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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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共9篇)

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一）：

选拔使用干部过程中存在去群众化现象
当前,在干部选拔和使用过程中存在着一些违背“群众公认”原则的去群众化现象：
一是以指意代替民意.一些地方选拔干部往往根据上级领导意图,不尊重群众的意愿,口口声声要求民主推荐、民主测评、民意测验,实际上还是遵循“上面说了算”的旨意,其结果可能会导致干部选拔和使用过程中的选人不公、用人不准、难以服众的现象.
二是以后台代替平台.有些领导者以个人偏好和人情关系取人,往往过分注重地缘关系、学缘关系、血缘关系、职缘关系选拔和使用干部,“后台硬”、“靠得住”成为老同乡、老同学、老同事、师兄弟、家族人的升迁背景,这种在领导“视野内”选人的结果导致了某些“一人得道、仙及鸡犬”的官场裙带现象.
三是以少数代替多数.某些领导者把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当作少数人的行为,不征求多数人意见,以“常委说了算”便匆匆完成任务了事.同时,少数人以“少数人”的特权为标准,提拔“圈内人”,使用“自己人”,保护少数人的利益,从而排斥“圈外人”,排斥“信不过的人”.
四是以片面代替全面.某些领导干部往往考虑“该同志是否听话”、“该同志是否勤快”或者“该同志是否有后台”选择人,以他们眼中的所谓“德”或“能”等单向标准度量人,往往没能从该同志的德、勤、能、绩等综合因素考虑,从而导致有个性、有能力、有开拓精神的人“靠边站”和吹牛拍马之风盛行.一种片面化的选任方式只能选“僚”而不能选“官”,一种阿谀奉承式的为官哲学只能导致庸人政治的普遍流行和“武大郎开店”式的小山头主义的政治后果.
事实上,某些地方、某些领域出现干部“带病提拔”、“带病上岗”的问题,与组织人事部门没有真正坚持群众公认原则,没有充分听取基层群众的意见,而是把“干部公认”当作“群众公认”有着很大的关系.因而,离开了群众也就无从“公认”了.
把握群众的广泛性、层次性和代表性
群众公认原则在党政领导干部的考核和选拔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人民群众不仅是社会实践的主体,是各级领导干部服务的对象,更是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素质、综合能力、综合业绩的评价者.因此,要防止选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必须把对干部的评价权、选择权交给群众,使选拔上来的干部能得到群众的满意和拥护.
干部选任过程中坚持群众公认原则,必须把握群众的广泛性、层次性和代表性特点,做到群众推荐、测评和考核中的广泛性、层次性和代表性的统一.所谓广泛性是指参加民主推荐和测评的人员要有一定的数量,尽量涵盖阶层、职业、年龄、性别、单位等广大范围内的人员.所谓层次性是指参与公认的群众应从上级领导、同级干部、下一级干部和普通群众代表,扩大到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服务对象和分管范围内的机关干部.所谓代表性是指所推举的推荐委员会必须反映各相关利益主体和绝大多数人的意志和要求,能够公正地行使其所代表的部门和人员的代表职能.有必要指出的是,代表必须是群众推举的,而不是指定的.
干部考核与政府绩效评估要坚持群众公认原则
新中国成立以来,通过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会议、基层民主形式,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在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些领域还有许多方面需要突破和完善.其中,民主技术的形成和推广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关键问题.民主技术、民主程序和民主方法的不到位容易扭曲民主的本质和形式.显然,真正的群众公认也是践行民主的重要技术、程序和方式.
坚持群众公认的原则,首先要严格遵循《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所规定的程序和要求；其次,要建立干部考察评价机制,量才授权,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最后,要建立干部选用责任制和选用失误追究制,严明责任,严肃纪律.
在细化干部考察评价过程中,主要是从理论学习和政治素质情况、解决问题和工作实绩情况、勤奋敬业和开拓创新情况、廉洁自律和依法行政情况等方面进行群众公认.正确评价和考察干部必须从群众对干部肯定和否定方面的内容中科学地加以综合,同时注重从经济指标、社会发展指标、人文指标、环境指标等多方面对党政领导班子的政绩综合评价.在考核方法上,要考虑如何把履行职能职责与解决社会突出问题、服务社会结合起来,要考虑如何把阶段性考核和年终考核结合起来,采取入户调查、发放问卷调查表、政府网站评议等多种方式,在社会各阶层群众中进行幸福感指数、满意度指数、安全感指数等方面的民意调查,并将其结果纳入干部考评指标体系,从而推动“定量+定性+民意”考评模式的推广.
毫无疑问,群众公认的干部考核与政府绩效评估具有科学性、透明度和公信力,能够形成选任制度的激励和约束机制,能够影响干部服务的价值取向和施政行为,有力地改变只“唯上”的官场惯性,从而有效地改善干群关系和促进社会公正和谐.

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二）：

同“敌我矛盾”相对.一般来说,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它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包括工人阶级内部,工农两个阶级之间,知识分子之间,农民阶级之间,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
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产生的矛盾.它在劳动人民之间是非对抗性的,在劳动人民和剥削阶级之间则在对抗性的一面之外还有非对抗性的一面.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被消灭之后,用民主的方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已经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
包含有丰富的内容,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重大创新.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学说以下几点在今天显得尤为重要：（一）坚持用对立统一规律观察社会主义社会,敢于揭露矛盾,善于分析矛盾,正确解决矛盾.（二）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是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前者用民主的方法解决,后者用专政的方法解决.两类矛盾在一定条件下会发生转化.（三）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四）在诸多的人民内部矛盾中领导和群众的矛盾突出,要警惕出现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五）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是产生人民内部矛盾的总根源,人们认识上的正确与错误是产生人民内部矛盾的认识论根源.（六）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目的是为了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以便建设一个伟大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七）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就是要坚持实事求是和走群众路线.作为一个新的理论,它自然会带有初创阶段的不完善之处,不可避免地受到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如主要着重于政治思想方面的矛盾,而对经济方面矛盾的论述不够,主要讲用民主的方法、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而对用法律和制度作为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手段认识不足等.它在往后的实际运用中发生了严重的曲折,其经验教训值得我们认真总结.尽管如此,它的理论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仍不容低估.它为我们正确认识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是建设和谐社会的理论基础.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建设和谐社会,是一个新的历史课题.建设和谐社会,自然要造舆论,对和谐理论进行广泛的宣传,但我们应十分清醒地认识到,仅靠和谐理论的宣传是不会有社会和谐的.社会的和谐要靠切切实实地解决重大的社会矛盾.在和谐社会的建设上,我们比较重视当前突出的社会问题和矛盾(如贫富差距的悬殊,工农差距、城乡差距、地区差距的扩大,劳资矛盾中劳动者权益得不到保护,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等,干部的腐败,领导和群众关系紧张,思想文化领域中主流意识与非主流意识的矛盾等),而较少深入思考产生这些矛盾的根源；较多地是重视眼前的治标之对策,较少研究长久的治本之大计.人民内部矛盾是社会基本矛盾的表现,因此,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前提是正确处理好社会基本矛盾.倘若社会基本矛盾解决得不好,那么,人民内部矛盾一定会突现出来,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就会受影响.在处理社会基本矛盾问题上,我们注重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变革,这为保持经济发展,社会安定,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提供了前提条件.在上层建筑领域的改革上,我们虽也有很大的进展,但仍明显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基础的变革.现在许多社会矛盾都与上层建筑领域中的问题有关.比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价值法则和利润法则支配下,必然会有企业破产,有劳动者失业,会发生贫富差距、地区差距、城乡差距、工农差距的扩大,为了把差距控制在合理限度内,就需要发挥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作用.再比如,干部严重的官僚主义、不正之风和腐败变质直接导致党群关系、干群关系的紧张,甚至发生局部的对抗冲突,其原因自然很复杂,但最根本的则在于政治体制、干部制度等改革严重滞后.一个与人民群众相对立的贵族阶层正在形成,这是最为全党全国人民堪忧的隐患.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坚持上层建筑的社会主义性质,发挥社会主义上层建筑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尤其是工农群众)服务的作用,是我们面临的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
毛泽东多次讲过,什么叫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就是要坚持实事求是和走群众路线.归根到底就是群众路线四个字.毛泽东的这些话含义深刻.能否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主要不是方法问题,而是立场问题,对人民群众的态度问题.社会主义的人民内部矛盾错综复杂,但最后往往归结到领导与群众的矛盾.因为我们党是执政党,我们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人民群众在遇到自己难以解决的困难时,自然要找党和政府.我们的领导干部只有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深入实际,走群众路线,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才能找到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和对策.一些人民内部矛盾之所以久拖而不能解决,以至发展到对抗、冲突,最根本的是领导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不关心群众的利益,有的严重的损害群众利益,甚至不顾群众的死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建设和谐社会,关键在各级领导真正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实事求是,走群众路线.

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三）：

　　决策问题关系事业兴衰成败,特别是在关系到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大事的正确决策不仅能凝聚人心,推动发展,而且能造福百姓,增强后劲；反之错误的决策不仅会贻误发展,而且会损害党在人民心中的形象.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四中全会指出,正确的决策是各项工作成功的重要前提,要改革和完善决策机制,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防止决策的随意性.因此,建立和完善重大问题集体决策制度是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贯彻十六大、十六届四中全会的基本要求,是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关键所在,也是调动方方面面干部群众积极性,合力发展的迫切需要.
　　一、弄清涵义,解决“是什么”的问题
　　坚持重大问题集体决策制的根本就是确定重大问题的范围和保证真正意义上的集体.所谓重大问题,就是相对一般而言,如城乡发展规划、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重大干部人事任免等关系到一个地方发展改革的施政方针和关系到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事项,明确了范围就可防止不分大事小事,眉毛胡子一把抓的“平均使力”现象.所谓集体决策就是对于界定的重大事项,要坚持集体研究,会议决定,防止会前不通报,会上搞突然袭击的“霸道主义”和会前不作深入调查、仔细分析,会上随大流的“弃权主义”.
　　二、提高认识,解决“为什么”的问题
　　1、是推进民主集中制建设的重要环节.在我们党内,还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独断专行、不要民主的“家长制”、“一言堂”和软弱涣散、不要集中的自由主义、分散主义.按照“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原则,建立和健全重大问题集体决策制度,就是把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意见、建议集中起来,在民主议事的基础上,进行科学决策.这是民主集中制原则在党的领导生活中具体化、制度化、规范化的体现和要求,是民主集中制理论上的重大创新.
　　2、是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的重要内容.党的领导是否坚强有力、科学有效,是否能够得到不断加强和改善,与重大问题的决策制度是否健全有着直接的关系.一方面,健全重大问题的决策制度,可以提高和改进领导艺术、领导方式、领导方法.在国内国际环境都发生巨大变化,新事物新问题层出不穷的今天,党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考验,只有建立健全重大问题的集体决策制度,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我们党才能提高驾驭各种复杂局面的能力.另一方面,健全重大问题的决策制度,可以增强领导班子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反之对重大问题界限不清,办事程序混乱,必然影响班子内部的团结,削弱班子的凝聚力、战斗力.
　　3、是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举措.《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指出：“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保证权力沿着制度化和法制化的轨道运行,是防止以权谋私的根本举措.”权力运行不规范,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导致权力的行使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制约,这是产生以权谋私等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的根本原因之一.建立和完善重大问题集体决策制度就可以实现领导集体权力运作的规范化,并形成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这种监督,既是党委内部的监督,又是源头上的监督.
　　4、是实施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重要保证.能够提供更加完整的决策信息,因每个参与集体决策的成员所拥有的背景、经验、知识和性格等因素不同,集体决策能提供更多、更完整的信息；能够提高决策方案的可行性,集体决策让受到决策影响的人和实施决策的人间接或直接参与决策的过程,则提高了决策方案执行的可行性；能够提高决策的合法性,集体决策的制定过程与民主的思想是一致的,包含公正、公平的法律精神,因此集体决策合法的可信度会比较高.
　　三、完善程序,解决“怎么办”问题
　　1、要抓重大事项的设定.一个领导班子,有哪些重大事项需要集体议定,应事先设定,这是健全重大问题集体决策制度的前提和基础.重大事项必须具体明确,力求细化、量化,而不能抽象、笼统.什么问题需要提交会议讨论,什么时候提交会议讨论,事先都应设定好,而不能到时候才由谁来决定,从而有效地克服主观随意性.
　　2、要抓决策程序的设定.没有严格的程序的规定,再好的规章制度也难免流于形式.缺乏严格、规范的程序,不按程序办事,这也是导致权力滥用,产生不正之风甚至腐败现象的重要原因.所以,不但要重视重大事项的设定,而且要重视程序方面的规定和制约,从会前准备到最后形成决议,要严格按照程序进行,而不允许发生任何简化步骤、颠倒程序的行为.一旦违反了规定程序,不管主观愿望和客观效果如何,都应视为是无效的、违规的,都应受到某种法纪的处分.重大问题的决策,必须实行会议表决,以此体现领导集体的意志,无论是是谁都是一票,严格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只有表决时过半数,才能形成会议决定.
　　3、要强化执行过程的监督.重点监督执行决策是否忠实,是否达到预期的效果,是否出现未预见到的问题等等.要建立进展情况定期通报和限时回复制度,自觉接受社会各界监督；畅通向同级人大、政协反馈问题的渠道,自觉接受人大和政协的监督.
　　4、要有违规处理的规定.要建立决策失误追究制度,合理界定失误的决策与决策主体间的对应关系,保证决策失误后能找到责任人；区别对待造成决策失误的原因,明确决策失误者所应承担的责任及处罚措施.违反设定的内容和程序而造成决策失误的,对主要负责人要作出适当的处理.同时要建立执行不力追究责任制度,对作出的决策执行不力、推诿扯皮甚至欺上瞒下的要严肃追究相关人的责任.

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四）：

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五）：

A

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六）：

马克思主义视角下的当代道德现状与重建
经济基础对于道德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而政治对于道德具有直接的影响.所以,道德的重建离不开经济基础和政治影响,同时也需要我们自身的努力.
（一）从现有的经济基础来看,应建立集体主义道德
马克思曾经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作了大量的实证考察,从而得出了有关个人和整个社会相互关系的三个历史阶段的理论.第一个阶段是“群体本位主义”,对应的社会形态应是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社会的道德取向是“道义论”的色彩,第二个阶段是资本主义社会,“个人主体”,对应的社会道德取向是“功利论”的思想,第三个是共产主义（初级阶段是社会主义）,对应的道德取向是“集体主义道德”.
共产主义是以“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为目标”的,所以集体主义道德当然要重视个人的利益诉求,同时个人只有为了集体的利益而努力,才能够最终实现社会的发展,所以从外在看它是有功利主义的某些倾向,从内在看要求每个人应该为他人着想,具有内在道义论的特征.公有制为基础的经济制度必然要求道德具有“道义论”的倾向,而发展市场经济必须有“功利主义”的思想.这样的集体主义道德是承认个体的合理利益诉求,并要求个体为集体、他人着想.所以“外在功利主义内在道义论”的集体主义道德是现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道德方向.道德要适应经济生活,同时要高于经济生活.现今的道德是落后于经济生活的,因为经济生活要求实现道德的个体独立,但是现今的道德并没有实现个体的经济独立.
（二）从政治上看,要实现法治和民主
道德的重建并非是道德自身的问题,政治对于道德的影响是有非常直接的作用.只有实行法治和民主,才能改变腐败问题的滋生,尤其是高层的腐败问题,才能减少以“公权力”侵占“权利”现象的发生,提高公职人员的道德水平,从而更好的影响广大民众,提高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
建立法治社会,法律是最底线的道德,因此一方面要求国家尽快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立法部门做到完善立法,行政部门做到严格执法,惩治腐败,司法做到公正司法,禁止行业不正之风蔓延,禁止领导者滥用权力、胡作非为的现象出现,提高各行各业的职业道德；另一方面具体的道德行为是无法量化的,就像是道德本身无法有一个硬性的规定,这样的道德也就不是道德了,而是化身成了法律,所以我们应该做的是把法律的标准内化在人民的心中,自觉的遵纪守法.民主是个大问题,没有民主,制止不了腐败,没有民主,视法律为儿戏,没有民主,不能从根本上结束人治.瑞典在民主的宪政下,杜绝了贪污腐败,有效了防止特权阶层的出现,而我国处在改革开放的攻坚阶段,更需要民主.
希望对你能有所帮助.

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七）：

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八）：

A

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九）：

提到郭德纲，我认为地球人都知道。2005年、2006年，郭德纲可谓时尚风云人物，网上他的相声段子人们都点疯了。许多有他参加的活动现场，门票更是高价难求。他从民间的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相声演员到迅速蹿红的德云社班主、相声界的“大腕”，其走红的速度实在令人目瞪口呆。网络电视、电影都在纷纷评论“郭德纲现象”。

我一向对娱乐圈的沉沉浮浮、真真假假不感兴趣，可前几天报纸上一则“郭德纲拒绝春晚”的消息倒让我对这位“草根艺术家”刮目相看。众所周知，春晚是央视的传统压轴节目，它的收视率(且不说国外，单就国内)是不言而喻的。谁能在春晚亮亮相，谁就可以“一晚成名天下闻”。那是多少艺人梦寐以求的事！可郭德纲却敢说“不”！先不说是不是炒作或者其间还有什么隐情，单就这个“不”字，我就为他叫好。好在哪里？好在一个“艺人”，一个“草根艺人”竟敢跟“媒体大鳄”叫板！胆识可敬、勇气可嘉！

一个始终处在高位的人对下面的人说“不”，轻而易举；下面的人就要千方献媚、百般讨好，让他说“好”。而平民百姓已经处于社会的最底层，还能有什么机会还敢有什么胆量说“不”呢？他们常常会说：“求求您了，帮帮忙吧！”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教育，把百姓培养成了顺民、良民。鲁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一生都在为铲除国民的劣根性而奋斗，并曾说他们要么是“暂时做稳了的奴隶”，要么是“想做奴隶而不得”。

然而却有那么一些平民百姓敢说“不”，他们美丽的名字就像夜空中永远璀璨的星座。

周朝时，厉王昏庸无道，路人“道路以目”。可就是这些“道路以目”的平民发动了震惊朝野的“国人暴动”；秦始皇暴政，陈涉在大泽乡发出了惊天动地的疑问：“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一场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就这样开始了；唐朝末年朝廷腐败，黄巢振臂一呼，应者云集；北宋末年，“官逼民反”，演绎了一段惊天地、泣鬼神的“水浒英雄传”；明朝魏忠贤专权，苏州市民为反“阉党”而暴动，追究下来5人被诛杀，但他们“意气洋洋”、从容就义的场面永垂青史，他们是颜佩韦、马杰、沈扬、周文元、杨念如，苏州市民为纪念他们，曾停用“天启钱”长达10个月之久；明朝末年“闯王”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终于使长达几百年的明朝统治土崩瓦解……

历史是一面镜子。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顺民者昌，逆民者亡 。这是历史的必然规律。当今社会，青天白日、朗朗乾坤，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自然无所谓“造反”、“起义”一说，但“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能心系百姓，始终不忘“以民为本”，老百姓也就自然而然心悦诚服地开口说“好”了。开头说的郭德纲是向名誉的诱惑说“不”，平民百姓又有多少人能遇到这样的事情呢？但生活中也常常有不公正的现象出现，所以对那些歪风邪气、不正之风要敢于说“不”，而且还要说得理直气壮、豪气冲天。

据报道，广州一家玩具工厂因为工资问题，老板和员工发生了纠纷。最后老板竟蛮横地要求员工要拿工资就跪下。当时员工都傻了，可看看凶神恶煞的老板和保安，想想即将到来的年关，许多员工陆陆续续跪了下来。可就有三个员工始终不跪，在被痛打了一顿之后，尽管拿到了工资，但他们随后就把老板告上了法庭！“士可杀，不可辱”，他们为新时期书写了一首正气之歌。

包工头拖欠工资，农民工要敢说“不”；超市无故搜身，顾客要敢说“不”；医院乱收费，病人要敢说“不”；公车上有小偷，乘客要敢说“不”；光天化日之下有人抢劫，路人要敢说“不”。有人说：“一个中国人是一条龙，10个中国人是一条虫。”愿我们的国民能对不良现象多说“不”，别让外人耻笑了去。

本来，我这篇文章想用《为郭德纲叫好》做标题，可后来又听说他为了两百万竟大做假药广告。甚至在新药发布现场，记者问他敢不敢保证药效，他居然说“敢”。事实证明他愚弄了观众，欺骗了百姓。我理解金钱的诱惑有多大，尤其对我们这些“草根”百姓。所以，愈是能抵抗这种诱惑，愈显得难能可贵。如果郭德纲能对那厚厚的两百万说“不”，我看神州上下倒真的要为郭德纲叫好了，因为这才是德艺双馨的艺术家，尽管这样的人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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