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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为何说唐怡莹混蛋透(一)
关于萧红的忆述
【张学良为何说唐怡莹混蛋透】 吾生亦晚矣，呱呱落地之时，萧红已经撒手人寰三载，此间何曾有“忆”？然吾却有幸与萧军相近半世，行父执之礼，且与萧家儿女亲同手足，故闻问萧红故实多多矣！另者，吾与端木蕻良、骆宾基这二位先辈亦有接触，话题亦不离萧红。所以，实情确有可“述”。 一
2011年6月6日，农历五月初五，我应邀前往哈尔滨市呼兰区，参加萧红诞辰100周年纪念日活动。萧红生于1911年6月2日，农历五月初六，这次百年之祭选择在其生日的公历日期之后，农历日期之前的端午节，可见举办者用心之精细良苦。
纪念大会在呼兰区西岗公园萧红纪念广场举行，海内外诸多专家学者、文坛名宿，应黑龙江省文联、哈尔滨市政府和呼兰区委、区政府之邀请，云集于此，诚为盛况。无论是呼兰区委书记的主持、哈市宣传部部长的致辞，还是众多与会者的发言，都对萧红予以高度评价，盛赞有加。呼兰地灵人杰，有“江省邹鲁”之美誉，萧红是其众多优秀儿女中知名度最高的一位传奇性人物，被誉为“30年代文学洛神”“民国四大才女”（另外三人是吕碧城、石评梅、张爱玲）。她是一位有世界影响的女作家，一生创作的百余万字的文学作品，已成为中华文化的宝贵遗产；而其在苦难与坎坷中，以柔弱之躯面对凶悍之世，不断反叛、觉醒与抗争，从来不向命运低头的人生经历，在当时便受关注，于后世更被敬仰。游览呼兰，到处可见“萧红”，西岗公园有萧红碑、萧红墓，城区二道街有萧红故居、萧红纪念馆、萧红塑像，还有萧红小学、萧红路、萧红文化节等等。萧红已深深刻印在呼兰人的心中，呼兰城因萧红而蜚声世界。
我打定主意，借此机会，将往昔从萧军伯父那里听闻的关于萧红的一切，进行一番近距离的体察验证。
萧红原名张乃莹，乳名荣华，学名秀环，后由外祖父改名为张廼莹。廼与乃同音又同义，是“乃”的异体字。说是改名，其实是改字，我琢磨不出这位姥爷为什么给外孙女多此一举，改为一个异体字。大概是迺字不常见，大多数人不认识，显得深奥、有学问；或者是在八字笔画上有什么讲究。
萧红故居位于呼兰县城南二道街204号，始建于1908年，为清末传统八旗式住宅。修复后的萧红故居青砖院墙，院门面东而开，正门门楣上悬“萧红故居”横匾，乃黑龙江省原省长、著名书法家陈雷题写。一进院迎面是红砖垒砌的椭园形旱花池，五月艳阳，百花盛开，姹紫嫣红之中是一尊两米高的汉白玉塑像，萧红身着“五四”学服，托腮凝望，姿态神情十分动人。花池后是5间坐北朝南的砖瓦房，纸糊窗棂，当中镶着锃亮的大玻璃窗，深红色的间壁墙板，橙黄榆木炕沿。中间客厅兼厨房，进门两口锅灶通东西两屋。北墙靠着八仙桌，4把硬木椅，摆放着萧红故居原貌沙盘。东边两间原住着萧红的父母和弟妹，西面两屋是她和祖父母的卧室。这是东北殷实人家通常的住房格局。
萧红房间炕对面为玻璃柜，陈列着萧红在龙王庙小学读书的课本、作业、字帖、笔墨、来往书信、青少年照片以及童鞋、外罩等等。照片中最早一幅是萧红大约两岁时与生母姜玉兰合影。另一间屋陈列着萧红各个历史时期作品的海内外出版物，以及名人、朋友的题词。有茅盾、冰心、端木蕻良、美国专家葛治文、日本学者前野淑子、瑞士女作家赵淑侠等。其中最醒目的是萧军的留诗：“浪儿无国亦无家，只是江头暂寄槎。结得鸳鸯眠便好，何关梦里路天涯。”
前几年我在撰写《萧军百年祭》时，参阅不少介绍萧红的文章，有云其父是地主，还有说是大地主，是呼兰县头等的大地主，既有财又有势，甚至强霸人妻等等。在陈列馆我看到《东昌张氏宗谱书》，里面详细记载了萧红的父亲张廷举。
张廷举（1888—1960），字选三，祖藉山东省东昌府辛县杨皮管树村，清乾隆年间，远祖张岱携族人落户呼兰，圈地拓荒。到萧红时已是第六代。张廷举12岁时过继给叔叔，“先送私塾攻读继又送入黑龙江省立高等小学毕业”，“复又升入原地优级师范学堂毕业”。因为过继，难免客气，所以家里一些事多为萧红爷爷做主。萧红那本以家乡为背景的长篇名著《呼兰河传》中对于父亲仅有“袍衣数年，案惟三杯”的寥寥数语，对祖父却大落笔墨，一往情深。书中写到“后园的玫瑰花开了”，萧红给戴着草帽、蹲在地上拔草的祖父头上插了一圈花。祖父只觉得萧红捉弄他的草帽，等进屋“那满头红彤彤的花朵，一进来祖母就看见了，但她什么也没说，就大笑了起来。父亲、母亲也笑了起来。而以我笑得最厉害，我在炕上打着滚笑”。
还有这样一段：“等我生下来了，给了祖父无限的欢喜。等我长大了，祖父非常地爱我，使我觉得在这世界上，有了祖父就够了，还怕什么呢？虽然父亲的冷淡、母亲的恶言恶色和祖母用针刺我手指的这些事，都觉得算不了什么。”
张廷举生父张维国，家居宾县猴石屯，曾任清朝地方乡约（相当于乡保长）之职，为当地的中等地主。将廷举过继给弟弟呼兰张维祯后，怕他受穷放心不下，逢年过节经常给呼兰送粮食、猪肉、薪炭等。张廷举的经济来源主要靠工资，有两垧地的菜园子，由老纪家包种。张廷举是当地少有的文化人，在松江省小有名气，曾经在汤源、巴彦、兰西等地任教师、校长、义务教育委员长、教育局长、督学、商会会长。伪满时被呼兰选为“协进会”会长，是一个识实务可兼顾各方利益的绅士。
张廷举的妻子、萧红的生母姜玉兰，其父姜文选原为私塾先生，渐渐积攒百余亩地。维新变法后在范模小学、农中任教，曾被选为省议员。姜家与张家门当户对。玉兰22岁嫁与廷举，身体一直不好。1911年生下萧红，1914年生下长子富贵，1916年次子秀珂出世。1917年富贵夭亡。据老人们回忆，张家仅雇一个老厨子做饭，一族人有二伯打短，没有丫鬟、婆子。萧红多病的母亲被两个儿子拖累得无可奈何，萧红大多时间自由自在，本来老祖母挺喜欢她，因刺手事件绝交了。这件事听起来挺吓人，像是虐童案件，其实也没什么。《呼兰河传》是这样描写的：
我记事很早，在我三岁的时候，我记得我的祖母用针刺过我的手指，所以我不喜欢她。我家的窗子都是四边糊纸，当中嵌着玻璃。祖母是有洁癖的，以她屋里的窗纸最白净，别人抱着把我放在祖母的炕边上，我不假思索地就要往上跑，跑到窗子那里，若不加阻止，就必得挨着排把窗纸给捅破。若有人招呼着我，我也得加速地抢着多捅几个才能停止。手指一触到窗上，那窗纸像小鼓似的嘭嘭地就破了。破得越多自已越得意，祖母若来追我的时候，我就越得意了，拍着手、跳着脚地笑。 有一天祖母看我来了，她拿了一个大针就到窗子外边去等我了。我刚一抻出手去，手指就痛得厉害，我就叫了起来了。那就是祖母用针刺了我。从此我就记住了，不喜欢她了。虽然她也给我糖吃，她咳嗽时吃猪腰烧川贝母，也分给我猪腰，但是我吃了猪腰还是不喜欢她。
萧红8岁时母亲去世。在那个重男轻女的时代，她得到母爱是有限的。《呼兰河传》中描写的儿时的恶作剧，可以想象若被父亲知道，她能好受吗？所以每次父亲从外出回来，她不敢往前凑，尽管父亲带回的礼物有她的一份，可还是每每被找来训一顿。所以父亲给她留下严肃、粗暴的恶象。
1935年由张廷举出资，主持修编的《东昌张氏谱书》于是年8月出版。书中记载族人入关落户呼兰，自第四世起，20个宗谱字班次。硬皮道林纸印有族人及配偶的照片，精细详尽。然而在这长达210页的谱书中，没有张氏六世族人、张廷举长女张秀环。萧红被开除族藉，宣布脱离父女关系。
——父女之情，何以至此？
二
1919年8月，萧红母亲病故。同年12月，父亲张廷举续娶，继母梁亚兰对萧红姐弟感情一般。据萧红的小姨梁玉芝讲：“萧红14岁那年（1924年），由父亲做主，将她许配给呼兰县驻军帮统（相当于副营长）汪廷兰的次子汪恩甲。一是汪家有势可助张一力；二是汪恩甲一表人才，毕业于阿城师范学校，后又上哈尔滨法政大学。
1935年张廷举主持修编《东昌张氏谱书》时，萧红正远在上海，和萧军一起，在鲁迅先生的关怀支持下，发表她的《生死场》《商市街》《夜风》等揭露、抨击伪满的缴文。张老先生是通读《战国策》《资治通鉴》的有识之士，他不惜重金刊印谱书，将萧红开除族藉，当时确保了一族百余人免受牵连，实乃上策也。
其实，尽管张廷举外表冷谈甚至严厉，但他从内心深爱自已的长女，对萧红尽了做父亲的职责。尽管一些评论家听信萧红对其父的詈词，“贪婪残暴，让人一想就心惊肉跳”，其实是私情驱笔，怨言误人。萧红还说：“我反抗包办婚姻，离家出走。”这可能是有才华的女子最能得到社会同情的理由。对此，张家知情人另有一番表述：萧红与汪恩甲关系很好，自定亲后两家常来往。1926年萧红以呼兰县立第一高级小学第一的成绩毕业。1927年汪恩甲从阿城吉林省第三师范学校毕业，被分配到哈尔滨市道外区基督教会三育小学任教。
据萧红继母梁亚兰的小妹、退休教师梁静芝回忆：“萧红同班同学傅秀兰、李玉梅考取了齐齐哈尔女子师范后，来张家看望，对萧红说：‘乃莹，我们上师范国家免费，你上哪 ？‘刚好萧红父母在家，我姐坐在炕上拍着孩子说：‘我们哪也不去了，在家学。专门给她找老师，想学什么学什么。’‘想学什么，我想学做饭，想学看孩子！’萧红开始不愿意了。我姐夫瞪了她一眼。‘若不让我上学，当初就别让我进校门。爸爸你是校长，你怎么和学生们讲的！’萧红嗓门挺大，姐夫的眼睛瞪得更大。‘你们要不让我上学，我就去姑子庵’。（女子出家之地）‘上哪儿我说了算！’姐夫拂袖出屋。正好那一年汪恩甲分配到哈尔滨教会学校教书，姐夫同意她去哈尔滨东省特别区立第一女子中学。萧红的同学学师范在当时是免费的，而女中学费很高。”
第一女子中学是一所新型的重点学校，设置历史、地理、文学、英语、美术、体育等课程。1928年国民运动会，萧红同期的5位校友曾拿下女子100米、200米、400米接力的全国冠军，以“五虎将”闻名中华。萧红很快融入了新思潮的洪流。
学校管理很严，不准女学生随便出入，更不充许与男生往来，但经家长证明确系女学生的未婚夫可也。汪恩甲属于后者，他常来看望萧红，带着她到太阳岛日光浴、划船、写生，一起阅读世界名著。
1929年3月15日，萧红祖父80大寿，汪廷兰邀黑龙江省剿匪总司令、东北陆军十二旅中将旅长马占山一同去呼兰赴宴。呼兰县长、地方官长、商会名流、教育界同仁、阿城亲戚都来祝寿。马占山亲书寿匾“康疆逢吉”，大赞汪张两家“白璧相要”。将张家住的英顺胡同改为长寿胡同，以示留念。没想到改完不到百天老太爷就去世了。
暑期萧红和汪恩甲骑车去阿城看望伯父，回来路上虽是下坡，恩甲怎么也蹬不动了，最后萧红骑车带着他。他在后面紧紧抱着萧红后腰，有声无气嘟囔着“快点儿，快点儿……”
“你怎么了，先去医院吧。”
“快点儿，回宿舍，回宿舍……”
萧红扶着汪恩甲，见他脸色煞白，眼泪也流出来了。萧红猜想，自己的未婚夫可能和祖父后期一样，抽大烟了。
回到宿舍，汪恩甲打开床头柜门，什么也不顾地抽起烟来。萧红“像听到打雷一样，心里念着完了完了……”恩甲还要解释，萧红“扭头如僻瘟疫一样跑回学校”。
萧红向父亲提出解除与汪家的婚约，但遭到拒绝。父亲认为家里有钱，男人抽点儿大烟没什么。将来张汪两家有个照应，还免得生事。
萧红很无奈，她回到哈尔滨决心不见汪恩甲，也不回家。表哥陆振舜（萧红姑姑的儿子）很同情她，带她到北京，进入了北京女师大附中高中一年级读书。张廷举知道后大怒，令张陆两家断绝经济供养。陆振舜不得以返回哈尔滨。冬天到了，孤身一人的萧红连棉衣都没有。
正在这时汪恩甲找到北京，闯进萧红房间，一屁股便坐在椅子上，一言不发，从口袋里掏出了一摞银元放在桌上。
汪恩甲带来钱，带来温暖。他向萧红表示，早已戒烟了，保证死心塌地和她在一起。说你要在北京念书，我陪着你一起念。萧红仍上女师大附中，汪入了中国大学。晚上萧红就着灯影为汪恩甲画像，去西单绒线胡同内的中天电影院看电影，东安市场逛旧书滩，吃“驴打滚”。
寒假他们返回哈尔滨，住在东兴旅馆。两个月把钱花光了。因汪恩甲父亲在哈尔滨小有名气，老板不仅不收房钱，还借钱给他们零花。
6月的一天，汪家来人捎话，“老大人出事了，快逃吧！”原来九一八事变后，汪廷兰率骑兵团随马占山在绥化、宾县抵御日军北上，于江桥被汉奸出卖，失败退守，以小兴安岭为屏障死顶。1932年5月初，国际联盟应民国政府请求，派李顿调查团到长春，“满洲国”日伪封锁消息，谎称立溥仪是东北百姓的愿望。调查团要求会见马占山，特务们以种种借口横竖阻拦。是月22日，马占山秘密通知李顿调查团于齐齐哈尔相见。李顿派专门委员海伊林等5人抵齐齐哈尔，马占山授予汪廷兰陆军少将军衔，携带照片、文件潜入齐市，代表马占山秘密会见海伊林等，详尽地揭露了日本武装侵略东三省，烧杀抢掠、制造无人区的罪行，以及傀儡“满洲国”的本质。这些证据导致国联拒绝承认伪满，日本无奈退出国联。汪廷兰返回时，被日伪暗探抓获，索要交出国联材料。汪廷兰宁死不从，被日本宪兵队用破布堵上嘴装入麻袋，从楼上扔下，为国殉难。 汪恩甲闻讯逃走，丢下了萧红。东兴旅馆老板知道，这个年轻女子，在呼兰县有当会长的父亲，在哈市道里有当税务局局长的二伯，应该不愁钱。就以卖人相威胁，逼着萧红还债。等萧红真弄不来钱了，旅馆想卖人，萧红已经怀孕6个月，哪个妓院也不敢收。萧红作为读者给《国际协报》写信，反映社会之黑暗，才引出英雄救美的萧军。对萧红这段遭遇，很多人都遣责汪恩甲“无耻”“负心”“欺骗”，其实萧红心里是清楚的，在她的著作、信件中，都找不到责怪汪的字样。
笔者在呼兰向人打听过汪恩甲及其家人下落，萧红的侄子张抗说：“汪廷兰是否追认革命烈士，无有下落。估计汪家当时犯下反满抗日大罪，难逃魔爪。”
萧军和笔者曾谈过萧红的身世，那是在北京鸦儿胡同萧家的阳台上，萧军望着后海银锭桥倒影，猛吸一口烟道：“信任，是美好爱情的可靠保证。在我见到萧红的一瞬间……我暗暗地发誓，我必须不惜一切牺牲和代价——拯救她！不管她有怎样的过去，也不管她曾经怎样的许诺，这个女人我认定了。所以从没有认真讯问过她的过去、她的父亲、她的爱人、她的家事。我知道的事情，还是从我鼓励她写的一篇短篇小说《王阿嫂的死》进行推断的。”在萧军发表的文章中写道，“她真正的父亲可能是个贫雇农的成分，她的母亲因为和张选三有了‘关系'，把他们的生父谋害死了，而后带领她和弟弟，那时全很小——就名正言顺嫁到张家里来。”笔者那时不了解萧红的身世，开始写的文章也使用以上观点。
将萧红开除族籍的张廷举，1945年“八一五”光复，共产党地下党员钟声和苏联红军接管“协进会”，张廷举不仅交出一切权利，还组织商会慰问苏军。国民党撤出后，他拥护民主政权，交出县志，被定为开明士绅，选为松江省参议，参加东北人民代表大会。1947年春节，张廷举亲笔为张家宅院大门楼书写一副对联：“惜小女宣传革命粤南殁去；幸长男抗战胜利苏北归来。”横批：“革命家庭”。
“长男”即萧红一母同胞弟弟张秀珂，在萧红的影响下，他青少年离开呼兰，后留学日本就读早稻田大学，因常和在中国的姐姐通信，引起日本特务机关怀疑、搜查，后不得不离开日本，到了上海。经萧军介绍参加江北新四军，在黄克诚率领的第3师政治部从事对日宣传工作。光复后随部队到齐齐哈尔，曾带警卫员回家养病，嘱咐父亲好好接受工作组审查，受到呼兰县委书记李建平的重视。1956年因风湿性心脏病去逝，年仅40岁。
三
1971年2月，笔者结束农村插队锻炼，被分配到平泉县七家公社中学当教师，每月工资43.50元。有钱了，我要去看望萧军伯父。我知道萧军喜欢穿紧身装束，便用仅有的8尺北京布票，一张棉花票，从天桥百货商店买了一件蓝色的带衬里的4个兜的薄棉上衣，来到北京团河农场。因萧耘姐信上说：父亲已经解除关押，虽不能经常回家，但可充许子女看望了。
风在阳光下呼啸，开往大兴的公交车玻璃上粘满夜间留下的霜花。记得上次见萧军伯父是1966年8月21日，当时我还在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上学，全校已奉命停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教育路线、文艺路线。我惦记萧军，常去北京市文化局楼后第一排两间平房探望，那是他的“特殊安排”之所。一晃4年过去了……
团河农场在文革中是北京中直机关“老右”的劳改地。我小时候住在右安门内大街轻工业部家属院，钓鱼曾到过那里。虽是劳改局的属地，却没有电网、炮楼什么的。细沙路扬着尘，一群一群穿着不同深色服装的老男老女，推着车，挑着筐，出出进进。我随着大溜混了进去，在一排猪圈旁看见了萧军，他腰系一根草麻绳，戴着紫色的毛绳帽，穿着一双棕色的皮靴，尽管靴上沾满猪粪，但依然可以看出其质地优良。他叉开双腿，挥着铁锹将起出的圈粪堆在双轮车上，旁边两人瘦小枯干的人扶着推车。
萧军看见我，放下铁锹，拍拍手道：“无忌，你怎么来了？”“我发工资了……”“咱们歇一会儿。”那两个瘦小的人也不敢远去，就坐在粪头上，我请他们抽烟，也都不拒绝。萧军说：“这是你骆叔叔，这是老D。”
骆叔叔就是骆宾基，文革前去过萧家，我有印象。“老D”是位满头白发、长脸无须、谦悯微笑的老人。我突然想起萧耘姐跟我说过，萧军三人劳动小组中有端木蕻良。在萧军小说《跋涉》中的“D·M”是很多贬意的集合体，其实就是“端木”汉语拼音的字头。
这3个人年轻时都与萧红有着无穷故事，年老了又凑成一个劳动小组，你不能不说这是天意。
端木说：“萧大哥坐我的肩套吧！”萧军摆一下手，很不在意的样子，一屁股坐在地坎上。他接过棉衣问了问家里情况，知道我要回塘沽，站起来说：“等一下，给你父母捎封信。”
我第一次见萧军和端木蕻良在一起，心里有点儿不是滋味儿。我受萧军影响，不待见这个人，认为端木在关键时刻抛弃萧红，只顾自已。但萧红在香港创作《呼兰河传》《马伯乐》《民族魂鲁迅》等那么多名著，都是跟端木生活在一起的。我得拐着弯儿问问他，当然不能称呼人家“老D”。
“端木叔叔，萧红的《民族魂鲁迅》为什么写成哑剧？”
“魂是无声的。”
唔，到底是文化名人，深刻！
“我们在学校发的《鲁迅语录》，有很多精彩的论述，怎么没有咏颂之词呢？”
端木健谈，见我与萧军如此亲热，就知道我了解不少内情，说话也就省略了介绍和过程：“那还得从西安谈起。萧红和你大伯分手之后，在哪儿不管做什么，总是若有所失。我带着她游大雁塔，吃老孙家羊肉泡馍，她始终兴奋不起来。去碑林与古人近距离对话，她才有所还阳。尤其观看魏碑体双钩大字，简直是手舞足蹈，一边念一边用手摸彷。突然间，她愣住了，泪如泉涌，我赶紧拉着她离去。在去乾陵的路上，她说：‘对不起，端木，我想起萧军了。’”
我知道萧军的郑文公大字写得好，见端木如此坦诚，对话也放开了：“您呢？心里有点儿别扭吧？”
“哪里哪里！当时我就说：‘红姐，萧大哥也是我的大哥。’到了乾陵，须弥石座上一丈八巨碑，碑面白光闪闪，怪怪的竟无一字。我们都是第一次看到，萧红非常惊讶，闭上双眼，抚摸着碑座，过一会儿猛一睁眼道：‘妙哇！中华女杰像吹过的春风，流过的清水，无字可书。鲁迅先生就无字赞评。’” 我点点头，表示理解：“这可能这就是萧红写哑剧的初衷。”
在我和端木闲聊的时间里，萧军已把给我父母的信写好交给我。我望着谈兴未尽的端木和坐在旁边一言未发的骆宾基，挥了挥手，离开了团河农场。
1989年至1998年，我任承德地区农机局局长期间，曾多次带队去辽宁昌图农机厂采购那里生产的适宜北方大田作物的播种机。因为带车方便，有暇参观端木蕻良的故乡。
四
端木蕻良的家位于昌图县鴜鹭镇，是北方难得的水乡。端木本姓曹，原名曹汉文、曹京平。曹家是当地大户，至今还保留四进院的老宅，而不是呼兰萧红故居张宅一进院，也不是义县萧军故居刘家的半进院（萧军原名刘鸿霖）。民国年间，这里多为曹家领地，家里有炮手马队，十分富裕。但周边胡子猖獗，盛行绑票。端木16岁被父亲送到天津南开中学，20岁考入清华大学，因文笔出众，同年被吸收入左翼作家联盟。
端木比萧红小一岁，对萧红仰慕已久，但可望而不可即。1937年春，杭州西泠社邀请上海知名作家踏青，端木第一次见到萧红。当时端木虽已是鲁迅阵营的人，但还不敢称鲁迅的学生弟子，仅像晚辈人那样跟随着。上海抗战爆发后，他们撤到武汉，在一次集会上，端木第二次见到萧红。二人相识缘于一副手套：端木从手上脱下一副棕色的鹿皮手套，笑着对萧红说：“我的手套还不错吧？”萧红走上去，二话不说就把那副手套往自已手上戴，而后大声嚷嚷道：“啊呀，他的手真细，我戴着正合适！”
端木爱萧红，当然也要表示对萧军的好感，要求搬过来和他们一起住。不仅萧红，连萧军都欣然接受。在萧军的眼里，端木跟本不是对手。武汉水陆前街小金龙巷12号的大门口的卡片上，写着他们3个人的名字。不久叶浅予的朋友梁白波投奔12号，萧红设计梁住外屋端木的小竹床，端木与二萧共睡在里屋的大床上。这在今人听来不可思议，其实反映出东北作家群的生活习惯和实用价值观。在寒冷的北方，炕是家庭生活的主要场所，晚上睡觉常常是公公婆婆、儿子儿媳、孙子孙女，甚至还有客人，都挤一铺热炕上，以抵御零下几十度的严寒。在小金龙巷的大床上，每天晚上萧军是无所旁顾，酣然大睡，坦坦荡荡，一觉天明。萧红和端木怎么个状况，无从知晓。但相互欣赏是有据可查的。端木赞美萧红的《生死场》，萧红则说“你的《大地之海》我看过了，很感人”。
在武汉《七月》杂志社召开的“当前形势与文学的作用”的座谈会上，大多数作家表示要上战场，要多杀几个日本鬼子。连端木也提出起码做一名战地记者。只有萧红提出：“无论在什么地方，我们都没有和生活隔离开，譬如在后方躲警报，这也就是战时生活。不过我们抓不到题材罢了。即使上前线去被日本兵打死了，如果抓不住题材，也就写不出来。”又说，“作家不是属于某个阶级，作家是属于人类的。现在或者过去，作家们写作的出发点是对着人类的愚昧！”萧军要去五台山、去延安。萧红却要去重庆、去香港。
萧军真的去了延安。1938年3月14日萧军致胡风信，其中有“我于三月二十日到延安……此地大约可停留一两个月左右，待萧红到此，再作行止。”但萧红没有追随萧军，她遇到比延安还好的地方就是端木的房间。端木不仅尊敬她，而且大胆地赞美她的作品超过了萧军，萧红感到从没有的舒心和快乐。
等不及又返回西安的萧军，看到从端木房中走出的萧红……萧红有了别人，那就拉倒了。于是萧红东去武汉，萧军西至兰州。5月初，萧红与端木在武汉大同酒家举行了简单而又热闹的婚礼。萧军得知后，选择了自己的路。在6月2日至4日的《民国时报》上，刊出了萧军和19岁的苏州美术专科学校学生王德芬的“订婚启事”。
二萧虽不通信，但都了解对方。萧红在重庆胡风家看到萧军寄来的照片，半晌没说话，神态很凄然。因为照片上不仅有萧军和妻子，还有1939年9月9日出生的小千金萧歌。她想起死去的她和萧军的儿子，从此再也没有去过胡风家。
1940年3月，萧军应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之邀，离开成都赴重庆。萧红先于萧军到达之前，与端木离开重庆赴香港。原本是一对患难夫妻，成为名人后却互不相让。
熟悉端木夫妇的人，大都知道日本轰炸武汉时，端木一个人去了重庆；日军围攻香港时，萧红已病危，端木又将萧红委托给骆宾基，要和一帮文人突围。在香港多次帮助他们的东北大学校长周鲸文写道：“一年的时间，我们得到印象，端木对萧红不大关心。我们也有所解释，端木虽系男人，还像小孩子，没有大丈夫气。萧红虽系女子，性情坚强，倒有些男人气质。所以我们的结论是：萧红与端木的结合，也许操主动权的是萧红。从家庭看端木，从小衣食无忧，寄卧书斋，又是老小。而萧红自我奋斗，年轻成名，又沾点儿萧军的霸气，所以他们二人在一起，萧红说了算。萧红早逝，致命一击是1942年1月12日病中的萧红被送到跑马地养和医院，傻瓜李树培医生，误认为呼吸困难、咽喉肿滞是得了喉瘤，要立即开刀。陪去的端木、骆宾基都表示拒绝，作为家属的端木拒绝签字。萧红独断专行，自已签字。1942年1月12日手术终于进行了，开刀未发现肿瘤，不得不插入铜管维持通道。从此病情急转，伤口不愈……”
日军占领整个香港，关心萧红的柳亚子、周鲸文、于毅夫纷纷离开香港。1942年1月18日，端木和骆宾基陪萧红乘养和医院的红十字救护车转入玛丽医院，重新动手术，换喉口的呼吸管。端木和骆宾基在病房里像走马灯一样忽站忽坐，这是他们大脑急速飞转的外在表现。骆宾基借口买火柴，返回九龙。他的原则是，“我朋友生命要紧，等于我自已的生命；但是我的小说稿，比我的生命还重要。”他坐船回九龙寓所，房间里的东西都没有了，《人和土地》的小说稿也不见了。骆沮丧地在九龙住了一宿，第二天便急忙赶到玛丽医院，但医院门口挂着日本陆军医院的牌子，门口站着持枪的卫兵。他茫然若失，悔恨莫及，找到时代书店打听才知道，玛丽医院的住院患者被赶到设在圣士提反中学的临时救护站。骆赶到救护站，只见萧红独自一人昏卧在行军床上。忽然，萧红一声呻吟，嘴角咯出一些痰来。骆忙去接擦，只听萧红喉咙里的痰呼噜作响，手在空中乱抓，渐渐地沓无声息。多少年来，骆宾基不原谅自已，不原谅自已那夜的离去。其实那时他也仅有24岁。1942年1月22日下午2时半，这位年仅31岁的女作家永远地离开了人间。临终前悲愤地说：“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
下午三四点钟，张学良的弟弟张学铭和时代书店经理林世泉在端木的引导下，来向萧红的遗体告别。张学铭涕泣着说：“萧红先生，你死得不是时候啊，在兵荒马乱的时候，帮不上你的忙。不然的话，情形会要好些的。愿你在九泉之下，安息吧！”
当时香港政府被日军控制，卫生督察马超楝奉命将死者倾倒在一处运动场埋葬。端木找去说情。马超楝是喜爱萧红著作的读者，破格到日军政府办领死亡证、火葬证和认领遗体手续，充许萧红遮盖毛毯火化。骨灰分别装入两个珐琅瓷瓶内，一瓶埋在浅水湾，一瓶埋在圣士提反中学。
后来萧军曾直训过端木和骆宾基，为什么不拦着萧红做手术。二人异口同声地说：“拦？你没看见她圆目仰鼻的阵势，千军也难挡得住。那个蠢才骗得萧红相信只要做手术，取出瘤子就能吃、能说、能唱。我们也没辙。”萧军说：“要是我早就揍他了。”骆宾基回忆萧红当时苏醒时说：“要是萧军知道我这样，一定会来救我！”
萧红去世后，文艺界不少人指责、埋怨端木。对于端木，失去亲人心里已很沉痛，这些舆论压力，无异是雪上加霜。他无力申辩，天长日久，默认似乎成为定论。但每逢纪念年月，他都以深沉的感情、凝练的诗篇，寄托自已的哀思。
在呼兰，端木蕻良题写的“萧红之墓”涂金阴刻在灰色花岗岩墓碑上。端木将萧红去世时留下的一绺青丝，跟随他辗转流离了50年，一直藏于身边。萧红故乡建立纪念馆，端木把这绺青丝献出，作为馆藏珍品，留作纪念。
萧红终于回到了故乡呼兰的大地上。
责任编辑 张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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