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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镀金时代福利(一)
美国镀金时代的社会经济政策及其影响
美国镀金时代的社会经济政策及其影响
许国林
(许昌师专历史系,河南许昌461000)
摘 要:由于复杂的社会政治经济因素,美国政府在镀金时代推行了自由放任的社会经济政策。它一方面促进了美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另一方面也产生了一系列的不良后果,导致美国社会动荡不安,削弱了美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基础。随着美国从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自由放任的社会经济政策失去了其存在的社会基础,美国政府陆续对社会经济政策的某些方面进行调整。
关键词:美国;镀金时代;自由放任政策
中图分类号:K71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01)04-0124-05
镀金时代(内战结束至19世纪末),美国政府执行了自由放任的社会经济政策。这种自由放任政策虽然体现了效率,但有失公平。它一方面促进了美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但另一方面也对美国社会经济生活产生了不良的后果。本文旨在对美国镀金时代的社会经济政策进行简要的论述,以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
一
自由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是美国镀金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体系,反映到美国政府的社会经济政策上就是自由放任政策。美国有着悠久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传统。美国是一个由移民组成的国家,殖民地时代以及近代移居美国的人口中,有很多就是为了追求个人自由、为了发财致富实现个人主义的目标而来的。但在19世纪中期以前,这种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主要还是局限在政治范围内。内战后美国统一市场的形成,西部的迅速开发,为美国资本主义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也为许多人提供了展示个人聪明才智的机会。乞丐变成富翁,穷人变成富人不再是神话,而是激动人心的现实。那些地位显赫的铁路大王、石油大王、钢铁大王,原本
出身卑微,然而经过个人奋斗积累了巨额的财富,实现了个人主义理想。这激励着千百万美国人拼搏创业。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美国式的个人主义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 该时期的主要特点之一,就是从政治上的自由主义过渡到工业上的自由主义”[1](P4),“先辈们的个人主义是以自由的理想为基础,后来的个人主义则以工业生产的理想为基础”[1](P193)。通过南北战争,美国资产阶级获得了最后的胜利,为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进一步扫清了道路。马克思曾经说过,“只要资本的力量还薄弱,它本身还要在以往的或者随着资本的出现正在消失的生产方式中寻找拐杖。而一旦感到强大起来,它就抛开这种拐杖,按它自己的规律运动”[2](P160)。同时,国内市场急剧扩大的事实,客观上要求政府采取比较宽松自由的经济政策,来刺激资本家的创业积极性,促进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内战后,自由放任、反对政府干预的思想以及社会达尔文主义,在美国得到了社会科学界和宗教界的支持,甚至斯宾塞的学说左右着美国人的思想,特别是中产阶级的思想[3](P89)。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又译为《国民财富的性质
和来源的研究》)最早比较系统、集中地体现了自由放任、反对国家干预的思想。亚当·斯密从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出发,认为人的本性就是利己,就是追求个人经济利益。个人利益不仅创造和维护经济机制,而且还促进了财富的增长。他认为,满足人们利己心的最好途径就是实行经济自由,用看不见的手去增进社会利益,每一个人在他不违反正义的、法律的前提下,都应完全自由,“在他自己的方法下追求自己的利益,以其勤奋和资本加入对任何人或其他阶级的竞争”[4](P252)。为了保护竞争,斯密反对政府运用手中的权力去干预社会生活,他说,“如果政治家企图指导私人应如何运用他们手中的资本,那不仅是自寻烦恼地去注意不该注意的问题,而且僭取一种不能放心地委托给任何个人、也不能放心地委之于任何委员会或参议院的权力。把这种权力交给一个大言不惭地、荒唐地自认为有资格行使的人,是再危险也没有了”[5](P27-28)。他认为国家的职能应局限于保护国家、维护公正与秩序、提供公共产品等。19世纪上半叶前,斯密的自由放任思想不管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没有得到美国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内战结束后,美国社会政治经济环境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斯密的自由放任思想有
了生存的土壤,为美国资产阶级和学者所推崇,进而影响到美国社会经济政策的变化。对镀金时代美国社会经济政策产生重大影响的另一种社会思潮是社会达尔文主义。19世纪,英国的社会学家、哲学家赫伯特·斯宾
塞将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特别是自然选择学说应用于人类社会,创造了以“适者生存”为核心内容的庸俗进化论体系——社会达尔文主义,其理论在政治上就是主张放任的个人主义。他认为最大的善就是社会进步不受阻碍地自由发展下去,而为了追求错误的想法而采取的政策,则会由于干扰、歪曲和镇压而造成很大的伤害
[6](P142)。他宣称,社会竞争导致成功者与失败者的分化,而成功者只能是那些聪明的、勤奋的人。约翰·菲斯克把社会达尔文主义引入美国,而耶鲁大学的教授威廉·格雷厄姆·萨姆纳则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推崇者,他将这一理论推向高潮。他认为,自然法则是统治社会的原动力,人和自然界一样,必须经过弱肉强食的竞争才能改善自身处境,每个人才能在竞争中找到出路,而政府不应干预竞争。政府除了保护人们的财产外,一切应采取“全面彻底的不干涉政
策”[7](P99);若国家干预经济事务,势必会破坏自然淘汰的有益影响,贫民窟和贫困是竞争带来的不幸,然而也是不可避免的消极后果,由国家出面干预来消灭贫民窟和贫困是方向性的错误[8](P55)。他甚至说,“一切经验表明,自由优于国家控制,民事机构享有的自由越多,国家的控制就越弱,它造成的危害也就越轻”[3](P201)。正是在自由放任思想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下,美国的普通公民,特别是中产阶级普遍认为,拥有大量财富是神权的标志,救济穷人或
者限制富人是对上帝意志的干扰[9](P600),资本应该受到协助而不应该受到阻碍,若国家干预经济事务,势必会破坏自然淘汰的有益影响。甚至对美国公民产生这样一种误导:政府对工业放任到什么程度,工业和贸易也就繁荣到什么程度[1](P193)。由于以上因素,再加上镀金时代美国三权分立体制中,国会权利至上,而联邦政府管理社会经济的权限较小,导致镀金时代美国政府奉行自由放任政策,对社会经济生活极少进行干预,对社会公共事业缺乏规范和管理。海斯总统在其1878年的国情咨文中明确表达了当时政府施政行为的主导思想。他确信,正常的工业和商业的每一个领域,其福利取决于以下前提:政府必须约束自己,不采取什么行为,
不企图在现行的金融立法中做出激烈变更。“让大家知道我的立场吧,在未来的几年里,这个国家的企业不会受到政府不良法律来干扰的。如此才能造成一个健康的、持续的商业繁荣”[10](P32)。也就是说,政府对经济生活内部自由放任,充分发挥自由竞争的作用,让企业与个人在市场中通过自由竞争优胜劣汰,从而使社会取得更大的绩效。这是地地道道的无为而治思想。政府对社会经济生活的自由放任政策集中体现在对大公司发展态度上。内战结束后,美国政府为了促进经济的发展,将特许公司制改为一般公司制,公司的设立不像原来那样受到管制,甚至还极力鼓励促成,并以慷慨的土地赠与、保护性的关税、宽大的公司法以及简便的税 收政策予以支持,从而迎来了公司大发展时期,公司成为美国工商业的主要组织形式。公司在自由竞争中相互吞并,产生了垄断的趋势,70年代出现了大公司垄断组织——托拉斯。托拉斯是资本积聚和生产力高度发展的产物,它适应了美国生产社会化和资本社会化的要求,对镀金时代美国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镀金时代美国政府对社会公共事业也基本上奉行自由放任政策,对社会生活缺乏管理,即使是对某些方面有所管理,也是缺乏主动性、计划性和系统性,基本上是充当了守夜人的角色。衡量政府对社会生活干预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其岁入与支出有多少及两者的比例。美国政府的总岁入从南北战争最高年份的13亿美元左右,降到1873年的2.37亿美元,到了1890年也仅为3.18亿美元[9](P555),岁入的减少意味着政府对社会事务的干预、调控能力的下降。联邦人均支出1866年为15美元,1878年下降到5美元,1890年也不过6美元
[9](P556)。根据统计,从1886—1893年的大部分年份,联邦岁入超过支出[9](P572)。这与后来美国政府的高额赤字政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镀金时代,美国政府一直奉行廉价政府政策,压缩政府开支,对各项公共事业不进行系统的、有效的规划与管理。内战结束后,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就城市数量而言,1860年8千人以上的城镇有141座,1890年猛增到449座[8](P67);就城市人口而言,1860年城市人口仅500万,而到了1900年城市人口就达到了2500万,占当时全国人口的三分之一[11](P197)。城市的发展,客观上要求配套市政设施的相应发展。而在镀金时代,美国政府对城市发展没有进行有效的管理,很大程度上让其自行解决诸如处理污水、修筑通道、卫生保健等问题。工业发展,工人阶级队伍的壮大,带来了劳资纠纷的加剧。美国政府一直把劳资纠纷交给资本家和工人双方自行解决,没有建立专门机构和通过专门立法来协调劳资关系.资源与环境保护也曾一度放任自流。
二
镀金时代美国政府自由放任的社会经济政策,对当时美国社会经济生活产生了双重影响。
(1)美国政府自由放任政策,适应了美国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促进了美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南北战争的胜利为美国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扫清了障碍,资产阶级不再需要政府的扶持;内战后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以及随着西部开发的迅速推进,国内市场进一步扩大,客观上需要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在此情况下,美国政府明智地选择了自由放任的社会经济政策,有效地调动了资产阶级的创业积极性;同时美国政府采取了高关税政策把竞争对手拒于国门之外,为国内资本主义自由竞争创造了良好的环境。首先,它极大地调动了美国资本家创业的积极性。新兴的资本家,甚至是一般公民普遍认为,对私人资本加以管理不仅是不必要的,而且是很坏的经济学,资本应该受到协助而不应该受到阻碍,这样才能开发广大的资源[12](P74)。政府的自由放任政策恰好符合资本家发财致富的愿望与要求。由于政府不干预私人的行为,任何人都可以自由生产和销售产品,从事经营活动,甚至美国政府对于不论什么样的大企业组合,只要被认为合于情理,就都允许建立,甚至极力鼓励促成,用慷慨的土地赠与、保护性的关税率、宽大的公司法以及简便的税收政策予以支持[13](P93)。新兴资本家利用了这一有利的政策环境,充分发挥个人的聪明才智,开拓进取,成了当时经济发展的领头羊。其次,它激励着广大群众勤劳致富的希望,进一步推动经济发展。这一时期是美国历史上的企业英雄时代,白手起 家而成为百万富翁的事例激励着千百万美国人民通过个人奋斗取得事业成功的雄心。他们普遍接受了自由放任思想,认为个人财富不应受到限制,每一个人都有通过自己勤奋劳动发家致富的机会。正是在这种思想的驱使下,无数的美国劳动人民拼命地工作、辛勤地劳动,推动了美国经济的迅速发展。第三,由于自由放任思想提倡个人利益至上,无数个人追求自身利益的活动逐步汇成了资本积聚的洪流,成为经济增长的源泉。在这一时期,由于个人踊跃加入投资队伍,大量的国内储蓄通过银行和证券市场等金融媒介转化为资本,使资本在市场发育过程一直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1869—1881年资本积累总额为240亿美元,1882—1901年约为600亿美元。据另一资料,1850—1910年资本供给额增加了16倍。根据1900年的普查报告,投入工业的资本在10年内增长了50%.1860年至1900年美国制造业产值由19亿美元增加到
114亿美元,铁路里程由3万英里增加到25万英里,煤产量由1000万吨增加到2.12亿吨,钢产量由不足100万吨增加到1100万吨[14](P3)。1860年,美国还是资本主义世界的二流工业国,在工业国行列中排行第四,可是到了1890年,美国已成为世界头号工业强国,其工业产值几乎等于英、德、法三个主要工业国工业产值的总和[8](P31)。1901年英国罗斯伯里勋爵甚至宣称,大不列颠很怕同美国搞经济竞争,因为美国拥有的生产能力无与伦比。他甚至说他的
演说稿也是用美国制造的打字机打出来的,成千上万种产品,不管在欧洲什么地方制造出来,都不及美国制造的同样的产品那么实用,那么便于操作,那么廉价[9](P449)。(2)美国政府的自由放任政策也对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产生了不良的后果,甚至危及资产阶级的统治。
第一,无序的竞争和大公司的崛起,导致弱肉强食,市场混乱,消费者的利益受到严重损害。为夺取对原料、生产和市场的控制,托拉斯践踏道义,不择手段进行不正当的竞争,严重地损害了中小资产阶级和消费者的利益,如新泽西美孚石油公司、美国烟草公司、美国钢铁公司等的兴起,迫使数以千计的小企业陷入困境。中小企业主、工人和公众对此十分不满,而政府却听之任之。身受大企业之苦的农民、工人、中小企业主和担心大公司超越政府而控制国家政治
经济生活的政界人士,纷纷呼吁政府对托拉斯进行管理和控制。在一片呼声中,1890年国会制定了《薛尔曼反托拉斯法》,7月2日由哈森总统签署生效。但该法措辞含糊,并处处受到法院的牵制,导致该法在20世纪以前只是流于形式而执行不力。各级法院在一宗又一宗的诉讼案中阉割或者废弃了这一法令,致使后来西奥多·罗斯福宣称,“各级法院„„四分之一世纪以来充当了反动势力的代理人,他们作出了许多相互矛盾的、但总的来说是与人民的利益相敌对的判决,从而把国家和各州都弄得几乎软弱无力,不能对付那些大企业联合”[13](P92)。“《薛尔曼反托拉斯法》作为对付托拉斯的一件武器,简直等于一根破芦杆”[13](P91),以致于人们认为反托拉斯运动只不过是一场骗局。铁路在联营前,各铁路公司为了争取到大宗的托运货物,不惜给予托运人巨额回扣,只收低于公开的价目表所规定的秘密运费,而在没有竞争对手的线路上则漫天要价,以抵偿损失[8](P36)。铁路结成联营后,采取固定运价和按照议定比例分配利润的办法,在广大地区内排除竞争。各铁路在运费和服务方面实行差别对待,对有权势的托运者给予秘密的折扣,从而使小托运者处于不利地位
[13](P49)。西部各铁路运费太高,以至于有时西部农民宁愿把谷物当柴烧而不愿运往市场。第二,劳动者受到【美国镀金时代福利】
进一步压榨,劳资关系普遍紧张,劳工者的利益没有任何保障。由于受自由放任思想的影响,以及资本家控制着官场,19世纪晚期对于工人和资本家存在着一种双重的社会道德标准:资本家的结合被视为符合自然规律,劳工的结合则是阴谋;对合股公司的利益加以保护乃是政府应尽的责任,而政府对工人予以援助就成了社会主义;企业界参与政治人们习以为常,工人如果要干政却是违反美国传统;公开呼吁保护或增进财产的利益乃是合情合理之事,公开呼吁保护或增进劳工的利益却是蛊惑民心[13](P104-105)。正因为如此,所以在镀金时代,美国政府一直把劳资纠纷交给资本家和工人双方自己解决,没有建立专门机构和通过专门立法来协调劳资关系。南北战争后工人劳动时间很长,而工资待遇极低。1890年,平均每周劳动时间为58.4小时,每小时平均工资为0.21美元,1895年则分别为58.1小时和0.21美元,1900年分别为57.3小时和0.22美元[9](P483)。到1900年,全国产业工人有70%每天劳动10小时或10小时以上,钢铁业每天劳动12小时,每周劳动7天。从1880年直到1910年,非熟练工人每周所得一般都不到10美元,熟练工人也很少有超过20美元的,而女工的每周所得则从最低额3.93美元到最高额6.91美
元不等[13](P114)。童工现象十分普遍,到1900年在新英格兰和南部的纺织厂、新泽西州的浆果田及各农场劳动的16岁以下的童工大约有170万人[15](P66)。1870年以后发生的罢工,绝大多数所涉及的不是工时问题就是工资问题,或是两者兼而有之。由于粗心大意、玩忽职守造成的事故和人员伤亡,以及烟尘、粉尘和照明设备损害工人健康的事情屡见不鲜。童工制、血汗制度、危险的和不卫生的劳动条件、相互竞争的劳动力市场、经常一再发生的和突如其来的失业危机、冗长的劳动时间„„构成了一副令人憎恶的社会图景
[16](P13)。工人运动声势浩大、此起彼伏,1877年铁路工人举行大罢工遭到美国政府的镇压,1893—1898年间,
平均每年发生的罢工多达1171次[17](P28)。工人运动已危及资产阶级的统治。第三,大公司的权势急剧膨胀,官场腐败恶性发展。在镀金时代,大公司利用手中的财富,为了捞取高额利润,不惜贿赂政界官员,培植其代言人,从而控制了官场。美国历史学家曾经指出,这个时期的重要特点之一就是工商业和政府的结盟。企业家为政治家撑腰,而政治家又转过来为企业家效劳,给企业家各种帮助。当时来自宾西法尼亚州的参议员博伊斯·彭罗斯坦率地描述了两者之间的关系,他说:“我们相信分工的好处„„。你们把我们送进国会,我们就通过法案使你们赚钱;你们把赚得的一部分利润捐献作为我们的竞选经费,让我们再进国会制定更多的法律,使你们
发更大的财。使我们留在这里是你们的责任,而我们的责任则是立法„„”[9](P382)。大公司津贴候选人、收买国会立法者、甚至贿赂司法判决,约翰·戴维森·洛克菲勒、约翰·皮尔庞特·摩根等大富豪,把各州的州长当作他们施展势力的奴仆来对待,甚至把总统视为晚辈[13](P96),以至于在政府和工商业界常常很难判断出谁是国家的首领。从而导致没有任何所得税来防止私人财产的迅速积聚,没有任何劳工法或工人补偿法来干预他们的利润,没有任何官员来指令他们应该怎样经营他们的企业。铁路公司则通过向州议员赠送免费乘车证、支付竞选费用和赤裸裸的贿赂等手段,防止对他们的财产课征正当的赋税并逃避大部分的规章管制
[13](P50)。为了加强对铁路公司的管理,1887年2月4日克利夫兰总统签署了《州际贸易法》,并成立州际商务委员会作为执行机构。该法的主要内容就是禁止铁路公司继续采取差别待遇的做法,命令他们公布运费价目表,禁止为了维持高运费而进行联营,宣布运费必须公平合理。然而要执行该法令,委员会必须首先向法院上诉。由于司法腐败和政府权限较小,在法院里,铁路公司总是稳占上风。《州际商务法》通过后的18年间,最高法院审理了州际商务委员会上诉的16起案件,其中15件的判决结果是铁路公司胜诉,委员会败诉【美国镀金时代福利】
[8](P39)。大部分美国政界官员和大公司的巨富们狼狈为奸、同流合污,美国官场几乎完全被大公司控制。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曾经说过,“如果垄断继续存在,它将永远占据政府的领导地位,我并不奢望看到垄断会自我节制”[18](P231)。第四,市政管理落后,社会秩序混乱。供水和污水处理落后于城市迅速发展的要求。19世纪70年代中期,尽管美国有100个城市有了卫生设备,但多数只供公用[9](P586)。19世纪70年代典型的城市居民是依靠私人水井和厕所或污水池来解决饮水供应和污水处理问题的。据有关资料,19世纪70年代中期,华盛顿有56000个污水池,费城甚至更多,巴尔的摩臭气熏天,芝加哥的臭气足以把人熏倒[8](P71)。城市垃圾、污水、工业废料、废气、废水对环境造成了严重的破坏,严重地危害了人们的健康甚至威胁人的生命。历史学家指出,这个时期公共卫生情况恶劣和死亡率高得惊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污水和工业废料污染
了水源。尽管到了19世纪80年代,公共自来水厂增加了4倍以上,但迟迟未能采取过滤和净化的方法[8](P71)。由于城市的发展缺乏计划性和管理混乱,导致贫民窟林立,社会问题丛生,犯罪与卖淫盛行。19世纪晚期,英国和德国的杀人率不及美国的一半,欧洲的杀人率日见锐减,而美国的杀人率有增无已[8](P75)。第五,西部的资源和环境遭到严重破坏。镀金时代,美国为了促进西部的开发,曾经多次颁布有关土地法令,鼓励和吸引人们到西部创业。这虽然促进了西部的开发,但也使西部的资源和环境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削弱了美国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在其他地区,资源和环境也不同程度地遭到破坏。木材业大王们为了谋取利润大举砍伐森林,对此很少有人提出反对。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密西西比河上游和大湖地区的森林被破坏殆尽,千百万英亩无利可图或得不偿失的土地被弃置不顾,任凭火烧、土壤流失[16](P11)。不论是农、矿等部门,还是工业部门,都大手大脚地使用甚至是任意浪费土地和自然资源。树木被砍尽的林地听任树根腐烂或没有经济价值的矮树丛生。农场土地一旦因耕种过度或河水侵蚀而失去肥力时,就被任意仍掉[9](P584)。在所有城市地区和许多农村地区,可捕猎的野生动物实际上已经绝迹。当时美国有些经济学者和保护主义者不无担心地指出:森林在浪费速度开发之下,只能再维持一代光景,煤将在百年内消灭,其他大多数自然资源的用途大半将因贪婪与浪费而告竭[19](P314)。可以说,镀金时代美国经济的发展是以资源和环境的牺牲为代价换来的。总之,镀金时代美国自由放任的社会经济政策,既促进了美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同时也产生一系列的不良社会后果,导致社会矛盾激化,社会动荡不安。这不仅削弱了美国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基础,更重要的是危及资产阶级的统治,正如后来开创美国国家干预社会经济先河的西奥多·罗斯福所说的:“大富豪的极端愚蠢、贪婪和傲慢”、“不正当的发财方法”、“加上工商业和政治中的腐败,已在公众的心目中初步产生了一场非常有害的激动和愤懑,这种情况已在社会主义宣传的大量增长中表现出来了”[19](P310)。随着美国从自由资本主义阶向帝国主义阶段的过度,“自由放任”已失去了其存在的社会基础,西奥多·罗斯福政府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对美国社会经济生活的某些方面进行了干预和调整,为20世纪美国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美国镀金时代福利(二)
(选读)美国民主已死
美国民主已死，谁上台都只是资本的奴仆
埃里克·朱斯调查性历史学家
发表时间：2015-08-12 08:40:42
关键字: 美国政治美国总统大选2016大选美国总统民主民主制度钱主寡头政治寡头制贵族贵族政治 7月28日，美国著名主持人汤姆·哈特曼采访了吉米·卡特，并在节目的最后举重若轻地向前总统先生抛出了一个巨大的问题，即如何看待最高法院2010年对“联合公民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以及2014年对“麦卡钦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的判决，两起诉讼案都得到了最高法院五名共和党法官的支持才形成判决。这两起判决历史性地允许美国政治和司法活动无限制地接受秘密资金（包括境外资金）。卡特是这样回答的：
说时迟那时快，节目的导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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