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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隐士文化(一)
中国隐士中国文化[论文]
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
[摘 要] 隐士与隐逸是中国历史上源远流长的社会现象，学术界对隐士、隐逸现象的研究很多，也取得了比较丰富的成果。有的学者关注隐士的类型划分，有的学者研究隐士的人格心态，有的学者探讨隐士与政治权力的关系，有的学者考辨隐士与文艺创作的关系。但是，这些研究忽略了一个基本的前提，即他们所圈定的那些作为研究对象的隐士，其身份的合法性在哪里？本研究就是从追问隐士的身份合法性开始，运用知识考古学和诠释学两种社会学理论视角，考察隐士身份的确立及其承载的价值观念，也就是通过一种人物类型的研究，揭示一种有持久影响力的社会思想。
[关键词] 隐士；隐逸；价值；文化
一、隐士的含义
“隐士”清高孤介，洁身自爱，知命达理，视富贵如浮云。这自然是一种消极的人生观，但又不同于悲天悯世和佛教的思想，因为隐士的人生观虽不积极，却是乐观的。自然更不同于欧美的功利主义，而截然相反。中国“隐士”的风格和意境，绝非欧美人所能理解的。
一个清高自诩的人，要不做皇帝的臣子，决没有其他的土地或事业容许他寄迹，那就只有做“隐士”了。此所以“义不食周栗”的伯夷叔齐，终于甘食薇蕨而饿死在首阳山，成为中国隐士的典型。 “隐士”就是隐居不仕之士。首先是“士”即知识分子，否则就无所谓隐居。不仕，不出名，终在乡村为农民，或遁迹江湖经商，
中国隐士文化(二)
中国古代隐士文化
中国古代隐士文化
一、陶渊明
陶渊明出生于没落的士族家庭，少年时曾接受儒家教化、曾幻想“科举济世”，出仕做过镇军、参军之类的小官。但当时社会动荡，统治阶级矛盾突出，政权不稳定。当他认为自己的抱负无法施展时，老庄思想和隐逸风气的影响使他愤而与仕途决裂，积极地投入到所期羡以久的田园生活之中。陶渊明创作了大量以田园生活为内容的作品，风格自然、语言质朴凝炼、意境隽永，被后人称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他把自己对自然和田园生活的热爱之情融入到诗作中，使人读之仿佛身临其境，如同在自然恬静的田园中漫步一样，给人无穷的遐想。透过悠然自得、怡然自乐的乡村生活的写照，我们仿佛看到了一位“面山结庐、抱膝吟歌、采菊观日、笑傲风月”的隐者形象。
（教材P70关于陶的知识性介绍）【中国隐士文化】
二、陶渊明作品欣赏
（一）陶渊明的诗歌：平淡自然、内容平实、意境浑融
1、《和郭主簿》
蔼蔼堂前林，中夏贮清阴。凯风因时来，回飙开我襟。息交游闲业，卧起弄书琴。园疏有余滋，旧谷犹储今。营己良有极，过足非所钦。舂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弱子戏我侧，学语未成音。此事真复乐，聊用忘华簪。遥遥望白云，怀古一何深。
本诗写出了作者归园生活的闲适愉悦，在平和自然的语言中层层传递着作者内心油然的快乐，抒发了他内心怀古之幽情。全诗所写都是农村常见的平常之景和日常生活之景，所用也都是极朴素平淡的语言，但带给我们的是深厚的真情和无穷的回味，体现了陶渊明田园诗平淡自然，又淡而有味，意蕴醇厚的特点。此诗具有陶诗典型风格特征，在看似平淡的叙写之中，蕴含幽美而和谐的意境，生动表现了一代高人的胸襟和情趣。
2、《饮酒》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
静谧的山林与倦飞的鸟儿与诗人问答，这时作者的心境不是用语言所能描述的。诗人不愿与世俗同流，极力向往自然和田园生活的愿望也可表现一斑。寥寥数字将人对生活的态度、对自然的热爱、对事物的描写、对世事的鄙视，表现得一览无余。
隐居田园的陶渊明积极参与劳动，自力更生，这在当时与统治阶级倡导的“耻农”思想是背离的，他歌唱劳动者，赞美劳动，他不被世俗所接受。他的很多诗中充满了对封建统冶阶级的鄙视和憎恶，
3、《归园田居》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
巅。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中，复得反自然。
诗人把仕途看作尘网樊笼，把自由的田园生活比作羁鸟返归旧林，池鱼游于故渊，所赞美的自然风光与世事的多变形成强烈对比，诗人所要求的“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显然是针对当时统治阶层达官显贵奢侈生活的无言对抗，诗人愿意冲出尘网，返归旧林，在悠然自得的田园中呼吸自由的气息，陶渊明这种极力逃避现实的态度是与当时他所处的历史环境和他的切身经历密切相关的。
陶渊明开创了田园诗一体，把古典诗歌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境界，至唐朝已形成了以王维、孟浩然为代表的山水田园诗派，王维善于表现自然中静态事物的动态之美，如“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山居秋暝》），就可以看出陶诗的影子，南北朝诗人谢灵运一句“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就是他刻意模仿陶诗的杰作，及至后代许多大诗人词人如白居易、苏轼等，无不受到陶渊明诗风的影响。
（二）陶渊明的散文
1、《归去来兮辞》
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
他认为自己过去出仕是错误的，虽难以挽回，但未来的事还可以补救。可见他与仕途世俗决裂的决心之深。
2、《桃花源记》
土地平旷屋舍俨然……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
《桃花源记》中的社会模式，反映了广大人民用自己的劳动实现和平幸福的一个美好愿望。启发人们认识封建社会黑暗的思想，是他的田园诗作之中表现的进步之处，但诗人幻想“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消极避世思想。
3、《五柳先生传》
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
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
赞曰：‚黔娄之妻有言：‘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其言兹若人之俦乎？衔觞赋诗，以乐其志，无怀氏之民欤？葛天氏之民欤？‛
五柳先生成为了后世知识分子的典范。
三、中国古代隐逸文化
（一）关于“隐士”
隐士就是隐居不仕之士。首先是“士”，即知识分子，否则就无所谓隐居。不仕，不出名，终身在乡村为农民，或遁迹江湖经商，或居于岩穴砍柴。历代都有无数隐居的人，皆不可称为隐士。《辞海》释“隐士”是“隐居不仕的人”，没有强调“士”，实在是不精确。《南史·隐逸》云：隐士“须含贞养素，文以艺业。不尔，则与夫樵者在山，何殊异也。”而且一般的“士”隐居怕也不足称为“隐士”，须是有名的“士”，即“贤者”，《易》曰：“天地闭，贤人隐。”又曰：“遁世无闷。”又曰：“高尚其事。”是“贤人隐”而不是一般人隐。质言之，即有才能、有学问、能够做官而不去做官也不作此努力的人，才叫“隐士”。《南史·隐逸》谓其“皆用宇宙而成心，借风云以为气”。因而“隐士”不是一般的人。
《孟子·滕文公下》中所称的“处士”（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也就是隐士，指的是有才有德而隐居不仕的人。但这个“处士”，是指从来未做过官的人。先官后隐如陶渊明也叫隐士，却不能叫“处士”。
旧时认为隐居的人不求官，不求名，不求利。《旧唐书·隐逸》称“所高者独行”，“所重者逃名”。《易·蛊》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隐居求高，即是人品高尚的人，所以“隐士”又叫“高士”。《史记》中
记古人语“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看来隐士是立了“德”，所以正史皆为隐士立传。
（二）隐士的时代性隐士在每一个时代的情况都不同，但总的来说，还有一个时代性的问题。
参考阅读书目：《中国文人的非正常死亡》李国文著
四、课后作业
陶渊明所选择的隐逸道路只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人生模式选择的一种，请你结合自己对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人生理想的了解，谈谈你对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认识和对他们人生模式的理解，并进一步阐述其在当下的意义。
中国隐士文化(三)
隐居、隐士与隐士文化的兴起
隐居、隐士与隐士文化的兴起
隐士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独特而又重要的一部分，其文化主体是隐士。自古以来，不仅隐士人员众多，而且对于隐士的称谓也纷纭复杂。按照蒋星煜的统计，自尧舜时代一直到民国期间，各种文献中有记载的隐士不下万余人，而其中事迹历历可考者也数以千计，其名称则主要有隐士、高士、处士、逸士、幽人、高人、处人、逸民、遗民、隐者、隐君子等十一种之多（蒋星煜编著《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页）。以上这些名称中，最能代表其特征的仍然是隐士，所以隐士的称呼也最为流行。
隐居与隐士
隐士据说早在尧舜时代就已经有了，晋皇甫谧著《高士传》记载了九十多位高士的故事，便是从帝尧时期的被衣开始讲起的，但他提到的前十几位隐士都是传说中的人物，而最早的有确切记载的隐士是春秋时期的老子。与此相一致，最早关于“隐居”的说法也出现于春秋时期。《论语·季氏》引孔子的话说：“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吾闻其语矣，未见其人也。”其中“隐居”一词的意思，与我们今天理解的差不多。因此，就今天所能见到的文献来说，最早提出“隐居”一词的是孔子，他在春秋时期就有了这一说法。
“隐士”的意思是指“隐居不仕的人”。它有两层意思：一是“隐”，即隐居，隐士一定是隐居的人；二是“士”，即士人，隐士一定是士人。“隐士”的意思是指“隐居的士人”。隐居在这里是和出仕做官相对而言的，“隐居的士人”，就是隐藏起来不出来做官的士人。根据上面的两层意思，并不是所有隐居的人都是隐士，隐士必须是士人；也不是所有不做官的士人都是隐士，想做官做不上的士人就不是隐士；“隐士”是指那些有才能、有德行、能做官，但又因某种原因而不出来做官的人。
最早提到“隐士”这一术语的是战国时期的荀子，他在运用这个词的时候，意思就是指“隐居不仕的人”。《荀子·正论》中说：“天子者……道德纯备，知惠甚明，南面而听天下，生民之属，莫不振动从服，以化顺之，天下无隐士，无遗善。同焉者是也，异焉者非也。”荀子在称赞像尧舜那样的圣君时提到了“隐士”一词，“天下无隐士”的意思，就是说做到了“人尽其才”、“人尽其能”，天下没有了怀才不遇的人。按照荀子的说法，在一个社会中，若隐士多了，那么这个社会肯定是有问题了。因为隐士多，则怀才不遇的人就多，这说明贤能的人没有得到重用。当然，其原因很复杂，但无非有两种情况：或者是因为统治者没有“伯乐之才“、“识贤之能”，或者是因为统治者昏庸无道，识贤而不能用贤。不管是以上哪种情况，这都是社会有了问题。
“隐士”这一术语出现于春秋时期，但隐士出现的可能更早一些。因为按照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往往是先有了这么一类人，然后才有对这类人的称呼，这叫做“取实予名”。孔子时候就已经有了隐士，《论语》中提到的接舆、长沮、桀溺、荷蓧杖人、晨门、荷蒉等等，都是当时著名的隐士。从《论语》记载来看，他们都不是一般人，都具有很高的人生与政治智慧，但他们不出来做官，也不想拯救社会，而是选择了与孔子完全不同的隐修道路。他们称孔子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而孔子也认为自己与
他们“道不同，不相为谋”（《论语·卫灵公》），若用《论语》中的话加以区分的话，孔子是“辟人之士”，而他们则是“辟世之士”。（《论语·微子》）
虽然孔子与这些隐士在人生态度与政治观点上很不同，但孔子知道他们都是很有文化、很有修养、很有智慧的人，所以对他们很尊重，并抓住一切机会向他们请教，且在思想上深受他们的影响。儒家经典中有不少的语句，明显是受到了隐士思想的影响，比如，《论语》中就有：“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道不行，乘桴浮于海。”“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公冶长》）“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泰伯》）等等，以上都是孔子的话，可以用“有道则见，无道则隐”一句来代表，这是孔子的人生态度与政治智慧，其中“无道则隐”一点显然是来自于隐士思想。后来，孟子继承了这一思想，也说过“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之类的话。 《论语》中提到的这些隐士，与孔子都生活于同一个时代，但思想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差异呢？因为他们与孔子属于不同的学派。我们知道，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孟子是他在战国时期最主要的继承者之一，他们都是儒家人物。而这些隐士则是早期的道家人物，他们跟老子一样，崇尚自然无为的人生态度，选择避世自修的生活方式。隐士一般是道家人物，而道家代表人物也往往是隐士，比如，老子、庄子、列子、河上丈人等等，都是一些有著作传世的隐士。当然，还有很多没有留下著作，并不被我们所知道的道家隐士，他们隐的更深、更纯，以致于我们无法了解他们。
隐士是怎样的人物呢？《庄子·缮性》中对古代的隐士有过介绍，说的比较经典，也比较详细，可以供我们参考。它说：“古之所谓隐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见也，非闭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发也，时命大谬也。当时命而大行乎天下，则反一无迹；不当时命而大穷乎天下，则深根宁极而待；此存身之道也。”意思是说，古人所谓的隐士，并不是自己要有意识地躲起来不让别人找到，也不是有意识的不发表言论，更不是有意识的隐藏自己的智慧与才能，而是因为世道不顺，为了保全自身，他们只好选择了隐居的生活方式。若到了有道之世，他们自然会出来大显身手。这与孔子所说的“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并无二致。中国的士人，当他们处于顺境、治世时，就出来做官，积极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与抱负，这时他们就是儒家人物，是“显士”；若处于逆境、乱世时，为了自保，他们就隐居避世，成为“隐士”。因此，隐居是古人保存自身的一种方式。
隐士文化的兴起
按照《庄子·缮性》中的看法，隐居实际上是古代士人的一种在逆境、乱世中保存自身、洁身自好的“存身之道”，它并不是一种人生的常态，而是一种人生的“权态”。从个人的角度讲，当个人的人生出现了问题，即身处逆境时，或者是为了韬光养晦，或者是为了避乱全身，或者是真的对世事心灰意冷，然后就产生隐居避世的想法；从社会的角度讲，当社会出现了问题，为了自保，士人才选择避世隐居，所以乱世中往往产生大量的隐士，隐士文化在魏晋时期的盛行即是如此。
魏晋时期可以说是中国隐士文化最为盛行的时期，这一时期产生了大量像嵇康、阮籍、陶渊明等各种类型的隐士。正如上面所说，隐士文化在魏晋时期的兴起，既与这一时期的政治环境有关，也与当时的隐士自身的遭遇以及生命气质有关。具体讲来，原因无非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与当时的政治环境有关。当时司马氏所操控的曹魏政权，以下犯上，篡位夺权，大逆不道，为士人所不齿。有气节的士人都不愿意跟他们合作，但司马氏集团为了控制士人，实行了高压政策，给士人们提出了两条路，要么跟我合作，要么被杀。面对受辱与被杀的两难抉择，嵇康、阮籍等聪明的士人自己创造了第三条路，即逃避之路，通过隐居以躲避司马氏的迫害。嵇康等人最后之所以没有逃脱被杀的命运，并
不是因为他们选择的道路不好，而是因为他们没有很好地坚持。从严格的意义上讲，嵇康等并不是真正的隐士，“隐”只是他们用来逃避司马氏迫害的手段，所以他们的隐居是不彻底的，他们并不是真正看透了世事，才选择了隐居的道路，而是不得已而为之。而且，当他们走上隐居之路的同时，又不甘心于就此沉沦，处处以怪异之举以明志，被杀自然难以避免。
其二，与当时的学术气氛有关。魏晋时期，玄风大阐，《老子》、《庄子》、《周易》（被称之为“三玄”）盛行，老庄思想成为当时学术思潮的主流，而隐士文化的理论基础即是老庄道家思想。众所周知，老子崇尚“自然”，把一切后天教化的结果都视为对人性的一种束缚，庄子崇尚逍遥之游，把一切执着与条件都视为对人性的戗害。信仰老庄哲学的魏晋玄学家们，尤其是嵇康、阮籍之流，受老庄思想的影响下，崇尚“自然”和“自由”，反对“名教”与“束缚”。但是，在司马氏政权的高压下，其崇尚的“自然”与“自由”难以得到伸展，出于无奈，他们只好以避世的方式创造一块属于自己的心灵空间。
其三，与当时的战乱环境有关。魏晋时期，朝代更迭频繁，战乱不断，在这样的环境下，士人要保持节操，极为困难。不仅如此，稍有不慎，还极有可能成为权力争夺的牺牲品。生活于当时的士人们，从身边不断发生的活生生的事例，充分认识到了自身生存的困难。许多隐士，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极为洒脱的道家人物，但实际上他们骨子里却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对名节极为看重，视名节为生命，不愿意屈己以殉名。在这种状况下，在孔子“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和孟子“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思想的影响下，选择了“隐居以求其志”的方式，因为只有这种方式，才能使名节与身躯都得以保存。
其四，与个人的生命气质有关。任何一种生活态度的选择，除了上面提到一些外在因素外，也与个人的生命气质有关。我们不得不承认，人的生命气质天生是有差别的，有的人随和，有的人执拗，有的人暴躁，有的人温和，有的人刚烈，有的人绵软等等，而且气质的因素在人生的重大抉择中有时候会产生重要作用。比如，“竹林七贤”当时所处环境相同，处境一致，但后来却选择了不同的人生道路，得到了不同的结果，这不能用道德品质的高低去简单地衡量和评价，恐怕生命气质的差异在其中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陶渊明并不是不想出来做官，只是他天性淡泊，崇尚自然，不善官场之道，不得已才退而结庐，悠然南山，以清贫的代价换来心灵的自适。
真隐与假隐
以上提到，古代的隐士之所以选择隐居，是为了保全自身的生命与节操，也就是说，在古人那里，隐居是一种“存身之道”。但魏晋以后的情况就有所不同，其实严格说起来，自魏晋时期就已经开始，有一些隐士并不是为了“存身”而隐居。正如《庄子·缮性》中所说，古之隐士选择隐居这种生活方式是迫不得已的，并不是他们想这样，是外在环境使他们不得不这样，所以他们是被动地选择了隐居，魏晋早期情况也是如此。从魏晋中期开始，隐居、隐士慢慢变味了，这时兴起了一种隐士文化的自觉意识，即隐居不是被迫的，而是自愿的，自觉的。隐居的目的也不再是“存身”，而是代之以其他的一些东西，比如，获取名利、官位等等。
这种风气发展到隋唐，愈演愈烈，于是就产生了“终南捷径”这样的说法。“终南捷径”的主人公卢藏用，并不是真的想隐居，也不是不得不隐居，他之所以自觉地隐居终南山，目的是想借隐居这一形式来提高自己的名声，以便获取更大的利益，更高的官位。假若说古人为了“存身”而隐居是“真隐”，那么，卢藏用的隐居则是“假隐”，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做秀”。因此，“真隐”与“假隐”的最大区别就在于“隐”的目的不同。“真隐”是“以隐为隐”，即隐居本身就是目的，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原
因。“假隐”则是“以隐为饵”，隐居只是工具和手段，是获取其他外在目的的诱饵。对于“真隐”来说，“隐”就是他的存在方式或生命取向本身，不管他是因外在环境的影响为求存身而隐，还是因为对自身生命气质的顺应，在这一点上都是一样的。正因为“隐”是“真隐”真实生命的展现方式，是其生命的本质追求，所以这种“隐”能够得以长久。对于“假隐”来说，“隐”是外在于其生命的，其生命的追求不在于生命本身，而在于外在的功名利禄，所以这种“隐”就是一种“待价而沽”的方式，它是不能长久的，只要达到要求，隐者就会放弃隐居。
古人隐居的目的，具体讲起来虽然有很多，但总起来讲，也无非两种以上所说的“真隐”与“假隐”两种。“真隐”是为“存身”或“适性”而隐。比如，古人犯了罪，逃进深山躲藏起来，这就是真隐，但这样的人不是隐士。又如，每逢改朝换代之时，总有一些前朝遗老、遗民，为了躲避迫害而藏进深山老林，或者，即使不躲起来，也终生不仕，这就是真隐，黄宗羲、王夫之等就是这样的隐士。而“假隐”却名目繁多，五花八门，但凡是为了某种外在目的而隐居的皆为“假隐”，因为这样的人可以隐，也可以不隐，他们之所以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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