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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隐逸文化》
隐逸文化与庄子哲学
岳国文
内容提要
隐逸文化对庄子哲学有直接的影响。隐士是隐逸文化中的主体,庄子生活的战国以前,中国有大量的隐士。庄子从这些隐士身上,看到了隐的方式在人的社会存在中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把它拿来作为人处于生存困境时的一种调剂,是极其有用、有效的方式,所以,他把隐的方式由身隐转到心隐上来,这样就使隐士的精神特质,能为普通人所实践,把隐士这种独特的生存方式,借来作为尘世中人调合个人与现实矛盾的一种中和、有效的办法,用以疗救和缓解人们精神和心灵的痛苦,从而使“心隐”成为他人生哲学的重要内容。
关键词
隐士;隐逸文化;心隐;庄子哲学。
隐士文化是中国特有的文化现象,在西方国家也有,但没有中国这样的连续性、稳固性和完整性①。究其原因,大多数学者认为与强权统治和中国传统的小农经济有关,这是大致不错的结论。强权政治,是隐士产生的直接原因。隐士产生的历史,差不多与人治的历史相同时。人类生存的太古时期,是一个理想的生存状态,人人都享有绝对的自由,拥有独立的人格和尊严,人和人之间平等相待,和谐相处,人与人,人与群体了无嫌隙,这种本然的,淳朴的生存状态,使人的拘束感和耻辱感无从滋生,人没有禁忌与自由,耻辱与尊严的对立,人的生存理想与生活现实没有冲突,故无精神和心灵痛苦的感受,也就无所谓显与隐、进与退。这样来看,太古时期没有隐士产生的动因和条件。随着人类的生存状态进入到社会生存状态,产生了王权、统治和礼法,这种强制性的权力和规范,使个人的自由和尊严受到很大的冲击和挑战,人的自由意识和尊严感不断滋生并放大。人为了保持自己的自由和尊严,不得不避开王权和礼法,于是走出俗世,隐遁其身,不与世俗为伍。这是隐士产生最直接的原因。
既要躲开强权统治的束缚,就必须得有个去处,这个去处既要能避开世俗的牵扰,又要具备最起码的生存保证。中国特殊的地理条件为自给自足的农耕生活提供了保证,也为避世的隐士们提供了生存环境和归宿,使得隐士的避世成为可能。这两个条件使的中国的隐逸之风,得以产生,延续和发展,代代传承,成为主流文化之外的非主流文化的一支奇葩。当然,除了强权政治而外,随着强权政治而产生的人性当中的各种弊端,以及各种复杂的人际关系,也是隐士避世的重要原因。因为在俗世存身就免不了和世人交往,而这种交往带来的往往是精神和心灵的痛苦,为避免俗事的牵绕,身心清静,他们不得不选择隐的道路。因而隐士不仅是避世之人,也是避人之人。但这只是隐士产生的客观原因,为什么在相同的客观条件下,有些人成为隐士,有些人却汲汲于名利富贵,选择不同的道路呢?这就与个人主观的价值取向有关。范晔在《后汉书·逸民列传序》中说:“观其甘心吠亩之中,憔悴江海之上,岂必亲鱼鸟乐林草哉,亦云性分所至而已矣。”一般而言隐士的价值追求,在于个人的精神自由和人格的尊严,在他们看来人只有在享有充分的自由和保持绝对的尊严的状态下,人的精神才是高度愉悦的,而人的生存价值,应是以精神的绝对快乐为原则的。舍此,世间的一切都不足以成为他们存身的理由。所以隐士的产生与个人的心理状态,价值取向有关。这就是说隐士的产生既有客观的条件,又有主观的条件,是主观的追求和客观的现实发生矛盾之后,自然生发出来的一种调剂的方式,它是一种理性的抉择。因而隐士表现出来的精神特质往往是:清高孤介,安贫乐道,通达事理,傲视权贵,鄙视功名。因其高洁脱俗的志趣人格,特立独行的气质风范,为世人所所钦羡。
隐士的身份地位,与中国古代的士阶层有关。士是中国古代王权统治中,地位和身份十分独特的一个群体,它介于统治者和平民之间,自身拥有文化知识,通古明今,洞察事理,心气甚高,
主观上把一切都看得很清、很透,人世间的权力,利益、富贵、功名等,在他们眼里并不是什么神秘、尊贵的东西,在精神上不愿屈从。但是由于他们地位的低下,常常处于一种十分尴尬的境地。这种尴尬是出于个人主观上清醒地认识、发现与实际上的无法改变、无力改变之间的矛盾,所以士阶层是中国古代社会中最痛苦的人。普通庶民由于客观的原因,他们在精神上处于一种单纯和空白的状态,对宇宙人生和自己的命运无从深入地思考。中国古代社会,“学在王官”“礼不下庶人”的文化专制制度,使得普通百姓不可能拥有知识,不可能对历史世情有更多的了解和认识。所以在他们的头脑中,把王权和等级看得神秘而又高贵,似乎高不可攀。而把自己受制于人的命运看成是一种必然合理。因为心灵的迟钝和蒙昧,他们在精神上的痛苦也就轻微,只有劳作和身体的苦痛,而无精神的痛苦。不觉悟,无意识便无痛苦可言。而士则恰恰相反,由于他们的知识和觉悟意识,使他们的眼界很高,又由于他们地位的低下,无力改变他们觉悟的一切,故内心是非常矛盾、痛苦的。他们处在王权与礼法的挟制和个人心灵的自由与尊严的执著念想中,矛盾地徘徊,摇摆,深受抉择的煎熬和苦痛,要么放弃自由和尊严,屈从王权,选择仕的道路,要么抗拒王权,以满足心灵的自由与尊严,选择隐的道路。不论仕隐,都既是一种拥有,又是一种放弃,不论拥有还是放弃,都只是士人各适心性的一种抉择罢了。所以隐士是针对士阶层而言的。田间耕作的农人,成天置身于田间,与山水为伍,以稼穑为友,并不能称之为隐士,因为这是他们的本然状态,本然是显而非隐。“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士之失位,犹诸侯之失国家也。”②孔子在回答弟子子贡“何如斯可谓之士矣”的问题时说:“行己有耻,使四方不辱使命,可谓士矣。”③可见士本应该在社会政治场上显山露水,施展才智,有作有为,他们却逃离自己的用武之地,隐遁不出。当显而隐者才能称之为隐士。《南史·隐逸》云:隐士“须含贞养素,文以艺业。不尔,则与夫樵者在山,何殊异也。”《旧唐书·隐逸》称“所高者独行,所重者逃名。”《易·蛊》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我们从前人对隐的内涵的这些表述中可以见到,只有那些有才能、有学问、能够做官而不去做官也不作此努力的人,才叫“隐士”。所以,隐士就是隐居不仕的士人,这是隐士最本质、最精确的定义。隐士文化作为中国非主流文化的一支奇葩,从它产生之后,代代相承,并由于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文化的产生,为隐士文化提供了理论的,哲学的依据,后世各代都有以隐著称的名士,由于时代政治局势的不同,隐的方式和隐的类型呈现出不同的形态,不断注入时代的内容,使隐士文化不断发展,大大丰富了隐士文化的内涵。后世学者,尤其是近现代学者、学人对这一方面发文阐释,多有探讨,因与本文论述的内容无关,故不赘述。
下面仅就庄子之前的隐士行迹作纵向和横向的考察,试图找到先秦隐士文化对庄子人生哲学的影响。
有关隐士行迹,在先秦古籍中均有记载,《论语》和《庄子》中记载尤多,且比较集中,我们把两部典籍中有关隐士记载的部分,剪摘出来,做一些分析,就可以看出,在庄子之前,隐士文化,流传已久的事实,并通过这些隐士言论和行为的考察,足见隐士的精神特质和风范,把它与庄子人生哲学中的一些主张作以比照,就能见到隐士文化对庄子人生哲学思想的深刻影响。 典籍中记载下来的隐士,当然都是有名迹可考的。但我们知道,在没有文字记载以前,文化的传承主要依靠口传的形式,口传的东西是不容易固定下来,而常常走样。而且口耳相传,只能是现场的口宣耳闻,在一定的空间和时间范围内进行,受众有限,流传的规模一般是在很小的范围内单线传播,往往由于传承者的突然中止而失传。而人治的历史开端,保守的说也在公元前3000年以上,至庄子生活的时代(公元300年左右)相距近乎3000年,在这3000年的历史当中,不知有多少无名的隐士,在流传过程中被埋没,流传下来的只是古代隐士群体中的一小部分。当然,能够流传下来的,也都是名气和影响很大的,可以说是这一时期隐士的代表,即使数量有限,也足以展示这一时期隐士的风范和特质。
最早的隐士有许由、巢父、善卷等,差不多与尧舜同时,《庄子》书中多有记载。许由、巢父、善卷等人,都是传说尧舜时期的贤者,治国之君的尧舜都愿把君位让给他们,但他们都坚
辞不受。《逍遥游》中说:“尧让天下于许由,曰:‘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于光也,不亦难乎!时雨降矣,而犹浸灌,其于泽也,不亦劳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犹尸之,吾自视缺然。请致天下。’许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犹代子,吾将为名乎?名者,实之宾也,吾将为宾乎?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归休乎君,予无所用天下为!庖人虽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庄子·逍遥游》)尧把许由比作日月、时雨,而把自己视作烛火、灌溉,谦虚至极,以天下相让,而许由既无意于天下,故不愿越俎代庖,让自己名实不符,操守自失,拒绝了尧的请求。自己有能力做而不愿做,在他人看来是梦寐以求的事,在许由看来确是极大的羁绊,这正是隐士人格的体现。巢父在《庄子》中没有直接记载,我们从皇甫谧的《高士传》中可见其形迹。皇甫谧《高士传》中对巢父、许由的描写,更具有隐士的风格。叙许由初隐沛泽,因尧让天下而逃去,耕与颖水之阳、箕山之下。尧又召为九州长,许由不愿闻之,洗耳于颖滨。适遇巢父牵牛犊来饮水,问明原委后,责备许由隐居不深,欲求名誉,污牛犊口,遂牵牛犊上流饮之。许由感到让贤授官是对自已的污辱,而巢父又感到听到这样的话就是一种污辱,其高洁之韵致,几近一尘不染。巢父隐的更深,可以说是一种真正的隐。善卷在《庄子·让王》中有记载:“舜以天下让善卷,善卷曰:‘余立于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稀;春耕种,形足以劳动;秋收敛,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为哉!悲夫,子之不知余也!’遂不受。于是去而入深山,莫知其处。”(《庄子·让王》)善卷所喜爱的是简朴而安定的农耕生活:春种秋收,形劳身养,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逍遥自适。认为隐优于帝,故舜要让天下与他,他却逃之夭夭。这些人物表现出来的总的特点是,不羡权贵,不求闻达。这正是隐士人格的核心内涵。
《让王》篇中的原宪虽居环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户不完,桑以为枢而瓮牖”,即使生活如此贫困,但仍不愿为功名富贵所惑,纵然天下雨,“上漏下湿”,仍然“匡坐而弦歌”,当子贡乘高马、着华衣、坐大车往见原宪,问他“何病”,原宪回答说:“宪闻之,无则谓之贫,学而不能行谓之病,今宪贫也,非病也。”并说“舆马之饰,宪不忍为也”,弄得“子贡逡巡而有愧色”,充分显示了原宪高洁洒脱的隐君子风度。曾子虽“緼袍无表,颜色肿哙”,身穿破烂衣服,而色浮肿带有病色,即使“三日不举火,十年不制衣。正冠而缨绝,捉衿而肘见,纳履而踵决”,却仍然“曳纵而歌《商颂》,声满天地,若出金石”,这此都表现了他们洁身自好、独立不羁的个性和品格。这些人物的特点是安贫乐道,洁身自爱。
《庄子·让王》,还讲了许多贤者拒绝仕进的故事,尤其伯夷叔齐的故事更是家喻户晓。伯夷叔齐乃孤竹君之二子,他们前往西方学道,行至歧阳,被武王得知,派周公日拜访,并许以“加富一等,就官一列”。二子对此却视若粪上,说:“此非吾所谓道也。古者神农之有天下也,时祀尽敬而不祈喜;其于人也,忠信尽治而无求焉。乐与政为政,乐与治为治。不以人之坏自成也,不以人之卑自高也,不以遭时自利也。今周见殷之乱而遽为政,上谋而行货,阻兵而保威,割牲而盟以为信,扬行以说众,杀伐以要利。是推乱以易暴也。吾闻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遇乱世不为苟存。今人卜暗,殷德衰,其并乎周以涂吾身也,不如避之,以洁吾行。”以神农治世和周相比,揭露了周发动战争给社会带来的危害。正因为“天下暗,殷德衰”,所以“不如避之,以洁吾行”(《庄子·让王》)。二子不为“加富一等,就官一列”所动,采薇于首阳山,以致最终饿死也不仕周。孔子曾赞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大叔齐欤!”④还有更甚者,如北人无择、卞随以自杀而绝君命,充分展示了他们不屈不挠、无畏无惧、风流倜傥的人格精神。这些人物的特点是不满黑暗政治,情愿以死明志。
《庄子》中讲的这些隐士的故事,主要的特点就是不与统治者合作,但他们的出发点各不相同,把这些各不相同的地方,集结起来,也就是隐士人格的各个方面,构成隐士精神特质的全体。而最典型,最标准的隐士形象,应当是《论语》中记载的几个隐士,这在《论语·微子》中有较详细的记载,孔子周游列国时,在行进的路途中,经常有浪迹江湖的高人,与孔子师徒,偶然邂逅,擦肩而过,留下一些意味深长的话,这些隐士,在孔子这样的大儒面前,常常是以生活的诱导者
的面目出现,而孔子则常常从内心里称赞这些人。最典型的就是,与接舆,长沮、桀溺,荷绦丈人的几次相遇。《论语》中记载的这几个隐士,可以说是典型的隐士形象,他们远离尘世,以耕种为业,但他们精神独立,对世事人情有至高、至深的理解,与孔子师徒不期相遇,不得已才道出他们的处世观。在他们心中没有权威,即使在孔子这样的大儒面前,态度从容,不卑不亢。完全是作为上手和高人的姿态,对孔子给与委婉的讽刺和劝诫。他们对自己的处世方式深信不疑,只表明自己的态度,至于听者的态度如何,利弊优劣怎样,不愿去辩论是非,在他们看来,用什么样的方式处世,这完全是个人心性感受,并非规劝、诱导能够使之改变,辩论是无济于事的,所以当孔子师徒,愿闻其详,追踪盘问时,他们都一一避开离去,行止无踪无迹,显得极其神秘。这些隐士身心中无牵无挂,无羁无绊,心胸磊落坦荡,故显得安然洒脱。
我们从这些隐士身上所表现出来的特质,可以看出,隐士都是一些正直而高尚的人,他们内心清纯,行为高尚,其存身方式是审美的,他们不满现实的黑暗污浊,愤世嫉俗,嫉恶如仇,可以说是真、善、美的化身。荀子说:“天下无隐士,无遗善。”(《荀子·正论》)充分说明了隐士身上承载和传递着人世间至真至善的美德。现实社会中扭曲的社会和人性,使人世间的真善美丧失殆尽,而隐士游离于尘世的存身方式,与现实社会保持一定的距离,正好能够存留这些美德,而不至于被污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没有隐士,天下就没有善。荀子的这句话,是对社会现实和隐士人格清醒和透彻的认识之后得出的结论,并非过激之词、过誉之词。隐士在个人品格上可以说是无懈可击,其人格是完美的,这正是世人钦羡的原因。庄子正是从这些隐士身上,找到了在污浊的现实生活中存身的理想途径,隐士文化就成为庄子人生哲学特别是处世哲学的文化实践基础,而他本人也是隐士系列中的人物,这我们从《庄子》中关于他生平事迹的记载,尤其是他拒绝楚王重金聘相,过魏王时与惠施的对话中,把他不慕权贵,不为名利的精神风范凸现出来,庄子本人就是一个真隐士。
这种完全游离于尘世之外的隐者,只是理想的隐士人格,在现实生活中的人,真正要做到这种身心俱隐,是根本不可能的。孔子对这些隐士的态度,尽管流露出的是敬佩与钦羡,但他明白让人人都做到这样,是不现实的,所以他说,人不可避免的要与人为群,怎能与鸟兽为友。实事上,庄子虽然对隐士十分钦敬,他自己的言行作为,也是隐士的作为,但他明白,人的一生,最终还是要在尘世中存身,做到身隐,在客观上是做不到的。隐,故不自隐。“古之所谓隐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见也,非闭其言不出也,非藏其智而不发也,时命大谬也。当时命而大行乎天下,则反一无迹;不当时命而大穷乎天下,则深根宁极而待,此存身之道也。”(《庄子·缮性》)葛洪说:“何必修于山林。”但庄子从这些隐士身上,看到了隐的方式,在人的社会存在中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把它拿来作为人处于生存困境时的一种调剂,是极其有用、有效的方式,所以,他把隐的方式由身隐转到心隐上来,这样就使隐士的精神特质,这种为普通人所欣羡的品质,能为普通人所实践,把隐士这种独特的生存方式,借来作为尘世中人调和个人与现实矛盾的一种中和、有效的办法,用以疗救和缓解人们精神和心灵的痛苦,从而使“心隐”成为他人生哲学的重要内容。这可以说是庄子从隐士身上直接得到启示,把它现实世界中人的生存痛苦相结合,必然得出的结论。隐是一种心境,一种态度,是一种存心的方式,而不仅仅是一种存身的方式,这是庄子对隐士人格的一种积极的探索,后来的许多名士,都从庄子的心隐学说中受到启示,成为人境的名隐士。如陶渊明、王维、柳宗元、苏东坡等大文人,在汲汲于名利的社会现实中,保全自己的身心,成就了自己的作为,而能够在黑暗的世道中安然无恙,终其天年,实在是得益于庄子的心隐哲学。可以说,正是庄子把隐士这种特立独行的极端的处世态度,给与了高度的重视,并对它作了整合提炼,成为现实生活中每一个人都能享用,都能受益的普遍的生存方式,把这种与世隔离的,矛盾的人生观,转化成与人的现实存在密切联系的,可以操作,可以利用的方式,扩大得了隐的范围(由知识分子到所有的人),矫正了隐的方式(由身隐到心隐)。这不能不说是庄子人生哲学中最有价值的一部分。
中国文化的隐逸文化
在几千年的中国文化中，隐逸是一个永恒的话题，陶渊明，王绩等都是著名的隐士，“隐士”应该专指那些隐逸起来的知识分子，那些居住在深山的道士和僧人他们不能算是隐士，因为他们的隐居是因为宗教的原因，为了追求长生不老，为了得到成仙，不堕轮回，修成正果，都是为了一定的目的，并不是看透了世间百态而自愿隐居的。在中国的隐士中，有些人是为了追求自身的自由而隐居，有些人由于对社会的不满而隐居，这类的人可以成为真隐士，而有些人虽然隐居，只不过是通过隐居来获得名利，或者有些人退隐之后仍然心系功名。对外界的事物有所牵挂，苦恼不堪，违背了隐逸的主题，就不能称得上真隐士。
一、浓郁的隐逸情结
中国的文化中，隐逸情结非常浓厚，经久不散，从庄子的《逍遥游》、《秋水》开始，到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归园田居》，再到刘禹锡的《陋室铭》，直至后来的吴敬梓《儒林外史》，在中国文人的作品中，大量的诗文反映了中国文人的隐逸情结。
庄子可以说是中国隐逸文化的祖师，也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代表性的隐士，他的言行和他的作品都反映出来了隐逸的思想。庄子自幼聪明好学，与惠施为同学、挚友，曾南游楚越，探访古风，一生率性而为，崇尚自然，非毁礼法，傲视王侯。楚威王曾以厚礼聘其为相，被他拒绝，从此终身不仕，退隐江湖，以编草鞋为生。的确，人人都已获取高官厚禄，为了获取功名尔虞我诈，而庄子却拒绝了丞相这个显赫的职位，而甘愿退隐江湖，率性而为。 在庄子的《逍遥游》中庄子表达了对于自由的向往，突破物我的局限，达到一种自然的状态。在文章中“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适莽苍者，三餐而反，腹犹果然；适百里者，宿舂粮；适千里者，三月聚粮。之二虫又何知！”，“夫列子御风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后反”，在列举了种种的行为之后，庄子指出无论是大鹏还是列子，还是行人都是借助了外界的事物，“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故九万里则风斯在下矣，而后乃今培风；背负青天而莫之夭阏者，而后乃今将图南。”。“彼于致福者，未数数然也。此虽免乎行，犹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在文章的最后庄子通过自己和惠子的辩论，庄子回答“今子有大树，患其无用，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不夭斤斧，物无害者，无所可用，安所困苦哉！”，“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虑以为大樽而浮乎江湖，而忧其瓠落无所容？则夫子犹有蓬之心也夫！” 庄子的回答指出了打破外界事物的控制而追求自由的思想。
在《秋水》篇中庄子写到“庄子钓于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愿以境内累矣！’庄子持竿不顾，曰：‘吾闻楚有神龟，死已三千岁矣，王巾笥而藏之庙堂之上。此龟者，宁其死为留骨而贵乎？宁其生而曳尾于涂中乎？’二大夫曰：‘宁生而曳尾涂中。’庄子曰：‘往矣，吾将曳尾于涂中。’”庄子以神龟自比，更加凸现了自己对于自由的向往，不愿做官的意愿。而接下来庄子又写到“惠子相梁，庄子往见之。或谓惠子曰：‘庄子来，欲代之相。’于是惠子恐，搜于国中，三日三夜。 庄子往见之，曰：‘南方有鸟，其名为鹓鶵，子知之乎？夫鹓鶵，发于南海而飞于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于是鸱得腐鼠，鹓鶵过之，仰而视之曰：‘嚇’！今子欲以子之梁国而嚇我邪？’”庄子以鵷鶵自喻，而把惠子比作鸱，展现了自己无意于惠子争位，更加显得自己潇洒自然。
庄子也指出了隐逸的核心内容：打破外物的困扰，追求自身的自由，遨游大千世界，这种思想在以后的文化得到了继承和发展。
西晋的“竹林七贤”，东晋的陶渊明，都是体现了隐逸思想，而且陶渊明也是中国的著名隐士，著名诗人，再到隋唐之际的王绩也是著名的隐士，而唐代的刘禹锡虽然不是隐士，
第二篇:《论隐逸文化》
论隐逸文化
隐逸文化生成魏晋风尚对这一时期乃至稍后的南北朝的文化影响很深这一特殊环境。“隐逸文化”的表现是多方面的，最直接的表现就是这一批名士遁迹山林，
这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尽管儒家创始人孔子说过“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孟子也说过：“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文人得意时仕，失意时隐，自古而然。但六朝隐士之多，恐为历代之冠。“隐逸文化”的另一个表现，就是出现了对隐居生活由衷赞美和吟咏的“隐逸诗”。有的诗的标题就用了“招隐”二字。比如西晋张载的《招隐诗》有这样的句子：“来去捐时俗，超然辞世伪，得意在丘中，安事愚与智。”因写《三都赋》而洛阳为之纸贵的左思，也写了两首《招隐诗》，其中有句曰：“惠连非吾屈，首阳非吾仁，相与观所向，逍遥撰良辰。”诗中提到的惠连是指柳下惠、鲁少连，曾屈已受禄；首阳的典故则是指不食周禄、宁愿饿死首阳山的伯夷、叔齐。意思是说，无论是惠连的曲意求仕，还是夷齐的舍身全节，都与我无涉，我只知倘佯逍遥，怡然自得。
在中国历史上，由于受封建政治的过度压迫，导致了一种非主流文化——隐逸文化的产生，同时也使一种非主流文艺——隐逸文化类文艺相伴而成。山水田园诗、山水田园画、书法行草及园林艺术是中国传统审美文化实践中经久不衰的文艺样式(体式)，但它们最初都以一种有悖政统“诗言志”、“文载道”、“书合法度”及“画成教化”之正统伦理规约的非主流姿态出现，后因其影响的深远，反而渐成传统文艺的主流部分。从文化、政治的本质归因上看，历代众多的文人士大夫，在规避封建政治风险和压力的过程中，产生了一种怀疑、疏离、批判甚至否定时政，追求回归自然、自我及自由的“隐逸人格精神”，并以投身隐逸或心向隐逸的系列行动，打破了对代表帝王、君子、圣人、礼教及时政之意志的“群体主体性”的独一膜拜，率先唤醒和挖掘了代表个人意志和自由的“个体主体性”。因为弃别或淡忘了时政，与自然、自我及自由实现了“天人合一”，所以这些文人士大夫在弥补现实实践操作缺失、更多地发掘体味自然美及人的美的过程中，最终以不合主流也不合时政的诗、画、书、园文艺审美实践，完成了自我价值的探寻——这就是“隐逸人格精神”的彰显与建构，于是最终成就了这种独特的非主流文艺，继而在客观上丰富和发展了传统文艺样式(体式)、文艺鉴赏、文艺境界及文艺范畴(空灵、玄远、冲淡、逸品、自然等等)。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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