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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君劢子女(一)
张君劢自由思想探析
张君劢自由思想探析
摘要：张君励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位十分重要的人物，他有着学者和政治人物的双重身份。张先生以儒学为本位，吸收西方思想，注重从中国的传统中寻找与发掘同自由主义理念较相契合的资源，将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与中国的特殊问题结合起来考虑，更注重将自己的理念付诸实践，其自由思想不仅表现在哲学自由论域里，还表现在政治自由的论域里，是新型的中国式自由思想的代表，其自由思想丰富而多彩。
关键词：自由 民主 宪政
一 、张君劢自由思想的渊源
在自由哲学上，张君劢以康德哲学与中国的儒家彼此会通，形成自由思想，并显现在政治自由层面上，形成中国儒家、德国哲学和英国政治三方面的融通会合。
(一)与英国自由传统的关联
1.密尔的启示
英国在17世纪时的社会思潮主要表现为霍布斯、洛克的“社会契约论”，自休漠之后，没有重大发展。到了19世纪，一向与科学、民主有密切关系的英国哲学在新的社会环境中获得了发展的动力，边沁 、密尔就是当时的代表。密尔认为：“真正意义上的自由只有一个，那就是用自己的方式寻求自己的利益，而且，并不因此而剥夺他人的利益，或阻碍他人谋求利益的努力。”①在他的自由哲学中有一种“人类进步三段论”，同时他又改变前辈边沁不对“快乐”作质的区分的原则，认为“快乐”实际上是有一种“质”的不同的，而他似乎又欲在“人类进步”与不同质的“快乐”间建立起联系。这与在边沁那里只是作行动的唯一道德准则的功利原则有了明显的不同。
密尔的自由的社会后果是“间接”的，它并不是指自由使得作为社会元素的个人，在德智体等各方面得到发展从而社会整体得以进步。虽然英美自由主义传统中“个性”属于一种积极自由的概念，一般不提及，而受德国哲学影响大谈“个性”问题的密尔，却把它与外在自由概念相结合，使他在自由问题上采取了更激烈更彻底的态度。也只有充分尊重这些“个性”，才能使个人自身所有潜能有发展的机会，这样才有创造性，社会、群体也才将会受益。密尔在其《论自由》中提到中国，认为中国几千年静止不动，毫无发展，正是因为大家都一样，都用同一格言、同一规则来管制自己的思想和行动。而张君劢也认为中国停滞，正是君主专制下国民凡事必求诸自古不变的教条，毫无自由，毫无创造性。张君劢同时也认为自由是心的一方面，是人的意志，“人的意志加入客观环境是人类的匠心，人类的理想与理性运用于客观环境，于此而显人类精神，于此而成为社会现象”，其中“自由是人类前进的动力”。只有精神自由了，才能产生革新的精神，才能使物质世界不成为“一堆死物质”，才能给物质以“心的一面”，为其注入活力。可见，张君劢对自由的认识深受密尔的影响。
2.拉斯基的影响
英国20世纪政治思想大家拉斯基，为张君劢的消极自由思想提供了重要理论来源。受一战后欧洲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面对当时西方社会贫富悬殊的现象，拉斯基提出新财产制度的主张。拉氏主张，只有符合以下三个原则的私有财产才是道德的：(1)财产应出于自己努力所得。(2)财产须与个人身心有密切关系。(3)①赵敦华：现代西方哲学新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遗产只能用于赡养寡妇、教育子女的开支上。张君劢对拉斯基情有独钟，他自述因由说“我所以独好赖氏者”，是因为他“于政治学有全系统之说明，故继承洛克边泌穆勒之正统”。①拉斯基是英国自由主义传统的继承者，沿袭了自由主义的“正统”，传承了自由主义的真精神，这使张君劢对其学说产生了特殊喜爱。他首先评价的是拉斯基“多元主义的国家论”。拉斯基是现代政治思潮中反对国家主权论的一员健将。在他反对国家主权无限论的背后即是其多元主义。多元主义者反对国家是法律的唯一来源。在他们看来，一国之内，有种种社团，所有这些社团皆有其独立的权利、独立的地位，国家并不能完全代表他们。国家是一个特殊的社团，它是因需要而产生的，但它不可凌驾于其它社团之上，强迫其它社团听其发号施令，国家与各社团是平等的。
张君劢于认同其启蒙的意义之外，还特别对拉斯基在《政治典范》中对其早年的多元主义所作的修正，给予重视。拉氏在《政治典范》中对国家的地位有所肯定，认为，国家自有其他社团不可替代的地位与作用，因而可以享有特殊的权力。通过修正，使其原本激进的多元主义稍近平实、公允，表现出辩证的倾向。拉斯基这一思想行程，对张君劢的“修正的民主政治”的提出，至少有某种提示和启发的作用。
这些与他深受主张和平改革方式的英国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是分不开的，张先生许多自由思想，特别是在政治制度层面上的消极自由思想留有拉斯基的烙印。
(二)与生命哲学的关联
柏格森认为作为宇宙本体的生命之流是派生一切事物的源泉，生命之流的向上喷发，产生植物、动物和人类；生命之流的向下坠落，就产生一切无生命的物质；所以说动为元始物为后起。柏格森所讲的生命不是物质，而是一种永动不息的生命冲动；生命冲动的流转不能用反映物质与时间之关系的物理时间而描述，因为生命之流乃是变动不居的“意识流”的主观心理体验。正如柏格森所说：‘性命是心理的东西’，绵延的生命之流乃是“自我意识状态”，只有“活生生的在发展中的自我”才是“唯一实在的东西”。
为了将柏格森生命哲学与宋明理学相会通来建构新儒学体系。张君劢认为宋明理学有其来自孔子的“克己复礼”与孟子的“良知良能”之理论渊源，正如柏格森学说与康德的伦理学相通之处一样。张君劢认为，在中国，真正昌明“心为实在”说的是宋明理学，但同是唯心主义，其中亦有区别：柏格森的生命哲学，高扬人的创造的主体性，，具有反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所造成的人性异化的积极意义，内在自由是一种创造；而宋明理学，从表面上看似乎很强调人的道德主体性，但这种道德的主体性是被先验的“天理”或以“天理”为内容的“良知”所规定了的，所以其实并无主体性可言。张君劢之所以把宋明理学与西方生命哲学混为一谈，乃是为他的理论归宿“内生活之修养”埋下伏笔，从而形成一个融合的积极自由层面的哲学理论。
(三)与德国康德哲学的关联
康德认为人的本质就在于是自由的主体。他认为“自由即是理性在任何时候都不为感觉世界的原因所决定”。人的自由与人对感觉世界的认识无涉，它只涉及本体论域。人所具有的经验性和智性的双重品格，使他既遵循自然因果律、构成自然秩序中的必然环节，又作为现象发生的原因，不受任何感性条件的限制而成为自由的存在。 ①郑大华：张君劢学术思想评传，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版
康德在此所言的自由是先验的，即不含有经验相容性。康德对自由的先验论证最终落脚于道德领域。自由作为前提，是道德法则的存在理由；意志惟有摆脱感性经验的冲动，才能作为行动的原因，即自我立法并遵循自我所立之法则。同时，道德法则也是自由的认识理由，只有在实践理性自立法度所实现的意志自律中，先验的自由才获得了现实性的规定。
康德的自由观念也因缺乏感性力量的支持而对于生活世界里的活生生的自我难以落实。实际上，排除了任何感性情欲影响的自我决定的理性层面上的自由，只能是一个抽象原则：“无论从法的角度还是从道德的角度，均不会有绝对的合法性和完满的德性。因此，纯粹理性的完全立法便总是一个理想。”①
在康德哲学体系中，自由实则是他的哲学大厦得以建成的主轴。经验的人在践行上不能是自由的，但人拥有理性，人可以思想自由，“我思”的自发性彰显了自由的可能。因此，自然王国中的人在打量自由的时候，自由是一个纯粹理性的理念，它是属于自在之物的“先验自由”。康德随即将目光转向了人的“实践理性”的领域，即道德的领域。人的意志可以是自由的，人的道德的行为就是出于自由意志的行为，道德就是做人应该做的事，不做不是不能，而是不愿意。实践理性就是帮助人意识到什么是应当之事。康德的先验自由和实践自由的思想都给张君劢先生的自由思想提供了素材。
(四)与中国儒学传统的关联
张君劢先生从小接受儒学文化的熏陶，后成为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儒学传统文化对其思想影响深远，甚至很多学者在评价张先生之时经常冠以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的称号。他认为自由民主思想乃中国所固有。张君劢认为儒家“天下为公”、“人格平等”之思想，乃是真正的自由民主思想。所以他认为中国的民主建国，乃是中国历史文化发展之必然。他指出，在理念层面，儒家政治哲学中确实蕴含着尊重人、尊重个人自由发展，同时强调社会公平的因素，这是我们在建设现代国家不应当抛弃而且应该加以利用并发扬的。
张先生以以宋明理学家关于“危微精一”之争论比拟欧洲唯心派“好言心之实在”，由此推及其他，将以上两相对应的一系列命题归结到一点，强调“心为实在”的共同实质，在把握柏格森生命哲学之时，也流露出儒学，尤其是宋明理学对张先生的熏陶。张君劢认为，在中国，真正昌明“心为实在”说的是宋明理学，反映出张先生积极自由思想的立根在儒学。
张君劢的自由理论与实践的双向进路，充分体现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精神，体现出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内在和谐，也彰显了“内圣外王”的儒学精神。张君劢把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讲究落实的人生态度，深受宋明理学、心学思想的影响。他这种人生态度是他的个人魅力所在，就是当下也是值得肯定的。
二、张君劢自由思想的内涵及表现
(一)个体内在自由
五四时期，张君劢以人生观为主要论题来表达个体内在自由思想。他认为人生观是自由意志的，科学对人生观是无法解释的。“诸君平日所学，皆科学也。科学之中，有一定之原理原则，而此原理原则，皆有证据。”但是，人生日用之中的绝大多数的问题，科学是不能解释的，都是“甲一说，乙一说，漫无是非真伪之标准。此何物软?曰，是为人生。同为人生，因彼此观察点不同，而意见各异，故天下古今之最不统一者，莫若人生观。”张君劢还举出九项例子说明科学对人生观是无能为力的，这就是所谓大家族主义与小家族主义、男尊女卑与男女① 张君劢：立国之道，冯今自印行，1969年第五版(台北)
平等、私有财产制与公有财产制、守旧主义与维新主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为我主义与利他主义、悲观主义与乐观主义、有神论与无神论等等。“凡此九项，皆以我为中心，或关于我以外之物，或关于我以外之人，东西万国，上下古今，无一定之解决者，则以此类问题，皆关于人生，而人生为活的，故不如死物质之易以一例相绳也。”在此基础上，张君劢又进一步把人生观与科学对立起来(张先生并不反对科学)，来张扬个体内在自由思想。
张君劢从五个方面来把科学和人生观对立起来，主要是第一，认为科学为客观的，人生观为主观的。科学的最大标准，即在其客观的效力。第二，认为科学为论理的方法所支配，而人生观则起于直觉。第三，认为科学可以以分析方法入手，而人生观则为综合的
张君劢对人生观的这些看法，其目的是表达自由意志思想，突出个人内在自由，表现其积极自由的内容。第四，认为科学为因果律所支配，而人生观则为自由意志的。第五，认为科学起于对象之相同现象，而人生观则起于人格之单一性。科学中有所谓类的区别，一类事物就其变化现象是前后一致的，是有公例可求的。
就以上言之，人生观的特点就是曰主观的，日直觉的，曰综合的，曰意志的，曰单一性的。“故科学无论如何发达，而人生观问题之解决，决非科学所能为力，惟赖诸人类之自身而已”。人生观问题既然没有客观标准，所以就只能返求之于自己，决不能以他人现成的人生观作为自己的人生观。张君劢对人生观的这些看法，其目的是表达自由意志思想，突出个人内在自由，表现其积极自由的内容。
(二)民族国家自由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张先生主要是想借推动中国民主宪政来保障人民的自由，30年代主要处理民族认同问题，40年代主要解决立国问题，主要表现其消极自由思想。
1.民族认同
张君劢先生于30年代在不断探求民族慧命问题。民族认同在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第一，民族国家的起源需要有文化上的正当性。民族国家是在“民族”的基础上建立的，只有当人们有了对民族的认同，才可能有对国家的认同。其次，民族国家需要社会成员提供忠诚，即在认同基础上提供心理支持。再次，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总是处在世界体系中，一个民族国家在和其他民族国家的关系中，必须有己统一的民族身份，知道“我是谁”。一个不知道自己民族身份的国家是无法以平等的资格和以近代国际通行的规则步入世界民族国家之林的。没有民族主义或民族意识作为其文化基础的近代民族国家，简直难以想象。张先生虽没有这样的明确表述，但关于民族建国、民族国家的一系列观点主张及构想完全能得到印证。
于是，民族建国的伟大工程最后落实到国人意识的转换上，即国人民族意识的培养上。张君劢关于民族建国运动基本主张的核心可以概括为：通过改造人们的思想观念，养成一切以民族利益为中心的民族意识即新的中华民族性，并以此为基础建设近代民族国家，从而使中国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
2.民族立国
在张君劢所处的年代，挽救迫在眉睫的民族危机即现实的救亡图存则是摆在人们面前的最紧要的任务，从30年代后半期开始，张先生着手立国问题。
首先在张先生的国家社会主义经济自由思想中，他认为中国在经济上最急切的问题是如何增加国家民族的富力。但中国民族资本“先天不足，后天畸形”，
国际资本环伺左右的情况下，中国要想发展经济，解决贫穷问题，必须集中全民族的力量，统一计划，统一调配，统一行动，才有成功的可能。张先生对当时苏联社会主义进行批判性继承。针对政治不民主，张先生认为“由政治民主到经济民主，很容易，由经济民主到政治民主，则很困难。”但英美的政治民主，他又觉得不够，希望能兼而走上经济民主的路。张先生认为：“社会公道与个人自由，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缺一者不可也。”①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两手都要硬，两手都要抓”的自由的精神，成为我们探索的新道路。
40年代，张君劢对他以往的国家社会主义思想作出了调整。1946年8月，张君劢所领导的国家社会党与长期活动于海外的中国民主宪政党合并，组建中国民主社会党，张君劢任主席。新的党名，体现了张君劢思想的变化，强调民主在社会主义中的核心价值，主张民主社会主义，反映出张先生在此时期民族国家自由的内部自由倾向。
在民主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中，民主是核心的价值要素。因此，此时的张君劢除了投身于战后和平、民主、建国的具体政治活动外，理论上主要转向了对自由、人权问题的研究。他通过对现代文化发展历史的研究，认为民主政治的哲学基础是人类理性，因为人类理性不仅是真理的标准，是科学与哲学的根据。他进一步指出，自法国大革命以来，民主政治运动的发展，个人自由与社会公道是实现民主政治的两大条件。而人权则是民主的根本，“离开了人权，没有人权的保障，就不是民主”。在他的人权观念中，特别强调“人民同意权”。他说：“我们的理想是使中国走上社会主义之路。如何使它走上呢?就是上面所说的由人民自由表示意见的民主方法”同30年代国家社会主义思想相比，此时的自由民主思想特别强调个人自由、社会公道在民主政治中的意义。而这，构成了张君劢民主社会主义思想的一大特色。
张君劢的民族国家思想，既尊重个人的自主性，也强调其所赖以存在的特定的民族文化归属感。他所追求的是以个人自由为基础的、具有民主政治内容和民族文化认同的民族国家共同体。
(三)民族精神自由
20世纪50、60年代，张君劢先生身居国外，度过自己晚年的时光，这一阶段，张先生主要通过阐发儒学义理、复兴儒学的文化慧命来追求中华民族的精神自由。早在20世纪20年代人生观论战时，张君劢就提出了复兴宋明理学的必要性，30、40年代，他把宋明理学的复兴提高到民族复兴的基础和前提的高度，在新中国成立后，张君劢先生身居国外，致力于儒家思想资源的发掘和中国现代化的讨论，提出复兴儒家思想是中国现代化的途径。张先生复兴儒学，发掘民族传统精神资源，探求中华民族精神自由。
儒家思想的复兴是中国现代化的途径，而儒家思想复兴的道路是“自力更生中之多形结构”。“今后儒家哲学发展之途，可以一言蔽之日：自力更生中之多形结构而已。”②所谓“自力更生中之多形结构”，他解释说：“我以为吾国所以自处之道，曰自己努力，不可以为传统中之学术与制度，尚有效力，尚可遵行。唯有自己思考，自己观察，检讨自己所有，再将自己一切与世界各国所有者，较其优劣与得失，以定其取舍。„„其可以采择之地，或为西欧，或为美洲，或为印度，或为各回教国，或为日本，其来源各异，将成为一种多形结构。然其选择、决定，与陶铸而成主权，操之于己，而不流于喧宾夺主。此所谓自力更生中之多形结构①
②黄克剑、吴小龙：张君劢集，群言出版社，1993年版 黄克剑、吴小龙：张君劢集，群言出版社，1993年版
张君劢子女(二)
那是一段不必要说清楚的往事
那是一段不必要说清楚的往事。
今年，是林徽因（或音）女士诞辰一百零三周年。
有一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那就是，为什么最终林徽因选择了梁思成而不是徐志摩？难道仅仅是因为志趣相投？
1904年6月10日，林徽因降生在杭州陆官巷一座青砖大宅中。其父林长民曾任国务院参议、司法总长、国宪起草委员会委员长，为民国初年立宪派名人。14岁的时候，林徽因与当时的社会名流、她父亲的好朋友梁启超之子梁思成相识。两年后出身名门的林徽因随父游历伦敦，因为受当时房东楼下一位女建筑师的影响，对建筑艺术表现出浓厚兴趣，以至于后来林长民要回国，她竟以要父亲允诺让她学建筑才肯回国；同时，在此期间，她结识了同在英国游学的徐志摩。从时间上来看，梁思成比徐志摩稍早结识林徽因，他们都是她少年时的朋友，她和他们的感情都很好。
可是她究竟更爱谁呢？是不是就是最终的选择梁思成呢？
与林徽因相见之时，徐志摩已是一个两岁孩子的父亲，二十四岁的他与林徽因相比大了八岁，实在是可以叫大哥了。在伦敦期间，他们的交往是从书籍和诗歌开始的，那时候，徐志摩对林徽因一见倾心，时常给她买书送书，并写了不少诗歌给她，以寄幽情之思。后来，林徽因的回忆也证实没有徐志摩的影响，她不会爱好文学，更加不会有自己的文学创作，实际上，她在文学上深受徐的感染和熏陶。不可否认，多情而细腻的徐志摩以他自身特有的诗人的气质和对林的一片痴情打动了这个受中西两种文化影响的新女子，试问，哪个少女没有爱情的幻想呢？而另一方面，当时林徽因和梁思成两家已经有了口头上的订婚，的在徐的强大攻势下，在父亲林长民的默许下，即使徐志摩是一个有家室的人，情窦初开的林徽因也为自己的爱情迈出了大胆的一步，她对徐说，我不是个感情随意的女子，你必须在我与张幼仪之间作出抉择。徐的妻子张幼仪也是名门望族，张幼仪的大哥叫张君劢，是民国初政坛风云人物，二哥张嘉敖则是当时政府中央银行总裁。得到林徽因的芳心和允诺后，浪漫的徐志摩当即毫不犹豫、毫无保留的作出了这个抉择，用抛妻弃子形容他不算过分，然而他也是真正为爱情牺牲一切，把自己逼到了悬崖边，因为这个决定，父亲和他断绝关系，中断他的经济供给，且将银行业务及财产交由张幼仪主管，此后这位徐家大公子就靠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了。
一切似乎就正如这两个天真浪漫的人想象一样发展，爱情的甜蜜令这两人陶醉不已。然而老天成心要开个天大的玩笑，因为不久后林长民游欧时间结束，林徽因只得随父亲归国，等徐志摩赶回国时，林徽因已与梁思成正式订婚了。徐志摩是梁启超的学生，在老师面前，除了克制自己外，还能做什么呢？就在这个时候，梁老先生也不失时机地给徐写了一封有远见卓识的信，就像许多别人一样，对于这个早就是他的爱徒的年轻诗人充满了爱慕。当然他也熟知徐那放荡不羁的“野马”脾气的危险性。徐志摩在1922年3月离了婚。梁启超写这封长信的目的，既是要谴责徐志摩抛弃他的妻子，也是要保护林徽因和梁思成，使他们不受徐志摩完全有能力造成的打扰。他在信中无一字提到林徽因，但要徐志摩不要“把自己的欢乐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之上”，不要“追求幻梦中的极乐世界”。徐志摩是浪漫多情的，同时又是温文尔雅的，他不可能在明知道梁思成也喜欢林徽因，而梁又是自己老师的儿子的情况下去
横刀夺爱，他只能郁郁寡欢，虽然在以后相当一段时间里仍然是林、梁家里的常客，虽然表面上仍然和他们保持着良好的朋友关系，但是其内心的痛楚是可想而知的，为爱情无畏付出的他怎么也想不到有这样一个苦果等着他咽。
然而林徽因究竟怎么打算的呢？和梁思成订婚这个事实其实应该不是阻扰她和徐志摩结合的真正原因。当林徽因立下以建筑艺术为事业这一夙愿时，梁思成还是清华学校里一个又吹小号又吹笛、又爱画画的兴趣未定的小伙子。当初梁思成有点想承父业学西方政治，被林徽因讥讽一通。论婚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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