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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大的迷宫何里欧·奥蒂塞卡的艺术
【关于中国塞卡病毒最新】 2013年，柏林电影节上一部艺术家个人纪录片的展映，使得巴西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视觉艺术家何里欧・奥蒂塞卡的名字被再度推向欧洲大陆文化界的聚光灯下。而本年度德国法兰克福书展的主宾国恰好也是巴西，于是法兰克福当代艺术馆借此时机与何里欧・奥蒂塞卡计划（Project HélioOiticica）联手，为这位被称作“巴西的安迪・沃霍”的战后革命性艺术家举办了一次全方位回顾展，名为“盛大的迷宫”。该展览选取了奥蒂塞卡艺术生涯各个时期的作品，探讨了他在一生中不断挑战艺术界限的一系列可参与式的色彩空间世界。 从平面到立体的色彩盛宴
何里欧・奥蒂塞卡（Hélio Oiticica，1937-1980）出生于巴西里约热内卢。艳光四射的桑巴、纸醉金迷的都市，还有山坡上层层堆砌的贫民窟――这片土壤上的一切看似矛盾，却又共生，如此旺盛而顽强的生命力也深深植根于他的血液之中。奥蒂塞卡开始崭露头角是在20世纪50年代，当时巴西乌托邦的梦想还未被随后的武装政府镇压。人们怀揣着乐观的希望，艺术界一片大好：圣保罗举办了双年展，里约热内卢和圣保罗当代艺术博物馆也在这一时期建立。正是在里约热内卢的当代艺术博物馆，奥蒂塞卡开始追随抽象画家伊凡・塞尔帕（Ivan Serpa）学习抽象画创作，并成为先锋艺术团体“GrupoFrente”的成员。他在这一时期的抽象画作品，非常鲜明地体现出他既受本土熏陶，又受到当时欧洲艺术运动如“具象艺术”（concrete art）和“荷兰风格派运动”（De Stijl）的影响。这些运用大块明亮的三原色以及将三原色两两混合的二次色创作的抽象作品， 是从概念上和技术上对色彩维度的探索。本次展览也呈现了他这一时期的几何抽象画，色彩丰富，构图富有想象力。在这些小型的几何抽象画中，已经可以看到大量尝试用色块来表现形状和空间的用意。蒙德里安（Piet Mondrian）、保罗・克利（Paul Klee）和马列维奇（Kazmir Malevich）等艺术家对他的影响显而易见。
当然，奥蒂塞卡从未满足于将色彩拘禁于二维平面之内。在其之后的创作中，他开始打破自己早期作品中既有的色彩与结构。这一概念在50年代中期的《变化图式》（Metaesquema，1957-58）系列作品中得以体现。该系列共有350幅小型抽象画，这些单色的几何形状构成的作品，在用色上依然受到当时欧洲艺术家的影响，但是对比他们作品中较严格的秩序感，奥蒂塞卡在自己的作品中引入了不稳定的元素：色彩对比强烈的方形或三角形的动态组合，跳跃并且互相碰撞。此时，框架概念被逐渐解放，平面色块开始立体化，甚至延伸向三维空间。
而在光与色彩的互动方面，奥蒂塞卡亦尝试了不同的层次与色度，运用层叠的方式将光线在色彩上产生的效果最大化，创造出一组白色的抽象结构作品《白色系列》（White Series，1958-59）。这组作品标志着他开始在理论上和技术上对绘画的时间维度，即“色彩的时间”（colour-time）进行探索。
同时，奥蒂塞卡还创作了一组不规则形状的双面白色油画《双边》（Bilateral，1959）系列：将不同形状组合的画板两边都涂上白色，悬挂在空间内，成为自由活动的主体。而其在墙上的投影，也使观者可以展开更丰富的想象空间。从不同的角度观察，得到的是不一样的体验。20世纪60年代开始，奥蒂塞卡在《双边》系列的基础上进行了更多元化的尝试，将红与黄的色彩导入，架构起“七巧板”式的的红黄色悬挂木板装置《空间浮雕》（Spatial Relief，1959-60），立体拼接的构造更加复杂与创新。此时的他写道：“我作品的主轴是对于色彩的体验，这也是我开始构建一部作品的方式。在此基础上，色彩和结构的复杂关系才能真正开始。”
从一开始，奥蒂塞卡就不是一名“单纯”的画家。他通过大量的系列式的创作，实验并逐步接近自己的艺术理论（同时也创作过一些关于实验性艺术的理论文字作品），成为色彩、时空与环境的架构者，持续为色彩环境建构各种各样的模型。他的作品，每一个组合都具有连贯性的思考，虽然各个作品本身的面貌多样，但是绝不是盲目和不假思索的尝试。站在他的作品面前，你看到的是一位严肃而大胆的思考者。
“身体在场”的参与式迷宫
奥蒂塞卡曾说：“我向往一个盛大的迷宫。”12岁时，这位昆虫学家的儿子便搭起了自己的第一个蚂蚁“迷宫”。对他来说，迷宫是一个美学空间，它不仅是一个建构起来的实体空间，也是一个概念上的思维空间。人们走入，并且迷失，同时与艺术品本身合而为一。
20世纪60年代初，何里欧・奥蒂塞卡加入了里约热内卢的“新具象组织”（Neo Concrete Group）， 开始尝试“参与式艺术”（participatory art）以及他后来所称的“环境艺术”（environment art）。这样的艺术观，在当时是非常具有前瞻性的尝试，在60年代至70年代的西方当代艺术界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在此之前，艺术作品主要凭借的是艺术家非常私人化的创作，自此，作品不再仅仅由艺术家个人定性，而是开始向与观众的互动拓展，让观者可以体验走进、环绕、穿越甚至操纵由色彩制造的多维度艺术空间。本次展览的主题“盛大的迷宫”，便是强调“身体在场”，邀请人们进入并且参与到艺术当中。
在一组名为《核色彩》（Nucleus， 1960-66）的作品中，许多大小各异、色调渐进的悬置色板组成了开放式的迷宫环境，镜面的引入又提升了色彩的亮度与色度，同时让步入其中的观者看见自己作为作品元素之一的存在。 在探索将深度和广度注入色彩以后，奥蒂塞卡在1963年又接着创作了自己最重要的作品之一――《火球》（Fire Balls，1963-68）系列。这一系列作品的立意在于，用光线“点燃”色彩，并用人的接触赋予其能量。其中一组是在木匣中插入可移动的木板，使其通过移动和抽离动作，揭示物体内部新的色彩平面。在这一系列中他还加入了松色素，并引入了玻璃、塑料、沙土、染布和海绵等日常生活材料，用以拓展互动者的感官体验。最终，诗歌和图像也被揉入作品，鼓励观者的感性参与。艺术品将不再是挂在墙上、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的作品，而是力邀观者的参与，让他们用自己的双手深入感受艺术作品的材质、形状、颜色，以琢磨作品的本质。
1964年，奥蒂塞卡的朋友、雕塑家杰克逊・里贝罗（Jackson Ribeiro）带他见识了巴西贫民区的生活与文化，使他对贫民区的生活方式和棚户建筑，尤其是当地的音乐和桑巴都产生了狂热的兴趣。这次展出的《骚动》（Parangolés，1965-79）系列中的一组作品，是挂在展厅中的一排排色彩丰富的原住民的衣物，意图将身体想象为色彩的载体，融合桑巴的舞蹈，传递出“动态中的色彩”。《可渗透》（Penetrable，1960-79）系列用彩色嵌板组合拼装成独立而封闭式的迷宫环境，其最初的灵感也是来源于里约热内卢鲜艳而多层次的贫民窟。这一系列作品鼓励观者进入艺术家制造的空间并且成为探索者，与空间“对话”，是最能代表其参与式艺术概念的一组作品。艺术家在色彩、结构及时空的整合上达到了新的高点，也是本次展览主题的中心。
而奥蒂塞卡最为人所知的作品是《热带》（Tropicália 1966-7）系列。它们最初展出是1967年在里约热内卢的当代艺术馆。这是奥蒂塞卡将巴西艺术、土著文化、非洲艺术、欧洲当代艺术以及美国的波普艺术综合集成的产物，几乎融汇和联系了所有对他有过影响力的文化艺术类型。他将这些艺术类型各自的元素集合起来，组合创造了一个个新的环境空间：沙滩、热带植物、鹦鹉、蒙德里安的几何色彩以及棚户式的迷宫装置――奥蒂塞卡用自己最喜欢的艺术和非艺术的元素，为自己，也为观者，将一个乌托邦式的空间搬到了艺术展厅。这个系列的名字，也被巴西当代最著名的文艺运动――“热带主义运动”沿用，成为这一运动所代表的包容与开放的代名词。奥蒂塞卡原本希望致力于将巴西的先锋艺术、纯美术与街头艺术融合，以推进艺术和个人的自由发展。但是这些都与当时压抑的政局与社会体制不合，与官方的文化计划相悖。因此，包括奥蒂塞卡在内的许多热带主义运动的成员都为躲避政治迫害而逃离了巴西本土。1970年，奥蒂塞卡前往纽约，在那里生活了八年。这期间，他开始利用影像和音效装置作为新的作品载体。类影院系列（Cosmococa）便是这一时期的产物。你进入了这组作品，便是进入了一个环绕的声音和影像场所。
激进的一生
奥蒂塞卡作为艺术家的一生，激进而不妥协。他的作品重在实验，一直在打破旧有的秩序与常规，将自己推进到新的可能性中。作为参与式艺术的先锋人物之一，奥赛蒂卡受到许多艺术家的欣赏和效仿，他的作品直至今日依然影响着许多当代艺术创作者的创作理念，成为巴西当代最具影响力的艺术家之一。但是，因为选择了毒品和极端的生活方式，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他42岁的英年早逝。回顾他一生的艺术创作，从早期的抽象画时期，到参与式艺术，再到热带主义运动时期的环境艺术，直至后来离开独裁统治的巴西、定居纽约，他的艺术生涯是非常紧凑、思路清晰、从不肯止步的努力。同时他也始终在通过自己的行为和艺术表现，表达对巴西社会的改革心理。革命不息，艺术不止。
2009年，一场大火烧毁了在他弟弟里约住处收藏的他的百分之九十的作品。除了早期的抽象画以及《骚动》系列，其他大多付之一炬，成为巴西文化界非常重大的损失。尽管如此，在弟弟凯撒・奥蒂塞卡（César Oiticica）发起的何里欧・奥蒂塞卡计划的努力之下，他在作品中不断尝试的艺术理念和精神，通过各种保存和再现的形式得以重现。今天的展览，也是受益于此。【关于中国塞卡病毒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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寨卡病毒致病机理新发现
2016年2月1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美洲地区出现的一系列新生儿小头畸形病例及其他神经系统疾病的情况构成了一个“国际关注的公共卫生健康紧急状况”。但是，世界卫生组织国际卫生条例紧急委员会认为，神经系统疾病与寨卡病毒之间的因果联系仍备受质疑。不过，这种情况构成了一个“特殊事件”，并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公共卫生形成威胁。 现在，越来越多的研究结果证明寨卡病毒是一种嗜神经病毒，它们造成小头婴儿和破坏神经系统的本质已经慢慢显露。
寨卡病毒可杀死神经祖细胞
一些研究人员认为，现阶段在活体胎儿大脑中观察寨卡病毒是如何攻击发育中的大脑细胞是非常困难的，因此，他们采用了另一种方式来观察寨卡病毒是如何对人的大脑细胞进行侵害的。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神经学家和神经科学家使用由人诱导多能干细胞（iPSCs）产生的人神经祖细胞作为一种生物模式来研究病毒入侵，用寨卡病毒来感染这种细胞，以观察寨卡病毒的破坏性。
观察表明，人神经祖细胞能够被寨卡病毒感染，而且这种感染能够导致被感染的神经祖细胞死亡和生长缓慢。这一结果基本能判断，寨卡病毒确实能通过感染和致死神经祖细胞以及让神经祖细胞发育缓慢而使胎儿的大脑发育迟缓，从而造成新生儿小头症。
具体研究过程是，研究人员把寨卡病毒接种到人神经祖细胞、诱导多能干细胞、胚胎干细胞和未成熟的神经元体外培养物中，然后比较病毒感染这些细胞的结果。结果显示，人神经祖细胞感染寨卡病毒的感染率最高，可达到90%。在这些人神经祖细胞中能释放出更多的寨卡病毒。感染的结果是，病毒要么杀死神经祖细胞，要么显著延缓它们的增殖。但是，只有不到20%的诱导多能干细胞、胚胎干细胞和神经元被寨卡病毒感染。
这个比较说明，寨卡病毒对于神经祖细胞有特别高的亲和力和破坏性。神经祖细胞属于成体细胞，是未分化的多能或专能细胞，也是人体组织中的原始细胞，它包括多个层次即不同分化程度、不同分化方向的神经祖细胞，最显著的特点是具有自我更新、分化为各种类型细胞的能力，具有增殖和分化的潜能。大脑中的神经祖细胞可以产生大量的神经元和胶质细胞群体。如果它们被感染，就会死亡或延缓生长。因此，寨卡病毒对神经祖细胞的破坏也意味着病毒能阻止神经祖细胞生成和转化为多种神经细胞。而且，大量的病毒出现在神经祖细胞中也意味着病毒有潜力感染更多的神经祖细胞。
尽管这一研究显示寨卡病毒主要感染神经祖细胞，但是也有研究人员认为，研究结果并没有直接阐明寨卡病毒是否能导致大脑异常。原因在于，这项研究所用的寨卡病毒株不同于正在南美流行的寨卡病毒株。因此，并不清楚这种实验室病毒是否与当前在巴西等南美国家感染人的寨卡病毒具有相同的毒性和行为特征。
另一方面，试验用的神经祖细胞是由人诱导多能干细胞在体外制造产生的神经祖细胞，这种在体外感染的结果可能与在人体中寨卡病毒感染细胞的结果并不完全相同。因此，还需要深入的研究来证明寨卡病毒的致病性。
对此，霍普金斯大学的研究人员表示，下一步将研究这些被寨卡病毒感染的神经祖细胞是否能够导致异常的大脑类器官发育，因为大脑类器官是由人诱导多能干细胞在体外培育而成的微型大脑。如果结果是肯定的，则在一定程度上证明寨卡病毒可能导致大脑损害。但是，这还是不能直接告诉人们在怀孕期间胎儿的大脑到底发生了什么。因此，最终的证据还是需要来自临床上对小头儿的病理解剖发现。
尽管如此，该项研究已经初步揭示了寨卡病毒有一种嗜大脑神经细胞的毒性。
寨卡病毒可能使人瘫痪
寨卡病毒被视为与古兰-巴雷综合征（GBS）相关，后者是引发人们瘫痪的原因之一。古兰-巴雷综合征是机体的免疫系统对一些病毒感染产生的一种不常见的应答反应，会导致病人不同程度瘫痪。病人在病毒，如寨卡病毒感染初始症状消失之后的几天或几周，会突然出现四肢麻木和无力，并有可能发展为局部或全身性瘫痪。一些病人通常会在几周或几个月时间内恢复知觉和行动能力，但是更多的病人会遭受持续影响，包括四肢无力以及感觉迟缓。
现在的研究表明，当寨卡病毒感染人后，人体的免疫系统会产生抗体来对付寨卡病毒，但是，这些抗体在攻击病毒的同时，也会突然攻击机体自身的细胞，如果免疫系统攻击的目标是神经细胞，就会让人瘫痪。
发表在英国《柳叶刀》杂志上的一篇文章指出，法属波利尼西亚的一名感染了寨卡病毒并同时患古兰-巴雷综合征的病人血液中分离出了一些抗体。同时，法国巴斯德研究所研究人员的研究表明，大部分患有古兰-巴雷综合征的患者在其产生神经异常症状之前的6天左右受到寨卡病毒的感染，而且他们都产生了相应的抗体。研究人员对在寨卡病毒爆发阶段的42名患有古兰-巴雷综合征的患者进行检查，发现其中41名（98%）患者血液样本中含有寨卡病毒特异性抗体。但对照组只有54%的患者携带特异性抗体。
尽管现阶段对古兰-巴雷综合征患者体内的这些抗体攻击神经细胞的原理并不完全清楚，但研究人员推测认为，一种可能机理是，当人感染寨卡病毒后，寨卡病毒可能像其他病毒一样劫持患者细胞自身的复制机制进行自我复制，随后破坏濒死细胞并进而继续感染邻近细胞。当寨卡病毒进行自我复制时，有时会携带一些由宿主细胞产生的脂质，如神经细胞的脂质，这就可能让抗体也误以为神经细胞也是外来入侵的寨卡病毒，从而对神经细胞发起攻击。
同时，其他一些研究也证明，寨卡病毒是一种嗜神经细胞的病毒，在它们破坏神经细胞的同时，会在病毒颗粒的表面携带或呈现某些神经细胞特异性的脂质分子，这为机体免疫系统提供了攻击的目标，在抗体攻击寨卡病毒的同时也靶向攻击机体的神经细胞，从而导致古兰-巴雷综合征。
在南美国家过去两年爆发的寨卡病病例中，研究人员和医生发现，古兰-巴雷综合征病例也同时增加，这说明寨卡病与古兰-巴雷综合征有关系。现在，《柳叶刀》杂志首次集中于研究古兰-巴雷综合征的原因，表明寨卡病毒感染的确与古兰-巴雷综合征有关。但是，还需要更多的病例研究才能确认。另外，研究人员也在研究是否携带特定基因或其他因素会使受到寨卡病毒感染的病人更易发生古兰-巴雷综合征。【关于中国塞卡病毒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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寨卡病毒大流行拉响全球变暖警报
2015年，全球出现了涉及婴儿畸形的公共卫生紧急情况。这一年也是有历史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这种由喜热的蚊子所传播的疾病在巴西爆发，是否可能只是巧合？ 科学家称，要确定是否属于巧合需要进行多年的研究。他们指出这次危机可能另有原因。但是，这些专家还补充说，寨卡的疫情以及与之相关的登革热的传播应该被视为一种警告。后者一年最多能感染1亿人，并造成数以千计的人们死亡。
在未来几十年，全球变暖可能造成那些携带这些病毒的特殊种类的蚊子的活动范围扩大和生命周期加快，进而促使这些疫病向美国等温带国家扩展。
近期的研究表明，最糟糕的一种情况是，随着全球温室气体的大量排放和人口的高速增长，有可能接触这种蚊子的人口将翻番，目前是40亿左右，到本世纪末将多达80亿或90亿。
“随着全球变暖，控制蚊子将越来越困难。”安德鲁・莫纳甘说。安德鲁在科罗拉多州博尔德的美国国家大气研究中心研究气候与健康的互动关系。“天气越热，蚊子孵化的速度就越快，病毒繁殖的速度也越快。”
人们怀疑，气候变化是人畜感染一系列疾病的一个原因，尽管这一点尚未得到证实。在访谈中，专家指出没有任何一种传染病是仅由一个变量引起的。
相反，传染病常常涉及基因、生态、气候、人类行为等多种因素的互动，所以科学家很难把单个因素分离出来。“原因极为复杂。”佛罗里达大学位于维罗比奇的佛罗里达医学昆虫学实验室教授瓦尔特・塔巴奇尼克说。
寨卡和登革热就是典型的例子。这些病毒主要是由感染黄热病的伊蚊传播。这种生物早已适应了在人类聚居地生存，并因此喜好人类的血液。
热带是最适合蚊子生存的气候带，而那里的城市正在经历迅猛的增长：几年前人类就跨过了一个里程碑：一半以上的人口已迁居到城市地区。但是公共医疗和公共卫生基础设施的投入，比如水管和下水设施，仍是滞后的。
蚊子在盛水的容器中产卵，这种容器在拉丁美洲城市的大型贫民窟中尤其常见。
在寨卡病毒迅速传播的区域，比如巴西东北部城市累西腓和萨尔瓦多，以及2015年出现登革热病例激增的巴西最大州圣保罗，都有在民宅附近存水的习惯。
多名专家在访谈中称，疾病爆发的一个主要原因很可能是城市化、人口增长和跨国旅行造成受风险人口增加。他们认为气候变化只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虽然研究者并不知道气温升高和其他气候变化因素，对疫情爆发的作用有多大，但是他们明白其中一些潜在的机制。
蚊子大多以花蜜为生，但是雌性蚊子为了产卵，需要吸人血来提供充足的蛋白质。如果它叮了已感染登革热、寨卡或其他几种病的人，它就携带了该种病毒。
病毒需要在蚊子的体内繁殖一段时间，才能在下一次叮咬时传播给他人。温度越高，病毒繁殖所需的时间就越短。而且在某个限度以内，温度越高，蚊子的成熟就越快。
温度上升“实际上会加速蚊子的整个繁殖周期，”查尔斯・B・彼尔德说，“人口增加了，在更潮湿、更炎热的气候里，存活的蚊子世代也增多了，这就放大了风险。”彼尔德领导着一个位于科罗拉多州科林斯堡的团队，为亚特兰大的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进行昆虫传播疾病研究。
理论上，全球持续变暖所带来的风险，不仅涉及温带国家，还涉及热带国家的高海拔城市。
墨西哥城的城区和郊区一共有2100万人，它是西半球最大的都市。虽然在墨西哥的低地，感染黄热病和其他病毒的蚊子到处肆虐，但是墨西哥的首都位于较寒冷的山顶平原，至少目前蚊子还无法在那里生存下去。
但是随着气温的升高，墨西哥城附近最近发现了少量的蚊子。
“蚊子已经来到山脚下了。”莫纳甘博士说，“我觉得只要气候条件再合适一点，病毒就有可能开始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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