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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堡》(一)
彼得堡的大师
《彼得堡的大师》：他和他的人
文/鼓润
南非小说家约翰·马克斯韦尔·库切于200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瑞典皇家颁奖委员会的颁奖理由为：“他的作品精准地刻画了众多假面具下的人性本质，在人类反对野蛮愚昧的历史中，库切通过写作表达了对脆弱个人斗争经验的坚定支持。”虽然是南非人，但早在获奖前一年就移民澳大利亚的库切很难被视为真正意义上的非洲作家。他的作品《耻》、《等待野蛮人》、《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无论是内容还是手法都更加西方，但所有的作品都表现出一个相同的主题：如何在逆境中获得拯救。库切通常给予主人公沉重的打击，剥夺他们的尊严，然后再在逆境中赐予他们力量。
在《彼得堡的大师》中，他按照自己的思路重塑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历史上1869年的秋天，债台高筑的大师正与妻子远遁德国德累斯顿躲避那些要命的债主。而库切却安排大师返回炼狱一般的圣彼得堡，悲痛欲绝地调查继子巴维尔的死亡真相。如果你我单纯的认为库切试图还原陀翁写作《群魔》之前的生活和精神状态，这远远不能涵盖这部小说的真正内涵。库切记录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精神苦旅，整本的《彼得堡的大师》，便也是库切自己的“穿越记”。究竟是谁在何时从哪里又穿越到了哪里？是陀翁？是库切？是《群魔》中的斯塔夫罗金或是伊万诺夫？是大师的继子巴维尔·伊萨耶夫？还是库切23岁就死于意外的儿子？库切反复的置换着自己和陀翁的身份，将大师的作品带入自己的作品。这不仅仅是向大师致敬。库切复调的写作不只是文字游戏，也是他最初和最终的意图。
库切一定是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他了解大师其书其人，了解大师的欢乐与痛楚。他要和陀翁一样熟悉彼得堡，熟悉那个年代俄国肃杀的气氛、激进而迷茫的年轻人、还有外柔内刚的女人。他要在大师癫痫发作时同他一起躺倒在地，撕心裂肺的体验生命不由自主的痛苦，以及丧子的绝望——私以为，对于丧子，库切自己远比大师要绝望。陀翁在彼得堡，住儿子住过的房间，穿儿子穿过的衣服，看儿子留下的文字，这更像是库切本人经历的投射。库切大量选用了陀翁作品中惯常给人以压迫感的场景——斗室、坟场、塔楼、昏暗的工厂地下室、灯光闪烁的审讯室。即便是对话，他也选择了大师惯用的口吻——只有在出现激烈的情感碰撞时，人物才会开口，而态度往往也是生硬的；字里行间更多的是发自肺腑的意识流与独白——那些不断诘问的独白，神经质的隔绝人世，以及几种人格交替主宰。但在大师的骨骼上，库切填上了自己的血肉。
是的，大师的继子巴维尔是小说真正的局外人，但可以看作从大师的思想分裂而出的另一个他。他之所以一直活在大师心中，是因为他既代表了自己身为激进分子的过去，又代表着遥不可知的未来。巴维尔的死亡迫使陀翁去面对飘渺的理想与惨痛的现实之间的巨大裂痕。他一次次试图进入巴维尔的世界去了解他的继子，但只是触摸到了一个又一个幻影。敏感的陀翁一遍一遍回顾着继子的经历，将继子接触的一切人和事通通记住、扭曲。世人都是朋友，世人也都是敌人，而其中最凶残的敌人是涅恰耶夫——年轻的革命者、激进青年的神
话。革命的年轻人喊着打倒一切、怀疑一切，力求创造一个地覆天翻的新世界，涅恰耶夫则以自己的理论给予青年们足够的诱惑。而大师的武器只有手上的笔，以及笔尖记录下的旧恶，他将涅恰耶夫之流视为革命道路上滋生的新岔路。美好尚未到来，新恶却已诞生。
书中的明线似乎是巴维尔死亡引出大师的彼得堡之旅，以及他所遇见的人——女房东安娜、警察马西莫诺夫、涅恰耶夫、安娜的女儿马特廖娜——她对“革命”有鬼上身一般的狂热，以及相互碰撞的种种事件。而《群魔》则是作品的暗线，从大师最初的构思到结尾斯塔夫罗金的诞生都可以与陀翁在动笔之前的际遇相吻合。这是一部架空了真实人物和人物生平的小说，也是一部关于作家和作品的小说。结束了《彼得堡的大师》中永远走不出去的俄国秋日阴霾后，你可以翻开陀翁的《群魔》，“开始尝试那种滋味”。“那种滋味如同苦胆。”
库切附体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始终在与全人类交锋。他甚至退掉了上帝送来的天堂门票，“我不认同你的世界，所以我不认同你的天堂。”这个类型的作家们阴郁的不招人喜欢，他们在内心世界默默地消化悲伤，反刍痛苦，过于严肃，毫无幽默感。他们死命抓着被人们已经遗忘的东西，用文字给自己盖个窝棚，好把在人生遭遇再经历一遍。书中的陀翁说：“我有一条贯通全身的裂纹。开裂的钟还有什么用处？开裂的钟是修补不好的。”但库切用自己的敬意帮助大师补好了裂痕，精钢打磨，血肉浇铸。彼得堡的大师终于变成了一座斑驳锈蚀却依旧完整的大钟，腐朽的钟身里怀抱着世界上最深的苦难。而所有的声音，无论好坏，都被大钟忠实的记录下来，成为他与旧恶和新恶斗争的武器。狂风来袭时，钟响，钟痛苦地响。
而库切则是一把锋利的手术刀，在大师的记忆和自己的记忆中肆意地挖掘，剔出毒瘤，然后切片制成标本。手术刀先生冷眼看着世人在尘世里重复的生活、工作、大笑、恸哭。他的刀锋尖厉、执着。库切应该是极爱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在小说《凶年纪事》的最后一篇《随札》中他也曾提到陀翁。《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伊凡让他不止一次泪流满面，正是因为陀翁借助伊凡传达了“一个人的灵魂无法承载这世界的恐惧”。我们不能不因此想起约翰•堂恩的诗：“没有人是自成一体的孤岛，千万不要打听丧钟为谁而鸣，丧钟为你而鸣。”
《彼得堡》(二)
库切《耻》之介绍及本人感受
小品库切之《耻》
10级汉语言文学（1）班 32号 林巧云 学号：118612010032
《耻》
作 者： J.M.库切 著 张冲 译
出 版 社： 译林出版社
ＩＳＢＮ：9787544713771
出版时间：2010-01-01
版 次：1
装 帧：平装
所属分类：图书 > 小说 > 中国当代小说
作者库切（J. M. Coetzee， 1940— ），是南非当代著名小说家，自1974年起，先后出《幽暗之乡》（Dusklands， 1974）、《国之中心》（In the Heart of the Country： A Novel， 1997）《等待野蛮人》（Waiting for the Barbarians， 1980）、《迈克·K的生平与时代》（Life and Times of Michael K.， 1983；获1983年布克奖）、《敌人》（Foe， 1986）、《铁的时代》（Age of Iron， 1990），以及《彼得堡的主人》（The Master of Petersburg， 1994）等多部小说，被评论界认为是当代南非最重要的作家之一。1999年，他完成并出版了小说《耻》，作品为他再次赢得了标志小说创作成就的英国布克奖。
小说情节主要由四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以卢里的一桩丑闻（勾引了一位大学二年级女生并与之发生性关系）为主线。第二部分是卢里因勾引女学生受罚，来到边远山村，与女儿露茜共同生活。小说的第三部分是全书情节最
直接给读者以震撼的部分：露茜遭受了农场附近三个黑人的抢劫和蹂躏，而其中一人居然还是个孩子；卢里也在这一事件中受伤。事件本身，事后父女两人和其他有关的人对事件的态度及处理方法，传达着作品的主要信息。第四部分写卢里创作的歌剧《拜伦在意大利》，这与主情节若即若离，似乎总在向读者暗示着什么。
不少评论认为，《耻》这部作品是通过各种细节描写，揭示新旧交替时代发生在南非大地上各色人等之间的种种问题。单从题目“耻”来说就有道德之耻（教授卢里数桩风流韵事所指的道德沦落）、个人之耻（女儿遭受蹂躏抢劫）、历史之耻（身为殖民者后代的白人卢里和露茜最终“沦落”到要以名誉和身体为代价，在当地人的庇护下生存）等意义。
看完这部作品后，我最深切的感受是一个“界”字。“界”有许多范围，，各有所指。在这部书里，真实地展示了各种难以跨越的界限。卢里和学生梅拉尼之间本有师生的“界”、传统习俗中长幼的“界”、自然里的男女之“界”，但卢里利用自己“教授+长者+男性”的强势力量，越过界线，形成道德之耻。他为此受到惩罚，完全是咎由自取。小说中穿插了卢里与妓女索拉雅的交往情节。卢里因为偶然的越界，使她在他生活中消退、消失了。就算是妓女，也有自己的“界”，有她与卢里关系的界限。打破了这个限度，只能以两人关系结束为代价。小说中最重要的是卢里和露西的父女关系。这两人，既有父女两代人的“界”，当然也有男女之“界”。这两个“界”在露西遭蹂躏的事件中体现最为清晰，卢里无法理解女儿被伤害之后却坚持不报案，并且不打算把当时具体情况告诉他。在这里，露西对这位形同陌路的父亲有很深的芥蒂。另外，作为成年女性，她有自己生活的界限，有权利不允许男性介入，不论他是什么身份。卢里想越过这个界线，就是对露西的侵犯必然会受到她的攻击阻碍。
从小说人物上升一个层次，就是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界”、历史与现实的“界”。当南非社会的殖民主义已经消退，新时代开始时，作为白人的露西在乡村开辟农场本身就是一种越界。后来受到（包括一位黑人小孩）的三个黑人蹂躏，她回想起时，令她感到可怕的是，施暴者似乎不是在宣泄情欲，而是在喷发仇恨，一种产生报复的快感的仇恨。这股仇恨中积累了几代历史和两个民族的意识，三个黑人要报复的是当年白人殖民者对南非社会的
越界，露西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成了当年殖民者的替代品，是殖民主义越界必然要付出的代价。所以露西坚持不报案，似乎也成了应该做的事，一个必须还的债！
个人之间，社会形态，进而文化、文明都有各自的“界”，强行越过这个界线，有一方就必须付出代价，战争就是一切越界的最大形式。但是，这是否就意味着人与人、社会与社会、文明与文明之间就一定无法相融合呢？这条界线是不是一定不可逾越呢？作者没有给出答案。但现今的世界，我们不难看出，处处有界，处处越界，人人护界，人人穿界。
《彼得堡》(三)
2008年高考语文试题(辽宁卷)
自然派的奠基人——果戈理
杨健云
人物简介
[坎坷人生]
1809年4月1日果戈理出生在乌克兰波尔塔瓦省密尔格拉德县大索罗钦镇的一个地主家庭里，他自幼在农村长大，从小受到艺术的熏陶，尤其喜爱乌克兰的民谣、传说和民间戏剧。由于父亲早逝，他离家去圣彼得堡谋生，曾经在国有财产及公共房产局和封地局先后供职，薪俸微薄，生活拮据。正是在圣彼得堡的这段经历令他饱尝世态炎凉和小职员度日的的艰辛，使他看到了严酷的社会现实本质，官场的黑暗与腐败，是对普通民众身受的苦难非常理解。这些都成为他日后文学创作的素材和动力。也正是在这里，果戈理结识了当时著名的诗人茹可夫斯基和普希金，这对于他走上创作道路有很大的影响。他与普希金的友情与交往传为文坛的佳话。1831年辞职，专门从事文学创作。
[含泪的笑]
果戈里幼年丧父，终身未娶，一生坎坷。他从小体弱，一直疾病不断；他精神抑郁，心灵饱经忧患。生活的苦闷和身体的疾病造成他忧郁的性格，他总是带着忧郁的目光，流着悲切的眼泪来嘲笑统治阶级的鄙恶。才华横溢的果戈理一生痛苦而短暂，但是创作的作品却成为世界名著流传至今。1831～1832年他的处女作短篇小说集《狄康卡近乡夜话》问世，从此开始步入文坛，年仅22岁。这部小说集是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创作相结合的产物，被普希金誉为“极不平凡的现象”，从而奠定了果戈理在文坛的地位。作品笔调幽默、清新，结合了优美的传说、神奇的幻想和现实的素描，描绘了乌克兰大自然的诗情画意，讴歌了普通人民勇敢、善良和热爱自由的性格，同时鞭挞了生活中的丑恶、自私和卑鄙。 1834年秋，果戈理曾在圣彼得堡大学任教职，一年多以后即弃职专门从事文学创作。在此期间，他又相继出版了《密尔格拉德》和《小品集》（后来又称为《彼得堡故事》）两部小说集。作家一改在《狄康卡近乡夜话》中对恬静的田园生活的迷醉之情，而将讽刺的笔触转向了揭露社会的丑恶、黑暗和不平，对社会底层的小人物的命运寄予了深切的同情，标志着他的创作走上了一个新阶段。特别是1837年普希金不幸逝世之后，他将批判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推向了新的高度，无愧地站在普希金遗留下的位置上，共同成了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
1835年，中篇小说集《米尔戈罗德》和《彼得堡的故事》的出版给他带来声誉。《米尔戈罗德》收入四篇小说，其中《塔拉斯·布尔巴》是历史题材，塑造了哥萨克英雄布尔巴的形象，歌颂了民族解放斗争和人民爱国主义精神。《彼得堡的故事》取材当时现实生活，展示了生活在专制制度下“小人物”的悲剧，尤以《狂人日记》、《鼻子》和《外套》最为突出。《狂人日记》艺术构思独特，出现在读者面前的是狂人和狗的通讯、几篇日记，形式荒诞。小说主人公是一个微不足道、安分守己的小公务员，受阶级社会重重压迫，处处被人侮辱蹂躏，最后被逼发疯。《外套》写地位卑微的小官吏唯一生存乐趣是渴望攒一点钱做一件外套。不料新外套刚上身便被人劫走。这件事反成笑料，主人公最后含恨死去。 在写作小说的同时，果戈理也开始了讽刺喜剧的创作。1836年4 月，著名
喜剧《钦差大臣》在彼得堡亚历山德拉剧院上演，轰动了整个京城。该剧逼真地反映了俄国专制社会的种种弊端和黑暗，从而深刻地揭露了官僚阶级的丑恶和腐朽。 1836年 6月，在《钦差大臣》遭到政府和反动文人的攻讦声中，加上病魔缠身，果戈理决定到国外去治病。此后来来去去，多在国外，少在故土。在国外，他一边养病，一边从事早在1835年就已开始的《死魂灵》的创作。《死魂灵》的第一部终于在1842年问世。这是一部卷帙浩繁、人物众多的宏篇巨制，通过对形形色色的官僚、地主群像的真切、生动的描绘，有力地揭露了俄国专制统治和农奴制度的吃人本质，极大地震撼了整个的俄罗斯。
由于远离祖国，脱离生活，果戈理的创作思想发生了危机。他的世界观中根深蒂固的宗教赎罪思想、神秘主义和害怕革命变革的情绪迅速膨胀起来。他竟然要回到宗教迷信和宗法制度中去拯救自己的灵魂和寻找社会的出路，并对过去发表的揭露社会矛盾的作品表示了公开的忏悔。这一切迷误与倒退行径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以别林斯基为代表的革命民主主义朋友们的严厉批评。
果戈理终身未娶，几乎是在穷困中度过了短暂的一生。临终前，果戈理在精神上已经完全为向他施加不良影响的马蒂厄神父所控制，他说服果戈理放弃文学，献身上帝。果戈理听从马蒂厄神父的旨意焚烧了《死灵魂》第二卷的手稿，在封斋期以常人忍受不了的方式守斋，每天只吃几调羹燕麦糊和一片面包。夜里，为了不让自己做梦，他努力克制自己不睡觉。守斋的结果接踵而至，他终于大病一场。于1852年3月4日溘然长逝，终年43岁。
果戈里内心的忧郁和喜剧形式的奇妙结合在《钦差大臣》中表现得更为淋漓尽致。一个来自彼得堡的十二等文官，阴差阳错被某地官员们当成宫廷派来的钦差大臣，由此引发了一系列啼笑皆非的故事。果戈里利用喜剧的夸张形式和辛辣的讽刺，揭露了官僚阶级的种种丑态。这种嘲笑融合了作家忧郁愤怒的情感，对现实具有强烈的穿透力。173年后的今天，剧本的题记“脸丑莫怪镜子歪”仍证实这部作品的经典。
《死魂灵》的意义和价值，在于对俄国封建农奴制度的无情揭露和深刻批判。讽刺的主题与为现实而忧心如焚的悲剧主题并行发展。大笑之后，表层底下总飘荡着难以形容的忧郁。在浓稠的忧郁里，作者还不忘再让读者哈哈大笑几次，然后又觉得悲哀。那带泪的诙谐，那辛辣的讽刺，那同情的取笑，果戈里一生所累积的笑与苦的功力，都倾注在这本他未能完成的巅峰之作上。这是一部无与伦比的笑与苦极端交杂的悲喜剧经典。
《狄康卡近乡夜话》是果戈里的成名作。全书充满着欢快的旋律基调和幽默的笑谈谑语。当年，普希金以诗人的敏感听出了年轻果戈里笑声背后寂寞苦愁的哀伤,称他为“愉快的忧郁者”。果戈里自己也承认，早期作品的那种愉快，是要通过欢乐浪漫的情绪来发泄心中的苦闷和忧郁。
《狂人日记》和《外套》是描写“小人物”的两篇杰作。《狂人日记》中，一个安分守己的小公务员处处被人侮辱蹂躏，最后被逼发疯。《外套》里那个微不足道的小官吏，毕生攒钱做的新外套刚穿上身便被劫，他成为众人笑料，最后含恨死去。与早期作品明显不同，果戈里已开始采用讽刺的笔调揭露现实的丑恶。在看似喜剧性的作品中蕴含着深切的悲酸，在小人物可笑又可怜的命运中饱含着忧郁的悲剧因素。
果戈里内心的忧郁和喜剧形式的奇妙结合在《钦差大臣》中表现得更为淋漓尽致。一个来自彼得堡的十二等文官，阴差阳错被某地官员们当成宫廷派来的钦差大臣，由此引发了一系列啼笑皆非的故事。果戈里利用喜剧的夸张形式和【《彼得堡》】
辛辣的讽刺，揭露了官僚阶级的种种丑态。这种嘲笑融合了作家忧郁愤怒的情感，对现实具有强烈的穿透力。173年后的今天，剧本的题记“脸丑莫怪镜子歪”仍证实这部作品的经典。
果戈里的“笑”贯穿他一生的著作。他的笑，看一次比一次深沉、复杂，进而忧郁。那是含着泪的笑，这种笑能真正地触动人心。果戈里脸上是深深的忧郁，隐隐的苦痛。你不会在他脸上看到泪，他的泪都在心里。
[社会评价]在20年的创作生涯中，他创作了系列佳作极大地丰富了俄罗斯文学的宝库，终于成为19世纪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一代宗师。除了自己的造诣以外他还影响了一大批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如涅克拉索夫、屠格涅夫、冈察罗夫、赫尔岑、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契诃夫等等。陀思妥耶夫斯基曾坦言道：“我们所有的人都是从果戈理的《外套》中孕育出来的。”果戈理被誉为“俄国散文之父”，而普希金是俄国文学中的诗歌之父，因此，他们两人一向被誉为俄国文学史上的双璧。
[代表作]
小说集《狄康卡近乡夜话》
小说集《密尔格拉德》――《旧式地主》、《伊凡·伊凡诺维奇和伊凡·尼基福罗维奇吵架的故事》、英雄史诗风格的《塔拉斯·布尔巴》小说集《彼得堡故事》――《狂人日记》、《外套》
戏剧《钦差大臣》
长篇小说《死魂灵》
【创作年表】
优秀作品简介
[狂人日记]艺术构思独特，出现在读者面前的是狂人和狗的通讯、几篇日记，形式荒诞。小说主人公是一个微不足道、安分守己的小公务员，受阶级社会重重压迫，处处被人侮辱蹂躏，最后被逼发疯。《外套》写地位卑微的小官吏唯一生存乐趣是渴望攒一点钱做一件外套。不料新外套刚上身便被人劫走。这件事反成笑料，主人公最后含恨死去。
鲁迅、果戈理的《狂人日记》在体裁、形式和表现方法上，虽有某些相同或近似，但鲁迅只是在形式上有所借鉴。两个狂人貌似神殊。就思想内容的深度而言，鲁迅的《狂人日记》是果戈理所难以企及的。二者都采用"以狗喻人"，都呼喊"救救孩子",但形同质异，在思想和创作上有着某些本质的区别。
[钦差大臣]
经典讽刺喜剧《钦差大臣》原剧剧情描述的是，十九世纪初，在俄罗斯某一偏远小城，市长听到传言说钦差大臣要来微服私访，于是以市长为首的当地达官显贵们慌作一团，害怕自己平日的恶劣行为被钦差所知所引发的故事。故事之初，两个本城地主在旅店里发现了一个从彼得堡来的官员——赫列斯达可夫，误认为他即是那位微服私访的钦差大臣。为了掩饰自己的劣迹及出于更为长远的打算，众人争先恐后地向赫列斯达可夫谄媚。事实上，这个赫列斯达可夫根本不是什么钦差大臣，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十二等文官。他不过是一个路过此地又在打牌中输光了盘缠的纨绔子弟。接着，一场好戏就这样上演了。赫列斯达可夫轻而易举地从这群人手中得到一笔笔钱财，他甚至得到了市长夫人安娜与市长女儿玛丽亚
的爱情。在宣布与玛丽亚订婚之后，赫列斯达可夫在市长一家的欢送下离开了此地。大家沉浸在黄粱美梦中，直至邮政局长鬼使神差地私拆了赫列斯达可夫写给朋友的信，真相才得以大白。这时，真正的钦差大臣到来了。
作品揭露了沙皇专制制度下，形形色色官僚的丑恶与腐败，反映出俄国官僚阶层贪赃枉法，谄媚钻营，卑鄙庸俗等本质特征。因此成为俄国现实主义戏剧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彼得堡》】
果戈理在《作者自由》一文中曾经这样说明创作这出喜剧的意图：“我决定在《钦差大臣》中，将我知道的俄罗斯的全部丑恶集成一堆，加以嘲笑。” 喜剧的前面还有一题词：“脸丑莫怪镜子。”的确，《钦差大臣》就像一面照妖镜，它照出了专制俄国官场的腐败，它描绘了官僚集团的百丑图，深刻揭露了专制制度压迫、欺骗人民的本质。【《彼得堡》】
1836年4月，《钦差大臣》在彼得堡首次公演。戏院里坐满了王公贵族、将军大臣、文化名流，连沙皇也来了。起初，每逢滑稽可笑之处，那些官员们就开怀大笑、鼓掌。可是后来，他们看到剧中官僚的种种丑态时，就笑不出来了，人们开始窃窃私语，戏演完了，沙皇走出包厢，一脸不高兴地说：“这算什么戏？人人都不痛快，而我尤其如此。”沙皇统治集团被《钦差大臣》那无情的嘲笑所激怒，急忙下令禁演，有的人甚至说，果戈理是俄国的敌人，扬言要把他流放到西伯利亚！
事隔多年，一次，果戈理出席一次宴会。席间，一个将军瞟着果戈理对别人说：“他是个革命党徒„„我当省长时，剧院上演他的戏，每当台下出现对当局的嘲笑，全大厅的观众就回头瞧我的包厢。当时我真的不知道钻到哪儿去才好，最后我只好下令全省禁演他的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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