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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世上争开路，阀阅山东拄破天】文章世上争开路，阀阅山东拄破天(一)
曹操身世与曹氏谱牒考述
内容提要：曹操之父曹嵩身为赘子，其原先的姓氏出身不明，故曹鼎的后裔与曹操后代在血缘上没有必然联系，在没有确凿史料及墓葬文物证明的前提下，仅凭曹鼎的牙齿就欲确定曹操家族后裔，课题组的论证与结论稍欠严谨。唐颜师古、清钱大昕等学术大师皆云，家谱出于闾巷，不足为据。汉魏以降，认领养子、同姓通谱、篡改源流、追远冒祖、伪造谱牒之风颇盛，故存世曹氏族谱所录之远祖多不可信。冀望课题组在鉴定民间家谱远祖真伪问题上严格把关，慎之再慎之。 关键词：曹操身世 赘子 曹鼎牙齿 同姓通谱 追远冒祖
〔中图分类号〕K2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4）04-0081-08
一
2013年11月中旬全国各主要报刊及媒体均报道了复旦历史学和人类学联合课题组（以下简称课题组）通过安徽亳州市曹操祖辈墓文物主管部门提供的曹鼎的牙齿解开了曹操的身世之谜。据媒体称，2011年课题组来到曹氏宗族墓所在地――安徽亳州，并从上世纪70年代曹氏宗族墓“元宝坑一号墓”出土的文物中找到两颗牙齿，经过现场挖掘人的口述和墓内中央位置的铭文等，最终确定两个牙齿均来源于曹操叔祖父――东汉河间相曹鼎。根据现代基因和古DNA的双重验证，课题组得出最终结论――100%确定曹操家族DNA。通过比对，安徽亳州的曹操祖辈墓葬元宝坑1号墓的遗骨与现代曹操后人紧密关联；夏侯氏、曹参后人都不是该类型。故此，课题组认为曹操之父来自家族内部过继，该家族并非曹参本族。
曹操之父曹嵩真的是来自家族内部过继？通过曹鼎的牙齿与现代基因和古DNA的双重验证就能解开曹操的身世之谜？笔者对课题组100%的定性和结论存有一定程度上的质疑，兹提出浅陋之见向课题组求正。
《三国志・武帝纪》曰：“太祖武皇帝，沛国谯人也，姓曹，讳操，字孟德，汉相国参之后。桓帝世，曹腾为中常侍大长秋，封费亭侯，养子嵩嗣，官至太尉，莫能审其生出本末。嵩生太祖。”陈寿著史向以严谨而著称，附会之语一概不录。曹嵩为曹腾养子，其生父是谁？因无从考辨，故陈寿才云“莫能审其生出本末”。承祚著《三国志》，秉笔直书之例处处可见，如他在《齐王芳纪》中写曹芳是魏明帝的养子，其生父母也不得而知，便直言：“宫省事密，莫有知其所由来者”。课题组提出：“《魏氏春秋》记载曹芳是曹操次子曹彰的孙子”。《曹魏皇室世系考述》，《复旦学报》2010年第3期。其实，课题组对这句史料解读有误。《魏氏春秋》是这样记载的：“或云任城王楷子”。“或”字释为有人认为曹芳是曹楷（曹彰之子）之子。“或”并非确凿之语，故陈寿不纳。写魏文帝之母，“武宣卞皇后，琅邪开阳人，文帝母也，本倡家”。《 三国志・后妃传》，中华书局，1959年，第156页。即便对帝、后这样的尊者，陈寿亦毫不避讳，这正体现了一代良史的人格风范，同时也证明了《三国志》史料的可靠性。
虽然通过DNA检测和当代人基因比对，属于生命科学，但并不神秘，类似于亲子鉴定，当然其内涵和外延可以追索得更广更遥远。但前提是必须寻根究源，做DNA测试的双方即使相隔数十代，数千年，但必须有血缘关系，若相互间没有血缘关系，那就不可能得出正确与科学的结论。据《后汉书・党锢列传・蔡衍传》载：“（蔡衍）又劾奏河间相曹鼎臧罪千万。鼎者，中常侍腾之弟也。”可见，曹鼎和曹腾是兄弟，他们之间的血缘关系自不待言。课题组认为全国6支曹氏族群的Y染色体是一致的，经过和曹鼎牙齿DNA检测和基因比对，证明这6支曹氏族群源出于同一祖先――曹鼎、曹腾。由于曹操是曹腾之孙，故6支曹氏族群就是曹操的后裔。依此推断似乎是顺理成章，但问题是操父曹嵩同曹腾是养父子关系，嵩是来路不明的外姓他族，还是曹氏宗族中人？这是此课题的关键核心所在，如果不能确认曹嵩同曹腾有血缘关系，那么，做DNA测试，就毫无意义。
按照课题组的结论，曹嵩是曹氏宗族中人，过继给曹腾为养子，但此说并无确切的史料可以佐证。实际上，东汉宦官所收养的继子来源不一。据《后汉书・刘瑜传》载：“今中官邪�，比肩裂土，皆竞立胤嗣，继体传爵，或乞子疏属，或买儿市道”。 又《后汉书・宦者列传・单超传》载：“（宦官）养其疏属，或乞嗣异姓，或买苍头为子”。可见，宦官养子的来源至少有三种。至于曹嵩在过继给曹腾之前，是曹氏疏属，还是异姓，抑或苍头，因史无明文记载，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从陈琳所撰《为袁绍檄豫州文》中可略窥曹嵩之身世。琳云：“父嵩，乞�携养，操赘阉遗丑。”《三国志・袁绍传》注引《魏氏春秋》，第197页。以往，学者大都关注到“阉”，即曹嵩是宦官之子，而很少注意“赘”字之意。古代卖子与人为奴婢，即跟随主人之姓，称为“赘子”。《汉书・严助传》：“间者，数年岁比不登，民待卖爵赘子以接衣食。”“如淳曰：‘淮南俗卖子与人作奴婢，名为赘子，三年不能赎，遂为奴婢。’师古曰：‘赘，质也。一说，云赘子者，谓令子出就妇家为赘婿耳。’”清陶炜 《课业余谈・人物称谓》：“赘子，赘，质也。质子与人，三年不赎，遂没为奴也。”
按陈琳说法，曹嵩幼时，其家人乞求案：诸多学人均将“父嵩，乞�携养”中的“乞�”解读为乞丐，实为谬误，此处应释为乞求。将嵩以“赘子”的身份卖与曹腾，后被腾收为螟蛉。“操赘阉遗丑”是指操父乃阉人之“赘子”，曹操本人则是阉人与赘子的后裔。虽则陈琳是为袁绍作檄，有訾骂诋毁曹操之词。但陈琳所云并非信口雌黄，无中生有。如其云：“父嵩，舆金辇璧，输货权门，窃盗鼎司”即是事实。曹嵩多年为官，富甲一方。东汉末年，汉灵帝开西园卖官鬻爵，曹嵩并没有满足于大鸿胪的官位，其贿赂宦官，出钱一亿为自己捐了太尉。陈琳又斥责曹操诛杀九江太守边让、议郎赵彦，罢绌囚禁考掠太尉杨彪。其檄文曰：“故九江太守边让，英才俊伟，天下知名；直言正色，论不阿谄；身首被枭悬之诛，妻孥受灰灭之咎。自是士林愤痛，民怨弥重；一夫奋臂，举州同声”；“已故太尉杨彪，典历二司，享国极位。操因缘眦睚，被以非罪；榜楚参并，五毒备至；触情任忒，不顾宪纲。又议郎赵彦，忠谏直言，义有可纳，是以圣朝含听，改容加饰。操欲迷夺时明，杜绝言路，擅收立杀，不俟报国。”曹操还派兵发堀梁孝王墓，“破棺裸尸，掠取金宝”以上引文皆见《三国志・袁绍传》注引《魏氏春秋》，第197-198页。等等，都是史有明确记载，不争之事。 官渡之战后，陈琳被曹军俘获，曹操责备陈琳道：“卿昔为本初移书，但可罪状孤而已，恶恶止其身，何乃上及父祖邪。”《三国志・陈琳传》，第600页。“琳谢曰：‘矢在弦上，不得不发’”。《三国志集解・陈琳传》注引《太平御览》卷597，中华书局，1982年，第512页。可见，陈琳所云乃是事实，连曹操本人都没有否认，其父“乞�携养，赘阉遗丑”的出身是毋庸置疑的。
三国时期，盛行认螟蛉收养子，且所收的养子大都是异姓他族。如曹魏大臣陈矫“本刘氏子，出嗣舅氏”。《三国志・陈矫传》注引《魏氏春秋》，第644页。蜀汉将军王平“本养外家何氏，后复姓王”。《三国志・王平传》，第1049页。刘备的养子刘封“本罗侯寇氏之子，长沙刘氏之甥也。先主至荆州，以未有继嗣，养封为子。”《三国志・刘封传》，第991页。曹真之父并不姓曹，而是姓秦，曹操为敌军围攻时，为了保护曹操而遇害，故曹操收养了秦真，改其姓为曹。三国以降，亦复如此，如唐代宦官亦皆收异姓为养子。“杨思�本姓苏，高力士本姓冯，杨复光本姓乔，田令孜本姓陈，杨复恭本姓林，后俱随其宦官养父而改姓”。参阅余华青：《中国宦官制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75-276页。唐初大将张亮有“假子数百”，田令孜以神策军将王建、韩建、李茂贞等人为养子，后来他们都各领方镇。安禄山有养子数百人，唐末强藩李克用有养子数十人，均冒姓为安和李；明末农民军领袖李自成、张献忠亦各有养子十余人，且都为异姓。如张献忠的四大养子是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他们作养子时皆姓张，只是在张献忠死后才复姓归宗。明天启朝权阉魏忠贤的干儿义子、义孙更是不计其数。认养假子和异姓改宗遂使本已混淆的姓氏源流愈益渺不可察。
由于曹嵩是本宗还是外姓事关DNA测试的关键，故课题组称：“曹腾位高权重，且出自谯县旧家，故其养子决不会随便抱养，此人肩负继嗣的使命，也获得继承官爵封地的荣华�贵。从曹氏宗族房支兴盛和曹腾身后的巨大权力与财富，乃至曹腾对于本家的大力提携等情况的基本综合来看，其后继者当出自本宗。”《曹魏皇室世系考述》，《复旦学报》2010年第3期。我以为，在没有任何史料能够证明曹嵩是出自曹姓本宗的情况下，课题组作出如此斩钉截铁的结论，似乎很难令人服膺。早在上世纪30年代，傅斯年就提出，历史研究应坚持有一份材料说一分话，材料之外“一点也不越过去说”。傅氏的这一看法精辟之至，实是不易之论，已成为当代史家治史的共识。
据《三国志・蒋济传》裴松之注，曹操曾作《家传》，操死，其子曹植作《武帝诔》，曹毗又作《曹氏家传》，此后，西晋史官孙盛还撰写了《魏世谱》。虽然，这些谱牒数百年后都已散佚，但至少在隋代前还能见到（《隋书・经籍志》及《旧唐书・经籍志上》只能见到图书目录）。陈寿在西晋时撰�《三国志》，理应看到这些谱牒，以及西晋朝廷所存的档案。加之陈寿之前，还有王沈所撰的《魏书》，陈寿所处的时代距曹操约七八十年，但王沈差不多与曹操是同时代人（曹操死于公元220年，王沈卒于公元266年） ，寿志所本源于王沈之《魏书》，但无论是曹操父子所撰家谱，抑或王沈《魏书》均未提及操父曹嵩最初之身世，可见，曹魏统治者对此讳莫如深。众所周知，凡宦官皆无生育能力，若曹嵩真的是曹氏宗族中人，曹腾便可以名正言顺地将其过继而来，此乃正大光明之事，何须遮遮掩掩。然而《魏武家传》、《武帝诔》、《魏世谱》、《魏书》等都缄口不言此事。可见，正因为曹嵩是“乞�携养，赘阉遗丑”，有着不太光彩的身世，曹魏统治者才羞于启齿，不肯秉笔直书。陈寿因无确切的史料证明曹嵩的身世，故只能以“莫能审其生出本末”一语来书写太祖武皇帝之父的身世。千余年之后，治三国史的权威卢弼在《三国志集解・武帝纪》“考曹氏祖条”中感慨道：“阿瞒家世，难审本末”。 然而，在陈琳《为袁绍檄豫州文》中还是留下了鸿爪雪泥，曹嵩是曹腾买来的“赘子”。这种家庭内部的隐私，曹家自然不愿意对外张扬。但世上之事难以做到绝对保密，早年曾是曹操挚友的袁绍，对操之家世就了解得十分清楚。
关于袁、曹二家之密切关系史书上多有记载。《三国志・袁绍传》云：“袁绍字本初，汝南汝阳人也。高祖父（袁）安，为汉司徒。自安以下四世三公位，由是势倾天下。绍有姿貌威容，能折节下士，士多附之，太祖少与交焉”。可见，由于袁绍的“折节下士，士多附之”，曹操与袁绍，早在少年时就建立了友谊。操父曹嵩曾为“司隶校尉，灵帝擢拜大司农、大鸿胪，代崔烈为太尉”。《三国志・武帝纪》注引《续汉书》，第2页。 绍父袁逢、叔父袁隗皆是三公，两人都是大官僚家庭的贵公子，这是二家过从甚密的主要原因。更为重要的是，袁绍、曹操二人不仅“少与交焉”，而且他们志趣相投，都是游侠。《三国志・武帝纪》曰：“太祖少机警，有权数，而任侠放荡”。同书《袁绍传》注引《英雄记》也说：“（袁绍）又好游侠”。作为游侠的曹操和袁绍少年时放荡不羁，经常在一起戏谑玩耍。《世说新语・ 假谲》记载了这样二件事。其一，“魏武少时，尝与袁绍好为游侠。观人新婚，因潜入主人园中，夜叫呼云：‘有偷儿贼！’青庐中人皆出观，魏武乃入，抽刃劫新妇，与（袁）绍还出。失道，坠枳棘中，绍不能得动。复大叫云：‘偷儿在此！’绍惶迫自掷出，遂以俱免。”其二，“袁绍年少时，曾遣人以剑掷魏武，少下，不着。魏武揆之，其后来必高。因帖卧床上，剑至果高。”由此可见，这两个放荡少年，早年的友谊是真挚纯真的。中平五年（188），东汉政府新置了西园八校尉，袁绍与曹操同时被任命为八校尉之一。不久，袁绍、曹操一起参与了诛灭宦官十常侍的政治活动。董卓专权，施行暴政后，袁绍与曹操又一起组织关东联军，共同讨伐董卓。荥阳一役，曹操被董卓部将徐荣所败，“士卒死伤甚多，太祖为流矢所中”。就在这最危难的时刻，好友袁绍给了曹操最大的支持。“黑山贼于毒、白绕、眭固等十余万众略魏郡、东郡。王肱不能御，太祖引兵入东郡，击白绕于濮阳，破之。袁绍因表太祖为东郡太守，治东武阳。”《三国志・武帝纪》，第8-9页。曹操为报父仇，大举进攻徐州牧陶谦，因兵力不足，求袁绍施以援手，袁绍派出得力大将及精锐士卒助操攻陶谦。参阅拙著：《汉魏禅代与三国政治》，东方出版中心，2013年，第130页。由此可见，曹操与袁绍二人早年关系达到了亲密无间的程度，一度成为政治目标一致，患难与共的战友。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二家的隐私还有多少秘密可言呢？自然是彼此间知根知底，对对方家事了如指掌了。然而，在东汉末年，汉祚衰落，军阀混战的局面下，曹操、袁绍都有统一天下，廓清寰宇之志，因此最终二人必为争夺霸权而反目成仇。及至袁绍统一黄河以北，将曹操视作最大的政治、军事对手之后，就再也不顾及昔日与操之友情，而必须在政治上把曹操搞臭。在著名的官渡之战暴发前，袁绍遂借建安才子陈琳的如椽之笔，写下了著名的《为袁绍檄豫州文》，攻击曹操的最痛处――“乞�携养，赘阉遗丑”，将操父曹嵩“赘子”的身份公之于众。 “曹腾位高权重，故其养子决不会随便抱养……其后继者当出自本宗”，④《曹魏皇室世系考述》，《复旦学报》2010年第3期。这是课题组认为曹嵩出自本宗最重要的理由。位高权重者就必定以本宗人为养子吗？在此仅举数例质疑之：五代后唐废帝李从珂，本姓王，后为后唐明宗李嗣源义子，遂易姓为李。南唐烈祖李�本姓潘，后为吴国权臣徐温养子，遂随养父姓，即帝位后，又易姓为李，以示自己是李唐王朝的后裔。后周开国之君郭威无子，遂以养子柴荣为嗣，威死，柴荣即位，史称周世宗。可见，历史上不少帝王都以异姓为嗣。曹腾虽官拜大长秋，爵封费亭侯，但却为东汉高门世族出身的士人所鄙视，被目为阉宦“浊流”而不齿，其社会地位与权力与上述帝王不能以道里计。连位居九五之尊的皇帝都可以以异姓养子来继承大统，一个宦官非得要以同宗人为子嗣吗？
课题组又声称：首先就曹操家族内部作考察，这应是最具说服力的，曹操有25男，其中不少儿子都从本家兄弟中过继子嗣。④我以为这条理由也很难成立。因为其时曹家已成为皇室，且子孙繁衍，绝非昔日出身卑微，为士人所不齿的阉宦可比，自然没有必要以外姓为养子。总之，曹嵩身为养子，其原先的姓氏出身不明，故曹鼎的后裔与曹操后代在血缘上没有必然联系，在没有确凿史料及墓葬文物证明的前提下，仅凭曹鼎的牙齿就欲揭示曹嵩、曹操的身世之谜，课题组的论证与结论稍欠严谨。当然，本人对生命科学绝对是“槛外人”，这里，只能就史学论证的方法向课题组求教。
二
早在2010年，课题组就宣布：“一份完整的家谱其实是很珍贵的文献资料，通过家谱研究，可以划定更接近曹操后裔的采样地点。”《复旦专家为考证“曹魏大墓” 再添标尺――曹操后裔迁移地图画出》，《解放日报》2010年2月10日。并且声称，寻找曹操后裔的调查目标已经锁定，甚至还画出了曹氏后裔的“迁移地图”。三年多来，课题组跋山涉水，不辞辛劳，通过在全国各地采集到的79个曹姓家族的280个男姓和446个包括夏侯、操等姓氏男姓志愿者的静脉血样本寻找曹操后裔。最近，课题组郑重宣布，通过DNA比对在全国找到9支曹操后人，分别来自安徽绩溪、安徽舒城、安徽亳州、江苏海门、广东徐闻、江苏盐城、山东乳山、辽宁东港和辽宁铁岭。《吾本操后――曹操家族基因研究纪实》，《新民晚报》2013年11月24日。
依靠曹氏族谱果真就可以找到曹操的后人吗？葛剑雄教授在接受《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采访时指出：“在原始资料极其有限且往往集中于少数家族的少数人的情况下，要确定具体的迁移、通婚、过继等情况是相当困难的；多数谱牒的始祖或始迁祖不可靠。谱牒的使用必须与其他可靠的史料相对照，因为谱牒中的很多早期内容多系后人编造，在制度、官职、地名、人名等方面存在漏洞……这次测定的最终结果其实证明，这些曹姓人口是亳州墓中发现的牙齿主人的后代，但确定牙齿的主人还离不开相应史料，如史料或实物无法证明此人与曹操有血缘关系，就无法与曹操联系起来”。《“曹操家族DNA研究是否靠谱”再起波澜》，《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11月25日。我以为，葛先生的看法针砭其弊，极具见地。当然，由于受报道篇幅的限制，葛先生访谈时所作的表述较为简略，缺乏细节的考察。这里，余不揣浅陋，在葛先生观点的基础上，再作进一步的论述：
虽然在中国古代，谱牒的历史源远流长，但大多难以幸存。例如用纸书写的谱牒，汉魏时尚无，虽然，蔡伦在东汉时发明造纸术，但纸张的使用，远未普及。三国时，大部分人还是使用简帛。如诸葛亮曾对杜微曰：“天下之人思慕汉室，欲与君因天顺民，辅此明主（指刘禅），以隆季兴之功，著勋于竹帛也”。《三国志・杜微传》，第1019页。诸葛亮所言的“著勋于竹帛”就是指汉魏时期的史书是撰写于竹帛之上的。又如1996年长沙走马楼出土的吴简、2013年湖南益阳兔子山遗址出土的三国简牍亦是明证，且即使当时有人使用纸张，历经1800余年，亦不可能幸存。而所谓曹操家谱代代相传，保留至今的说法岂非是痴人说梦。
有关两晋南北朝以降至明清民国时期谱牒流失散佚的概况，笔者曾专文论述，朱子彦：《存世曹氏族谱与曹操后裔无关――与复旦“曹操墓人类基因调查的历史学研究”课题组商榷》，《上海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故此处不再赘述。这里，不妨再举一些同姓通谱，攀名人显贵为祖之例，以补前文阙失。由于隋唐时期，私家修谱蔚成风气，其中不乏追远冒祖，伪造谱牒、篡改源流，藉以提高自己社会身份的种种弊端。唐初颜师古便曾痛斥：
私谱之文，出于闾巷，家自为说，事非经典。苟引先贤，妄相假托，无所取信，宁足据乎？⑤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12《家谱不可信》，上海书店， 1983年，第267、268页。
清人钱大昕评曰：“师古精于史学，于私谱杂志不敢轻信，识见非后人所及。唐书宰相世系表，虽详赡可喜，然纪近事则有征，溯远胄则多舛，由于信谱牒而无实事求是之识也。”⑤谱牒之乱除伪冒假托外，还有一点难以凭信，即同姓之间为了各自的利益之需，通谱之风盛行一时。
同姓通谱之例史不绝书。如唐玄宗朝张说为范阳人，世居河东，徙家洛阳。张九龄系岭南曲江人，出身寒微。两家虽为同姓，但族系各异。张说为宰相，广揽贤俊，爱九龄才学出众，又是同姓，遂“与通谱系”。九龄得张说提携，仕途便青云直上，终至宰相高位。李敬玄为亳州人，他任吏部尚书，掌握着用人之权。其所娶之妻亦为山东旧门士族。为提高门第，李敬玄遂与赵郡李氏合谱，自称源出赵郡，与赵郡诸李共叙昭穆。赵郡李因畏李敬玄权势，亦乐于认同，称李敬玄为兄或叔。魏晋以降，太原王氏为第一等著姓，王锷出身寒微而致将相，他为了攀附名族，自称是太原人，投附太原王�门下为从子，此后遂以“阀阅自高”。而王�的子弟亦凭藉王锷的权势而得到美官。参阅《新唐书》卷170《王锷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5170页。这是权势与门望相互利用的典型之例。此外，还有一些名门望族为攀附权势，不惜降尊纡贵与大宦官通谱。如唐宣宗朝，权阉马元贽为禁军首领，窃弄政柄，望族出身的宰相马植不仅不对其裁抑，反而与之“通昭穆”。事见《新唐书》卷184《马植传》，第5391页。此种同姓攀附之风到了五代愈演愈炽。如大将郭崇韬系行伍出身，却依托唐代名将郭子仪为远祖，南唐李�出身寒微，却攀附唐宗室吴王孙李�为祖先。参阅赵翼：《陔余丛考》卷31“认族”条，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532页。托附既滥，氏族源流和谱系真伪也就混不可辨了。此后到了宋代，私家所修的姓氏谱牒变得更加难以置信了。正如清人钱大昕指出：“宋元以后，私家之谱不登于朝，于是支离傅会，纷纭�驳，私造官阶，倒置年代，遥遥华胄，徒为有识者喷饭之助矣。”钱大昕撰、吕友仁标校：《潜研堂文集》卷26《钜野姚氏族谱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448页。叶瑛：《文史通义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第485页。 由此可见，课题组在全国各地找到的近百份曹氏家谱的远祖为曹操的可靠性就很值得怀疑。课题组负责人声称：“如果一个家族是曹操的后人，族谱中应有记载，而不会刻意写进曹操的名字，尤其是曹操的名声自古以来就不好”。《吾本操后――曹操家族基因研究纪实》，《新民晚报》2013年11月24日。曹操的名声自古以来就不好吗？根据大量的史料记载，可以清晰地看出，世人对曹操的褒贬抑扬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大相径庭。陈寿所撰的《三国志》对曹操作出了很高的评价，《三国志・武帝纪》篇末云：“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揽申（不害）、商（鞅）之法术，该韩（信）、白（起）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毫无疑问，因陈寿是蜀汉的降臣，后在西晋为官，奉诏撰《三国志》，他以魏为正统，对曹操颇多溢美，也是很正常的。不过，与曹操差不多同时代的或稍晚一些时候的人，对曹操也多有赞誉。如西晋陆机《吊魏武帝文》说曹操“摧群雄而电击，举劲敌其如遗，威先天而盖世，力荡海而拔山。”刘颂称“魏武帝以经略之才，拨烦理乱，兼肃文教，积数十年，至于延康之初，然后吏清下顺，法始大行。”《晋书・刘颂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1295页。五胡十六国时期，徐光奉承后赵主石勒是“神武筹略迈于高皇，雄艺卓荦超绝魏祖”。《晋书・石勒载记》，第2749页。萧梁建立后，梁武帝萧衍对曹操一家十分推崇。萧衍自比曹操，而称萧纲为“吾家之东阿”；案：曹植被魏文帝封为东阿王，《梁书・简文帝纪》，中华书局，1973年，第109页。萧续为“此我之任城也”。案：曹彰被魏文帝封为任城王，《梁书・高祖三王传》，第431页。直到唐代，时人对曹操的文韬武略、卓著功勋还是十分敬佩。如唐太宗李世民就认为“魏武帝若无多疑猜人之性，几为完人也。”我们再看杜甫的《丹青引赠曹将军霸》一诗：“将军魏武之子孙，于今为庶为清门，英雄割据虽已矣，文采风流今尚存。”杜甫是唐代最杰出的诗人之一，如果当时社会上已流行着曹操是一代奸雄的形象，杜甫能称曹操为“英雄”，并誉之为“文采风流”么？再则，杜甫的诗是赠给曹霸的，若曹操名声很坏，杜甫就得考虑一下，曹霸会不会承认曹操为始祖并接受他的诗。清乾隆时有个秦涧泉的人，到杭州岳王坟前，见秦桧铁像跪在墓前，不禁羞愧汗颜，遂口占一诗云：“人从宋后少名桧，我到坟前愧姓秦”。可见，国人对祖先的荣辱是极为看重的。
随着宋代统治者思想观念的转变，以及程朱理学的兴盛，曹操的形象才逐渐从唐朝的被推崇到被贬斥。元末明初。罗贯中笔下的《三国演义》是曹操负面形象塑造的集大成者。《三国演义》的政治倾向性非常明显，崇刘抑曹是作品的主基调，并着力渲染曹操是一个“宁使我负天下人，毋使天下人负我”的奸雄。尽管如此，宋至明清时期，人们对曹操的雄才大略以及历史功绩依然十分钦佩。例如，司马光在《资治通鉴》评曰：
王知人善察，难眩以伪。识拔奇才，不拘微贱；随能任使，皆获其用。与敌对阵，意思安闲，如不欲战然；及至决机乘胜，气势盈溢。勋劳宜赏，不吝千金，无功望施，分毫不与。用法峻急，有犯必戮；或对之流涕，然终无所赦。雅性节俭，不好华丽。故能芟刈群雄，几平海内。《资治通鉴》卷69“黄初元年”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458页。
明末农民起义军领袖罗汝才对曹操颇为景仰，其绰号就自称“曹操”。清代乾嘉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赵翼对司马氏和曹操作了比较之后，对曹操的历史功绩作了很高的评价。他说：“操起兵于汉祚垂绝之后，力征经营，延汉祚者二十余年，然后代之。司马氏当魏室未衰，乘机窃权，废一帝，弑一帝，而夺其位，比之于操，其功罪不可同日语矣”。赵翼：《廿二史札记》卷7“魏晋禅代不同”条，中华书局，1984年，第148页。可见，宋代之前，对曹操基本肯定，有宋以降，则毁誉不一，有褒有贬。
自郭沫若先生在1959年替曹操翻案后，史学界迅速展开了一场有关曹操是非功过的学术大讨论，随后毛泽东在《浪淘沙・北戴河》一诗中写道：“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颂扬了曹操对历史作出的贡献。今天，无论是史学界抑或是广大民众，对曹操的看法已基本定型，曹操已被定位为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作为政治家，曹操对统一中国北方，结束东汉末年群雄割据作出了巨大贡献；在三国诸多风云人物中，曹操的军事才能最为突出，无论是周瑜、诸葛亮还是司马懿都无法与其相比；作为建安文学的领袖，他的诗篇既有“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雄浑豪迈，又有“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浪漫。
由此可见，所谓“曹操的名声自古以来就不好”的说法是根本站不住的。前文曾列举了历史上大量的追远冒祖，伪造谱牒，同姓通谱之例。与之相比，此种状况，时下实有过之而无不及。近年来，几乎没有哪一个名人，其籍贯、出生地、隐居地是没有争议的，诸葛亮耕躬地要争抢，西王母文化发源地要争夺，老子出生地要争夺，李白故里要争吵。甚至还要争夺西门庆故里。至于哪一个人是历史名人的后裔，更是争得脸红耳赤。鲁迅先生在《阿Q正传》中说：“在俺们中国，祖上如何，先前是否阔，那是关乎一张脸面，九分荣耀。”众所周知，如今的曹操已成为三国时期的头号英雄人物，故如果有谁能被权威机构认定为曹操的后裔岂非是无上之荣光。
据媒体报道，自复旦课题组成立以来，全国约有数千名曹姓男子自称是曹操后裔，志愿参加DNA检测，我担心这会闹出不少笑话来。因为这些曹姓男子中不少人缺乏起码的历史知识。据《新民晚报》记者姜燕所撰的《吾本操后――曹操家族基因研究纪实》报道：浙江《富春曹氏宗谱》内有曹操（魏武）记载。歙县雄村人曹大伟自称：“我们都是曹操之子陈思王曹植的后人，源起山东青州。”曹大伟翻开《富春曹氏宗谱》，其中一页清晰地记载着“腾、嵩、魏武、陈思王植”的字样。《富春曹氏宗谱》及其中有“腾、嵩、魏武、陈思王植”字样的页面均为新民晚报记者姜燕摄影。
对这样一本家谱课题组又是如何鉴定的呢？课题组负责人说：雄村曹氏和绩溪曹氏同为曹全�之后，曹全�已被考证确为曹操后代。雄村曹氏一世祖大十公曹仲纲迁至雄村后，到曹大伟已传到第19代。富阳曹氏后来又到上海博物馆，找到了保存完好的原本富阳宗谱，于2012年编制出这套宗谱。 据笔者前年去安徽考察，发现收藏于安徽徽州的曹氏族谱皆奉唐末人曹全�为始祖。明代所编的《安徽绩溪县旺川曹氏宗谱》载：“曹氏历汉及唐，子孙蕃延散处四方，其远而难知者不可悉述，至若先世卜居山东青州，自（曹）全�公命其子翊公剿寇于歙，是为徽州始迁之祖。”曹全�系唐末天平军节度使，在与黄巢农民军作战中被杀，因新旧《唐书》俱无其本传，仅《资治通鉴》卷254有其与农民军作战的简略记载，故其家世已不可考。新旧《唐书》、《资治通鉴》及明本《安徽绩溪县旺川曹氏宗谱》皆无曹全�家世的记载，课题组凭什么能考证出曹全�是曹操后裔呢？再则，《富春曹氏宗谱》原本并无“腾、嵩、魏武、陈思王植”字样的内容，怎么到了上海博物馆，案：笔者就此事致电上海博物馆核实此事，上博图书馆馆长唐友波先生明确告知笔者，上博根本没有《富阳宗谱》。就找到了保存完好的原本《富阳宗谱》，于2012年编制出这套宗谱呢。兹事体大，故请你们拿出所谓的原本《富阳宗谱》公之于众，让精通谱牒学的学者来鉴定真伪。总之，这项研究是一项极其严肃的课题，本着对国人负责，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希望能将此事搞个水落石出。否则真的如二百多年前清代学术大师钱大昕所说：“徒为有识者喷饭之助矣。”
又据国内各主要媒体报道：“2013年11月23日上午，被复旦大学课题组研究认定曹操后代的铁岭腰堡曹国平和东港曹祖义分别带着各自族人相聚沈阳，想认亲并共同研究续个家谱。这些曹姓族人站到一起，相貌惊人地相似，都是浓眉大眼。曹祖义说，大家站在一起，一看就知道是一家人”。我以为，这类不经之语，颇令人忍俊不禁。曹操是1800多年前的人，当时又无摄影，真正的曹操谁见过？关于曹操的容貌，陈寿《三国志》只字未提，南朝刘义庆所撰《世说新语・容止》有简略记载：“魏武将见匈奴使，自以形陋，不足雄远国，使崔季�代，帝自捉刀立床头。”刘孝标注引《魏氏春秋》曰：“武王姿貌短小”。如果《世说新语》所言属实，曹操就是一个“姿貌短小”、“形陋”之人，和“浓眉大眼”的当代曹操后人并无相似之处，如果这些曹姓族人认为他们“相貌惊人地相似”，那就等于承认自己是一个“姿貌短小”、“形陋”之人，我想，曹祖义等诸位先生如果看到了《世说新语》的这条记载，还会讲出这样的话吗？
然而令人捧腹发噱的事远不止一桩，而是接踵而至。今年1月4日，一位网名叫做妃妃的女孩在微博、论坛上连续发文，公开称自己为孙悟空后人，引起了众多网友的莫名，有网友评论称“你是在开玩笑么，你是猴子请来的救兵吧”。而令人震惊和意外的是，两天之后，1月6日，女孩竟然携祖上留传下来的物证前往上海复旦大学人类学研究实验室，希望通过DNA检测证明自己是孙悟空后代的身份。据了解，现居北京的妃妃老家为连云港，也是目前国内认可度最高的孙悟空家乡。妃妃一家在民国时期迁居到北京，此次提供验证DNA的证据为家中祖传的“灵石”和“猴毛”，起初连她自己也不相信，但长辈们谈起来的认真劲，让她开始从怀疑变得好奇，最终希望通过复旦大学人类学研究实验室来求证。引自2014年1月10日深圳广电集团及国内各主要网站。
又据《华商晨报》记者谢杨于2013年12月13日报道：辽宁省朝阳市市民马生民自称是“马超后人”，并持有家谱。马生民希望相关学者也能进行马超后人的DNA鉴定对比，以完善马氏家谱。记者采访了沈阳师范大学王立波教授，她表示，这些家谱是不是真实的，家谱里是否真有马超的名字，这些不能作为判断是否马超后人的决定性证据。王立波说，“无论马先生是不是马超后人，希望这家人能有个平常心对待，把自己现在的生活过好”。
看了这类报道，笔者除了觉得荒诞不经外，还有一丝隐忧，即目前国民攀附名人，提高自己社会地位的心态愈演愈炽，已蔚成风气。从原始意义说，家谱最具平民特色，所起的主要作用是敦亲睦族，增强家族亲人的凝聚力，而不应成为炫耀血统高贵的资本。如此煞费苦心地攀附历史上的显贵，甚至是神话传说中的人物，只能进一步地导致急功近利的浮躁之气。而课题组的这项研究在客观上又推波助澜，助长了这类风气的蔓延。
其实，盲目地追远、认名人为祖，抑或同姓通谱，不仅不能提高自己的社会身份，反而会成为千秋笑柄。明太祖朱元璋称帝后，亦欲摆脱自己的草根身份，认宋代理学大师朱熹为祖，但在同徽州的一个朱姓典史对话之后，即改变了初衷。他想，“万一硬认上，白给人做子孙倒也罢了，被识破落人笑话，如何使得，只好打消了这个念头”。参阅吴晗：《朱元璋传》，三联书店，1965年，第269页。朱元璋的清醒，最终作出了理智的选择，回归自己“淮右布衣”的身份。有宋以降，因吴越王钱�主动纳土归宋，得到宋太宗的礼遇恩宠，遂使钱姓在百家姓中的地位大为提高。但天下钱姓必以吴越王钱�一族的后裔为荣，故江浙一带钱氏纷纷称己为武肃王钱�之裔。钱大昕是清代乾嘉学派中饮誉海内的著名学者，为嘉定望族。但他持审慎态度，不肯轻言己是钱�之后。钱大昕云：“江浙钱氏，多称吴越武肃王之裔。吾始祖之迁，失其谱系，其出于吴越与否，不敢知也。”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49《盛泾先茔之碣》，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865页。我认为，朱元璋和钱大昕的做法很值得那些热衷于攀名人显贵为祖之人的借鉴。
最后，我再提一点不成熟的管见。我以为课题组在鉴定民间家谱的问题上，千万要慎之再慎之。复旦是海内外知名高校，课题组负责人亦是享有盛誉的专家学者，对一般民众而言，你们的结论虽不是一言九鼎，但也是举足轻重。故一定要把好家谱真伪鉴定这个关，宁可从严，而不可失之于宽。这里，余不揣浅陋，兹提供一段史实，以供课题组诸先生参阅：唐玄宗时，孔至撰《百家类例》，凡列入其中者皆为当时有名望的旧门士族。他认为张说虽官居宰相，但却是近代新贵，故未将张说一族列入百家族姓中，张说之子十分恼怒地斥责孔至：“天下族姓，何关尔事，而妄为升降”，要孔至易辙改弦，重新将张说纳入《百家类例》中。孔至有些犹豫，便向韦述求教。韦述激励他说：“士大夫奋笔，将为千载楷模，奈何以一言而自动�，有死而已，胡可改也”。孔至乃坚定信心，“如其言，遂不复改”。封演：《封氏闻见记》卷10，学苑出版社，2001年，第245页。我以为，今天，我们从事家谱研究的学者还得要有一点孔至“有死而已，胡可改也”的精神，必须实事求是，决不为了某种利益的需要，而轻易认同当今社会的同姓通谱，抑或是伪冒假托。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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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世上争开路，阀阅山东拄破天(二)
琅邪王氏家族概说
[摘要]山东琅邪王氏是古代临沂名门望族，是周灵王太子晋的后裔。秦朝，王元为“避秦乱”而逃到了琅邪郡，到魏晋时期琅邪王氏郡望形成。自王吉至王崇，祖孙三代禄位弥重，且道德学问一脉相承，为琅邪王氏家族以后的贵显奠定了基础。魏晋时期，琅邪王氏的士族门阀地位确立。到王导时，“王与马，共天下”，琅邪王氏家族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影响都发展到了巅峰。唐朝后期，琅邪王氏已经走到了尽头，经过唐末和五代十国的大动荡之后，到宋初时，琅邪王氏与其他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名门望族一样，彻底丧失了原有的门第和地位，退出了历史舞台。 [关键词]琅邪王氏 家族发展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3）10-0033-03
山东琅邪王氏是古代著名的门阀士族，自东周灵王太子晋起，秦朝末年王元始居琅邪。汉唐时期，琅邪王氏爵位蝉联、风流不衰，700余年间，作为一个政治、文化大族延续。
一、琅邪王氏姓氏渊源
在古代，姓与氏有着严格的区别，其意义也大相径庭，有其不同的社会作用。姓是有共同血缘关系的种族称号，氏是由姓衍生出来的分支称号。我国的姓氏制度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过程。
东周灵王太子姬晋（亦称王子晋、王子乔），是琅邪王氏传说中的第一代祖先。姬晋是东周灵王长子，被立为太子，后因直谏被废为庶人，王位便由其弟继承。
汉王苻《潜夫论·志氏姓》载：“周灵王之太子晋，幼有成德，聪明博达，温恭敦敏。……（晋）平公遣师旷见太子晋，太子晋与语，师旷服德，深相结也。乃谓旷曰：‘吾闻太师能知人年之长短。’师旷对曰：‘汝色赤白，汝声清汙，火色不寿。’晋曰：‘然，吾后三年将上宾于帝。汝慎无言，殃将及汝。’其后三年而太子死。……世人以其豫自知去期，故传称王子乔仙。仙之后，其嗣避周难于晋，家于平阳，因氏王氏。”这是最早的关于太子晋之“嗣”得姓王氏的记载。
后来在《新唐书》卷七十二《宰相世系表》中载：“王氏出自姬姓。周灵王太子晋以直谏废为庶人，其子宗敬为司徒，时人号曰‘王家’，因以为氏。”《通志·氏族略四》也有：“若琅邪、太原之王，则曰周灵王太子晋以直谏废为庶人，其子宗敬为司徒，时人号曰‘王家’”。《元和姓纂》卷五曰：“王姓，出太原、琅邪，周灵王太子晋之后。”这说明琅邪王氏乃为太子晋之后。
六朝时期的一些碑文、墓志、系谱等也都强调琅邪王氏祖先与周灵王太子晋有关。如《丞相王导碑》：“公胄兴姬文，氏由王乔。玄圣陶化以启源，灵仙延祉以分流，贤俊相承，世冠海岱。”《古刻丛钞·齐故永明敬太妃墓志铭》曰：“永明敬太妃王氏，琅邪临沂人也。其先周灵王之后。”《文选》卷四十六任昉《王文宪集序》注引《琅邪王氏录》：“王氏之先，出自周王子晋。”《南北史世系表》卷一：“琅邪王氏，系出周灵王太子晋之后。”
由此观之，琅邪王氏的姓氏起源，基本可以认为琅邪王氏是姬姓之王，是周灵王太子晋的后裔。
二、琅邪王氏家族的形成
根据《新唐书》卷七十二《宰相世系表》记载，太子晋生宗敬，为东周司徒。自宗敬及其后人“以王为氏”，但其后有六代人找不到世系传承。秦朝之前的族人，虽有姓名、官职，但事迹大多不可考。
到宗敬八世孙错，为魏将军。他帮助魏惠王登上王位，任大夫。其后的几代王氏后人，“都是在魏国为官，到了王翦，才转而成了秦国的武将。因为王息为司寇，战国时只有魏有此官名。”①
战国后期至秦朝，王氏家族相继出现了王翦、王贲、王离祖孙三代名将。公元前219年（秦始皇二十八年），王贲与其子王离随秦始皇东巡，留居琅邪郡的三个月，对当地历史、地理和风俗民情有所了解，为其后王离之子王元东迁琅邪埋下了伏笔。
秦二世时，王离战败被俘，其家族面临族诛的命运，“元避秦乱，迁于琅邪，后徙临沂（今山东省临沂市）。四世孙吉，字子阳，汉谏大夫，始家皋虞（今山东省即墨市东北部），后徙临沂都乡南仁里。”王元为“避秦乱”而逃到了琅邪郡，到魏晋时期琅邪王氏郡望形成，琅邪王氏随即形成。
三、琅邪王氏的奠基
在琅邪王氏的发展过程中，王吉是转折性的人物。
王吉出生在琅邪，少年时期即刻苦学习儒家典籍，以郡吏举孝廉入仕，官至博士谏大夫。他注重对儿孙的儒学教育，确立了琅邪王氏以经学传家的传统，使琅邪王氏逐为儒学世家，进而成为世代簪缨的士族。王吉子王骏在汉成帝时任御史大夫，成为当朝三公之一。王骏子王崇，汉平帝时为大司空，封扶平侯。自王吉至王崇，祖孙三代禄位弥重，且道德学问一脉相承，“有累世之美”②，为琅邪王氏家族以后的贵显奠定了基础。
东汉时期的琅邪王氏，史书记载极为简略。因汉末战乱，谱牒散失外③，同时由于琅邪王氏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开始下降，以致世系不明，人员事迹无考。
四、琅邪王氏门阀士族地位的确立
魏晋之际，王祥、王览、王雄，再度光大琅邪王氏门楣。
王雄，字元伯，生卒年不详，文武兼备，胆略过人，曾相继担任过三个县的地方官，颇有政绩，后与孟达一起担任西部从事，在职期间，“奉宣维恩，怀柔有术，清慎持法”，被提拔为涿郡太守。孟达认为，王雄“雄才兼资文武，忠烈之性，逾越伦辈。今涿郡领户三千，孤寡之家，参居其半，北有守兵籓卫之固，诚不足舒雄智力，展其勤干也。”于是，上表举荐王雄，请魏文帝另委王雄以重任。不久，王雄被任命为幽州刺史，承担起拱卫北部边境的重任，成为魏初名臣。就琅邪王氏家族而言，王雄所起的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成为琅邪王氏家族发展史上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
王雄子王浑、王乂皆曾任职北方，一为凉州刺史，一为平北将军、幽州都督。他们之所以能进入曹魏政权，除自己的才能之外，王雄在曹魏政权中的地位以及曾长期担任北部边境地区的地方官亦是一个重要因素。而王浑、王乂在官场上的地位，又直接影响到了下一代，西晋时期的司徒王戎是王浑之子，太尉王衍、荆州刺史王澄皆是王乂之子，这三人在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上极大地推动了整个家族的发展，使琅邪王氏真正成为一流高门世族。 王祥（184-268年），字休征，生母早亡，继母不慈，常在父亲王融面前谗毁他，他因此失爱于父，又生逢乱世，处境艰难。王祥以纯孝得名，其孝行被后人渲染，以“卧冰求鲤”名列“二十四孝”。
王览（206-278年），字玄通，王祥同父异母的弟弟，以“王览争鸩”被收入《二十四悌图》，与王祥一起成为孝悌典范。
王祥、王览的孝、悌之名，为他们顺利进入仕途搭起了阶梯。在“以孝治天下”④的特殊时代，他们自身的表现以及因此而飞黄腾达为琅邪王氏的复兴提供了绝好的契机。魏文帝时，王祥起家为徐州刺史别驾，对稳定屡经战争破坏的徐州社会秩序做出了较大贡献。此后，王祥“举秀才，除温令，累迁大司农”，历任司隶校尉、太常、司空、太尉，西晋时拜太保，封睢陵公。王览亦随兄仕进，官至太中大夫。
王祥、王览身居高位，王祥五子、王览六子，除早亡者外，皆为西晋高官。虽然他们没有太多的功勋，但却为下一代的崛起打好了基础。王祥、王览兄弟特别标榜孝与悌，这两种德行不仅起到维系家族团结和睦的功用，而且成为以后士族主要的社会价值评判标准，在琅邪王氏家族发展史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可以说，正是在王祥、王览时期，琅邪王氏高门士族的社会地位，真正确立起来了，从而拉开了数百年冠冕绵延的序幕。
西晋时期，玄学取代儒学成为学术主流，王戎和王衍适应了时代潮流，由儒入玄。王戎是竹林七贤之一，又在灭吴战役中立有战功，王衍是元康（晋惠帝年号，291-299年）时期的名士领袖，二人相继为三公，声名显赫。他们与皇室以及裴氏、贾氏、郭氏等名族联姻，极大地提高了琅邪王氏家族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维护并推动了家族的发展，琅邪王氏真正成为门阀士族。
西晋前期，国内危机四伏，由宗室混战到诸王混战，以王戎、王衍为代表的王氏子弟根据时局变化不断调整自己的处世方针，尽可能避免卷入政治纷争，他们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关系和手段，在危机重重中躲过了一次又一次的朝政纷争和宫廷政变中的杀戮，尽量保全宗族，并为全族向南方转移、开辟新的天地做好了铺垫。
“八王之乱”后，东海王司马越成为胜利者。而王衍已为西晋声望最高的名士，累居显职，加之身边围聚着王敦、谢鲲、庾敳、阮修等诸多名士，双方各自的需要促成了王衍与司马越的结合，形成东晋初年“王与马共天下”政治格局的基础，成为琅邪王氏家族崛起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
307年（永嘉元年），根据王衍的建议，其弟王澄出任荆州刺史，309年（永嘉三年），其弟王敦又调任扬州刺史，兄弟二人控制了江南的两大军镇，为琅邪王氏向江南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五、琅邪王氏的鼎盛
317年，东晋政权建立，为褒奖王氏家族在东晋建国过程中的功绩，司马睿尊王导为“仲父”，登基称帝时“百官陪列，命导升御床共座。”⑤东晋初，王导身居相位，兼扬州刺史；王敦为大将军，都督江、扬、荆、襄、交、广六州军事、荆州刺史，拥重兵镇守武昌。“江左大镇，莫过荆、扬”⑥，扬州为政治中枢、经济中心，荆州则是军事重镇，“敦总征讨，导专机政，群从子弟布列显要，时人为之语曰：‘王与马，共天下。’”⑦琅邪王氏家族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影响都发展到了巅峰。
由于琅邪王氏权势过盛，引起了元帝司马睿和其他士族的不满与猜忌。在江东政局稍稍稳定之后，元帝便开始着手削弱琅邪王氏家族的势力。王敦个性刚愎阴狠，自控制了长江中游的军政大权，本已骄横日甚，元帝的猜忌和加强皇权的举措，更加激化了君臣之间的矛盾，不平之心加上野心，激怒迸发，“遂欲专制朝廷，有问鼎之心。”322年（永昌元年），王敦起兵进攻建康，很快占领京城，“拥兵不朝，放肆兵士劫掠内外。”⑧王敦自封丞相，把持朝廷大权，把几个军事重镇全部换上自己的亲属或心腹。不久，司马睿忧惧而死，太子司马绍继位，是为明帝，随即着手对付王敦。此后，尽管琅邪王氏家族的实力依然雄冠江南各世家，但其政治鼎盛期已经结束了，“王与马，共天下”的局面结束了。琅邪王氏对朝政的影响由文武二途一变而为文化影响政治一途，家族内部也由此形成了重文轻武的风气。
六、琅邪王氏的发展与衰落
晋宋之际，是中古政治史上风云激荡的时代，皇权政治取代了门阀政治。
在这一历史性的大转折时期，琅邪王氏继王导之后又一次登上了辉煌的顶峰。但他们没有和皇权产生太大的冲突，保住了琅邪王氏家族江南第一高门的社会地位，“谦抑止足”的门风也由此形成，对琅邪王氏在南朝时期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刘宋后期，皇室内部为争权夺利而相互残杀，以萧道成为首的政治集团迅速崛起，于479年（升明三年）代宋自立，建立南齐。琅邪王氏家族再次成为新王朝推波助澜的士族代表，进入了又一个高峰时期。
南齐后期，内乱不断，八年间先后换了五位皇帝。在混乱的朝局中，为了保护家族利益，琅邪王氏家族做出了与刘宋后期相似的选择，顺利进入新王朝。
梁朝时期，梁武帝以寒人掌机要，对士族采取了排挤政策。为避免日益加强的皇权对高门世族的猜忌、打击，王氏子弟多持谦退之风，再没有一人能像王导、王弘、王俭那样成为权力中枢举足轻重的人物，也没有人能做出一番切实的事业，政务操作能力大为下降，仅以文才显名朝堂，由政权的积极参与者退化为政治舞台上的装饰和点缀。梁末侯景之乱中，琅邪王氏族人在建康者多死于战乱、饥馑和瘟疫，因族人减少或湮没无闻，逐渐丧失了豪门世族的地位。
平定侯景之乱后，梁武帝第七子萧绎于承圣元年（552年）十一月，在江陵称帝，是为梁元帝。劫后余生的琅邪王氏子弟大多汇聚到萧绎麾下，尤以王褒最得信重。554年（承圣三年），西魏军南侵江陵，梁元帝率文武百官出降，不久即被处死。经江陵沦陷的打击，本已走向衰微的琅邪王氏家族，族人零落，家产毁败，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进一步削弱了。
陈朝建立前后，逃过江陵之难的琅邪王氏族人，除王凝⑨、王诵以外戚身份仕于后梁外，大都重返建康。因琅邪王氏的家族影响尚在，更兼王通、王瑒在梁陈禅代之际担任了传递皇帝玺绶的工作，因而成为开国功臣，其他族人也多任显职。但这时的王氏子弟，虽然官位显赫，却并无实权，在政治上不能有所建树，文化上也非一流，只能凭琅邪王氏这一招牌保持着较高的社会地位。 陈朝是南朝疆域最小的王朝，实力远远不及宋、齐、梁。公元588年，隋文帝杨坚兵分八路，大举伐陈，五十一万大军渡江南下。589年正月，隋军攻入建康，陈朝灭亡，南朝到此结束，琅邪王氏也走到了尽头。
永嘉之乱，王敦、王导率大部分族人南迁。从东晋开始，琅邪王氏虽仍保留了旧称呼，但他们的根基已经定在了江南，一直到萧齐时期，随着王肃的北奔，琅邪王氏的影响才再度扩展到北方。
经过隋朝的短暂统一，历史进入了辉煌的大唐王朝。在唐朝统治者大力推行文治政策的背景下，琅邪王氏子弟凭借家学传承，多以科举入仕，有四位王氏子弟官至宰相，显赫一时。但是，隋朝时期，统治者以科举制度取代了九品中正制度，唐朝时，唐太宗编修《氏族志》，武则天编《姓氏录》，以官爵高下为等级，打破了士族和庶族的界限，这些措施极大打击了门阀制度。两晋南朝时期盛极一时的琅邪王氏，随着政治特权和优势社会地位的丧失，逐渐走向衰亡。琅邪王氏的个别分支仅可以维持中等士族的地位，其他分支则与庶民无异。
唐朝后期，琅邪王氏已经走到了尽头，经过唐末和五代十国的大动荡之后，到宋初时，“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⑩，琅邪王氏与其他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名门望族一样，彻底丧失了原有的门第和地位，退出了历史舞台。
自两汉至隋唐，尤其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琅邪王氏家族是门第最显赫、社会影响最大、杰出人物最多的士族，历数百年而不衰。王氏家族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是由多种因素构成的：当时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环境，为琅邪王氏家族提供了可以平流进取的条件；王氏家族分支众多，人丁兴旺，有利于家族权位的延续；琅邪王氏子弟多能顺应历史潮流，与时推迁，始终将自己的家族利益放在第一位；琅邪王氏注重家学传承，深厚的家学渊源是它在政治上能长期立于不败之地的文化实力基础。
注释：
①王汝涛.琅邪王氏考信录.北京：群言出版社，2007年版，第27页.
②《汉书》卷七十二《王吉传》，第3067页.
③《晋书》卷五十一《挚虞传》：“虞以汉末丧乱，谱传多亡失，虽其子孙，不能言其先祖，撰《族姓昭穆》十卷”.《晋书》第1425页.
④《晋书》卷三十三《何曾传》，第995页.
⑤《晋书》卷六十五《王导传》，第1749页.
⑥《南齐书》卷十五《州郡志下》，第274页.
⑦《资治通鉴》卷九十一，太兴三年，第2884页.
⑧《晋书》卷九十八《王敦传》，第2558、2557、2559页.
⑨此人名字歧疑，《周书》卷四十八《萧詧传》作王凝：“及岿篡业，亲贤并用，……外戚则王凝、王诵。”《梁书》卷二十一《王份传》作王泛，《南史》卷二十三《王锡传》作王涉.
⑩（南宋）郑樵：《通志二十略》卷一《氏族序》，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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