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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为什么不削藩(一)
朱元璋为御侮防患
朱元璋为御侮防患，在位期间曾两次分封诸子为藩王。藩王各拥重兵，坐镇一方 ，其中尤以秦、晋、燕、宁诸王势力最强。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太子朱标病故，继立为皇太孙的朱允炆对诸王势大难制深感忧虑。朱元璋晚年，功臣宿将被诛杀殆尽，北方军事均以诸王主之。不久，秦王朱樉、晋王朱棡先后死去，而燕王朱棣与周王朱橚及齐、代诸王均拥兵自重，多行不法，朝廷孤危。故1399年朱允炆即位后，即与齐泰、黄子澄等密议削藩。以燕王朱棣势大难图，故削藩自朱棣同母弟周王始，周、代、岷、湘、齐诸王先后削夺，湘王自焚，余皆废为庶人。为图朱棣，朱允炆令张昺为北平布政使，谢贵、张信掌北平都指挥使司，以谢贵控制北平（今北京），另以都督宋忠、徐凯、耿瓛屯兵开平、临清、山海关一带，并调检燕府护卫军士，加强防燕措施。建文元年六月，齐泰将燕使邓庸下狱审讯，具得朱棣将举兵反状，乃发兵逮燕府官属，并密敕张信逮捕朱棣。张信为朱棣旧部，此时遂降朱棣，朱棣随即为备。七月，朱棣以计擒杀张昺、谢贵（装疯以麻痹二人），并命燕府护卫指挥张玉、朱能率兵乘夜攻夺北平九门，遂据北平。后以尊祖训、诛“奸臣”齐泰、黄子澄，为国“靖难”为名，誓师出征。
战事之初，因北方诸将多朱棣旧部，降朱棣从战者甚多。朱棣军先后下通州、蓟州、怀柔等城，宋忠等战死。八月，朱允炆以太祖旧将耿炳文（擅长于防守）为大将军，率师三十万伐朱棣。先锋抵雄县，为朱棣所袭，九千人全部战死。复战于真定（今河北正定），又大败。朱允炆遂以勋戚李景隆代耿炳文，调兵五十万伐燕，筑垒九门，围攻北平。十月，朱棣亲自率精骑袭大宁，执宁王朱权及其妃妾世子，得其部朵颜三卫骑兵（相当于雇佣兵，均为蒙古骑兵，战斗力极强），兵力骤增。李景隆乘虚攻北平，但不能克（朱棣长子朱高炽镇守，用冰冻住城墙，使李景隆无法破城）。燕王师自大宁返回后，于郑灞大破李景隆军。朱允炆被迫罢兵部尚书齐泰、太常寺卿黄子澄职，以缓燕师。建文二年四月，双方又战于白沟河，李景隆再次战败，燕师乘胜围攻济南。山东参政铁铉固守济南，以逸待劳，燕师久攻不下，败还。九月，朝廷升铉为山东布政使，改命盛庸代李景隆。十二月，盛庸率师与燕军会战于东昌（今山东聊城），燕师大败，主将张玉战死。建文帝于三年复齐、黄职。二月，燕师再度南下。三月，败盛庸于滹沱河，再败吴杰等于藁城。朱允炆以放逐齐、黄为名，使其外出募师勤王。当时，朱棣虽多胜，但损失颇重，而朝廷军源颇广，燕军于河北、山东一带所攻下的城邑，兵回后又为朝廷兵所据。同年底，有内臣自京师告密，朱棣知南京空虚可图，决计改变战略，于四年正月率师南下。四月，连破何福、平安师，五月克泗州、扬州。建文帝遣庆成郡主至燕师，乞割地求和，燕王不许。六月，江防都督陈瑄以舟师降燕，燕师渡江，下镇江，直逼南京。谷王朱橞与李景隆开金川门降，南京城陷，宫中火起，朱允炆不知所终。
朱棣攻下南京后，在拒绝了他的支持者们反复几天的劝进之后，于1402年7月17日即皇帝位，但不是继承朱允炆的帝位，而是继承明太祖朱元璋的帝位（废除建文年号，建文四年改称洪武三十五年）。下令大力搜索齐泰、黄子澄等建文朝臣五十余人，朱棣还令尽复建文所改的一切太祖皇帝制定的成法和官制，以表明其起兵目的在于恢复祖训。靖难之役是明初围绕皇权斗争日趋激化的必然结果，朱棣以强藩起兵夺取皇位后，北方不再有强藩存在
朱元璋为什么不削藩(二)
朱元璋
第六讲 朱元璋
（一）朱元璋的生平
明太祖朱元璋（1328年-1398年），字国瑞，原名朱重八，后取名朱兴宗，后改现名元璋，汉族，大明王朝开国皇帝，也是继汉高帝刘邦以来第二位平民出身并且统一全国的君主。1368年至1398年在位，年号洪武，谥号开天行道肇纪立极大圣至神仁文义武俊德成功高皇帝，葬于明孝陵。
朱元璋幼时曾为地主放牛。至正四年（1344年）淮北大旱，朱元璋的父、母、兄先后去世，不得已而入皇觉寺当行童。入寺不到二个月，因荒年寺租难收，寺主封仓遣散众僧，朱元璋只得离乡为游方僧。少时穷苦，一度入皇觉寺当和尚。25岁时参加郭子兴领导的红巾军反抗蒙元暴政，郭死后统率郭部。接着以战功连续升迁，至正十六年（1356年）诸将奉朱元璋为吴国公。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即吴王位。至正二十八年正月初四（1368年1月23日），太祖高皇帝在应天称帝，建国号明，年号洪武。以应天为“南京”，开封为“北京”。同年七月，大将徐达攻克大都，元朝覆亡。洪武元年（1368年），在基本击破各路农民起义军和扫平元的残余势力后，于南京称帝，国号大明，年号洪武。
（二）朱元璋的治国之策
功绩
为了巩固明王朝的统治，朱元璋在明王朝建立后，从政治、经济、军
事等许多方面做了一系列的整顿和改革，进一步强化了中央集权制度。
在政治上，朱元璋空前加强中央集权，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废除了元代行省制度，在全国设置了13个承宣布政使司，设布政使司，都指挥使司（锦衣卫），提刑按审使司分管行政、军事和司法。这三个部门合称“三司”，统属中央省辖；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借胡惟庸谋反案，对中央机构进一步改革，革除中书省和废除丞相一职，由六部分理政务，听命于皇帝，在政治上增强中央集权。同时朱元璋分封诸皇子为王，使其“屏藩皇室”。朱元璋实行分封制度的目的，一是在于加强对北方蒙古的防御，一是为了防止朝中奸臣篡夺皇位。朱元璋规定诸王可以“移文取奸臣，举兵清君侧”。同时为防止诸王跋扈难制，朱元璋又允许后世皇帝在必要时可以下令“削藩”。从而为后来的皇位之争埋下了祸根。
在吏治上，朱元璋大力整顿吏治，制定严刑峻法，对贪官污吏的惩治采取了空前绝后的严酷手段。《大明律》规定凡是发现有贪赃害民的官吏，百姓可以直接擒拿送至京师。若是有敢阻挡者，即行灭家灭族。凡是监守自盗仓库钱粮等物者，若赃至六十两银子以上者，一律斩首示众，并处以剥皮之刑。他把府、州、县衙门左面的土地庙作为剥人皮的场所，称为皮场庙。又在官府公座的两侧各悬挂一个塞满草的人皮袋，使办公的官员随时提心吊胆，不敢再犯法。他还采用挑断脚筋、剁手指、砍脚、断手、钩肠等酷刑。洪武十五年（1382年）朱元璋为
加强中央集权统治设立锦衣卫，作为皇帝侍卫的军事机构，并特令其掌管刑狱，赋予巡察缉捕之权，下设镇抚司，从事侦察、逮捕、审问活动，且不经司法部门，以此朱元璋先后惩办了不少贪官污吏。如仅在洪武九年（1376年），将有罪官吏发往安微风阳屯田者，即至万余人。在其所处理的一系列贪污案件中，最为突出的是郭桓案。郭桓官至户部侍郎，征收浙西秋粮贪赃枉法，洪武十八年（1385年）事发，结果被追赃粮七百万石，六部左、右侍郎以下的官均被处死，供词牵连到各布政司的官吏，被杀者又有数万人，追赃还牵连到全国许多富户，以致中产之家大抵皆破产。像这样地使用严刑峻法惩治贪官污吏和如此大规模地诛杀贪官污吏，可以说从古以来所未有。
在经济上，朱元璋采取与民安息的政策，普查户口，清丈土地，建鱼鳞图册，兴修水利，推行屯田，奖励农耕，减免赋税，使疲惫的百姓得以休养生息，有利地推动了社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使得国家的租税额比元朝增加了三倍之多。洪武二十六年的统计数字，明初全国户数增长近10倍，耕地面积扩大4倍，农业、工业、手工业都有较快发展，明初的15年中，新垦田数共达1.8亿多万亩，占当时全国可耕地的一半。
在军事上，朱元璋改大都督府为五军都督府，在全国设立卫所制度，将军权也集中于上。
在司法上，朱元璋了设立大理寺，都审院，刑部，合称三法司，主管刑狱之事。通过这些改革，朱元璋集大权于一身，有利于明初政治的
统一和政权的巩固。
在水利上，朱元璋十分注重水利工程的整治和兴修。明初共修陂渠，堤岸5000多处；疏浚河道4100多条；开掘堰塘4.09万多处。 过错【朱元璋为什么不削藩】
（三）朱元璋屡兴大狱，大杀功臣。其中最大的两次是胡惟庸案和蓝玉案。胡惟庸是左丞相，深得朱元漳的宠信，因而权势日盛，遂专权跋扈，不知自忌。如朝中有人命生死及官员升降等大事，往往不奏径行。凡内外诸衙门上奏章，有不利于己者，辄匿不奏闻。一时四方钻营之徒及功臣武夫失职者，莫不争投门下。洪武十三年（1380年），朱元璋以擅权枉法的罪状杀了胡惟庸，又杀御史大夫陈宁、御史中丞涂节等数人。十年之后，到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朱元璋又以胡党为题大开杀戒。于是太师韩国公李善长被赐死，家属七十余人被杀。同时被杀者，又有陆仲亨等列侯多人。总计先后株连蔓延被杀者共三万余人。
（三）对朱元璋的评价
朱元璋为什么不削藩(三)
明史试题
问答题：
1、试分析朱元璋成功原因
朱元璋成功原因之一：
“缓称王”避免四面受敌
急于称王是历代农民起义军领袖的通病，只有少数头脑冷静的人是例外。陈胜不听张耳、陈余忠言，过早称王，导致内部分裂，将领不服从命令，被秦军各个击破。
元末农民起义军领袖也大多犯了这个错误。刘福通把自称是宋徽宗第八代子孙的韩山童之子韩林儿推上皇帝宝座，固然有利于号召天下汉人反抗元朝，但同时也使元朝统治者把矛头指向北方红巾军。元朝的军事实力虽不如建国之初，蒙古铁骑却依然很有战斗力，加上北方红巾军活跃在中原和北方地区，对元大都产生直接的威胁，元朝统治者不得不全力对付北方红巾军，使刘福通的红巾军几乎独力承受元军的重压。
其他起义军领袖如徐寿辉、张士诚、陈友谅、明玉珍等也纷纷称王建立自己的政权，在强敌如林，称王条件尚不具备的前提下，这种做法显然是不明智的，称王的结果只会招来更多的对手。徐寿辉、陈友谅、张士诚先后被杀或被灭，明玉珍占据偏远的四川，也只能偏安一时，明玉珍死后，他的继承者虽负隅顽抗，但无力抵抗强大的明军，只好投降。
朱升提出“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在当时是富有远见的战略思想，尤其是“缓称王”的建议被朱元璋采纳后，对朱元璋势力的生存发展起了很大作用。韩林儿、刘福通领导的红巾军当时实力最强，他们在朱元璋的北边，朱元璋在政治上臣属于小明王，没有独树一帜，避免了树大招风，四面受敌。由于有北方的红巾军对元军进行阻挡，朱元璋才有时间和力量对付东、西两面的张士诚和陈友谅。
遵循“缓称王”的原则，朱元璋在消灭陈友谅后才自称吴王，在推翻元朝统治后才称帝，成为名副其实的开国之君。 朱元璋成功原因之二：
战略战术正确所向披靡
韩林儿、刘福通领导的北方红巾军刚开始时声势浩大，各地起义军纷纷响应，把元军打得落花流水，随后在北宋故都汴梁建都，兵分三路伐元，东路军曾一度直逼元大都。这种战略无非是想尽快占领更多的地盘和尽早推翻元朝的统治。然而结果适得其反，北方红巾军不仅没有实现预期的战略目标，反而被元军打败。
徐寿辉领导的红巾军也占领了不少地方，但诸将均无“远志”，以至于“所得多不能守”。陈友谅阴险狡诈，虽然能征善战，但其战略战术远不如朱元璋高明。加上天不助他，在鄱阳湖大战中被朱元璋“乘风发火”打败。张士诚自占据东吴后不思进取，耽于逸乐，怠于政事，难怪刘基说他是“自守虏”。
在当时众多农民起义军领袖中，朱元璋的军事才能无人能及。在刚加入起义军时，他的才能就被郭子兴看重。后来攻滁阳，克和州，均出自他的谋略。在鄱阳湖大战即将开始时，朱元璋见陈友谅列巨舰当前，对诸将说：“彼臣舟首尾连接，不利进退，可破也”。便决定采用火攻的战术。在决定铲除张士诚的势力时，朱元璋派将先取被张士诚控制的高邮、淮安等地，另派将东向湖州、嘉兴及杭州，消灭了张士诚的主力军，然后集中优势兵力在苏州包围张士诚，使张士诚走投无路。
在兴师北伐中原前，朱元璋与诸将商议进军路线，常遇春提出挥兵直取元大都，朱元璋否定了他的意见，他说：“元建都百年，其守必固，若悬师深入，不能即破，顿于坚城之下，馈饷不继，援兵四集，进不得战，退无所据，非我利也。吾欲先取山东，撤其屏蔽；旋师河南，断其羽翼；拔潼关而守之，据其户枢。天下形势入我掌握，然后进兵元都，则彼势孤援绝，不战可克。既克其都，鼓行云中、九原以及关陇，可席卷而下矣。”诸将无不称善。正是按照这一战略部署，由徐达率领的北伐军势如破竹，很快就占领了山东、河南等地，最后进军元大都，结束了蒙古人的统治。
朱元璋成功原因之三：
治军严整禁止烧杀抢掠
朱元璋不仅有过人的军事才能，在政治上也比其他起义军将领更有远见。他率领的军队纪律特别严明，他多次下令不准杀平民、俘虏，不准抢劫妇女、财物，不准烧房子，如有违者，必杀无赦。
早在至正十四年，李善长就对朱元璋说：“秦乱，汉高祖起布衣，豁达大度，知人善任，不嗜杀人，五载遂成帝业……法其所为，天下不足定也。”朱元璋对李善长的提醒十分重视，从此加强对军队的纪律教育。至正十九年春，朱元璋占领婺州，准备派将攻打浙东未下诸路，出发前他对诸将说：“克城以武，戡乱以仁。吾比入集庆，秋毫无犯，故一举而定。今新克婺州，正宜抚绥，使民乐向附，则彼未下诸路亦必闻风而归。吾每闻诸将下一城，得一郡，不妄杀人，辄喜不自胜。盖为将者能以不杀为武，岂惟国家之利，即子孙实受其福。”
至正二十年五月，徐达、常遇春大败陈友谅军，生擒三千人。常遇春认为这些俘虏不杀将成后患，徐达不同意，并派人上报朱元璋。常遇春夜杀俘虏，朱元璋派来的使者来到时，只剩三百人未杀。朱元璋获悉后很不高兴，命令徐达监督所有将领，禁止诸将杀俘。由于纪律严明，朱元璋的军队所到之处秋毫无犯，深受老百姓的欢迎。这样的军队不仅元军比不上，其他起义军也望尘莫及。
另：成功秘诀
1.对孔孟王道的尊崇、对百姓苍生的仁爱以及领导中国复国的信念和决心。
2.网罗天下名士。如：刘基、章溢、叶琛、宋濂、冯国用、冯胜、徐达、常遇春、李善长等。
3.恪守“九字方针”。“九字方针”指：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这一方针是开国谋臣朱升提出的。
4.打造“铁军”，重用同乡。
5.打好关键战役。如灭了在武昌称汉王的陈友谅的鄱阳湖之战。【朱元璋为什么不削藩】
6.重视农业，兴修水利。
2、试分析朱允炆失败原因
建文帝在安定的生活中成长，接受的是儒家学说的熏陶，缺少对现实的了解，而且他所重用的大臣也多是读书人，因此改革中难免有理想主义色彩。他接受方孝孺的建议，甚至要恢复西周时期的井田制度。他还使用一些《周礼》中的官名，依古制改革某些官职。中国后世的知识分子有着强烈的崇古情结，言必称三代，似乎那时的制度是完美的，那时的社会是理想的，今不如昔。其实，且不说井田制是否真正的执行过还有争论，即使有过井田制但在今天的情况下，复古这些制度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从这一点我们不难发现，建文集团过重的文人气息，成为他最后失国的一个主要原因。
锐意削藩。太祖朱元璋建立明朝以后，为保证大明国祚绵长，亲自设计、制定了多项重要政策，并以宝训的形式固定下来，要求后代子孙严格遵守，大臣有敢轻议者严惩不贷。分封宗藩就是其中一项重要政策。朱元璋先后于洪武三年（1370）、洪武十一年（1378）、洪武二十四年（1391）三次共封25人（二十四子和一个从孙）为藩王，分镇全国各地。朱元璋认为 ，“天下之大，必建藩屏，上卫国家，下安生民。今诸子既长，宜各有爵封，分镇诸国”。 藩王的权势很重，拥有自己的军队，少则三千，多则数万。特别是北方边防线的几名“塞王 ”，拥有指挥军队的权力，如宁王朱权“带甲八万，革车六千”，连朵颜三卫都要听他调遣 。太祖朱元璋本意是要以藩王来确保朱家江山，却没有想到虽然为继任者去掉了骄兵悍将这根尖刺，却留下了拥兵自重、尾大不掉的宗藩这另一根尖刺。当时的有识之士，已经清醒地认识到宗藩为“三忧”之一（另两忧为边防和河患），多次上疏太祖。朱元璋不允许有人要改变这项政策，甚至加以杀戮。然而他没有想到，在他刚刚辞世不久，他亲立的皇太孙就因此而丢掉了皇位，真是莫大的讽刺。
3、试分析朱棣成功原因
燕王朱棣取胜的原因一共有三点。具体如下：
(1)燕王多年守边，又北征蒙古，故军中部将旧从众多。靖难兵起后，多归降.
(2)燕王口口声声称自己是迫不得已求生，以获得道义上的同情；同时燕王治军严明，注意约束燕军不嗜杀掠，以争取人心，故南军多愿归降。也就是说，燕王在起兵后，注意做思想宣传工作，为日后当皇帝收揽人心。
(3)靖难之役是明初皇族内部为争夺最高统治权而爆发的一场内战，非改朝易姓。故而文臣武将多持观望之态，因为是朱元璋的子孙之间的内讧，所以无论支持谁都没有原则上的错误。因此燕王所遇的阻力（包括道义上的，军事上的）就大为减少。这是燕王能够取胜的关键.
另：
其一，他和朝廷官员差别，由于他没有退路，是决战苦战。相反那些命官就少了决胜的决心
其二，朱允文的脆弱，以及朱元璋杀的文官为他发明了精良的条件
其三，熟读兵书，从小的历练少不了功绩，更缺不了坚固残暴的心思本质
其四，有良将相伴，朱棣事先虽与民意背道（日子战争是人民的愿望）但他有军心，有道衍，有妻子，有儿子另有谁人姓黄的算命老师，更有朵颜三骑。【朱元璋为什么不削藩】
其五，故意理战术，他之前装疯之时，做了与陈胜叛逆之前相反的是：装神弄鬼。要晓得封建社会的最大缺点便是鬼神。当人民承认你时，就能以最小的伤亡，或从某方面的意义上不战而胜。
4、简述朱棣治国的历史贡献。
简版： 明成祖即位后五次北征蒙古，追击蒙古残部，缓解其对明朝的威胁；疏通大运河；迁都并营建北京，作为历史上第一个定都北京的汉人皇帝，奠定了北京此后500余年的首都地位；组织学者编撰长达3.7亿字的百科全书《永乐大典》；设立奴儿干都司，以招抚为主要手段管辖东北少数民族。更令他闻名世界的是郑和下西洋，前后七次（前六次在永乐年间进行，第七次下西洋在宣德年间进行），最远到达非洲东海岸，沟通了中国同东南亚和印度河沿岸国家。明成祖可谓功绩累累的一代雄主。
详细版：明成祖朱棣（1360年－1424年）是明朝第三代皇帝。明太祖朱元璋第四子，生于应天，时事征伐，并受封为燕王，后发动靖难之役，起事攻打侄儿建文帝，夺位登基。死后原庙号为“太宗”，百多年后由明世宗朱厚熜改为“成祖”，明成祖的统治时期被称为“永乐盛世”。 毛泽东在读清人古英泰所撰《明史纪事本末》时，仔细揣摩了朱棣造反夺位的过程，并有过多处评论。 朱棣在与南京对峙的过程中冲锋陷阵，打了不少漂亮的胜仗。特别是建文二年的白沟河战役，朱棣将李景隆率领的勤王之师打得大败，使其“委弃器械辎重山积，斩首及溺死者十余万”。但随后在东昌战役中朱棣骄傲轻敌，结果被盛庸等击败，被斩万余，“燕兵大败，遂北奔”。朱棣身处重围，奋力死战才得以逃脱。毛泽东在此评道：“白沟河大胜之后。宜有此败”。就是说朱棣在被胜利冲昏头脑，注定会有闪失。 朱棣重振旗鼓，千里奔袭，竟然兵临南京城下。建文帝多次派人前往朱棣大营，以割地求和。朱棣不为所动，口口声声要捉拿“奸臣”，显出咄咄逼人之态势。毛泽东读至此写道：“始终以索战犯为词，使南京无法答允。”朱棣兵临南京城下，实际上是孤军深入，带有相当的冒险性。这是如果朱允炆弃城而走，作战略转移不是没有东山再起的机会。可是方孝孺等人竟然无半策匡时艰，“唯剩一死报君王。”方孝孺以名节自励，一心想以死留名千载，实际上形同愚人。朱棣令其草即位诏不果，威胁道：“你不怕灭九族吗？”哪知方孝孺说“灭十族又何妨！”结果陪方孝孺去死的亲戚、学生达800多人。毛泽东对这位智谋不足。呆滞有余的书生没什么好印象。据陈伯达回忆有次向毛推荐方孝孺写的《深虑论》，毛泽东说：“他自己命运怎样？他自己命运都虑不到，还谈什么深虑？”
5、简述土木堡之变
简版：土木堡之变指明军在土木堡被瓦剌军打败，明英宗被俘事件。行至土木堡(今河北怀来东)，被瓦剌军队追赶上来，把明军团团围住，两军会战，明军全军覆没，王振被部下杀死，明英宗被瓦剌军俘虏。史称土木之变。
详细版：明军士兵四处奔逃，逾山坠谷，连日饥饿，蓬发赤身，弃尸数百里，惨不忍睹。明军“骡马二十余万，并衣甲器械辎重，尽为也先所得”(《明史纪事本末·卷三十二》)。皇帝被俘虏，五十万大军死伤过半，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土木之变”。
数月后，明军打扫土木堡一带战场，捡拾瓦剌军队无法带走的明军头盔就有九千多顶，甲五千多领，神枪一万一千多把，神铳火器二千八百多个，炮八百个，火药十八桶，可见此战明军损失之惨重。
此战中，明军以五十万大军对抗追袭的两万余瓦剌军，竟致全军覆没，实为中外战争史上所罕见。毫无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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