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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巴马的一次演讲，连用三个“仅余五天】奥巴马的一次演讲，连用三个“仅余五天(一)
从2013—2014年国情咨文看奥巴马新任期美国教育政策走向
【奥巴马的一次演讲，连用三个“仅余五天】 摘 要：2009年以来，奥巴马共发表了6次国情咨文，每年的国情咨文均对教育改革发展情况做了系统的阐述。通过比较2013-2014年和2009-2012年奥巴马任期中国情咨文关于教育表述的变化，可看出美国教育政策的走向。奥巴马新任期教育政策主要特点有：学前教育更受重视，着力为中低收入家庭提供高质量的学前教育；基础教育着眼未来竞争，更加重视培养学生创新精神；高中阶段教育更加重视实践，提升毕业生直接就业的能力；高等教育加大资助与推进降费并行，更加关注公平；大力推动教育信息化，带领美国学生进入数字时代。 关键词：奥巴马；国情咨文；美国；教育政策
一、前言
在全球金融危机日渐加深的背景下，2008年11月，奥巴马以“变革”为主题赢得了总统大选，当选美国第56届总统。2009年1月20日宣誓就职后，奥巴马很快推出了《美国恢复和再投资法》（American Recovery and Reinvestment Act of 2009），围绕推进基础设施现代化、提高能源独立、扩大教育机会、改革医疗保障、减免税赋、保护最弱势群体等方面，推出了一系列改革举措，试图重振美国经济[1]。联邦政府计划斥资千亿美元，全面改革美国教育，主要包括：加强学前教育①、优化基础教育标准与评价、推行教师绩效工资、普及高中教育、促进高等教育机会公平等，力图使美国“在2020年前恢复成为世界上高校毕业生比例最高的国家”[2]。2009-2012年，通过实施“力争上游计划”（Race to the Top）、增加学生贷款、消减学生家庭税赋等措施，扩大受教育机会、增加教师绩效工资、优化课程标准和评价等目标逐步得到落实。2009年以来，奥巴马共发表了6次国情咨文，每年的国情咨文都对教育改革发展情况做了系统而生动的阐述。通过比较6年来国情咨文对教育关注点的变化，可看出美国教育政策的新走向及基本特点。
二、奥巴马新任期教育政策走向
（一）更加重视学前教育，着力为中低收入家庭提供高质量的学前教育
奥巴马初任总统时，其推出的教育改革方案把学前教育作为重要领域，并表示将继续实施“开端计划”（Head Start）和“早期开端计划”（Early Head Start），以及实施0～5岁教育计划，为中低收入家庭提供他们负担得起的高质量的学前教育。然而，此项工作的进展和成效如何？下一步将采取什么举措？在2010-2012年三年的国情咨文中，奥巴马对学前教育只字未提。但是，在2013-2014连续两年的国情咨文中，奥巴马都对大力发展学前教育做了大篇幅的阐述，其重视程度之高，令人咋舌。
2013年国情咨文关于学前教育的描述多达220个单词（教育部分共约720个单词）。奥巴马详细引用了相关科学研究得出的证据，以说明学前教育的重要性。他说“一个孩子越早接受教育，就越能顺利开始人生道路”，“在高质量的学前教育领域每投入1美元，就会在提升毕业率、降低未成年人怀孕率，乃至减少犯罪率等方面至少节省7美元的开支。那些把学前教育放在优先位置的州，学生在长大后就有更强的阅读能力和更高的数学素养，能更顺利地从高中毕业、找到工作，他们建立的家庭也更稳定”。奥巴马认为，当前学前教育面临如下困境：入园率不高，“只有不到30%的4岁孩子可享受高质量的学前教育”；收费昂贵，“大多数中产阶级家庭难以承担私立学前教育机构每周高达上百美元的费用”；对那些最需要帮助的穷孩子来说，学前教育的缺失将会影响他们的一生。奥巴马强烈呼吁，联邦政府和各州要共同努力，让每一个孩子都能享受高质量的学前教育，不让任何一个孩子在人生竞争中输在起跑线上。[3]
2014年国情咨文同样对学前教育给予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全文关于教育的单词约有650余个，关于学前教育的单词就有136个。奥巴马再次重申：“我们能为孩子们做的最好投资之一就是给他们高质量的学前教育”；他还以总统和家长的双重身份，要求国会帮助各州为每一个4岁儿童提供高质量的学前教育。奥巴马表示，联邦政府将于2014年在全国范围内投资一项新计划，支持各州和社会团体发展学前教育，努力提高保教质量；他自己将积极联合各级官员、商界领袖和慈善家，为更多孩子提供高质量的学前教育。[4]
事实上，2013年以来，联邦政府在推动学前教育方面确实下了很大功夫。主要包括实施“力争上游-早期学习挑战计划”，提升保教机构准入门槛和质量标准；实施儿童保育与发展基金项目，提升4岁学前教育项目的质量；扩大对开端项目的经费投入（2013年增加到75.7亿美元），提高开端项目的质量；创新开端项目服务形式，将“早期开端计划”与“开端计划”合并，为孕妇、0～5岁婴幼儿提供无间隙的、系统性保育教育服务；加强对家长的援助和支持。联邦政府在上述方面取得了不错的成效。[5]
奥巴马在新任期如此重视学前教育，原因可能有三点：一是部分州政府对此并不重视，或上一任期中行动成效并不令人满意。根据2013年国情咨文，目前已有30个州提高了学前教育预算，也就是说还有20个州没有有效行动。因此，奥巴马2013-2014两年都用了很大篇幅不厌其烦地阐述学前教育的重要性，以督促各州加快行动。二是美国经济逐步复苏，这为学前教育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美国对外战争基本结束，失业率5年来达到最低值，制造业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首次增加了就业岗位，近20年来国产石油产量首次超过进口，房地产市场反弹，赤字削减了一半多。奥巴马自称：“10年来世界商界领袖第一次宣布世界头号投资地点是美国而非中国”[6]。三是2014年奥巴马面临中期选举，关心学龄前幼儿家庭是他争取更多民意支持的途径之一。
（二）基础教育更加重视提升质量，着眼于培养学生适应未来竞争的创新精神
在上一任期，奥巴马经常强调美国教育正处于危机之中，特别是基础教育有被其他国家赶超的危险。例如，“美国的数学和科学教育质量落后于许多国家”，“中国和印度等国开始对他们的孩子进行更早和更长时间的教育，愈加注重数学和科学，以便在未来国际竞争中赢得优势”[7]。为此，奥巴马政府针对《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过于强调标准化测试、各州学习标准过于宽松等问题，积极推动修订《中小学教育法案》，重建学校评价系统。[8] 2009年9月8日，奥巴马在美国弗吉尼亚州阿灵顿郡韦克费尔德中学发表演讲时公开表示，政府有责任制定更高的教学标准，协助校长和教师的工作，改变有些学校的学生无法得到应有学习机会的现状。当月，奥巴马政府推出了“力争上游计划”，并设立了43.5亿美元的“力争上游基金”，鼓励各州围绕采用国际学业评价标准、招募和维持高质量教师队伍、建立跟踪学生学业情况的数据库系统、改造表现不佳学校等方面，制定改革计划，营造良好的教育环境，提高学生学业成绩，缩小学业差距，提高毕业率，为学生升学和就业做好准备。[9]
总体上，奥巴马对“力争上游计划”的成效是满意的。2011年以来，每年的国情咨文都对此夸赞有加。2011年，奥巴马表示，“力争上游计划”是在十年内进行的最有意义的变革。它每年只花了不到1%的教育经费，却已使40个州提高了教学标准[10]。2012年，奥巴马又表示，“（‘力争上游计划’）仅用了年度教育经费的百分之一，就说服几乎每一个州提高了教学标准——这在几十年来是头一次”[11]。2013年，奥巴马声称，“在这一计划的激励下，几乎所有的州都开发了更优秀的课程体系，设立了更高的学业评价标准，而这仅花费年度教育投入的1%”[12]。2014年，他甚至在国情咨文开篇就充满感激地说，“在今天的美国，教师额外花时间教育学生，为将美国毕业率提高到30多年来的最高水平而呕心沥血”。[13]
在新任期中，虽然美国经济正在复苏，但来自新兴经济体的挑战却有增无减，奥巴马竖起“创新”旗帜，明确指出“今天在创新方面锐意进取的国家明天将主宰世界经济，这是美国绝不能放弃的战线”[14]。他特别强调，要开发更富有挑战性的课程，给予教师更好的支持，建立新的评价方法检验学生的学习思考过程，而不仅仅是考试分数；要尽最大努力让学生掌握适应新经济时代的必备技能——解决问题的能力，批判性思维，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知识。同时，奥巴马明确表示要扩宽教育改革的受益面，让所有孩子都尽快享受到世界一流的教育。
（三）高中阶段教育更加重视实践，提升直接就业能力
2009年，奥巴马上任初期，美国高中毕业率令人担忧。他说，“如今3/4的发展最快的职业需要高中以上文凭。然而，只有一半的美国公民的教育程度达到了这个水平。在所有工业化国家中，美国高中辍学率最高”[15]。2011年，奥巴马继续强调，“未来的新兴就业岗位至少需要高中以上教育程度，但美国仍有近1/4的学生未完成中学教育”。[16]
提高高中毕业率是奥巴马上一任期的当务之急。2009年，奥巴马强调，高中辍学不再是一种选择，每个人都要为提高高中毕业率承担责任。2011年，奥巴马以丹佛的布鲁斯·兰多夫学校为例，讲述了一个原来办学质量较差的学校经过努力，使97%的高三学生取得高中毕业证的故事，以激励所有学校。2012年，奥巴马大声疾呼，“如果学生中途不辍学，他们就会取得更好的成绩，就会有更多人领取毕业证书。因此，我提议，每一个州都要要求学生留在高中读书，直到他们毕业或年满18岁”[17]。应该说，经过几年的努力，特别是“力争上游计划”等激励性措施，美国高中毕业率已有所上升。
新任期中，奥巴马更加强调高中阶段教育的实践性，他要求高中加强与大学及用人单位的合作，提升毕业生的就业能力。2013年，奥巴马明确说，“应该确保高中教育可以让我们的孩子在未来拥有一份好工作”[18]，并明确提出要重新设计高中阶段教育，使毕业生更好适应高技术经济的需求。奥巴马还举例道，德国高中生可以获取社区学院的专业技术学位，学生高中毕业时已经为就业做好了准备，他们所受的训练使他们能够胜任相应岗位。同时，奥巴马还列举了纽约公立学校与IBM公司建立的一种新型合作模式，学生毕业后不仅可以获得高中文凭，还能拿到计算机或工程学专科毕业证书。2014年，奥巴马进一步明确表示，“正在重新规划高中教育，使高中与大学、用人单位密切合作，给学生提供现实世界所需的教育和实践培训，使他们高中毕业后能直接适应工作”[19]。可以看出，奥巴马新任期对高中阶段教育的关注点不仅在于提高毕业率，还着眼于经济发展对专业技术劳动力的需求，提升新增劳动力的就业能力。
（四）加大资助的同时更强调高校降费，打造中产阶级负担得起的高等教育体系
在高等教育方面，质量向来不是奥巴马政府关注的重点，学费过高则是他们始终面临的巨大难题。奥巴马自信“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好的大学，来美国留学的学生超过任何其他国家”[20]。但近年来，美国大学学费不断增长，这让许多工薪阶层家庭无法承受，美国年轻人拥有大学学位比例的国际排行已降至第九位。为实现“到2020年，美国恢复成为世界大学毕业生比例最高的国家”的目标，奥巴马政府可谓耗尽心力。
在上一任期中，奥巴马政府通过扩大政府资助和加大贷款补贴力度，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中产阶级家庭子女上大学的机会。在2009年的国情咨文中，奥巴马表示“如果你愿意在社区担任志愿者，回报你的社区或为国效劳，我们就保证你能负担得起高等教育费用”[21]。政府实施了税收优待计划，要求接受资助的大学生每年从事100小时无偿的社区服务，达到“以服务换学费”要求的家庭可享受4000美元的退税优惠。奥巴马还反复呼吁提高佩尔助学金的资助金额，以帮助更多的年轻人获得上大学的机会。2010年，奥巴马表示，“要向有子女上大学的家庭提供1万美元的税收优惠，继续增加佩尔助学金。再为100万名学生提供助学贷款，他们在毕业后只需支付自己收入的10%用于还贷，其全部债务都将在20年后一笔勾销”[22]。同时，奥巴马还提出，高等院校应考虑降低费用。2012年，奥巴马再次强调“高等教育不能是奢侈品——它是必需品，每一个家庭都应该能支付得起”[23]。他呼吁国会阻止学生贷款利息成倍上涨，希望各州增加高等教育预算，各高等院校尽力降低费用。奥巴马意识到，面对年年上涨的学费，仅仅资助是不够的。 在新任期中，奥巴马进一步明确提出高校必须降低费用，并试图修改高等教育法案，以保障更多的人拥有上大学的机会。奥巴马于2013年的国情咨文中表示，在过去几年中，税款减免、资助及更好的贷款计划，已让数百万的学生和家庭能够负担大学教育。然而，政府不可能继续补贴越来越高的高等教育费用，大学必须想办法控制开销。让大学削减开支也是政府的一大职责。他向国会提议，修改高等教育法，规定联邦政府在给予大学资助时，须考虑该学校学费及其可承担性（affordability）。政府发布了新的“大学评分卡”，为家长和学生选择学校提供更多信息。2014年，奥巴马再次强调，高等教育体系正在重组，鼓励大学降低价格，不让任何一个中产阶级的孩子因为学费高昂而不能进入大学就读。为降低大学学费，奥巴马鼓励大学充分利用新技术，采取“慕课”（MOOCs）、“翻转或混合课堂”（flipped or hybrid classrooms）、教师在线辅导等形式，创新服务模式，适当压缩学生在校时间，在确保教学质量的同时，降低学费标准。[24]
（五）大力推动教育信息化，承诺把美国学生带入数字时代
上一任期中，奥巴马基本未提及教育信息化的内容。然而，2013年6月，奥巴马在北卡罗来纳州公布了一个大胆的教育改革计划，即要在五年内让全美99%的学生都能享有高速宽带，将美国学生带入数字时代，为中国招生考试网络，而韩国的这一数字是100%。基于这项奠基性的工程，学生可进行个性化、数字化学习，教师可方便地评估教学进展；可创造更现代的、更灵活的学习环境，把最新、最具创造性的内容引入课堂，扩大优质教育资源使用效益；帮助那些不便上学的残障儿童在家学习；电子设备和互联网的广泛应用，还可大大节省教育成本[25]。在2014年的国情咨文中，奥巴马宣布，政府已经获得联邦通讯委员会（FCC）和如苹果、微软、斯普林特、威瑞森电信等公司的大力支持，在不增加财政赤字的情况下，将在未来两年内让1万5千多所学校和2000多万名学生用上高速宽带。[26]
在奥巴马新任期中，还有一项措施与教育相关，即大力推动移民政策改革，吸引并留住优秀留学生。2013年1月，奥巴马公布了移民改革计划，提出了继续加强边境安全、简化合法移民程序、获取公平身份、打击非法雇主和劳工等举措，不仅聚焦于如何使非法移民身份合法化，而且更加关注如何吸引并留住外国优秀人才。他说，移民政策应向理工科人才（取得科学、技术、工程、数学硕士或博士学位的外国人才）和在美投资创业者倾斜[27]。不能让这些优秀的学生在美国接受完最好的大学教育后，再到别国创造就业岗位，甚至反过来与美国竞争。在2014年国情咨文中，奥巴马再次声称，改革移民政策将提高美国的经济水平，未来20年内将减少近1万亿美元的财政赤字，他们将为美国人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为美国社会繁荣作出巨大贡献。
三、结语
总体来说，奥巴马新任期的教育改革措施是对前一任期教育主题的进一步聚焦，是富有远见的，对我国正在推进的教育改革发展具有一定借鉴意义。其积极推动修改移民政策，吸引并留住优秀留学人才，旨在争夺人才高地，势必会对我国“千人计划”等海外引才战略造成冲击，不可小觑。
注释：
①此处“学前教育”是指对0～5岁儿童开展的保育教育活动。
参考文献：
[1]American Recovery and Reinvestment Act of 2009[EB/OL]. http：//www.whitehouse.gov/admini-stration/eop/ostp/library/compliance/recoveryact，2009-03-17.
[2][15][21] Remarks by the President in the State of the Union Address [EB/OL].http：//www.whitehouse.gov/the_press_office/Remarks-of-President-Barack-Obama-Address-to-Joint-Session-of-Congress/， 2009-02-12.
[3][12][18] Remarks by the President in the State of the Union Address [EB/OL]. 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remarks-president-state-union-address， 2013-02-12.
[4][6][13][14][19][26] Remarks by the President in the State of the Union Address[EB/OL]. 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president-barack-obamas-state-union-address，2014-01-28.
[5]李莎， 余强. 奥巴马政府新任期学前教育政策述评.世界教育信息[J]. 2013（14）：45-48.
[7][10][16][20]Remarks by the President in the State of the Union Address[EB/OL]. http：//www.whitehouse.gov/photos-and-video/video/2011-state-union-address-enhanced-version#transcript， 2011-01-26. [8]张浩钰， 郜舒竹. 奥巴马政府执政一年教育政策综述.比较教育研究[J]. 2010（11）：125-126.
[9]周满生. 奥巴马政府任内的教育政策.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J]. 2012（7）：140-145.
[11][17][23]Remarks by the President in the State of the Union Address [EB/OL]. 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remarks-president-state-union-address， 2012-01-24.
[22]Remarks by the President in the State of the Union Address[EB/OL]. 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remarks-president-state-union-address， 2010-01-27.
[24]FACT SHEET on the President’s Plan to Make College More Affordable： A Better Bargain for the Middle Class[EB/OL]. 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fact-sheet-president-s-plan-make-college-more-affordable-better-bargain-， 2013-08-22.
[25]Remarks by the President at Mooresville Middle School[EB/OL]. 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remarks-president-mooresville-middle-school-mooresville-nc， 2013-06-06.
[27]Creating an Immigration System for the 21st Century[EB/OL]. http：//www.whitehouse.gov/issues/immigration，2014-01-30.
编辑 许方舟
奥巴马的一次演讲，连用三个“仅余五天(二)
“新政自由”的危机:一场反传统的美国大选
【奥巴马的一次演讲，连用三个“仅余五天】 美国终于有“新”闻了，而且是连续两条。
自从去年6月16日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在纽约宣布投身2016年总统选战以来，整个美国新闻业几乎都靠这位地产大亨、传媒达人和口无遮拦者一个人提供话题。他在《时代》周刊、《彭博商业周刊》和《时尚先生》的封面上摆出一张臭脸，被《赫芬顿邮报》在头版日复一日地加以攻讦，在美国广播公司（ABC）、全国广播公司（NBS）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这三大电视台亮相的时间超过共和党其他候选人总和的两倍半。他挑衅式地攻击墨西哥非法移民、穆斯林和女性，在贸易、外交、税收乃至一切重大公共议题上与共和党正统立场背道而驰，却以极其明显的优势先后把卢比奥、泰德・克鲁兹、卡西奇三位来势汹汹的建制派候选人踢出局，迫使共和党全国委员会（RNC）承认他为准候选人。《纽约时报》今年3月的一项分析显示，特朗普从参选至今投放的付费电视广告不过1000万美元，却收获了主流媒体整整190倍的曝光率回馈。直到6月第一周为止，这位“霸屏”高手依旧在制造最吸引眼球的话题，尽管是以他一贯的哗众取宠方式：恶语抨击一位墨西哥裔法官。
现在，终于有两则与特朗普无关的新闻了。6月12日，29岁的阿富汗裔枪手奥马尔・马丁闯入佛罗里达州奥兰多市的同性恋夜总会“脉冲”，打死49人、打伤53人，酿成“9・11”以来美国本土最严重的恐怖袭击事件。在那之后两天，希拉里・克林顿最终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击败社会主义者伯尼・桑德斯，赢得了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资格。尽管特朗普并没有放过“蹭”头条的机会――奥兰多惨案一发生，他就在推特上扬言这一事件印证了“鄙人对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正确看法”，紧接着又要求奥巴马为言辞过于克制的政府声明而辞职；6月14日，特朗普更是引述奥巴马在2008年大选期间的言论，讽刺希拉里“大话说尽，一事无成”。但在形象相对主流和稳健的希拉里走上角斗场之后，媒体终于有了一种是在报道大选、而不是闹剧的感觉。《纽约时报》政治记者艾米・柯西克甚至撰写了一篇声情并茂的文章，盛赞希拉里以她“钢铁般的毅力重新定义了美国女性在政坛的角色”。
这当然不是一种审慎的表态。实际上，若不是有特朗普这个争议人物作为参照，希拉里或许会以民主党历史上第一位在获得提名之前就丑闻缠身的候选人的形象闻名于世。迄今为止，她尚未对克林顿基金会（Clinton Foundation）接受可疑海外捐款的问题给出足够妥当的解释，已经发酵的“邮件门”也存在遭遇司法部正式起诉的可能；这一切都使得希拉里早早被打上了“说谎者”的标签，仅仅好过特朗普的“大骗子”。更糟的是，她似乎也在效仿特朗普赖以成名的战术――对竞争对手施以动机和人格方面的直接攻击，用“特朗普太危险”而不是“希拉里足够好”来打动选民。这意味着无论哪位候选人胜出，接手的都将是一个被戾气和失望情绪笼罩的国家。更有甚者，在特朗普的冲击下，共和党既有的派系版图乃至支持者阵营将面临大范围“洗牌”，这甚至比大选结果本身更具有不确定性。
最重要的是，“特朗普现象”的出现，对始于上世纪30年代、以经济干预和文化多元化为特征的美国新政自由主义，构成了根本性挑战。在里根政府任内初现端倪的“保守主义革命”，历经小布什时代的新保守主义回潮、2009年以降的茶党运动以及共和党初选期间的激进本土主义洗礼，在特朗普身上达到了最顶峰。性别平等、种族融合、经济全球化等“政治正确”的底线指标被公开弃置，代之以张狂凶狠的本土主义叙事，与西欧各国政坛的“向右转”趋势形成了公开呼应。而学院派知识分子、主流媒体等新政自由的传统捍卫者，似乎正在丧失对选民的实际影响力，从而陷入另一种孤立主义。无论如何，酝酿近10年之久的美国第七代政党体系将在这种空前极化的政治氛围中诞生；而无论希拉里还是特朗普在大选中胜出，美国都将迎来进入21世纪以来政策倾向最趋保守化的一位总统。
新政自由的意义
在1986年出版的政治史经典《美国历史的周期》中，自由派历史学巨擘小阿瑟・施莱辛格（曾任肯尼迪总统的特别助理）提出了关于美国政界主导性政策潮流和政党重组的周期轮替理论。按照他的看法，由于“人性天然包含有不满于现状的特质”，美国联邦政府的总体政策取向总是依据大众心理的变化，在推进公共目的和满足私人利益之间做周期性摇摆。前者表现为自由主义，后者表现为保守主义，通常以30年为一个完整的摇摆周期。而作为周期轮替开始标志的关键性大选（Critical Election），还会造成两大主要政党之间力量对比和选民基础的重大变化，从而对整个政党体系加以重构。
从1800年民主共和党候选人杰弗逊在第四届总统大选中击败联邦党人亚当斯，到1968年大选后共和党占据整整24年的上风，美国政党体系在不到170年间经历了6次重构，与施莱辛格的周期理论大致吻合。而对整个20世纪美国历史影响最为深远的一次变化，莫过于1932年大选期间由罗斯福首倡的新政自由主义（New Deal Liberalism）。它在经济政策上表现为国家干预市场和激进的就业刺激举措，在社会思潮和对外政策上表现为对“四大自由”的张扬，在选民基础上则以银行和石油资本家、基层公务员、工会、蓝领工人、少数族裔（黑人、天主教徒、犹太人）、温和派、南方白人以及知识分子组成的“新政联盟”作为支柱。尽管“新政联盟”在1968年大选中因南方选举人坚持种族隔离政策、并最终倒向共和党而解体，但胜出的尼克松在社会福利、环保、工资和价格管控、外交等问题上的路线实际上延续了新政自由主义的基调，从而将“温和自由”继续维持了13年，直至1981年里根上台。
里根及其继任者老布什的12年执政期被视为保守主义的黄金年代，市场至上和减税、WASP（白人盎格鲁-撒克逊裔新教徒）价值观以及鹰派外交这三项保守派“原初教义”在整个80年代兴旺一时，一度令自由派倍感压力。但事实证明，主要受益于“冷战”升级这项外因的保守主义复兴浪潮既不足以催生新的社会共识，大规模减税和巨额军费开支带来的经济低迷也足以令选民忧心忡忡。在1992年大选中，打出嘲讽式口号“关键是经济，傻瓜！”的民主党候选人比尔・克林顿不仅在太平洋沿岸各州取得大捷，还一举攻下WASP传统的大本营新英格兰地区全部6个州，使两党势力的影响力范围再度遭遇重构。相比之下，新保守主义代言人小布什在2000年大选中仅仅是依靠颇具争议的佛罗里达州重新计票才击败了戈尔，在准战时氛围下的2004年大选中也依旧没能赢得太平洋沿岸或新英格兰地区的任何一个州。换言之，和80年代的里根一样，若无反恐战争这项外部因素左右，小布什根本不可能赢得8年的执政期；而这两位保守派总统的政策在任内虽然产生过惊人的影响，却都不具备可持续性。 从1933年罗斯福第一次执政到2017年奥巴马的第二任期结束，整整84年间，白宫真正由“原教旨”保守主义者控制的时间不过短短20年（里根以及布什父子的5届任期）；其余几位总统无论其党派归属如何，皆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新政自由主义的影响。究其原因，20世纪美国自由派政治家对所谓“美国式生活方式”内在优越性的强调，与始于独立战争的例外主义传统以及美国在全球的领导权的运行方式高度契合，具有逻辑上的自洽性。而新政自由主义对族群融合、文化多元以及文明沟通重要性的反复强调，恰好迎合了上世纪90年代以降的全球化潮流，影响甚至进一步扩散到欧洲和亚洲。
作为“自由领导者”（Liberal Leadership）模式的倡导者和头号践行者，美国政府在20世纪的绝大部分时间里都热衷于鼓吹自由贸易，乐于通过世界市场进行资本密集型产品和服务的输出。尽管经过70年代的力量重组，民主党在贸易问题上的公开口径变得较为审慎，但恰恰是在克林顿和奥巴马这两位民主党总统任内，华盛顿与亚洲-西太平洋地区的贸易在规模和层次上都有了质的提升。加上美国在第三次科技革命后的一个较长时段内始终掌握着制造业的技术优势和全球第一的军事力量，白宫更倾向于建构一套开放性的全球政治-经济秩序，以体系而不是单个国家的力量去支撑美国霸权。
对这样一个金融、信息产业和重化工业异常发达的国家来说，只要维持海外市场、原材料供给和投资机会的长期开放，资本增值的速度就可以获得确保。换言之，在把经济开放作为一种公利（Public Good）兜售甚至强加给全世界的同时，美国也在进一步巩固自身的繁荣源泉。而在最近25年的全球化进程中，美国对贸易和资本流通自由的强调，甚至还被赋予了某种道德含义――按照托马斯・弗里德曼在他那两部广为人知的作品《理解全球化》和《世界是平的》中的说法，全球化意味着军事冲突的消弭、有效的国家协调和合作机制、惠及更多人口的持久经济繁荣以及超国家的人类共同利益。而新政自由主义，恰恰以其一贯的对经济相互依赖和文化多元化的鼓吹，呼应了这种道德叙事。
对新政自由主义者而言，奥巴马的两个任期在精神内核上延续了90年代克林顿政府提出的全球化主题，同时借助医疗改革法案以及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一系列监管和改革措施，返回到了罗斯福新政之初强化政府对市场干预的传统。在国际层面，尽管美国的经济、军事和政治硬实力有所衰退，但并未丧失自由领导者的地位，对小布什任内成本高昂的单边主义政策也做了适当的补救和调整。因此在2010年，当前克林顿政府助理国防部长、“软实力”概念的提出者约瑟夫・奈教授（Joseph Nye，Jr.）为《外交事务》杂志撰写题为《美国权势的未来：纵论支配与衰落》的文章时，依然不无倨傲地宣称：“国家不同于个人，其寿限无法提前预见。罗马在从权势巅峰跌落后仍能保持其支配地位达300余年之久，在此期间，没有哪个新崛起的国家能将其压倒。”
保守主义“补课”
1964年，亚利桑那州参议员、新政自由主义的激烈批评者巴里・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在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之争中出人意料地击败纽约州州长纳尔逊・洛克菲勒，造成了不亚于今日“特朗普现象”的巨大社会冲击。这是美国第五代政党体系崩溃的标志性事件之一，也是共和党保守派诉诸“极化战略”的开始。当时，构成“新政同盟”重要组成部分的南方民主党人因为越南战争和种族政策上的意见分歧与党内主流决裂；按照传统路线，作为政权觊觎者的共和党需要在整合以及妥协的基础上吸纳这部分“反水”者，从而重构其选民基础和地区利益格局。但以戈德华特为盟主的极端保守派决心将这一意外事件的外部效用最大化，不是引导南方选民与党内主流政见完成融合，而是利用社会关注度最高、意见对立也最激烈的种族和宗教政策、民权、对苏外交等“眼球话题”，逼迫选民在意见直白的极端派和温吞水一般的党内主流（所谓的“洛克菲勒派共和党人”）之间选边站队。在美国大众因民权运动陷入激烈论争、外部又面临越战和“冷战”考验的背景下，这一剑走偏锋的策略果然收致奇效――戈德华特不仅在党内初选中连下7州，而且在当年11月的正式大选中也拿下南方5州。始于19世纪的民主党稳坐南方的格局自此被改写，南方5州一变而成为共和党的核心票仓。
但1964年时的戈德华特毕竟缺少充分的前期动员，与主流民意相对抗的意图也过于直白；从最终选情看，他在南方5州之外仅拿下了自己的家乡亚利桑那，得票率不过38.5%，可谓凄惨。但极端派在初选中的获胜为后来者提供了一个可复制的样本：易于造成分裂的争议话题，在特定时期反而可以充当分化全党、继而以小博大的杠杆。相比同质性日益上升的两党经济政策――这一点在温和派共和党人尼克松以及“新民主党人”克林顿执政期间尤其明显――文化和社会议题才是制造差异以及宣扬保守派观点的主战场。是故在原教旨保守主义者里根任内，除去“星球大战”计划和“里根经济学”外，热度最高的话题恰恰是围绕堕胎、同性恋、女权等问题展开的“文化战争”（Culture War）；而新保守主义在小布什时代的复兴，同样是以“文明冲突论”在学界和政界的广泛兴起作为先声的。
“文化战争”在80年代美国社会的兴起，直接原因是构成60年代末学院和社会革命运动（史称“六八运动”）中坚的那一代大学生进入社会主流，并要求政府在堕胎权、女性权益维护、同性恋平权、枪支管制、移民权益、环境保护、新闻审查等问题上做出更大让步。背后则包含了共和党人动员教会、农业利益集团等地方保守派力量，并渗入传媒的布局。为了抗衡作为新政自由主义主要鼓吹者的学院派知识精英――自1971年罗尔斯出版《正义论》以来，常春藤大学已经成为新政自由主义者在美国最重要的堡垒――里根政府打出“复兴家庭价值观”和“重振基督教精神”的大旗，鼓励南方福音派教会参与重大社会问题的论战，并在争取和动员基层白人选民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在“冷战”进入最后阶段的背景下，重提传统价值观被认为有助于对抗苏联，因此无法为自由派所拒斥。
传媒方面，里根政府在1987年废除了此前已沿用38年的“传播公平原则”，即电视台和广播电台在报道与公共事务有关的话题时必须对等反映不同派别的观点。在那之后，以争取和巩固特定偏好的受众为目标的传媒日益兴起，直接放大了极端派观点对选民的影响力。2008年大选期间，诸如“奥巴马出生在肯尼亚”、“奥巴马是隐藏的穆斯林”这类阴谋论说法在共和党拥趸中大行其道，甚至至今仍有人深信不疑，便是新闻媒体丧失平衡功能、沦为党派喉舌的标志之一。而在今年的选战中，电视台、报纸等传统媒体由于担心经营收入和影响力的下降，对特朗普这个争议人物及其离经叛道的观点每每趋之若鹜，更是成为“特朗普旋风”的直接推手。《纽约时报》专栏作家、两届普利策奖得主纪思道（Nicholas Kristof）在其评论中直白地指出，美国媒体精英本来应该对特朗普的厥词和他履历中的种种疑点做出理智的辨析，但因为电视台希望尽可能长久地维持“特朗普热”，在报道中往往将其塑造成一个胸无城府、乖张荒诞的闹剧人物，反过来使基层选民形成了一种奇怪的印象：特朗普是一个直言不讳、真实、有趣的候选人，相比那些呆板乏味的建制派领袖是一个更新鲜的选择。“媒体主动把权力交托给一个蛊惑人心的政客，从而辜负了国家：我们成了特朗普的哈巴狗，而不是大众的看门狗。”
不仅如此，耶鲁大学国际与区域研究中心研究员林��在一项观察中指出：“文化战争”还催生了保守主义者赖以传播其政治观点的“狗哨政治”（Dog-whistle Politics），即在“政治正确”的舆论氛围掩护下，利用特殊的隐语和政治词汇表达极端诉求，并唤起特定选民群体的共鸣。例如“回到家庭”的潜台词是抵制妇女平权，暗示男主外、女主内的合理性并鼓吹反堕胎（家庭意味着生育）；“改善治安”约等于从严、从重打击黑人和拉美裔居民的潜在可疑活动；“复兴基督教价值观”意味着反对同性恋平权、抵制堕胎和丁克；“改革就业和福利政策”则可理解为驱逐非法移民、限制“对社会贡献较小”的低收入者的福利。在这种精心设计而又一以贯之的宣传熏陶之下，选民虽然囿于政治正确的大环境，不敢公开支持特朗普那些张狂而极端的言论，但在内心却对其有相当程度的认同。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特朗普在2015年以来的历次媒体民调中反对声浪极高，却能在初选中轻松胜出――前者是对政治正确大环境的默认，后者才是保守派选民真实利益倾向乃至政策偏好的反映。
兴起于小布什时代的新保守主义政治哲学，则是新政自由的批评者在思想文化领域的第二次“补课”。它以“文明冲突论”为核心，直接质疑自由派的全球化战略在政治认同问题上存在的缺陷。出于减少对立、增加沟通和协调机会的考虑，新政自由主义者通常倾向于模糊化不同宗教和族群之间的分歧，将其由政治问题降格为个人价值取向或文化差异。而保守派直白地批评称：“美国式生活方式”的核心在于对某种特定政治德性的认同，在于从价值观和理念上成为一名好公民；而自由派的调和路线将使文化传统、宗教、道德等和政治德性直接相关的问题被彻底私人化，从而堕入了虚无主义的黑洞，使“公民德性”这项从独立战争起就构成美国政治关键基础的价值观被抽空，继而损害美国公民的国家认同和凝聚力。这一点甚至可以从美国政治学界的热门话题中窥见端倪：进入21世纪以来，几乎所有主流美国政治史家都在频繁提及“罗马的教训”；其用意当然不是简单的重温往事，而是要以“罗马是否因公民投入基督教怀抱、丧失国家认同而倾颓”以及“罗马是否亡于过度依赖外省蛮族”这两项历史问题的论争来影射现实。考虑到美国长期以罗马共和精神的继承者自居，个中意味一目了然。
相比之下，新政自由的辩护者虽然依旧在名牌大学和主流媒体中掌握话语权，但似乎正在丧失对一般民众的影响力。上世纪90年代以来，自由派思想家面对保守主义者从道德层面射出的炮弹每每疲于招架，仅能按照对手设置的话题做出回应，似乎丧失了根据实际需要拓展思想体系的能力。而部分自由派知识分子在90年代人道主义干预问题上的过激表现，还令其日后的政治表态变得相当尴尬――既然这些意见领袖认定美国对波黑内战和科索沃的干预具有道义上的正当性，又怎能理直气壮地反对小布什政府对伊拉克的入侵呢？部分自由派思想家（例如在中国大名鼎鼎的迈克尔・桑德尔）开始直接反思自由至上、权力至上的传统新政路线在基础上的偏颇性，更多人则只是照旧集结在学院和报纸的基本盘下，做出徒劳的申辩。他们发出的声音，似乎在感染外国知识分子方面远超过对本国国民的影响；这种“虚假的影响力”，在迄今为止的初选过程中也正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来。
走向“极化”政治
某种意义上，特朗普的确应当被视为“非主流”候选人，但激进派政治人物在本次初选中的崛起却不是个别现象。共和党建制派苦心孤诣地推出的几名“弑王者”早早宣告出局，唯一能和特朗普周旋到底的竟是极端保守势力“茶党运动”的长期盟友、得克萨斯州参议员泰德・克鲁兹（Ted Cruz）。换言之，即使那个鼓吹“在美墨边境修建隔离墙”的特朗普没有赢得候选人资格，被提名的也将是一位拥护福音派教义、持枪权和死刑判决，对同性婚姻、预防全球变暖和提高最低工资线做出公开抵制的典型保守主义信徒。在民主党方面，与希拉里缠斗最为激烈的桑德斯（Bernie Sanders）同样是一位老“愤青”――这位75岁的佛蒙特州参议员是美国政坛极少数以社会主义者自居的人物，长期游离于党派规则和惯例之外，却在初选期间赢得了23个州民主党人的支持。换句话说，在共和党集体“向右转”的同时，相当一部分民主党人却在“向左转”，这正是党派政见趋于极化的显著标志。
特朗普的民粹主义言论有时会让人想起绰号“王鱼”的休伊・朗（Huey Long）。后者是上世纪30年代初的路易斯安那州州长，以专横的作风、杰出的演讲才能以及惯于煽动民众的手腕闻名于世，后来成为普利策奖作品《当代奸雄》（All the King's Men）的主人公。只不过休伊・朗还仅仅是在新政全面启动、第五代政党体系已现雏形的背景下探索一种非主流的政治运作模式，特朗普却企图在一地鸡毛之中“接生”第七代政党体系。很难说这位搅局者具有如何坚定的保守主义理念――共和党建制派在推举特朗普的问题上始终难于达成共识，很大程度上便是由于此人缺乏确凿的党派忠诚，在社会文化、外交政策、减税这三项重大议题上与党内主流颇有分歧――他所代表的似乎只是部分本土主义者极端情绪的宣泄。但1964年戈德华特的先例告诉我们：在政党体系的重构阶段，恰恰是这种情绪可能造成支持者分布和利益集团的重新洗牌，通过推翻政治惯例的方式完成共和党在21世纪的首次重组。 1992年大选至今，美国两大政党的基本盘分布大致呈现“三明治”形：民主党大致主导太平洋沿岸、新英格兰和五大湖地区各州，共和党的基本盘则在中部的大平原区、山地区和南方各州。但从初选结果看，以大湖区为中心的北方民主党人几乎无一例外地投票支持“非主流”桑德斯，与希拉里在新英格兰和太平洋沿岸的支持者对立，或许暗示了他们有可能效仿1964年时的南方民主党人，与死敌特朗普联手。而特朗普在通过大放种族主义厥词巩固了在南方WASP中的基本盘之后，同样有可能利用收入分配和贸易政策问题吸引观点接近的桑德斯支持者。毕竟，分属左、右两派的两位老“愤青”在调节收入分配、变更自由贸易政策、关注中下层选民的呼声等问题上不无共通之处，存在接近的潜质。
另一方面，过去50多年间美国政坛影响最大的两次政党重构和主导性潮流更替，都与来自外部的压力密切相关，这恰恰与今天的情形颇有相似之处。后“冷战”时代美国的权势傲慢助长了华盛顿不计成本、不分轩轾地扩张大陆义务的倾向，最终经由一场漫长的反恐战争，造成了保罗・肯尼迪所言的“帝国式过度扩张”（Imperial Overstretch）局面。这种情形一方面可能造成政策倾向上的反弹，例如由特朗普重新祭起的“美国第一”孤立主义主张以及桑德斯对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的攻讦，另一方面也会反过来加深对潜在战略对手的怀疑和戒心。历史上的种种先例都显示，霸权国家对自身战略收缩造成的全球信誉下降会感到由衷的恐惧，他们担心友好国家的信任不复存在，更担心潜在的挑战者会利用这一时机全面进逼，因而在最初的收缩后仍有可能突然转向强硬。这种混杂着私欲、恐惧和怀疑的复杂心理，意味着即使一位表面上鼓吹孤立主义的候选人上台，在保持大陆存在、反对离岸制衡等问题上也会维持现有路线，甚至进一步提高“红线”，从而增加发生摩擦的风险。
诚然，从筹款能力、政策口径的一致性和表面的公众形象看，希拉里都比特朗普更像是一位有竞争力的候选人。后者过于频繁和张狂的种族主义言论在奥克兰枪击案之后已经造成了某种反噬，影响到了共和党的总体支持率。但特朗普异军突起和桑德斯独树一帜这两桩反常现象在两党的初选中同时出现，已经明白地显示美国正处在政治极化的边缘；而与此次枪击案直接相关的枪支管制、宗教矛盾以及同性恋权益问题，恰恰是当前美国社会分歧和矛盾最深重的焦点。从1964年戈德华特意外崛起到2016年特朗普出尽风头，美国民众对联邦政府的信任率由61%滑落至不到25%，正是主导性政治潮流再度面临变更的征兆。在诞生84年之后，新政自由正面临历史上最严峻的考验之一，而美国即将选出的或许也将是1992年以来政策倾向最为保守的一位总统。
（参考资料：The Cycles of American History，Arthur M. Schlesinger Jr.；Beyond the Liberal Consensus， Iwan W. Morgan；《从大选看美国的历史周期、政党重组和区域主义》，谢韬著；《第六政党体系与美国当代右翼极端主义》，林��著，等）
本文来源：http://www.zhuodaoren.com/yanjiang360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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