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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学社的宗旨,口号,学生感言
文学社
名称：心语文学社
宗旨：丰富校园文化，展现自我风采
口号：假如给我一双翅膀，我会在文学的世界里自由翱翔。 学生感言：
176袁倩：文学社的活动丰富了我的课外生活，让我更加热爱文学，热爱生活，热爱写作。
177罗思敏：在文学社的这些日子里，我收获了很多快乐，他给我提供了许多实践的机会，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更好的学习发展平台。 179彭玉凤：在文学社里，我可以尽情地阅读自己喜爱的文学作品，这极大地开阔了我的眼界，让我收获了很多知识。
179刘奔：文学社的同学都很富有想象力和创造力，他们的写作都好棒！
181姜文丽：文学社培养了我的文学修养，我相信未来我可以成为更有素质，更有品性的人。
183刘兴历：老师耐心地指导我的写作，在不断地学习和训练过程中，我觉得自己的写作获得了进步。
【二】:文学社社团简介
文学社
一、社团背景
文学，是“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洒脱和豪情万丈；文学，是“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的婉约和柔情似水；文学，是“飘然思不群”的浪漫和奇丽；文学，是“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责任和使命。在快餐式的学习生活模式下，文学可以帮助大家沉淀一颗浮躁的心，塑造一个人宠辱不惊，淡然自如的品性。
同济中学作为一所百年老校，对学生的人文素养尤其重视，亦有诗歌朗诵的特色，在这样的文化渲染下，同济中学文学社横空出世，集结志同道合的文学爱好者们，一同去感知，这点滴的美好，去交流每一刻的幸福。
二、社团宗旨
（1）帮助更多的同学提升自己的文学赏析能力。
（2）让高中生走近文学，让文学走进学生的日常学习生活。
（3）为校园文化建设注入一份来自文学社的力量。
三、社团精神：
品读经典，体味生活，海纳百川，包容并济。
四、社团口号：
用文字记录生活，以文学浸润心灵。
五、活动形式：
开展文学作品鉴赏与感悟交流会
本社将定期以某一作家或作品作为主题，进行品读并召开交流会，以交流品读心得，集思广益，去了解文学大家文字背后的真性情，体会文化给我们带来的感动心灵的力量 邀请老师进行有关文学主题的指导讲座
一位风趣幽默的老师春风化雨的点拨往往能开启学生们的创意之门，打开同学们的思路之窗。同济中学文学社将定期邀请语文老师来为文学社社员们进行指导讲座，去引导同学去发现文字更深层的魅力。
定期举行外出参观文化名人故居活动
故居沉淀着此间主人的气质，走访故居，你看到的将不只是一间房，而是一位名人的日常生活与精神家园。故本社将定期举行外出参观文化名人故居的活动，去体验历史中沉淀下来的，故居文化带给你的感化人心的力量。
【三】:文学社标语
www.fz173.com_文学社团口号。【四】:20年代文学社团
开拓期(1917—1927).所谓现代文学的"第一个十年".
第一章“文学革命”与文学社团
一、“五四”新文化运动及其社会历史条件。
“五四”文学革命既是中国文学自身发展的历史必然，也是外来文学思潮影响的结果。它承继了梁启超、黄遵宪等人提倡的“新民”、“救国”的近代文学改良精神，而其直接的背景和动力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
辛亥革命失败后，内忧外患使国家和民族陷于垂危之中。封建帝制复辟与反复辟的尖锐斗争；尊孔与反尊孔的激烈交锋。进步知识分子的历史反思与启蒙主义觉悟。
晚清以来，留学生译介大量西方文学、哲学、社会学著作，直接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料和世界文化交流参照系。
西方列强忙于欧战期间，中国民族工商业有了明显发展，新兴阶级壮大，国内政治力量发生有利于新文化生长的变化。
以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为主要阵地，兴起“民主”与“科学”的新文化思想启蒙运动。陈独秀、吴虞、李大钊、鲁迅等批判封建专制主义与三纲五常等传统伦理道德观念；胡适、周作人“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理论倡导。这个反封建的文化运动在十月革命的影响和“五四”爱国浪潮的推动下，不仅壮大了声势，而且逐渐转换着自身的思想性质，其左翼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中坚。 二、文学革命及其发展。www.fz173.com_文学社团口号。
作为新文化运动一个组成部分的“五四”文学革命，1916年间已在《新青年》、《晨钟报》上公开酝酿。www.fz173.com_文学社团口号。
1917年1月，《新青年》刊出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它从“八事”入手，集中指责旧文学的流弊，初步触及到了文学内容与形式、文学的社会功能、真实性与时代性等一系列“文学上根本问题”。《刍议》正面主张书面语与口头语接近，要求以白话文学为“正宗”，是“五四”文学革命的“一个‘发难’的信号”，也是这场革命的第一篇宣言。 “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自觉地把白话文运动和国语运动结合起来，其意义超出了文学领域。
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倡导“国民文学”、‘写实文学”、“社会文学”的“三大主义”。对国风、楚辞直到元曲、明清小说的充分肯定，表明“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的实际含义并非全盘否定古典文学，锋芒仅指向“明之前后七子”及桐城派的仿古主义。他把文学革命当作“开发文明”、改变“国民性”并借以“革新政治”的“利器；同时，又认为“文学之为物”，有“其自身独立存在之价值”（答曾毅信），这是对梁启超“工具”论倾向的反驳。陈独秀把晚清以来的文学改革运动推向了最高点。
刘半农提出改革韵文、散文和使用标点符号等建设性意见；钱玄同从语言进化的角度说明白话取代文言的历史必然性。
周作人发表《人的文学》、《平民文学》等文，从个体本位思想出发，倡导新文学内容要从“肉”与“灵”的统一中去表现“人”，进而提出“为人生的文学”口号，主张“用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学”；并提出“以真为主，美即在其中”的创作准则。
鲁迅的“思想革命”主张与《狂人日记》的发表。胡适与《新青年》同人的白话新诗尝试。《每周评论》、《新潮》、《星期评论》、《少年中国》与京沪四大报纸副刊上显示的新文学创作实绩。
文学革命带来的文学观念的变化：文笔不分的传统观念的破除与严格意义上的文学观念的确立；仿古风气的改变与求真精神的发扬，文学从审美内容到语言形式大大接近生活和人民；文学改良人生，同时又具有自身的独立性；白话由边缘进据中心，成为文学正宗；新诗的创立、小说的革新、话剧的传入、美文的倡导，使文体得到大解放。
1919年下半年起，全国白话文报刊风起云涌，达400种之多。到1920年，在白话取代僵化了的文言已成事实的情况下，北洋政府教育部终于承认白话为“国语”，通令国民学校采用。白话文运动取得胜利。“五四”文学革命开辟了中国文学史的新时代。 三、与守旧复古的文学思想的论争。
文学革命的前进道路并非风平浪静。斗争的对象也发生着变化。
近代翻译文学先驱林纾引介西方文学卓有建树，但他不懂外文，旧的文学观念十分顽固，视文学革命为洪水猛兽。《致蔡鹤卿太史书》、《论古文白话之相消长》及小说《妖梦》、《荆生》所表现的反对、仇视新文学的立场。刘师培、黄侃等人与《国故》月刊的相似倾向。蔡元培和新文学阵营对守旧派的反击。
新人文主义思潮与“学衡派”的出现。《学衡》标榜“昌明国粹，融化新知”，反对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思想倾向保守；但他们也击中了新文学倡导者的某些弱点和要害，如白话诗创作的简单化倾向，以及过多否定传统戏曲等的偏激情绪。与《学衡》相呼应的《甲寅》上的复古论调。
鲁迅的《估〈学衡〉》和郁达夫、成仿吾、沈雁冰、邓中夏等对守旧复古思潮的反击。
四、新文学社团和刊物的兴盛。
1921年后新文学社团的蜂起。其原因及发展轨迹。
文学研究会和“为人生”的文学主张。改革《小说月报》；对“鸳鸯蝴蝶派”的批判及一概否定。稍后出现的语丝社、未名社等与文研会倾向接近的社团。
创造社始末。初期表现“内心要求”的文学主张和后来的变化。南国社、弥洒社、浅草—沉钟社等与创作社倾向大致相近的社团简介。
蒋光赤、沈泽民等以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为阵地的春雷社。与他们呼应的《中国青年》上的革命文学主张。
新月社始末及前后期的不同。新月社在新诗与剧运方面的主张与建树。 五、“五四”十年文学创作潮流概观。
1917年至1920年，是新文学创作的萌芽期；
1921年新文学社团出现到1926年北伐战争前夕，是文体大解放的创作活跃期； 1926年春到1927年冬，创作一度沉寂而为下一时期准备了勃兴的条件。
“五四”十年文学的基本特征可概括为：思想启蒙的倡导和理性精神的张扬，“乡愁”、“自叙”的苦闷和感伤情调的流行，艺术风格的个性化追求，创作方法的多样化探索等。
六、“五四”文学革命的历史意义和局限。
彻底批判、否定了整个封建制度及其思想文化体系；
始终贯穿、体现了个性解放、民主与科学并探索社会解放道路的启蒙思想主题； 以农民、平民劳动者、新型知识分子等人物形象代替了旧文学主人公帝王将相、才子佳人；
文学观念的重大变化与文学语言、文体形式的革新解放，奠定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基本审美价值取向和多元并存的接受心理基础；
自觉地借鉴、吸收外国文学及文化的营养，形成了面向世界而又不脱离传统的开放性现代文学。
丰收期(1927—1937).所谓现代文学的"第二个十年".
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与三十年代的文艺思潮（2课时）
一、无产阶级文学论争与“左联”的成立。
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兴起的历史背景和原因；早期共产党人对革命文学的倡导；大革命期间，创造社和进步文学阵营的酝酿；大革命失败后，无产阶级单独肩负领导中国革命的现实政治斗争的需要；国际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影响；革命作家相对集中于上海，提供了组织无产阶级革命文学队伍的可能性。
后期创造社和太阳社成员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基本理论主张：分析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产生的社会原因；初步论述了革命文学的根本性质、任务；接触到作家世界观的转变问题。
革命文学倡导者的主要错误：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当时的革命形势作出错误的分析；在文学理论上，提出了诸如夸大文艺作用、忽视文艺特征、轻视生活、主张作家世界观的突变等不正确的观点；否定“五四”文学革命和“五四”以来的新文学运动，把小资产阶级作家当作革命对象；对鲁迅、茅盾、叶绍钧、郁达夫等作家进行了错误的批判。 鲁迅、茅盾同创造社、太阳社的争论。鲁迅肯定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提倡，同时批评创造社作家的文艺思想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鲁迅指出他们夸大文艺作用是“爬进唯心的城堡”；反对他们轻视生活和文学技巧；强调文艺特征不可忽视；认为作家世界观的转换不可能突变。茅盾在肯定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同时，主张描写小资产阶级的生活和他们的苦闷，也批评了创造社的革命文学主张和创作实践中的严重缺点。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鲁迅《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主要内容和重大意义。二、“左联”的主要文学活动。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译介与传播；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会的设立；三套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的翻译出版；新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提倡与“革命浪漫蒂克”倾向的清算；“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介绍与讨论。
外国文学的翻译介绍：国际文化研究会的设立；苏联文学的译介；俄国和西方国家文学的译介。
文学大众化的两次讨论及创作的试验。
鲁迅、茅盾、丁玲、张天翼等创作上的出色成就和大批新作家的培养。 “两个口号”的论争与“左联”的自动解散。
缺点与错误：政治上，受到当时“左倾”路线的影响，搞了不少“左”的政治活动；组织上，存在宗派主义、关门主义，把作家团体当成政党组织；文艺思想理论上，照搬外国文学运动和理论，教条主义倾向；文学创作上，在某些作家中存在着轻视艺术规律，公式化、概念化的倾向。 三、30年代的文艺思想论争。
积极展开文艺思想斗争，是左翼文学活动的重要内容，也是30年代文坛的突出现象。(1)关于“文学基于普遍人性”的论争。
发生在左翼作家与新月派理论家梁实秋之间。梁实秋在《文学与革命》、《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等文章中，主张“文学乃是基于固定的普遍的人性”，提出“文学是没有阶级性的”；主张“天才”创造文学，认为文学与“大多数”不发生关系。目的是否定无产阶级文学存在的合理性。但他批评革命文学倡导者“把文学当作阶级斗争的工具而否认其本身的价值”，指出“人生现象有许多方面都是超于阶级的”，又带有一定的合理性。鲁迅、冯乃超等予以反批评。鲁迅指出，梁实秋提出文学就是表现喜、怒、哀、乐、爱等“最基本的人性的艺术”，是“矛盾而空虚的”。文学只有通过人，才能表现“人性”；然而“一用人，而且还在阶级社会里，即断不能免掉所属的阶级性”。同时，鲁迅也批评了把文学的阶级性绝对化的倾向，指出文学与阶级性的关系，是“都带”，而非“只有”。 （2）关于“文艺自由”的论争。
论争发生在胡秋原、苏汶和左翼作家之间，争论的焦点是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苏汶等反对政治“干涉”文学，态度偏激，文艺思想理论多有错误；但强调文学真实性的独立地位，是正确和必要的。左翼作家于反批评中，对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有所阐发，但提出“文艺永远是政治的留声机”，理论上片面、错误。歌特（张闻天）维护了文学真实性标准的独立价值，对真实性与党性、政治倾向性作了较为辩证的分析。 （3）关于“大众语文论争”。
论争的焦点集中于文学语言问题。它上承“左联”内部两次“文艺大众化”讨论，参加人员涉及整个文化界，发表文章数百篇。论争总结了“五四”“文白之争”以后文学语言发展的经验教训，批评了“欧化”与“半文半白”的倾向，纠正了一些“左联”作家否定白话、提出语言有阶级性等“左”的错误，探讨了现代文学语言的特点及其发展的方向。这是继“文白之争”后的又一次重大的文学语言论争，对此后现代文学语言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四、30年代文学发展的基本面貌与特点。
30年代文学发展的基本面貌，受到现实政治斗争、阶级斗争、社会革命的有力制约和影响。左翼文学运动和民主主义作家的文学活动，是推动30年文学发展的主要力量。它们各自的发展、演变，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构成了30年代文学发展的基本历史面貌。 民主主义作家的文学活动，为30年代文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他们创办了许多文学刊物，由此形成文学见解和创作倾向各异的许多作家群体。他们重视艺术规律，创作实绩斐然可观，老舍、巴金、曹禺、沈从文、李劼人等，则卓然成为大家。
创作潮流和特点：运用科学的社会理论剖析中国社会，由文化层面批判社会、探究人生，两种创作思潮同时出现。题材内容空前广泛，涉及中国社会各阶层生活。其中，农村破产、农民的苦难和反抗斗争，表现突出；茅盾、老舍、现代派作家提供的三种都市文学形态，引人瞩目。形式体制：长篇叙事文学，特别是长篇小说形式，日趋成熟；抒情写意小说长足发展；不同文学形式体制及其艺术特征的相互交融、综合，使边缘性文体进一步丰富、发展。创作方法：浪漫主义衰落，现代主义崭露头角；现实主义成为主流，同时又
吸收包容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的方法技巧。上述诸方面与20年代文学相比，都见出显著的
不同。
本时期的文学理论批评，呈多元发展态势。其中，鲁迅、茅盾、瞿秋白、冯雪峰、胡风、周扬等作家在文学批评实践中初步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并显示出不同的个性特征。刘西渭（李健吾）采取印象式批评，重视批评家的独立地位和主体艺术感受。沈从文的批评视角主要产生于自我创作的借鉴需要，因而对乡土文学、抒情写意文学、富于悲剧感的作家作品给予更多的关注。
转折期(1937—1949).所谓现代文学的"第三个十年"
第一章 抗战文艺运动、延安文艺座谈会与40年代文学思潮
一、战争时空下的文学格局和文学进程。
抗日战争爆发后，大片国土沦陷，全国实际上分为国民党统治区，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抗战时称为抗日民主根据地）和日伪统治下的沦陷区三大部分。文学也因此而分流为三，形成了国统区文学、解放区文学和沦陷区进步文学同时并存的格局，并生发出各具特点的文学运动。它们在相对独立的发展中有着大体一致的目标，就其主流来说，都较自觉地继承了
“五四”以来新文学的革命精神和战斗传统，各尽所能地为民族解放和人民革命的大业努力奋斗。
在为民族解放和人民革命服务的同时，文学也在不断地丰富和完善着自身。文学创作思潮走过了一条不断发展和逐步深化的路程。
抗战初期（1937年7月一1938年10月）。文学在全民抗战、同仇敌忾的情势下，表现出统一的步调和普遍高昂的爱国热情，群众性、小型化的创作盛极一时。
1938年3月27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标志着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文协”提出的“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口号得到作家们的积极响应。同年4月，负责抗战宣传工作的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成立。它们有力地领导和推动了文学的发展。
文学观念获得了空前的统一。作时代的号角，为抗战服务，成为所有爱国作家的共同信念。文学创作有了共同的爱国主义主题和昂扬乐观的气息。文学体裁小型化、轻型化了：速写化的小说、墙头诗、朗诵诗：传单诗、街头剧、活报剧风行一时；报告文学因时而繁荣．以至于所有文学体裁也都程度不同地报告文学化了。
抗战中期（1938年10月一1944年9月）。以武汉失守，尤其是皖南事变为标志，国内政治形势急剧逆转，社会心理和时代情绪为之一变。文学在表达人民坚持抗敌、反对分裂的呼声之外，显著地加强了对现实的批判和对历史的反思。沉郁的时代气氛和深沉的思
索，使这时的文学表现出凝重、深沉的格调。对传统文化的探讨、分析倾向有所加强。作家们主体意识的强化，既给文学带来了更多的个性化风格和多样化发展，也使知识分子题材的创作得到恢复和强化。创作活动由抗战初期注重短期效果的小型、轻型作品，转变为长期苦心经营具有宏大历史感的大型作品——长篇小说、多幕剧与长篇叙事诗、抒情诗等。 抗战后期及解放战争时期(1944年9月——1949年9月)。国民党政权的腐朽和不可救药，民主运动的高涨，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进行，在文学上的直接反应，便是讽刺成为这一时期文学的主色调。
杂文、讽刺诗和讽刺喜剧，在埋葬旧世界，迎接新中国的前夜，发挥了极大的战斗作用。同时，解放区文学和世界进步文学（尤其是俄苏文学）以及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也对本时期国统区文学发生了重大影响，前者推动着国统区的小说和诗歌创作向民族化和大众化迈进，后者则分别对两个最重要的文学流派——“七月派”和“九叶派”产生影响，显示出文学在向革命化、民族化迈进的同时，也在向世界化、现代化的潮流靠拢。 二、延安文艺座谈会与毛泽东的《讲话》。
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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