争创伤中恢复的同时获得一定的新发展，工业总产值从1949年的35亿元增加到1952年的66.60亿元，全市社会商品零售总额1952年比1950年增长32.3%，平均每年递增15%，轻重工业产值比从1949年的7.4比1调整为3.8比1，为全面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一定的经济基础[7]。 (二)建设中发展:建成综合性工业城市 以开始实施五年计划为标志，1953年起中国进入到工业化、现代化阶段。上海按照国家提出在发展轻纺工业的同时，努力发展重工业，尤其是机电工业，以支援全国工业化建设的要求，大力实施工业基地和科技基地建设，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工业体系，提高了工业化水平，成为门类比较齐全、加工业比较发达、轻重工业比重较为适当的综合性工业城市。 1.确定上海工业建设方针 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中共中央提出了以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为中心任务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并根据该路线制定实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作为国家“一五”计划中明确提出需要合理利用已有的工业基础的地区之一，上海根据国家关于巩固国防、工业合理布局的要求，确定了维持利用、调整改造的建设方针，提前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推动工业结构发生显著变化，重工业比重由1952年的21%增加为1956年的30%[8]。 但企业生产设备陈旧、生产技术落后、协作化程度不高、工业过于集中于市区的状况，阻碍着上海生产能力的提高和满足国家建设需要的作用的发挥。1956年7月，上海根据中国共产党的八大确定的“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的思想，在中共上海市第一届代表大会上确定了“充分地利用上海工业潜力，合理地发展上海工业生产”(简称“充分利用，合理发展”)的工业建设方针，充分利用上海近百年来形成的工业基础，对上海工业进行积极的改造和促进合理的发展。1957年在制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中，就改造和发展工业的目标明确为把上海建成为全国发展新技术、制造新产品的一个工业基地。1963年，上海根据中共中央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提出把上海建设成为中国一个先进的工业基地和科学技术基地的目标。 这“两个基地”的目标，深化了“充分利用，合理发展”的工业建设方针内涵。尽管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打乱了上海经济建设的正常秩序，但总体上指导上海发展的方针在很大程度仍是把上海建成为中国的一个先进的工业基地和科学技术基地的延续，上海也最终实现了这“两个基地”建设的目标。【解放后上海城市发展转型的历史阶段及特征】解放后上海城市发展转型的历史阶段及特征。 2.建立工业基地 建成中国的一个先进的工业基地，是上海完成为国家经济建设提供资金、技术、设备任务的重要基础。按照提高企业生产能力，加强企业技术设备的要求，在1953年至1956年对私营工商业进行全行业公私合营的过程中，对工业采取以大带小、分片管理的办法进行并厂改组。上海工业企业从1953年的25800多家调整到18000多家[9]，其中全民所有制企业中职工在10人以上的中小型企业比重有了很大提高，上海工业初步形成大中小结合、专业分工、密切协作的生产网。1956年至1965年间，上海在“充分利用，合理发展”工业建设方针的指导下，又对工业进行了3次改组。第一次工业改组从1956年到1957年，按照加快重工业发展、增添新兴工业门类的要求，以按行业合并为主，把一批主要搞修配的小厂改组改造为大型骨干企业，使上海的大中型企业增至121家[10]；第二次工业改组从1958年到1960年，针对行业结构的不平衡，在关停并转623家工厂的同时，改建、扩建和新建了一批专业性强的骨干企业和新兴工业企业；第三次工业改组从1962年到1965年，主要针对第二次工业改组过程中重工业投资过多的状况，压缩重工业，发展轻纺工业和支农产品。电子、自动化仪表、航天、汽车、石油化工、航空等新的工业部门或企业从无到有建立起来，重工业产值的比重在1965年达到43.5%，轻、重工业比例趋向合理[11]。 与此同时，与工业改组相伴的技术革新得到有计划、有重点地开展。1954年中共上海市委作出《关于在工厂企业中加强技术领导，开展技术革新运动的决定》，动员全市工业企业有重点地研究、试验和推广先进技术和先进经验，开展群众性技术革新活动。许多原来做修配的小厂，转产制造工业母机，承接整套设备任务。许多工厂实行工人、技术人员、干部三结合，发挥职工的创新能力，创造出“蚂蚁啃骨头”、“猴子骑大象”等以小机头制造大机器的技术革新方法，推动技术革新从单项革新发展到整条生产线甚至是整个车间实现机械化、自动化或半自动化。到1960年，全市各工业部门经群众性技术革新活动制成和改装的自动和半自动机械达7600多台，自动和半自动生产流水线919条[12]。 1963年，中共上海市第三届代表大会，明确提出发展新材料、新装备、新技术、新工艺的“四新”方针，要求在全市各行各业中开展技术改造运动，着重推动新型金属材料、石油化工和高分子合成材料、新型无机非金属固体材料、电子器件和电子设备、精密机床和特种设备、精密仪器仪表等6个重点新兴工业的发展和18项重大新技术的采用推广。各行各业都发展了一批具有先进水平的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上海工业向高级、精密、尖端方向发展，产品质量明显提高。至1965年，主要工业产品达到一、二类质量标准的占98%，机械工业新产品自行设计的比重占80%，87种主要设备能够基本成套生产的占90%[13]。上海初步建成为一个生产门类较多、协作能力较强、轻重工业比重较为适当的综合性工业基地。 3.建立科学技术基地 上海要建成先进的工业基地，离不开科学技术水平的充分运用和提高。20世纪50年代初，上海从整顿和充实科研机构入手，使全市科研机构由15家增加到38家，科研人员由283人扩充到1900人，增强了科研力量[14]。1956年，在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向科学进军”口号的号召下，根据国家出台的《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扩充新建了一批钢铁、有色金属、机床、化工、生物等专门科研单位。1960年上海编制《1960―1967年科技发展纲要》，召开全市科技工作会议，提出上海应该发展成为国家新产品试制和新技术研究的重要基地，并确定了一批重点攻关项目和尖端学科的科研工作。会后，全市科研单位再次得到充实和加强，相继新建了30多个独立的科研单位。1963年，建成一个先进的科学技术基地目标正式提出后，上海科技工作与经济建设的联系更加紧密，通过科研机构、高等院校、生产单位三结合，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工人三结合，组织全市开展了多个技术项目攻关会战。从1956年到1966年，上海自行设计制造成功了万吨水压机、千瓦柴油机、上海牌轿车、万吨远洋轮、高精度万能外圆磨床、20万倍电子显微镜、2500万电子伏特回旋加速器、1200毫米冷轧板机、每秒5万次电子计算机、强力人造纤维等新设备、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 1967年以后，在国家要求突出备战，加快三线建设的形势下，上海先后组织力量开始进行人造卫星与运载工具的研制(“701”工程)和筹建核电站(“728”工程)以及试制大型客机(“708”工程)，并在1970年投资2.5亿元对以机械、冶金、化学和电子行业为重点的基础工业开展会战。此外，上海科研单位和工厂还参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颗氢弹爆炸、第一颗人造卫星的研制，在中小规模集成电路和计算机、大功率激光器、萃取分离锂同位素等领域取得重大成果。上海初步形成了比较完整的，能适应当时及以后一段时间内的经济和科技发展需要的科研体系。科研工作从过去少数人从事少量的研究工作，发展到专业与群众相结合、科学与生产相结合、理论研究与实际应用相结合的群众性的科技实践。 总之，经过25年的社会主义建设探索，上海在全国的支持下，依靠自身的积累，实现了从以轻纺工业为主的近代工业城市向以重工业为中心的综合性现代化工业城市的转变，从过去只能生产一般的、中小型的、单一的产品，发展到能够生产高级、精密、多品种和部分大型成套的产品，为上海城市发展奠定了重要的产业基础和技术基础。上海成为50年代至70年代中国重要的商品、设备、技术、资金的来源地，工业总产值一直占全国的1/5到1/8，利税总额占全国的1/4到1/6；除采伐采掘业以外，已基本拥有国内所有的工业门类，生产产品规格达10万多个，在全国7大类154种主要成套设备中，能制造的有130种，占84%；调往全国各地的日用消费品占全国省际调拨量的60%到40%，先后有1000多个工厂全部或部分迁往西南、西北、中南、华北等地，有40多万名技术人员、技术工人支援全国。 (三)转型中发展:重新定位经济中心城市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改革开放在赋予上海新的发展活力的同时，也启动了上海城市新的转型过程。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面对发展中的瓶颈，在中共中央的指导下制定经济发展战略，明确改造和振兴上海的发展方向，围绕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中心城市的新目标，积极发挥联系国内外两个扇面的作用。中国共产党的十四大以后，按照中共中央提出的“一个龙头，三个中心”的战略决策，坚持“三二一”产业发展方针，优化生产力布局；在初步缓解“交通难”、“通信难”的基础上，大规模推进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进入21世纪以后，在中共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上海紧紧抓住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建设两个重点，有序推进，不断向“四个中心”目标迈进。 1.发挥“两个扇面”的作用 1953年至1978年，上海走的是一条以工业发展为主体的经济发展路子。在长期“重生产、轻生活”，“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的思想指导下，上海的工业得到了迅速发展，成为全国重要的工业基地。但是，上海城市基础设施老化、工业技术优势减弱、产业结构不合理等问题逐步成为制约上海发展的障碍。 面对发展中的困难，根据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的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围绕改造振兴上海的总思路进行不断探索和实践，逐步地推动城市的发展转型。中共上海市委1979年2月召开工作会议，提出要把上海建设成为先进工业基地、科技基地和出口基地；同年12月，上海市七届二次人代会明确要积极利用上海有利条件，积极采取措施加快“三个基地”建设。通过立足于挖潜、革新、改造，逐步地使现有企业接近和达到现代化水平；把发展科学技术与经济建设密切结合起来，使科学技术尽快地转化为生产力；大力发展对外贸易，以外贸促生产、促科研。在巩固工业基地和科技基地的同时，着重推进“外贸基地”建设，1984年上海对外贸易全年口岸出口总值完成35.9亿美元，超过计划36%；进口总值8.13亿美元，比1983年增长65.1%[15]，为发挥“两个扇面”作用作了铺垫。 20世纪80年代初，上海开始进行经济发展战略研讨。1984年9月，中共中央派出国务院改造振兴上海调研组到沪进行调研。在调研的基础上，邀集了中央及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召开了“上海经济发展战略战役讨论会”。同年10月，中共上海市委、市政府和国务院调研组集中各方面的意见，形成了《关于上海经济发展战略汇报提纲》(简称《汇报提纲》)，并上报国务院。1985年2月，国务院批转了这一报告。上海城市发展的思路基本形成，到20世纪末“上海应努力建设成为开放型的、多功能的、产业结构合理的、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科技发达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中心城市”[16]，把发挥对内和对外两个扇面的作用，引进和采用先进技术，改造传统工业，开拓新兴工业，发展第三产业，作为上海发展的战略选择。 20世纪80年代中期，上海的改造和振兴由此开始实质性的启动。在对外开放方面，上海深化外贸体制改革，明确外贸公司和生产企业的责权利。1988年，根据国务院有关加快和深化外贸体制改革的要求，全面推行外贸承包经营责任制，初步形成放开经营、多家经营的外贸体制，1989年上海外贸首次突破50亿美元大关。以计划单列、自借自还方式直接向国外集资32亿美元的“94专项”的实施，促进对外开放的领域从工业扩大到农业及相关行业、基础设施建设、技术改造以及第三产业。为把国外的先进技术和先进经营管理方法引进来，更好地利用国外资金、技术和市场改造振兴上海，从1983年起开始兴建闵行开发区、虹桥开发区和漕河泾开发区。1986年至1988年，3个开发区先后获批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后，按照统一规划、分期实施的原则进行滚动开发，经济效益逐渐显露。闵行开发区已成为中国单位面积企业利润、上缴税收和工业增加值名列第一的工业开发区；虹桥开发区已发展成为中国唯一以外贸中心为特征集展览、展示、办公、居住、餐饮、购物为一体的新兴商贸区和商务区；漕河泾开发区在全国国家级开发区中发挥了“排头兵”作用，成为全国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中发展速度较快、技术含量较高、经济效益较好的开发区之一。 在实施对外开放的同时，加强对内联合。1982年2月，上海成立市协作办公室；同年10月，国务院决定建设上海经济区；1983年2月，国务院成立了上海经济区规划办公室。经过建设，上海经济区的经济网络初步形成，区内的联合协作由低级到高级，由松散趋向紧密，出现了一批责、权、利结合比较紧密的经济联合体。1986年6月，市政府颁布实施《上海市关于进一步推动横向经济联合的试行办法》。上海通过联合，逐步在兄弟省市建立长期的稳定的名优产品联合生产基地、科研产品系列开发基地、资源综合开发利用基地和出口货源配套加工基地，促进企业转轨转型。 在产业发展方面，上海在加强对传统工业技术改造的同时，市政府选择14项技术含金量高、经济效益好、能出口创汇或替代进口的产品，作为全市重点工业技术改造项目，通过吸收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组织会战攻关，促进汽车、通信、电站、计算机、家用电器等产品的升级换代，提高在国际国内市场的竞争能力[17]。在此基础上，上海进一步调整产品和产业结构，关停一批技术装备和产品落后的企业，发展石油化工、钢铁等新的支柱产业。第三产业则重点发展国内贸易、金融保险、信息咨询、饮食服务、旅游、房地产业等。 198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了加快上海经济向外向型转变的报告，围绕发展外向型经济，推进改革开放，上海经济建设取得新的发挥。1990年，实现了工农业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的目标；通过调整产业结构，第三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从1980年的21%提高到31.9%，增强了上海“两个扇面”的辐射力。 2.推进浦东开发、建设经济中心城市 中共中央宣布开发开放浦东后，上海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1992年10月，中国共产党的十四大提出“一个龙头，三个中心”战略决策。上海紧紧抓住浦东开发开放的历史性机遇，充分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积极参与国际经济竞争和国内经济合作，对内对外开放度不断扩大，开放水平进一步提高。浦东开发从基础开发为主转向基础开发和功能开发并举，陆家嘴金融贸易区等重点小区出形象、出功能、出效益。浦东的综合经济实力明显增强，2001年的GDP占全市的近1/5，外贸出口占全市的2/5，引进外资占全市的1/3。一个外向型、多功能、现代化新城区的雏形在黄浦江东岸形成。 汇集中外金融机构的陆家嘴金融贸易区 浦东的开发开放有力地推 本文来自学优高考网end#动了全市的对内对外开放。随着对内对外开放的纵深化发展，上海的经济运行从主要依靠国内资源和市场的单向循环变为依靠国内外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的双向循环。利用外资不断出现高潮，1992年1年超过前12年的总和，1993年至1995年协议利用外资金额和外资实际到位金额占改革开放以来总和的88%。【解放后上海城市发展转型的历史阶段及特征】文章解放后上海城市发展转型的历史阶段及特征出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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