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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愎雄猜】刚愎雄猜(一)
刘邦:一个游侠和他建立的政权
【刚愎雄猜】 侯虹斌，古代文学硕士，现供职于媒体。出版有《偶像生猛》《红颜：女人千年的荣耀与哀伤》《怕是风流负佳期》；在《南方都市报》《京华时报》《深圳商报》《南方日报》《楚天都市报》等报纸杂志上撰写过多个专栏。 一
二千多年前的一个冬天，楚地沛县丰邑地区的一户家里，一个男婴呱呱坠地。他的母亲挣扎着爬起来，旁边的稳婆赶紧用热水烫过的剪子，把孩子的脐带剪断。稳婆抱起小婴儿，准备擦拭干净，用襁褓包起来。这时，她看到这个男婴的左边大腿上排了几颗黑痣。她没有在意，轻轻地拍了拍他的背，婴儿哇哇哇地大哭起来。
刘家不算穷，这是他们的第三个儿子了，老实的庄稼人看着这个皱巴巴的婴儿，满心欢喜。
而此时，远在赵国的国都邯郸，秦王太子安国君的儿子子楚，正在后花园里看着他三岁的小儿子跑来跑去；而他，眼神空洞，一点心思都没有。作为秦国的质子，因为秦国总是想攻打赵国，子楚的地位十分尴尬。赵王没有杀他，仅仅是想留着他当棋子用而已。他甚至都不知道，他这颗棋子到底能活多久。
这是战国末年。经过连年的战争，诸侯之间合并、鲸吞，现在只剩下几个大的诸侯国了，资源的集中使得各国间的战争规模更大，战争烈度也急剧上升。包括秦国、赵国、楚国在内的战国七雄混战不断，邦无定交，土无定主——不过，这些都跟这位活蹦乱跳的三岁小儿还没什么关系；跟远在沛县的小婴儿的人生更是相隔十万八千里。
谁都没有想到，这个不受重视的质子身边的三岁小儿嬴政，日后会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秦王朝的开国皇帝。而这个大腿上有痣的新生婴儿刘邦，日后成了中国另一个大一统王朝——汉王朝的开国皇帝。
而这两个开国皇帝，仅仅相差三岁。
历史往往喜欢做事后诸葛亮，在已经发生了之后，再去寻找预兆的蛛丝马迹。秦始皇嬴政是“蜂准、长目、鸷膺、豺声”，蜜蜂形的鼻子，比较饱满，长长的眼睛，胸部突出，豺狼般的声音，简而言之，就是奇丑无比。这就是他当暴君的“异相”。嬴政也就算了，他毕竟是秦国太子的孙子，而贫民刘三呢？
刘邦的外表其实是乏善可陈的，他大长脸，高鼻梁，只有胡子还算漂亮。但家里穷，他又不干正事，整天游离浪荡，完全不起眼。谁也没想到，多年以后，那几颗黑痣变了七十二颗，变成了神迹。
二
现在按一般的看法，都比较认同“开国皇帝刘邦是流氓出身”。刘邦是平民，这没有问题；但说他是“流氓”，这个看法是从哪里来的呢？
最早在《史记》里说了，刘邦在当了皇帝之后，向父亲刘太公敬酒时，说：“以前大人总认为我无赖，不搞生产，比不上二哥的能力。现在你看我和二哥的产业谁更大？”你看，父亲都说他是个“无赖”，可见他多讨人厌了。
对今人影响巨大的鲁迅，曾有一篇演讲《流氓与文学》谈到，在中国，“流氓要是得了时机，也是很厉害的”。他认为刘邦、刘备、明太祖都是流氓，只不过后来当了皇帝而已。近年来呢，柏杨流传甚广的《柏杨版资治通鉴》也认为：“刘邦的出身，不过一个地痞流氓。”
当然了，历史上讥讽刘邦的肯定还有很多。选入过中学课本里的元散曲《哨遍·高祖还乡》（睢景臣作）就把刘邦乡巴佬的模样写得惟妙惟肖。于是，“刘邦是流氓”这种印象就形成了。
实际上，今人对“流氓”“无赖”的理解，和古人是不一样的。《中文大辞典》解释称：“（流氓）今谓扰乱社会秩序安宁、专事不良行为者，亦曰流氓，与无赖同。”显然，今天的这个词是有明确的道德指责的，一提起“流氓”，我们马上就想到的是其品行不端，猥琐下流。
然而，这个词开始并不是这种意思。“流氓”，指的是“流民”，《说文》里称：“氓，民也。”“氓”与“民”是互通的，以“氓”“民”互文或换用的用法多如牛毛。现代学者完颜绍元在其所著《流氓的变迁》一书中，对“流氓”一称作了如下界定：流氓“是脱离了古代社会最基本的生产资料——田地，因此没有正当的业务可恃且又愚昧无知的社会底层成员；而作为流氓之‘流’的字义中，又可包含或引申出向坏的方向嬗变以及放纵成弊等内容。”就是说，开始只是没有土地，后来就品行变坏了，意思已慢慢改变了
刘邦属于哪种情况？鲁迅所谈的“流氓”，更接近“流民”的意思，虽然也带着贬义；柏杨呢，就直接取品行败坏的“流氓”之义。不过，这都是两千多年后的作家观点，虽然影响大，但不能作为历史的依据。只有司马迁的原话较有参考价值。可以看到，刘太公说这个二儿子“无赖”，指的是刘邦不能像哥哥一样，能够踏踏实实地进行务农和从事生产，没有赖以为生的本事。所谓“无恒产者无恒心”，在我们这样一个古老的农业国家里，刘太公在这点上对他不满是不难理解的，但并不含道德批评。
纵观刘邦的行为，除了娶吕太公的女儿时耍了点心眼吹了牛之外，实在没有什么值得被骂为“流氓”的地方。对于普通人的日常道德来说，刘邦是没有问题的。回头再想想，鲁迅把刘邦、刘备、朱元璋并举，用的应该“流民”这个意思。
刘邦是个流民吗？
以《明史·食货志》的解释，“年饥或避兵他徙者曰流民”，也就是说，由于天灾人祸，为了生存，被迫背井离乡，四处觅食的百姓是流民。《孟子》曾总结过战国时期的农民生活，“今也制民之产，抑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凶年的时候逃荒，就成了中国历史上一种常规的求生手段了。也可以说，流民基本上是社会的最底层组成的，是绝对穷困者。
刘邦是这种绝对贫困者吗？显然不是。他到壮年之后，还担任了泗水亭长，交游甚广，经常喝酒，还娶了当地富户吕太公的女儿；在他的那个小圈子里，算得上有头有脸的人物了。成了亲之后的刘邦，已经变成“有恒产者有恒心了”。
那哪个皇帝算是“流民”呢？依我看，朱元璋就是最典型的流民。朱元璋的父亲和祖父以上数辈人都无力支付税款，只能到处躲债，勉强谋生。他的兄弟姐妹很多，其中好几个都因无力抚养而送人或嫁出。在一次瘟疫中，父母和大哥死去，朱元璋和二哥及大嫂等只能各自逃生。其后，朱元璋为了糊口当过和尚，又离开寺院四处流浪，四处乞讨；最后，形势使然，二十五岁他加入了起义队伍红巾军。经过一番努力，他终于由社会地位极低的乞丐、和尚、流民，逆袭成为帝王。也许正因为这种特殊经历，朱元璋登基后表现出罕见的严苛和残暴，一方面，很善于发动群众；另一方面，对官僚和文人集团极度警惕并疯狂摧残。 当然，类似朱元璋这样身份的还有，建立了大齐政权的黄巢、大顺政权的李自成，都是典型的流民。
中国历史上的朝代更迭的方式多种多样，然而，底层的流民所建立的政权，除了明朝之外，基本上都很短命，或者很快就被一些贵族或者地方军阀、外族所窃取，这多少与他们的见识、眼光、学习能力密切相关。而刘邦，处境与这些人完全不同，汉代政权也和以上这些政权的气质迥然有异。
应该说，刘邦的本质并不是流民，而是一个游侠。
游侠和流民，虽然看似都有流动性，实则差异甚大。流民的特征就是赤贫，而游侠穷吗？不穷。看《汉书》就知道了，张良游侠，本为六国的旧贵族；郭解游侠，虽然资产未达汉武帝的迁徙令的要求，但光是送行者为他出的钱就达到一千多万；楼护游侠，官至九卿，封侯。而细数有汉一代，不就有许多公卿号称“任侠”吗？班固在《两都赋》里说：乡间的豪俊和游侠中的佼佼者，名节上追慕平原君孟尝君，名声上仅次于春申君信陵君，他们互相联合交往，驰骋遨游于其间——由此看得出来，那些游侠在当地都是略有点人脉和势力的，不然，怎么会有后来“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那种风流倜傥呢。
游侠的特征是豪爽好结交，轻生重义。“义”字为先，什么道德、法律，甚至性命，都不重要。在战国时，各国为了延揽人才，纷纷给予他们最好的款待。孟尝君有个跛脚的门客被一个美人笑了一下，就索要美人的脑袋；孟尝君开始不以为然，结果不仅这个门客走了，别的门客也走了一半；孟尝君意识到问题了，把美人的头砍下来，门客们又开始回来了。《史记》里记载的这个故事，充分说明了贵族们是怎么样倾其所有来笼络门客的。
刘邦、张良、张耳等人的任侠风气，都是在这个大环境下追逐潮流的一种举动。
关于刘邦参加起义之前的资料并不是很多，汉书只记载其“宽仁爱人”“常有大度”，善于与人交往。更实在的例子是，在他年轻的时候，就有过一段当游侠的日子。《史记·张耳列传》里写道，刘邦在布衣时，曾经几次跟着外黄的张耳当游侠，“客居数月”。
张耳年少时，曾当过魏国信陵君的座上常客，娶了外黄的一位富家女；妻子给了张耳大力的资助，张耳因此能招致四方食客，颇有名望，并成为魏国外黄县令。我们知道，信陵君，是战国末年养士最负盛名的贵族之一，而这个士，与后来所提的士大夫，甚至士人，都不是一回事，他们四处游走，寻找主子，实质就是游侠。张耳在傍上富有的孔雀女之后，也像曾经的信陵君一样，疏财仗义，网罗天下游侠之士。刘邦就是这个时候追随张耳的。
要知道，刘邦家在丰邑，即今天的江苏丰县，张耳在外黄，即今天的河南民权，这个距离，可以说明两个问题：第一，张耳的影响力已经相当大了，辐射很广；第二，刘邦做游侠的决心很大，足以支撑他长途跋涉。
当然，年轻的刘邦在此时的游侠队伍中并无突出之处，不管是在经济上、在武力上、在社会地位上。很快就碰到了秦朝灭掉魏国，张耳也被通缉了。刘邦仅仅跟从了几个月，在如此形势下不得不离开。
不清楚刘邦有没有从这些变动中敏感地意识到了游侠将来的没落。随着秦国把六国逐一翦灭，游侠们生存的土壤也不复存在了，再也不能像战国时代那样，游走在不同的诸侯国当中见缝插针地揽起自己的利益了。因为天下的主子只有一个，更因为秦朝建立起了严密的户籍制度。
其实，户籍制度在战国时期并不新鲜，楚国也有，楚简中就有反映战国时期楚国通过登记人口来统计人数，区分身份来划分不同等级的权利和承担不同赋役的相关材料。不过，想必并不算严密，起码跟秦国没法比。《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秦献公十年，秦代“为户籍相伍”，每五家编成一个“伍”，十家又组成一个“什”，户籍制度还与连坐制度并行，让你的一举一动彻底暴露在众人面前。在秦帝国建立起来之后，这套户籍制度也逐步在全国统一了，当然也包括刘邦所在的沛县。如此一来，本来还算年轻，还算自由，还算热血沸腾的刘邦，就只能乖乖地回去固定在自己的家里了。
刘邦的命运，首先是从娶了吕公的女儿开始改变的。单父人吕公在乡下算是有钱人了，与沛令关系很好，去沛令家作个客，当地去参加的人都要送礼，钱少了还上不了座，只能坐堂下。这么看来，吕公还是有一点声望的。然而，吕公义无反顾地把女儿嫁给好吹牛的刘邦，原因是吕公认为刘邦的面相极好。所谓的高鼻龙颜，说得不好听就是饭勺脸，不知道吕公是怎么能把这个痞里痞气、不算年轻的男人看出一朵花来的。
没错，刘邦娶了吕雉，也仍然是个乡下人，是个经济相对稳定，不愁吃穿的乡下人。在新的秦帝国里，刘邦是按正常人的生活逻辑来过日子的，娶妻生子，赚了点老婆的陪嫁，至少喝点小酒是没问题了，还当上了一个底层小官吏。虽然亦有不如意事，但日子总归是安宁平静的。
三
有一个细节，曾经被很多人提起：家境贫寒的刘邦，曾经在咸阳服徭役，他也挤在老百姓堆里看着秦始皇的车驾经过，看到那皇帝浩浩荡荡威风凛凛的车马，他叹了一口气：“嗟乎，大丈夫当如此矣！”如果计算一下，会发现，秦始皇登基的时候，刘邦已经超过三十五岁了，观礼的这一刻，他可能在四十上下。
同样，另一个与刘邦竞争的大军阀项羽，也曾经围观过秦始皇游会稽、渡浙江的那一幕。他是楚国名将项燕之孙，居然也给这种排场镇住了。项羽对叔父项梁说：“彼可取而代也！”把项梁吓得赶紧捂他的嘴。想来，起兵反秦时，项羽方才二十四岁，观礼时，他年龄只会更小。
项羽比刘邦小二十四岁。我们都知道，二十岁时看问题和四十岁看问题的角度是完全不一样的，对改变命运的渴望也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尤其在当时人均寿命这么低的情况下，四十岁，搞不好棺材边都快摸到了，谁还会想那些不切实际的东西。一个老屌丝说自己很希望能像威风的皇帝一样——话说出来，很可能大家都懒得看他一眼。
对于刘邦这样的小吏来说，改朝换代对他的影响不大。对于这片广袤土地上的普通百姓来说，最高统治者是谁，也并不是很重要。在中国，极权统治了几千年，人们还是习惯于认皇帝；王朝换了，皇帝换了，保守的人们哀号几声，过了几年，又认准了新王朝的新皇帝来效忠。茨威格在名著《异端的权利》里说：“无论谁，如能给予人们一种新的协调和纯洁的幻想，就立即能够激发人类最神圣的情感：自我牺牲和宗教狂热。成百万人像是中了邪一样准备投降，他们允许被蹂躏，甚至甘受强暴。”在这片土地上，只要能有一口气活下去，大家什么不公和屈辱都能忍受。 你看，春秋战国那么多年，年年都当炮灰，人们也认了，差不多安之若素了。
可惜，新的王朝建立没多少年，日子却越过越苦了。关于秦朝的暴政，不必要细说了，苛捐杂税多如毛，严刑峻法狠如狼，动不动就什伍连坐、株连三族，秦人“赭衣塞路，囹圄成市”。连跪着活下去的可能都没有了，苦到有人宁肯杀头也要站出来造反。兔子逼急了也要咬人，平头百姓陈胜、吴广振臂一呼，应者云集，山野村民也敢揭竿为旗、削竹为兵了。陈胜甚至敢自封为王了！
天下大势，汹汹翻转，脑子活络的刘邦未必感受不到。
刘邦的起家跟陈胜吴广甚至有几分相似。刘邦当亭长的时候，要押解服劳役的犯人去骊山服役，很多人都半道逃走了；刘邦觉得自己即使坚持到底，也肯定免不了问罪，干脆把徒犯都放了，这样，十多个壮士都主动表示要跟随他。这是他的第一波人脉积累。沛令也打算造反了，主吏萧何、曹参劝沛令召逃亡者，这样，刘邦就给召回来了。这是第二波积累。萧何、曹参造反不敢带头，刘邦就顶上了；不仅顶上了，还很积极地造谶言，用斩白蛇的故事来说明自己的身世很牛，这样，他的手下又多达三千人了。短短时间里，刘邦就完成了他的原始积累。这说明他是非常擅长收买人心的。到后来刘邦入蜀时，楚国及各地的军阀和诸侯门下，仰慕跟从刘邦的，竟达到了数万人。
不过，刘邦的出身毕竟是平民，在风起云涌的起义阵伍里，开始时他根本就是个小喽啰。
我们不妨了解一下当时的形势：最早的、最有影响的起义者是陈胜吴广，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秋），陈胜自立为楚王，下面的将领武臣自立为赵王。其后，刘邦正式起兵造反，被立为沛公。很快，封王的就有齐王田儋、燕王韩广、赵王赵歇，、楚王景驹、楚怀王熊心（又称芈心）、魏王魏咎、雍王章邯等人。
沛公在里面毫不起眼。而其中，项梁及其侄子项羽无疑是最有实力的，他们是楚将后代，本身就是专业型领袖，可能开始时有一支数千人的军队，又沿路吸收了不少别的旁支，力量不断加强，也打了不少胜仗。出于远见，他们挑选了楚怀王熊槐之孙熊心为王，后尊为义帝，获得了公认的权威。项梁死后，项羽打败秦军，招降了秦军的总将领，以一个成功的战术家的身份，得到了大家的承认。
等到汉元年（公元前206年），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时，小小的沛公因为功劳大，终于被立为汉王了。但同时封王的还有很多，包括雍王章邯、塞王司马欣、翟王董翳、河南王瑕丘申阳、殷王司马卬、九江王英布、临江王共敖、衡山王吴芮、济北王田安、魏王魏豹、辽东王韩广、燕王臧荼、胶东王田市、齐王田都、代王赵歇、常山王张耳等。
汉王也只不过是其中之一。
这些王里面，田儋一家是齐王的田氏宗族；赵歇是赵国贵族；景驹是楚国贵族；魏咎是战国时代魏国公子，被封为宁陵君；章邯是秦帝国的最高将领；董翳是秦朝都尉、春秋晋国太史董狐后裔；司马卬是赵国将领；共敖是战国楚国贵族后代；吴芮干脆就是少数民族的头领，你封不封他都是王。这些都是六国时世代的大贵族，或者名将名相。
像刘邦这样出身的也不是没有。陈胜是服役屯军的屯长；武臣是陈胜的部将；韩广就是赵国上谷小吏；司马欣是栎阳狱掾；瑕丘申阳是张耳的嬖臣；九江王英布受黥刑，加入群盗；张耳虽曾为魏国公毋忌座上常客，实际上却是典型的游侠。
与那些贵族和军阀比起来，底层小吏要能赢得众人的死忠，走向成功之路，需要克服的障碍更多，要赢得众人的尊敬，难度也更大。刘邦抓住了时机。
而刘邦脱颖而出的逆转，是发生“救赵”的这一场部署当中。
秦将章邯杀了项梁之后，北击赵王歇，打败了他。赵歇退保巨鹿城，被秦将王离包围。赵歇几次求救，楚怀王让宋义、项羽、范增向北救赵。刘邦西入关。按照最初怀王与诸将的约定，“先入定关中者王之”。当时秦兵仍然很强，各位将领都不想先入关与他们正面为敌；而项羽想给叔父项梁报仇，很激动地想和刘邦一起入关。怀王私下和一些老将商量说，项羽这个人剽悍残忍，曾经攻打襄城，攻下后不给襄城留一个活口。他所到之处，“无不残灭”。秦人本来就对秦始皇的残暴无法忍受了，怎么能再派一个这样的人去呢。还是刘邦好，一向宽大仁厚，又年长懂事，秦人会欢迎这样的人的。
于是乎，怀王派了项羽当宋义的次将，向北去救赵王歇；而派了刘邦收陈王、项梁散卒，一路向西。
这一次部署相当成功，章邯举军投降了项羽，至此，秦军主力尽属义军；而刘邦，打了几场胜仗，更用谋士之计，所过之地基本上全部投降了，最后打败了秦军，秦王子婴投降。
而项羽和刘邦二人奠定实力的方式亦耐人寻味：项羽杀了主将宋义，实则是以下犯上，天下震惊，本有不服的，也不敢不服了。而刘邦，果然有仁厚长者之风，“所过毋得卤掠，秦民喜”；再加上进了咸阳不烧不抢，只约法三章，“民又益喜，唯恐沛公不为秦王”，得尽人心。一个以凶狠，一个以仁厚，各自确立了自己的地位。
秦人应该庆幸，是刘邦而不是项羽先入了关；他们应该感谢楚怀王，楚怀王并不像史书里写的那样是一个傀儡，他是识得好歹的。楚怀王坚持不让项羽先入关，让咸阳人暂时逃过一劫，多活了一些天。
四
不得不说，在战争时期，屠城是家常便饭。项羽尤为喜欢。在《史记》中记载的就有：秦二世二年（公元前208年），项羽屠襄城。同一年，刘邦、项羽屠城阳。两年后，项羽屠咸阳：“居数日，项羽引兵西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收其货宝妇女而东。”又屠齐地：“遂北烧夷齐城郭室屋，皆坑田荣降卒，系虏其老弱妇女。徇齐至北海，多所残灭。”
以前的贵族既有轻生死、重道义的优点，也有不把人命当命的坏毛病。可笑的是，当项羽得意忘形之后，连钱货女人都贪图，连最后的贵族气都丢掉了。
刘邦也并不见得有多良善，除了与项羽一同屠城阳之外，秦二世三年，他也屠了颍阳，又引水灌废丘；在打败项羽后，刘邦还打算引天下兵屠鲁，但后来出于别的打算放弃了，鲁国也投降了。而在刘邦立国之后，还发生了刘贾屠城父；樊哙屠胡陵、煮枣、废丘；周殷屠六邑；周勃屠马邑；柴武屠参合；栾布灌赵城邯郸；周勃屠浑都（存疑）。以上的一桩桩一件件，都说明，在秦末战争当中，将军们真不把屠城看成一回事，更不把人命看成一回事。脾气暴躁些的，杀人就杀得眼红一点，如项羽、樊哙；性格正常的，像刘邦，就挑几个城市来杀。 有了项羽这种极度暴虐的货色作为对比，刘邦这种暴虐程度一般的，也成了大善人了。
历史久远，加之在以前的人的意识当中，命远不像今天这么贵重，一个“屠”字，实在难以曲尽其中的浓浓的血腥味。尸体枕藉，河水为之断流，到处都是熊熊燃烧的烈火，漫山遍野的哭喊和尖叫，空气中弥漫着焦炭的烟火气和烤肉的腥膻，满地都是血浆，遍地都是被踩得黏糊糊的脚印，士兵们杀完人了，拿着斫得卷了刃的砍刀在嘟嘟囔囔，嫌刚才那把老骨头太硬了……每一次屠城， 其实都差不多，在启动了开战模式，沾了血之后，杀一个和杀一百个，在这些人眼里都没有区别了（除了可以砍下头颅当军功之外）。然而，一转眼，这些士兵，说不定就成了降卒。他们的命别人也不会认真对待。项羽坑杀的二十万降卒，二十万精壮男子，竟然全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灭顶之灾；从开始到断气，一定需要好几个时辰，那些拿着锹铲埋别人的士兵，难道就不觉悚然，不觉兔死狐悲？
现在常常说起现代战争因为有了先进的武器，所以格外残酷，需要反思现代武器带来的伤害。我倒不这么认为，残酷的从来都是人心。历史上曾运用在战争中的杀伤力最大的武器是原子弹，但两次原子弹爆炸的直接死亡人数加起来不超过二十万。没错，是极其残酷，不过，项羽一次就坑了二十万人；早几十年，秦将白起也是一次就坑杀了赵国降卒四十万人（数字有可能夸大），光是他的军队在战争中就斩首近90万众。用着原始的冷兵器杀起人来虽然麻烦，可威力比原子弹还有过之无不及。没有任何武器的杀伤力能够与人心的残忍相比拟。
实际上，在后来的历史发展当中，每逢战乱，屠城（包括灌城、坑卒）仍然像一个可怕的传统一样，断断续续地维持着。有人认为项羽坑杀降卒是怕倒戈，很有合理性，这我完全难以同意。秦汉时期的大屠杀有很多并非基于军事战略方面的考虑，而是仅仅是情绪的宣泄、贪欲的满足等等。
项羽最后的败亡，与他喜欢杀降、喜欢屠城是绝对有关系的。不要忘了，后来的骁将李广至死不得封侯，他自己最后总结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杀了八百降卒，是以不祥。
比较起来，刘邦在入关之前，众多城邑望风而降，得到了善待，也成了刘邦不断吸纳将领，打了胜仗的基础。
五
现在很难找到更多的资料和数据来分析刘邦、项羽的军队构成了。不过，项羽家世代是名将，据推测他的手中，应该有不少较为精良的职业军人；而刘邦，最初的三千人里，都是各地临时招徕过来的，有游侠、有群盗、有普通农民、有底层小吏。在其后的战争中，又不断有新的起义队伍加入刘邦。实际上，这样杂芜的队伍是最难领导的。起义队伍往往是暴力组织，尤其在许多起义者都是底层农民的时候更为可怕，他们一无所有，同时也没有廉耻道德观；他们只有饥饿，同时还有饥饿带来的狂躁和仇恨；起义者不关心主义，抢劫和杀人往往是他们的目的和兴趣所在。二百多年后，西汉末年的绿林、赤眉起义就充分暴露出“义军”的真实面目。腐败的政府要的是你的钱；而那些激动的抢掠者，不仅要你的钱，还要你的命。
只要皇帝剥削得不是太狠，留给百姓最后一口饭吃，他们就会忘记自己的权利和利益，会时时为着统治者着想；可一旦统治者残暴贪渎得超过限度，让底层百姓一无所有了，那种既不惜自己的命更不管别人的命的凶残和嗜血就会被释放出来，陷入非理性的互害丛林当中。
难得的是，在一路凯旋高歌的征伐中，刘邦借助他的名将们，居然成功地管束了手下的义军。
刘邦入咸阳，就很能说明问题。秦王子婴投降了，大家都说应该杀掉，刘邦说：“怀王派我来，就是因为我比较宽容，我不能让他失望。而且人家已经投降了，杀之不祥。”虽然一看到秦宫里的珍宝和美女，这个没见过世面的刘三很是心动，但他还是听从樊哙、张良的劝谏，一概不碰，还军坝上，又让萧何把秦丞相府的图籍文书全部收起来。不要财宝，不要美女，不要地盘，只要各种户籍资料、法律文告、财政报表、税收账簿、地图和内府书籍——这些都是秦帝国赖以施政和维持统治的图籍。看得出来，这时候的刘邦，已经在做当皇帝的准备了。同时，还为了安抚百姓，他给秦暴政下的咸阳人“约法三章”，连百姓劳军他都不要，怕麻烦老百姓。
刘邦真的天生就是这样的人吗？当然不是。亚父范增就对说项羽说：沛公这个人，向来贪财好色，这次入关，“珍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此其志不小”。又说刘邦有天子气，让项羽赶紧杀了他。范增是看得很准的。刘邦为了长远目标，及时地摒弃了身上的土气和痞气，也抛掉了不切实际的游侠梦。
而项羽，就差得太远了。他坐进了咸阳，没几天就屠咸阳城，杀掉了秦降王子婴，烧其宫室，火三月不灭；然后，把珍宝都抢过来，把美女们带着一起往东走。其实，即便项羽再残暴，他要决心当领袖，民众们也是没有办法的，坐了江山那么个三两年，天下叫万岁的声音就会十分真诚了，谁要赶走他，说不定老百姓就跟叛党拼命。可项羽有准备当领袖吗？有准备收拾天下了吗？没有。他明显无心恋战，无心驻扎，充当的是抢一票就走的强盗，抢完之后杀人放火，毁尸灭迹。“秦民失望”，不仅是对其残酷本性的失望，也是对其不愿好好统治，不愿充当他们的舵手和领主的一种失望。
项羽比起刘邦门第高贵得多吧，见多识广吧？瞧这点出息！更荒唐的是，韩生劝项羽，可以把安定下来，称霸天下于关中，项羽一想，秦的宫室都被我烧掉了，算了，还是别在这里待了；我现在富贵了，有能耐了，应该回老家楚地去显摆显摆了，便说了一句名言：“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
而且，在项羽的理想中，他并无意于大一统，而是建立了不少于十八个的小国，它们是一个联合体，他是其中的楚国的王，是这个联合体的盟主。这不违反了历史潮流了吗？
这就是天予弗取，反受其咎。
本来与项羽实力悬殊的刘邦，经过咸阳事件后，从道义上、从影响力上，隐然已可以和项羽分庭抗礼了。鸿门宴项羽没有杀刘邦，让刘邦逃了出去，既有项羽性格中优柔寡断的因素，也是因为项羽并没有绝对取胜的把握。刘邦又先让出了关中，双方就成了互相妥协的态势了。 刘邦在暗暗等待机会。想必项羽让英布杀义帝的时候，刘邦一定很高兴吧。项羽已经抛弃了自己的合法性，同时也把底牌露出来了，令天下的将帅士子心寒。刘邦抓住这个时机，为义帝发丧，号令天下击羽。
经过差不多四年，刘邦终于把项羽打败了，把他逼到乌江边自刎。
司马迁对项羽的失败寄予了深深的同情、甚至赞美。我理解他作为一个文学家对一代枭雄悲壮地赴死怀有的敬意；霸王别姬和乌江自刎的仪式感，给年轻、英俊、强壮的项羽的死亡增加了美感。而他的敌人，那位登上九五之尊的刘邦，却是一个如假包换的农村老头。从审美上来说，多么令人惆怅啊！
项羽被打败的这一幕，就不由想起了明代戏曲《千钟禄》：“收拾起大地山河一担装，四大皆空相。历尽了渺渺程途，漠漠平林，叠叠高山，滚滚长江。但见那寒云惨雾和愁织，受不尽苦雨凄风带怨长。雄城壮，看江山无恙，谁识我一瓢一笠到襄阳。”那歌者摇摇曳曳地拖着腔，听得人心都要碎了。江山都被断送了、无路可逃的项羽，不就正如一千多年后无路可逃的明代建文帝么！
当然，文人的臆想和现实的逻辑有时完全是两回事。项羽残暴、猜忍、刚愎自用，不过是“沐猴而冠”；项羽若功成之后，杀功臣怎么可能比刘邦手软？刘邦常被批为“伪善”，不过，像项羽这样连“善”都不愿意“伪”的人，杀宋义、杀义帝、杀二十万秦军连借口都懒得找的人，连恶都不愿掩饰的人，怎么可能当了皇帝之后，忽然柔情似水？
历史证明，这个年轻时不事产业的刘三，不适合做一个好农民，而适合做一个领导者。
六
有时想想项羽和刘邦的成功，孰善孰恶，真是一言难尽。
刘邦为什么能胜？每逢关键时刻，他性格当中的“仁厚、大度”，还有从谏如流时神一样的反应速度，都及时地救了他。陈平，盗嫂受金，刘邦原本没有什么好印象，听从魏无知的解释，重用。韩信，看不出能力，听从萧何的推荐，拜为大将；后来又顺着韩信的口风立其为真齐王；郦生，第一次见刘邦，刘邦正在踞床洗脚，郦生一劝，刘邦马上整理衣装，请其上座……所以，在与项羽逐鹿中原时，那么多人愿意为其所用。刘邦公开说过：
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我，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
他是一个“善将将”的人，一点都不虚。
司马迁偏爱项羽，不喜刘邦，所以他记录的项羽很良善：“项王见人恭敬慈爱，言语呕呕，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饮。”而刘邦却脱不了痞气和粗鲁，“沛公不喜儒，诸客冠儒冠来者，沛公辄解其冠，溺其中。与人言，常大骂”。还有，刘邦背信弃义的事也没少干，刘邦逃命的时候，为了让车更快，他三次把一双儿女推下车子，都被夏侯婴捡回来；项羽要烹煮刘邦的父亲时，刘邦嬉皮笑脸，一点都无所谓；刘邦从荥阳逃跑时，又派了两千名女人穿上兵甲从东门出去，当作楚兵的炮灰，还让纪信扮成自己任楚兵杀掉……
然而，项羽的仁慈却没有用对地方，连司马迁也忍不住在“涕泣分食饮”那句后面加上“至使人有功，当封爵者，印刓弊，忍不能予，此所谓妇人之仁也”，小家子气以至于此！
刘邦的本性未必佳，但至少他意识到如果要向帝王之路迈进，要就控制自己的欲望，宽厚待人，与同伙一起分享胜利果实。
刘邦在楚汉争霸的后期，早已摆脱了自身的小农身份、游侠情结的限制，具有的长远的眼光和宽厚的胸怀；但我认为，刘邦登基后，仍然有几件事体现出了他骨子里对游侠之义的敬重。比如说，任侠季布，在当项羽的部将时，数窘刘邦，刘邦当了皇帝后要抓他，后来以其守信，赦免了他。栾布收彭越的头颅哭之，本该处死，刘邦敬重，赦免了他并拜为都尉。田叔陪疑为谋反的赵王张敖入京受审，刘邦亦感动，拜官。
反之，当初项羽的下属丁公，放了刘邦一马，等项羽灭了又向刘邦求封。刘邦冷笑，斩了丁公，称“丁公为项王臣不忠，使项王失天下者也”。刘邦杀丁公的理由是“不忠”，实际上非也。鸿门宴项伯救他的时候也是在项羽的阵营中呢，怎么项羽死后刘邦却封项伯为列侯？就是因为游侠的道德里，要求是“不矜其能，羞伐其功”，而丁公主动讨封，不是游侠，而是一小混混；而项伯，准备带张良一起逃亡，被张良感动后再去救刘邦，有游侠之烈风。
这里面，的确是有些微妙的平衡。
如果细想，就会发现，这不是平衡，而是刘邦对年少时的游侠理想的回光返照，对他手握处分权的一种任性。一些本来他可以杀的仇人，他不杀；一些本来他应该奖励的恩人，他杀了。在不影响大局的前提下，刘邦在行使一个皇帝快意恩仇的权利。
我们再看雍齿这个例子吧。秦二年十月的时候，刘邦终于攻占了秦地丰，命令雍齿守丰，他自己引兵到薛。魏人周市派人对雍齿说，魏现在下了数十座城，你投降了我，你还可以当侯，守着丰，不投降，我就把丰屠城。雍齿本来跟刘邦关系也不好，周市一说，雍齿就同意了，为魏人守丰。沛公回过头来攻丰，反而不能下。雍齿的反叛，把刘邦气得牙痒痒的。
登基之后，群将日夜争功。张良劝说刘邦，大家既怕有功你却不封，更怕你记恨以前的过失，秋后算账，以防万一，准备造反呢。你要封一个你平生最恨的人，而且是大家都知道你很讨厌的人，大家就放心了。刘邦一下子就想起了雍齿，令人赶紧定功行封，封雍齿为什方侯。果然，群臣大喜，都知道刘邦不会因以前的怨恨杀他们了。
这个故事能说明的东西很多。如果和丁公的例子一比较，我们就会发现，刘邦行事并没有一个恒定的标准。有时，刘邦会恩将仇报，如对待丁公；有时，刘邦会以德报怨，如对待雍齿。总而言之，就是没有原则，游侠标准只是刘邦的无数个标准之一。这就是君主最大的特权：“任意阐释权”。如论背叛，雍齿的情节比丁公严重多了吧？但君主就是有本事让臣子们拿不准自己到底是该封侯还是该被斩首。刘邦时而阴狠，时而仁慈，随便怎么做，都能找到理由。这就叫做“天威不可测”。 年老的刘邦，在人情世故的处分上，比起血气方刚的项羽，是更有谋略的。尽管他本人不一定会想得那么深。
七
在刘邦登基为帝之后，听从了娄敬的建议，以长安城为都。百废待兴，他一边在修建新的宫殿，一边还要设立各项制度。刘邦把秦朝的仪法都废掉了，都按简单方便的来。这不奇怪，刘邦本来就不是什么很有文化的人，对繁文缛节是本能上的反感；他的那些手下也差不多；即使有些出身较为高贵的六国后裔，多年的军旅生涯，他们也早就厌倦了束缚。
不过，问题就出来了。刘邦因为功多，是被众人推举为皇帝了，然而，他的这个皇帝，更像是部落联盟的酋长，是天下的共主，对于一同征战的诸位将领并没有绝对的处分权。一到上朝的时候，群臣互相争功，到了下朝，吃饭喝酒，大呼小叫，醉了之后，嚣张的还直呼刘邦小名，有的拔剑击柱，看得刘邦心里发凉。
或者，他会怀念起多年前他曾经远远看到过的秦始皇天子卤簿，他曾经随口说过，大丈夫当如是。如今，他坐上了和始皇帝一样的宝座，莫说远远没有人家的富贵和排场，也找不到那种高高在上的感觉，连呵斥都没人听！
这时候，秦朝的儒生叔孙通出现了。他劝说刘邦，他可以征集鲁地的儒生，重新把朝廷上的礼仪整理一下，重拾皇家威严。刘邦还怕麻烦，叔孙通说服了他。
叔孙通和征来的三十多位鲁地儒生，再加上有学问的侍从和弟子，开始在长安郊外进行练习，立上茅草代表位次的尊卑排演。刘邦看了，觉得这个难度不大，同意了。于是，不久后的长乐宫建成，各诸侯王及朝廷群臣都来朝拜皇帝，参加岁首大典。这一套仪式正式启用：
仪：先平明，谒者治礼，引以次入殿门。廷中陈车骑戍卒卫官，设兵，张旗志。传曰“趋”。殿下郎中侠陛，陛数百人。功臣、列侯、诸将军、军吏以次陈西方，东乡；文官丞相以下陈东方，西乡。大行设九宾，胪句传。于是皇帝辇出房，百官执戟传警，引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贺。自诸侯王以下莫不震恐肃敬。至礼毕，尽伏，置法酒。诸侍坐殿下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寿。觞九行，谒者言“罢酒”。御史执法举不如仪者辄引去。竟朝置酒，无敢灌哗失礼者。
严密又清晰的规矩，把诸侯王以下者，全都镇住了。没有按规定做到位的，礼仪官把他赶出去，大家只得小心翼翼奉行。刘邦大为得意，叹道：“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
同理亦有刘太公的册封。皇帝回到栎阳后，每五日就要去朝见太公，有一个识眼色的家令劝太公应认清自己的位置，太公不过是臣子，儿子才是真正的主子。后来上朝，太公就抱着扫帚，迎进而不敢为先，倒退着走，以示崇敬。刘邦吃了一惊。太公表示，你才是天下的主子，不要因为我乱了你的法度！刘邦非常高兴，尊太公为太上皇。
刘邦终于在这些细节当中，品尝到了帝王的快乐。
虽然在基本的政治制度上，新生的汉朝有许多方面是承袭秦制的，然而，秦朝不是一个适宜效法的对象。从战国时的商鞅变法开始，秦国就已经成了一个极为残暴恐怖的军国主义国家，到了秦始皇时期，就更彻底了。学者吴稼祥在《公天下》中的这一段话值得参考：
秦始皇的一元化政策，不仅全面，而且彻底，首先是“时空一元化”，即“空间一元化”和“时间一元化”。所谓“空间一元化”，是指废除夏商周三朝的“五服制度”的西周的“封建制度”，对天下实行无差别的等距统治；所谓“时间一元化”则指统一纪元，不从始皇帝开始，后世计数就行，至二世三世以至于万世，而不再有诸侯纪年。其次是“政治一元化”——一国一制（郡县制）和一帝一民。一民，就是全国百姓一个身份：黔首，即戴黑头巾的小民。为此，始皇帝铲平一切阶级差别，把六国旧贵族和富豪12万户统统变成“黔首”，并迁到首都咸阳，加以监视居住。再次就是“技术层面的一元化”（即度量衡统一，车同轨，书同文）……最后是“思想一元化”……
然而，如此强大的秦朝，才15年就灭亡了。刘邦就是这种暴虐制度的反抗者，他对秦制是有一定理解的，他必定会吸取教训。别的不提，政治一元化，他就绝无可能实施，因为他只是这个政治联邦的首领，而不具备像秦始皇那样的绝对权威。
事实上，秦帝国的灭亡，并不仅在暴虐，还与秦帝国的政权合法性有莫大的关系。秦帝国是以鲜血和拳头打出来的天下，但它却不能解决两个问题：一是自愿服从，二是永续可用（吴稼祥语）。秦始皇本人有莫大的武功，他可以强制服从，换了子孙呢？秦帝国的统治是没有神圣性可言的。
而刘邦，我们都知道，他在起兵之初就造出过许多谶语，在《史记》中记载的就有：
刘媪（刘邦的母亲）曾经在大泽之陂睡着了，梦见与神交合。此时雷电晦暝，刘太公看见蛟龙在她身上盘桓。不久有了身孕，生下刘邦。
刘邦经常从王媪、武负那里赊酒，醉卧，武负、王媪见其上常有龙，很奇怪。
一位卜者分别看了吕雉和两个孩子，都说极为富贵，再看到刘邦，老父说，“夫人和婴儿皆似君，君相贵不可言”。
秦始皇帝常称“东南有天子气”。刘邦怀疑就是自己，就躲在山泽岩石之间。他的老婆吕雉和一些别的人想找他，都能找到。刘邦很奇怪，吕雉说，你待在哪，哪里上面就有云气。
范增劝说项羽：“我令人望刘邦之气，皆为龙虎，成五采，此天子气也。一定要把他赶尽杀绝啊。”
其中，最有名的是“高祖斩蛇”，借机声称自己是赤帝子。
……
其中有多少是真的，多少是他自己假造的，又有多少是汉代时民间替他附会和打圆场的，恐怕是天知道了。但至少有一点，沛中子弟听说这样的事，都想归附他。说明他在这些预言或者异相当中，成了最大的得益者。
而在刘邦登基后，刘邦作为“天之子”，君权天授，就取得了政权合法性。刘邦的胜利，固然与他善于笼络人心有关，然而，他制造出来的这套理论体系却十分有效，连韩信都说“陛下所谓天授，非人力也”。
这就是刘邦及其家族统治合法性的“里子”。 而叔孙通为刘邦制定的礼仪，明确了尊卑有序，保持了帝王家的威仪，令刘邦十分受用。这，则是刘邦作为帝王统治享用到的“面子”，表里结合，其后两千年都大体延续了这一套程序，只是略有调整。
《剑桥中国秦汉史》对西汉的政治模式有一个总结：
汉代把一个长达两千年基本上保持原状的帝国理想和概念传给了中国。在汉之前，帝国政府是试验性的，并且名声不佳；在汉以后，它已被接受为组织人的正统的规范形式。……到公元前1到2世纪，汉朝的皇帝已能使其权威受到公认的行为准则制约的官员效忠于他。属于皇帝一人及其官员的中央集权政府已经变得值得尊重了；虽然它有种种弱点和不足，或者有时中华帝国被某个外夷所败，但这个形式的政体毫无疑问地几乎一直保持到了19世纪末。
当然不能说刘邦就完成了这个过程，但他已经把这种制度的绝大部分给夯实了。
就这样，刘邦从一个讲义气，有肉大家吃的游侠，转变为一个集权国家的君主。
八
一个新的帝国建立起来了，封王的封王，拜相的拜相，该赏的赏，该杀的杀，宫室也建起来了，规矩也立起来了，已迈入老年行列的皇帝，似乎也该享享清福了。
在秦朝暴政和连年战争之后，刘邦没有再可着劲儿折腾，而是让老百姓休养生息。他约法省禁，田租减轻，十五税一；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天子没有四匹同样颜色的马来拉车，有的将相出门也只能坐牛车，漕转关东粟来补给中都官，每年也就数十万石，民间的负担不算很重。到了惠帝、吕后期间，休战多年后，老百姓终于不至于饿死了。说实话，即便他还想压榨，老百姓身上也挤不出什么油水了。
有时想想中国人真是可怜，上面一段歌颂高祖泽惠黎庶的文字是意译自《汉书·食货志》里的，里面还有一句夸奖：“高祖乃令民得卖子，就食蜀、汉。”原来，允许老百姓卖子女还是一项德政！大概在极度饥馑之年，这种举措能多活几个人吧。
不过，平静背后总是潜藏着危机。接下来，刘邦陆续碰到了异姓王的造反。
虽然后世看来有些纯属刘邦自己杯弓蛇影式的猜疑，但我们把角色如果转换成刘邦，从他的眼睛里看到的，就是燕王臧荼反，楚王韩信反，韩王信反，赵王相贯高反，代相国陈豨反，梁王彭越反，淮南王英布反，燕王卢绾反……弄得他年老体弱了，还得骑着马奔波在战场上，还得防着后方的那些大臣会不会也趁机叛乱，累死人了！
过去，在长达八百年的周朝里，除了上点小贡，诸侯王没有对周王绝对忠诚的义务，尤其到了战国的中后期，枝强干弱，“战国七雄”这一类的国家根本不把周室放在眼里。所以学者经常说，“春秋无义战”，谈不上忠不忠，鸡毛蒜皮的事就开个战，主脑周王朝自身营养不良，没有什么公信力。秦帝国太短命，所以，刚刚建立的汉帝国，“忠君”还没有被写进每一位臣民的DNA里，刘邦在一定程度上认可“各为其主”，也因此而放过了蒯通这样的人。当时所谓的叛乱，并没有像后来经过两千年忠君观念熏陶的中国人看来那么令人吃惊，道德上也没有多严重的问题。
刘邦曾经是游侠，游侠是自立法度的，当初他追随张耳的时候，也许羡慕的就是这一点；然而，现在，刘邦自己就是法度。他需要别人的效忠，而绝不允许如春秋战国时的“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是的，他必须背叛从前的自己。屁股决定脑袋，开国皇帝无一不是如此，平民时支持造反有理，称帝后四处剿灭造反；在野时造谶起家，登基后严禁造谶。
刘邦先是逼死了齐王田横。他为了招徕田横，禁止郦商报田家的烹兄之仇，又派使者发话，称：“横来，大者王，小者乃侯耳；不来，且发兵加诛。”田横虽欲守在岛上为庶民而终不可得，不得不自杀，五百士亦随之自杀。
此时的刘邦，思维方式已转换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频道了。如果他还当自己是游侠，理应赞许田横的不事权贵、逍遥游于天下的态度才对，理应赞同手下的将军郦商“有恩的报恩，有仇的报仇”才对。
如果我们对人心更多一些了解，也许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以宽厚著称的刘邦，在当上皇帝以后，为什么会着手诛杀功臣；也许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说过：“善和恶是同一的，正如上坡路和下坡路是同一条路。”
事实上，哪怕从利益权衡上来说，那些异姓王们又有几个是真心想造反的呢？多数都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反。而刘邦，又何尝愿意在六十岁左右还跨马出征，而不是在后宫享受温柔呢？这些王的特点就是：有兵权，有实力，军功大。即便这些异姓王什么也不干，他们的势力终归是心腹大患，不得不除。
这里有一个著名的囚徒困境。
囚徒困境是博弈论的非零和博弈中具代表性的例子，1950年，美国的战略研究机构兰德公司拟定出相关困境的理论，并命名为“囚徒困境”。经典的囚徒困境如下——
警方逮捕甲、乙两名嫌疑犯，但没有足够证据指控二人入罪。于是警方分开囚禁嫌疑犯，分别和二人见面，并向双方提供以下相同的选择：若一人认罪并作证检控对方，而对方保持沉默，此人将即时获释，沉默者将判监10年；若二人都保持沉默，则二人同样判监1年；若二人都互相检举，则二人同样判监8年。
在这种情况下，两位囚徒没法沟通，即便可以沟通也不一定相信对方；就个人的理性选择而言，检举背叛对方所得刑期，总比沉默要来得低。结果，这场博弈中双方参与者都选择了背叛对方，二人均服刑8年。结果证明，理性选择之下，双方都选择了互相背叛，都不是最优选择。
刘邦的情况同样如是。他与诸侯王互相不信任。假设双方都相信对方的忠诚，他们从此就会过上幸福的日子，但假设有一方先背叛，另一方就死得很惨。与其这样，不如双方一起背叛，一起开战！
事情果然是朝着“囚徒困境”的模式走去。刘邦最忌讳的要数韩信。一开始，有人说韩信要反。韩信一心想澄清自己的忠诚，还特意取了钟离昧的人头去取悦刘邦，结果陈平劝刘邦假装游云梦泽，擒住韩信，把他从楚王降为淮阴侯。第二次，韩信已有反意了，舍人上告，吕后假装召见，萧何又来信劝说，韩信勉强前去，结果被杀死在未央宫的钟室里。刘邦回来后听到吕后报韩信的死讯，他的反应是什么呢？“且喜且怜之”。虽然下手的是吕后，但刘邦仍然掩饰不了高兴。 韩信真的有心造反么？未必。正如蒯通对刘邦所说的，“昔日楚汉之命皆悬于彼，彼却毫无反心；今天下已集，且无权无兵，彼竟心生反意，而结陈豨，欲谋不轨，韩信真乃一愚人哉！”真想当皇帝的话，早在韩信当齐王时就可以想灭谁就灭谁了，何必等到今日？韩信的恃才傲物讨人厌，又有政治幼稚病，最终造成了这种身死族灭的局面。
可退一步说，换一个不政治幼稚的吧，功劳大到这个份上，刘邦的卧榻之侧，又岂容他人鼾睡？
接下来的就是梁王彭越了。其实也是些鸡毛蒜皮似的小事：代相国陈豨反，刘邦想征彭越的兵，彭越自己不想去，就让手下派兵去应付，刘邦气坏了，彭越打算亲自去向刘邦谢罪。有人劝彭越不要去，危险，还是反了吧，彭越不肯。这时，却有个犯了罪的太仆上告说彭越谋反。刘邦派人抓了彭越，查不到证据，又赦免了他，发配到蜀地。很巧，发配的路上彭越碰到了吕后，他哭着说自己没有罪，也不想谋反，想回到昌邑。吕后好好地安慰了他，带着他一起到洛阳——一回来，她就劝刘邦：“彭越，壮士也，今徙之蜀，此自遗患，不如遂诛之。”
吕后命人告彭越谋反，夷灭了彭越宗族，并把彭越剁成了肉酱。
你看，全无反意的彭越，落的下场最惨，就像那个沉默的人最终获刑10年一样。
灭楚的三大功臣里只剩下英布了。他收到了赏给众位诸侯的彭越肉酱时，当真吓得不轻。英布悄悄令人聚兵，候伺在旁郡以备急，其实暂时还没打算有进一步的举动。不曾想，他因为得罪了中大夫贲赫，为贲赫所密告，他若再不反，更无活路，遂反。刘邦亲自来讨伐时，问英布为何反，英布称：“欲为帝耳。”如果把这理解为英布真有那么想当皇帝，那就想多了。那不过是临阵时激怒对手的一种方法。
刘邦果然很愤怒。这个时候，想必他会有“我待你不薄，你为何要反我”之类强烈的情绪涌现，想必他也不会记起来他当初是怎么杀韩信和彭越的。也就是说，他一边视“我负天下人”为理所当然，一边又会对“天下人负我”这一点极度震惊。
当一个人认为自己有裁决他人命运的绝对权力，而别人又有对他服从的绝对义务的时候，他已经成功地蜕变成一个极权君主。刘邦终于在他老年的时候，实现了这个跨越，唯一欠点火候的，是他还常有“不忍”“怜之”“泣”这些举止。这说明，他的确是一个天性仁厚、宽容的人，但一点也不妨碍他在需要时，把无辜者剁成肉酱。
九
有时真不好理解，刘邦这样一个底层小吏，虽然也算得上识文断字，但四十七岁之后才开始带兵打仗，五十三岁登基做皇帝，他从哪里冒出来的这种超越性的政治智慧？
看《汉书》，觉得当了皇帝的刘邦有时也挺无奈的。制度始创，他的帝王权威仍然受限，宫廷、军功集团、诸侯王三方权力互相制衡，地方诸侯王固然可以令他寝食不安，朝廷中的军功集团也可以与他柔性对抗。英布谋反时，刘邦正生重病，不想见人，正躺在一个宦者身上，樊哙带着大臣闯进来了，结果病中的刘邦还得出征杀敌。他知道吕后阴狠冷酷，想改立太子，可一群臣子以家国大义来劝刘邦不能废储。他甚至预知最爱的儿子如意将会被吕后弄死，他派出周昌辅佐、尽了力也没能挽救。
刘邦也必须服从于大局，或曰，集体决定。
可以说，这些无奈，正说明，身为帝王的刘邦仍然有着行为边界，他在尽可能地约束自己。
如果不自我约束，会怎么样？
《汉书》记录了这样一个细节：有一次，御史大夫周昌在刘邦休息时进宫奏事，却撞见刘邦和戚姬搂在一起。周昌不好意思了，赶紧走，刘邦在后面追。刘邦追到周昌，一把拽过他，骑在他的脖子上，问他：“我是一个怎么样的皇帝？”周昌仰着头说：“陛下也就是桀纣这样的暴君罢了。”刘邦笑了，放过他。但是，却由此最敬畏周昌。
补充一句，周昌是一个刚直强硬，又敢说话的人，自萧何、曹参以下，都很怕他。
充满画面感的一幕，我却看得心惊胆战。在前面的文字里，我一直在试图叙述刘邦成功的原因，他的重要优点就是听得进别人意见，又有敬畏、有节制、有自知之明，作为君王，这就难能可贵了。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皇帝，被下属撞见他和情人亲热以后，不是赶紧遮掩一下，而是追上去，骑在下属的脖子上，还让下属评介他是不是好皇帝。
刘邦的脑子是被驴踢了还是被门夹了？周昌在这种情形之下说刘邦是桀、是纣，真不冤。唯一的解释是，皇帝刘邦已经开始目空一切、超越所有人情世故，唯我独尊了。史书上那么多皇帝的淫行，开放得令今人匪夷所思，如今想来，无非就是因为他们自以为已经可以无所拘束了，甚至不把自己当人，而是当作了神。
幸好，刘邦并没有在这种虚幻的感觉中滑太远，他被周昌骂了之后，醒过来了，用笑来打了圆场，知道这是自己的不对。
可是，如果这不是还算仁厚开明的刘邦呢？毫无约束的君权，又该疯狂到何等地步呢？
现在，我们很喜欢强调制度，的确，在权力集于一身的帝王统治下，有史记载的几百位皇帝再好也好不到哪里去，哪怕是最仁慈的汉文帝、宋仁宗，最开明的唐太宗，最强悍能干的汉武帝、康熙、乾隆等，身上都有某些明显的道德瑕疵或祸国殃民之举。然而，一旦皇帝要坏，就可以坏到惊天地泣鬼神，底线跌穿十八层地狱，令人无法直视。在同样或者说近似的制度之下，君主个人的道德品质和领导能力差异一样会大到令人吃惊。
所以，我经常很犹豫，不知道刘邦的所作所为，尤其是坏的那一面，到底是应该怪罪于专制制度、怪罪于两千年前思想的局限性，还是归咎于其粗鄙自私的品行。我不知道诱捕无罪的韩信，把无辜的彭越醢成肉酱，恩将仇报杀死丁公，是专制统治的必经之路、不得不然的祭旗，还是刘邦的个人发挥？
不要忘记了，刘邦本人，正是这种专制制度的重要缔造者之一。没有一个宪章一样的总则，它们依据的是各种典籍，各种对皇帝“天意”的揣测。也正因为没有成文法，所以，帝王的阐释权是无限延伸的，可以无穷大。刘邦及其继任者，虽然水平参差不齐，但总体方向是为这种独裁统治添砖加瓦，给人民巩固牢笼的；臣子和士人，唯一能做的，就是协助主子、匡正主子；而庶民们，则应该乖乖地被奴役。而在日臻严密的制度安排之下，两千年来的中国人，居然都对这种安排安之若素；看到这些温驯的中国人，总让我想到茨威格《异端的权利》的判断：“人们需要一个领袖，希望服从。”
刘邦之死，亦意味深长。他在攻打英布时，为流矢所中，回来后病得很重。吕后找了一个良医，医生看完病说，“这病可以治好。”刘邦骂道：“吾以布衣提三尺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虽扁鹊何益！”
意思就是说，我的命是老天的安排，是死是活是老天的事，轮不到你医生来管。刘邦没有让医生看病，赏了他黄金五十斤，让他走了。
刘邦确信自己代表了天。他也确信他的人民相信他代表了天。他死的时候，或许还有一些遗憾，但他对自己政权合法性是不再有焦虑的，他相信自己开创的这个新帝国可以继续下去。这个世界已经安排好了，刘邦很放心，所以对死亡没有畏惧。
从这个意义上说，刘邦完成了嬴政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踏过他的尸骸，继续前进，仿佛要走永恒那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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