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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伯年花鸟画点评(一)
任伯年的花鸟画
一、吴昌硕与任伯年之生平和历史背景
吴昌硕（1844—1927），名俊卿，号缶庐，老缶，苦铁、晚号大聋，70岁以后以字行。浙江安吉人。幼年家境清寒，靠刻苦自学逐渐成才。初工篆刻、书法，40岁后曾向任伯年请教学画。他在书、画、篆刻三个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他的绘画艺术，继承了前海派的文化精神，作为一位大器晚成的花卉画家，他把文人画的优秀传统和写实的院画风格相融合，以深厚的书法功底和诗文修养入画，创造了独特的古拙、雄健的风格。是晚清最后一位，也是现代最初的一位中国画大师。吴昌硕在近代绘画史上生创了一代新风，把中国绘画推进到一个新的境界。其画风对中国近现代一些著名画家有重要影响。
吴昌硕从小家境清寒，主要依靠耕耘度日。后刻苦努力，自学成才。曾为清末诸生，旋任东安(今江苏涟水)县令,走上了这个“酸寒尉”一生权力的顶峰。但只一个月，便因不善于逢迎上司而辞去，“一月安东令”的印文所透露的正是一个失意的正直文人。自辞职以后，吴昌硕已经彻底放弃了仕途乃至以仕途谋生的打算，开始安心于艺术创作。后寓上海。以卖画为生，他的画、印、书、诗都以达到了高度成熟，擅写“石鼓文”，用笔结体，朴茂雄健，古气盘旋，能破陈规，以书入画，自成一家。
任伯年(1840-1896) ，名颐 ,原名小属，一说初名润，字伯年，号次远，浙江山阴(今绍兴),寄寓浙江萧山。早年因学费小楼仕女画，又自称“小楼”。题画用印有：任干秋，任公子，任和尚，山阴道人，山阴道人行者等。其书斋名“不舍”、“颐颐草堂”、“雁斋”、“倚鹤轩”等。父鹤声，字淞云，工写照，伯年幼时曾得家授。少年时期，曾参加太平军旗手，这对他以后反映在给画中的思想观念起到过重要的影响。
任伯年出生于绍兴。这是闻名的历史文化古城，地处浙江省东北部，春秋时期的赵国都城。宋以后为绍兴府冶。绍兴境内气候温暖，物产丰茂。历史上产生过大书法家王羲之、王献之，爱国诗人陆游，大书画家徐渭、陈洪绶等，称得上山清水秀，人杰地灵之乡。
任伯年出身于一个普通人家，家境不很富裕，父亲原是民间画工，后在萧山开了一家米店。道光年间，由于连年灾荒，米店生意难做，故将自己的技术传授【任伯年花鸟画点评】
给儿子任伯年。当时萧山画坛有“二任”——任熊和任薰弟兄。他们都是浙江萧山人，画家陈洪绶，成就斐然，声名远播。少小的任伯年，虽非同宗，应有所闻。
后在宁波期间，任伯年与任阜长己过从甚密，也肯定在这段期间向任阜长学画。不久，由于胡公寿将他推荐给笺扇店，并为他誉扬，很快即誉满上海画坛。任伯年从此长住上海以卖画为生，其间整28年。在清末上海这样黑暗的社会里，又染上嗜酒、吸鸦片的恶习，致使身体体摧残，染上严重的肺病，于光绪二十一年， 56 岁的任伯年在病中去世。伯年客死沪寓，家境萧条，其女雨华（霞）传其写，卖画养母抚弟。
二、吴昌硕花鸟画的审美特征
吴昌硕的花卉取徐渭、八大山人、石涛等历代创新者，也从近代赵之谦、任伯年艺术中吸收营养，可谓师学高格，出手不凡。在融各家之长的基础上，又贯通他的书、印之力，创造出雄健大度的写意风格。
吴昌硕的画在题材上，喜欢画梅竹、松石、荷花，寓意清秀高节、刚直不阿；画的瓜果、笋菜，肥硕茁壮，气息清新；其他如牡丹，葡萄、紫藤、天竹、菊花等，也为日常所见，给人平凡亲切之感。
他的绘画主要是花卉画，尤爱画梅，竹、松、兰、菊、荷花、紫藤一类题材，其作画主张“奔放出要不离法度，精微处要照顾到气势”，曾自作诗曰：“（作画）不知何者为正变，自我作古空群雄”。表明吴昌硕的成功，与他在尊重传统前提下（不离法度），又刻意追求个性表达（空群雄）是息息相关的。
他作花卉在布局上力求新意，或从左下面向右斜上，或从右下面向作斜上，互相穿插交叉，紧密而得对象倾斜之势，从中再加以变化。款题、印章的位置经营，更是煞费苦心。题款根据画面整体需要或短题或长题，有时题在空白上，有时偏要题在紧密处，敢疏敢密、参差交错、乱中求整，以气势为主，这正是吴昌硕绘画布局的特点和审美特征。
吴昌硕作画时用篆籀草隶的笔法写花卉蔬果，追求拙纯而活脱的笔墨，既能力透纸背，又能奔腾飞舞。奔放处离不开法度，精微处仍照顾到气魄，他的作品“雄健古茂，盎然有金石气”。他画葡萄、藤萝、瓜瓢等藤本植物，如龙蛇飞走；一气贯通；写枇杷、天竹、红梅等瓜果杂卉，古朴生动，深沉雄厚。
精篆刻，初学徐三庚，继法吴熙载等，并追溯秦汉墨印，后获见齐鲁泥封，汉魏六朝瓦当文字，一变而为逋峭古拙，雄浑苍劲，摆脱浙、皖诸派而自创面目。西冷印社成立于杭州后，曾为同道推任社长。40岁左右，作画博取徐渭、朱耷、石涛、赵之谦诸家之长，兼取篆、隶、狂草笔意入画，色酣墨饱，雄健古拙，亦创新貌，50岁以后方以画示人。其作品重整体，当气势，有金石气。主张作画要用草书法，曾有诗曰：“草书作葡萄，动笔走龙蛇”。其作品对用笔、施墨、敷彩、题款、钤印等颇有研究，匠心独运，配合得宜。其艺术风格尚在我国和日本均有较大影响。
吴昌硕接受的基本是传统的封建士大夫文化教育，他周围也不乏遗老遗少，他的艺术形式与审美情调也基本上是传统文人士大夫的，但他的艺术中也侵满着浓郁的市民情调，具有平民文化的因素，他使用西洋红颜料入中国画也带有某种探革新色彩。就其世界观来讲，他身遭兵乱之苦而优恨太平天国革命，欲求仕进实现救国安家的儒志却又官场失意，沦落坎坷，因而嘲讽达官俗世；他仇视外海曾投笔从戎却又与日本友人交往密切；他标榜崇仰清高却又在早年为生计不得不做“酸寒尉”，“走炎暑”之苦；他交游遗老却又从未攻击过革命党人。所有这些都是吴昌硕本人的当时处世状态，这对于他的绘画审美取向影响很大。
吴昌硕的绘画艺术集文人画之大成，是传统文人画在近现代的一个历史高峰。大家都知道，吴昌硕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文人。他出于书画门第，诗人世家，父亲是诗人兼印家。因此，他 8 岁能做骈语， 14 岁始学篆刻，青年时期便习经史，中年所交游者皆为文人墨客，诗酒唱和，书画交往，过的基本上是一个传统士大夫文人型的生活。为私塾先生，为小吏，为幕僚，为职业艺术家，他都未脱离传统文人的藩篱。相较而言，他是一个大半生失意落魄的文人，但早年的那种坎坷流离失意也成了他刻苦好学洞悉世事终能超然视之的一个资本。他本色上是一个诗人，对诗的嗜好已近痴迷。这都是传统文人的特征。他推崇的艺术家，如陈淳、徐渭、八大山人、石涛等。他的绘画题材，表现内容多为传统文人画为之的梅、兰、竹、菊、荷花等花卉和一些蔬果、山水。
他继承的是传统的写意画风，不仅接续了传统，且独立门户，有所发扬，具有创造力。，震聋发聩地提出“苦铁画气不画形”的著名文人画主张。
吴昌硕的写意花卉，一是重气当势，以浑厚豪放为宗，二是“从书法演画法”（吴昌硕诗句），以书入画，以印入画，以金石气入画，如写如拓，高古凝重。比之于白阳，更显得磅礴；比之于徐渭，更厚重苍茫；比之于八大山人，显得烂漫；比之于李复堂，更沉雄；比之于赵之谦，更辣。他重天趣，亦重古趣，所作多淋漓挥写、奔放无矫、势如草书，却又沉重雄健，古意盎然，但他的古意，不弱怯，不酸冷，不轻淡，不单薄，不荒寒，是古而艳，是古而鲜，这或许与他热爱生活，热爱自然，适度吸收市民文化情调有关。总之，他的画、审美精神是高古厚重，朴野自然，大大方方的，我认为这是吴昌硕极古极新，独张一军的所在。其艺术风格：重、拙、大、鲜、饱满向上，一派磅礴气象。这种美感创造，正是吴昌硕作为一代宗师对于中国画艺术的历史性贡献。
他的画意是蓬勃于胸次的积郁之气。这股气饱含了他的生活压抑与愤世嫉俗的全部愤慨，也深寓了他的高洁自负的遗世独立的情怀，借梅花、墨荷、葫芦、紫藤等而深出。画写意先要有真意，有深意，有大意方后可。吴昌硕是金石画派的传人，更是金石画派的鼎足。他继承历代文人画脉络是通过诗文，通过画气不画形，通过书法中的草法作画，但他直取金石画派的脉络则是以三代金石古意术美感，求古厚朴野，求斑苍茫，就书法入画而言则是参篆法入画，因而“临抚石鼓狼玡笔，戏为幽兰一写真”，形成他的草篆法入画，这就比清同以前的文人画多了一些籀之气。金石画派的金石篆籀气加上文人画派的草书入画，画气不画形，终成一新的审美世界。
吴昌硕的画，古而新，朴而雅，质而艳，狂而秀；非深解中国文化者，难知其中乐趣。吴昌硕的画，以印论画，世论不多。我认为吴印艺早成，功力深厚。他如何移印入画？就在于古艳这一点上。吴昌硕的以印入画，我认为是体现在其设色求单纯，求厚重，求饱和，这是其印风的作风。有人认为吴昌硕作画好用复色，有其合理性，但总体而言，他用色更喜欢浓重饱满，单纯朴厚，讲究谐调色，邻近色，互补色，讲究大块面的色块分布，有整体感。他的用色鲜艳固与他用西洋红有关，与他受别影响有关，但不能不看到那是他的个性气质和审美精神的流露。其中就吴昌硕的综合素质而言，使典画笔墨，富于表现力，气息文雅，富于文人气息。吴昌硕构图丰实饱满，好作竖幅长屏，气机畅旺，中间缭绕盘行，得纵横气势，富于视觉张力，正与民初国人志欲国强精神相一致。吴昌硕画重气势
重气韵过于重意境重情趣，的确是大写意绘画发展到近现代的一个历史必然。因此，吴昌硕之崛起东南，领袖现代，实与整个民族文化历程相推移。
三、任伯年花鸟画的审美特征【任伯年花鸟画点评】
任伯年的作品题材广泛，形式多样，吞吐古今，广收博取，既有传统，又吸收民间作画的营养，并受到西洋美术某些方面的影响，使他的画风具有一定程度的现代感和群众性。自到上海以后，视野大开，又受到同代名家的启示，画风大变，铸入化境，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逐渐成为一代大家。
任伯年的画，以雅俗共赏的形式，迎合了观照过西洋绘画形态的市民阶层的审美心理而备受欢迎。他的画，由于吸收了西洋水彩画的不少技法，所以在再现自然外在物象之真实和表现画面空间透视等方面有着特殊成就。不过，也正因此，表现在传统中国画中的中国人的人生观念与人生态度，也就在任伯年的画中有意或无意被消解，被弃置。这说明，一方面传统的中国画面对一个开放的世界，面对一个走向商品化经济的社会现实，它本身需要变荣以后适应时代发展变化的步伐；另一方面，也说明传统的中国画在失去它赖以生存的古典文化环境之后，如何重建适应它的哲学本体依据和人文本题依据，则成为刻不容缓的大问题。
任伯年在花鸟画上有突出的成就。他的花鸟画的重要特色，是构图奇肆多变，但却又雅俗共赏，无论是疏落的山花野卉，还是浓密的老树，画面上首先映入观者眼帘、最为夺人眼目的还是那些栖止飞鸣的禽鸟，这主要是作者平时对生活有过深入的观察，善于捕捉对象最生动的情态，并巧妙运用布局的虚实、疏密关系和形象动与静的对比变化。此时，他的花鸟画还有用笔轻快、活泼，设色悦丽秀雅，很善于处理色彩的对比与调和的关系等特点。他的大多数传世花鸟画基本上都能真实地体现他的绘画艺术的这些特色。
任伯年重视继承传统，融汇诸家之长，吸收了西画的速写，设色诸法，形成自己丰富多彩，新颖生动的独特画风。他对花鸟、人物、山水、鱼虫、翎毛无所不能，无所不精。【任伯年花鸟画点评】
任伯年精于肖像，是一位杰出的有像画家。他的有像画重视写生，勾勒，点族，泼墨交错互用，赋色鲜活明丽，形象生动活泼，且题材相当广泛，多绘历史故事，民间神话传说等百姓喜闻的题材。人物画早年师法萧云从，陈洪绶，费晓楼，任熊等人。工细的仕女画近费晓楼，夸张奇伟的人物画法陈洪绶，装饰性强
任伯年花鸟画点评(二)
黄慎与任伯年人物画艺术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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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慎与任伯年人物画艺术比较研究
作者：付佳佳 吴越滨
来源：《大观》2015年第03期
摘要：黄慎和任伯年，一为“扬州八怪”人物画代表画家，一为“海上画派”人物画代表画家。他们在人物画方面都有很高的成就。将二者进行对比研究，对于我们提升对人物画的认知、思考人物画的发展方向和人物画的现实创作的启发都是不无裨益的。
关键词：黄慎；任伯年；人物画；艺术比较
清代黄慎作为“扬州八怪”之一的画家，在人物画方面的成就最高。他创造性地以草书入画，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大写意人物画风格。考察黄慎的生平，笔者发现在其一百年后清末时期的人物画大师任伯年，与其具有诸多的类似之处。他们都是出身于民间的职业画师，擅长民间题材，又具有文人画风格，诗书画俱精，取得了较高的艺术成就。这些年来，对黄慎和任伯年的个体研究者为数不少，但将二者放在一起比较研究的却较少。笔者试从两人的生平经历、擅长的人物画题材，绘画的艺术创新等方面进行比较研究，来进一步了解两位大师的艺术成就。
一、黄慎与任伯年的生平经历
黄慎出生于1687年（清康熙二十六年），卒于1770年（清乾隆三十五年）[1]。黄慎出身平民，家境十分贫寒。迫于生计，在母亲的建议下开始学画，以此来赡养家庭。由于当时“写真”比较流行，人物肖像画销路较好，便首先跟随当地的画师学习“写真”。为了画好“写真”，他勤学苦练，几年的时间便掌握了坚实的基本绘画技巧和造型能力。之后的到访扬州，更使其声名大噪。任伯年生于1840年（清道光二十年），出身平民，父亲是民间写真画工，任伯年自幼受父亲的影响，有一定的艺术功底。在其父亲病故后，他以同乡族侄的关系追随任熊、任薰习画。1868年，随任薰来到上海。
显然，由于家庭情况，两位大师学画最初都只是作为一种谋生的手段，但他们却凭借自己的勤奋和聪颖，以身边的画师作为绘画起步向导，又上追先古大师的绘画艺术文化积淀，融会贯通，终形成自己的特色。
二、黄慎与任伯年人物画的题材比较
黄慎和任伯年的人物画题材广泛。画史上的同一题材，在他们笔下，其表现手法也不同。以“苏武牧羊”为例，乾隆十六年黄慎所画《苏武牧羊图》，画中苏武头戴斗笠，面部表情沉思、凝重，饱含着坚毅神情，手拿着已经掉毛的“节”，头发和胡须已经都白了，两肩微向前倾，暗示了困苦生活带来的摧残，画中背景巧妙地用一条倾斜的线分隔天与地，描绘出了天地荒宪、矿野寒冻的景象。而任伯年笔下的苏武，不管是席地而坐，还是站着的苏武，都身披风
任伯年花鸟画点评(三)
《任伯年人物画赏析》何燕
任伯年人物画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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