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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q正传和堂吉诃德(一)
阿Q正传与堂吉诃德比较
一、活在虚拟、幻想中的人
读过鲁迅的《阿Q正传》的人都会对阿Q自欺欺人的“精神胜利法”留下深刻的印象。阿Q的原形是封建旧社会放浪的社会底层人物，是旧社会中被压迫、剥削、孤立、闭塞的人群。作品中，阿Q没有姓名、地位，甚至不配姓赵，而且常常遭人嘲弄，导致了阿Q在心理上战胜对方的“精神胜利法”，这么一来，未庄那些欺负他、瞧不起他的人都成了他的儿子或虫豸，于是阿Q就成了“人上之人”。由于长期的自我蔑视，他对自己的猥锁早已麻木，以至于别人对他的嘲弄当作是对自己的欣赏，而这些又是他能生存下去的精神依托。
在辛亥革命时，阿Q因听了革命的“好处”，为了在未庄人面前耀武扬威，不知革命是什么的阿Q也要“革这伙妈妈的命，太可恶！太可恨！„„便是我，也要投降革命了。”他狂热地投入其中，在思想上他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在行动上他又是人的丑陋性的大发作，只有这样，他才能给自己以精神的慰藉。虽然形式上的胜利保驾他渡过无数次精神危机的难关，但长时间的精神上的压抑导致阿Q智光灵气的退缩，形成了病态的人格。
阿Q是深受封建社会的侵蚀与毒害，带有小生产者的狭隘保守特点的落后、不觉悟的农民、愚昧无知、思想不觉悟，更突出的表现在他对“革命”的态度和认识上。起初，阿Q“以为革命党便是造反，造反便是与他为难”，所以一直是“深恶痛绝”。但是当现实的阶级压迫将他逼到绝境，辛亥革命的浪潮又波及到未庄时，他的行动更是可笑和丑陋，只有这样，才能给予自己精神上的慰藉。外表由精神胜利法支撑着，长时间的精神上的压抑导致阿Q睿智的退缩，形成了文学界中普遍认为的落后不觉悟的、带有精神病态的农民形象。 同是沉迷于幻想，堂吉诃德仿佛陷入更深，再现实的东西，也会被他的幻想变得荒唐不堪。他疯狂地崇拜骑士道，而自己行侠仗义的愿望在现实中得不到满足，于是只有在幻想中寻找希望。在这一点上，阿Q与堂诃德在“魔法师把巨人变成风车，来剥夺我胜利的光荣。可是到头来，他的邪法毕竟敌不过我这反剑的锋芒”。的此类想法，其实都是固执地不肯承认现实。也阿Q相比，堂吉诃德还竭力美化自己所崇拜的对象，丑化自己厌恶的对象，而很少考虑事物的两面性。例如，堂吉诃德认为他的意中人杜尔西西内娅是个绝代美人，她的“眼睛是太阳，脸颊是玫瑰，嘴唇中珊瑚，牙齿是珍珠„„”事实上杜尔西内娅不过是一个乡下姑娘，长得像男人一样，“身子精精壮壮，胸口还长着毛呢。”可见堂吉诃德对于现实已觉得不那么重要，他对幻想的依赖已不能自控。
阿Q和堂吉诃德不切实际的幻想和实践，无论在人类发展的什么时候，这种人类的劣根都会存在。这也成为了其永恒魅力的另一个不大被人重视的侧面
二、精神胜利法
同样是幻想，堂吉诃德的幻想比阿 Q要进步的多。阿Q的“精神胜利法”是封建社会的压迫、剥削与反抗精神相冲突下而产生的，而堂吉诃德却把每次的失败、打击当作是自己行狭仗义的道路上应有的考验。他的这种“幻想法”起码做到了将其与自己的理想相结合，而不是单纯的愚昧的精神胜利法，是对自己理想的执着信念和信心的问题了，所以，我们说他的“幻想法”稍高于阿Q的“精神胜利法”。
阿Q的精神胜利法是自取其辱、自轻自贱、自我潮解、愚昧无知而又自我陶醉与欣赏，是一种“盲目的精神胜利法”，表现了内心的无知与糊涂。堂吉诃德在磨练中，觉悟到了自己的愚昧，而阿Q到死还蒙在鼓里，让人悲恸。
三、揭示出社会的背景
生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阿Q，社会动荡，表现在其身上的特点是那个时代的产物。一：他是深受统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受苦最深；二：是自我堕落，以及自然落后的生产方式，导致他们的愚昧无知、孤立，使其不能正确认识世界。而精神胜利法也反映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如：封建宗法社会的等级制度及愚民政策导致了人们的麻木，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使革命成了一部分人眼中的“抢劫”行为等等。所以鲁迅要通过他的文章来提高农民的觉悟。
而《堂吉诃德》这部书反映的是16世纪封建社会后期西班牙所特有的社会背景，堂吉诃德的性格正反映了中世纪封建制度的衰败没落，资本主义正在兴起这样一个新旧交错的历史转折时期的矛盾。作者以犀利的讽刺笔锋对西班牙的上层统治阶级进行了无情的鞭挞和嘲讽，为我们在那黑暗腐朽、贫富悬殊的社会里塑造了一个“不畏强暴，不恤丧身”立志扫尽人间不平的堂吉诃德。阿Q和堂吉诃德作为世界文学史上的不朽人物形象，既有共性，又有各自的特点，他们都是时代的落伍者，他们身上所体现出来的时代烙印，在文学大家的笔下被表现得淋漓尽致，这也是《阿Q正传》和《堂吉诃德》这两部伟大的时代作品具有永恒魅力之所在。
阿q正传和堂吉诃德(二)
阿q与堂吉诃德形象的比较研究
【阿q正传和堂吉诃德】 阿q与堂吉诃德形象的比较研究
阿Q 与堂吉诃德的出现为我们的生活增添了不少的欢声笑语。说到阿Q，我们马上联想到他的“先前阔”“儿子打老子”“造反”等不同凡响的举止。而提到堂吉诃德，我们面前又 会浮现另一幅滑稽画面：一个年老体弱的老头儿，带着头盔，提着长矛，骑着一匹瘦骨嶙峋的老马走在资本主义兴起的时代里，一本正经的宣扬已是陈旧的骑士道精神。他们滑稽的 造型，荒谬的理想可笑的行为形成了强烈的喜剧效果。但在他们喜剧性外壳下又蕴涵着深刻的内在的悲剧性。其悲剧性就在于阿q和堂吉诃德同生于一个社会交替的时期，这样的一个转变的时间里，阿q和堂吉诃德都是跟不上时代的人。他们身上透露出的性格特点和所处的年代是不一致的，阿q思想落后，愚昧无知，堂吉诃德为骑士小说毒害，思维精神已经偏离了他生活的正常轨道。换一句话来说，他们就是一个“时代的错误”。这悲剧性是必然的，是一个社会更替的结果。
阿Q和堂吉诃德虽有不同的外貌、理想情趣、教育程度等，但也有相似的地方:思想行为、性格特点。以下就其相似点进行比较。
首先，他们性格都具有两重性。这种性格，是典型的矛盾体，它自始至终表现在阿Q和堂吉诃德身上。质朴愚味又狭隘无赖，自尊自大又自轻自贱，敏感又麻木健忘，排斥异端又向往革命。这些，构成了具有两重性的阿Q。阿Q是一个帮人打短工的农民，恋爱失败后，无人再要他帮忙，生活无着落，只好到静修庵偷萝卜。当老尼姑发现他时，竟耍赖道:“这是你的?能叫得它答应么?”可见，质朴的阿Q又是一个无赖。而人都需要自尊，希望自己成为强人，可阿Q在战胜不了别人时，就自轻自贱，并认为自己是世界上第一个能自轻自贱的人。尽管不承认“人打畜牲”，却也承认了“人打虫豸”。只要过了这一时刻，便什么也记不得，又飘飘然了。阿Q不能恋爱，但赵太爷却能讨小。故‘而使人感到不平。但是在阿Q思想深处，如“男女之大防”、“凡尼姑，一定与和尚私通”，“女人是害人的东西”等等，都是符合封建中国的思想的影子。至于阿Q的麻木，从他对待革命党人的态度就可以看出来。阿Q从城里回来.眉飞色舞地对未庄小描述:“你们看见过杀头吗?杀革命党„„好看好
看„„。”然而，阿Q毕竟是一个被压迫者，当他知道革命使百里闻名的举人老爷这样怕，于是未免也有些“神往”了。所以，阿Q也准备投降革命党人了。阿Q向往革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被压迫阶级的愿望，但在其思想深处，也充分暴露出他受封建意识毒害的病疾。土谷祠夜晚的一番革命畅想，不外乎就是要过上荣华富贵的生活，即阿Q所说的“要什么就是什么”。关于这一点，鲁迅说过:“是纯粹兽性方面的欲望的满足—威福、子女、玉帛一罢了”。
而堂·吉诃德的两重性，侧重表现在进步的理想与落后的现实的矛盾。高尚动机与过时手段间的矛盾。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产阶级的人文主义思想影响了塞万提斯。作者把这一思想赋予他的主人公。他追求的理想社会是不懂得什么是“我的”，什么是“你的”的“黄金时代”。然而当时的西班牙社会，是极腐败无能的封建君主专制王朝。要实现这一理想，封建贵族是不可能的，而资产阶级又那么自私、贪婪。于是作家就把目光转向了没落的小贵族阶级，因为这个阶层的人物，经济衰落，接近下层人民，了解下层人民的疾苦。同时，又受到过很好的教育，接受新思想快，能说出人们想说而说不出的话。然而，过时的封建骑士制度怎么能承受资本主义的巨大冲击力?这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西班牙的自由在刀剑的铿
[5]锵声中，在黄金的激流中.在宗教裁判所火刑的凶焰中消失了”。所以，堂·吉诃德的理
想必然在现实中彻底粉碎。在堂吉诃德看来，“这年头，懒惰压倒了勤快，闲散压倒了工作，罪恶压倒了美德，傲慢压倒了勇敢”，因此，他认为“天叫我生在这个铁的时代，是要我恢复金子的时代，一般人所谓的黄金时代”。于是，他要以济贫救困、扶弱锄强为己任，肩负着扫除暴行、伸雪冤屈、改革弊端的义务，这就是他当游侠骑士的动机与目的，而且，他不光有思想，还以一腔热情与愚勇去行动。堂·吉诃德三次外出闹了许多笑话:把客店当城堡，
把妓女当贵妇人。把风车当巨人，把羊群当军队。结果，自己总是十有八九被嘲弄，被失败搞得晕头转向，精疲力竭。这些，是高尚理想与现实冲突的必然结果。
其次，在现实生活中，他们都有成为强人的愿望，但理想与现实是矛盾的。当理想不能实现时，他们的头脑中便产生了虚幻的精神上的胜利。于是，“精神胜利法”成了他们生活中的法宝，构成了他们性格的核心。
堂·吉诃德为自己屡遭失败的侠义勇敢行为感到得意，骄傲。因为在他看来，“这种种苦难都是和披甲拿枪的行业分不开的”。“干了我们这一行，这种灾难都是免不了的，否则我就不是个有名的游侠骑士了„„英雄的骑士就是不同，他们的品德和功勋遭到许多国王的骑士的嫉妒，那些人就使出卑鄙的手段来陷害好人。”而在没有人替他说话的时候，便“只好自己说了”，以寻求精神上的安慰。阿Q在被人打过后，自我解嘲“总算被儿子打了。”当别人嘲笑他是个癫子时，他回上一句“你还不配”。即使在生命的最后，还认为画圈是“孙子才画得很圆”的。这种自我安慰，就是用精神上的胜利来掩盖现实中的惨败。如果再从实例中去看堂·吉诃德的“精神胜利法”。不难发现，二者在这方面可以相提并论。在遭到别人痛打后，还私自庆幸，这种灾难是“游侠骑士份内应有的。”每一次失败，都要勾起堂·吉诃德对骑士小说中的骑士形象进行回忆。每每想起这些，就觉得不幸。然而自己是骑士“第一”。“第一终是出人头地的词儿”。于是就心安理得地接受了现实的失败。在精神上满足，沾沾自喜。在事实面前从不认为自己是失败者，觉得是魔术家变的戏法。他固执己见，认为:“凡是和我们有关系的事物，他们都要变化„„全看他们是存心帮我们还是害我们”。这样的“精神胜利法”，无论阿Q，还是对堂·吉诃德，只能是暂时的。因为现实的失败必定要在他们头脑中复现。他们都不可能永久地处于自我安慰中。
寻求心灵的安宁，在思想上取得一定的稳定:他们不谋而合地找到另一种可以解围的途径以假当真。堂·吉诃德把羊群当军队，把装酒的皮袋当作巨人脑袋„„，因为“他把从骑士小说中看到的一切虚幻为自身生存其间的真实世界”。阿Q也如此，总觉得动过小尼姑的脸的“指头有些滑腻”，心里总有些“飘飘然”。当他在土谷祠一想到革命、造反时，不禁心游神荡。仿佛元宝、洋钱、女人都在他面前似的。他恨赵太爷，便把抢劫赵家的人当作了白盔白甲的革命党。【阿q正传和堂吉诃德】
阿Q，堂·吉诃德的“精神胜利”是无力改变自己的现实的。当他们的头脑里一旦从幻想中清醒过来，就会发现所处的现实并不乐观。可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失败的真正原因是什么。而把它归结为“现在的世界真不象样„„，” “现在的世界太不成话”(阿Q),“时候不同，运道也不一样”、“人生历史上总是一会儿得意，、一会儿失意，”(堂·吉诃德)。
不过，他们偶尔有一点点“胜利”。便得意非凡。堂吉诃德把理发师的铜盆当成曼布利诺头盔，冲杀上去。理发师被吓跑了，堂·吉诃德也就获得了他梦寐以求的有名头盔。再一次就是战胜了改扮骑士的“参孙”，他因此“洋洋自得，不可一世”，以为“打了一场胜仗，就算得当代最英勇的游侠骑士”。阿Q的胜利，就是战胜了弱者小尼姑，因为他摸了小尼姑新剃的头皮。还“用力一拧”她的面颊。似乎他这一战，对晦气都报了仇。忘却了自己的失败。
从阿q和堂吉诃德两者之间性格，思想的比较，我们总结出两者性格、思想的两重性。阿q自尊又自轻，受到欺负侮辱时用精神胜利法求得自尊的满足，而为了从别人的手里逃脱又自轻起来。堂吉诃德身上则表现出思想上既进步又落后的两重性，他满脑子已过时的骑士思想，同时又怀有人文情怀，于是他用骑士的手段去见义勇为，帮助他人。在不同时间空间的情况下，阿q和堂吉诃德之所以显现出惊人的相似性，在这背后是有社会原因的。
纵观阿q和堂吉诃德所处的年代，一个是20世纪初的中国，一个是17世纪初的西班牙。我们可以从两个国家的历史中看出相同点，即两者都处于社会的更替时期。20世纪初中国的思想逐渐从封建社会保守、落后的状态转向新思想，西班牙也在向资本主义社会行进。从
独立的角度来看两部作品，鲁迅是旨在揭露国民劣根性，对一些落后，保守，愚昧的思想进行批判的，塞万提斯则是以攻击骑士小说，对骑士思想的批判。而把两部作品放在历史的平台上进行比较，可以看出在社会更替的背景下，往往会出现一些思想上的矛盾，这是新旧的一次较量，其结果是是新思想必然战胜旧思想。而鲁迅和塞万提斯就是以喜剧的形式将这个特殊时期的社会思想状况展现出来的。
马克思从历史发展规律本身出发认为喜剧的实质在于，他是以新旧交替为内核的历史矛盾运动中喜剧性因素的集中表现。当某种事物在历史进程中丧失了存在的合理性依据时，他的存在“变成了一种‘时代上的错误’，“最终‘陷入可笑的境地’。阿Q 的病态性格是新旧社会更替的历史阶段在人民精神上所形成的时代和社会的烙印，也
是中华民族前进道路上的绊脚石。正是这种内在的不合理性导致了阿Q 思想行为的荒谬可笑。从阿Q 身上我们看到了国民的落后﹑保守，看到了旧中国必然走向灭亡。堂吉诃德性格的喜剧性同样是时代更替的产物。骑士道本是反映封建的观念形态，在西欧封建制度进入全盛时期的十一世纪流行。随着封建经济的解体和火枪在军事上的运用，他早已成为历史陈迹。可是生活在资本主义时期的堂吉诃德却偏要在现实生活中恢复骑士道精神。他穿着古代的骑士甲胄，脑袋里装的却是人文主义思想；他手中提的是中世纪的长矛，进攻的却是火枪﹑大炮装备起来的西班牙现实社会。时代的错乱感引发了他的种种“奇思异想”和荒谬行为，从而成为一个夸张的﹑滑稽的﹑喜剧性的角色。
阿Q与堂吉诃德是两个鲜明生动又复杂的艺术形象。他们或可笑可悲，或可敬可爱。从这种严肃与可笑﹑悲剧与喜剧交融的表现手法中，我们获得了双重效果：既有愉悦的欢 笑，又有苦涩的泪水；既有肯定又有否定；既有埋葬又有新生。阿Q 与堂吉诃德就象两面时代的镜子，映射出他们所处时代的不幸﹑社会的阴影，激发我们对真善美的向往，假恶丑的憎恶。
阿q正传和堂吉诃德(三)
阿Q正传和堂吉诃德的分析比较
《阿Q正传》和《堂吉诃德》的分析比较【阿q正传和堂吉诃德】
《阿Q 正传》与《堂吉诃德》这两部文学作品是属于不同时代,但人物形象极为相似的悲喜剧。两部作品的主人公阿Q和堂吉诃德都具有质朴、直率的性格特点, 都希望成为生活的强者, 但实际上都是被欺凌的弱者, 却又以“精神胜利法”来对待自己的失败。可以说阿Q 和堂吉诃德是悲剧性的喜剧性格与喜剧性的悲剧性格的和谐统一, 他们都具有正当合理的思想内核和“可笑可怜”的性格特征。鲁迅和塞万提斯采用诙谐、夸张的艺术手法使作品的喜剧效果表现得淋漓尽致, 同时作品中所包涵的喜 剧精神却能引起人们对整个民族、整个时代的深思。
一、文化背景的比较
《阿Q正传》植根于中国几千年的传统封建文化，是鲁迅先生用于展示中国农民畸形性格的典型。鲁迅笔下的悲剧人物几乎都是小人物, 鲁迅爱用悲喜剧结合的方式来表现他们, 传达他对中国历史和中国人民精神的绝望感。这也是那个社会状态和时代背景所赋予的思想内涵。人类从整体而言, 心灵是非常脆弱的, 而处在中国翻天覆地变革历史潮流中的阿Q夹缝中挣扎的人生恰恰是麻木的悲剧的中国人的代表。
与阿Q的普遍文化意义不同，堂吉诃德是西方文化中异
端的代表，“堂吉诃德式”行为方式在社会掀起风潮。而堂吉诃德是专凭理想而勇往直前去做事, 他是个为了维护正义, 拯救世人, 甘愿牺牲性命的无畏勇士。他痛恨专制残暴,同情被压迫的劳苦大众, 锄强扶弱, 把清除人世间的不平作为自己的人生理想。他尊敬妇女, 主张个性解放、男女平等、恋爱自由等。塞万提斯实际上把自己的爱憎与希望寄托在这个人物身上。堂吉诃德的悲剧就在于此, 他的主观思想违背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而鲁迅却是为人生而改造人生, 是唤起阿Q式的国民精神,给世人以警示启发。塞万提斯当时的思想矛盾复杂, 他不满于现实的黑暗, 却又找不到正确的出路。一方面嘲笑骑士制度, 一方面又寄希望于理想化的古代骑士精神, 所以他在塑造堂吉诃德时让其出尽洋相, 但同时又表现了人物身上许多善良的高尚的东西, 也将自己的思想感情投入作品中,有一定的局限性。而其深层原因也就是文化背景的影响。
就关联性来讲，两部作品人物的性格与人物的命运所反映出的社会现象又有着关联。堂吉诃德与阿Q特有的性格特征——精神胜利法，既是他们最突出的共性，也是他们最致命的弱点。所谓“精神胜利法”就是“在‘物质关系’上处于被支配地位的人们，在精神上克敌制胜的自欺欺人的思想与方法”，。是人的“反抗精神与现实环境的沉重压迫的产物”。在古希腊的伊索寓言《狐狸和葡萄》中，那个吃不到葡萄反嫌葡萄酸
的狐狸就是最早体现出“精神胜利法”的文学形象。而堂吉诃德和阿Q则是表现精神胜利法这一心理现象的“集大成者”。可以说，精神胜利法不同程度而又广泛存在于每一个时代、每一个国家、每一个社会，甚至每个人的思想，它在人们的潜意识中时隐时现，起起落落。“精神胜利法”使堂吉诃德和阿Q的命运充满悲剧色彩，也使他们成为世界文学长廊里两个令人瞩目的典型。
二者的“精神胜利法”各有特点：阿Q的精神胜利法表现是多方面的。他既自负自尊，又自轻自；他对于所受的侮辱和损害善于忘却，而又以欺侮弱者为自己报仇泄恨的“勋业”；当他与别人口角时，他瞪着眼说道：“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你算是什么东西!”他挨了打，过后就说：“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的世界真不象样。”后来人们知道他这一着，就在打他之前，要他自己说，这是人打畜牲，不是儿子打老子。阿Q就自动承认自己是“虫豸”，比“畜牲”还低贱!阿Q在挨打被辱后，本该感到羞愧和悲哀，可他竟又觉得胜利了。因为他认为自己是世界上第一个自轻自贱的人，除了“自轻自贱”，余下的就是“第一个”，“状元不也是‘第一个’么”?总之，不管生活多么艰难、凄苦，受到多少挫折、失败、打击，阿Q永远都能转悲为喜、转败为胜。
堂吉诃德的“精神胜利法”也很特别。第一次出游中，他遇到了一群商人，可是他却“尽力模仿着书上的情节”，将商
人们当作了游侠骑士，自不量力用长矛主动进攻商人，结果被商队其中的一个骡夫打得遍体鳞伤，动弹不得。在经历这样的灾难后，他不仅没有反思悔悟，反而暗自解嘲，认为：“这是游侠骑士必遭的祸，而且全是马的错”，甚至以自己“回想小说(骑士小说)中某一情节”的老办法来聊以自慰。可是，在第二次出游中，当他的坐骑努驿难得不合时宣的想和杨瓜斯人的母马合欢而遭到痛打时，堂吉诃德和桑乔不顾一切的持剑向这些杨瓜斯人冲去。为他的爱马报仇．只可惜没两下，两人便被围在中间痛打了一顿。浑身是伤的堂吉诃德面对失败，又一次寻找到一个可以让自己和桑乔都能接受的理由，“这都怨我，我不应该举剑向那些人进攻。他们同我不一样，不是受封骑士。我违反了骑士规则。我觉得是战神让杨瓜斯人惩罚我。”堂吉诃德认为遭受磨难是一个真正的游侠骑士所必须经历的，“游侠骑士的生活就是与成千的危险和不幸联系在一起的”，他为桑乔列举了高卢的英勇骑士阿马迪斯的例子来证明自己观点的正确，进而把自己也列入“这类优秀人物”，认为“他们遭受的磨难比咱们现在遭受的要大得多”。这似乎与阿Q特有的“儿子打老子”的心理平衡方式有异曲同工之妙。
二、艺术手法和表现方式
《阿Q 正传》与《堂吉诃德》都以喜剧形式烘托悲剧意识, 即所描写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是与社会问题的深思紧密相连。喜剧是人类对自己生存状态的一种反抗形式, 是人
类对生存的不满催发的以讽刺和批判来表现作品的喜剧形式。特征是较为深含的意义和颇显哲理的主题。这种喜剧作品由于对政治历史的深刻思索, 沉重的内核常常压过了喜剧的外形。这两部作品都属于悲喜剧, 既有对世俗的讽刺, 又有对无可奈何的生活现实的辛辣嘲弄。所谓讽刺是以真实而夸张或真实而巧妙之类的手段, 极其简练地把人生无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 引发人们从中得到否定和贬斥丑的精神和情感愉悦。阿Q 和堂吉诃德都是讽刺作品中的主人公, 这种单纯嘲笑人的外部形体动作已经上升到对人的精神世界的丑恶，对某种社会秩序、社会制度的丑的嘲笑。
同样是悲喜剧结合的讽刺夸张的艺术手法,但两部作品表现的方式却不同。鲁迅的《阿Q正传》则更接近现实, 更深刻、真实地反映主题。他笔下的阿Q这个不朽的艺术典型就是通过极平常的日常生活故事塑造出来的。鲁迅用精彩的幽默的笔法, 略加点染, 把他集中突出地写出来。他所写的事情是自然的, 也是常见的, 平时是谁都不以为奇的, 而且自然是谁都毫不注意的。古今中外, 许多人身上都有阿Q精神, 但是觉察其丑害的人却很少。鲁迅把阿Q克服怨敌的等等妙法一个接一个地描写出来, 而且一回比一回严重, 直到临死, 阿Q还想“孙子才画的很圆”,这已经是精神胜利法的极致, 也是阿Q悲剧的顶点了。经过这样夸张的表现, 这种精神的全部荒谬和可耻就清楚地展示出来了。不过, 鲁迅在这里
阿q正传和堂吉诃德(四)
《阿Q正传》与《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创作艺术比较
摘 要：《阿Q正传》与《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是两部不同时代的经典作品。本文通过人物性格的典型性、幽默和讽刺的艺术表现手法、人文主义精神的关照三方面来对比分析这两部作品，试着揭示出它们的艺术特质。 关键词：《阿Q正传》 《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 人物性格 幽默讽刺 人文主义
鲁迅的代表作《阿Q正传》，被称作“五四”以来最杰出的小说，创造了阿Q这个不朽的文学形象。《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是美国著名作家马克・吐温的传世名作，充分体现了马克・吐温无与伦比的艺术造诣。阿Q和哈克贝利・费恩是两个虚构的人物，但他们不仅活在书本上，而且也在生活中流行，成为人们称呼某些人的共名，同时也成为我国和美国文学史上著名的原型人物，这两部作品是如何达到如此高的艺术成就呢？本文就以《阿Q正传》和《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创作艺术的比较，探讨这两部作品取得成功的关键。
一、人物性格的典型性
文学上的典型与生活中的人物一样，性格总是复杂的、多方面的。阿Q是一个偏僻农村中无家可归的雇农，一个受人嘲笑、欺辱和残酷剥削的对象。《阿Q正传》中阿Q性格的主要特征是“奴性”，小说中主要通过“精神胜利法”表现出来。“精神胜利法”是打开阿Q典型性格的钥匙。阿Q总是夸耀自己，“我们先前――比你阔得多啦！你算是什么东西”。阿Q忌讳自己的癞疮疤而又只能骂别人“还不配”。阿Q还依据等级观念欺凌更弱者。他认为王胡的等级是在自己之下的，所以敢于欺负王胡。在遇到柔弱的小尼姑时，阿Q便欺凌了她一顿。阿Q喜与人吵架，口讷的他便骂，气力小的他便打，在他打架吃亏时，总是说“我总算被儿子打了”，他觉得自己是第一个能做到自轻自贱的人，和状元一样占了“第一”，还颇为沾沾自喜。在“精神胜利法”完全失去效用时，就用力抽打自己的嘴巴，仿佛是打了别人一般。阿Q的性格从头到尾都是统一的，阿Q的卑劣、胆怯、狡猾、夸大狂、糊涂以及“精神胜利法”构成了体现当时中国人一般弱点的阿Q精神。阿Q是中国人各种劣根性的结晶体，却不是任何的个人，所以阿Q是现实的，但同时也是概括的。
与阿Q一样，哈克贝利・费恩也是一个具有典型性格的人物。哈克贝利・费恩是美国文学史上著名的富有正义感和叛逆精神的儿童形象。他是一个聪明、善良、勇敢的白人少年，在养母道格拉斯的监督下，每天学习文明规矩，但是哈克贝利过惯了自由散漫的流浪生活，为了追求自由，逃亡到密西西比河上。在逃亡途中他遇到了黑奴吉姆，在和吉姆一起漂流历险的日子里，他们成了忠实可靠的好朋友，直到最后吉姆获得了自由。哈克贝利是一个通过内心矛盾冲突成长起来的文学典型，他起初受着种族歧视的毒害，怀着白人的优越感，觉得不该帮黑奴逃亡，但是吉姆善良无私的性格使他改变了自己的偏见，形成了黑人与白人平等的观念。
鲁迅和马克・吐温塑造出来的经典人物――阿Q与哈克贝利的性格有很大的差异。阿Q以幻想代替现实，以主观代替客观， 把失败当做胜利；哈克贝利则是现实主义者，他相信自己的经历而不是看到或听到的。鲁迅写《阿Q正传》旨在暴露国民的弱点。阿Q是鲁迅观察了许多中国人的病症而概括集合出的一个艺术形象。马克・吐温笔下哈克贝利自由散漫的背后包含着勇气、正直、毅力和胆量。阿Q和哈克贝利之所以能成为不朽的传世经典人物形象，皆是与作者潜心挖掘人物的典型性格以及对现实生活中普通大众性格共性的提炼概括密切相关的。通过典型人物形象对丑陋的现实进行猛烈的抨击，对人类的美好未来怀有强烈的憧憬，是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的关键所在。
二、讽刺与幽默艺术
在《辞海》中，讽刺被解释为：用讥刺和嘲讽的笔法描写落后的事物，有时用夸张的手法加以暴露，以达到贬斥、否定的效果。作家用这种表现手法揭露生活中消极落后、腐朽的事物，突出的它的矛盾所在或可笑之处，使其无可隐蔽。幽默则是英文humor的音译。通过影射、讽喻、双关等修辞手法，在善意的微笑中，揭露生活中乖讹和不通情理之处。讽刺是对于黑暗、丑陋的社会现实的愤怒的表示，是一幅人生善与恶的扩大图。一味地进行讽刺，只会让人感到失真，感到作者对否定对象持有极端的成见，幽默则是治疗讽刺不足之处的良药。在《从幽默到讽刺》中鲁迅说道：“‘幽默’既非国产，中国人也不是长于‘幽默’的人民，而现在又实在是难以幽默的时候。于是虽幽默也就免不了改变样子了。非倾于对社会的讽刺，即堕入传统的‘说笑话’和‘讨便宜’。”讽刺和幽默是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中一种重要的表现手法，它以辛辣、锐利之笔，直刺向否定的对象。
《阿Q正传》是一篇典型的讽刺小说。现实与主观臆想的矛盾是讽刺的基本特征，作家把这种矛盾暴露出来，就使人感到可笑。阿Q的“精神胜利法”，很集中地体现了他那幻觉中的主观自足性与现实残酷性的矛盾。阿Q挨打，遭受恋爱悲剧，现实中遭受的种种失败，都被他转化为精神上的胜利。幻觉和现实的矛盾导致他最终走上绝路，甚至连他最后画押上刑场没把圆圈画好，还想着“孙子才画的很圆的圆圈呢”。鲁迅在《再论雷峰塔的倒掉》里面说“……喜剧将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讥讽又不过是喜剧的变简的一支流”。从这里来看，讽刺和喜剧本是一个东西。阿Q的人生理想很简单，只是金钱、物质、女人。阿Q参加革命不带有任何崇高的动机，只是看到革命使百里闻名的举人老爷那么害怕，便向往起革命。革命中的混乱和抢劫、投机和吹牛以及各派上演的丑剧是悲观的鲁迅对辛亥革命的讽刺、嘲笑。《阿Q正传》中的人物，从赵太爷、假洋鬼子、王胡、小D到吴妈、邹七嫂以及未庄的闲人，刑场的看客无一不精神麻木，没有个性。鲁迅有意识地夸张了这些人的精神麻木旨在让人们嘲笑别人的同时激起普通大众的觉悟。
同样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也是一部讽世名作。马克・吐温通过塑造哈克贝利这一形象，讽刺了美国的宗教、教育和种族歧视，并否定了陈旧过时的资本主义制度。而这部小说的写作手法却是运用了艺术夸张的手法，形成了明显的喜剧效果。通过哈克贝利，小说展示了一幅19世纪美国社会生活的广阔画卷，对上层的道格拉斯寡妇、华森小姐以及下层的“国王和公爵”两个骗子逐一进行讽刺。华森小姐告诉哈克贝利只要做祷告就要什么有什么，哈克贝利为了要钓鱼钩做了三四天的祷告，还是没有得到，他甚至请华森小姐替他求上帝，最后他终于悟出“没有那么一回事”。在营救吉姆时，原本可以直接简单地将吉姆救走，哈克贝利和汤姆确照搬书上的办法：挖地道、锯床腿、做绳梯，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甚至差点丢了性命。国王和公爵（两个江湖骗子）堂而皇之地在众人面前做了戒酒的演说，而他们确用赚来的钱喝个酩酊大醉。书中这些荒唐可笑的情节不胜枚举，马克・吐温通过该书对当时的社会准则进行了深刻而又辛辣的讽刺。 阿Q与哈克贝利都是既可笑又可叹的人物，鲁迅和马克・吐温在他们寓世深刻的讽世小说中，用幽默的笔尖寄托了作者自己的人生态度和社会理想。
三、人文主义精神
人文主义作为一种思想体系，起源于文艺复兴时期，提倡关怀人，尊重人，以人为中心。所谓人文，是指爱护人的生命，关怀人的幸福，尊重人的人格和权利的道德。《阿Q正传》与《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在对社会现实进行无情的讽刺，同时也传递了人文主义的思想。哈克贝利与阿Q身上的某些人类的共性及个性，也揭示了人文主义的内涵。
鲁迅在《坟・灯下漫笔》中说：“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阿Q虽然对美好生活有过朦胧的向往和追求，但他的思想却一直停留在封建时代。他牢记“男女之大防”的清规戒律，当他看到一男一女讲话时便疑心“一定要有勾当”，为惩治他们便在冷僻处掷一块小石头。中国社会的等级观念和等级心态也深植于阿Q心中，对于他被自己看不起的王胡打败而愤愤不平。在《阿Q正传》里，鲁迅从人文主义思想出发，对阿Q这种愚昧落后的农民怀有“哀其不幸”的深切的同情。正如他的好友许寿裳所说：“他的一支笔，从表面看，有时好像是冷冰冰的，而其实是藏着极大的同情，字中有泪的是。”阿Q作为一个人，本应拥有生存权利、社会地位，可这些基本的生存需求被社会无情地扼杀；而另一方面，对于阿Q的蒙昧、自虐和保守，书中又有“怒其不争”的轻蔑。小说中阿Q种种可笑、可叹、可怜的言行，寓意着鲁迅关切农民，希望能唤起农民的思想觉悟，重新认识自己的“人”的价值的人文主义思想。
人文主义主张个性解放和个人自由，反对愚昧的神权、等级特权。马克・吐温写作的目的是消灭蓄奴制和种族歧视，使美国从种族主义的锁链中解放出来。哈克贝利这一人物寄寓了作者的爱憎和希望。哈克贝利头脑清醒，聪明勇敢，言行举止都张扬着人文主义精神。他向往自由自在的生活，因此逃出道格拉斯家，又拒绝莎莉阿姨的收养，坚持自己独立的思想。
他在帮助黑人吉姆逃跑的问题上同自己良心的斗争，在看到吉姆身上的高贵品质后，他“打定主意去向一个黑人低头认罪”，并说“我相信他惦记着家里人，也和白种人一样”，哈克贝利的思想认识有了一个全面的升华，最终认识到人的贵贱不在于出身或者血统，而在于个人品德的高尚或低劣。正是通过哈克贝利这样一个追求自由、挑战现行价值观的艺术形象，马克・吐温赋予了小说一种人文主义的同情心和正义感。
《阿Q正传》与《哈克贝利》是两部属于不同时期但人物形象都极为突出的小说。鲁迅和马克・吐温采用了幽默讽刺的艺术手法淋漓尽致地抨击、嘲笑了当时所处的病态社会，同时作品中散发出强烈的人文主义精神，使两部作品各自成为中国文学史和美国文学史上不朽的丰碑。
参考文献
[1] 鲁迅. 鲁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2] 马克・吐温.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M].张友松，张振先，译.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5.
[3] 辞海编辑委员会.辞海[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
[4] 许寿裳.怀亡友鲁迅[A]//鲁迅回忆录[C].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5] 李志斌.堂吉诃德和阿Q形象之比较[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
[6] 白逸欣，蔡宏宇.《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的写作特点和人物形象[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0.
（作者单位：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阿q正传和堂吉诃德(五)
西班牙小说《小癞子》研读
摘 要：纵观西班牙的古典小说到现代小说，除了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和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是享誉中外的西班牙小说外，《小癞子》这本小说体积不大，却成为经典，让人们熟知，它以其特有的文学特质而受到读者的青睐。本文就通过对《小癞子》的研读和详解，挖掘其背后的文学意义和和价值。 关键词：西班牙 小说 小癞子 研读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795（2013）09（a）-0085-01
1 西班牙小说《小癞子》的写作背景
西班牙小说《小癞子》原名是《托梅斯河上的小拉萨洛》，可以说是西班牙早期具有代表性的流浪题材的小说，小说大概写于1554年之前，作者不详。《小癞子》是西班牙自传体小说，中文译本仅短短60多页，然在这短短60多页，作者描述了一个发生在西班牙16世纪的悲喜人物，以及那个时代的人文历史。写作背景来源于16世纪的西班牙，当时被称为海上霸主的西班牙开始逐渐衰落，人民的生活也经受着很大的考验，很多的农民和手工业者都面临衰败，最后都不得不破产，而这个时候的商业经济在不断发展。随着社会上闲散人群的增多，社会道德逐渐沦丧，而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流浪汉文学应运而生。其实流浪汉文学不同于其他文学，其主人公主要是在社会中下层的人群，他们的生活环境恶劣，生活条件窘迫，他们历经生活百态，真实的反映了乱世中的贫民生活。
2 西班牙小说《小癞子》的题材分析
《小癞子》作为流浪汉文学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这类题材的小说一般都用第一人称进行叙述；二是这类小说的写作结构一般都是缀段性的。作为西班牙流浪汉文学的杰出代表，作者采用第一人称进行叙述。小说讲述了主人公拉萨洛是小偷和一个不正经女人的孩子，他出生在托尔梅斯河附近的一个贫苦镇子上，后来父亲在战场战死，母亲迫于生活的压力，又改嫁了，而且还生了个儿子。因为他的不幸遭遇，所以他不得不离开母亲，独自飘荡，他受尽了世人的冷眼和生活的辛酸。刚开始母亲把他托付个一个瞎子，给瞎子当领路人，两人以乞讨为生。而这个瞎子生性吝啬冷血，不仅经常克扣拉萨洛，而且还让他食不果腹。长久以来，拉萨洛无法忍受，最终报复了瞎子然后逃跑。后来拉萨洛又给一个教士当佣人，而这个教士对他更是非打即骂，逃出了狼窝，却掉进了虎穴。后来拉萨洛因为偷食被教士毒打然后逐出门。就这样，拉萨洛先后跟随了八个主人，最后娶了一个大主教的女仆，靠妻子和主教私通过上了富裕的生活，从此时来运转。
小说通过拉萨洛的亲身遭遇和经历，塑造了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形象，贪婪吝啬的瞎子、狠心恶毒的教士、卑微没落的贵族等等。小说随着主人公的流浪足迹，展现了16世纪西班牙社会的真实现状，通篇小说语言诙谐，叙述真实，有较强的讽刺批判色彩。对于人物的刻画逼真，以主人公漂泊经历为主线，把一个个独立的故事串联起来，形成了缀段式结构。这就是流浪小说的第二个特点，缀段式主要是指在小说论述过程中把一个一个的故事连缀起来，但是故事与故事之间又缺乏一定的联系。
小说《小癞子》总共七章，每一章都是一个独立的故事，这样松散的结构和故事，也正好说明了流浪汉漫无目的四处漂泊的过程，流浪汉走到哪里故事就发生在哪里。这样的结构表面上看起来松散孤立，实则前后衔接，相互呼应。对于作者塑造的主人公并不是无据可依，归根结底是拉萨洛父母一直影响了他，父亲是小偷当然他从小看惯了不劳而获，而母亲自身又不检点一心想依靠有钱人而生活，而这些都让拉萨洛在流浪的时候总想着不劳而获，也体现了他要实现母亲生活目标的决心。小说也传达了一个思想就是父母的待人接物和行为举止直接影响着孩子的一生。作者对小说《小癞子》结构和情节上进行描述方法也对后人的创作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为文学创作的多元化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佐证和引导。我国古典小说《水浒传》就使用了这样的叙述结构和方法。
3 西班牙小说《小癞子》的文学意义
《小癞子》这部小说用尖锐的语言和逼真的故事揭示了社会中的污秽和肮脏，和其他流浪题材的小说一样，都带有滑稽和幽默讽刺的特征，让读者读起来通俗易懂。而小说的语言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一种突破和创新，而以往很多小说都用华丽的语言和正义的说教，让人们觉得世间是如此的美好，而这部小说却把普通老百姓中的俗语引入到文学创作中，这让小说中塑造的人物都表现自己各自独特的特点，这样的小说创作更加贴近于生活，显得更加的质朴和真实。让读者在对拉萨洛的不幸遭遇深表同情的同时，又得到了阅读的愉悦感。小说的主人公虽然出生卑微，道德沦丧，他却一直积极的面对生活中的种种遭遇，在努力摆脱饥饿和困苦的状态。这部作品旨在批判和蔑视社会上的某些人群，否定了大家认可的社会道德感，在寻找自我出路，体现了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和观念。所以《小癞子》和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共同成为了西班牙影响世界文坛的杰作。它现实主义的题材和大众化的视角以及幽默讽刺的语言都给读者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从文学创作的角度来讲，《小癞子》突破了以往小说的格局和情节，将流浪汉小说升华到了最高点，具有深刻的文学意义和价值。其实在中国的文坛上也有一部类似的评判性小说，不过它或许有更深刻的寓意。那就是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该小说展现了辛亥革命前后一个畸形中国社会中的一群畸形的中国人的真实面貌，主人公阿Q就是这样一群人中的典型，他颓废怯懦，主观保守，狭隘愚昧，受到严重的封建思想的影响，他也是生活在动荡社会最底层的人，其实在当时的社会形势下，鲁迅想说的并不是像阿Q一样的一个人，而是像阿Q一样的成千上万的中国人，他们保守顽固，不敢和封建势力作斗争。他们遭受别人的冷眼，被这个扭曲的社会束缚着，但是他们又为自己的温饱而努力奋斗着。所以阿Q和拉萨洛一样都是社会动荡局面中的牺牲者，因为这个残酷的社会现实所以他们变得冷漠麻木，但最终他们都以自己的方式实现了最终的解脱。
4 结语
西班牙小说《小癞子》不仅具有浓重的现实主义色彩，同时也极具批判性。作者通过幽默的语言表达了当时社会底层的黑暗和无情，也表达了生活在底层的人们的无奈和麻木。这不仅仅是一群人的真实写照，而是一类人的真实经历。相信在当时的社会去里流浪的不止有拉萨洛，还有千千万万和他一样的流浪者，他们为了生活漂泊无依，或许经历比拉萨洛更残酷的命运。
参考文献
[1] 李德恩.堂吉诃德：伟大与渺小――兼论《唐吉可德》中后现代主义小说特征[J].外国文学，2009（5）.
[2] 李志斌.轮流浪汉小说结构范式的生成动因[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15）：75-78.
[3] 吕霄霄.骑士精神的没落与小人物的崛起――从《小癞子》看16世纪西班牙的社会现实[J].常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3）：115-118.
[4] 李志斌.一部体积不大的经典―论《小癞子》的艺术特征[J].英语广场（学术研究），2011（ZI）：1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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