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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矢与的》王实味(一)
《野百合花》与王实味之死
《野百合花》与王实味之死
傅国涌
权势的影响往往是一时、一地的，而思想、人格的影响却是跨越时空的。有时候一个悲剧人物给时代留下的影响远远要超过那些有权决定他生死的人。王实味被杀害已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王实味最后平反也有十几年了，然而，我们有关王实味的话题还刚刚开始切入正题。
王实味是40年代延安最大胆、最有争议的知识分子，一个年轻的翻译家、作家。连党的最高领袖毛泽东都曾深夜提着马灯去看《矢与的》壁报（上面最轰动的就是王实味写的短文），1945年“七大”时甚至说：“四二年，王实味在延安挂帅，他出墙报，引得南门外各地的人都去看。他是‘总司令’，我们打了败仗。”1962年，王实味死了十几年了，已经成为全国领袖的毛泽东又一次在最高层会议上提起他。
王实味只活了41岁，1947年惨遭杀害时头上戴了三顶大帽子，“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暗藏的国民党探子、特务”、“反党五人集团头头”。这些帽子那一顶都足以把他打入万劫不复的地狱。在他死后三十五年开始，三顶帽子由三个不同的部门以不同的形式陆续摘掉了，1982年中共中央组织部的决定否定了“反党五人集团”的存在，1986年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辑的《毛泽东著作选读》的“注释486”说关于王实味“是暗藏的国民党探子、特务一事，据查，不能成立”。1991年公安部对“托派问题”的结论予以纠正，宣布为王
实味平反昭雪。前后经历了近十年。
人性论
王实味到底是何许人？他在1942年的延安——当时中国的“革命圣地”说了些什么？
王实味是河南潢川人，原名叔翰，1930年以后用“实味”的名字投稿，还用过诗薇、石巍等笔名。1925年他考上北大，和胡风是同班同学。1926年他20岁那年加入共产党，那时北京还在军阀统治下的一片“白色恐怖”之中，李大钊就是1927年被杀害的。他在北大只读了两年就因为经济原因而辍学。
在1937年奔赴延安前，他已经是个作家、翻译家。在延安的头四年，他翻译了一、二百万字的马、恩、列经典著作，算得上是个有成就的马克思主义翻译家，正儿八经的党内知识分子。
导致他被杀的不过是他1942年写的几篇短文，也就因为这几篇小小的杂文，他的名字留在20世纪的历史上甩也甩不掉，他的案子、他的死都曾引起各方面的关注。
其实他一直是个真诚的马克思主义者，并没有向这一意识形态提出挑战。他不过是追求普通的人性，在他的短文里表达了自己朴素的人性观点，这些恐怕和他在北大所受的教育，和他在西方文学方面的深厚造诣有关。他虽然信仰马克思主义，但并没有放弃最基本的对人性的内在追求。这是他1942年闯祸、1943年被捕、1947年被杀的根本原因。
和他十分熟悉的文艺理论家雪苇揭发他——特别执着于“人
性”，深信“不论一般政治也好，或特殊的革命政治也好，人性都起着很大作用”。他认为“马克思主义者太强调客观、太看重物质，以为改变了客观的物质条件，人性就能够变好”，他以为未必。他指出，“改变人性这项工作是独立的，如果说它不比改变社会的物质环境更重要，至少是同样重要。”他举例说，革命之后，“得胜的新朝权贵们露出来的‘人性’，竟比老北洋军阀的更丑更恶，这使他悲愤；更使他痛心疾首的，则因他眼见不少的‘老朋友们’，一见气候转变，立即改辕易辙，甚至认贼做父，卖友求荣。”
雪苇那时在窑洞里写中国新文学史，张闻天说可以和王实味交换意见。他们肯定讨论过有关文学、人性等问题，他的揭发因而是可信的，和王实味自己的文章中所表达的观点也一致。
王文元回忆他们当年在上海每次见面谈论的主题也并不是革命，不是主义，“我们每见必谈、每谈必争的一个问题是他后来因之出名的‘人性论’”。
即使在王实味遭到批判后，他还经常和人说“斯大林人性不可爱”，苏联清党时“斯大林不知造成了多少罪恶”？“斯大林的性情太粗暴了”。
周扬当年在《解放日报》发表的长文《王实味的文艺观与我们的文艺观》，就是批判王实味“主张艺术是为抽象的人类服务，是表现抽象的人性的”。可见王实味对人性的理解是一贯的（当然，四十多年后周扬也发表文章说“人的根本就是人自身”，最后肯定他自己批判了一辈子的人道主义和人性论，这些王实味都不知道了）。
关于王实味的托派问题，起因是他有两个托派朋友。他在北大时的同乡、他的入党介绍人、他所敬爱的老大哥陈清晨（其昌），他的同学王文元（凡西）后来都成了著名的托派。30年代初他们在上海曾有过交往，替他们翻译过《列宁遗嘱》、《托洛茨基自传》中的两章，还在托派刊物上发表过小说，同意他们的一些观点。但他并不赞同他们另起炉灶，也从未参加过托派。
直到1942年王实味已大祸临头还对他们念念不忘，在杀气腾腾的批判会上，“仍觉得他们底‘人性’是好的”。尤其是对陈清晨，“即使面对着声色俱厉的批判与前景险恶的审讯，他也不肯否认那温暖地保存在他心中的老大哥‘好的人性’”。王实味的“愚蠢”之处就在于这里，——既然不是我们自己人，怎么可能“‘人性’是好的”呢？衡量人性的标准是什么？人性那时侯在党性、立场、觉悟这些大义凛然的概念面前，是多么微不足道啊！对这一些，书生气十足的王实味至死恐怕也不会明白。
他只知道，不能因为政治观点的分歧就否定他的老大哥、老同学的人性。1930年，他的妻子小产，家中一无所有，是陈清晨默默地把自己家里能当的东西全部当了，硬塞给他三十元钱（这一些王实味并不知道，他也不知道陈清晨最后惨死于日本宪兵之手）；王实味要翻译哈代的《还乡记》，穷得买不起原著，就是王文元替他买的。这种人性的温暖一辈子都留在他的心中，甚至可以为此而死。在面临厄运的人生关头，他依然坚持自己对人性的理解，以及做人的基本良知，这一切在我们这个民族、我们这个时代是多么难能可贵。
《野百合花》
1942年6月11日，丁玲为了批判、否定王实味，彻底划清与王实味的关系，在延安中央研究院与王实味思想作斗争的座谈会上发言说：“作家是须要有作品的，王实味除了《野百合花》，《政治家·艺术家》而外，还写过什么诗，小说么？”其实，早在1926年，王实味在学生时代就已在《晨报》副刊、《现代评论》、《创造月刊》、《新月》等赫赫有名的报刊上发表过多篇中、短篇小说，受到了诗人徐志摩、评论家陈西滢等的重视，《现代评论》还破例给了他三十元稿费，这件事曾被传为文坛佳话，甚至载入了文学史中，那时他不过二十出头。1930年，他的中篇小说《休息》被编入“新文艺丛书”，由中华书局出版，这套丛书中包括了沈从文、胡也频、徐志摩的作品。他还翻译过不少西方文学作品（如都德、哈代、高尔斯华绥等人的作品）。早在1933年9月出版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王哲甫著）就提到了他的文学创作。
当然，王实味最出名的是他1942年3月分两次发表在延安的《解放日报》上的一组杂文《野百合花》，他在“前记”中对这个题目作了解释，并深情地回忆起他在北大时那个“圣洁的影子”——李芬，一个在北大入党的女共产党员，1928年春天她在故乡湖南被自己的亲舅父缚送给当地驻军，为了不被流氓奸尸，穿着三套密密缝在一起的衬衣裤从容赴死。王实味一生都忘不了这个“圣洁的女殉道者”，并从她的影子里汲取生活、战斗的力量，促使他写下这些文字的也是这一力量，他由李芬想起了一切倒在血泊中的同志，所以他才批评延
《矢与的》王实味(二)
王实味之死
王实味之死
九四七年七月，山西兴县。一名被押绑的中年知识分子被武装人员押送到破庙后的僻静处，大刀抡起，刀落头落，鲜血狂喷。之后，尸首被扔进一眼枯井，倒入泥土掩盖，从此消失。 被杀的人的名字今天已经不为人所知。然而，他的死却开启了一幕悲剧，一幕本世纪下半叶知识人惊天地泣鬼神的悲剧。人们以为文革始于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我却认为，那仅仅是高潮，一切早已经不知不觉地开始，那位被杀戮的书生，是前文革时代的祭品。
他的名字叫王实味。
一九二五年，王实味考入北京大学。“五四”运动之后的北京大学，宛如百川归大海，有容乃大。与王实味同班的同学里，有一位也是将在本世纪文化思想史上扮演重要角色的人物，他就是胡风。一九二六年，王实味在北大四斋创作短篇小说《杨五奶奶》、中篇小说《毁灭的精神》，并向《现代评论》投稿。主编陈西滢读完之后，大加赞赏，破例开出三十元的稿费。在自叙传式的中篇《休息》中，烈焰般的情感与怒涛般的浪潮展露出作者超凡的才华。王实味以稿费维持生活，后来实在无法继续学业，不得不半途休学。此后，他开始大量翻译外国文学名著。数年间，他一共翻译了上百万字，如奥尼尔的《奇异的插曲》、哈代的《还乡记》、都德的《萨芙》、霍普特曼的《珊拿的邪教徒》。他的译文别具一格，有著“蓬勃的人性之热与力。”
一九三七年，在抗日的烽火中，王实味奔赴延安，延安是那一代青年人心目中的“灯塔与明灯”。他投入到马列著作的翻译与研究之中，四年内译出两百万字的著作，如《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价格、价值和利润》、两卷半《列宁选集》。由于在文艺和翻译工作上取得突出成就，他被任命为中央研究院特别研究员。
随著对经典理论的深入研究和对延安现实的全面观察，王实味发现了一个历史的悖论：为了一个崇高的理想，是否可以不择手段而达到目的？在这样的思路下，尖锐的对立产生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是否必须以牺牲个体的精神自由为代价？民族的解放、社会的整合是否能与人的解放、国民性的改造统一起来？龙种是何以变成跳蚤的？
理论家的悲剧缘于理论的尖锐和实践的固执。一九四二年，延安整风开始。这实际上是十五年之后那场规模更大的“阳谋”的预演。二月十七日，王实味在《谷雨》杂志上发表杂文《政治家、艺术家》，接著又在《解放日报》上发表《野百合花》。他承续了鲁迅“改造灵魂”的思路，以及北大精神中最可贵的一面“常与黑暗势力抗战，即使只有自己”。他在天上见到了深渊，他毫不留情地批评“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升平气象，批评“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的等级制度，坚持艺术家的责任是“揭露一切肮脏和黑暗”，从而与“欣欣向荣”的主潮形成激烈的冲突。
医生遇到了讳疾忌医的病人，“真”与“假”的命题被强权置换了。在延安，王实味大概是研读马列原著最深入的“真正的马列主义者”。但是，当众多不读马列的“真马列主义者”把他当作“异端”之后，他便成了“反革命茅坑”中的“假马列主义者”。假如马克思地下有知，恐怕连苦笑也笑不出来吧？正如鲁迅所说：“如果孔丘、释迦、耶稣基督还活著，那些教徒难免要恐慌。对于他们的行为，真不知道教主要怎样感叹。所以，如果活著，只得迫害她。待到伟大的人物化为化石，人们都称他伟大时，他已经变为傀儡了。”
“我们决不能让邪气更大的人得势”，批判一开始，王实味没有低头认错。自东汉以来，河南人就颇有“强项”之气。身为河南人的王实味又禀赋了北大的抗争精神，喊出了“绝对民主”的口号。他说，作为人格独立的知识著“必须有至大至刚的硬骨头”。对经典理论的爬梳与对国内国际形势的分析，使他得出惊世骇俗的结论，“托派理论有些地方是正确的”，“中国大革命的失败，共产国际应负责”，“斯大林的人性不可爱”。
权势的影响往往是一时、一地的，而思想、人格的影响却是跨越时空的。有时候一个悲剧人物给时代留下的影响远远要超过那些有权决定他生死的人。王实味被杀害已经过了半个多世
纪，王实味最后平反也有十几年了，然而，我们有关王实味的话题还刚刚开始切入正题。
王实味是40年代延安最大胆、最有争议的知识分子，一个年轻的翻译家、作家。连党的最高领袖毛泽东都曾深夜提着马灯去看《矢与的》壁报（上面最轰动的就是王实味写的短文），1945年“七大”时甚至说：“四二年，王实味在延安挂帅，他出墙报，引得南门外各地的人都去看。他是„总司令‟，我们打了败仗。”1962年，王实味死了十几年了，已经成为全国领袖的毛泽东又一次在最高层会议上提起他。
王实味只活了41岁，1947年惨遭杀害时头上戴了三顶大帽子，“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暗藏的国民党探子、特务”、“反党五人集团头头”。这些帽子那一顶都足以把他打入万劫不复的地狱。在他死后三十五年开始，三顶帽子由三个不同的部门以不同的形式陆续摘掉了，1982年中共中央组织部的决定否定了“反党五人集团”的存在，1986年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辑的《毛泽东著作选读》的“注释486”说关于王实味“是暗藏的国民党探子、特务一事，据查，不能成立”。1991年公安部对“托派问题”的结论予以纠正，宣布为王实味平反昭雪。前后经历了近十年。
人屏蔽词语论
王实味到底是何许人？他在1942年的延安——当时中国的“革命圣地”说了些什么？
王实味是河南潢川人，原名叔翰，1930年以后用“实味”的名字投稿，还用过诗薇、石巍等笔名。1925年他考上北大，和胡风是同班同学。1926年他20岁那年加入共产党，那时北京还在军阀统治下的一片“白色恐怖”之中，李大钊就是1927年被杀害的。他在北大只读了两年就因为经济原因而辍学。
在1937年奔赴延安前，他已经是个作家、翻译家。在延安的头四年，他翻译了一、二百万字的马、恩、列经典著作，算得上是个有成就的马克思主义翻译家，正儿八经的党内知识分子。
导致他被杀的不过是他1942年写的几篇短文，也就因为这几篇小小的杂文，他的名字留在20世纪的历史上甩也甩不掉，他的案子、他的死都曾引起各方面的关注。
其实他一直是个真诚的马克思主义者，并没有向这一意识形态提出挑战。他不过是追求普通的人屏蔽词语，在他的短文里表达了自己朴素的人屏蔽词语观点，这些恐怕和他在北大所受的教育，和他在西方文学方面的深厚造诣有关。他虽然信仰马克思主义，但并没有放弃最基本的对人屏蔽词语的内在追求。这是他1942年闯祸、1943年被捕、1947年被杀的根本原因。
和他十分熟悉的文艺理论家雪苇揭发他——特别执着于“人屏蔽词语”，深信“不论一般政治也好，或特殊的革命政治也好，人屏蔽词语都起着很大作用”。他认为“马克思主义者太强调客观、太看重物质，以为改变了客观的物质条件，人屏蔽词语就能够变好”，他以为未必。他指出，“改变人屏蔽词语这项工作是独立的，如果说它不比改变社会的物质环境更重要，至少是同样重要。”他举例说，革命之后，“得胜的新朝权贵们露出来的„人屏蔽词语‟，竟比老北洋军阀的更丑更恶，这使他悲愤；更使他痛心疾首的，则因他眼见不少的„老朋友们‟，一见气候转变，立即改辕易辙，甚至认贼做父，卖友求荣。”
雪苇那时在窑洞里写中国新文学史，张闻天说可以和王实味交换意见。他们肯定讨论过有关文学、人屏蔽词语等问题，他的揭发因而是可信的，和王实味自己的文章中所表达的观点也一致。
王文元回忆他们当年在上海每次见面谈论的主题也并不是革命，不是主义，“我们每见必谈、每谈必争的一个问题是他后来因之出名的„人屏蔽词语论‟”。
即使在王实味遭到批判后，他还经常和人说“斯大林人屏蔽词语不可爱”，苏联清党时“斯大林不知造成了多少罪恶”？“斯大林的屏蔽词语情太粗暴了”。
周扬当年在《解放日报》发表的长文《王实味的文艺观与我们的文艺观》，就是批判王实味“主张艺术是为抽象的人类服务，是表现抽象的人屏蔽词语的”。可见王实味对人屏蔽词语的理解是一贯的（当然，四十多年后周扬也发表文章说“人的根本就是人自身”，最后肯定他自己批判了一辈子的人道主义和人屏蔽词语论，这些王实味都不知道了）。
关于王实味的托派问题，起因是他有两个托派朋友。他在北大时的同乡、他的入党介绍人、他所敬爱的老大哥陈清晨（其昌），他的同学王文元（凡西）后来都成了著名的托派。30年代初他们在上海曾有过交往，替他们翻译过《列宁遗嘱》、《托洛茨基自传》中的两章，还在托派刊物上发表过小说，同意他们的一些观点。但他并不赞同他们另起炉灶，也从未参加过托派。
直到1942年王实味已大祸临头还对他们念念不忘，在杀气腾腾的批判会上，“仍觉得他们底„人屏蔽词语‟是好的”。尤其是对陈清晨，“即使面对着声色俱厉的批判与前景险恶的审讯，他也不肯否认那温暖地保存在他心中的老大哥„好的人屏蔽词语‟”。王实味的“愚蠢”之处就在于这里，——既然不是我们自己人，怎么可能“„人屏蔽词语‟是好的”呢？衡量人屏蔽词语的标准是什么？人屏蔽词语那时侯在党屏蔽词语、立场、觉悟这些大义凛然的概念面前，是多么微不足道啊！对这一些，书生气十足的王实味至死恐怕也不会明白。【《矢与的》王实味】
他只知道，不能因为政治观点的分歧就否定他的老大哥、老同学的人屏蔽词语。1930年，他的妻子小产，家中一无所有，是陈清晨默默地把自己家里能当的东西全部当了，硬塞给他三十元钱（这一些王实味并不知道，他也不知道陈清晨最后惨死于日本宪兵之手）；王实味要翻译哈代的《还乡记》，穷得买不起原著，就是王文元替他买的。这种人屏蔽词语的温暖一辈子都留在他的心中，甚至可以为此而死。在面临厄运的人生关头，他依然坚持自己对人屏蔽词语的理解，以及做人的基本良知，这一切在我们这个民族、我们这个时代是多么难能可贵。
《野百合花》
1942年6月11日，丁玲为了批判、否定王实味，彻底划清与王实味的关系，在延安中央研究院与王实味思想作斗争的座谈会上发言说：“作家是须要有作品的，王实味除了《野百合花》，《政治家·艺术家》而外，还写过什么诗，小说么？”其实，早在1926年，王实味在学生时代就已在《晨报》副刊、《现代评论》、《创造月刊》、《新月》等赫赫有名的报刊上发表过多篇中、短篇小说，受到了诗人徐志摩、评论家陈西滢等的重视，《现代评论》还破例给了他三十元稿费，这件事曾被传为文坛佳话，甚至载入了文学史中，那时他不过二十出头。
《矢与的》王实味(三)
1942延安文学事件中的大历史与小故事
1942延安文学事件中的大历史与小故事
——以王实味的命运为例
明飞龙
【内容摘要】王实味的命运在1942延安文学事件（文艺整风）中有着深长的意味，王实味并不是1942延安“新启蒙文学”的肇始者，他批判的锋芒也没有格外锐利，但他却成为1942年以来第一个为中国文学献出生命的作家。为什么在当代文学生成期间，王实味为什么会遭此命运？这背后有怎样的故事？本文试图回答这个问题。
【关键词】1942延安文学事件 王实味
引 言
目前学术界对王实味的研究已有不少成果，比较著名的有黄昌勇的《王实味传》及宋金寿的《毛泽东与王实味的定案》等，但这些成果，基本是讲述事件的经过，很少涉及对王实味命运的深入考察。王实味的命运在1942延安文学事件（文艺整风）中有着深长意味。王实味并不是1942延安“新启蒙文学”的肇始者，他批判的锋芒也不是惊世骇俗，但他却成为1942延安文学事件中的牺牲者。为什么在当代文学生成期间，王实味为什么会遭此命运？这背后有怎样的故事？本文试图回答这个问题。
一
关于王实味命运的故事是在延安文艺整风的大历史中发生的。1942年整风初期，很多人，尤其是普通的知识分子对其意图是不清楚的，就如当时的《解放日报》编辑黎辛所说：“事实上，当时一般干部，甚至是一些高级干部对整风的意图、要求和做法也是不理解的。”[1]应该说，整风一开始的目的是为了清除有苏联背景的王明等人的影响。当时《解放日报》的“社论”也有类似的暗示。①也许正是这样的暗示，延安《解放日报》的《文艺》副刊从1942年3月9日发表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开始，涉及整风主题，陆续发表了艾青的《了解作家，尊① “干部名流”、“大师”等要在群众面前“脱裤子”、“割尾巴”。同时，这篇“社论”还说：„„“我们自动地主张脱裤子，因为我们有充分的自信，知道自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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