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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旋转门制度,法律(一)
“旋转门”：美国智库的重要运转机制
“旋转门”：美国智库的重要运转机制
2012-11-05 第06版：战略管理
作者：王莉丽 来源：学习时报 字数：2629
在世界各国智库当中，美国智库数量最多，影响力最大，它不但影响美国公共政策和社会思潮，还对世界政治、经济的走向发挥着重大的影响。之所以如此，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国智库的“旋转门”机制。
“旋转门”机制及其主要功能
“旋转门”是美国智库最具特色的现象之一。美国的行政当局是典型的“一朝天子一朝臣”，每次换届选举后伴随着政府大换班，牵涉官员的变动达4000多项。政府部长等高级阁员不是由议会党团产生，也极少来自公务员，而是来自精英荟萃的智库。卸任的官员很多会到智库从事政策研究，而智库的研究者很多到政府担任要职，这种学者和官员之间的流通就是美国的“旋转门”。“旋转门”机制使得智库的舆论影响力渗透到政策制定的方方面面。 具体而言，旋转门的重要功能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构建人际传播网络。所谓人际传播主要是指，智库在舆论传播的过程中依靠人际关系网影响政策制定。人际传播通常采用的方式和渠道有：在政府中直接担任官职；在总统大选期间担任总统候选人的政策顾问；给政府官员直接打电话，或者邀请政策制定者参加私人午餐、内部会议；保持与国会议员密切的私人关系；邀请前政府官员到智库任职等。而“旋转门”是使人际传播方式得
以发挥重要作用的一个重要机制。正是通过“旋转门”，人际传播的网络才得以形成，美国智库才可以直接与政府决策者进行沟通，进而影响到政策制定。
搭建知识与权力的桥梁。通过“旋转门”，美国智库不但为下届政府培养人才，使得“在野”者的知识有“入朝”转化为权力的通道和可能性，也为前任政府官员提供了一个休养生息、再次入朝的机会和平台。
美国智库为学者们提供了与政策决策者进行紧密接触的舞台和进行政策研究的最佳环境，使他们不但了解政策研究，还了解政治现实。美国历届政府都大量依赖智库学者来填补高层职位。卡特政府曾吸纳了三边委员会、对外关系委员会、布鲁金斯学会等智库的数十位成员。奥巴马组阁之后，2007年成立于华盛顿的小型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有超过十位政策专家获得政府职务，如助理国务卿坎贝尔、副国务卿斯坦伯格等。通过“旋转门”，掌握大量专业知识的智库学者们成功地将知识转化为权力。美国智库之所以乐于聘用这些前政府官员，一则因为他们能够带来在政府内任职的经验和见识；二则也有利于智库在政策领域的公信力；三则是大家经常忽略的一点就是，为他们提供一个再次“旋转”的环境和平台。
推进第二轨道外交。第二轨道是介于官方外交（“第一轨道”）与纯民间交流（“第三轨道”）之间的一种特殊渠道，其突出特征是非官方性和有意识地影响官方决策。美国智库凭借与官方决策【美国,旋转门制度,法律】
的特殊关系以及自身非官方的身份，在国际政治中发挥着独特而又重要的第二轨道外交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也正是“旋转门”所产生的政府与智库之间的人际传播网络和巨大的政策影响力赋予了智库特殊的外交地位和角色，有时会成为在幕后推动双边关系的“助推器”。以中美关系为例，美国政府高层官员在访华之前，通常都会选择一家与政府关系密切的智库进行前期的演讲，并且选择一家智库来打前站。智库则带着访华的一些议题与中国各方面进行接触，试探中国的态度，在掌握了各方情况后，为美国政府的决策作充分准备。除了充当“助推器”之外，美国智库还通过组织对敏感问题的对话和对冲突各方提供第三方调停来承担一种更加积极的第二轨道外交的角色。
“旋转门”机制产生的基础
美国智库“旋转门”机制形成的背后主要包含以下几个重要的因素：独特的政治文化、开放的政治体制和全方位的独立性。 政治文化创造了思想基础。美国政治文化的核心要素是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社会责任意识和不信任政府思想。正是这些要素塑造了美国国民的意识形态,为美国智库的“旋转门”提供了思想和文化上的基础，是“旋转门”的深层推动力。
美国的政治文化崇尚个人的奋斗和创新，鼓励个人积极表达思想，维护个人的言论自由，这种政治文化为美国智库“旋转门”的产生创造了民主的社会意识和舆论环境。另外，参与的政治文化是美国智库“旋转门”得以形成的基础。正是因为这种参与的政治【美国,旋转门制度,法律】
文化使得美国知识分子、企业家和社会公众关注、参与政治，希望通过智库的创新思想提高政府的决策能力和水平。参与的政治文化从本质上鼓励了知识精英和社会各界积极通过“旋转门”使得思想与政策更好地结合。
政治体制提供了旋转空间。美国政治体制的基本特征是三权分立和权力制衡，这种制度结构必然形成权力的分散和决策机制的公开性和开放性。分权制衡的政治体制和松散的政党制度为“旋转门”提供了巨大的运作空间，同时这种权力的分散和制衡也使得政府决策必须依赖智库的智力支持。
依照三权分立和相互制衡的政治制度，中央政府建立平等而又彼此独立的立法、行政和司法三大部门。这三个部门彼此平等，相互独立，并相互制衡。除了宏观上的分权制衡外，在微观上，无论是行政当局内部还是国会内部，权力也是分散的。在国会，参议院和众议院在立法上各具独立权，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委员会和分委员会具有决策的权力。而行政当局则是由很多强大的机构组成的，每个机构都有自己的政策取向。这种“分权”、“制衡”的政治制度必然导致权力的分散和决策机制的公开性和开放性，也为智库“旋转门”的运转提供了必要的空间和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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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性保证了持续运转。美国智库的独立性包括思想的独立、资金的独立和政治的独立。这种独立性保证了智库可以产生具有创新性的思想，培养优秀的人才，进而使得智库与政府之间的“旋转门”能够持续运转。【美国,旋转门制度,法律】
所谓思想的独立是指智库专家们研究的独立性，学者以开放的思维进行研究，并通过对事实的客观分析获得结论。为了保证思想的独立性，美国智库在机构设置上以研究人员为核心，一般分为政策研究和行政管理两大块，政策研究为核心，行政管理服务于政策研究。资金的独立是指智库虽然接受基金会、企业、个人的资助以及政府的合同项目资金，但是智库的研究不受到资金来源的影响，每家智库在接受资金捐赠时都力图保证自己的研究过程和结论不受资金来源的影响。为了保证资金的独立性，美国智库的资金来源大都保持尽可能的多元化，包括大量公共和私人的资助方。政治的独立是指美国智库独立于政党政治之外，在研究过程中遵循客观、独立。虽然某些智库的研究带有一定的政治倾向性，但大多数美国智库都力求自己的研究成果不受任何党派和意识形态的影响。一方面美国智库都力图保持自己研究成果的独立和高品质，另一方面，美国智库的多样性使得不同的观点和声音得以表达，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种倾向所带来的危害。
美国,旋转门制度,法律(二)
旋转门计划
旋转门计划
美国独立战争之后，国内外债务总额高达5400万美元，其中包括严重贬值的4000万美元的大陆币，以及各州政府未偿还的2500万美元的债务。1789年华盛顿政府的财长部长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面对财政危机，汉密尔顿有两个措施，第一是发行新货币，逐步取代已经严重贬值的大陆币；第二就是发行联邦债券。汉密尔顿创造了一种“旋转门效应”：财政部发行新纸币，用以取代旧的大陆币，同时规定只有新纸币能购买政府债券，这样旧纸币迅速退出了市场，新纸币也很快回到了财政部。不到1年的时间，政府用新发行的政府债券偿还了2/3的旧债务。
1789年4月30日，美国的第一任总统华盛顿就是在纽交所对面的联邦大厅里宣誓就职的。纽约，成为了临时的首都。而这个崭新的国家，从成立的那一天开始，就已经破产了。 “当美国刚刚成立的时候，与英国打了不少战争。华盛顿的军队在战争中需要自己筹措资金，有时候他们就是从农民那里掠夺食物。”理查德·希勒说。
“我们从法国、荷兰借贷了大量的金钱。”金融历史学家戈登说。
“但他们会写个欠条，然后这些再变成债券。”希勒说。
在独立战争中，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总共留下了高达5 400万美元的债务，这些债务挑战着新国家的品格和尊严。华盛顿把目光投向了自己的部下，亚历山大·汉密尔顿。
“汉密尔顿出身贫寒，他是一个私生子，在圣克洛伊岛的一个零售店里工作。他在那里学习贸易、学习买和卖。大多数开国元勋不懂得买卖，他们是大农场主。”戈登说。
这些农场主出身的开国元勋只能想到通过多印纸币的来解决问题，汉密尔顿认为如果用通胀到一再贬值的货币来偿还债务，那么，这个已经一无所有的国家，还将永远失去国家信用。 危局之下，联邦政府调集了一半以上的工作人员，组建了财政部。33岁的财政部长汉密尔顿开始筹谋一个计划，既然没有钱来还债，那么就把债务留下来，但是，要不失掉信用，要体体面面地留下来。
在美国金融博物馆里，记录了一句汉密尔顿在24岁时说过的话。1781年，汉密尔顿写道：如果不是太多的话，国债将是一种对国家的恩赐。
汉密尔顿的计划是这样的，财政部面对的是一文不值的货币，和五花八门的独立战争债券和借条。首先，财政部发行新货币，手持旧货币的人可以按照票面价格进行一比一地兑换。这样，旧的货币退出了市场，取而代之的是信誉良好的新货币。其次，政府开始发行新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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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新债券只能用新货币来购买。这样，新货币又回流到财政部。最后，财政部用这笔钱，来回购战争期间的所有债券和借条。至此，旧账全部还清。政府用新债代替旧债，留住了国家的信用。这个计划，被后人形象地称为“旋转门”计划。 汉密尔顿需要推动旋转门的第一个力量，而华尔街正等待着与政府的第一次合作。经纪人赚取美利坚合众国成立后第一桶金的机会来了。华尔街上的经纪人，对财富有着最敏锐的嗅觉。虽然“旋转门”计划还没有被国会通过，但是，经纪人们已经开始不动声色地从各州购买旧货币，而收购的价格是票面价格的十分之一。华尔街将会全力以赴地配合汉密尔顿的计划，只有这样，经纪人们低价囤积的旧货币，才能真正转变为巨大的财富。 汉密尔顿是从残酷的世界里成长起来的强势人物，他对人性洞若观火。汉密尔顿相信，人类有利己的天性，这种天性很难改变，但明智的立法者可以审慎地使之改道，造福大众。 “绝大多数人，一方面有利己心，另一方面有同情心，设计一个制度的时候，你要求每一个人都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这是一种空想。”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说。 但是，“旋转门”计划在国会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反对的力量，主要来自于另一位开国元勋托马斯·杰斐逊。 “托马斯·杰斐逊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背景大相径庭。托马斯的父亲非常富有，父亲去世的时候他大概四五岁，他继承了几百名奴隶和弗吉尼亚州的数千亩地，他年轻的时候就是全国最富有的人之一。”戈登说。 1776年的初夏，作为《独立宣言》的主要起草人之一，杰斐逊来到费城独立厅对面的一间小旅馆，几天后，宣言的第一稿，就在这里完成了。他写道：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美国是英国的孩子，我们从英国那里继承了政治文化，就是有限制的政府权力，个人权力也就是个人自由，不能被干涉。”美国金融史学家约翰·戈登说。 杰斐逊反对汉密尔顿的计划，是因为他担心国家的信用与命运会被华尔街的疯狂所操弄。而更让他警惕的，是在汉密尔顿的计划中的一个细节，就是各州将不必自己偿还债务，而由联邦政府统一承担。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权利和义务从来都是对等的。 “杰斐逊觉得汉密尔顿的政策加强了太多国家政府的权力，杰斐逊更多的是想要一个小中央政府。”希勒说。 一直以来，美国的建国者小心地防范着自己亲手建立起来的这个“美国”。对于中央政府的权力，不是信赖而是制约。为了控制好它，美国建国者甚至在战争结束后留下了一个松散的联邦，就散了。大家跑回自己的家乡，继续种田过日子。所以，汉密尔顿的“旋转门”计划，挑战了以杰斐逊为首的一大批开国元勋们出发时的共识。反对者跳过了现实的困境，来直接声讨汉密尔顿的计划，是一个危险的“黄金圈套”。 杰斐逊和汉密尔顿之间的分歧搁置了“旋转门”计划，却形成了美国的两大党派。今天人们熟悉的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的诞生，就源于两个人的矛盾。而政府的权力是否应该进入市场的讨
论，也由此发端，延续到了200多年后的今天。 2009年10月，美国证券业与金融市场协会的年会在纽约召开，财政部长盖特纳的出现再次引发了关于政府与市场的讨论。 “这是必要的 战争 而不是选择的 战争 ，并且是一场正义的战争。我们一定会通过一项强有力的改革方案。就像我所说的，这是必要的、正义的。你如何能够看着美国人的眼睛说，在经过了这么多事情以后，美国仍然有10%的失业率，将来仍然不确定？我们还是沿用以前的站不住脚的体系和观点？”盖特纳在会议上说。 “政府在商业领域的尝试总是最糟糕的，所以我希望看到更为聪明的调控手段，但是我想目前美国人也许认为，是没有足够的监管。”前证监会主席哈维·皮特说。 华尔街渴望有更多的机会，但危机似乎总是让这条街道失去更多的自由。 不可能再像以往那样做事了，我们要确定华尔街将把那些援助还给人民。所以我们要约束那些几乎推倒我们金融体系的肆意行为，我们要通过这些改革法案。”2010年1月21日，奥巴马演讲时说。 美国联邦政府的权力不是与生俱来的。站在财政部大楼前的汉密尔顿，看着这个国家，松松垮垮到了随时都会散架的地步。联邦政府就像一个模拟主权的装饰品，毫无秩序和效率。“汉密尔顿是个非常务实的人。他要在真实世界里工作，杰斐逊认为世界应该这样运作，所以我们要让它这样运作，尽管有时候人性并不允许如此。”戈登说。 1787年，汉密尔顿作为主要的召集人之一，参加了制宪会议。这部《宪法》，使脆弱的联邦政府拥有了力量。 “如果人类都是天使，就不需要任何政府了。如果是天使进行统治，就不需要对政府有任何外来的或内在的控制了。”这句话出自一本叫《联邦党人文集》的书，它从人性的弱点出发，论证了政府存在的合理性，以及权力的边界。汉密尔顿就是这本书的作者之一。 制宪会议召开的时候，托马斯·杰斐逊正在法国出任公使，他目睹了法国大革命，认为欧洲的革命和流血都是由于工业化带来的利益冲突造成的。他为自己的国家庆幸，因为这个国家拥有广袤的土地。他希望，这片足够丰饶的土地，能够安抚人性中不安的欲望，使美国人停留在自己的土地上，而不是在追逐工业化的利益中，失去平静而优美的生活。 “杰斐逊展望一个都是年轻农场经营者的国家或世界，这些年轻的农场经营者拥有自己的农场并为之工作。”戈登说。 “汉密尔顿觉得如果美国在未来想成为一个强国就要变成制造国。”希勒说，“所以他更推崇为企业家、工厂提供资金的金融系统。” 纽约，不是杰斐逊喜欢的地方。他所希望的美国是一个由理性与美德来推动的国家，这种理想，为野心勃勃的华尔街埋下了一面坚固的道德围墙。 1790年初夏，杰斐逊和汉密尔顿都住在华尔街上。汉密尔顿还在游说国会通过他的“旋转门”计划。而杰斐逊要尽早把美国的政治中心带离这里。两个同样焦虑，同样需要妥协与支持的开国元勋，托马斯·杰斐逊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终于在1790年6月20日坐在了一起。那是一次决定美国未来的谈话，这
次谈话在接下来的1个月中，见到了成果。很快汉密尔顿的“旋转门”计划在国会中得到了通过。 1790年8月，联邦政府离开了纽约。从此，华尔街和华盛顿沿着不同的方向，各自成长。开始了政府权力和金融势力之间的扶持和较量。 现在，每天行走在曼哈顿大街上的美国人，都会看到悬挂在墙上的一个电子显示器，它实时更新着美国的债务总额。2008年，美国国债进入10万亿美元时代。200多年来，这个国家的经济，跟随着这些巨大的债务数字，一路走到了世界的最前端。 在这本200多年前的账册里，记录着汉密尔顿上任的4年内，财政部的账目。到1793年，这个国家共发行了6 420万美元的新国债，足以还清全部旧账。从债务到恩赐的故事，是被汉密尔顿这样完成的。他把债务变成了一种新的金融产品，投向了华尔街。经纪人们使国债的价格不断攀升，年轻的华尔街显露出了它控制资本的力量。1794年，美国的债券在欧洲获得了最高的信用等级。从此欧洲的资本开始漂洋过海，流入了这个年轻的国家。汉密尔顿发行的国债启动了美国，也启动了华尔街。
美国,旋转门制度,法律(三)
美国人需要公开而诚实的政府
只有公开而诚实的政府才能保障民主，才能使政府官员们真正成为清廉守正、受人民尊敬的公仆。 美国人历来希望他们的政府公开透明、诚实可信。本世纪初这10多年来，几大事件的发生，更使他们相信，只有公开而诚实的政府才能保障民主，才能让人民知道政府官员们在做什么、做对不对，才能预防、制止政府腐败行为，才能使政府官员们真正成为清廉守正、受人民尊敬的公仆。
被曝光的暗箱操作
2006年，首都华盛顿一大丑闻在全国激起民众义愤：“超级说客”杰克・阿布拉莫夫向国会议员大肆行贿，至少有250名议员受贿，众议院有两名共和党议员更是接受大钱，沦为罪犯，被分别判处3年、2年半徒刑。
2008年，伊利诺伊州国会参议员巴拉克・奥巴马竞选总统成功，要由该州州长罗德・布拉戈耶维奇选人填补其遗缺，布拉戈耶维奇竟企图私下高价“拍卖”这一席位，结果被捕，2011年被判卖官鬻爵等罪，处以14年重刑。
2009年初布什总统、切尼副总统离开白宫，给奥巴马留下了经济烂摊子'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也尚未结束，大多数美国人都不能原谅他们以“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一自欺欺人的理由发动伊拉克战争，更怀疑他们发动这场战争的目的。
出于义愤，非营利民间组织“义愤稳健派”（或译“被激怒的温和派”）公布了有关切尼与伊拉克战争的材料，说明这个哈里波顿公司的前CEO――首席执行官如何继续为这个。世界上最大之一的“油田服务公司”着想，为美国在中东的石油利益着想：在美军入侵伊拉克前四个月，哈里波顿公司的子公司KBR就已接受了无投标的“紧急支持恢复伊拉克石油生产合同”，美军―攻占伊拉克，KBR就在伊拉克油田上忙碌起来了。切尼在电视上公开否认自己与此事有任何关系，说对此合同他“绝无影响，绝未参与，毫无所知”，但民间监察政府组织“司法观察”在一宗自由查询诉讼案中取得国防部一份电子邮件该电邮清楚说明KBR取得无投标合同“乃与副总统办公室商量决定”。
美军入侵伊拉克是在2003年，有关调查材料证明，就在这一年，哈里波顿公司给了切尼副总统178437美元，该公司则取得在伊拉克的高达10亿多美元的政府合同。
“义愤稳健派”还公布有关材料揭示，布什总统给管理部门任命的100多名高级官员先前都是大公司的说客，而由他们来分别“监管”那些大公司，其实是让他们代表那些大公司，根据大公司的新任说客的意愿来修改政府政策。能源部一个官员在给一名大公司说客的电邮中写道：“你就可以是国王。”为此感到惊讶的美国人说，这不就是一个俯首听命于大公司、向大企业顶礼膜拜的政府吗？
以上这些事件和问题，在曝光之前，美国人都被蒙在鼓里，毫无所知。对这样一个暗箱操作的政府，对这些不诚实的政府领导人，美国人能信得过吗？所以广大民众呼吁改革，民主党国会参议员奥巴马顺应时势，以“改革”为口号竞选总统获得成功，使有“贪老党”之称的共和党未能继续占据白宫。
“美国人民已经准备好要改革”
其实，早在2006年，在阿布拉莫夫一案披露之后，奥巴马就作为参议员在国会发表了一个代表民意的讲话，讲话题目是《诚实领导与公开政府》。演说一开始，他讲了个故事。他说，众所周知，他来自芝加哥一个在政治上不总是有最清廉名声的城市，在一次议会选举中，在腐败政客们的操纵下，一个有改革思想的候选人被击败了，此时竟有一名老政客高兴得站到椅子上跳起舞来，还高声喊道：“芝加哥还没有准备改革呢！”声音之大，响彻整个议会大厅。
奥巴马接着说：“现在我们看到白宫采办办公室的头头给抓起来了;我们看到参、众两院一些最有权势领导人在被联邦政府调查;我们看到自从乔治・布什上台之后，在华盛顿注册的说客人数成倍增加;我们也都看到杰克・阿布拉莫夫被起诉了。”
在腐败现象丛生之际，该怎么办？奥巴马说：“今天我与我的同僚们站在这里，我要说，美国人民已经准备好要改革。”
他在这次讲话中所强烈呼吁的就是希望国会议员们一致通过一项极具现实意义的政治改革法案――《诚实领导与公开政府法》。此法终于在2007年颁布生效，为1995年《游说公开法》增添了许多内容，对游说活动、竞选经费的公开化提出更高要求，对向国会议员赠礼作出更严格规定，并要求必须公布国会的大笔拨款款项。该法具体内容包括：
关闭“旋转门”，即议员离任后在规定年限内不得回来从事游说活动。
终止“K街计划”，即禁止议员前往华盛顿游说公司集中的K街活动。
禁止说客向国会成员赠礼或提供免费旅行。
全面公开游说活动违犯《游说公开法》者须受重罚。
说客的政治捐款及其他赠款均须透明化。
凡犯有受贿、作伪证、密谋等罪行的议员不得享受国会退休福利。
由院外集团资助旅行的议员应在英特网上公布其收支经费。
取消当说客的前议员享用国会会议厅、停车场和健身房。
禁止议员的配偶和直系亲属当说客。
要求国会道德委员会给议员们上道德课。
每年公布违犯《诚实领导与公开政府法》的议员名单，等等。
把眼睛盯在政府身上
2美国民众都支持这一反腐倡廉之法。其实，这项法律的不少内容来自民间非营利组织，如“商业警觉”这个团体鉴于阿布拉莫夫丑闻特地制定的《诚实政府守则：国会如何清除腐败》，就有许多条守则被采用。 美国人对政府是否公开和诚实这一问题历来关心甚切。
一个姓布莱斯特曼的普通公民在英特网上发表《诚实政府》一文，他写道：“我从不给一个腐败的、由大公司掌控的政府投票，我总给信奉比较透明的政府的候选人投票。我投诚实政府的票，不投欺骗性的神秘政府的票。我不希望一个政府鄙视我，对待我就如对待他们可以愚弄、控制的蠢物。……最好的政府是你不必去多想的政府，最好的政府是你可以相信他们能把事情办好的政府。”
不少民间团体自称“看门狗”，把眼睛盯在政府身上，监督政府的一举一动。他们有的自命为“争取诚实政府公民组织”，旨意十分明确;有的在‘使命声明”中强调其宗旨是“重建一个公开、诚实和负责的政府”;有的定期公布“最腐败官员”、“不老实候选人”、“调查之中”名单，以儆效尤。
有个名为“公共廉正中心”的组织，还定期公布“诚实政府”美国地图，根据各州政府的透明、廉正、负责程度以及有无腐败行为，给每一州标上分数。如2012年3月公布的地图上，新泽西州得“b+”，密西西比州得“c+”，亚拉巴马州得“C-”，佐治亚州得“f”。这对全国50个州政府自然是一种压力，促使各州表现得更好些，更清白些，更廉洁些。
伊利诺伊州和费城市的改革
伊利诺伊州一度曾被视为全国“最腐败之州”，先后有多名州长因贪污腐化而锒铛入狱，所以有人说，葬在该州的林肯总统曾几次被气得跳出坟墓。对这样一个州而言改革尤其重要。该州改革委员会成员、现任副州长希拉・赛蒙撰有《该是有一个更公开、更诚实的政府的时候了》一文，其开头是：“热狗，汉堡包，还有改革。这是我现在最期待的东西。”她写道，在前州长布拉戈耶维奇被判犯有17项罪行之后“我们应该开始真正的改革”。显然，她不是那个站在椅子上手舞足蹈、高喊不要改革的芝加哥老政客，而是视改革为食物、为生命的新芝加哥人。她为伊利诺伊州的政改提出几项建议：
改革要从我们政府官员的“钱包”开始。如果你是一个被选民选出来的官员，或者你有权决定把纳税人的钱用在何处_你就应该根据法律要求报告你自己的收入来源，也即你的政府薪水，来自其他工作的报酬，政府合同酬金、房地产租金收入，以及市场投资收入。公民们需要这些信息，以此来判断由他们选出的官员究竟是为公众、还是为他自己谋利益。然后还要确定人们能否容易得到这些信息。这些信息应输入可检索的数据库，纳税人和监管政府的“看门狗组织”可以上网免费取得。
希拉・赛蒙副州长在宣誓就职时保证要使州政府变得更负责任、更易接近、更为透明，并带头把显示自己和丈夫的净收入的财务报表公诸于众。
伊利诺伊州议会更是加紧立法，在2009年和2010年先后颁布了《信息自由法》和《公开会议法》，以使政府的工作公开化。信息公开法》指出：“本州所有人都有权知道有关政府事务、官方行动和方针政策的全面而完整的信息，……从而能使人民全面而自由地讨论公共事务，作出有根据的政治评价，监督政府使其为公众利益工作。”该州司法部长丽萨・马迪甘认为，公开而诚实的政府是民主制度的基石，只有通过政府与公众之间信息的自由和公开交流才会有这样的政府。
费城市政府曾有一段不光彩的历史，在20世纪初揭露黑幕作家林肯・斯蒂芬斯的《城市之耻》一书中被列为“最腐败政府”，并被讽刺说“费城人竟然与世界上一个最腐败的政府快乐相处”。费城人当然不愿意保持这个羞耻纪录，一直在促进历届市政府洗刷腐败，改革更新。2011年当选费城市议员的韩裔政治家吴戴维上任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提出一个“戴维计划”，受到该市官员和市民们的欢迎。他在题为《诚实政府》的计划中写到：“腐败使我们丧失金钱，伤害我们的市民。要终止本市的腐败，首先应该在腐败行为溃烂之处闪一道亮光，驱散阴影。我们应该知道，我们的税收有多少用于学校课堂、消防站和警区。该是让任何人可以通过英特网自由而方便地取得公共信息的时候了。”
“戴维计划”指出：“诚实政府是万事之中心”;作为市议员，吴戴维保证努力做到增加政府的透明度和责任感，公开政府预算和开支，让公众上网得到信息。
“让阳光进来”
要消除腐败行为，确实需要驱散阴影的亮光。值得一提的是，美国50个州每州都立有《阳光法》（sunshine law），也即规定公布政府档案供民众查阅、定期工作会议公开举行允许公众出席的法律。1972年，有“阳光州”之称的佛罗里达州率先制定这―法律，后来各州以及许多城市都先后效法。联邦政府于1966年已颁布《信息查询自由法》，1974年修订加强，规定政府机构对公众提出的查询要求应于10天内加以答复，因有关查询问题而提出的上诉应于20天内予以解决。1977年，联邦政府又颁布《阳光条例》，要求全国所有管理机构预先公布其工作会议的时间、地点和议程，允许公众参加。
《阳光法》之名自然体现“让阳光进来”的思想，从而使政府公开而诚实，杜绝遮掩勾当和龌龊行为。如今美国人都知道“FOIA”这项法律，也即源自《信息查询自由法》缩略语的《阳光法》的统称，许多公民都依据此法来观察、监督、批评各级政府。
在允许公众有权出席地方立法机构会议方面加利福尼亚州走在最前面，早在1953年就制定了以提案议员的姓氏命名的《布朗法》。该州另有《巴格雷基恩法》规定州政府各机构举行公开的工作会议。
《布朗法》仅有686个英文单词，言简意赅，被视为律令典范。此法称，其宗旨是要求该州所有公众机构的审议和行动均公开化，“本州人民并未将其主权拱手让给为他们服务的人。人民有授权的权力，但并未授予他们的公仆决定何事要让人民知道、何事不让人民知道的权利。人民一定要保持知情，以便他们控制由他们创建的政府。”
加州人把《布朗法》称为诚实政府的“阳光钥匙”，每年还举行一次“阳光周”活动，提醒大家不要忘记公开而诚实的政府对民主制度的重要意义，以便让政府机构的各个角落都能照到阳光，没有尘埃，没有阴影，干净而又明亮。
编辑 晓波 美编 黄静
本文来源：http://www.zhuodaoren.com/tuijian318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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