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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纵翻译理论(一)
巴西食人主义翻译理论和操纵论
巴西食人主义翻译理论
1 “吃人”的源流与演变
16 世纪初， 在现属巴西的一个叫Tupinamba 的部落里，一位来自葡萄牙的天主教传教士被部落成员吃掉了。此事在葡萄牙及欧洲引起不少震动，"cannibal"这个词也自此进入欧洲的语言。此后，欧洲人一看到这个词心里便有些难受，甚至厌恶。殊不知，Tupinamba 人吃人是带着敬意和有特殊用意的：吃人是为了获取力量，精神的或肉体的，或兼而有之。他们只吃三类人：强壮的人（己方的或敌方的），有权势而又受人尊敬的人，通灵通神的人。总之，他们愿意吃的人都是他们心怀敬意的人。三百多年过去了。人们对此事似已渐渐淡忘。 20 世纪20 年代，巴西在庆祝独立一百周年（巴西于1822 年摆脱葡萄牙殖民统治而独立）前后出现了一股文化反思热。学者们不满巴西在政治上独立后，长期以来在文化上依然依赖其旧宗主国文化及欧洲文化。学者们旧事重提，以“吃人”为切入点，重新审视曾作为殖民地的巴西及拉美各国与各自的旧宗主国及欧洲在文化上的关系。在此之前，人们认为巴西在文化上主要是葡萄牙及欧洲文化的延伸，没有自己的特色。而实际上巴西拥有丰富多彩的多元文化，欧洲的、非洲的、亚洲的、土著的，等等。百年庆典触发了学人们的反思。大家认为巴西需要向世界证明自己的“ 文化身份”（cultural identity），宣扬自己的“多元文化”(multiculturalism)。1928 年，Oswald de Andrade 正式出版了《吃人宣言》，这不仅使这场持续近10 年的反思达到了高潮，也使参与这场反思的学人们有了基本的共识或结论，即1）巴西只有“吃掉”欧洲才能摆脱“欧洲意识”，在文化上找到自我；2）“吃掉”应同时被理解为背离和尊重。
“背离”的含义是突破、创新、发展多元文化；“吃人”理论中含有尊重，是因为1）巴西的独立是由葡萄牙王子佩德罗（后成为巴西的开国皇帝）带领通过比较和平的方式实现的；2）历代各层执政者绝大多数是葡（欧）人及其后裔克里奥人（Creole）、穆拉托人（Murato）；
3)这些人也是从事文化活动的主力军，其中前两者在科技、教育、文学创作等领域成就显著，后者在音乐、舞蹈、绘画、建筑设计等领域成绩骄人；4)巴西主流社会与葡（欧）有血缘、语言、文化等方面的割不断的联系。Andrade 之所以选择“吃人”这个词，是因为一则它可以作为“语言武器”（verbal weapon）来以毒攻毒地宣泄他们对曾经受过的殖民压迫的愤懑（葡萄牙殖民者曾疯狂掠夺巴西的自然资源，强迫巴西人干苦力，还蔑称他们为“吃人的野蛮人”）；二则它反映了巴西的历史和文化特色；三则它表达了巴西文化发展的自信。在“吃人”文化发展思想的指引下，巴西人在文学（包括文学翻译）、电影、音乐、绘画、建筑等等领域进行了一系列的新文化实践，并取得了很大成就[12: 100-101]。“吃人”思想也因此渗透到了文化的各个领域，成为巴西学人共同的精神财富。
2 、“吃人”翻译理论与实践
1963 年，Campos 出版了奠基之作OnTranslation as Creation and Criticism，正式将“吃人”思想引入翻译研究，衍生出了“吃人”翻译理论。在随后近40 年岁月里，他一方面进行了大量的“吃人”式翻译实践，另一方面通过实践不断丰富发展这一理论。
在Campos 看来， 翻译可用“ 吃人”(cannibalism)一词概括。“然而，‘吃’不是占有原文，而是解放原文，是译者吃、消化原文后，让自己获得自由，进行创造性翻译”。具体点说，翻译是：1）“获取力量的行为”(empowering act)——译者“吃”了原文可以获取创造的力量，就像Tupinamba 人“吃人”后可以获得力量一样；2）“滋养行为”(nourishing act) ——进行创造性翻译前，译者从原文、与原文有关的文化积淀、目的语文学、文化积淀中得到滋养；译出后，目的语获得滋养；3 ）“具有确认作用的行为” (act of affirmative play)——译文使原文的“后世”(afterlife)得到确认（这一观点与解构主义翻译观类似。下面会继续
讨论）；4 ）“ 输血行为” (act of blood transfusion)[6: 5]——这与“滋养行为”类似。
再具体点说，翻译是：a) 作诗(verse making) 、重新创作(reinvention) 、重创工程 (a project of recreation) （60 年代的翻译思想。补充一句，这些术语和以下地。）；
b) 想象重构（reimagination）(在他创造性地翻译了一本中国古典诗词之后)。Campos 得灵感于Ezra Pound，认为中国古典词诗中的意象叠加妙不可言，但在译文中则需创造性地重构； c) 传输光明 (translumination)、移植天堂(transparadisation) (在他翻译了但丁的《神曲》之后)； d) 跨越文本 (transtextualization)、创造性翻译 (transcreation) 、移植魔鬼(transluciferation) (在他翻译了歌德的《浮士德》之后。 Lucifer 是《浮士德》中的魔鬼。“跨越文本”的含义是，好的作品的语言形式与内容相得益彰，不可分离，而创造性翻译可重创形式与内容的谐调； e) 移植海伦 (transhelenization) (在他翻译了荷马的《伊利亚特》之后。海伦，即Helen，是《伊利亚特》中的女主角，著名美女)；f) 给诗意重新谱曲 (poetic reorchestration) (在他翻译了希伯莱语《圣经》之后。希伯莱语《圣经》的语言优美、庄严，具有诗意)；g) 弑父记忆消失（ a patricidaldis-memory）（80 年代提出的说法）。这类似于解构主义翻译观。按此观点，原文、原文所化用的别人的东西都是“父”，在“弑”、“吃”、“消化”了“父”之后， 得其“ 滋养”，“ 忘其形貌”（dis-memory），进行新的创造。而且，新创造的译文比原文更重要，因为译文既秉承了“父”的精髓，又有创新，而且它使原文的“后世”(afterlife) 得到确认，即生命有了延伸。
下面我们进一步讨论 Campos 的翻译思想。先看他的译诗观（上述7 种说法中均隐含有译诗观）。Campos 认为，整体诗味的传达是关键。原诗的语义和意象可根据译文诗味的需要而有所改变。诗行的排列不讲究每行对应或每节（stanza）对应。但整体上，诗一定要有诗的形式，不一定与原文亦步亦趋，可根据目的语的特点重创形式。新创的形式要与译诗的诗味、意境相谐调，因为原诗的形式与诗味、意境是谐调的。这种新建的谐调可以说是对原文的模仿，但是创造性的模仿。原文与译文不再是主次关系，而是平等互补的对话关系。Campos 及其追随者都很崇尚Ezra Pound 所英译的中国古诗，认为Pound 的译法体现了“吃人”式翻译的特点：带着“爱与尊敬”（love and reverence, ibid），在“吃掉”、消化了原诗的基础上传达了诗味，再造了形式美。我们来看一首Campos 很欣赏、美国许多诗集选本都选用了的Pound 的译诗： Fan-Piece, for Her Imperial Lord
O fan of white silk
Clear as frost on the grass-blade,
You also are laid aside.
出乎意料，这首译诗的原诗是班妤的《怨歌行》：“新裂齐纨素，皎洁如霜雪。裁为合欢扇，团娈似明月。出入君怀袖，动摇微风发。常恐秋节至，凉风夺炎热。弃捐箧笥中，恩情中道绝”。表面上看，译文似乎只表达了原诗的首尾几句，然仔细对照阅读，我们很快发现原诗的灵魂、诗味、意境已悉数传达：诗题《扇，为伊皇而作》，并非原题之语义，然是“画龙点睛”之笔，一则统领全诗，二则交代背景，三则曲达中间略译之细节；正文“啊，白绢之扇/皎洁如草上之霜/你也被抛在一旁”，言简意远，余韵缭绕，很好地抓住了原诗的灵魂，译出了诗味。原文以扇之于人喻宫妃之于君王，比喻贴切、有新意，然语言质朴，情节细碎，余韵不足。译文删繁就简，突出诗味，余韵反超原诗。这是“吃人”式翻译的特点之一。Pound 的译诗若“讲究‘无一字无来处’，字斟句酌，原文照译，可读性和审美性就会大 大降低，他的《神州集》（Cathy, 1915）也就不可能在英语世界的读者中掀起一阵汉诗热”。正如诺贝尔奖得主T. S. 艾略特在其选编的《庞德诗选》的序言中所指出的：“庞德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国诗的发明者......窃以为，庞德的翻译比Legg 这类汉学家的翻译更能使我们深刻领悟到中国诗的真精神......庞德以其传神的翻译丰富了现代英语诗歌宝库。”
有意思的是，Campos 在欣赏了Pound的译诗后，不禁手痒，竟仿效Pound 译起中国
诗来。Campos 也不懂中文，也是做第二道翻译——创造性翻译。他的译诗结集出版，使巴西人“尝到了中国诗的味道”。我们再回头看看上面的 b）、c）、d）、e）、f）。它们是针对具体的翻译而言的，是译者对一段段翻译实践的概括总结。它们往往第一次出现在Campos 为自己译作所写的“译者的话”里。它们有一个共同点：所有术语均以“-ation”结尾，即含有“~化”的意思，这与“吃人”、“消化”、“创造”是相通的，折射着“吃”、“化”而“创”的翻译思想。Campos 在实践中特别注重吸取本国文学传统和文化积淀的养料，以使译文既传神又受欢迎。我们来看几个例子。在翻译歌德的Faus（t《浮士德》）时（1979年开始译，1981 年出版），Campos 没有像以前的葡语译者那样将书名译为Faustus，而是译为Deus eo Diabo no Fausto de Goethe(God and the Devil in Goethe's Faust)，因为巴西大导演Glauber Rocha的经典名片God and the Devil in the Land of the Sun 在巴西家喻户晓。Campos 从这里得到了“滋养”。也许有人很快会问：Campos 这样做是否有媚俗之嫌呢？窃以为，答案是否定的。我们知道《浮士德》讲的是魔鬼与上帝为浮士德是否会被魔鬼诱惑、犯下罪恶、最终灵魂下地狱而打赌的德国民间传说（歌德进行了艺术加工）。在魔鬼的诱惑下，浮士德走上邪路，犯下罪恶，也做成了一些奇特的事。可最终上帝派来天使，撒下玫瑰，驱走魔鬼，将浮士德的灵魂拯救上天。魔鬼打赌失败。据此，可以看出Campos 的译名没有为媚俗而偏离原作；相反它与原作十分谐调，准确而凝炼地概括了原作的内容。
在翻译希伯莱语《圣经》时，为准确传达原文中上帝的语言既有神谕的威严又有平民的近易，Campos 花大力气研读了巴西作家G. Rosa 和J. C. M. Neto 的作品（因他们以通俗的口语体文风著称），心领神会后，创造性地传达了原文的韵味。为译好莎士比亚的作品，他更是注重从本国文学中汲取养分。
Robinson 指出，全球化使得一直被压抑在文化边缘地带的旧殖民地国家的文化的身份变得日益模糊起来，那里的知识分子迫切需要寻找自己民族文化的价值和文化身份的认同
[11:14]。Campos 的“吃人”翻译理论的出现可以说是巴西知识分子为寻找巴西的文化身份而作的一种努力和尝试。“吃人”翻译理论从巴西本土文化中生发出来，与巴西的社会、历史密切相关。它的内涵随着翻译实践的增多、时代的变迁和
欧美文化的影响而不断丰富和发展：开始时强调吃透、消化原文，借重目的语的文学传统和文化积淀进行创造性翻译；后来走上了解构主义道路，强调译文与原文是平等互补的对话关系，甚至认为译文比原文更重要。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吃人”翻译理论中的“解构”翻译观与欧美解构主义翻译理论代表人物Venuti 的“解构”翻译观并不完全相同[1][3]。其中最大的一点不同（甚至相反）是，Venuti 提倡异化（foreignizing）翻译策略，而Campos 则提倡归化（domesticating）翻译策略。异化策略是Venuti 为避免欧美文化的过度膨胀破坏文化生态平衡而提出来的（参见郭建中，2000），归化策略是Campos为巴西文化的自主发展而一直倡导的。Venuti 的异化策略追求文化多样性，突出原文语言上的差异（译文可以不怎么通顺）；Campos 的归化策略强调提高本国（边缘文化国）的文化地位，注重语言的通顺与传神。Venuti 的异化策略对扼制欧美文化中心主义，促进非欧美文化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Campos 的归化策略反映了巴西（作为殖民地国家）独立后的文化自信和自主心态，强
调不同文化平等互补，为“我”所用，可以互“吃”。这于帮助旧殖民地国家在政治上独立后在文化上、精神上摆脱殖民主义阴影意义重大。这样看来，二者殊途同归，互为补充：即在当今因全球化而带来文化趋同性的时代，对扼制文化霸权主义，提高边缘文化国的地位，促进多元文化共存与发展意义深远。
The Manipulation School: André Lefevere【操纵翻译理论】
On every level of the translation process, it can be shown that, if linguistic considerations
enter into conflict with considerations of an ideological and / or poetological nature, the latter tend to win out. (André Lefevere)
One of the criticisms that has, sometimes, been levelled at the polysystem theory is that it tends to disregard the ideological factors, which have a considerable impact on the translators' decisions. It is true that they are mentioned by the translation scholars working within polysystem, and Toury's preliminary norms refer to translation policies carried out by different institutions favouring the selection of particular literary works for translation on ideological grounds. Yet, it was rightly felt, even in the "early" days of Translation Studies, that ideological manipulation through translations could well become a fundamental area of investigation of its own, providing a considerable amount of data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scipline.
As has been shown, the name of "Manipulation School" was given by the title of an anthology of essays edited by Theo Hermans (1985),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ture. Studies in Literary Translation, which gathers a number of studies by scholars such as José Lambert, van Gorp and André Lefevere, sharing the conviction that both translators and readers are manipulated. In the preface, the editor claims that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the target literature, all translation implies a degree of manipulation of the source text for a certain purpose. (1985: 9)
However, the translation scholar who has contributed in most significant ways to research along these lines is André Lefevere, whose name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beginnings of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the Low Countries Group. He subsequently moved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continued to be extremely active in the field until his untimely death in 1996.
the manipulation school 操纵学派
在上世纪末翻译研究新学术范式下，出现了两个颇具影响力的学派：一为目的论（Skopostheorie）学派另一为操纵学派（the Manipulation School）。前者侧重于实用文本（pragmatic texts）而后者则致力于文学文本的研究。
重点把握：
1. The Manipulation School holds that translation is a kind of rewriting of the source text,
and a kind of manipulation activities.
操控学派理论认为，翻译是对源文本进行的一种改写，是一种操控活动。【操纵翻译理论】
2. Western translation studies with the Manipulation School as its representative takes
translation as a complicated sociocultural activity.
以操纵学派为代表的西方翻译研究视翻译为一种复杂的社会文化行为。
3. Lefevere, a major representative of the Manipulation School, advocates that all
translation implies a degree of manipulation of the source text for a certain purpose.
作为操纵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的勒弗维尔指出所有的翻译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对原文有目的的操纵。
“操纵学派” 的主要观点：
1 . 翻译是一种“重写”，重写即操纵,是为权力服务的手段。
2. 翻译为文学作品树立什么形象，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译者本身认同的或赞助人强加的意识形态, 二是当时译语文学里占支配地位的诗学（文学观）。
3．重写（翻译） 受到目标文化的诗学（文学观念） 泊意识形态规范的制约, 译者在【操纵翻译理论】
此规范内进行操作。
4. “忠实”的翻译只是众多翻译策略中的一种，而不是唯一的可能或唯一正确的翻译策略。
5. 翻译不仅是塑造文学的力量，而且是一种原则性的文本操纵手段。
6 重写（翻译） 的积极作用是引进新的概念、新的文学样式和新的方法, 有助于文学和社会进步; 其消极作用是压制改革, 进行歪曲和控制。
7 . 在学科建设方面，操纵学派的先锋L e f e v e r e和B a s s n e t t 彻底颠覆了过去的秩序, 把比较文学归类入翻译研究下的一门分支学科。
功能学派的学者对翻译过程中的行为及参与者的角色予以细致的分析。主要包括：发起人／客户(theinitiator／client)．委托人(thecommissioner)．原文作者(theSTproducer)．译者(theTTproducer)．译本使用者(theTTuser)及译本接受者(the TT receiver)。他们并非参与每一个翻译过程。有时一个人可以同时担任几个不同的角色。
操纵翻译理论(二)
浅析勒菲弗尔的“翻译操纵论”
摘 要：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引发了对翻译理论新的思考。其中勒菲佛尔的“翻译操控论”对文学翻译的影响较为突出。本文试阐述翻译操纵论的诞生背景和其三大操控因素对翻译实践的影响。 关键词：翻译文化转向；翻译操纵；改写
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
从20世纪70年代起，国际译学界众多翻译理论家，如詹姆斯.霍姆斯、苏珊.巴斯奈特、安德烈.勒菲弗尔等从各自立场出发，强调了翻译活动的文化性。其中安德烈.勒菲弗尔指出：“翻译并非在两种语言的真空中进行，而是在两种文学传统的语境下进行的。译者作用于特定时间的特定文化之中。他们对自己和自己文化的理解，是影响他们翻译方法的诸多因素之一。”1这是一种全新的翻译研究视野，将翻译研究的重点从原来的语言对比和价值评判层面转移到对两种文化的关注上来，促成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
这种转向将翻译置于更加广泛的文化语境和研究视域中，人们更加关注翻译与文化的相互作用、文化制约翻译的方式以及语境、历史和传统等问题。因为任何文学都必须生存在一定的社会和文化环境里，其意义、价值和作用，以及人们的解读和接受，始终会受到一系列关联和参照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安德烈.勒菲弗尔在《西方翻译史源流》2一文中就提出了翻译活动中起着影响作用的三个重要的方面：权威、专业知识和信任。
二.翻译中的操纵
过去人们认为译者不应在翻译过程中掺入主观思想，要隐藏个性，译文应以原文为依据，再现原著的精神和风韵，做到“忠实”和“对等”。如德莱顿曾把逐字逐句的翻译比作“戴着镣铐跳舞”；杨绛曾用“一仆二主”形容译者、作者和读者的关系，译者即“仆人”不仅要受原著这个“主人”的操纵，还要忠实于读者这个“主人”。不过最近20年随着“操纵学派”的崛起，译界许多学者开始注意权力、意识形态、赞助人等对翻译活动的操纵作用。赫曼斯认为所有的翻译都意味着为了某种目的对原文文本进行某种程度的操纵。勒菲弗尔进一步指出，翻译必定受译者或当权者的意识形态和文学观念的支配，在《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控制》中提出“翻译即改写”，阐述了“改写”的作用及研究“改写”的原因，这对跨文化翻译研究的定性问题有所启发。而改写即操控，通过引进新概念、新的文学载体和新的表达手段等推动文学和社会的演进。而改写受到诗学观（poetics）、意识形态（ideology）、及赞助人（patronage）三个因素的操控。
1.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是反映特定经济形态、特定阶级或社团利益和要求的观念体系。安德烈.勒菲弗尔明确提出翻译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意识形态，他在《翻译、改写以及文学名声的控制》中提到，翻译必定受译者或者当权者的意识形态和文学观点的支配，必定不能真切地反映原文的面貌。鉴于此，他把翻译、编辑、文集编撰、文学史和工具书的编写等等一律称为“重写”，而且重写就是操纵，是为权利服务的有效手段。3
意识形态是赞助人、读者与出版机构强加给译者的。意识形态决定了译者的基本翻译策略和对原文语言文化上的解读处理。特别是文学翻译作为一种再创作，会受到思想和解释系统的意识形态的影响。在勒菲弗尔看来，意识形态是通过译者影响到翻译行为的。如晚清时期严复翻译《天演论》采用古雅文体，增加暗喻警示世人。林纾在翻译外国小说时也在序言里增加评论意在保全黄种人的生存。梁启超在译文中运用不同的翻译策略改写并操纵原诗，迎合了译文读者又唤醒国人。译者的选择和调整从某种意义上受到了自我政治倾向和社会责任的影响。另外，译者的操纵者地位体也现在译者的署名、译著使用的语气、文本的增删规避等方面。
2.诗学观
诗学是关于诗歌创作和诗歌及其技巧研究的理论，也是关于文学和艺术的理论。诗学的形成发生于某一特定时期，往往是对当时实践中某些类型的选择，同时又排斥另外一些类型。诗学包括两部分：一是文学技巧、体裁、主题、典型人物和情景、象征的综合；二是关于文学在整体社会体系里有什么或应有什么作用的观念。
3.赞助人
赞助人是文学系统的双重操控因素之一。赞助人是可能有助于文学作品的产生和传播，同时有可能妨碍、毁灭文学作品的力量，如宗教集团、阶级、出版社等。赞助人是翻译过程中最重要的因素，它时刻操纵着翻译活动，对其走向、发展前途、翻译者所处的社会地位起着重要的作用。如有些人单纯追逐经济效益，渐渐造成了译风不正。中国译界应提高翻译质量，端正价值观。在阶级社会，翻译遇到上层建筑，就成了精英文化的一部分。社会的精英阶层在从事翻译活动时，他们的目的就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倾向。阶级社会中的翻译活动，包括伪译、创译、伪作都是出自社会精英。许渊冲提出的翻译“竞赛论”应该也是对“操纵论”的一种注解。4当译者利用翻译来实现其政治目的或文化目的从而达到某种权力的高度时，其操纵者特征就会越发明显。
三.总结与评价
勒菲弗尔的操控论为翻译研究开阔了视野，使研究者从仅仅关注文本内部因素转向对文体外部因素的研究。操控论把翻译研究从文本扩宽到文化的领域。然而操控论主要强调了翻译实践活动环境因素对译者的制约作用，在译者对文体理解阐释及表达时发挥的能动性方面论述较少。把翻译中的操纵性都归结到翻译的环境因素上，而译者能动性方面的因素却未能得到探查。
参考文献：
[1] Andre Lefevere.Translating Literature.Practice and Theory in a Comparative Literature Context[M].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6.
[2] Susan Bassnett and Andre Lefevere. Eds.：Translation：Its Genealogy in the West in Translation，History and Culture[M]. New York，Cassell，1995.
[3] 陈德鸿、张南峰编.《西方翻译理论精选》[M]. 香港：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00.
[4] 许渊冲. 文学与翻译.语言文化竞赛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本文来源：http://www.zhuodaoren.com/tuijian287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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