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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虹口区假牙断了哪里修理(一)
Vitallium应力中断支架式义齿修复游离端缺失的效果评价
【上海虹口区假牙断了哪里修理】 [摘要]目的：评价维他灵（Vitallium 2000）应力中断支架式义齿用于游离端缺失的临床修复效果，为游离端缺失义齿修复时的优化设计提供指导。方法：选择符合纳入标准的游离端缺失、拟作可摘局部义齿修复的患者60例，随机分为两组。实验组30例采用Vitallium 2000应力中断支架式义齿修复，对照组30例采用钴铬合金整体刚性铸造支架式义齿修复。通过比较两组患者的满意度，评估Vitallium 2000应力中断设计支架式义齿的临床修复效果。结果：Vitallium 2000应力中断设计支架式义齿与钴铬合金刚性支架式义齿相比较，患者在美观性、舒适度和语音功能等方面的满意度较高（P<0.05），在咀嚼和固位功能方面满意度也较高，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Vitallium 2000应力中断支架式义齿用于游离端缺失修复可获得较好的临床修复效果，远期效果及对基牙和支持组织的影响有待于进一步随访观察。 [关键词]维他灵2000合金；钴铬合金；游离端缺失；应力中断支架式义齿；可摘义齿
[中图分类号]R7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455（2013）11-1212-04
游离端缺失是口腔修复临床常见病、多发病，铸造支架式可摘义齿仍是目前主要修复方式之一，义齿支持为天然牙和粘膜共同承担的混合支持形式。传统的铸造支架大多为刚性整体设计，由于基牙和支持组织的可让性不同，会造成受力不均衡引起基牙及支持组织病变，影响义齿修复效果，一直以来是修复医师关注和研究的热点[1-2]。20世纪末有学者提出粘膜承力式应力中断设计[3-4]，以改变基牙受力方式，由于受支架材料机械性能影响使其临床应用受到限制。
近年来问世的新型维他灵（Vitallium 2000）合金材料，具有高弹性、高强度和弯曲性能等良好的机械性能。如能借助这种优良材料，进行应力中断式支架设计可望改善游离端义齿的修复效果和对基牙的保护。在前期实验中，笔者通过三维有限元法证明了这种设计可改变应力传导方式[5]，本实验通过Vitallium 2000应力中断支架式义齿在游离端缺失患者中的应用，评价其临床修复效果，为义齿优化设计提供指导。
1 资料和方法
1.1临床资料：选取2012年4月～2013年3月在我科就诊的、拟采用局部可摘义齿修复的患者60例（男26例，女34例），年龄45～70岁，平均58岁。纳入标准：上颌或下颌游离端缺失，末端基牙为双尖牙，对颌为天然牙列，咬合关系正常，余留牙牙周健康，能积极配合和坚持复诊。排除标准：患者具有不良咬合习惯，或具有影响骨吸收的系统性疾病。
1.2材料：维他灵（Vitallium 2000）合金（Densply公司，美国），钴铬合金（Bego公司，德国）。
1.3病例分组：将60例患者随机分为两组，各30例。在充分告知患者口腔内情况和各种修复材料性能及价格的基础上，征得患者同意进行Vitallium2000支架或钴铬支架义齿修复。实验组30例采用Vitallium 2000应力中断式铸造支架义齿修复，对照组30例采用钴铬合金整体铸造支架式义齿修复。所有义齿均由口腔修复科医师专人设计、试戴和调改，所有义齿均由同一技师小组制作。
1.4临床疗效评定：采用问卷调查及口腔内义齿检查的方式，在义齿戴用1个月后，从美观度、舒适度、咀嚼功能、固位功能和语音功能等方面评估患者的满意程度，满意（+），不满意（-）。问卷配有统一指导语，说明问卷的目的和填写方法。共发放问卷60份，回收60份，回收率100%。
1.5统计学方法：所有数据应用SPSS13.0统计学软件进行处理，采用χ2检验进行数据处理，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实验组和对照组典型病例支架设计图：图1为实验组（Vitallium应力中断支架）典型病例设计图，图2为对照组（钴铬合金整体铸造刚性支架）典型病例设计图（如图1～2）。
2.2义齿戴用1个月后的满意度调查结果（见表1）：从统计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在满意度调查方面，Vitallium 2000合金应力中断支架式义齿的美观度、舒适度及语言功能方面均优于钴铬合金整体铸造支架式义齿（P<0.05）；两组在咀嚼功能和固位功能两项指标上的满意度差别无统计学意义（P>0.05）。
3 讨论
游离端缺失是牙列缺损常见类型之一，据国内2008年一项流行病学调查显示，单侧游离缺失占所有牙列缺损类型的比例高达30%左右，同时也是活动义齿修复中难度最大的类型。铸造支架式可摘义齿仍是目前的主要修复方式之一，由于缺牙区远中没有基牙，只有近中基牙，故义齿支持主要为天然牙和粘膜共同承担的混合支持形式。由于天然牙和粘膜的可让性不同，会造成受力不均衡引起基牙和支持组织的病变，甚至引起基牙丧失，影响咀嚼、固位功能及舒适度感觉等，从而影响义齿近远期修复效果，一直以来是修复医师关注和研究的热点[1-2]。
传统的铸造支架式义齿多为钴铬合金刚性整体铸造支架，在游离端缺失修复设计中存在一些问题。支架是刚性整体结构，其不可让性容易导致基牙和支持组织应力集中。虽然是基牙和粘膜共同承担咬合负荷，但二者结构和可让性的不同，使得受力不均衡而引起牙槽嵴的不规则吸收和基牙松动，影响义齿使用效果。美国学者Dr.Knapp教授提出的粘膜承力式应力中断可摘义齿支架[3-4]，其设计理念从生物力学的角度出发，针对牙齿和粘膜的不同特性，采用分裂式支架设计，以改变传统义齿的受力方式，使咬合力更加合理的分散到不同性质的支持组织上，同时分散到整个支架上。这个设计理念曾被很多学者推荐，但由于以往应用的钴铬合金弹性较差、强度较低，如果进行分裂基托设计，义齿可能在应力集中部位折断，因此一直未被广泛应用。 Vitallium 2000合金是一种可用于铸造支架的高钴铬钼合金，为高温合金，在700℃～1100℃保持高度的机械强度、抗热腐蚀和抗氧化能力，在世界范围内被认为是高档局部支架合金[6-7]。其材料性能上的优点如高弹性、高强度、低磨耗、弯曲性能和回弹性能等决定了其应用于可摘义齿设计上的优越性。Vitallium 2000合金材料较高的维氏硬度和延展系数使得支架刚性较大，变形和折断可能性小，因此基托设计上可以更加灵活一些。
在前期实验中[5]，笔者通过三维有限元法证明了在游离端缺失修复中，Vitallium合金结合应力中断设计可改变应力传导方式，有利于保护基牙和缺牙区牙槽嵴，有望改善游离端缺失的义齿修复效果。本实验针对游离端缺失义齿修复中存在问题，借助新型Vitallium 2000合金材料的优良性能，采用应力中断式支架设计理念对游离端缺失患者进行可摘义齿修复，并与传统的钴铬合金刚性整体支架式义齿比较，评价其临床应用效果，为游离端可摘义齿修复的优化设计提供依据和指导。
本实验结果提示，患者戴用义齿1个月后，在经过了最初的适应期基本达到稳定使用阶段后，患者戴用Vitallium 2000支架义齿的满意度，从美观、舒适度和语音功能等方面均优于钴铬合金支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咀嚼功能和固位功能也优于钴铬支架，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分析原因，Vitallium 2000合金具有较高的维氏硬度和延展系数，同时具有高强度和高弹性，是应力传导的良好媒介，使得咬合力能分散到整个支架上，此时牙齿是引导基托而不是支持基托，可以合理分散和减轻基牙和粘膜上的压力，患者在舒适度上会感觉更好。应力中断式支架设计，使人工牙承担的咀嚼力不直接传导到邻近的基牙上，基牙只承担由近中支托传递的垂直力，不受其他扭力，从而保护了基牙，使基牙无不适感；人工牙上的咬合力基本垂直向下，由于断裂裂隙的存在，选用材料又有一定硬度，不易变形和折裂，并有一定回弹力，所以缺牙区牙槽嵴受到的力也基本是均匀而垂直的力，这个力可以使缺牙区牙槽嵴达到功能性刺激，避免因受力不均匀或受力不垂直而导致缺牙区牙槽嵴异常吸收[8-9]，患者会感觉咀嚼得劲，无特殊不适。另外材料的高强度结合弯曲和回弹性能，可提高铸造卡环的固位力，与传统的钴铬合金铸造卡环相比，可以设计得更细小一些而不影响固位力，从而改善卡环的美观性和舒适性。这些支架外形和性能上的改变可以改善义齿舒适度，提高卡环美观性，使义齿对语言等功能影响更小，同时改善固位、咀嚼功能等修复效果。
在Vitallium 2000应力中断支架义齿修复游离端缺失的临床应用中，也需根据口腔内具体情况调整设计以达到最佳修复效果。对于缺隙近中基牙条件较好而远中牙槽嵴条件较差（如牙槽嵴低平，粘膜较薄等）时，可增加近中基牙或支托数目，以减轻粘膜受力，使义齿力量分布更合理。对于基牙条件差（如松动，牙周状况较差等）、牙槽嵴较高大且粘膜韧性较好时，可在设计近中支托的同时加宽支架断裂裂隙，使牙槽嵴尽量承担相应的咬合力，同时还可以延长大连接体长度，让支架缓冲部分应力，减轻基牙受力，保护基牙，延长基牙及义齿使用寿命。对游离端缺失的牙周病患者，选择好适应证和合理设计也可以改善义齿修复效果。
本实验观察病例数有限，主要评价了义齿初戴时的临床效果，有关义齿长期修复效果及对基牙和支持组织的影响，有待于增大样本量，并作进一步随访观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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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3-04-01 [修回日期]2013-05-31
编辑/何志斌
上海虹口区假牙断了哪里修理(二)
“天津故事”的前世与今生
【上海虹口区假牙断了哪里修理】 前 言 张清华
天津的历史，要说长也很长，汉代武帝时即在武清设了盐官，但这与近代意义上的城市天津并不是一码事。自古这里是一片滨海的水泽之地，只因黄河多次改道于附近入海，带来的泥沙使之渐渐露出海面，但依然是一片水网纵横的荒蛮莽野，除了出产鱼虾盐卤之外，在农业时代不会成为显赫要地。隋代大运河开挖之后，沿河逐渐成为商贸发达之地，天津地面自然也就开始有了人气，但建城的历史还是迟至明代，建文二年（1400年），镇守北京的藩王朱棣为了同其侄子明惠帝争夺皇位，在此渡过大运河南下。后来朱棣做了皇帝，为纪念由此起兵的“靖难之役”，在永乐二年将此地赐名为“天津”，意为天子经过的渡口。从此作为军事要地的天津，开始建城设卫，成为都城北京的门户。
清中叶时，天津特有的文化也开始发育，因为毗邻政治中心的北京，同时又以商贸和漕运而汇集了财富与人气，在水西庄一带便汇聚了大批南来北往的文人墨客，这些文人多来自江浙，有的属于暂时栖身，待价而沽，有的则并不志在科举，而乐得在此地吟诗作赋，消闲饮乐于市井。于是“水西庄文学”出现了，这是使得具有天津特色的文化与文学诞生的一个标志。钱塘文人汪沆的《津门杂事诗》、蒋诗的《沽河杂咏》、崔旭的《津门百咏》等，都是最为有名的。这类作品不仅带有南方的清新雅致，又有鲜明的天津地方的风俗民情。以此为标记，传统意义上的天津文化算是有了一个轮廓。
但真正成为近代意义上的都会，是自1860年，两次鸦片战争之后，天津成为北方最早向西方列强开放的通商口岸，欧美多国在天津设立租界，西方的文化与城市观念迅速影响到城市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加之李鸿章等清廷重臣也将此地当作洋务运动的主要基地，由此天津开始了近代意义上的工业化进程，在铁路、电报、电话、邮政、采矿、近代教育、司法等方面的建设，均开中国之先河。天津也一跃成为了当时中国第二大工商业城市和北方最大的金融商贸中心。在此条件下，城市文学当然也就随着报纸、杂志、出版等近代传媒的出现而很快兴起。晚清时张焘编著的三卷本《津门杂记》，全面详尽记述了这里的地理自然、风俗物产、人情世态、社会样貌，包括文化上趋利而又好德、重商而多闲趣的特点，堪称是一部鲜活的天津方志，以清晰的文字勾勒出了老天津特有的地方文化谱系。藉此，所谓“津味”文化已然显现出了物质上的一个基础，一个日后小说家们想象老天津的记忆原点。
至民初，天津的市民文化日甚一日地发育起来，与此同时，津门的市井小说也随之盛极一时，刘云若、李燃犀、戴愚庵等人都是民国时期重要的市井小说家，他们的作品大都通过报刊连载的方式，传播甚广。刘云若的言情小说《春风回梦记》《红杏出墙记》《情海归帆》《歌舞江山》、李燃犀的《津门艳迹》等，都堪称是民国俗文学的标志性作品。李燃犀还是相声文化的鼻祖之一，其创作的许多作品成为相声界的一个重要传统，这些都为后来的“津味小说”奠定了基础。
关于天津文化的另一个想象来源于鲁迅笔下，这是国民性批判传统中的一个眼光。他在其著名演讲《娜拉走后怎样》中，讥诮地刻画了天津“青皮”的做派，“听说拳匪乱后，天津的青皮，就是所谓无赖者很跋扈，譬如给人搬一件行李，他就要两元，对他说这行李小，他说要两元，对他说道路近，他说要两元，对他说不要搬了，他说也仍然要两元。青皮固然是不足为法的，而那韧性却大可佩服……”在其它文字中，鲁迅也常提到天津，但庶几是以讥讽这里独有的痞子文化为要旨的。总之鲁迅所理解的天津文化具有更多负面的东西，这也是其“闲文化”与小市民风气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标记。
虽然民国时期的“天津故事”是如此发达，但1949年之后，却在革命文化的压抑下销声匿迹。建国初，丁玲即代表新政府召开会议，对京津的报章小说家进行招抚和教育，力求对其进行改造。之后，随着革命意识形态的日益覆盖，旧文学完全断了踪迹。直至80年代初，具有文化品性和作为城市叙事的文学才渐渐复萌。最早产生影响的自然是冯骥才，作为在反思文学中涌现出来的一位作家，他最早的作品《啊！》是以略带反讽的意味，描写了“文革”年代令人噤若寒蝉的政治，以及令人啼笑皆非的命运活剧。到80年代中期，他开始自觉地书写具有寻根意味的风俗文化小说，推出了其包括《神鞭》《三寸金莲》《阴阳八卦》等在内的“俗世奇人”系列，共十七篇作品，以及具有近似主题与风格的《奇人管万斤》《炮打双灯》等中短篇小说。由于他的出色的地域文化书写，“天津叙事”获得了可以与“北京书写”“上海叙事”并驾齐驱的地位。
这应了王安忆的说法，城市的地理和文化意义是“寻找”出来的，因为有某种传神的文学书写，一个城市的文化才获得了载体和物性，才能成为一种传奇，一种有神韵、类型、故事和标志的文化。也就是说，文学叙事与城市文化是互相诞生的，是互为表里密不可分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冯骥才和林希两位的贡献是不可估量的。正是因为对于老天津地方文化与风俗的生动描写，这个城市才获得了文化上的品性和灵魂，有了独属于它的故事与传奇。
现在看来，80年代中期兴起的“寻根文学”是一场丰富而混杂的运动。在有的作家那里，可能有更自觉的直接的当下诉求，有寻求传统文化中的“源头活水”，以为“当代文化的重建”谋取借鉴的意图，比如韩少功、李杭育、阿城等人更多有类似的自觉;有的作家甚至直接展开了与传统文化的对话，如莫言的“红高粱系列”小说，就刻意设置了一个充满激情的对话角色“我”，不断展开与先人和文化传统之间的互动。但在另一些作家那里，这种当代的用意却不是那么明显，他们主要是用了“风俗画”一样的笔法，对不同的地域文化展开了精细的描摹，如贾平凹笔下的“商州”，冯骥才笔下的津门“奇世俗人”，都可谓是尘世奇谈的典范。冯骥才一方面似乎传承了鲁迅式的国民性批判的立场，另一方面又并不简单地否定这些文化的逻辑与构造――你说他“暧昧”也可以，但他的确更精细和详实地书写了古老的生活与景观，展现了传统文化结构中的人性真实。在今天看，某种意义上，这类小说或许更接近“传统之根”的本身。类似《神鞭》中的傻二这样的人物，假如以简单的眼光去看，无疑是一个负面性的人物，一个以血肉之躯和农业时代的信念去对抗强大的现代文明，以冷兵器时代“刀枪不入”的咒语去对抗所向披靡的洋枪洋炮，无疑是螳臂当车以卵击石，但冯骥才并没有简单地将他描写为一个丑角，而是尽量以客观的方式描写出这场荒诞而悲怆、可歌又可叹事件的内部景观，从而更深入展现了中国文化内部的结构性弱点，以及不可避免的悲剧命运。 林希同样是以他的大量中短篇小说，将天津卫的老故事讲述得淋漓尽致。早年他作为一个诗人，似乎并没有太多惹人注目的小说作品，但稍晚于冯骥才，他笔下市井民间人物与生活的描写也备受瞩目。与冯骥才笔下的纯粹民间风情与传奇人物的书写稍有不同，林希在精细地描摹世俗生活的基础上，更注意与社会政治生活的大背景进行连接，展现出他对近代历史的思考。他的系列中短篇小说《天津闲人》《相士无非子》《高买》《蛐蛐四爷》《婢女春红》等，都讲述了一段不俗的天津世俗生活，反映出浮世沧桑背后的历史变迁。确乎，近代以来天津一直与京城政治保持着紧密联系，从明清作为京师拱卫，到作为洋务运动的基地，以及列强设立租界，天津在近代中国的政治权力结构中扮演着特殊的角色。下野官僚政客以及清朝遗老，均将天津租界作为避难所，经营谋划，以图东山再起。1928年，国民革命军占领天津，南京国民政府即宣告设立天津特别市。这些都对天津城市发展以及市民文化的形成，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林希将笔墨深入到这些与天津世俗生活密切相关的社会政治之中，在书写民俗风情的过程中，表达出对政治与历史的独到看法。正如蒋子龙对林希的小说评价所说：“林希写出了天津味道，令津味小说有了品位，这种味道和文字结合在一起，使津味小说具有了经典的元素。”
80年代以塑造“开拓者家族”著称的蒋子龙，在其创作的早期是以“改革文学”的扛鼎作家著称的，之后，此类写作随着社会变迁和文学的演进而难以为继，随之他也将笔触转致天津城市文化的书写，在天津城市叙事的地图上贡献了诸如《蛇神》和《人气》这样的津味文化小说。塑造了神医世家出身的邵南孙、堕落于金钱与美色的房地产商房亮等人物形象，这些人物所承载的虽然更多是当代社会的历史变迁，但也折射出传统与地域文化的浸淫作用。
除上述人物，参与讲述“天津故事”的作家还有很多，如作为天津民俗文化之活化石的张仲，也以其对天津风土人情小说的鲜活描摹而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他的《古董张》《龙嘴大铜壶》《舍哥儿》等作品，都融天津的方言俚语、民俗典故、街头巷陌的日常景观于文字之中，追怀且塑造着关于这座城市的文化记忆。另外，赵玫的《朗园》，肖克凡的《浮桥》，李治邦的《津门十八街》，以及新世纪以来“晚生代”作家龙一的《暗火》《潜伏》，武歆的小说《天津少爷》等，都极大地丰富了近几十年来的天津叙事，也使我们从中窥见到天津故事的生长与发育的脉络，以及从题材到形式上的微妙变化。
总体上，天津作为一个城市文化的载体，其构造中有与北京文化相似的东西，如三教九流、异秉奇人，其斗鸡走狗，养花遛鸟的生活确有几分相像。但与北京相比，其骨子里的草根与贱民心态，其好勇斗狠的码头文化，顽劣的黑道性质，与老北京那些破落八旗子弟的做派还是有着本质不同的。这城市中孕育出的一种轻贱而痞气的生活方式、斗狠而好猎奇的浮世心态、玩物悠闲而又急公好义的文化性格则是独有的，与作为殖民地的上海、旧帝都的北京，以及传统文化根基深厚的南京相比，均有鲜明的不同。而上述作家所讲述的故事中，这种地域文化色调也尤为强烈。
下面的几篇文章，分别选取了几位代表性的津门作家有关天津城市书写的作品，作为分析对象，从不同角度切入当代以来的天津叙事，力图挖掘出城市性格的迥异侧面。冯骥才是“津味小说”创作的集大成者，也是80年代风俗文化小说创作的中坚力量，他将自己文学的时空坐标锁定于“清末民初”的“老天津”，在上承传统天津叙事的基础上，更侧重对天津卫码头文化和市井传奇的刻画。《码头・市井・传奇――冯骥才“津味”小说里的“老天津”形象》一文从三个关键词切入，探索了冯骥才是如何在其“津味”作品中勾勒“老天津”形象的。首先，码头城市的特质塑造了天津人逞强斗狠的“码头性格”，因此，“斗”常常成为冯骥才小说的基本叙事结构;第二，市场林立形成了这座城市的市井生活风貌，这不仅成为了冯骥才天津故事的背景，也深刻影响着其叙事的逻辑与节奏。同时，在对斑驳庞杂的市井生活进行描述时，冯骥才往往调动其丰富的地方性知识，其民俗方面的杂学修养，这也是使其小说能够化俗为雅的重要原因;第三，为津门奇人立传也是冯骥才小说创作的特色之一，这使得他的小说惟妙惟肖，也涂上了传奇的色彩。林希是另一位着力于写作“津味小说”的作家，《天津之“闲”――林希小说中的天津故事》一文从天津城市性格的一个面向“闲”出发，分析了由“闲”而生发的林希小说。“闲”不仅是林希天津故事中重要的世俗命题，也是其作品中天津人的内在性格。另外，“闲”还在建构着林希小说的天津叙事，它是故事发生的因由、故事发展的动力，也是故事的最终结局。在天津卫这个地方所有的事情都是因为“闲”而哄起来的。年轻一代作家中，肖克凡笔下的天津书写没有过多对旧岁月的凭吊，而是像画素描一样将一个原汁原味的天津勾勒出来。《人间城郭――肖克凡笔下的天津素描》一文，以肖克凡的几部有关天津叙事的小说作品为例，挖掘了其文字中那些天津租界的创伤与荒谬，刻画了天津这个特殊的城市空间所孕育出的小市民形象等。新世纪以来，较为晚近的龙一开辟了一种不同于传统的“类型化”讲述天津的方式――谍战小说。《暗流汹涌的战场或洋场――龙一笔下的天津城》一文以《潜伏》为例，探索了龙一怎样叙述三四十年代无声战火里的天津城。
一方水土孕育一方之文学，“津味”文学发展至今，它们以最具地方色彩的方式书写了一部雅俗共赏的地方志，勾连起有关一座城市前世的记忆与今生的希冀，为一代又一代天津人“想象天津”提供了独有的故事与模式。
码头・市井・传奇
――冯骥才“津味”小说里的“老天津”形象
周 蕾
诚如汉学家宇文所安所言，“好的文章创造一个地方”。（《地：金陵怀古》）显然，一个城市的文化形象与文学作品对这个城市的想象、认同和追忆密不可分，甚至可以说，是作品以它特有的方式重新建构了一座文学中的城市。很大程度上，天津的文学形象就是经过几代“津味”小说作家不断书写、赋形而成为一道独具特色的地域风景线的。 说起来，“津味”写作的源头可上溯到晚清张焘编著的三卷本《津门杂记》，书中记载了诸多天津的社会风貌、生活习俗、掌故轶闻，这部作品为后来的津味小说写作者想象老天津提供了丰富鲜活的地方性知识。民国初年，刘云若、戴愚庵、李燃犀等作家写下的一系列“津门报人小说”如《小扬州志》《沽水旧闻》《津门艳迹》，热衷铺排展现天津卫三教九流尤其是底层社会的生存世相，奠定了与北京皇城故都文化想象、上海现代都市文化想象不同的津门市井文化想象形态。到上世纪80年代，当冯骥才开始钩沉“老天津”时，也自然地承接了“津味”写作的这一潜在文学传统。不过与早期的“津门报人小说”执着于市井讽刺和社会黑幕不同，冯骥才的“津味”小说更侧重对天津卫码头文化和市井传奇的渲染。
冯骥才创作的津味小说主要有中篇《神鞭》《三寸金莲》《阴阳八卦》和短篇《俗世奇人》《鹰拳》《奇人管万斤》《炮打双灯》等。读这些小说，特别像听一个一肚子掌故旧事的天津卫老人讲古，话头总是从很久以前开始，每个故事都力求做到有时、有地、有渊源，有惊、有转、有“包袱”，一波三折、娓娓道来。从时间上看，冯骥才笔下的故事多发生在清末到民国时期，作家曾经说过“任何一个极有特点的地域文化形态，都只是在某一个历史阶段表现得分外鲜明，神奇活现，魅力十足。过后就变了，变得黯淡了，模糊了，不那么突出了……天津的清末民初，文化形态就分外浓烈，地域特点异常突兀与鲜明。此时此地独有的文化气质是过往不复的”。（《冯骥才分类文集之案头随笔・文学记录文化》）因此，在借助小说重构天津这座城市的文化形象时，冯骥才选择了回到“清末民初”：“光绪庚子后，社会维新，人心思变，光怪陆离，无奇不有。大直沽冒出一个奇人，人称背头杨”;“苏大夫本名苏金散，民国初年在小白楼一代，开所行医，正骨拿环，天津卫挂头牌”;“民国二十八年，龙王爷闯进天津卫，大小楼房全赛站在水里，三层楼房水过腿，两层楼房水齐腰，小平房便都落得‘没顶之灾’了。街上行船，窗户当门，买卖停业，车辆不通。小杨月楼和他的一班人马被困在南市的庆云戏院”……也可以说冯骥才的小说试图追忆打捞的是清末民初的老天津形象。值此社会大变革之际的天津，“左边守京都，右边开租界”，一面是皇族遗老、失意官僚退隐守成之地，一面又是维新革命开风气之先的重镇，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工商业等诸多方面都扮演了重要的历史角色。清末民初，时移世易、新旧混成，这一故事时间的设定，为冯骥才书写天津的社会百态和文化风貌提供了足够宽阔的历史舞台。
在冯骥才看来，清末民初的天津，其实是士农工商、各显神通的地界。“论折腾，各有各的场子，一在官场，一在洋场，一在市场”。说到洋场繁华，作为最早开放的通商口岸之一，“五大道”的西化文明和都市气息并不弱于摩登上海;论起官场诡谲，天津是拱卫京畿的门户、北洋基地，盘根错节的军政势力不仅与北京的民国政府息息相连，而且时刻牵动着近代中国的整体政治变局。但无论是洋场摩登还是官场动荡，冯骥才认为都不足以代表老天津的文化形象，这座城市骨子里流淌的是以渔盐漕运、商埠市场为底的码头和市井文化血液。首先，这是一座码头城市，有着鲜明的码头性格。自京杭大运河开通以来，天津“这地界……把北运南运永定大清子牙五条大河，拢到一兜儿，跟手装进身边的汪洋大海”，不仅“有鱼有虾有米有盐有碱有卤有豆腐有河螃蟹海螃蟹有小木船大火轮”，而且南来北往、水陆通衢，在清末民初已然成为连接南北、交通四方的大码头，也形成了居民五方杂处、社会开放流动的本土生活形态。原是燕赵故地，素有慷慨豪爽、血气刚烈的传统，加之近现代历史上的几度灾难，无不首当其冲。在这样一个地方，要想“折腾”出一点名堂自然是不容易，非有自己的“绝活”不成。正所谓“码头上的人，全是硬碰硬。手艺人靠的是手，手上就必得有绝活。有绝活的，吃荤，亮堂，站在大街中央;没能耐的，吃素，发蔫，靠边呆着。这一套可不是谁家定的，它地地道道是码头上的一种活法”。（《俗世奇人・刷子李》）
优胜劣汰、强者生存的码头文化，造就了天津卫人逞强斗狠的“集体性格”。在冯骥才的小说中，不服就把各自的“能耐”亮出来比一比、斗一斗的场面随处可见。甚至可以说，“斗”是冯骥才笔下很多小说的基本叙事结构。《神鞭》由混星子“玻璃花”与飞来凤斗气始，引出傻二的“神鞭”绝技与打弹弓的戴奎一、砸砖头的王砍头、拉硬弓的柳梆子、津门武林祖师索天响、东洋武士佐藤秀郎一连串比武斗艺;《阴阳八卦》分别以真假不同的中医、相士、风水师、气功师之间的斗法表现中国古老文化的神奇与虚妄;《三寸金莲》的戏剧性主要围绕着戈香莲的三次“赛脚”展开;《炮打双灯》的故事集中铺写着青年牛宝与“蔡家鞭”传人进行制作、燃放烟花炮竹的较量;《蓝眼》则讲的是古玩行的一对天敌――造假画者和看假画者各自费尽心机的“斗”。斗嘴、斗气、斗技、斗艺，斗法、斗力、斗眼光、斗心机，无处不在的“斗”，既传达了“津味”小说传奇志异的美学旨趣，亦写出了这座城与人争强好胜的文化性格。
“清末民初”的天津也是商贾云集、店铺林立的大市场，由城厢市肆到衣食日用应有尽有，三教九流、各行各业的人在这里讨生活，共同形塑了天津这座城市的市井文化风貌。从故事的空间定位来看，冯骥才“津味”故事大多发生在估衣街、劝业场、南市等市井商业地界，各种作坊商号、酒楼茶馆、书场戏园以及大街和市集，是人物活动、情节展开的主要背景。从故事的叙事模式来看，延续了传统市井叙事类型，以主人公的命运起落为主线，杂以描摹世相百态、人情炎凉。此外，突出人物的职业身份，也是冯骥才凸显“老天津”市井气息的重要手段。名目繁多的行当，形形色色的手艺，诸如正骨、拔牙、拆字、看相、算命、风水、气功、酿酒、造醋、刻砖、粉刷、捏泥人、做风筝、制假画、看假画、变戏法、吹糖人、打把式卖艺、唱西河大鼓等等，在冯骥才的小说里均被细细诉说，说到其中的程式规矩、掌故轶闻，更是追根溯源，务求打“根儿”上说起，关键处不免反复摩挲，连带出老天津的世态、世情、世故，历史、传说、旧事，如数家珍。在《俗世奇人・作者题外话》中冯骥才曾谈到，他写小说离不开“杂学”。杂学是必要的地方性知识，也使小说可以深深扎进生活的根基，既得宽广丰富又需本色地道。作家说“没有杂学的小说，只有骨头没有肉”。可以说，冯骥才的“津味”小说之所以能写出“老天津”血肉丰满的市井形象，离不开作品中大量游离于情节、主旨之外的杂学内容：“天津卫人过年有个风俗，便是放生。就是把一条活鲤鱼放到河里去。为的是行善，求好报。放鱼时，要在鱼的背鳍上拴一根红绳，做个记号。倘若第二年把这鱼打上来，就再拴一根红绳。第三年照样还拴一根。据说这种背上拴着三根红绳的鲤鱼，放到河里，可以跳龙门。一切人间的福禄寿财，就全招来了”;“少林五拳为龙、虎、豹、蛇、鹤五形拳，内应心、肝、脾、肺、肾五脏，外应金、木、水、火、土五行，并与精、力、气、骨、神交互修炼”;“秦祖永《桐阴论画》，把画分做四品。最高位神品，逸品次之，妙品又次之，最末才是能品。能品最易得，也最易品，神品最难得，也最难品”。这些枝节繁生、充满知识趣味的杂学，是冯氏小说生长出“津味”的根儿，也使得冯骥才化俗为雅、从容写下了老天津的内在文化品格。 冯骥才的“津味”小说，还着力在为有能耐的津门奇人立传。小说《俗世奇人》收录流传于老天津码头和市井民间的奇闻异事，写成18则地域特点鲜明、情节起伏跌宕的短小故事。上至达官显贵下至市井细民，凡是有奇行、奇事、奇品尤其是独擅一门登峰造极的奇绝技艺者，都“笔录下来”，以“供后世赏玩之中，得知往昔此地之众生相”。刷子李，是专干粉刷一行的师傅，“他要是给您刷好一间屋子，屋里任嘛甭放，单坐着，就赛升天一般美。最令人叫绝的是，他刷浆时必穿一身黑，干完活，身上绝没有一个白点”;跌打医生苏金散，正骨拿环在天津卫挂头牌，手下动作“干净麻利快”，只听“咔嚓咔嚓”即可接好病人的断骨;牙医华大夫认牙不认人，“您朝他一张嘴，不用说哪个牙疼、哪个牙酸、哪个牙活动，他往里瞅一眼全知道。他能把真牙修理得赛假牙一样漂亮，也能把假牙做得赛真牙一样得用”;泥人张捏泥人捏谁像谁，一块脚底泥捏出一段“贱卖海张五”的趣事，也捏出了一个手艺人的尊严;“鱼绝后”大回是个专攻垂钓的能人，“甭管水里的鱼多杂，他想钓哪种鱼就专上哪种鱼;他还能钓完公鱼钓母鱼，一对对地往上钓”;看假画的“蓝眼”，二十年里没错看过一幅画，简直成了古玩行里的神，“他说真必真，说假必假，没人不信”;甚至连小偷和混混也是强中自有强中手，有能耐就受人尊敬。如作家所言，码头上的人不强活不成，一强就生出各样空前绝后的人物。手艺人，是冯骥才“津门奇人”系列的主要描写对象，他们大多具有世代相传的家族手艺，并依赖这些技能而生存。手艺的好坏不仅决定了人物的生存境况，也代表着一个家族甚或一种行当的社会尊严。优秀的手艺人在长期的实践和磨砺中不断精益求精，最终练就登峰造极、神乎其神的绝技，从而凭本事、靠“能耐”赢得流传后世的尊崇。作家用一支生花妙笔，借助传奇式想象，为这座城市的市井细民立传传奇，仿摹毕肖、速写传神，也为这座城市的文化形象涂上了一层神奇的油彩。
“津味”究竟是一种什么味儿？“津味”文学塑造了怎样的“天津”形象？见仁见智、各有说法。冯骥才以清末民初天津卫三教九流、各色人物的传说轶闻为素材，说着嘎嘣脆的天津话志津人、言津事，尤其注重市井细民码头生活中世态、世情、世相的展示和奇人、奇技、奇事的铺排。一方面志人言事传神毕肖，尽显社会众生百态，事奇人异;另一方面仿摹铺排津门风习，极写地方文化风貌，趣味横生。怅惘回眸，是很多老城书写者几乎不约而同的文学姿态，冯骥才也不例外。隔着一个世纪的岁月沧桑，带着“回不去了”的感慨，冯骥才细说从前的“津味”故事，散发出奇异迷人的魅力……
天津之“闲”
――林希小说中的天津故事
褚云侠
“天津有闲人，是因为天津有闲事，闲事多则闲人多，闲人越多闲事也越多。”这是作家林希《天津闲人》中的一段趣话。如他所说，天津的闲人和闲事似乎是鸡和鸡蛋的关系，特殊的文化环境诞生了闲人，闲人的存在则使这城市滋生了闲事。尽管每个城市的文化都有着更为丰富和驳杂的面像，但不可否认的是，“闲”已经成为天津卫这方水土中最为显豁的文化标签之一，甚至根植其间的文学，很多也围绕着一个“闲”字生发开来。以林希的一系列“津味小说”为例，正是以天津卫的“闲”文化为核心建构起来的，而他笔下的天津世界也将一种“闲”的文化命题表现得淋漓尽致。
一、“人玩人”的市井与政治
――作为世俗命题的“闲”
在林希的小说中，由“闲”而引发的“人玩人”的市井和政治生活是一个重要的主题。因为闲在，天津人有时靠“人玩人”来寻求生活的变化和生存的优势，这些“人玩人”的闲事（包括打架斗狠）往往不是被镶嵌于林希的天津叙事之中，而是作为故事的主体而出现。与相对安定的北京城相比，无论从开放的地理环境来看还是从历史的风云际遇来看，天津总是处于革命、反抗殖民者的风口浪尖。因此，除了天津典型的市井生活之外，社会政治生活是天津城市生活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在林希的小说中，市井生活与社会政治生活往往有着微妙的联系，无论是看似世俗的市井还是不俗的世俗政治，都不过是一场“人玩人”的闲人游戏。沉溺其中的闲人本想通过扮演一个“不闲”的角色从中谋得蝇头小利，但最终无一例外地恍然大悟，原来最终是被人玩了。闲人不闲构成了林希小说的基本叙事方式，他们不闲地管了闲事之后，闲人还是闲人，市井与政治中的一切也还不过都是一些无事生非的闲事。在《天津闲人》中，《晨报》记者严而信本想借苏鸿达之力为自己在报界赢得名利，而苏鸿达实乃吃了原告吃被告之流，严而信发现自己不过被苏鸿达玩了，不禁感慨道：“这码头就是人玩人的地方。”但苏鸿达最终也落得这样的悲惨下场：“苏二爷的马褂没了，长衫没了，礼帽没了，千层底圆口布鞋没了，丝线洋袜子没了，内衣小褂没了，裤头子没了，赤光光，白条条，一丝不挂的大光腚苏鸿达，被人从小胡同里给推了出来。”林希从不止于对市井图景的描绘，在他的小说中，市井生活总是可以形成无数的触角，而被置换为社会政治生活，但社会政治生活也不过是一个由“闲”而引发的“人玩人”的过程。《天津闲人》中，想发死尸财的女子俞秋娘、因苏鸿达故意诬陷而莫名受害的隆兴颜料局老板陆文宗、大律师袁渊圆、天津第一闲人侯伯泰可谓各怀心事，而这一切只是因为一具河中的无名死尸而引起，闲中生事，最终又是谁玩了谁？
人玩人最极端的表现形式便是打架斗狠。喜欢打架斗狠，这或许与码头城市的特质有关。但是与另一个以打架斗狠著称的码头城市武汉相比，天津人打架的因由却与其大相径庭。武汉更多地沾染了楚文化的蛮悍之风，加之郁热的码头环境使武汉人养成了急躁的性格，打架斗狠成为排解过剩而无处安放情绪的一种方式。这种码头性格已经融入了武汉城市的日常生活之中，虽然在武汉叙事中处处充满了“尚争”“斗狠”场面的描写，但叙事却无意在此做片刻的耽搁，只是以一种被市民习以为常的方式存在于文学之中。而天津人的那些事似乎都是由“闲”引发而来。“天津人爱打架，打架先要有人去挑，不挑打不起来，打起来了还要有人去劝，不劝打不出个结局。谁去挑？自然是天津闲人……”（《天津闲人》）虽然天津也同武汉一样有着码头文化，但却紧邻首都，并没有剽悍勇猛的民风，天津卫善打架多不是因为脾气急躁，也不是因为天津人的高嗓门和浮躁的城市情绪，最重要的因由就是因为闲人的存在。在这一挑一劝之间，闲人也就找到了自己的生存空间。 二、“混事由”与“找饭辙”
――作为人物性格的“闲”
天津与北京毗邻，而两座城市的文化品格却截然不同。两座城市都以存在一个“闲人”群体而著称，在有关两座城市的文学作品中也充斥着大量的闲人形象，但他们的气质禀赋、性格特点充分展现了两座城市深入血肉的差异性。北京的“有闲阶层”一般与贵族文化相联系。满清王公贵族享有等级特权，长期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他们渐渐习惯了悠游自在的生活，早起一壶茶，饭后一袋烟。民国建立后，满洲贵族和八旗子弟失去了以往的特权，只能靠变卖家产或做小买卖维生，可是长期形成的习惯和做派难以在短期内去掉，因此“北京闲人”的生活方式是一种超乎寻常的悠闲自在。无论富贵也好，贫穷也罢，内化于人物性格之中的悠闲与自在已经成为北京生活的一部分。他们也听戏、斗蛐蛐、管闲事，但这一切都不是为了“混事由”，而是以一种无功利的方式诠释着北京人特有的轻松愉快。
而“天津闲人者，就是闲人一个，一个闲人，地地道道、凿凿实实的大闲人。”（《天津闲人》）何谓“地地道道、凿凿实实的大闲人”呢？在我看来，这是一群不求稳定职业，而每天在大街上悠哉地“混事由”和“找饭辙”的人。“北京人老老实实地过日子，天津人就天天盼着有变化。天津人不本分，天天盼着天上掉馅饼。”与北京静态的内陆环境相比，天津属动态的河流文化一脉，因此也使得天津没有形成像北京一样稳定的居民层，而更多的是每日变换方式、想尽办法寻找饭辙的闲人。这些人不属于任何一个阶层，也没有固定的居所和职业，解决了一日三餐也就实现了他们的生活目标。为了确保满足人类生存最基本的需求，他们就得管闲事，闲事成为了最大的“事由”。在林希的小说中，这一类典型的“天津闲人”比比皆是。“时间已是前晌十点，天津卫半城闲人纷纷上街闲逛，有找饭吃的，有看热闹的，有瞎撞的，更有想出来跟着起哄的。”（《天津闲人》）这便是对天津卫的闲人半日生活的生动概括。《天津闲人》中，苏鸿达就是这样一个闲人。“说来也怪，苏鸿达专门在饭庄门外遇见熟人，每日中午，晚上，开饭前他总是在各家饭庄门外闲逛，十次有九次能蹭餐饭吃，都是别人请客，你拉着我，我拉着你，彼此都有个关照。”这一次，苏鸿达假装认识河里的死尸也是为了混饭吃，《晨报》记者为了从他身上挖到新闻，“追着苏鸿达从人群跑出来，不讲价钱当即雇好两辆胶皮车，绑票一般先将苏鸿达塞进车里，自己又蹬上第二辆车，车夫跑起来，风一般地直奔登瀛楼大饭庄而去。”《一杠一花》中的陈老六，也是一个典型的闲人。他混得老婆没了，连每天的饭辙都不知在哪里，甚至贪睡都是为了能省一顿早饭。可是有一天，这个只能在小酒馆里点上一杠（酒）一花（花生米）的陈老六真的混上了一杠一花，变成了陈六爷，到处混吃混喝。原来他只是靠着一顶奉军军帽装成了假军官，到处招摇撞骗。林希不无调侃地感慨道：“可是陈老六一天也没挨饿，天天都能混上饭吃。而且还不光是有饭吃，还有戏看，有时候还有几分威风，陈老六怎么就有这么大的本事？他怎么就能够在天津卫吃白食、看蹭戏，还能打便宜人？天津卫好地方，天津卫调教出来的，就是这类英雄好汉。”
这便是天津闲人的性格，他们既没有北京闲人那一份悠然自得的超脱，也没有北京闲人那一份忘了自励也忘了自谴的沉溺，而有的是最简单的生活目标，既不求闻达，也不愿贫贱，只要能在大街上混到事由，找到饭辙就满足了。
三、无事生事
――作为故事生成机制的“闲”
不同于北京叙事中的“闲”作为一种内化于其中的精神现象，在林希的天津叙事中，“闲”是一切故事生发的原点，也是故事不断向前推进的重要动力。这种“闲”表现在故事的生成机制上，可以说是一种无事生事的状态。“闲”已经作为天津文化精神的一个向度，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林希创作“津味小说”的牵引力。作者似乎是在其充分地浸染之中，实现了一次又一次“自动写作”。
首先，林希笔下的天津故事多由“闲”而引发，也由“闲”而推进，这就使得叙事具备了某种虚幻的“因缘”。《天津闲人》的故事是由苏鸿达为了混口饭吃而编瞎话管闲事引起的，然后故事因这一件闲事不断推进，社会各界人士不断卷入其中;《一杠一花》中的陈老六戴着一顶军帽招摇撞骗，奉系军阀、区公所、天津商号也就将计就计，各自谋利;《相士无非子》中的无非子以给人相面为生，由相面这样一件无法坐实的玄秘行当，直接预言并指涉着历史与政治的走向;《蛐蛐四爷》也是由斗蛐蛐这样一件闲事生发开来，虫性如人性，一只小小的蛐蛐甚至能影响人的一生。这些天津故事总是带有某种虚幻性与荒谬性，于相安无事中生出一些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故事。林希似乎从不满足于对“无事”状态的书写，而更像一个天津卫的“说书人”，无巧不成书，于无事中生事。
其次，林希喜欢在他的天津故事中设置一个“突转”，这是伴随着主人公对世事的幡然领悟而发生的。虽然很多故事是在一种荒谬的状态下进行，但是作者会极尽虚构之能事，将推进故事的“闲事”引向高潮。在故事的开端，主人公往往想玩一玩，然后竟在玩的过程中一路走向人生的波峰，就这样经意或不经意、轻而易举地玩了别人。可他们却不知道自己走向波峰的过程中，别人也在琢磨着怎样通过将他人拉向谷底而实现自己的利益。直到有一天，主人公终于明白自己不过被人玩了，牵涉其中的政治与历史，也皆由这一个个简单而荒谬的逻辑所支配。因此，他们感慨：“这天底下的事，全都是哄起来的，除了棒子面一天一个价儿之外，没有一件事是真的。”（《一杠一花》）的确，如此往复循环，这天下的事，不过是在无事中生事而已。由此，林希的天津叙事似乎带上了一丝“总归虚幻”的意味，但它并没有上升为某种哲学命题，而是以一种独一无二的天津精神，一以贯之地统摄着小说的整个叙事过程。没有悲天悯人的情怀，从无事中生出的天津故事，不过就是一个生活在天津卫的“说书人”讲的故事。
这种天津特有之“闲”，一直贯穿于林希“津味小说”的始终，它以独一无二的天津味道，流布于林希天津叙事的方方面面。执着于在旧天津的岁月里拾荒、穿梭于天津市井与风云中的林希小说，是关于一座城市的前世今生。 人间城郭
――肖克凡笔下的天津素描
任 萍
《都是人间城郭》是肖克凡的一篇小说，而这篇名，也是他笔下的天津最精确的缩影。
殖民色彩是天津城身上无法磨灭的鲜明印记，时至今日，那一座座极具异国风情的洋房和街道名称仍然提醒着人们，历史是如何在天津驻足，又是怎样改变了这座城市的面貌与命运。在近代，租界的存在无疑是对中国国家和人民尊严的挑衅，它像一根引线，点燃了天津卫惊心动魄的一段命运，革命的愤慨与激荡，爱情的离奇与悲欢，俗人的传奇与反抗，市民的无奈与妥协，凡此种种，在天津这个由租界林立的洋房与华界熙攘的街道、呼啸的电车与奔跑的黄包车、日语英语法语和津腔儿组成的、充斥着碰撞乃至荒诞的城市中，一一上演。肖克凡有三篇以“天津”开头的短篇小说，就是围绕着租界与华界各种有形与无形的冲突和对立，展开了一幅幅人世百态图。
《天津制造》讲述的是一群“天津制造出来的年青人”的遭遇。十八岁的方学门怀揣着学生意的愿望从农村来到天津三条石，这之前他只知道天津是中国北方第一商埠，华洋杂处，水旱大码头，然而事实上他所投奔的三条石却是一个流淌着工人血泪的地方。这一带远离天津的外国租界，大街两侧的手工业作坊将近百家。田宝印，方学门要投奔的对象，就是三条石一家手工作坊的主人;这个看起来吝啬又胆小的作坊主，却是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之一。另一边，爱国学生组织“跪哭团”的领军人物傅晓彤，出身于大商人之家，却为了革命而离开恋人，进入法租界天主教堂边的一座小楼，成为党组织秘密电台的联络员之一。于是，看似冰火两重天的不同世界就这样被同一种激扬的情绪、同一种艰难的目标串联起来。方学门、傅晓彤、卜鸿光、江星兰、马乔，这些年轻人游走在一冷一热、一激昂一沉静的两个世界当中，他们的人生，也因为革命、因为天津的命运而发生着改变，农民之子闹革命，千金小姐弃家庭，所谓“天津制造”即如是。而《天津大雪》则上演了一出都市荒诞剧。天津卫是离奇的舞台，突如其来的漫天大雪则提供了绝佳道具，茫茫白雪掩盖了一切事实的痕迹，一场身份交换、命运颠倒的闹剧，就这样徐徐拉开大幕。爱好演剧的热血青年张延祜，阴错阳差之下被当作通济堂大药房的医生章保罗，被日军宪兵队带到日租界，为侵华日军松本连太郎的妻子治疗不孕;真正的章保罗医生在大雪中为了躲避情妇赵菲而仓皇出逃，却在途中遇上了自称为赵菲的赵苋，赵苋实为赵菲的胞妹，还是张延祜的恋人;在火车站章保罗和赵苋被误会为来接头的地下党。于是在命运的拨弄之下，章保罗成了张延祜，与赵苋结为夫妇，成了剧作家;原来的爱剧青年张延祜变成了津城名医章保罗，还真的治好了松本太太的不孕症，令人不胜唏嘘。如果没有租界，便不会有突如其来的抓人，如果不抓人，便不必有这尴尬的身份对换，没有这人生的离奇遭遇，天津城也要减去不少传奇色彩。
相较于前面两篇，《天津俗人》更加具有天津本土特色。故事主人公李菊五，俗称李五儿，生活在天津南市，这里是天津最底层人民的家园，贩夫走卒、妓女老鸨、混混流氓一应俱全。李菊五总是自称一介凡夫俗子，然而他的事迹却足以叫人啧啧称奇，坊间传言他的真身是魔术大师金猴子的高足。这样一位混迹于底层的李五爷，却和另一位怪人奚正树有了交集。奚正树来历不明，亦混迹底层，整日阴沉着面孔，却独与李菊五交好;李菊五从奚正树梦话中悚然得知这个怪人竟然是个日本人！实际上奚正树原名西村正数，隐姓埋名在天津南城，执行的却是间谍的任务，将中国大陆的主要情况尽数刺探了个清楚，为日军的侵华可谓做足了准备功课。李五爷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救了奚正树的命，在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后陷入无尽的懊丧之中，从此他的余生便在与日本人的暗地较量中度过。这就是在天津才会发生的故事，奇人与间谍，从鱼龙混杂的南城一路演绎到日租界的樱花餐馆，冷冰冰的餐馆女侍者，隔壁狂妄的日本人，一个南城落魄者的命运就这样与原本毫不相关的日租界及其背后的日军侵华和整个日本缠绕在一起，天津永远处于矛盾的中点。
西安一类古老的政治型城市，难以避免农业文明留下的鲜明痕迹;即使北京，也面临着都市现代文明与农业文明的冲撞与对立，因此，这一类城市的性格中都有着强烈的怀旧基因和草莽英雄的不羁个性。但天津不同。作为北方重要的水旱码头与商埠，三教九流聚集于此，构成这座城市的细胞是商业化、市民性的，几乎看不到农业文明的影子。理所当然，小市民是天津人最典型的特质。
《都是人间城郭》中的孙合算得上是小市民最恰当的代表了。孙合是一个掮客，靠的是拉拢买卖从中抽取佣金，这也是只有在商业社会中，尤其在有码头和租界特点的城市中才会更多出现的职业。掮客孙合透着一股精明，先是在解放军攻城在即、整个天津城人心惶惶百业皆废的情形下，巧舌如簧，说服老杨掌柜出钱给胡同安十八个铁栅栏，以此给绝望的白傻子铁工厂的白掌柜带来了活路，同时完成了甲长摊钱装铁栅栏的任务，自己还从中赚了一笔，可谓一举多得。当傻篓子爹囤积的草袋子变成烫手山芋，几欲惹来祸端的时候，又是孙合出主意，把草袋子存在死过人的女厕所中，当革命形势发生变化――解放军进入天津城后，孙合立即带着孩子们摇身变成热心支持解放的善良群众，将囤积的草袋子巧妙地卖给解放军，从而又获得了一大笔银元。见风使舵，精明油滑，在孙合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而除了精明，孙合亦不缺乏小市民的虚荣。明明鱼是借钱买的，却偏偏嘴硬说是别人送的，这还不算，还要“摆阔”，把鱼送给左邻右舍，正如傻篓子爹嘀咕的：“这孙掌柜是个穷大手，老天津人的做派呀，要里要面儿的。”当甲长来摊派那一万块钱时，兜里空空如也的孙合跟自己老婆说：“你告诉甲长咱手头没零钱，明儿一早拿整张的票子换开，给罗掌柜送去不就得了嘛。”
小说中的另一人物傻篓子爹的形象则更多展现出小市民吝啬、贪财而又懦弱的一面。肖克凡写傻篓子爹小气，“其实是可以免出�傅模�出几个钱，有人愿意舍命去替。傻篓子他爹开着个小铺眼儿，不富，又是个财迷性子，只得认头让自己的独苗儿傻儿子寒天黑地去西营门外动锨镐了。这兵荒马乱的年头”。既然是财迷，就少不了精打细算，于是，自解放军攻打天津城开始，傻篓子爹便囤积了一大堆草袋子，期待着挖城壕的时候卖给守城的国民党，借机发一笔。不成想，这国民党大兵可不是善茬儿，傻篓子爹试探地运出的一车草袋子有去无回，一个子儿都没换回来，还得罪了个小军官。另外，傻篓子爹既想发财，却又怯懦，在国民党大兵那边碰了钉子后，囤积的大量草袋子成了烫手山芋，傻篓子爹寝食难安，怕这堆东西给自己引火上身，又不甘心自己白白损失赚钱的机会，只能向孙合求助。而最终，傻篓子爹还是死于财迷，在听说国民党兵发洋面后，他竟然壮了胆子去抢洋面，却不想被几颗子弹送了性命。 与充满市侩气的孙合、傻篓子爹不同，《都是人间城郭》中的曲达元却是一派纨绔遗少的作风，透过曲达元，肖克凡为我们传神地描绘出旧天津游手好闲浪荡败家子的形骸。“虽说曲家没了什么家当，可遗风还在，老爷儿们的一出一进遵着一套铁打的规矩，成了老娘儿们的章程”，出门媳妇要送，进院得迎，掸浮尘、挑门帘，“……上炕了，伸腿一趟，轻易可就不起来了。抽烟、喝茶、看还珠楼主的武侠小说，听那台日本电匣子里播出的京戏、相声和八竿子打不着的广告。他的生活全在炕上展开，吃饭的时候也是盘腿儿一坐，由媳妇端上来。”
尽管存在着吝啬、精明等这样那样的毛病，不可否认的是，小市民身上也不乏许多可贵的品质，比如那种直面生活的真诚与坚韧，甚至是黑色幽默。天津人似乎尤为擅长自我调侃，尽管多数情况下看似无所谓的背后却是深深的无奈，然而泪眼中天津人却总不忘挤出微笑，这种乐观和勇气也还是值得赞赏与学习的。
小说《小阔》故事的背景已经是中国招生考试网、港口码头、位于租界中心的教堂、市政厅和公园，形成了一个与中国传统城市迥然相异的城市空间”，吸引了大批老城区的官僚们“到‘紫竹林’（租界）游玩，看‘西洋景’，品尝洋餐”。（刘海岩《租界，社会变革与近代天津城市空间的演变》）《潜伏》中军统对天津进行接收与管理也简略透露了彼时天津“洋场”的情状，“他们住的房子在旧英租界的爱丁堡道，是原比商仪高级职员的公寓，……接收工作开始后，接收大员们首先争夺的就是好房子”，“……天津光复后，军统局是最先赶来接收的机构之一，为了这件大事，局长也曾亲自飞来布置接受策略，并满载了整整一架飞机的财物飞回南京。站长在这期间的收获也很大，但他毕竟是个有知识、有修养的人，不喜欢那种抢劫式的方法，便主要对银行业、保险业和盐、碱等大企业下手，但对企业改组、重新分配股权等工作极为复杂，很费精力和时间，他把这些事都交给了余则成。”（《潜伏》）作为“华北第一大工商业城市”，八国租界并存的天津城是拥有贸易资源、港口、实业和金融业的近代成熟型城市，“息游别墅”“马尔林斯基咖啡馆”或“爱丁堡道的高级公寓”等现代文明景观随处可见。然而这些“西洋景”文化却存在于“华洋分治”的“租界”，这自然构成了来自乡土经验的革命者的抵抗。典型的是来自乡村的普通妇女翠平对城市的反应，“虽然来此已经几个月了，但仍然不习惯电话、抽水马桶和烧煤球的炉子。”（《潜伏》）在“贵的吓人的利顺德西餐厅”里，她坚持让服务员为她提供一碗煮面条，一双筷子。一方面，这里有身为革命者（无产者）的阶级立场以及对财富的原始仇恨，“我不喜欢摸钱，更恨有钱人”;另一方面，是典型的乡土经验对现代城市的无效。这主要表现在翠平对余则成“潜伏”工作的不理解，她宁愿随时拉响土雷或服毒自尽以表示对革命的衷心，也无法做到和军统局那些阔太太们交际应酬套取信息。乡土社会在面对现代文明时，改造与被改造的“原则”问题已经无法遮掩“洋场”的现代感受与乡土经验的不足，城市作为“洋场”已经彻底和反动势力重叠，被乡土社会妖魔化。尤其当城市的形象正在以“租界”的形态展开表述，在被侮辱和被损害的老中国，势必引起民族心理上的排异。
于是，对于大多数谍战工作者来说，当天津城的“洋场”与“战场”无法共存时，几乎都选择忽略洋场而突出战场，这形成文学表达里“租界”天津的“统一与分裂”。所谓“忽略洋场”，是叙事上将“洋场”置换成“战场”，即谍战人员置身于都会却丝毫不为城市的浮华心动，再奢靡的人间富贵也只是战斗的活动背板，随时来去自如。比如《在传说中等待》里出身名门的崔大少，是津城内少数可以居住在租界里的华人富人，他却可以一夜之间散尽万贯家财，衣衫褴褛地摆地摊。再比如《尊严，1939》里的姚千里，这位远东情报俱乐部里最受尊敬的人，可以顷刻间变卖全副家当成为俱乐部里最穷的人。再比如《没有英雄的日子》里的金善卿，“大关金家”的公子，通身透着“吃过见过的轻慢”，在百年家族破产之后依然能够波澜不惊。对他们来说，洋场天津的退场正是战场天津的出场，他们心甘情愿地毁家纾难，为的是心中信仰，这信仰未必是革命大义，确是天津人为人做事的品格。就像变卖家产支持抗日的崔大少，一等就是三年，宁可当乞丐也不动一毫厘，直到将资金交给组织，不辱使命隐匿于江湖。再有散尽家财的情报人员姚千里，在为冀东地区的盘尼西林花光最后一笔积蓄后，果断卖掉房屋支援革命。信守承诺或坚持信仰，是尊严的细节，而尊严，是天津人的体面，是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气节。“江湖之道不外乎伦常，天津卫的娃娃哪能不懂这个”（《敌后》），“前途也不如节操，失节是干不得的事”（《没有英雄的日子》）。龙一的叙事中，战火或硝烟都是炼丹炉，城市在这里必须褪去繁华露出狰狞的本相，才能淬炼出津门人的品格。甚至可以说，将“洋场”置换为“战场”的叙事里，是只有谍战人员才能表达出的中国人的民族属性。比如《敌后》中姚千里与他的启蒙恩师老吉登斯的讨论，“‘以我在中国几十年的阅历，我发现你们中国有两种截然不同的人，一种人重实利，擅权变，手段灵活，头脑中没有任何偏执自守的想法，这种人在生活中往往能够取得成功。另一种人，就是你现在的样子，执著于一个不切实际的观念，不管它是道德的，还是理想的，它给你带来的只会是伤害。’;‘您所看到的只是表面现象。汉文化传统下，其实只有一种人，就是道德的人。之所以被您误认为是两种，那是因为有些人信奉的是坏道德，而我的道德是传统的精髓。……对中国人来说，自觉的死并不是肉体泯灭这么简单，它的象征意义远远大于实际意义。……比如贞节、义、爱情、还有尊严。’”这才是津门品格，真正的民族精神。
小说是城市的文体，可以从最细微处现出城市的风貌。“从最小的清楚而准确建构的建筑群中建起了高楼大厦，实际上，那是在对最小的透明的个体因素的分析中发现存在的总体性。”（弗里斯比《本雅明》）根据本雅明的城市研究思路，龙一的谍战系列作品提供的新鲜审美经验，自然也是了解天津城市气质的切片。只是长久地拘囿在特定的时空结构里，城市或人物难免显得“过时”，毕竟，只能在历史情境中复活的精神，似乎难以真正地震撼现实里日渐衰弱的精神，如何在当代书写中解决津味儿文学的资源匮乏，这仍是一个问题。
责任编辑 李秀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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