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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四军医疗事业的奠基人王聿先(一)
新四军女兵陈模的传奇人生
家乡沦陷 我叫陈模，1920年5月7日出生于江苏省丹阳县城鱼巷一个破落的大家庭。独生女，六岁上私塾，七岁入丹阳私立正则女子中学附小。10岁时，参加丹阳县演讲比赛，获得银奖杯。小学毕业，考入江苏省立苏州女子师范附中，学习优秀，得二等助学金。毕业后，考入该校高师。1934年春，在镇江参加全省童子军大检阅，大露营。我是学校的旗手（有时是乐队的大鼓手），站在队伍的前面，接受蒋介石和宋美龄夫人的检阅。
在苏女师受到一二・九学生运动，“七君子”事件和“双十二”事件的影响，我的思想趋向进步。抗日战争爆发后，苏州沦陷，学校停课。1937年12月11日，丹阳城被炸。我家的房屋被日本鬼子放火烧光了。母亲和我逃难到延陵镇，我给房东徐郎如先生家当小保姆，抱小孩、洗尿布。日子没过多久，当地的一个有钱有势的绅士潘家，他家的儿子在苏州中学上学，可能认识我，派人来说媒，并放风说：“先礼后兵，同意的话，花轿迎娶；不同意的话，就抢亲。”徐先生很害怕，很替我担心。我说：“你们不要害怕，我只有一条命，大不了我与他们拼了，如被抢去，我砸他的锅，放他的火，宁可一死，也不嫁他。”他们听后，夸奖我厉害，有骨气。徐先生考虑到万一真出了事，他可担待不起，就委婉地把我辞了，我只好到同学林丽月家暂住。
参加新四军
1938年5月，新四军第一、二支队在陈毅、张鼎丞等率领下，挺进苏南敌后。6月13日，一支队2团一个营来到丹阳县南部延陵镇。团政治处主任肖国生亲自登门拜访延陵的头面人物，其中主要的一位是贡友三，另一位是王作舟。贡友三当过国民党丹阳二区（延陵）的区长，是工商业家，据说很有爱国心和正义感。王作舟当过中学教师、小学校长，据说在大革命时期参加了共产党，1927年脱党后，专门从事教育，在延陵也颇有威望，抗战开始后他主动组织了延陵抗日自卫队。新四军领导干部对他两人的统战工作做好后，报请国民党第三战区重新任命贡友三为丹阳二区区长，并组织了有300人枪、由新四军干部领导的延陵常备队。接下来，做群众工作，由肖治平等几个人组织成立群众工作组，到延陵镇上和附近村庄宣传共产党的抗战主张和政策，宣传新四军是保护民众的真正抗日的队伍，还动员爱国知识青年到一支队举办的“政训班”去受训。很快，延陵周围民众都知道来了抗日的队伍新四军。
1938年6月22日，新四军一支队在延陵镇召开群众大会，我也跑到大会上去听消息。陈毅司令员慷慨激昂地说：“现在中华民族已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日本鬼子已打到我们的家门口，我们坚决不做亡国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有志的青年男女，积极行动起来吧，抗日打鬼子！”我听后，心情十分激动，热血沸腾，决心参加新四军。7月上旬，我到芳仙桥找到母亲，母亲不知道我要参加新四军的实际情况，怕她为我担心，就圆个谎，对母亲说：“妈妈，我找到工作了，在宝堰当小学教师。”她听后很高兴，兵荒马乱的，能找个养家糊口的工作就万幸啦，于是就给我三个大洋，并嘱咐我一定要注意安全，好好工作。第二天，我回到延陵，和孙铁流、孙健、王捷三位女同学，离开延陵，风尘仆仆地走了一天，在夕阳西下时，到了茅山宝堰附近的新四军一支队司令部驻地前隍村。
司令部、政治部机关的同志见我们是从丹阳来的四个十七八岁的小姑娘，考虑到可能是受到新丰战斗胜利的鼓舞，一时冲动要参军，就婉言谢绝了。这时部队正在集合，队伍前面的一位领导模样的人看到我们，就微笑着走过来。一问竟然是一支队首长陈毅司令员，我马上立正说：“陈司令，我们是来当兵的。”陈司令严肃地说：“要当兵，欢迎欢迎，不过当兵，可不是闹着玩的，干革命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你们行吗？”我大声说：“行，不怕死，怕死就不来了！”陈毅司令听后哈哈大笑说：“要得，收下你们四个女兵。”虽然走了一天路，又饥又饿，筋疲力尽，但能在陈毅司令麾下，当了第一批女兵，心里甭提多高兴了。从此，我们四人被编入部队，和男同志一起进行一系列的军事训练，尽管训练很苦，生活条件也差，但我们心里却是甜丝丝的，高兴得很。
命悬一线，敌围脱险
1938年9月11日，日军集中了3000多兵力，分五路进攻宝堰镇前隍村一支队指挥部驻地，对我茅山地区进行第一次大规模“扫荡”，清晨尚未早餐，就发现敌情，陈司令立即命令司政机关迅速分路撤退，出村不远，我们就被包围了，我遵照陈司令讲课时说的，“利用地形地物、机智灵活”等话，立即卧倒，这时“哎哟”一声，王捷身上流血跌倒在地。接着孙健也扑通一声栽倒在地，脸上往下流血。枪声停后，我便扶着她们到前面不远的竹林里暂时隐蔽，不料忽然传来“叽哩哇啦”的说话声和“嚓嚓”的皮革声，由远而近，日本鬼子搜索来了。我想到陈司令“一个革命军人，宁死不屈，决不投降当俘虏”的教言，便对孙健、王捷说：“我们宁可死，决不能当俘虏，鬼子来时，就装死，千万不要出声，不要动，即使刺刀插进胸膛也不叫一声。”我抓了几把她俩流出的血，涂在脸上，侧身躺在地上。不一会儿，敌人进入竹林，有一个鬼子用脚踢我，我屏住呼吸，紧闭双眼不动，另两个鬼子也去踢她俩，她俩也不出声，敌人便走了。自参军以来，我们经受住了第一次生与死的考验。
战斗结束后，一位老乡进入竹林，告诉我，前面稻田，还有两个伤员，山下还有一伤员，我在原地等待。我坚信，首长一定会派人来找我们的，果然，军医处长王聿先身穿便衣匆匆走来，我飞快跑过去，紧握住他的手说：“我们几个同志负伤了。”王处长说：“敌人多路包围，部队突围冲出去了，陈司令没有看见你们，放心不下，又调来部队把敌人打退了。战斗一结束，就派我出来找你们。”我听到陈司令对我们新兵这样关心爱护，感激地流出了眼泪。
我和伤员都住在老乡家。20多天后，孙健提出愿意回家养伤，陈毅司令派我护送孙健回丹阳城她家中，我精心照料她。一星期后，陈司令派敌工科长邱东平来接我，把我送到离丹阳城30多里地的一支队战地服务团驻地。团长吴仲超，他经过细致的考察，认为我表现好，启发鼓励我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提出愿意做我的入党介绍人。1938年10月中旬，我和其他几位入党的同志，在鲜红的党旗下，高举右手，庄严宣誓“……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为无产阶级革命奋斗到底，誓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终身，永不叛党。” 浓浓战友情
1939年春节过后不久，我调到新四军军部教导总队第八大队二中队（女生队）学习。5月，速记训练班第一期结束后，接着办第二期，我又被调到军部速记班第二期学习，任党小组组长。全班女学员有8名，分别是楚青、罗伊、曹鸣飞、毛维青、施奇、汪企求、季尼，由任之同志授教。任之同志在延安学过速记，1938年10月由新四军副军长项英从延安带回军部专门为新四军培养一批速记员。
有一天，通讯员交给我一封信，拆开一看，是陈毅写给张茜亲启的信，张茜是我的战友，我们情同姐妹。那时，张茜在文工团当演员，她能歌善舞，人长得也很漂亮。第二天，我就转交给她（速记班和张茜同住在二甲里村）。原来，早在1939年3月，陈毅在皖南新四军大礼堂―陈家祠堂参加文艺晚会，欢迎周恩来副主席的时候，军部服务团献演一个剧目《一年间》。其中扮演新娘子的演员深深打动了陈毅的心，他情不自禁地向服务团的领导人问她的名字，名叫张茜。演出结束后，陈毅陪同周恩来、德国记者希伯等人上台祝贺演出成功，陈毅第一次和张茜倾情注目，紧紧握手。敏感而热情的服务团领导人已经探出意向，不久，把张茜的一张相片悄悄地送给陈毅。于是，陈毅给张茜写回信，并题诗一首：“春光照眼意如痴，愧我江南统锐师。豪情�载今何在？输于红芳不自知。”当然这些书信的内容是后来才知道的，因为这些书信照片往来都是非常保密的，传递者也守口如瓶。后经战地服务团团长朱克靖的安排，张茜调到江南指挥部任宣传干事，和陈毅接触的机会就多了。
1939年初冬，我在速记班学习结束后，和楚青、罗伊同志一起分配到一支队司令部任速记员兼机要员。11月8日，一支队和二支队正式合并，成立江南指挥部，陈毅任指挥，粟裕任副指挥。司令部驻在江苏省溧阳县水西村光裕祠堂。陈毅司令驻祠堂右侧的一间屋内。粟裕司令住在祠堂左侧外面的阁楼上，我们三个速记员就住在粟司令的阁楼下，当时人多房间少，不够住，粟司令亲自教我们在祠堂外大院内，用稻草、竹片和绳子扎成一米宽的草帘，利用走廊柱子作支柱，把草帘一块一块地搭成小茅屋。草房搭好后，大家都很高兴，夸草房温暖、舒适又别致。粟司令说这是他在三年游击战争中学到的本领，那时，他们在深山密林中就自己搭草棚住。粟司令还特地给楚青、罗伊我们三个人在小茅屋的窗前，拍了一张珍贵的合影。
粟裕司令，工作很忙，经常工作到深夜，警卫员怕他饿，就买些饼干放在他房内，粟司令很少吃它。一天，我带头上楼，我们把饼干都吃完了，还留了一个小纸条，“小老鼠偷吃了”，放在饼干筒内（不写条，怕他误会是警卫员吃了）。第二天，粟司令笑咪咪地对我们说：“欢迎小老鼠再来光临。”
这年11月，中共中央东南局组织部长曾山同志来苏南巡视。在主持召开了中共苏皖区第一次代表大会以后，回到溧阳水西村新四军江南指挥部。他对陈毅和张茜两人的事也有所了解，于是他对陈毅司令员说：“仲弘，现在张茜也调到指挥部来了，你们的事儿就早办了吧！”陈司令干脆地说：“要得，要得！”
1940年春节前两三天，一支队政治部刘炎主任把我叫去，他说：“陈毅司令出差，明天回来就和张茜结婚，你去打扫一下卫生，但要保密。”我听从吩咐，很快把陈司令的住房，打扫得干干净净，还特地到老乡家找了张大红纸，剪了两个喜字，为了保密，我将它贴在房门里面。这样，外面看不见，一进房，关门，就看到了。我满怀喜悦地向刘主任汇报。第二天中午，管理处请我们吃炸酱面，说是庆贺陈司令和张茜结婚，我为陈司令和张茜的结合感到特别高兴，就 “赴宴”为他们祝贺。
不久，我调到政治部工作，张茜也在政治部，我们合作办起了一张临时战地小报，张茜负责编稿，设计版面，我刻蜡版和油印，相互的支持和配合，更加深了我们之间的友谊。
上海脱险
1940年3月，刘炎主任积劳成疾，卫生部长崔义田怀疑他可能是癌症，便向陈毅建议，让他到上海检查治疗。行前的4月4日，刘主任单独找我谈话，向我表达了爱意，希望我能考虑考虑。当时我想，刘主任一直是我敬仰的首长之一，恶劣的战争环境，使刘主任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了党，参加革命后一直没有考虑自己的终身大事，身体又不太好，身边确实需要一个人照顾他。再说，在江南指挥部的这段日子里，刘主任对自己的工作也很关心。经过认真的考虑，我当即就同意和他结婚，刘主任非常高兴地走了。当天晚上我就把行李搬到他的宿舍里，和刘主任住在了一起，算是结婚了。第二天，我们就写了报告申请结婚，组织上随即批准了我们的婚事。4月8日，他就动身去上海住院检查治疗，由地下党员吴福海护送。在上海经过详细检查后，排除了癌症，但仍需要治疗一段时间。刘主任想，在上海养病，花费较大，而且部队有大量的工作要做，既然不是癌症，就不需要在上海治疗了。于是他于4月下旬回到茅山，坚持带病工作。
1940年夏，我随大军渡江北上。1940年10月黄桥战斗后，刘少奇抵达淮安苏北指挥部，和陈毅商量成立苏中区党委，刘炎任苏中区党委书记，陈丕显任副书记，统一领导苏中地区的党、政、军工作。新四军重建军部后，我被调任新四军第一师政治部机关指导员，后安排我到华中党校第三期学习。此后，刘炎的病情日趋严重，陈毅鉴于当时苏中根据地生活条件艰苦，战斗又频繁，不利于刘炎养病，决定送他再次到上海去治疗。
当时恰好“七君子”之一的邹韬奋先生，因患中耳癌，需赴上海治疗，（当时邹韬奋先生并不知道自己得的是癌症，军医处医生为安慰邹韬奋先生，只说是严重的中耳炎），3月下旬，苏中军区司令员粟裕就派交通员和我护送邹韬奋去上海，我则以邹韬奋的学生身份陪他前去，并担负掩护和护理工作，接到通知后，我欣喜万分。我们坐车到南通，由南通乘轮船顺利到达上海，潘汉年同志来接邹韬奋先生，我怀着崇敬的心情，向邹先生告别。
随后我就到上海虹桥医院看望刘炎同志，我的突然到来，使刘炎大为惊喜，夫妻异地重逢，十分欣慰。次日，刘炎出院。我们住在法租界，亚尔培路亚尔培坊一家私人的三层小楼内，和负责掩护我们的作家金人同住一层（还有一小保姆阿宝）。刘炎警惕性很高。因为我曾就读于苏州女子师范，他怕我在街上遇到故友，引起麻烦。他就和我商定，两人不要同时出门，在马路上分开走，一前一后，不并肩同行。每天早晨起床后，刘炎下楼到公园散步，我后出去。他到诊所看病，都是步行去，因为像他这样装束的人，坐电车或公共汽车，容易引起怀疑；若雇小汽车，既花钱多又太显眼，容易引起人注意。 1943年6月7日（农历端午节）清晨，不知何故，金人一家三口全被捕，敌人尚未发现我们，刘炎当机立断穿好衣服，像往常外出散步一样走出家门，要我什么东西都不要带，吃完早饭后就走。我们先后到地下党员蔡云娥同志家，后知道金人的哥哥当天也被捕了。刘炎对蔡云娥说：“不好，不好，金人兄弟两家同时被捕，情况严重，我们要迅速离开上海。”因为刘炎知道，他在上海看病用的钱，都是从苏中汇给金人的哥哥，然后转交给金人的，可能是由此引起敌人的注意而遭被捕。当晚商定由蔡云娥夫妇立即护送我们离开上海。第二天早晨，蔡云娥抱着未满月的小孩，以回娘家为名，我们一行从上海西面的真如小站上车，先到苏州裘晋岳先生家暂住，等待军部派人来接。
6月中旬，潘汉年派来交通员把我们护送到新四军军部驻地―淮南黄花塘，继续治疗。后来，潘汉年告诉我，当我们走后不久，敌人就派便衣住在金人家守侯，保姆阿宝也软禁在三楼上，不准出来，幸亏刘政委当机立断，迅速离开，否则就走不出来了，真险啊！
伉俪情深
1945年1月，我在军部秘书处工作时，一天，突然感到腰痛、腿麻、乏力，几天后，就坐不住，不能行走了。一个月后，从腰部以下完全瘫痪。一想到自己要拖累组织，不能革命，就觉得非常痛苦。请军部卫生部长崔义田（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卫生部长）来看，因缺乏医疗条件，无法检查和确诊，认为可能是骨结核，要睡石膏床，没有，就只能在木板中间挖个洞（以便大小便），腰下垫下沙袋，也不会翻身。生病期间，刘炎精心照顾我，行军时他用担架抬着我，决不让我掉队。作为领导，每次单位分的饭本来就很少，但每次刘炎还要再分出一些给我补充营养。那一年，我刚好25岁。刘炎送我《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鼓励我，安慰我，相信我一定会好起来的。我深受男主人公革命精神的感染，重拾生活的勇气，决心向保尔・柯察金学习，做个身残志坚的革命者，我开始在病床上，如饥似渴地学习。
1946年6月，蒋介石悍然撕毁“双十协定”，向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为了集中兵力消灭蒋军的有生力量，新四军遵照中央军委的命令，向北转移。从苏北到山东的途中，刘炎的病情开始恶化，他右腋下的肿瘤比拳头还大，十分痛苦。尽管如此，病重中的刘炎仍很关心战局，当前方的同志来看望他时，他还忍痛向他们询问战况。还对他们亲切地说：“现在前方吃紧，你们工作很忙，转告前方的同志，以后不要再来看望我了，你们多打几个胜仗，就是对我最大的安慰，我比什么都高兴。”
敌人大军压境，我军浴血奋战，在这种情况下，政治思想工作特别重要，前方有许多工作需要他去做，如今妻子也重病瘫痪在床，身边刚刚两岁的小女，还有寄养出去的女儿，这些都使他放心不下。一天，粟裕等司令部、政治部机关同志来看望刘炎，刘炎深知自己生命危在旦夕，就委托组织上交待了三件事：一是大女儿建华，出生后就寄养在老百姓家，希望将来解放后有条件，一定要帮助找到，兵荒马乱的，担心被人卖掉，沦落风尘；二是陈模生病瘫痪在床，希望一定设方医治好她的病；三是陈模还很年轻，以后的路还长，我死后，希望组织上一定要帮她再找一个合适的人。粟裕等同志含泪答应他，请他放心。
1946年11月20日晚，刘炎让其他同志把我抬到他身边，慢慢地对我说：“我从参加革命那天起，就把生命交给了党。我一生奔波，两袖清风，没有给你和孩子留下一点东西，你要像保尔・柯察金那样，身残志坚，顽强地和病魔作斗争，跟着党，坚持革命到底……”说着说着，闭上了眼睛，遗憾地告别了人世。我仍瘫痪在病床上，失去亲人，使我悲痛万分。
革命事业永不停歇
在离开刘炎的日子里，我的情绪一直很低落，病情也没有得到好转。1947年初春，陈毅司令和卫生部副部长宫乃泉同志来看我，决定送我到大连医院治疗，鼓励我顽强与疾病斗争下去，我激动得热泪盈眶。
胶济路打通后，组织上派专人送我到大连，住进大连医院的普通病房，入院半个多月没有医生来看望，在大连工作的共产党员朱毅部长知道后，请示粟裕司令，粟司令批示“陈模住一等病房”。这就好了，医生为我做了详细的检查和精心细致的治疗，瘫痪了近两年的我逐渐能够坐起来，甚至可以站起来向前走路了。当我第一次从床边走到窗前，看到窗外明媚的蓝天，盛开的花朵时，高兴得大声喊“呜啦”（俄语万岁），是亲爱的党给了我第二次生命。不久，我出院，住进大连疗养院，继续休养。
1948年底，济南解放后，粟裕司令趁江渭清同志到大连出差之便，委托他把我和寄养在我处的他的二儿子小宝带回济南。
1949年元旦后，我们到了济南，我已有三年多没见到粟司令了，一见面，眼泪直流，当时我就住在粟司令家。
1949年1月中旬，为了便于我继续治病，粟司令安排我在济南白求恩医学院工作，还委托兼任白求恩学院院长的宫乃泉同志照顾我，以便边工作，边治疗，以治疗为主。这使我深深感到虽不幸失去亲人，但仍有亲人般的首长和同志们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这样深厚的革命情谊，激励着我继续战斗。
1949年春，我随大军渡江南下。南京解放了。我身体基本上恢复健康。组织上派我任南京市立师范党支部书记兼教导主任，这时我满腔热情，像火一样，全心全意忘我地投入到新的工作。
1951年10月，粟裕司令员找到我，说：“你一个人带三个孩子，工作又忙，非常不容易，你还年轻，不如我给你介绍一个人，减轻你的工作、生活压力。”我当时委婉地谢绝了他。后来他又到我家里做通了我母亲的思想工作，母亲也劝我。我经过慎重考虑，表示同意。经粟裕司令介绍，我和任华东军区海军司令部训练处教育科长周乐亭同志见面，周乐亭是一位老红军，1936年入党，为人厚道，他对我的情况也比较了解。我向他提出一个要求，那就是我和刘炎的三个子女不能改姓，仍要姓刘。周乐亭听了说：“你放心，一切听你的，何况三个孩子是刘政委烈士的子女，我一定像对待自己亲生子女一样对待他们。”随后我们在南京成了家。
1952年2月，我调到上海华东海军文工团任政治指导员，海政直工科科长，妇女训练大队队长。1955年春转业，任上海市政府人事处干部调配科科长。
1957年10月，调北京四中任党支部书记。这时我丈夫周乐亭从苏联学习四年后回国，分配在海军司令部工作，一家人又能生活在一起了。
在四中工作时，我认真执行毛主席的“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大胆进行教育改革，建立校办工厂，在校内建设游泳池等等。当时任国防部部长的张爱萍赠送四中大卡车一辆，民运部长傅秋涛送四中36支步枪，以便民兵训练使用。在大家共同努力下，四中在教育、劳动、体育、卫生、党支部工作等方面，都取得了较好成绩，多次受到上级的好评。
1958年，我在四中被选为北京市第三届人大代表，每年国庆节时我都会坐在天安门观礼台看检阅。1960年调北京市教育局任机关党委副书记、兼党委办公室主任。1971年10月，调青岛市任教育局副局长、顾问。1983年10月，按中央规定，离休。
（记录整理者杨玉秀为江苏镇江茅山新四军纪念馆副馆长） （编辑：党亚惠）
新四军医疗事业的奠基人王聿先(二)
抗战时期的印度援华医疗队
【新四军医疗事业的奠基人王聿先】 20世纪30年代，世界处于反殖民主义和反法西斯时期，印度人民挣扎于殖民主义的统治之下，中国人民则惨遭日本法西斯的野蛮侵略。中印两国人民相互同情和支持，争取民族独立。代表印度政府和人民来中国抗日前线救死扶伤的印度援华医疗队的五位大夫，在抗日战场上的感人肺腑的事迹，中国人民永志不忘。 印度民族解放运动领袖
关心中国革命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占领了我国的东北三省。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又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展开了全面的侵华战争。
享有崇高威望的印度“圣雄”甘地一直同情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他严厉谴责对中国狂轰滥炸、烧杀抢掠的日本侵略军，指责他们是“野狼”。时任印度国大党主席的尼赫鲁于当年9月14日向新闻界发表声明：“对这一悲剧不能袖手旁观。因为这也许对印度本身会产生相当大的影响，我们必须组织抗议活动……”
在1937年9月30日至1938年1月9日的日子里，尼赫鲁还号召印度全国多次举行“中国日”，在全国上下掀起声势浩大的援华抗日活动，尼赫鲁在一次“中国日”上对民众发表演讲说：“中国人民自古以来就与印度有着千丝万缕的友好联系，我们要像同志一样向他们伸出援助之手。对他们的危难和痛苦，我们感同身受。未来的命运把我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我们要与他们荣辱与共。”此外他还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
在宋庆龄的建议之下，1937年11月27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的名义致函时任国大党主席的尼赫鲁，在对印度人民声援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表示感谢的同时，请求印度给八路军医疗方面的援助。12月20日，尼赫鲁接到这封信之后立即发表声明，赞扬朱德率领红军长征为“军事历史上的杰出事迹”，并主持召开国大党第五十三次会议，通过了派遣医疗队援助中国抗日的决议。
1938年7月，尼赫鲁访问英国，把自己的妻弟爱德医生从西班牙“国际纵队”调回，委托他率领国大党援华医疗队来华。
爱德医生回国后，在国大党的支持下，筹组援华医疗队。他的呼吁立即得到各界人士的响应，随即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负责募集资金和挑选人员。委员会规定：医疗队要从全印度选拔五名优秀医生，且必须具备足够的外科经验。委员会的规定出台后，随即就有700多名医生提出申请，其中就有刚毕业两年的生理学助教柯棣。
孟买市将1938年6月29日命名为“中国日”，意在助推援华浪潮。柯棣就在这一天给委员会主席写信，表示决心要为中国兄弟的解放尽绵薄之力。以后他又想方设法直接向主席面对面地表达他的诉求。
1938年7月5日，他在写给父亲的信中谈到主席接见他时的谈话内容：“……主席向我指出了事情的阴暗面，这是指妨碍深造，以及失去将来可能得到的工作等等。因此，我断然表示竭尽全力发挥自己的微薄之力，并真诚希望能被录取。”信中他还希望父亲宽容他的这种行为，允许他“获得一生中仅有的机会”。
踏上援华之路
援华医疗队最终选定了五位大夫，爱德任队长，副队长是卓克，其他三位分别是巴苏、木克和柯棣。
1938年9月1日，印度援华医疗队带着印度人民的情谊，携带54箱药品、一些医疗器械、一架轻便X光透视机、一辆防弹救护车和一辆卡车，自孟买乘坐英国邮轮“拉吉普塔纳”号奔赴中国。
在轮船上，他们激动不已，柯棣打开《西行漫记》，在书里他认识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这些革命家，发现了“长征”、“根据地”这些新名词，尤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这场革命使他产生了希望。他想中国和印度多么相似呀，这两个国家就是一对孪生姊妹。他期望这种革命也能发生在印度。
医疗队里的巴苏是一位印度共产党党员。他同柯棣一样，都认为“今后岁月里的每一天都是我们生活史上的新篇章，因为我们所献身的事业是关系到全人类的事业”。他拿出朋友赠送给他的一个笔记本，要把离开祖国海岸后的每一刻都记录下来。
两种迥然不同的感受
经过半个多月的海上航行，医疗队于1938年9月17日下午抵达广州。时任“保卫中国同盟”主席的宋庆龄亲自带领各机关团体代表和印籍侨民等2000余人到码头去迎接。
按当时的惯例，凡是前来援华的外国朋友一般先要同当政的国民党人相识。医疗队在广州活动了六天，又乘车北上，经过长沙来到当时国民党的大本营武汉。在这些地方生活了半个月，那些繁文缛节他们不太适应。他们急于为中国的抗战事业尽力，几经申请，才给他们分配了工作。
柯棣在军医院工作时，遇到一件令人难以置信的事。他们用军医院的药物进行治疗，一个疗程之后，病人不仅未好转，病情反而加重。他困惑不解，因为不久前他在印度用过这种药，疗效很好。在这里为什么就没有疗效呢？他安排化验，结果证明是有人用蒸馏水将原药换走了。他立即向医院上司报告，答复却是：“这早已不成为秘密。上下串通，层层剥皮，国际援华的药品有相当一部分转到黑市上去了。武汉还算好呢，你到重庆看看，多得是。”
半个多月内，碰到的各种无法无天的怪事，令柯棣愤慨，他对巴苏说：“假如我们要和这些人一起工作，那我们失败是肯定的。”
巴苏安抚他说：“别着急，事情马上就会好起来。”
巴苏如此乐观是有根据的。宋庆龄在广州码头迎接他们时就告诉巴苏，到武汉以后就可以同共产党取得联系。
这一天终于到来了，1938年9月30日晚上，董必武、叶剑英在四川饭店举行宴会，欢迎印度援华医疗队。
柯棣想亲眼看看共产党人是否同《西行漫记》中描述的一样。宴会开始，摆在他们面前的菜肴就像家常便饭，宴会期间没有舞会，音乐是有的，那就是大家合唱中外革命歌曲，更重要的是，主人的情操和风格迥然不同。当他们离开饭店时，五人都为这次会见所感动。巴苏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啊！我怎能描写出我们所有参加晚餐的人的兴奋心情呢？……我们渴望与朱德总司令和毛泽东同志指挥下的在陕西前线与日本人英勇斗争的八路军在一起。” 10月7日下午，他们终于有机会见到周恩来副主席。周副主席的睿智、人格和风采深深地打动了他们。队长爱德直接表达要到八路军去工作的愿望。周副主席亲切地说：“谢谢你们，八路军、新四军确实很困难，很需要你们的帮助。前不久，加拿大的白求恩大夫率领的医疗队已经到那里去了，在前线做出了出色的成绩。我们欢迎你们到八路军、新四军里去工作。不过我们研究了一下，你们是不是先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一段时间？”
这出乎他们的意料，禁不住反问：“为什么？”
周副主席说：“考虑到统一战线政策，这样做可能对你们更合适一些。”
可是，在10月底，国民党政府就先后放弃了广州和武汉，印度医疗队也被迫撤到宜昌。日军近在咫尺，国民党军队望风而逃。医疗队员们不仅要忍受日军空袭的骚扰，无所事事的烦恼也折磨着他们。最终他们决定正式向国民党提出去延安的请求。可是等了八天也没有下文。巴苏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我们在这个乏味的城市和庸俗的官员中的地位已经有些微妙了。”
事实确实如此。这时医疗队又撤到国民党政府的“陪都”重庆。除了卫生总署的一名官员例行地拜访过他们一次，其他官员见了他们都是躲躲闪闪的。这是一种警告。过了17天，他们忍无可忍，全体队员到卫生总署再次提出去延安的要求。卫生署长满口答应安排他们的延安之行，但又不同八路军办事处联系。最后，医疗队要求卫生总署必须派人同医疗队一起去八路军办事处。
在八路军办事处，董必武接待他们时说，已经了解他们目前的处境，他们已经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了一段时间，现在完全有理由到八路军去工作。最后，董必武同志还提醒他们，一定要卫生署长给办理一张军事安全通行证。
就在这天晚上，一份请柬送来了，国民党核心人物戴季陶请他们共进早餐。戴季陶企图用佛学的“真谛”规劝这些来自佛教之国的青年人。这招无效，他又谈社会制度问题，对此，队长爱德直言不讳地说出自己的看法。双方你来我往好几个回合，戴季陶没想到这几个年轻人敢于顶撞他。他悻悻然地说：“苦海无边，回头是岸，诸君自己冷静地想想吧！”
这次见面就这样不欢而散。
这一切反而坚定了这些年轻人去延安的决心。就在当天下午，为了表达他们援华的决心，他们决定在各自的姓氏后面加上一个“华”字，这样一来，他们的称呼就是：爱德华、卓克华、柯棣华、巴苏华和木克华。
可是国民党政府就是不批准他们去延安。他们试图再次约见卫生署长，得到的答复是“因公外出了”。他们又找过红十字会、交通部长，甚至国民政府主席和外交部长汪精卫，答复都一样：管不着。
国民党并未就此罢休。他们的态度又热乎起来了。队长爱德华因心情不好而引起神经性湿疹。国民政府给予“特别”关注，派飞机送他去香港治疗。安排人陪同其他四位大夫游览风景，游逛闹市。
拒拉拢、克刁难
1938年12月29日，孔祥熙请援华医疗队的五位大夫到他行政院的办公室见面。
孔祥熙说：“听说你们这几位大夫都想去延安？”“为什么想到那里去呢？那里除了荒山野岭什么也没有，你们到那里去有什么意思呢？重庆虽然雾大一点儿，可是山川秀丽，风景宜人，地势险要，物产丰富，无论从军事上，还是从政治上、经济上看，都要比延安好得多，否则政府就不会将重庆作为陪都了。诸位以为如何？”
副队长卓克华带头回答，柯棣华也直言不讳：“根据印度政府和人民的意愿，我们是想到前线做医疗工作。我们知道北方的军队和人民正在深受痛苦，他们迫切需要大夫和药品。因此，我们希望贵国政府能尽快地批准我们的计划。”
孔祥熙说：“你们想到军队里去工作？好哇，我们可以安排。重庆附近就有驻军，你们可以到那个地方去……”
副队长卓克华打断孔祥熙的话，坚持要到延安去。
孔祥熙说：“到延安去也未尝不可，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八路军、新四军是隶属于政府的。那个地方，除了山，就是雪，不但天气寒冷，还没有吃的。为诸位设身处地想一想，我担心你们这些从温暖地带来的人忍受不了哇。”
巴苏华感谢“关照”，同时表示：“正因为那里苦，那里的军队才更需要大夫和药品，我们才更感到放心不下，有必要到那里去。”
孔祥熙拿出最后一招：“如果诸位坚持去看看，本政府也不勉强。我本人的专机可以提供给诸位使用。你们可以在那里住一个星期，然后再回到这里工作，如何？”
“不！印度人民愿意我们到中国人民灾难最深重的地方去工作……”柯棣华双目炯炯地盯着孔祥熙这样回答。
孔祥熙提高了嗓门说：“年轻人，战争不是游戏，日本飞机天天都在轰炸延安，你们的安全有谁保障？如果你们一旦发生了不幸，我们怎样向贵国人民交代？”
柯棣华微微一笑，庄重地说：“印度人民派我们来是支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的。既然是战争就难免有生有死。这一点，我国人民是会理解的。”
孔祥熙默默无言，过了一会儿，怒气冲冲地走了。
对印度援华医疗队的拉拢没起作用，国民党政府又使出刁难一手。卫生总署正式通知医疗队，如果坚持去延安，一切经费都由印度掏腰包，甚至要中断对医疗队所带来的救护车的汽油供应。
救护车里载着几十箱药品和医疗器械，如果没有汽油，这些东西就不能运往延安。医疗队同国民党交涉了18天没有结果。爱德华队长急中生智，想利用国际舆论帮帮忙。他带领队员到外国使团居住区，一边拜访，一边讲述他们的遭遇。这一招挺有效，第二天他们就收到卫生总署的公函：“立即供应所需汽油”，同时也拿到了军事安全通行证。
奔赴延安
1939年1月22日，印度援华医疗队终于踏上奔赴延安的道路，坐到那辆救护车上，这五位年轻人激动不已，放声朗诵泰戈尔的诗句：
一声欢呼拉断了奴隶脚下的铁锁、绳缰，
腰间的宝剑，也仿佛在欢乐里跳荡。 就在从重庆出发的头天晚上，柯棣华接到一封家信，告诉他父亲去世了。母亲难以承受这一打击，全家人都希望他安排回家一趟，安慰母亲和料理父亲的后事。
柯棣华手中的家信被他的泪水浸透了，他正面对两个问题，一是不能影响同事们的情绪，二是要说服家人理解他不能回家尽孝的理由。因此，在登上去延安的车时，他同伙伴们都放声欢呼。当大家获知这条不幸的消息时，都劝他回印度一趟。他的回答是：“父亲是如此尊重我所从事的事业，甚至为之做出了最后的牺牲。我除了为这个事业献身之外，没有其他的道路可走。”
他给兄妹们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说：“忍受这个噩耗对我并不困难。”为了说明他不忍心置身于中国人民遭受的苦难之外，他举例说：“这座城市昨天遭到第一次轰炸。死亡五十余人。我目睹男人、女人以及无辜婴儿的尸体被从瓦砾堆中拉出来。他们有何过错竟要惨死呢？”他表示：“在我未能履行我向国大党提出的至少要在中国工作一年的承诺之前，我不能回国。”最后他嘱咐兄妹们：“请你们尽力安慰受打击最惨的妈妈。”这封信发走以后，他再也没提起父亲去世的事。
医疗队带来的救护车是美国1938年生产的福特牌最新式的。在重庆期间，车上配备的担架和医疗器材已被拆除。到了西安，陕西省政府主席蒋鼎文训令：医疗队人员和车辆一律扣留。医疗队先是向国民党驻西安的各衙门进行交涉，而后就不得不提出严正抗议，可是这都无济于事。幸亏他们碰上了创立“中国工业合作社”组织的路易・艾黎，艾黎巧妙地利用国民党上层人物之间的复杂关系，这位蒋主席才表示可以通融：人员可以去延安，救护车必须归他所有。医疗队抵达延安后，这车必须立即返回西安。至于车内的药品，他自然也是择优留用。
医疗队在西安又耽搁了八天，终于在1939年2月11日上午出发。从西安北去，山高路陡，风吹雪飞。救护车就在深谷的边沿滑行，对于这五位第一次进山、第一次见雪的来客而言，真可谓是“心惊身寒”。经过将近20天的长途跋涉，他们到达陕甘宁边区。在这里他们完全被人民的热情包围起来了。中国人民对印度人民的友爱之情才充分地表达出来了。
两天后，他们终于来到向往已久的延安，在这里他们见到毛泽东主席和其他的中央领导。
他们在延安参观部队、机关、医院、学校……几天之后他们就走上了工作岗位。爱德华、柯棣华和巴苏华在八路军军医院，卓克华到卫生学校，木克华留在卫生部的门诊部工作。卓克华于1939年5月底经西安返回印度了。木克华因患有肾结石，于1939年8月初回印度治疗。
柯棣华被任命为外科军医。八路军军医院虽说是部队的医院，可是看病的人来自四面八方，有附近的老乡，也有延安边区以外的人。
在这里柯棣华有机会接触普通百姓。柯棣华有两个女同事，其实只是两个孩子，一个16岁，一个17岁。她们从外省穿过日本侵略军设下的重重封锁线，来到延安。在交谈中，当柯棣华提到她们冒风险的勇气时，两个姑娘嫣然一笑，说：“怎么能不害怕呢？走了好几个月，又累又怕，可是想一想自己的父母和乡亲惨遭杀害，想到在延安能找到共产党、毛主席，就能呼吸到自由的空气，苦和累就不怕了。”
柯棣华有一位病人是来自平津地区的老农民。老大爷的两个儿子都被日本侵略者杀害了。儿子牺牲之后，他站到儿子战斗过的岗位上，成了一名党的地下交通员。不久，他也被捕了。地下党把他营救出来时，他已是奄奄一息。同志们问他有什么话要说，他只提了一个要求：到延安去看看毛主席。同志们想方设法满足了他的愿望，把他送来延安。在一次治疗之后，柯棣华问老人：“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你为什么只想见毛主席呢？”老汉只是说：“像我这样的人，不见见我们的大救星，死也闭不上眼啊！”
从这些事例中柯棣华看到了信仰力量之巨大。
前往抗日战争第一线
9月23日，毛主席又在杨家岭窑洞里请柯棣华共进晚餐。毛主席高兴地笑着说：要做好吃苦的准备，最近德国又占领了半个波兰，战争会长期打下去。当然，最终是苦尽甜来，反法西斯斗争是一定会胜利的。听了毛主席的这番话，柯棣华对胜利的信心更加坚定了。
毛主席还同他拉家常，谈到他们改名的事，毛主席说：每个人都在姓氏后面加了个“华”字，你们是真心实意援华来的呀！柯棣华还介绍了他的家庭状况，毛主席印象极深，在柯棣华逝世后，毛主席托巴苏华给柯棣华家带去一封亲笔信。
晚餐结束后，又回到毛主席的办公室，柯棣华提出了到前线去的要求。这事卫生部早就在筹划，只是因为敌人加紧了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考虑到医疗队的安全，推迟了出发时间。听到柯棣华的话，毛主席爽朗地笑起来，高兴地答应了。
柯棣华高兴极了，像八路军战士一样站起来，立正，说：“请毛主席对我们今后工作给以指示！”
毛主席笑笑说：“你们出发时我们还要见面，现在我只提三点希望：一是要学习好，二是要工作好，三是要宣传好。希望你们做出新的成绩。”
柯棣华郑重地回答：“一定不辜负毛主席的期望。”
1939年11月4日，柯棣华、爱德华、巴苏华和一位德国青年医生一起坐上一辆卡车，开往晋东南前线。
沿途山高路险，不久这辆车就抛锚了。柯棣华是第一个跳下车来推车的，但是这车却不配合，怎么推也发动不起来。他们和护送他们的八路军官兵只得步行。沿途坡陡，路面覆盖着冰雪，大家跌跌撞撞地走了一天，也只行进了30多公里。后来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派来一辆车接上他们。
上车后，柯棣华由于过度疲劳和兴奋病倒了，发高烧，神志不清，说胡话。车上的八路军干部和战士都来安慰他，对车辆抛锚致柯棣华疲劳致病表示道歉，有人把家人、朋友临别时给装在挎包里的“美味”也奉献给他。柯棣华却不以为然：“这算不了什么，我还准备迎接更严峻的考验呢！”
11月份的西北真的是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在大雪中翻山越岭，举步维艰。有一次巴苏华差点儿摔进深渊里，幸亏他抓住一棵小树，才幸免于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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