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政协党组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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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政协党组班子(共10篇)

山西省政协党组班子（一）:

“党组书记、“常务副部长”、“政协常委”英文怎么讲?

党组书记：Secretary of the Party Leadership Group
常务副部长：Executive Vice Minister
政协常委：Executive Commissioner of the Political Consultation Committee

山西省政协党组班子（二）:

皇城相府指的是什么

简单说,就是山西的一个旅游景点.
复杂说——
皇城相府是康熙朝经筵讲官、文渊阁大学士、历任吏、户、刑、工四部尚书加三级,康熙大帝的老师,《康熙字典》总阅官,清代名相陈廷敬的府邸.她位于山西省阳城县的北留镇皇城村.
皇城相府景区游览面积十万多平方米.其建筑依山就势,随形生变,层楼叠院,错落有致.
外城完工于康熙四十二年（公元1703年）,建有前堂后寝、左右内府、书院、花园、闺楼、管家院、望河亭等,布局讲究、雕刻精美.康熙御赐的“午亭山村”匾额及对联“春归乔木浓荫茂,秋到黄花晚节香”至今保存完好.
御书楼金碧辉煌,河山楼雄奇险峻,中道庄巍峨壮观,斗筑居府院连绵,藏兵洞奇妙无穷,南书院曲径通幽,西花园风景别致,紫芸阡御碑林立.纵观相府景区,历史人文底蕴厚重,造型独特,气象万千.
明清两代,陈氏一共出现了41位贡生,19位举人,并有9人中进士,6人入翰林.康熙皇帝对陈廷敬有“房姚比雅韵,李杜并诗豪”的评价.乾隆皇帝亲书“德积一门九进士,恩荣三世六翰林”的楹联,对陈廷敬及陈氏家族予以褒奖.
全国政协委员、古建筑专家组组长罗哲文、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委员会副主任郑孝燮、中国文物协会理事兼山西文物局总工程师柴泽俊称皇城相府规模宏大,保存完好,实属罕见,是集官宦府第、文人故居与地方民居为一体的民清建筑群,是中国清代北方第一文化巨族之宅.建筑群分内城、外城两部份,有院落16座,房屋640间,总面积36580平方米.内城始建于明崇祯五年（公元1632年）,有大型院落八座,为明代建筑风格.尤其是七层百尺河山楼及附属建筑107间藏兵洞,是明代建筑中的珍品,也显示出古老古堡风格.
整个皇城相府的建筑特征是：依山就势、随形生变、层楼叠院、错落有致、古朴庄严、浑厚坚固.在河山楼内还有井、碾、磨,并有暗道直通城外,聚甲藏弩、护城保庄、抵御外侵.
皇城相府的礼制建筑,也给中华民族留下了一笔丰厚而值得研究的历史文化遗产.外城城门外有高达8米的御书楼,康熙帝御赐的“午亭山村”石刻匾额及对联“春归乔木浓荫茂,秋到黄花晚节香”至今保存完好.外城内有大小石牌坊两座,铭刻着“德积一门九进士、恩荣三世六翰林”之功德.同时,保存完整的康熙帝在陈廷敬病重期间和病故后亲赐的御碑,表达了康熙对陈庭敬的敬重,是对陈廷敬生荣死贵的最好记录.这里,御碑之多、御书之富、保留之完整,为国内少见.
专家介绍,整座建筑反映了明末社会状态及清初政治面貌和宗教信仰,有极高的观赏价值和研究价值.
陈家从陈廷敬的祖父起兴盛五代,败落后,故居陆续住进了1000多户村民.自1998年5月以来,当地政府将村民迁出,并筹资2000万元对建筑群进行了修缮.同时,有关部门根据史书记载恢复了一些已经坍塌毁坏的建筑,并对环境进行了整治.皇城村已先后成功地举办了“名相陈廷敬暨皇城古建学研讨会”、“皇城相府首届文化艺术旅游节”.

山西省政协党组班子（三）:

中国近代为什么要禁烟

　　内容提要：中国近代烟毒泛滥异常深重,是最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近十年来,中国近代毒品史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在关于禁毒政策与禁毒运动、禁毒运动经验教训、鸦片贸易与走私、日本毒化中国等方面的研究硕果累累,成绩斐然,但是也存在一些需要加强和完善的方面.
　　中国近代鸦片烟毒泛滥成灾,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成为中国近代最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因而研究近代鸦片烟毒问题,有助于我们从另一个侧面透视近代中国真实发展的过程,有助于扩大近代社会史的研究视野.关于近代中国鸦片问题和禁烟禁毒问题的研究,较早的著述是1896年刊印的李圭《鸦片事略》（上、下卷）.民国时期有关的著述主要有于恩德《中国禁烟法令变迁史》（1934年出版）和罗运炎《中国鸦片问题》（1929年出版）、《中国烟禁问题》（1934年出版）、《毒品问题》（1936年出版）.1949年后陆续有一些涉及近代中国烟毒问题的成果发表.8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史研究的兴起,对鸦片烟毒问题的研究有所增多.近十年来,近代毒品史研究硕果累累,成绩斐然.本文拟对目前的研究状况作一简要梳理,以期对促进这一问题的研究有所裨益.
　　一
　　近十年来,有十多部近代毒品史论著问世,兹将主要论著介绍如下.朱庆葆、蒋秋明、张士杰《鸦片与近代史国》（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从社会史的角度对近代中国的烟毒问题进行了分析考察,阐明了鸦片泛滥的原因及危害,剖析了鸦片对近代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的影响,从总体上揭示了鸦片问题与近代中国社会的关系,是建国以来第一部全面系统研究中国鸦片问题的力作.蒋秋明、朱庆葆《中国禁毒历程》（天津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阐述了从清政府颁布第一部禁烟法令到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禁烟禁毒工作的曲折历程.马模贞、王yuè＠①、钱自强《中国百年禁毒历程》（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对中国近现代禁毒历史进行了简略回顾,展示了中国自清朝中后期以来在禁毒斗争中的各种努力及挫折,呼吁人们提高今日的反毒意识,自觉抵制毒品侵袭.王宏斌《禁毒史鉴》（岳麓书社1997年版）对各个时期的禁毒运动作了比较全面的研究,启发今人以史为鉴.此外,马模贞《毒品在中国》（北京出版社1993年版）、王金香《中国禁毒简史》（学习出版社1996年版）、苏智良《中国毒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刘志琴主编《烟毒兴灭》（民主与建设出版社1997年版）、王东林《鸦片之祸》（江西高校出版社1994年版）以总括研究的方式,概述了中国近代烟毒泛滥的历史、历届政府禁烟禁毒政策的演变及经验教训.上海禁毒委员会编写的《清末民初的禁烟运动和万国禁烟会》（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反映了清末民初禁烟运动研究的阶段性成果.秦和平《云南鸦片问题与禁烟运动（1840—1940）》（四川民族出版社1998年版）是我国第一部研究区域性鸦片问题和禁烟运动的专著.
　　近年来,有关禁烟禁毒史料的整理和出版,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马模贞主编的《中国禁毒史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浓缩了清雍正六年（公元1728年）至民国38年（公元1949年）长达221 年毒品倾销与反倾销的历史,是目前第一部最全面的禁毒史料专集.《文史精华》编辑部推出的2卷本的《近代中国烟毒写真》（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 年版）,选编了全国157篇史料.
　　二
　　近十年来关于近代毒品史研究的论文发表了110多篇. 这些论文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取得了重大进展.现就学者们研究较为集中的几个问题予以综述.
　　一、关于禁毒政策与禁毒运动研究
　　1.关于禁烟政策研究
　　近代历届政府从统治集团的利益出发,一直主张禁烟,颁行一系列禁烟政策法令.因此,禁烟政策的宏观研究成为研究近代禁烟运动的一个重要方面.王宏斌《试论中国禁止鸦片烟毒的经验与教训》（《中州学刊》1995年第1 期）根据禁烟政策与立法精神的演变将近代禁毒史分为九个时期：1729年—1858年清政府实施完全禁绝鸦片烟毒政策或称“断禁政策”；1859年—1906 年是清政府采取“寓禁于征”政策时期；1906年—1917年是中国政府对鸦片实行“渐禁政策”时期； 1918 年—1927年是各地军阀为筹措内战军费,籍“寓禁于征”为名纵烟纵毒时期；1924年—1927年广东革命政府主要为北伐筹措军费,对鸦片采取的是“寓禁于征”政策；1928年下半年—1934年春,国民政府对于鸦片采用“断禁政策”；1934年—1940年国民政府实行“渐禁政策”； 1941 年—1949年国民政府采取“断禁政策”；1948年—1952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权严厉禁烟禁毒时期.
　　宏观研究之外,学者们对晚清和民国时期的禁毒举措也作了具体探索.
　　朱庆葆《论清代禁烟的举措与成效》（《江苏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阐述了清代禁烟政策的演变,认为从禁烟的动机和效果看, 清朝的禁烟经历了初禁、严禁、驰禁、渐禁四个不同时期.张建辉《清代鸦片政策简述》（《历史教学》1990年第12期）指出清代的鸦片政策历经合法、非法、内禁外不禁、合法四个发展阶段.王开玺《鸦片战争前后清统治集团禁烟方针错位略论》（《安徽史学》1998年第2 期）认为清禁烟政策发生了三次错位,并就错位产生的原因及其影响作了深入的论析.王金香《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禁烟政策》（《民国档案》1994年第2期）分析有关章程和条例的特点及作用, 认为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禁烟政策是由“寓禁于征”向以禁烟为主的过渡,这种过渡与国内民众和国际形势的推动及当局的政治经济政策有密切关系.另文《广州国民政府鸦片政策探略》（《山西师大学报》1997年第4 期）指出了广州国民政府的禁烟政策以筹饷收税为目的,禁烟并未收到实效.吴永明《南京国民政府禁烟述略》（《江西社会科学》1998年第7期）考察了1927 年—1949年南京国民政府的禁政,认为南京国民政府对于烟毒的治理作过一定的努力,取得了阶段性成绩,但始终无法肃清烟毒.
　　近年来,中国共产党禁烟禁毒政策研究开始起步.周志斌《陕甘宁边区政府禁毒政策述略》（《学海》1996年第1 期）和齐霁《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查禁烟毒政策》（《党史文汇》1998年第5 期）阐述了陕甘宁边区政府在严禁种贩售吸烟毒、查缉烟毒方面的政策,认为这些禁烟禁毒法令措施的颁行,基本上遏止了毒品的蔓延,保卫了边区人民的身心健康,维护了边区政府的声誉,指出陕甘宁边区政府的禁烟禁毒政策和实践在中共的禁毒史上应占有重要的地位.田利军《论华北抗日根据地的禁毒斗争》（《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2 期）总结了中共在禁毒斗争中完善法律制度和动员民众参与禁毒斗争的成功经验,认为中共把禁毒政策作为抗日根据地的基本政策,制定完善的禁毒法律法规,使禁毒有法可依；把禁毒斗争变成广泛的群众运动,使群众性禁毒运动深入持久,取得了巨大成绩.
　　2.关于禁烟运动研究
　　晚清时期禁烟运动研究.王金香《清代第二次禁烟运动探略》（《史学月刊》1990年第2期）阐述了20世纪初年清代第二次禁烟运动, 指出这次禁烟运动以英印鸦片停止输华为标志的胜利是中国人民力除积弊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结果.王宏斌《清末新政时期的禁烟运动》（《历史研究》1990年第4期）阐述了清末禁烟运动的背景、起因、 经过及成效,认为清末禁烟运动胜利的原因是：清除鸦片烟毒得到了人民的理解和支持；清朝各级政府重视禁烟并制定比较完备的禁烟章程；存在有利于禁烟的国际环境.王金香《近代国际禁烟会议与中国禁烟》（《史学月刊》1997年第4 期）阐述了近代国际禁烟会议与中国禁烟运动的互动影响,指出两者之间存在着相互促进的关系.吴春梅《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与清末的禁烟运动》（《江海学刊》1998年第4 期）认为清末禁烟运动之所以能够得到各阶层的支持与拥护,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贯穿其间的民族主义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民国时期禁烟运动研究.王宏斌《民国初年禁烟运动述论》（《民国档案》1996年第1期）阐述了民初禁烟运动的经过、 成效及其胜利原因,认为民初禁烟法令措施的颁行、全国禁烟联合会的成立、海牙国际禁烟会议的召开等因素促使民初禁烟运动取得重大胜利.王金香《二三十年代国内鸦片问题》（《民国档案》1992年第2 期）《北洋军阀时期的鸦片泛滥》《民国时期的鸦片税收》（《山西师大学报》1993 年第7期、1998年第4期）三文对军阀与鸦片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 认为军阀纵烟纵毒、收取鸦片税导致国内鸦片空前泛滥,给中国社会造成不可估量的危害.王金香、吴贵民《近代南洋华侨禁烟述评》（《山西师大学报》1994年第3期）探讨了鸦片祸害南洋华侨和华侨禁烟等问题, 认为30年代国内禁烟之际,海外华侨奋起响应,革除积弊,为国争光,在华侨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二、关于近代禁烟运动经验教训研究
　　进行近代毒品史研究,总结近代鸦片泛滥及禁毒运动的经验教训,为当代禁毒斗争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是史学工作者的着眼点和出发点之一.王宏斌《试论中国禁止鸦片烟毒的经验与教训》（《中州学刊》1995年第1期）指出外国侵略强盗、 不法的官僚军阀与土匪流氓团伙是破坏中国禁烟的三大邪恶势力,认为维护国家独立、防止政治腐败、严惩不法种贩售吸毒品分子、加强社会宣传、促进国际合作是中国近代禁烟禁毒斗争沉痛的经验教训.王金香《近代中国的禁毒运动》（《光明日报》1998年3月13 日）总结了许多仁人志士的禁烟主张和历届政府的禁烟措施,认为近代禁烟运动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政府坚定不移的禁烟政策是革除烟毒积弊的保证；只有依靠人民群众和各国相互合作支持,才可望禁毒成功.苗长青《晚清和民国前期烟患述略》（《东岳论丛》1993年第5 期）也总结了许多有益的启示：政府的毒品政策与毒品问题的兴衰具有至关重要的联系；只有禁毒戒毒成为人民强烈的愿望和自觉的行动时,禁毒斗争的成功才会成为可能；对毒品犯罪的定刑不但要重,更重要的是要严格执法；提高执法者的素质和加强对执法者的法律监督和约束也是取得反毒品斗争胜利的一个重要方面.
　　朱庆葆《近代中国鸦片泛滥的历史教训》（《光明日报》1995 年5月22日）认为鸦片泛滥给近代中国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不亚于战乱、灾荒,给近代中国造成的广泛而又复杂的影响已远远超过鸦片问题本身,指出鸦片流毒的禁绝取决于国家政令的统一与政治领导的决心.傅建成《近代中国鸦片种植与农村经济的危机》（《西北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探讨了近代的鸦片种植及其对农村经济所产生的影响,认为普遍广泛的鸦片种植给整个农村经济造成了严重的打击,农业基础因受到削弱而极为脆弱和不稳定.王守恩《近代华北农村社会的毒品问题》（《晋阳学刊》1998年第5 期）述及近代华北农村毒流涌动的轨迹及毒流起伏的缘由,认为毒流起伏的直接原因与社会控制的主体——行政机构对毒品问题的态度、政策及控制治理的程度有关；毒品问题存在发展的社会根源就是传统农业文明的衰落和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吸毒是一种社会病态,与转型社会的精神状态、教育卫生文化事业的水平及人们的心理特征密切相关.
　　三、关于鸦片贸易与走私研究
　　徐凯希《鸦片贸易与近代中国》《鸦片战争与近代中国的烟禁》（《湖北社会科学》1991年第2期；《河北学刊》1991年第5期）两文认为西方资本主义把罪恶的鸦片贸易强加给中国,导致鸦片烟毒横流百年,成为对中国近代化发展进程最直接的负影响,指出鸦片贸易侵占大量社会游资,阻碍了民族资本原始积累的正常发展；同近代社会政治结构中最为反动的部分相结合,成为军阀连年混战的渊源；造成民族体质的普遍下降,毒化了社会风气；破坏农业生产力,加深了社会经济的病态发展.李明银、武树帜《鸦片贸易给中国带来的灾难》（《liào＠②望》1990年第37期）指出,通过鸦片贸易榨取财富是西方老牌殖民主义国家削弱中国的主要手段,鸦片贸易给中国造成极为严重的恶果.鸦片贸易合法化是近代鸦片毒祸中国的重要转折点,是鸦片贸易研究中的一个焦点.傅娟《19世纪中英鸦片贸易合法化探析》（《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认为鸦片贸易合法化, 既是英国政府的一贯主张,又被清政府作为一种国家政策予以接受,其最终实现是中英双方在客观历史条件下的必然选择.郭卫东《不平等条约与鸦片输华合法化》（《历史档案》1998年第2 期）认为清政府在内外双重压力下作出了鸦片驰禁的重大决策,鸦片输华合法化给清王朝提供了一个重要财源,但使鸦片的贩运吸食全面合法化,刺激了中国鸦片种植的普遍化,给中国带来灾难性的恶果.
　　我国近代烟毒泛滥与国际毒品走私有着密切的联系,但这方面的研究还相对薄弱,近年来有一些文章相继发表.邓开颂《鸦片战争前澳门的鸦片走私贸易》（《学术研究》1990年第3 期）介绍澳门的鸦片走私状况.蓝振露《试探太平天国时期的鸦片走私入口》（《安徽史学》1 994年第2 期）阐述了在太平天国坚持禁烟政策的情况下鸦片的走私入口,分析其原因,认为应该看到太平天国辖区的有限性及其对鸦片输入影响是有限的,更要看到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本质.郭小东《鸦片战争前夕的伶仃走私基地》（《中山大学学报》1996年第6 期）对鸦片战争前夕伶仃走私基地的形成、扩展和功能进行了详尽论述.
　　四、关于日本毒化中国研究
　　这是近年兴起的一个热点.魏宏运《三、四十年代日本的鸦片侵华政策》（《档案史料与研究》1993年第4期）、 韩文宁《日本帝国主义对华鸦片侵略内幕》（《南京史志》1995年第4期）、 黄明华《论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鸦片侵略》（《江苏社会科学》1997年第1 期）三文论述了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鸦片侵略的罪恶史,指出伴随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不断扩大,鸦片侵略亦不断加强,成为对华鸦片侵略的最大祸首,日本帝国主义对华鸦片侵略具有计划性和垄断性,是其侵华战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日本对华鸦片侵略的重点在台湾、东北、华北等地区,学者们对日本毒化中国的研究也集中在上述地区.连心豪《日本据台时期对中国的毒品祸害》（《台湾研究集刊》1994年第4 期）探讨了台湾鸦片专卖制度的由来、日本毒化中国政策的实施状况,认为日本据台后以鸦片专卖制度作为统治台湾的重要工具,是日本对华鸦片侵略的张本.何忠诚《东北沦陷期间日伪推行的鸦片政策》（《辽宁师大学报》1994年第3 期）、　王祥滨《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推行的鸦片政策》（《北方文物》1996年第3期）阐述了日本在东北推行鸦片专卖政策, 认为日本大量种植鸦片,掠夺东北财富,并诱使民众吸食鸦片,达到既为日本侵略战争提供军饷又以鸦片毒害中国人民的双重目的.孙修福《从华北禁烟总局档案看日本帝国主义毒化政策》（《北京档案史料》1995年第4期）、李恩涵《本世纪三十年代前后日本对华北的毒化政策》（《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4期）、 王明星《日本侵略者对山东的鸦片毒化政策》（《抗日战争研究》1998年第3期）阐述了日本在华北各地实施的毒化政策、毒化活动及其危害.李文认为,在中日全面战争开始前,日本在华北乃至整个中国实行毒化政策的目的,主要是籍贩毒、制毒筹集财源和籍毒品以搅乱与弱化中国社会与人力资源.在战争开始后,除上述目的外,还作为一种“软式战争手段”,与日军的屠杀掳掠、细菌战、化学战等“硬式战争手段”互为配合,作为实现日本总国策分割中国与征服中国对日本之反抗意志之下的“分国策”.王文指出这一政策是日本有预谋、有组织的国家犯罪行为.
　　此外,近年来区域性烟祸研究逐步兴起.学者们撰写论文20余篇,就西南、华北、东北、西北等地区烟毒泛滥状况及禁烟运动进行多层次、多视角的探讨,并展开了有益的学术争鸣.禁毒人物研究也是毒品史研究不可或缺的方面.在研究鸦片战争前后禁烟人物道光、林则徐、黄爵滋、邓廷桢、琦善等人的基础上,学者们拓宽研究视野,对洋务派代表人物郭嵩焘、张之洞、左宗棠、李鸿章等人的禁烟主张加以评述；同时对孙中山的禁烟思想进行了可贵的探究,使相关论文30余篇见诸报刊.限于篇幅,不再赘述.
　　三
　　综观近十年来,关于中国近代毒品史的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出版了一批有学术价值的专著；相关的论文在数量上、质量上都大大超过从前；在资料的搜集整理方面,学术界也颇多努力.这些论著逐步摆脱长期以来把近代毒品问题研究仅仅作为鸦片战争的背景、时间主要集中在鸦片战争前后的桎梏,越来越多地涉及到中国近代毒品史的总括性研究、清末及民国时期禁烟研究、日本毒祸中国研究等内容,使这一问题的研究日益趋于深入广泛,并呈方兴未艾之势.但从学术发展的需要看,中国近代毒品史的研究还存在着有待我们进一步加强和完善的地方,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了这一领域开拓余地很大.这里就中国近代毒品史的深入研究提出几点浅见,以求教于方家.
　　首先,要加强对中国近代毒品史研究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认识.
　　中国近代鸦片烟毒泛滥异常深重,是最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烟毒问题既然是客观的历史存在,史家就不能不加以正视.这一问题极富学术价值,它的研究价值不仅在于鸦片烟毒泛滥对近代政治、经济、文化、民众生活等各方面产生过广泛而又复杂的影响,而且在于本身即凝结着中国近代社会的种种特殊矛盾,因而透过鸦片烟毒问题审视近代中国社会,为认识和分析近代中国提供了新的领域、新的视角.而且只有加强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才能使近代社会史的研究真正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深处,揭示近代中国若干发人深思的社会问题,扩大近代社会史的研究视野.从毒品史的角度去诠释中国近代史,有助于丰富近代史研究的内涵,推动诸如近代经济史、中外贸易史、军阀史的研究,而且毒品史研究提供的新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也有助于推动近代史的深入研究.近年来,近代毒品史的研究蓬勃兴起,但与近代社会史其他方面的研究相比,还很不够.这说明史学界逐步认识到这一问题的学术价值,但还需深化.
　　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近年来我国吸毒人数有所增加,毒品犯罪也有蔓延趋势,全国正在开展一场新的禁毒斗争.现实斗争对学术界提出了更为迫切的希望和要求.通过近代毒品史研究,为当前禁毒斗争提供历史借鉴有着不可低估的现实意义.因此,无论从学术价值,还是从现实意义上讲,都应该加大对近代毒品史的研究,史学工作者更应站在历史和现实的交汇点上,大力宣传近代毒品史研究的时代价值,以期推动对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
　　其次,应不断加强薄弱环节研究和多学科综合研究的力度.目前,近代毒品史研究存在倚轻倚重的现象.研究主要集中在阐述禁烟运动中的重要事件、历届政府的禁烟政策及总结禁毒史的经验教训等方面,而其他方面的研究则寥若晨星.一些专题性研究仅限于史实的描述、考证或因缺乏关键性的资料而不够深入.今后应不断加强薄弱环节研究,开辟新的研究课题.例如：“毒品走私问题研究”、“毒品与政治研究”、“毒品与近代军阀研究”、“毒品与黑社会研究”、“毒品与农村饥荒研究”、“毒品与社会心理研究”、“毒品与社会变迁研究”、“区域禁毒研究”、“中共禁毒研究”、“近代戒毒问题研究”等等,都有待于我们去深入探讨.此外,史料的整理出版工作有待加强.中国毒品史史料内涵丰富,包括历届政府颁布的各项禁烟禁毒法令法规、禁烟措施、禁烟报告等档案；外交文档有关禁烟交涉档案；当时的官书、政书、史书、文集、杂著、方志以及各类报刊所载的禁烟内容；解放后各地政协文史资料.目前虽然一些禁毒史料已经面世,但是还远远不能满足研究的需要.史料已成为制约毒品史深入研究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使得今后整理出版毒品史料尤其是民国时期的中央、各省禁政史料显得尤为重要.同时,毒品史的研究是开放性的.在多学科交叉、综合研究的今天,毒品史研究借鉴社会学、经济学、社会心理学、医学等研究理论和方法,对拓宽研究者的思路和理论视野,是大有裨益的.总之,我们期待史学界形成更为浓厚的毒品史研究的学术气氛,把近代毒品史研究推向一个新阶段.

山西省政协党组班子（四）:

开国大典上为什么要用54门大炮,28响啊

54门礼炮象征着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54个民族,28响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英勇奋斗的28年
我国实行庆典礼炮鸣放始于开国大典.1949年8月,毛泽东主席提议,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开幕和开国大典都要鸣放礼炮,而且要鸣28响,以示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走过了28年光辉历程.
8月中旬,华北军区特种兵司令员高存信向军区新组建的礼炮团传达了华北军区聂荣臻司令员的指示：“开国庆典定在10月1日午后举行,庆典的第一项是奏国歌、升国旗、鸣礼炮；礼炮要有54门,代表政协的54个方面的人士；鸣放礼炮28响,代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革命斗争28年取得胜利.这是毛主席亲自定的,一定要很好地完成任务.礼炮团由华北特种兵部队组成.”赵大满任礼炮团总指挥,战车团参谋长韩怀志任现场指挥.接着从张家口等地调来108门山炮作为开国大典的礼炮.这些礼炮主要是缴获日军的75毫米九四式山炮,还有山西兵工厂仿日本山炮制造的75毫米一四式山炮.日军九四式山炮炮身长1560毫米,弹丸重6.34千克（榴弹）,射程8300米,全炮重536千克.有了礼炮,然后从各炮兵部队选调军政素质好的排、连、营干部,其中还有战斗英雄.
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开国大典仪式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在108门礼炮鸣放的28响威震寰宇的炮声中,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开国大典后,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礼炮团的108门山炮作为国家珍贵文物全部存入专门建造的炮库,予以妥善保管.
在开国大典之前,曾在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幕式上,于中南海怀仁堂前鸣放过礼炮,当时用9门礼炮,鸣放54响.之后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周年和10周年时,都鸣放了庆典礼炮,使用的礼炮仍然是开国大典时用过的山炮.
后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5周年、45周年、50周年、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庆典,以及1990年北京第十一届亚洲运动会上都鸣放了28响礼炮.很多国家在举行盛大庆典时都鸣放礼炮,但响数、鸣放时间也不同.如英国的君主诞辰鸣放62响,议会开幕和闭幕鸣放41响；美国国庆日全国各地军营鸣放50响,以示美国50个州；1945年5月9日,苏联在庆祝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日这天鸣放礼炮时,用1000门火炮齐鸣30响.
按照国际惯例,鸣放礼炮分为庆典礼炮和迎宾礼炮两种.鸣放迎宾礼炮是隆重迎送国宾仪式上的一种最高规格的礼遇.凡国家元首,鸣放21响；欢迎外国政府首脑,则鸣放19响.我国鸣放迎宾礼炮始于1961年6月13日欢迎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的仪式.当时苏加诺总统第二次访华之前,提出要我国在总统专机抵达机场前,由空军派出8架战斗机护航；在机场的欢迎仪式上,按照国际上欢迎国家元首的规格鸣放21响礼炮.由于我国建国后从未鸣放过迎宾礼炮,所以周恩来总理把鸣放礼炮的任务交给北京卫戍区警卫师仪仗营执行.仪仗营营长王立堂带人从天安门管理处炮库保存的开国大典108门礼炮中,挑选了24门礼炮,临时组织战士们进行训练,并圆满完成了任务.在此之后的迎接国宾活动中,依然没有鸣放迎宾礼炮.为了建立我国的礼炮部队,使迎宾礼仪更符合国际惯例,1963年6月,周恩来总理指示,在中央警卫师增建礼炮连.师长曾绍东将组建礼炮连的任务交给仪仗营,上级机关将执行过开国大典鸣放礼炮任务的某军126团熟悉业务的牛茂林等调进仪仗营,牛茂林任连长,另有3名排长,24名炮手,也全部从这支部队碉出.又从师里和仪仗营其他连抽调了几十人,组成了礼炮连.那些在战争年代功绩卓著、早已退役的九四式山炮,因炮身短、便于搬运、声响宏亮,而从仓库中“请出”重新服役.6匹马将28门炮拉到了南苑仪仗营.为使礼炮发射时声音整齐,特请军械部门组织专人对火炮的发射装置进行了改进.开始是手工拉火,后改进为电操纵击发.1964年5月16日,苏丹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主席、部长会议主席阿布德是我国开始正式用礼炮迎接的第一位国宾.

山西省政协党组班子（五）:

保护生态平衡的例子【山西省政协党组班子】

生态平衡是一种动态平衡.比如,一个生物种群中的个体会不断死亡和新生,但从总体上看,整个种群数量没有剧烈变化,因此系统保持相对稳定.\x0d生态系统一旦失去平衡,会发生非常严重的连锁性后果.例如,五十年代,我国曾发起把麻雀作为四害来消灭的运动. 然而,在麻雀被大量捕杀之后的几年里,却出现了严重的虫灾,使农业生产受到巨大的损失.后来科学家们发现：麻雀在大自然中要吃大量的虫子.麻雀被消灭了,天敌没有了,虫子就大量繁殖起来.结果出现虫灾暴发,引起农田绝收的惨痛后果.\x0d生态平衡是大自然经过了很长时间才建立起来的动态平衡.一旦受到破坏,有些平衡就无法重建了,带来的恶果可能是靠人的努力而无法弥补的.因此人类要尊重生态平衡,帮助维护这个平衡,绝不要轻易去干预大自然,引起这个平衡被打破. 生态系统中的能量流和物质循环在通常情况下（没有受到外力的剧烈干扰）总是平稳地进行着,与此同时生态系统的结构也保持相对的稳定状态,这叫做生态平衡.生态平衡的最明显表现就是系统中的物种数量和种群规模相对平稳.当然,生态平衡是一种动态平衡,即它的各项指标,如生产量、生物的种类和数量,都不是固定在某一水平,而是在某个范围内来回变化.这同时也表明生态系统具有自我调节和维持平衡状态的能力.当生态系统的某个要素出现功能异常时,其产生的影响就会被系统作出的调节所抵消.生态系统的能量流和物质循环以多种渠道进行着,如果某一渠道受阻,其他渠道就会发挥补偿作用.对污染物的入侵,生态系统表现出一定的自净能力,也是系统调节的结果.生态系统的结构越复杂,能量流和物质循环的途径越多,其调节能力,或者抵抗外力影响的能力,就越强.反之,结构越简单,生态系统维持平衡的能力就越弱.农田和果园生态系统是脆弱生态系统的例子. 一个生态系统的调节能力是有限度的.外力的影响超出这个限度,生态平衡就会遭到破坏,生态系统就会在短时间内发生结构上的变化,比如一些物种的种群规模发生剧烈变化,另一些物种则可能消失,也可能产生新的物种.但变化总的结果往往是不利的,它削弱了生态系统的调节能力.这种超限度的影响对生态系统造成的破坏是长远性的,生态系统重新回到和原来相当的状态往往需要很长的时间,甚至造成不可逆转的改变,这就是生态平衡的破坏.作为生物圈一分子的人类,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力目前已经超过自然力量,而且主要是负面影响,成为破坏生态平衡的主要因素.人类对生物圈的破坏性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大规模地把自然生态系统转变为人工生态系统,严重干扰和损害了生物圈的正常运转,农业开发和城市化是这种影响的典型代表；二是大量取用生物圈中的各种资源,包括生物的和非生物的,严重破坏了生态平衡,森林砍伐、水资源过度利用是其典型例子；三是向生物圈中超量输入人类活动所产生的产品和废物,严重污染和毒害了生物圈的物理环境和生物组分,包括人类自己,化肥、杀虫剂、除草剂、工业三废和城市三废是其代表. 我国历来以“野味”为佳肴.近年来,社会上吃喝风日盛,城市餐馆争相以“野味”招徕顾客,且从南方沿海城市迅速蔓延到全国各地.许多新富以“野味宴”相夸耀,菜谱上不仅有一般野生动物,甚至还有国家一、二级保护动物.此外,以野生动物作为宠物饲养、或制成标本供家庭摆设,正在成为一种新“时尚”. 部分城里人喜好“野味”、“野物”之风,激起了农村大规模捕猎野生动物的恶浪,由于禁枪,毒杀已成为其主要手段.不久前山西忻州日报发来消息惊呼：晋、陕、内蒙交界地区毒杀飞禽走兽成风,造成“千山鸟飞绝,万径兽踪灭”的严重局面；有的省市本地的野生动物已被吃光抓尽,便大量从外地甚至国外非法进口野生动物以供应餐馆.而含剧毒野物进入市场,对消费者人身和环境安全又构成严重威胁. 还有一些驯养场所以人工繁育为名“合法”买卖野生动物,实际大都是从野外直接捕获或收缴的“真”野生动物,使非法捕猎和经营得到掩护. 普遍毒、捕各种野生动物,必将导致生态严重失衡,使我国自然界大量飞禽走兽面临灭顶之灾,却促使有害虫鼠大量繁殖.其后果不堪设想. 我国民间人士反对笼养野生鸟的活动已开展多年；1999年春节前夕,“自然之友”等十余家民间环保团体及食品业老字号稻香村食品集团又联合发出“不买、不做、不吃野生动物”的倡议；1999年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上,有代表联名提议广东省建立地方法规,禁食野生动物.这说明社会上有识之士已开始起来抵制这种陋习. 根据以上情况,为保护我国生态与资源,革除传统陋习,树立社会新风,我们建议：由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对这一问题进行一次普遍调查,并在此基础上,向全国人大建议：扩大原《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的保护范围,更严格地限制为商业目的捕捉、猎杀各类野生动物,使更多的野生动物得到更有效的保护. 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开始大规模建立自然保护区.1998年,长江上游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与退耕还林还草政策.与此同时,扶贫开发项目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迅速改善了贫困地区老百姓的生活水平.然而人类生产生活与生态环境之间冲突不断.在一些地方,人与自然争夺着每一寸土地. 丽江地区一位林业局负责人说道,“有的老百姓总以为森林是国家的,保护是政府的事,而自己则站在对立面上,因此偷伐盗伐的事情屡禁不止,这是保护森林遇到的最大困难.” 科学家们研究发现,很多少数民族在长期与自然相依相存的发展中,形成了独特的文化,那些凡是被原住居民称做“神山”的区域,植被都很少有破坏,至今保持着生物多样性最原始的状态.可是一旦这样的禁忌文化遭到破坏,生态环境往往就面临毁灭性的灾难.因此在科学家们看来,依靠当地的民族习俗和传统观念,是保护生态的重要办法.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杨福泉博士讲述了这样一件真实的事情：丽江地区玉龙雪山脚下的玉湖村,世世代代沿袭着“长老会”制度,村里德高望重的老人看管着周围的树林,连做一张新床都要得到长老会的批准才能砍一棵树. 可是几十年前长老会被废除了,玉湖村人开始肆无忌惮地砍伐树林,集体林砍光后,斧头甚至深入到玉龙雪山.天保工程实施后,偷伐盗伐的现象仍时有发生.看来要想在玉湖村重新恢复禁伐习俗和被破坏的植被,都需要同样漫长的时间. “文化研究的范畴不仅仅是文学、音乐、典籍,还包括一个民族的宗教信仰和生活生产方式.更何况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本身就是生态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杨福泉感慨道. 以当地人为中心,是很多科学家对解决保护与发展问题的认识.云南省生物多样性与传统知识研究会会长许建初博士说,“自然保护不是简单的把人与自然割裂开.一个地区的资源管理不能仅仅依靠政府,更重要的是发动社区群众以主人翁的姿态参与其中.”在他看来,必须把当地人的利益纳入保护开发计划中,而不是把他们视为被动的制约对象. 成功的试验最早出现在1995年的西双版纳.这里是世界著名的热带亚热带雨林自然保护区,可是当地少数民族居民又有着传统的轮歇耕作习俗,一片田地耕作两三年后就废弃了,山头原始森林一片片被砍光,裸露着泥土.云南省生物多样性与传统知识研究会引导农民在轮地上选择经济效益好、生长快的树种种植,结果农民的收益提高了,轮歇地的土壤质量也得到迅速改善.当地百姓很快主动地参与到试验中,传统的耕作方式逐步得到改变.

山西省政协党组班子（六）:

山西省政协党组班子（七）:

、《中共黑龙江省委关于第一批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实施方案》要求，领导班子成员和处级以上领导干部的对照检查材料一般应包括(   )等四个部分。

自身作风基本情况、存在的主要问题、原因分析、努力方向和改进措施

山西省政协党组班子（八）:

二、多项选择
1 、中国共产党派代表参加重庆谈判的主要目的是（）
A.尽力争取国内和平 B.揭露美蒋假和平的阴谋 C.准备反击蒋介石的反共进攻
D.团结和教育广大人民 E.迫于国内外反对内战的舆论压力
2 、抗战胜利初期,中国共产党的主要政治任务是（）
A.参加重庆谈判,商讨建国大计 B.争取和平民主
C.召开政协会议 D.改组国民政府 E.反对内战独裁
3 、下列关于重庆谈判的表述中,正确的是（）
A.共产党与国民党进行了不妥协的斗争 B.通过的决议是人民力量的胜利
C.国民党被迫承认了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 D.谈判使国民党在政治上陷入被动局面
E.共产党通过谈判团结和教育了广大人民
4 、国民党军被迫放弃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而改为对下列哪些解放区的重点进攻（）
A.陕北 B.山东 C.山西 D.河南 E.河北
5 、全面内战爆发前后,国民党反动派在国统区内制造了一系列暴行,主要有（）
A.一二 .一血案 B.较场口血案 C.五二 O 血案 D.下关惨案 E.李闻惨案
6 、中国的民主党派成立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是（）
A.中国民主同盟 B.中国民主建社会 C.中国民主促进会 D.九三学社 E.中国致公党
7 、 1946 — 1948 年国统区纸币发行量呈几倍甚至几十倍的增长,这说明（）
A.国民政府财政金融体系出现严重危机 B.国统区经济飞速发展
C.广大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D.必然导致工商企业的大量破产
E.国民政府对人民血腥掠夺和肆意搜刮
8 、全面内战爆发后,国统区的经济陷于空前严重的危机中.导致这种危机的原因是（）
A.美国加紧经济侵略 B.国民政府的野蛮掠夺 C.大规模战争的巨大消耗
D.民族资本家将资金转移至境外 E.农业生产衰退,粮荒严重
9 、 1947 年土地改革政策对内容包括（）
A.实行减租减息 B.没收地主土地,废除封建剥削的土地制度
C.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 D.把土地分配给农民 E.发展农业生产
10 、人民解放战争战略决战背景是（）
A.敌我双方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 B.我军兵力迅速增加,装备改善
C.国民党兵力不足,开始重点防御 D.翻身农民踊跃参军参战 E.蒋介石发出求和声明

1、AB ; 2、BE; 3、ABCD; 4、5题不确定
6、AC; 7、AD;8、ADE ;9、AB; 10、ACD
有些题不是很准确,你自己还需斟酌一下.你可以找高中的历史书看一下!*^-^*

山西省政协党组班子（九）:

关于皇城相府的作文
快,急用

皇城相府景区游览面积十万多平方米.其建筑依山就势,随形生变,层楼叠院,错落有致.
外城完工于康熙四十二年（公元1703年）,建有前堂后寝、左右内府、书院、花园、闺楼、管家院、望河亭等,布局讲究、雕刻精美.康熙御赐的“午亭山村”匾额及对联“春归乔木浓荫茂,秋到黄花晚节香”至今保存完好.
御书楼金碧辉煌,河山楼雄奇险峻,中道庄巍峨壮观,斗筑居府院连绵,藏兵洞奇妙无穷,南书院曲径通幽,西花园风景别致,紫芸阡御碑林立.纵观相府景区,历史人文底蕴厚重,造型独特,气象万千.
明清两代,陈氏一共出现了41位贡生,19位举人,并有9人中进士,6人入翰林.康熙皇帝对陈廷敬有“房姚比雅韵,李杜并诗豪”的评价.乾隆皇帝亲书“德积一门九进士,恩荣三世六翰林”的楹联,对陈廷敬及陈氏家族予以褒奖.
全国政协委员、古建筑专家组组长罗哲文、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委员会副主任郑孝燮、中国文物协会理事兼山西文物局总工程师柴泽俊称皇城相府规模宏大,保存完好,实属罕见,是集官宦府第、文人故居与地方民居为一体的民清建筑群,是中国清代北方第一文化巨族之宅.建筑群分内城、外城两部份,有院落16座,房屋640间,总面积36580平方米.内城始建于明崇祯五年（公元1632年）,有大型院落八座,为明代建筑风格.尤其是七层百尺河山楼及附属建筑107间藏兵洞,是明代建筑中的珍品,也显示出古老古堡风格.
整个皇城相府的建筑特征是：依山就势、随形生变、层楼叠院、错落有致、古朴庄严、浑厚坚固.在河山楼内还有井、碾、磨,并有暗道直通城外,聚甲藏弩、护城保庄、抵御外侵.
皇城相府的礼制建筑,也给中华民族留下了一笔丰厚而值得研究的历史文化遗产.外城城门外有高达8米的御书楼,康熙帝御赐的“午亭山村”石刻匾额及对联“春归乔木浓荫茂,秋到黄花晚节香”至今保存完好.外城内有大小石牌坊两座,铭刻着“德积一门九进士、恩荣三世六翰林”之功德.同时,保存完整的康熙帝在陈廷敬病重期间和病故后亲赐的御碑,表达了康熙对陈庭敬的敬重,是对陈廷敬生荣死贵的最好记录.这里,御碑之多、御书之富、保留之完整,为国内少见.
专家介绍,整座建筑反映了明末社会状态及清初政治面貌和宗教信仰,有极高的观赏价值和研究价值.
陈家从陈廷敬的祖父起兴盛五代,败落后,故居陆续住进了1000多户村民.自1998年5月以来,当地政府将村民迁出,并筹资2000万元对建筑群进行了修缮.同时,有关部门根据史书记载恢复了一些已经坍塌毁坏的建筑,并对环境进行了整治.皇城村已先后成功地举办了“名相陈廷敬暨皇城古建学研讨会”、“皇城相府首届文化艺术旅游节”.
最具特色的建筑物是取“河山为囿”之意的河山楼,据说是为抵御流寇侵扰所建,整体为砖石结构,没有方木,同时能容纳千余人避难.如此大规模的民用军事防御堡垒,一般人很难想象,即使今天看来,河山楼的设计也非常科学合理.它三层以上才设有窗户,进入堡垒的石门高悬于两层之上,通过吊桥与地面相通.为了便于探知敌情,河山楼楼顶不仅建有垛口和堞楼,而且还专辟有利于转移逃生的秘密地道.为了对付可能出现的长期围困,河山楼内还备有水井、碾、磨等生活设施,储有充足的粮食
这是它的简介 中间夹点你的感想 例如 ：“啊!我国古代人民真是智慧的化身” 等等

山西省政协党组班子（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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