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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铁志领导怎样说话】朱铁志领导怎样说话(一)
朱铁志杂文一组
【朱铁志领导怎样说话】 小款情结 所谓“小款”，当然是相当于“大款”而言。他们有点儿钱，但不若大款的款大，在富人面前，他们是穷人；在真正的穷人面前，他们算得上富人。其小款情结，也多半表现在穷人面前，在穷人的寒酸和窘迫中，找到作为“款”的心态和感觉。如若换在大款面前，他们非但找不到这种感觉，还要平添几分烦恼和自卑。谚曰：“一万不算富，十万才起步”，小款的经济实力，大抵在这个档次。
“小款”之所以能成为“小款”，多半源于他们具有某种令人艳羡的东西。或有一个好爸爸，使之翻云覆雨之间财源滚滚；或有一层好关系，干爹表叔成全照应，不费大劲，生活就在小康以上；或有一个好职业，出入合资企业，穿梭于洋人之间，在白领面前是准白领，在蓝领面前自我感觉是白领；其身份不尴不尬、收入不高不低。
小款们一般都会点儿外语，但不纯熟，在外国人面前说话喜欢外语里掺汉语，在同胞面前说话喜欢汉语里夹外语。所以外国人看他们是中国人，中国人看他们有点儿像外国人。他们通常都能对心中向往的国度耳熟能详，说起纽约、伦敦，就像说自己的老家。也许是在写字楼里呆久了，说话办事表情夸张，不时摊开双手、耸动肩膀，作无可奈何状。他们一时还买不起车，但熟悉各种牌子的各种车型，说起法拉利、劳斯莱斯，就像说自己的自行车。到独资企业后，他们逐渐改变了口味。原来吃得好好的米饭面条突然吃不惯了，对西餐却情有独钟、相见恨晚，以至于到后来连吃馒头也改用刀叉，喝黄瓜汤也把汤匙往外撇。周末的晚上，他们喜欢开个“派对”什么的，但苦于住房面积有限，“派对”只能以写意为主，欢实不起来。“小款”朋友一般忌讳人家提起他们的乡下表兄，甚至不太喜欢别人说到自己的父母。倒不是因为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而是觉得穷亲戚有损于“小款”的身份。如若家住大城市郊区，他们一般直接说那所毗邻的大城市，比如家住丰台，他们干脆说住北京，不愿与人��唆。这些人的着装，介乎北京、上海、广州和巴黎之间，有点异国情调，但不浓；有点民族特色，但不地道。一眼看去，便知是伪民俗、假土气，要的是那么一种不同凡响的劲儿。
你说不出“小款”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儿，一个人一个活法，人家不杀人、不放火、不抢粮食，也从没碍着谁，你看不惯那是你的事。但你分明感到他们的与众不同，不知是羡慕，还是讨厌。你觉得他们有点神秘，有点特立独行，细看之下似乎又没什么特别。他们无补于世，也无害于人，是都市生活多样化中的一样，是美丽人生各色人等中的一等。他们也许在奔向大款的路途中美梦成真，也许在不期而遇的遭际中重新回到他们原来属于的那个阶层。对于比他们强的人，他们充满敬畏和艳羡的感情；对混得不如他们的人，他们有一种淡淡的藐视。对自身的优越，他们毫不隐讳，并且利用各种可能的机会展现之。去过两趟欧洲，回来就觉得北京“简直不是人呆的地方”；坐过一回头等舱，下了飞机就大谈经济舱能把活人憋死。好端端的北京话，忽然带上一些港味，而且故意不把句子说完整，好像说完整的普通话是一件很费力的事。熟悉的朋友见面，常有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的感觉。明明上帝给了她一张不错的脸，非要自己花重金重新装修一张新脸；亮闪闪的一头黑发，转眼变成了黄毛，让朋友邂逅时分张口结舌，不知说什么好。
作为“小款”，一般都有一次以上的离婚经历，以验证自己魅力的不衰。但这种验证似乎也不敢多搞，因为有限的财产毕竟经不起多次瓜分，见好就收了。“小款”的所作所为也许不合常理，但合法律；也许不合常规，但合“新观念”。不管你喜爱与否，他们是阳光下独特的“这一个”。作为被“小款”鄙视的工薪族，我们除了会心一笑，还能说什么呢？
论倒水
旧时官场的险恶，不单表现在凌迟车裂、株连九族上，更表现在鸡零狗碎的日常生活之中。相对于酷刑的残忍，“日常小事”似乎不足挂齿。但看过朱世慧的戏剧小品《奴才》的人，无不对官场生活不寒而栗、齿冷三天。甚至可以说，官场的险恶恰恰表现在人们习焉不察的小事上。有关的记载在二十四史和野史笔记中俯拾皆是。今天不说别的，单表一表“倒水”。
众人聚会，相互倒水，即表示关爱和尊重，也使气氛融洽，本是人之常情，寻常小事，不必论的。但一杯清茶到了官场，情形就大大地不同了。倒与被倒，先倒与后倒，多倒与少倒，快倒与慢倒，转圈儿倒与固定倒，都大有讲究。倒好了，事半功倍，能倒出仕途经济。倒坏了，事倍功半，能倒掉顶了多年的乌纱。可别小瞧了这杯茶，在它的清纯澄碧之中，多少人青云直上重霄九，多少人倒霉背运下地狱。它是海，在平静的外表之下孕育波浪；它是云，在洁白的表象之中聚集风暴。倒这杯茶，非有十年八年的修炼不能到火候。它的学问，是令人不得不仔细揣摩、悉心领会的学问。除非你远离官场，否则它是你的必修课。打四分，可以维持现状；打五分，可以继续升迁；打三分，就得卷铺盖滚蛋。有人悟性高，三五年无师自通；有人悟性差，十年八年仍不得道，最后冤死在这杯茶里亦未可知。套用一句“文革”语言：这哪里是茶，分明是……
假如你光临官场，不必看座次、问尊卑，一看倒水的情形就什么都明白了。那位手提暖瓶、点头哈腰，硬把挺直的身板儿弯成四十五度的中年男子，必定是仕途坎坷又贼心不死的家伙。再看那位天庭饱满、满脸油光、挺着肚子的先生，一面提着暖瓶，一面声音洪亮地招呼着“大家喝水啊、喝水啊”，似乎正把玉液琼浆赐给子民，他不是领导谁又是呢？也不妨关注一下那位花枝招展的女士，虽说年龄显然已逼近中年，但看装束、听声音，似乎正走着“今年二十，明年十八”的路子。倒水时分，嘴里也不闲着，先是一个柔美的亮相，接着就是一声嗔怪：“开起会来就忘记喝水，上火怨谁呢！”表面上是指责，可听起来简直比奉承还舒服，要不那位满脸油光的先生怎会乐得合不拢嘴？这位半老徐娘是什么身份还用我唠叨么？
有时倒水还要冒另一种风险：不倒吧，领导不满，觉得这个人怎么这样傲慢；倒吧，群众不满，觉得这个人是个马屁精。倒亦忧，不倒亦忧，进退两难，这倒如何是好？就要审时度势、权衡利弊，果敢行事。群众虽然能咋呼，毕竟只能制造舆论，不能制造利益。所以精通“倒术”的前辈都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主攻领导，兼顾群众”的套路。迄今为止，均无大碍，这就令人深思。 说是一杯水，其实不是水，旧日官场的情形就是这样，人性的扭曲、人格的畸变、人与人关系的异化，就在这一杯水的倒法中发生了。说来令人惭愧，所谓人的尊严、人的价值，有时真是脆弱得很。不过是一点权力、些许诱惑，人就变成杯中的一缕茶叶，随波逐流了。
但愿旧日的故事永远成为过去。谁想喝水，自己倒就是了。别往茶杯中附加那么多不属于人的生理需求的东西。
关于杂文的零思片想
杂文，是射向封建主义及其直系亲属官僚主义的枪弹。也许对于强大的敌人来说，其火力未免太微弱、杀伤力太有限。然而伟大的战役从不排斥弱小的力量，不能断其一指，伤其十指也行；没有微言大义，微言小义也可；不能入木三分，入木三厘也不错。
不能发现真理，起码可以热爱真理；做不到全说真话，起码可以尽量做到少说假话，不说废话，鄙弃空话、大话、套话，尽量捍卫说真话的自由和权利。
不被鬼脸所吓，也不做鬼脸吓人；不被媚态所惑，也不谄媚于人。
杂文的骨髓里有钙，有铁，有钢，有一切宁折不弯的材料和品质。
见不得冷脸的人，不要写杂文；耐不住寂寞的人，不要写杂文；见官腿软的人，不要写杂文；见钱眼开的人，也不要写杂文。
不做吹捧者吹捧的奴隶，也不做诋毁者诋毁的奴隶。喜也杂文，悲也杂文，荣也杂文，辱也杂文，然后近乎杂文家。
杂文虽小，但不拒广博。专业的杂文家其实不是好的杂文家，没有专业背景的人难以成为杂文家。然则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的饱学之士，就一定能当好杂文家么？也未见得。
――学养固然重要，人格更不可缺。
笃信“学而优则仕”的人，当不了杂文家；希冀“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人，当不了杂文家；梦想学而优则商、学而优则名的人，照样当不了杂文家。
世间砖头万种，唯有杂文这块砖头最硬；然而用于“敲门”，最不灵。
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可笑；搬起杂文砸自己的脚，可敬。
杂文不是手电筒，要照亮别人，先要照亮自己；要解剖社会，先要解剖自己。杂文崇尚“社会批评、文明批评”，更要“三省乎己”，把自己“撕碎了给人看”。
没有理论的创作是经验主义的瞎子摸象，没有创作的理论连苍白贫血都谈不上。
真正的杂文家应该是社会良知的代言人，应该具有“强烈的正义感和鲜明的平民意识”。
杂文不能泄私愤，但它可以泄公愤，要爱人民之所爱，恨人民之所恨，杂文不能表达人民的爱憎，就彻底失去了存在的根据。毛主席对作家说过：我们感谢你们！是因为人民需要你们！
当然，“公愤”有时未必是真理在手，“私愤”也不见得就是宣泄个人怨恨。当万人皆醉的时候，那个清醒的人就可能惹来“公愤”，然而到底谁离真理更近，恐怕还很难说。布鲁诺被处以火刑的时候，没有人怀疑他是“疯子”。而时间证明，恰恰是当年那些认为他是“疯子”的人自己疯了。
如此看来，关键不在于泄私愤还是泄公愤，而在于那愤怒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代表着正义和民众。不仅如此，愤怒的属性还要与时俱变，当年引起“公愤”的思想，也许为后人所敬仰；当年脍炙人口的“意识形态”，可能沦为祸国殃民的歪理邪说。
杂文家怕人家对号入座，担心由此罹祸；杂文家又怕人家不对号入座，好人坏人看了都没感觉，那还叫杂文么？能够让人对号入座正是成功杂文的重要特色。
然而无论如何，杂文家是拒绝利用自己的文体优势进行人身攻击的。即便某人为事实和法律证明是十恶不赦的恶棍，杂文家也无权对其进行人格、人身侮辱。对事不对人，是杂文家不成文的行业规矩。
杂文是最易引起争鸣的文体，因为杂文家思想最活跃，感情最炽烈，为人最坦率。黄一龙说，杂文家的血液沸点很低，只需五十度就沸腾了。而我说，杂文家有时又是最冷静的人，当所有人都轰轰烈烈的时候，能够保持相对清醒的，正是那个叫做杂文家的人。
照世俗的标准看来，杂文家都是一些“傻乎乎”的人，是一群没有城府、很不成熟的人。这就是为什么杂文家的言行总是遭到“人情练达”之士嘲笑的原因。
从某种意义上说，“易冲动”是杂文家最可宝贵的品格，正因为他们“脆弱”、“敏感”，动辄火冒三丈，所以他们能够路见不平，秉笔直书，即便遭受误解、受人诽谤，也在所不惜。
他们的“冲动”与其说来自价值观念，不如说来自固有的血性。世上有那么一种人，见着坏事就要批，遇到恶人就要打，不是认为不这样做有违是非标准，而是觉得对不起自己的良心。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是一群靠“本能”行事的人。令人欣慰的是，这种“本能”是长期积累、修炼、沉淀的自然结果，是由自觉追求到自然而然的“自动化”过程。
对于杂文家来说，匹夫之勇易得，深刻老辣难求。抡圆斧头排头砍去虽也需要排山倒海的气势，但那毕竟是连李逵也能做到的雕虫小技。而在复杂的战局面前审时度势，迂回进攻，闪转腾挪，举重若轻，一招制敌，大获全胜，甚至不战而屈人之兵，那才是战略上的高境界。
对三百六十行而言，写杂文依然是高风险工种。在现有条件下，它还没有劳动保护，没有特殊津贴，社会地步不高，从业危险不小。杂文家有点像走钢丝的杂技演员，既要走得平稳安全，又要走得潇洒漂亮，不能显出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样子，要心平气和、从容不迫。
对于杂文家而言，在危险的环境中作业，安全生产当然是第一要义。保全自己才能消灭敌人，这个道理是不消说的。杂文家的保全自己不是放弃人格的苟延残喘，不是没有原则的明哲保身，而是一种职业需要的生存智慧，是为了人民利益而持续发展自己的必备素质。
杂文家不是随心所欲的放纵主义者，他们既不放纵自己的私欲，也不放纵自己的思想和勇气。他们鄙视“过把瘾就死”，崇尚“永远过瘾永远不死”。他们不仅认为经济社会需要持续发展，人类的精神文明也要持续发展，鲁迅先生所倡导的“韧性的战斗精神”，尤其需要持续发展。中国有几千年的封建文化传统，历史的重负和优秀的传统一样悠久，杂文家任重道远，焉能“过把瘾就死”？那既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任，更是对历史和人民的不负责任。 杂文家大都是些“喜新厌旧”的人，他们本能地拥抱新事物，拒绝旧观念。即便是对待自己的文章，也总是不满足，必欲创新而后快。不能在思想观点上创新，起码在材料视角上创新；不能在材料视角上创新，起码在语言文字上创新。他们视杂文为文学的一支，不仅关心要说什么，更关心怎样说；不仅要表达得真诚晓畅，而且要表达得艺术漂亮；不仅要把杂文写成战斗的檄文，而且要写成典雅精致的美文。
真正的杂文家往往不太喜欢杂而无文的杂文。在他们心目中，杂文与时评有着明确的界限。并不是排成楷体字的就是杂文，也不是放在花边里的就是杂文。
杂文之“文”是文明之文、文化之文、文学之文、文雅之文。
所谓文明之文，是说杂文所昭示的思想观念也许不是最新的，但它必须是符合人类文明精神的。它拒绝在正义幌子下的倒行逆施，反对在集体名义下的一己私利，排斥在文明假象后的野蛮粗暴。一切陈腐的、恶浊的、反人性、反人道的思想主张和集权意志都与杂文无缘。
所谓文化之文，是说杂文必须有学养灌注、学理贯通、学问滋养。朱光潜先生说过：“不通一艺莫谈艺”，即不通晓一门具体的艺术最好不要妄谈美学和艺术规律。写杂文也一样，空怀一腔热血是不够的，必须有自己的精神家园和思想依托。那家园和依托，便是深厚扎实的学问基础。文、史、哲、政、经、法，抑或天文地理、花鸟鱼虫，总要通晓一门，略知其他，这是为文的起码条件。
所谓文学之文，是说杂文作为文学的一支，必须遵循文学创作的一般规律，讲究形象思维、框架结构、谴词造句。文章总要体现文学的一般特征，读来不仅有思辨的震撼，也有欣赏的愉悦，让人齿颊生香，回味无穷。
所谓文雅之文，是指杂文的一种内在气质，它是文明、文化、文学综合作用到一定程度的自然结果，是一种下意识的流露，是一种不经意的表达，好比腹有诗书的谦谦君子，又好像长于名门的大家闺秀。那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文雅，是长期修炼、自然积淀的结果，火候不到，是学不来的。东施效颦，徒增笑柄而已。
时弊是杂文存在的社会土壤，没有时弊就无需杂文，从这个意义上讲，杂文是永恒的，因为时弊是永恒的。如此说来，时弊成了杂文家的“衣食父母”，就像小偷是警察的“衣食父母”。有趣的是，杂文家并不感激时弊，就像警察并不感谢小偷。相反，鲁迅先生早就声明，希望自己的杂文“速朽”。不幸在于，时弊似乎比杂文更有生命力，就像小偷之顽强丝毫不亚于警察一样。对于眼里不揉沙子的杂文家来说，想不写杂文还真不那么容易，就像警察想“下岗”，小偷还“不答应”呢。
杂文不是虚构文体，它因而常常被某些“文学家”排斥在文学家族之外。不过，关于杂文是否是文学的争论，在我看来实在无足轻重。文学已窘迫到难乎为继的程度，好像也风光不到哪里去。而《杂文选刊》《杂文月刊》在文学刊物普遍不景气的情况下，依然销量迅速攀升，好像并未陷入“生存困境”，这不仅昭示着杂文的生命力，也昭示了人心的向背。
虚构文学可以思接千载、神游八极；杂文同样可以把自己的触角深入到生活的每个角落。君不闻生活比想象更精彩，而杂文的生存空间无比宽阔，杂文家想下岗似乎比小说家还难。
与其他文学门类相比，杂文的境界更是“有我之境”。离开创作主体的爱憎取舍、喜怒哀乐，杂文就成了不知所云的个人梦呓。所谓“零度情感”、“纯客观观照”是与杂文不搭界的。
杂文中的“我”，是“我”的思想、“我”的感情、“我”的有别于众人的高度个性化的话语表达；是“我”的学养背景、“我”的见识、“我”的特殊的格物致知路径的集中外化；这个“我”既是大写的“我”，因为它代表了多数人的价值取向；又是小写的“我”，因为它在具体的思维方式和话语选择上，唯恐与人雷同。
杂文毫无疑问是“讲理”的，但那理寓于事中，寓于情中；通事理、达性情，因而能深入人心，舒解郁闷、化解块垒。
杂文的叙事需是文学化的，要有韵味、有趣味；杂文的抒情，须是抒真情。情景交融、理趣相生，是构成杂文区别于其他文体的重要特征。
杂文是克隆技术的死敌，它追求独特的“这一个”，而不能容忍克隆思想、克隆情感、克隆文体、克隆语言。对于创作个体而言，杂文批量生产之日，正是创作枯竭之时。
如果我死……
都说人生是一条生生不息的河流，而我以为，那是就整个人类历史而言的。对个体生命来说，生命是短暂而脆弱的。不论你荣华富贵，还是穷困潦倒，生命的起点与终点不过咫尺之间。有道是人生苦短，转眼就是百年。又有人说“神龟虽寿，犹有竟时”，生命的长短不过是一道简单的相对论命题。如此说来，需要那么在意长寿与否么？需要在生命的自然延伸中那么在意世俗的评价么？
如果我不得不死于癌症，我请求单位的领导和同事不必为我作无望的救治。因为我知道，有些癌症之所以叫做绝症，是因为现代医学暂时还拿它束手无策。所谓人道主义的救治，本意在延续人的肉体生命，其实无异于延长人的双重痛苦。我知道我虽然叫“铁志”，但其实意志很薄弱，很可能经不起癌症的折磨。我不想辛苦挣扎一生，到头来再丧失做人的起码尊严，缠绵病榻，身上插满各种管子；也不想家人为我的生不能、死不得而悲伤难过；更不想单位为一个已经完全不能生存的人发工资、报药费，增加额外的负担。我甚至还有一种或许自私的想法，就是不想以肉体的痛苦成全子女的孝道和医生的人道。病长在我身上，痛苦是自己的，而那些外在的道德评价要以一个病人的痛苦作条件，不是显得有些残酷么？我的家人、我熟悉的医生，没有一个这样的人。虽然我们国家至今没有为安乐死立法，在我的有生之年也未必能够通过这样的法律，但我由衷地赞成这样的法律，将在可能的范围内尽其所能呼吁这样的法律，并且非常愿意身体力行这样的法律。即便我做不到“生如夏花之绚烂”，但我期待“死如秋叶之静美”。
如果我死，决不希望别人为我写什么生平事迹之类的东西。我的生平早已用我的行动写在我生命的轨迹上，用我的文字写在我的作品里。“荣”不因外在材料而多一分，“辱”不因外在评价而少一毫。乞求高评价，说明缺乏底气、没有自知之明，无异于自取其辱；假作谦虚状，显得故作姿态、装模作样，也不免贻笑大方。如果再为被确认是一个“什么工作者”，而不是一个“什么家”而烦恼，那就更加不堪，更加滑稽可笑，更加叫人不齿。我知道通常的情形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其实我清楚，“也善”的“其言”不只出自将死之人，更是出自单位的人、周围的人，谁会对一个弥留之际的生命吝惜赞美呢。评价越高，说明将死之人弥留的时间越短。明白这一点，还有什么想不通的？还有什么不能通达一些、超然一些呢？既然生命都将随风而逝，几句好话又何必太当真呢？假如一个人活到弥留之际还不清楚自己是谁，还要依靠外在的评价确认自己，做赞美者赞美的奴隶，做诋毁者诋毁的奴隶，不是非常可怜又可悲么？别人怎样想是别人的事，我决不想做这样可怜的人。 如果我死，决不希望举办什么追悼会、告别会、追思会一类的会议。喜欢我的人早把我留在心里，讨厌我的人巴不得我早点儿滚蛋。开那么一个会有什么意思呢？开给谁看呢？无非是在我毫无生气的脸上涂上俗不可耐的胭脂，将我冰冷的尸体装进崭新的西装，然后抬将出来，摆在鲜花丛中，如果幸运，身上或许还会盖上一面庄严的旗帜。接下来是我的亲人悲悲戚戚地竖立一边，喜欢我和不喜欢我的人鱼贯而入，或真情悼念，或假意悲哀，都要绕着我走一圈儿。如果我真有灵魂，我会为此感到莫大的不安。在北京拥堵的街道上，我要为展览自己的尸体耗费同志们起码一个小时的路途时间，还要为瞻仰自己并不英俊的冷脸再耽搁大家起码一个小时时间。两个小时加在一起，半天就交待了。一个人的半天是何等宝贵，假如真有那么几十人上百人前来，其损失真可用“巨大”来形容。朱某终其一生，不愿给任何人添麻烦，何必死了倒来折腾大家呢？
如果我死，决不购买高价骨灰盒，决不定购墓碑、墓地之类玩意儿。我虽然在学术上毫无造诣，但毕竟混进最高学府，正儿巴经地学过几年哲学，至今还保留着母校颁发的哲学学位证书。我知道人死如灯灭，生命不复返。虽说“物质不灭”，但作为生命形态的个人死就死了，转化为别的什么东西，已不是我所能左右和关心的。既然生命都没了，还在乎那堆骨灰放在什么盒子里干嘛？不少人一辈子没活明白，有一室的房子时争两室的，有了两室的又争三室的，一生就这样争啊争的，其实最后大家都复归“一室”。而就这一个小盒子，还要分出玉石、玛瑙，檀木、樟木，抑或普通石料和木材，真是想不开啊。我死以后，决不保留骨灰、决不把那无聊的东西放在盒子里吓唬孩子。如果妻女听我的话，应该先将我所有能用的器官免费捐赠，假如它们能在其他的生命里得到新生，我将感到莫大快慰。然后应该将我的尸体交给医学院作解剖教学用，假如学生们从我身上能够学到一点有用的知识，我又将感到莫大快慰――人死还能有一点用处，岂不反证了活着的时候也不是浪费粮食的货？再接下来就该果断地把我火化，趁热把我的骨灰埋在随便哪棵树下，我的灵魂或许可以随着绿叶升腾到天国里去。既然骨灰都作了肥料，墓地就更没必要了。咱们国家本来地少人多，我就不要跟活人争地盘儿了。既然连块墓地也没整，墓碑就更没必要了，还是留给农民盖房子、垒猪圈吧。
屋顶上的山羊
早年的阅读往往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而阅读中感受的思想震撼和精神享受，可能会影响人的一生。在我驳杂的阅读经历中，《伊索寓言》就是这样一本留下深刻印象的好书。当年只是把它当成有趣的故事看，及至做了父亲，在给女儿讲故事的时候重读那些充满寓意的优美篇章，才真正开始反刍沉淀在心底的人生道理。在把女儿送进梦乡的时候，也把自己带进思想的家园。
记得书中有一则《屋顶上的山羊》给我的教益特别深。故事说，山羊站在屋顶上吃稻草。一只四处觅食的狼从下面经过，想找顿饭吃。山羊不无得意地对狼说：“你今天早晨好像情绪不太好，你是不是在找鼻涕虫或毛毛虫，然后用你那难看的大牙把它吃掉啊？也许你可以赶跑牛奶碗旁边的母猫弄点吃的吧？”狼抬头看了看屋顶上的山羊，鄙夷地说：“吃你的陈稻草吧！你站在屋顶上胆子大，说话嘴硬。但你敢下来，让我们站在同一平面上，很快就会明白谁才是真正的强者。不要忘了，使你高大的不是你自己，而是屋顶！”
这则寓意深长的故事让我沉吟良久，感到脊背发凉，有一种被人当头棒喝、幡然醒悟的感觉。
在我不长不短的人生履历中，颇有几回站到“屋顶”的经历。比如当年如愿考上北大，就很有一些熟悉的长辈把我夸得天花乱坠，什么“一考成名”啊，什么“青年才俊”啊，好像我真的做出了什么惊天动地的伟业、一下子成了什么了不起的人物。后来置身燕园，方知山外有山，楼外有楼。不要说和真正的“青年才俊”相比，就是和普通同学相比，我的综合素质和各方面能力，也不过中等水平而已。北大这座高高的学术殿堂，无形中膨胀了我的良好感觉、抬高了我的有限身价，使我忽然“高大起来”。而扪心自问，其实不过是“屋顶上的山羊”而已。
大学毕业后，分到一家著名的政治理论刊物工作，又有不明就里的朋友把我说成“理论权威”。这让我更加不好意思。我所供职的刊物，的确是神州第一刊。它的性质和地位决定了它应该具有“权威性”。事实上，在它辉煌的履历中，的确涌现出一批又一批各色各样的“理论权威”。从这个意义上讲，它也算是一座“高高的屋顶”吧。而如我这般后来者，究竟算是真正的理论权威，还是“屋顶上的山羊”，只有自己最清楚。工作的关系，我们常到各地走走，人家照例客气地把我们杂志叫做“权威刊物”，把我们这些供职于此的编辑叫做“理论权威”。每当此时，我都羞愧难当。因为“应然”不等于“实然”，使我“高大”的，只是身处的地位，是狐假虎威，至于真实的自己，依然不过是“屋顶上的山羊”而已。
再后来我开始尝试写一点杂文随笔之类的文字，零星地发表在报刊上，积累得多了，也出过几本小册子。又有读者把我称为“杂文家”，甚至“著名杂文家”。第一次听到这种说法，真的把我吓了一跳，心想：如今的“家”也太好当了。好在这时的我已有了一把岁数，别无长进，自知之明却多了几分，心想：什么杂文家，不过是“屋顶上的山羊”而已。
人生在世，由于各种机缘，总会幸运地遇到一些“屋顶”。初到上边的时候，还多少有些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唯恐“高处不胜寒”。时间长了，可能就有些适应、有些麻木、有些习以为常，假象重复多次成为常态、假话说过千遍成为“真理”，最后连自己也信以为真了。因为人性的弱点原本如此：被叫做“青年才俊”，总比被喊做“傻瓜”舒服；被尊为“理论权威”，当然比被认做“白痴”好受。世上的“屋顶”五花八门，什么权力、地位啊，金钱、虚名啊，等等等等，不一而足，都可以使人飘飘然起来，闹不清自己是谁，是什么使自己变得“高大”。高高的屋顶仿佛云里雾里，容易叫人摆不正自己在人群中的位置，错误地以为自己处处高人一头，时时胜人一码。别人不这样认为，还很不习惯、很气愤呢。问题在于，当“屋顶上的山羊”顾盼自雄、自以为是、目中无人的时候，留给狼“仰视”的，除了黑洞洞的鼻孔和虚妄的自负以外，还有什么呢？它错误地认为自己是可以嘲笑“狼群”的“虎豹”，而地球人都知道，说到底，它不过是“屋顶上的山羊”而已――而已而已。 云中谁寄锦书来
电脑的普及，使文字书写急剧退场。用惯了纸笔的中老年人，还在挣扎中试图挽住书写的臂膀。而年轻一代，已然习惯了无纸化的生存。提笔忘字，渐成常态；书法之美，只在少数书家手中流连。在手机和信箱越来越便捷的当下社会，能够收到一封手写的书信已是一种幸运，能够收到一封文辞淳美朴实、书法俊逸洒脱的书信，简直就是一种奢望。传统尺牍信札中所包含的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似乎正渐行渐远，使即便不算老派的中年人，也不免感到一丝惆怅。
我算幸运的，工作和个人写作的关系，使我常常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熟悉或不熟悉的朋友的来信，其中不乏理论大家和文学名家的信札，有的文白间杂、言近旨远；有的雅淡平和、娓娓道来；有的词锋犀利、一语中的；有的嘘寒问暖、饱含温情。信封和信札抬头、落款的书写，无不十分讲究，不论是称谓的选择，还是书写工具的使用，都能看出文字背后所蕴含的学养功底和书写者的气质风神。严秀（曾彦修）先生是党内公认的理论家，在九十多岁高龄时写给我的书信中，总是以“同志”相称；著名学者、杂文家、出版家何满子先生生前赐信于我时，已是耄耋之人，每每以“铁志兄”相称，使我在受宠若惊之余，更感到前辈学者的高尚情操。
与此同时，我也收到大量别样的来信，其中尤以来自报刊者居多。有的在我名字之后不再有任何称谓、迹近被通缉；有的信封书写七扭八歪，偌大的天地间几行纠缠在一起的米粒小字，仿佛捆绑的螃蟹。至于行文的直白浅陋，甚至粗暴无礼，也是不时要面对的无奈现实。我猜想，那些奉命书写公函和寄送样报的人，很可能是一些临时雇佣的文化水准不高的朋友，抑或是虽然大学毕业，但从未经过起码的书信礼仪训练，即便是写信给自己父母，大概也是同样一副派头吧。
我自信不是一个自以为是的人，也不是一个虚荣的人，被人如何称呼，于我从来不是问题。事实上，在单位里我喜欢同志们对我直呼其名，以为那是一种很高的礼遇。相反，被人称呼职务、尊称老师之类，总有一种内在的不安。但这并不意味着我轻视起码的礼仪，或全然不顾传统的文明习俗。翻看老一辈学者作家的书信，“先生”、“足下”、“钧裁”、“璧还”、“劳步”、“斧正”、“雅教”、“拜辞”、“台鉴”、“俯允”等敬语随处可见，浸润在字里行间的那份优雅和谦和，透露出长期文明熏陶下谦谦君子所特有的从容和自信，正是“尺牍书疏，千里面目”，“虽则不面，其若面焉”。
而今，传统的书信文明似乎已成远去的雅乐，只能在杂乱无章的信息洪流中若有若无地存在，只能在先人的收藏中依稀可辨。而在新潮的“穿越剧”中，别人的父亲成了“家父”，自己的爸爸却变为“令尊”。经过“反右”、“文革”等文化浩劫，中年以下的朋友旧学功底无从谈起，新学修养也难尽如人意。于是乎，粗鄙文化盛行、庸俗观念当道，肉麻成有趣，流氓成英雄。听一听身边人的谈吐，看一看手边的报刊，文明含量几许、文化水准如何，相信大家会有自己的判断。至于网络语言，新则新矣，有的甚至不乏有趣，但说到底，无非是一种缺乏文化含量的戏说而已。
文化的发展繁荣离不开对优秀传统文化的自觉与自省，而自觉自省的前提，是对传统文化基本的认知和积累。胸无点墨，何以自觉？就像黄牛，肚子里没有青草，拿什么反刍？网络时代，点击率成了判断标准和不二法门，而在杂多的信息当中飞来飞去的眼球，其实并未收获几多真知。网络人的头脑，基本是杂乱信息的跑马场。缺乏这种自觉的所谓知识分子，充其量不过是“知道分子”而已。
毛笔、宣纸的时代或许已经过去，尺牍之美永远定格在魏晋，但文明的传承不能因此中断。为什么直到今天我们依然怀念先秦散文、楚辞汉赋、唐诗宋词、明清小说？为什么我们常常默念诸子百家、孔孟老庄？因为我们的血管中流淌着优秀传统文化的血液，对前辈思想家、文学家的传世之作，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这样一种祈愿和情怀，寄托着几千年来中国传统文人“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美好理想和对优雅文化的无限怀想。剪不断，理还乱。要用中国语言、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理论体系和话语系统来解读当今中国社会的发展秘密，解开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的内在密码，要想在市场经济的冷酷背景下保留一份温暖的人文情怀，不能靠午夜梦回、撕扯自己的头发冥思苦想，不能指望查阅文件、对比口径找寻思想捷径。唯有回到传统、回到经典，在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中，才能发现博大精深的优美存在，才能触发自己愚钝很久的灵感和才华，找到通向世界、与各种文明有效对话的渠道和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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